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国铭,李水华

　　嵊州市黄泽镇兰洲村中，有一块黑黑的大石头，静静地立在村道旁，默默地蹲守了70年不肯消失。那是因为有两位英烈为了村中的26名地下党员以及全村村民的生命安危而献身

的事迹，还未完整载入史册！

　　1945年8月12日，浙江保安部队陈柬夫部将村民聚集在兰洲村浇花池大坟堂前，企图用狂妄的叫嚣和血腥的屠杀来扼杀新生的地下党和群众的革命火焰。刽子手在这块黑黑的大石头上磨刀霍霍，浙江保安部队行刑刽子手反手拿大刀，大刀从身后往前一抹，竺春生人头落地鲜血直喷，他是兰洲村党支部书记，时年28岁；刘琼花因为披着长发没有一刀砍下头颅，而是连砍数刀直至鲜血满地。刘琼花是地下党与新四军的交通员，英勇就义时年仅31岁。

刘琼花女士，1914年出生于新昌县灵山乡兰洲村（1961年后划归嵊县）。她童年生活非常不幸,父亲早故，母亲改嫁,由其奶奶抚养成人。人生过早地经历这种不幸与坎坷,使她的性格坚毅而屈强；祖孙一老一小相依为命，贫困的儿女早当家，刘琼花从小就练就了胆大能干品格。

成年后，刘琼花嫁给了一江之隔的嵊县金庭镇后山村村民竺方坚。竺家无田无地，家庭贫困，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一家三口，靠打工度日。两人后来生有二子，一家五口生活十分艰辛，更为不幸的是竺方坚积劳成疾，于1939年吐血病故。由此家庭的重担落到了刘琼花身上，一个女人家难干重活，因此就想起做生意的念头。上世纪二十世纪初嵊州东乡是蚕桑区，后山村还是一个交易集镇，上海厂方在后山村设有收购点。刘琼花借了点钱，凭借当地资源做起蚕丝土布茶叶之类的小生意，跑单帮返销于余姚、宁波等地，来维持一家人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在人民群众中发展抗日力量。1937年8月，竺邦运（1938年8月，任中共新昌县工委书记）受组织安排，从上海回故乡兰洲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2月，由竺邦运介绍吸收竺均苗入党，在兰洲村播下了第一颗中国共产党的种子。1938年7月由竺均苗介绍竺香仁、竺根灿入党。从此新昌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拉开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护送交通、筹集物资，配合四明山中共嵊县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刘琼花跑单帮做生意，要走村串户，奔走在商埠码头,经常经风历雨，目睹国民党军队的所作所为，明白了谁在维护工农利益，谁在积极抗日救亡，地下党新四军已经对她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1938年至1941年，兰洲村已经拥有11名地下党员。兰洲村支部为了便于活动，先后建立两个外围的群众组织，一个叫“兰洲村读书会”，向群众灌输爱国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思想，启发、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一个叫“兰洲村战时合作社”，对外是一个经销单位，经营项目是群众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与生活用品，实质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联络站。

　　刘琼花经常往来后山与兰洲之间，一是兰洲村里还有一位曾经相依为命的奶奶需要适时探望；二是与“战时合作社”有生意往来。来来往往，时间一长，便参与了兰洲村地下党外围组织“读书社”的学习，从认同、拥护地下党的抗日主张，渐渐地成为地下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1944年初，国民党浙江保安部队围攻四明山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根据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因装备很差，处境十分困难。竺春生接到上级指示要支部做布鞋与筹办子弹等。这在当时困难是很大的，全靠党员动脑筋想办法，发挥各人特长。刘琼花是走村串户的生意人也属外村人，但又是对兰洲村知根知底的熟人，做传递情报工作有诸多便利。从此刘琼花在竺春生的引导与领导下，一边以合法小商贩身份跑单帮做生意，一边为新四军与兰洲村支部之间传递情报。情报或藏于鞋、或藏于笠帽、或藏于发结，情报主要是送到凤凰山。那时，山上有一个土地庙，信就放在土地庙里的石香炉下，组织上安排专人来取情报，有时还送到四明山，眠牛山等地。曾经有一次被抓起来了，怀疑是为地下党送情报,是当时村里人把她保出来的。至此刘琼花已经不是一个外围组织成员，而成了一个了解兰洲村地下党运作的机密核心成员。

　　1945年5月，国民党挺进四纵队田岫山部公开投敌，其特务大队被改编为汪伪中央税警团第三特遣部队。1945年六七月份间,浙保部队第五旅旅长陈柬夫勾结日伪军将对四明山区新四军进行清剿。8月某一天，竺春生指派刘琼花将情报送到四明山梁弄新四军三五支队，途径商量岗（向阳岗）地段，被浙保部队便衣队拦住盘问搜查。结果从刘琼花的草帽里搜出一张纸条，看上去就是一张白纸，其实纸条上的字用肥皂水写的，要经过技术处理字迹才会显示。浙保便衣队经识别此即为情报，遂把刘琼花带到后山村七店王，当时的浙保部队驻后山村司令部，进行严审，要其招供。他们用大针刺刘琼花指尖，上单吊，坐老虎凳，折磨至昏死，然而就用凉水浇醒，如此周而复始。当时半个村子都能听到刘琼花受刑时的惨叫声。

　　新四军三五支队在四明山一带活动，始终是两面作战，一面与日伪军的“清剿”“扫荡”作战，一边与国民党顽敌的“围剿”作战。兰洲村是四明山新四军的一个秘密立足点，其所处环境极其险恶。本村竺焕华是县自卫队副大队长。保长竺邦韩、竺雪祥、竺雪见等为了急于肃清本村地下党向其主子邀功，不仅六亲不认、还心狠手辣。村民看在眼里，痛恨在心，都称他们为坏分子。地下党支部书记竺春生在村里的活动，虽然有独立中队班长的身份作掩护，但在一个小山村里生活，谁闲谁忙？在忙什么？谁与谁接触多？很多情况不辩自明。因此竺春生的秘密活动其实已经被坏分子盯上了，只是没有事实把柄。当刘琼花为新四军三五支队送情报被浙保部队便衣队查获后，竺焕华便穷凶极恶地向浙保部队检举指认竺春生是地下党成员，竺春生随即被浙保部队逮捕，押往浙保部队驻后山村司令部。

　　国民党浙保部队在兰洲村杀害竺春生、刘琼花时，当时的兰洲村全村村民亲眼目睹。有一位健在的直接目击者，金庭镇后山村凌法灿老人家(现83岁)，他见证了杀害两人的经过。他对笔者说：“刘琼花牵去杀头时，我跟在后面，跟到兰洲村，那里有个晒场，当兵的从窑里拿出两根柴板，他们敲了两个桩，然后有人拿酒来给两人喝。竺春生还能喝酒，喝完了把头放在柴桩上。刘琼花已经被关押了一两日，当时披着头发，已经不能喝酒。官兵要杀头时，我不敢在附近观看，跑到附近的窑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杀害竺春生时刽子手拿着刀柄刀尖朝后，往他脖子上一抹；而刘琼花因为散了头发，砍了好几刀才砍下。”

　　开口是生，闭口是死，在人生最后的关头，何去何从？是鉴别是不是真正共产党员的试金石！然而刘琼花宁愿用牺牲自己，也不肯透漏半点上级和同志的任何信息，慷慨赴死。当时兰洲村村民不足一千，地下党员已有２６名。村中许多老年人至今十分感叹，做单吊(做刑罚)做到了死去，也没有吐出半个字。如果他们俩有一个吐出一个字,兰洲村不是杀二个人,而要杀一批人。其中兰洲村老村长竺钦钢（现62岁）坦言：“我父亲过去常说：‘如果他们吐半个字，我人都要没得做的。’”因为竺钦钢的父亲竺千根就是兰洲村26名地下党之一。

　　1948年2月，上级党组织委派王超同志到兰洲村，商议对付敌特在各村设立“义务情报”网络的办法。兰洲党支部建议擒贼先擒王，打掉敌特的猖狂分子。于同年6月16日晚，由竺春尧（竺春生之弟）以打麻将为由，请竺焕华、竺邦韩、竺雪祥、竺雪见四人到竺邦韩家小店里，待王超同志一到就当即逮捕了他们，押到村后沙滩，宣布罪状全部枪决，为当地老百姓除了害，也为烈士报了仇。

　　解放前，兰洲村与后山村虽然只隔了一条上东江，分属两个县，但在解放前它们还分属于两个政治阵营的前沿。兰洲村1949年是新四军的根据地，而后山村是国民党的统治区，是敌伪的前哨。

　　解放后，申报烈士均由地方乡政府逐级上报。兰洲村是老解放区，党组织健全，竺春生有家属生活在兰洲村，因此竺春生当时就申报了革命烈士。刘琼花虽是在兰洲村出生，但已经嫁到邻县，因此被搁置了。

　　虽然刘琼花是为地下党送情报牺牲的事村民众所周知，但刘琼花子孙已经不再生活在后山村了，两个儿子解放前为避难由乡亲们护送逃往余杭县。解放后陆续有人从上海、杭州到后山村，寻找刘琼花的子孙。由于时空阻隔，信息延误未能相见。这一搁置、一阻隔，近七十年。许多直接证人，已随时间流逝而故去，只是刘琼花女士大义凛然的献身精神，特别是她受刑时半个村子都听到的那一声声惨叫声，以及兰洲村头那抹殷红的鲜血，在人民的心中不可磨灭。

　　（本文作者：倪国铭，嵊州市黄泽镇兰洲村党支部书记；李水华，杭州供电公司杭州电力设备制造公司干部。本文根据竺春尧、凌法灿、竺法青、竺香金、竺相波、方财钦、倪金海、竺钦钢、竺志华、竺忠云、竺相宝、竺相富等人的讲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