陈良钦
郑午昌是从嵊州走出去的我国著名国画大师、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出版家。今年是郑午昌诞辰120周年。2013年12月25日，“向传统致敬————纪念国画大师郑午昌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文化艺术活动”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启动。2014年1月25日，“国画家的责任·郑午昌纪念展”在上海笔墨博物馆拉开帷幕，纪念展到3月24日结束。2月20日也在此博物馆举办了郑午昌研讨会。在此之前，1994年郑午昌诞辰100周年时，邮电部曾发行郑午昌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2008年12月，上海嘉定电视台曾到嵊州三界长桥拍摄嵊籍画家郑午昌诞辰115周年电视专题片。2011年4月，上海曾举办“薪火相传————郑午昌、郑孝同、郑人刚画展”，展出郑氏祖孙三代的画作。上述纪念活动，全国各大媒体都作了报道。作为郑午昌家乡的嵊州人，也没有忘记这位出生在嵊州，走出剡溪，成名于上海的20世纪海派著名画坛巨匠。
郑午昌像
郑午昌（1894~1952），名昶，字午昌。号弱龛，别号双柳外史、丝鬓散人、墨鸳鸯楼主、且以居士、午社词人等，斋名鹿胎仙馆。嵊州市三界镇长桥村人。上世纪30年代，与上海嘉定钱门塘人朱颜结婚，婚后在上海和钱门塘两地居住。1910年入杭州府中学求学，同班同学中不乏文人名士，有郁达夫、徐志摩、董时坚（时）、姜立夫等。1915年毕业选送至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22年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旋任美术部主任。后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校教授。1929年，参与组织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团体。抗日战争时期，与梅兰芳、周信芳等20人组成甲午同庚千龄会，誓不为日伪效力。1950年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人合作绘制巨幅《大西南进军图》。1952年不幸患脑溢血逝世。郑午昌在上海寓居30年之久，在这30年里，他凭借渊博的学识修养，深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绘画功力以及卓越的组织才能，成为上海画坛一致推崇的领袖人物之一。在一系列的美术活动和理论学术研究中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海上画派的发展，为传统中国画的传承、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位当年上海画坛上的风云人物，离开我们已是半个多世纪了，只因他的早逝，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业绩，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我们应该重新审视20世纪民国时期的美术史，正确评价这个时期中国画坛郑午昌等一批优秀艺术家为中国画的承传、发展所作的努力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历史意义。
郑午昌一生作画千余幅，俱以诗配画，他善书法，工诗词，堪称“三绝”。其画作多次在日、美、英、法等国展出，曾获得纽约世界艺术博览会金质奖章。他又是一位美术史论家，其所著《中国画学全史》开我国画学通史之先河。郑午昌还是一位出版革新家，首创汉文正楷字模，行销国内外，一直沿用之今，为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融诗书画于一体的画坛巨匠
郑午昌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即能写“布帆无恙挂秋风”，成“剡溪泛秋图”，一时惊为神笔。他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从四王入手，继而追求元代文人画气质，并上追宋人，下揽石僧，广采百家，故他的许多画作笔墨用色，各异其趣。他的绘画实践是与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执着追求紧密相连的。郑午昌认为不能用西画来改造国画，主张改进国画必须在传统内部进行，不宜套用西画之法。他的绘画实践即依照他的理念，博学历代大家风格技法，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郑午昌平生擅画山水，兼画花卉、人物，其山水画重峦叠嶂，层次分明，飞瀑流泉，自然成趣。郑午昌是设色的高手，山水以浅绛为主，善用墨青墨赭，时而挺秀，时而苍郁，而且大胆采用一些不常用的颜色。平生受子久、石涛、石溪影响最大，复取法于宋元，笔墨精到，神韵悠扬。对青绿山水逋色明朗滋润，用笔工而不刻。他的泼墨画也是笔酣墨畅。他不拘泥古人模式，而能自辟蹊径。他主张“画不让人应有我”，“师古法而立我法，才不为古人所囿”，画要“深入物理，精察物态，取形用势，写生揣意”。如《溪山钓鱼》图，整幅画水墨淋漓，展现了“万壑千山條雨风”的壮观，但在表现手法上他不泥古，采用米皴与披麻皴相结合的手法，透过米点渲染出来的云雾、树丛，窥见山峦起伏的脉络和山石的结构，如实地描绘了山色空濛的意境。再如郑午昌画雪景，虽是宋人“状雪不粉”的手法，但他以运笔用墨的高度技巧烘托出千岩万壑之中的积雪，还在雪山轻皴微擦，画出雪中之山，使之与雪外之山气势贯通，浑然一体。这种自出新意的技法，不就是“师古法而立我法”吗？郑午昌作画，还常纵笔于“有意无意，有法无法”之中，能工能放，细谨时千毫不爽，粗放处酣畅淋漓。画法随内容而异，秀润而含蓄，造型在似与不似之间，变化多端。如《西岩夜泊》图，展现的是崇山密林，山涧月夜的幽静画面，占据画面一半的是茂密的松林。郑午昌采用了石涛的笔法画松，但把树枝的随意皴擦，加之墨色烘染出的浓淡气韵，生动地画出了夜间松林在朦胧的月色下，所表现出来的丰富层次，表现手法又跳出了石涛的笔法。又如《江城晚彩》图，郑午昌采用重彩法，较夸张地描写了白云、红树、青山，加上大块黑色山石，又使这幅画不同于传统的青绿山水。
郑午昌又以善画婆娑起舞的长堤深柳而被朋辈冠以“郑杨柳”的美称。《深柳草堂》即是其中一幅。他画柳长条细叶，婀娜多姿，先行杆后出枝，柳丝从最上端画起，由上而下密密层层，前后左右各尽其态。柳丝除用墨线以外，再用花青色加补，增加了柳丝的质感和层次，然后，再用花青色烘染，春夏秋冬，风晴雨雪，无不传神。所作花卉、人物也独具一格，花卉师法白阳、新罗，并吸收西洋画法，淡墨浅色，风格清新。郑午昌擅画白菜，如张大千擅画荷花，素有“张荷郑菜”之美誉。所画白菜，笔墨淋漓，生动有致，“意在似与不似之间，破笔乱扫，愈不经意则愈有味”，朋辈又戏以“郑白菜”呼之。人物兼有陈老莲的古拙和任伯年的七趣，形象颇为生动，如《钟馗来也》、《梦里头陀》等。
郑午昌作画千余幅，俱以诗词配画，他的作品能融诗、书、画于一炉，堪称中国画“三绝”。所题诗词密切结合画意，或抒情感慨，或明以画理，或晓之伦理，并从通俗的言语里引出人生的哲理。郑午昌题在画上的书法，往往因画而异。如在一幅古雅的梅竹图上，题了倪瓒一路的南齐体；在一幅仿吴昌硕的《牡丹图》上，即用缶翁当时的书法风格题记。在泼墨画法的白菜图上，往往用行草题书；在较工的《仿唐韩牛》这幅画上，用秀丽的瘦金体题记。纵观郑午昌的书法作品，时而似米芾，时而似欧阳询、时而似赵孟頫、时而似褚遂良，正草隶篆无所不能，表现了他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和扎实的书法功力。
郑午昌早年即以画鸣于当世，世人徒知其画艺精绝，而少知其诗才横溢。他曾撰一联曰：“画不让人应有我，诗如无物便非天”，可见其抱负之高，决不作人间第二流。如1947年除夕，他所作一诗：“未能免俗又过年，卖画钱分压岁钱。低语诸孙休放爆，阿翁心已怯烽烟。”好一个“低语”，一个“怯烽烟”，把当时战乱不断，经济崩溃，民生艰困的社会现象深刻地揭露出来。又如联句：“治家于米盐以外，择友在直谅之间”，说的是极为平常的“治家”、“择友”的道理，可意境极高，颇具哲理。
郑午昌的诗，体裁多，古风、诗、词、联语都写，题材也很广泛，许多是随感而发，记事、抒怀，意境高深，不愧为大家。
郑午昌的绘画艺术不断为世人认可，其1941年作《万壑松风》立轴2011年成交价达471万元。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绘画认知的加深，郑午昌这样的画作，在艺术品市场上将有更广阔的空间。
开中国画学通史之先河
郑午昌不仅是著名的国画家和艺术教育家，更是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自20世纪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多种学术思想广为流传。就中国美术史论著作而言，当时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绘画史》，对中国绘画史研究有较大影响。虽其后我国也有多人写过《中国绘画史》，但基本结构沿袭日本学者的结构，略加增减而已，因此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论著作。郑午昌在20世纪初对中国美术史进行系统而独特的研究。1921年，他开始编写《中国画学全史》，1922年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旋任美术部主任，开始与当时著名画家黄宾虹、许征白等交往切磋，相互探讨，于1926年基本定稿。著名画家吴昌硕为书题签，黄宾虹作序。后又几经修改、补充、完善，1929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画学全史》全书共约35万字，可谓“独出心裁，自出手眼，纲举目张，本源俱在，实开画学全史之先河”。蔡元培赞誉该书“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
《中国画学全史》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画学的演进，从宏观上确定了中国画史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认为世界画系分东西两方，“东系渊源流沛于中国本部，渐纳西亚印度之灌溉，浪涌波翻，沿朝鲜而泛滥于日本。”“言东画史者，以中国为祖地，此我国国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之地位也。”在分期上，分为四期————实用时期（唐虞以前）、礼教时期（三代秦汉）、宗教化时期（自三国而两晋、而南北朝、隋、唐）、文学化时期（自五代迄清）。这是从绘画艺术演进“往往随当时思想、文艺、政教及其他环境而异其方向”的角度出发，所做的一种新的分期。书后有附录四则：历代画家著述目录、历代各地画家百分比例表、历代各画种盛衰比例表、现近画家传略。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将艺术风格的演进，置入社会、政治、历史变迁中去考察，实开了中国美术史著述的新风，对以后的诸多美术史著作影响很大。
《中国画学全史》是中国人自行编著的第一部绘画通史，“有条不紊，类聚群分，众善皆备，为文之府”，“实为空前之巨作”，奠定了郑午昌在中国美术史著述上的重要地位，是中国近代集绘画理论与创作于一身的为数不多的画家之一。
郑午昌还是一位博学的学者，著述宏富。除了《中国画学全史》以外，还著有《中国美术史》、《画余百绝》、《石涛画语录释义》等书，其他有关美术史论方面的论述还包括《中国名画观摩记序》、《宋人对于绘画学之真谛》、《中国壁画历史研究》、《国画之认识》、《历代绘画展览会之意义与作用》、《中国的绘画》、《现代中国画家应负之责任》等等。这些论著与论述的焦点是，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美术领域同样受到猛烈冲击，郑午昌竭力提倡在崇尚西方文化的潮流中被冷落了的中国传统绘画，提出“国画为民族精神寄托，亟宜发扬光大。”“国画已受世界文化侵略之压迫，宜速自觉而奋起”。现代中国画家应“负有一种重要的文化建设或保存之使命”。
郑午昌还参与中国画会会刊《国画月刊》等多个艺术刊物的编撰工作。他经常组织学术研讨，曾组织 “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号”，别出心裁地邀请西画家们共同讨论，并在国画专业期刊中发表论文，为当时有关中国画的传承与革新问题，创造了极佳的辩论条件，提高了这场学术论争的理论水准，使得这场半个多世纪前展开的论争至今仍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郑午昌还是一位出版革新家。1932年，经过两年的精心策划，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制造正楷活字的印书局————汉文正楷活字印书局，首创整套汉字正楷活字版，行销国内外，打破了洋人在印刷界的垄断。蔡元培誉之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贡献”。许多爱国人士联合签名，赞誉正楷活字的创造是我国“印刷工具之新发明，现代文化事业之大革命。”汉文正楷字模一直延用至今。
海派画坛的卓越组织者
郑午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有极大的号召力，他积极参与和发起组织影响波及全国的绘画学术团体。20世纪以来，外来文化随着外国资本的涌入，也倾注上海。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我画界零落之衰象，而使我人益觉来日责任之重大，不能迁延苟且以相退逶……”运用团体的力量，来力挽颓势已刻不容缓。他利用供职于上海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与海上画家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先后参与和发起了组织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有影响的美术研究团体。
1929年，郑午昌与嵊籍画家商笙伯以及黄蔼农、谢公展、许征白等创办蜜蜂画社，任主任干事。作为画会实际主持人，郑午昌还主编社刊《蜜蜂画报》，此刊为旬刊，自1930年3月创刊，共出版14期，后改为《现象画报》而停刊。该刊除刊登中国历代国画精品及会员作品外，还发表不少重要的理论文章。许多著名书画家及学者纷纷撰稿，其中有于右任、蔡元培、柳亚子、贺天健等。蜜蜂画社吸引了许多画界名人参加，首期有方介堪、吴青霞、王师子、俞建华等44人。以后又有熊松泉、谢之光、张大千等入社，入社者共8期计有142人，风行海内外。
1930年，郑午昌又与叶恭绰、黄宪虹、陆丹林多次商讨，为更广泛联合国画家，研究和发展中国画这一国粹艺术，决定筹组更有权威性的国画团体。由陆丹林执笔撰文《国画家亟应联合》，在《蜜蜂画报》第十一、十二期上发表，试探美术界的意见。1931年，现代绘画史上最大的中国画研究团体“中国画会”在蜜蜂画社的基础上成立了。郑午昌作为蜜蜂画社的主持人也自然成为中国画会的发起组织者，被推选为监委。入会者有贺天健、张大千、谢公展、商笙伯、徐悲鸿等300余人，南至粤港，北至平津，均有画人参加。中国画会不只是地方性团体，已成为全国性画人集团。郑午昌作为常务理事之一，参与了中国画会1934年创刊的会刊《国画月刊》的编撰工作。该刊共出12期，成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美术期刊之一。中国画会还编印《现代中国画集》，举办书画展览，代办中外美展征集作品、筹募义勇军慰劳画展等。中国画会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美术团体，以其明确的理念诉求，为保存和继承传统中国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与作为发起人和最重要成员之一的郑午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郑午昌还参与“寒之友社”、“午社”、“上海美术协会”等艺术团体，探讨书画诗词艺术。并与画友汤定之、符铁年、谢公展、王师子、谢玉岑、张大千、陆丹林、张善子等9人结成“九社”。
数十年来，郑午昌兼任上海美专、中国艺专、国立艺专、杭州艺专、新华艺专等校教授，又以鹿胎仙馆名义招集有志治艺的青年，研习国画，学生中有赵丹、陈佩秋等，均为一时俊杰，成材者有数十人。
郑午昌对上海画坛的贡献，对海派画派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开拓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爱国爱乡的剡溪儿女
郑午昌也像马寅初、王金发等从剡溪走出去的其他嵊州志士一样，是一位具有铮铮铁骨的硬汉子，爱国爱乡的剡溪儿女。
抗日战争时期，郑午昌蛰居上海“孤岛”，常借诗画寄托感时忧国忧民的无限深情，表现了他高尚的人品和坚贞的民族气节。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挑起事端，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郑午昌常思念散在全国各地的挚友们。当时钱瘦铁在东京狱中，陈小蝶在滇南，张大千在北平，何香凝在武汉……郑午昌作诗怀念他们，集为《九怀》，盼望友人相聚的光明之日。“艰危历尽一心孤，热泪知缘国事枯，何当绿杨村雪夜，倚炉为补岁寒图。”这是其中怀念在武汉致力于抗日救亡工作的何香凝的一首诗。
1939年4月，为唤起民众的民族自尊心，支援抗战，拯救灾民，郑午昌与刘海粟、吴湖帆、俞剑华、李健等书画家、收藏家组织举办了《中国历代书画展览会》，门券所得，悉数交与上海医师公会，作为医药救济之用。郑午昌还撰文《历代书画展览会之意义与作用》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以激昂的措词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9年5月的一天，郑午昌邀马公愚、王师子、孙雪泥等书画家在家小叙，这些彼此肝胆相照的朋友，恨透了日寇的残酷统治。席间郑午昌出示了一白扇面，当即画了一颗水墨白菜，并题诗一首：“闸北成焦土，浦东长野花，千钱市一叶，老圃已无家。”接着，其他书画家也在扇面上留下了六棵白菜和五首诗。这一棵棵白菜，一首首短诗，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深深揭露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画家们心中的无限悲愤。
抗战期间，郑午昌还画了很多白菜画，画上题诗，诗句针砭时弊，道清画理，颇受人们喜爱。为支援抗日，救赈抗灾，郑午昌在上海永安公司举办“郑午昌白菜画展”，画价以画中的菜数论价，100幅展品一周内便销售一空。这个展览所得，悉数捐给赈灾单位。
1941年出版了《郑午昌山水十二幅》画册，这12幅山水画，用笔精到，工而不刻，均是1938——1941年所作精品，其中有1939年参加在纽约世界艺术博览会上获金奖的作品。郑午昌全然不顾当时上海是沦陷区，在画上题了“乱离何处问乡关，梦逐烽烟日往还，闲福犹堪寻纸上，白云红树写青山”等诗句，借以激发人民对祖国山河的怀念之情。
1943年正月初十，梅兰芳和著名国画家吴湖帆到郑午昌家祝寿，席间谈及国难当头，生灵涂炭，无不慷慨激愤。三位艺术家决定发起组织爱国社团。该年中秋节，郑午昌与当时文艺界著名人士孙伯绳、周信芳、梅兰芳等20人结成“甲午同庚千龄会”。因为他们20人都出生于1894年（甲午年），而甲午年恰是中华民族奇耻大辱海战败于日寇的一年，眼下又遭“国耻”。是年他们都是50岁，20人年龄相加正好1000岁，又都属马，亦称“千岁马会”，郑午昌生日最早，被推为马首，周信芳生日最迟，谑称其为“马尾”。上海成立“千龄会”的消息不胫而走，远在重庆的国画家徐悲鸿闻讯，特地画马首折扇扇面一帧，题“马首是瞻”四字，托人送给郑午昌，以示祝贺。“千龄会”的宗旨是不为日伪服务，梅兰芳蓄须明志，周信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公演《徽钦二帝》、《明末遗恨》等。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为国人所崇敬，也使日伪不安和恼怒。
解放战争时期，郑午昌秘密为解放区印刷厂提供铅字，多次掩护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原国立艺专的革命学生冯炎等人，帮助他们到解放区去。还资助党的地下组织营救狱中的革命志士。上海解放前夕，回绝了出走海外的劝说，并寄画到杭州，参加杭州迎接解放画展。
解放后，郑午昌积极创建“新国画研究会”，与人合作创作巨幅中国画《大西南进军图》，刊于人民画报。还创作了《志愿军雪夜进军图》、《水利图》等新国画。这些作品，就是他所主张的适应时代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统一的范例。1951年，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郑午昌作了题为《国画必须革新，怎样革新，画家今后应有的抱负》的学术报告。他还积极参加筹建上海美协及上海画院的工作，表现了他无限振奋的心情与胸怀。
郑午昌这位从剡溪走出去的国画大师，十分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这里的一山一水。在三界镇长桥故土，青青的石板路，连绵的街面屋依旧。郑午昌的故居还在，一半建了新屋，一半仍是老屋。树高千尺不忘根，少年远行的郑午昌一直挂念着家乡。他的《望三界》一诗深情地描绘了家乡的风物“莼鲈何日此重过，风物江乡念钓蓑，两岸人家黄叶时，卖鱼声里夕阳多。”1926年，三界镇数百店铺被大火焚毁，郑午昌在《画余百绝》中痛道：“焦头烂额已成灾，八百人家付劫灰。闲煞一江墙外水，只教春涨上街来。”解放前郑午昌回过家乡，是出资兴建长桥小学的校董，那次回来又捐助学校兴办了乐队。郑午昌在乡筑有一室，曰：“爱山楼”，自撰一联：“竹径旁通沽酒店，桃花乱点钓鱼船。” 郑午昌还将自己斋号命名为鹿胎仙馆，招募有志治艺青年研习国画。鹿胎是嵊州一座山名，有怀念家乡和不忘桑梓之义。
正当他满腔热情地把自己的艺术奉献给祖国，歌颂各条战线新风貌之际，不幸于1952年7月15日患脑溢逝世。真是长才未展身先死，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本文作者：系中共嵊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