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 生 余

    黄善兴长我15岁，同住一村，可谓忘年之交。多年来对我教诲多多，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黄善兴又名黄宪，1931年4月23日出生于崇仁镇黄家村（现为升一村）。他小学毕业后考入嵊县中学，由于家境贫困，未读满初中便辍学在家务农放牛，16岁（1947年）那年，由父母包办与张村自然村陈家的一户远房亲戚陈喜芬又名陈樟香结婚。黄善兴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在本村越剧老艺人黄云仙、黄培顺及邻村廿八都张（小）荣标、下相相筱泉等越剧老艺人的引领和越剧氛围的熏陶下爱好越剧。

    1953年，上海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周信芳、副院长袁雪芬）越剧实验剧团（团长袁雪芬）根据周恩来总理“越剧也要实行男女合演”的指示，来嵊县招收男演员，黄善兴被选中，从此走上了越剧演员的生涯。他在《越剧志》〔1〕中列为女子越剧时期的嵊籍男演员之首，列《中国越剧大典》〔2〕中国越剧·名人卷名人之一。

黄善兴是位多才多艺之人，他不仅会演也能导，且能谱曲和拉得一手好二胡，他又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剧作家，其中《狱歌》和《扫地状元》是他的代表作。

今年，他已83岁高龄，因老伴过世，子女在外，在阳光山庄养老。最近我去拜访看望，临别时，他交给我一份于2013年2月写就的《我与越剧的情缘》回忆录。阅后为他一生情系越剧而深受感动，现略加润笔交付贵刊，以飨读者。

　　我与越剧的情缘

　　我从小喜爱越剧。记得在嵊县城关镇城隍庙嵊县中学读初中时，每当放学总要去药王庙戏馆转转，看看那里的越剧演出，听听从窗口传出那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音乐和美妙动听的唱腔，被美丽动人的故事和抒情的唱调所陶醉。

    1952年，我在团省委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即进入县文教科扫盲办工作，任崇仁区的一名扫盲专职干部。

    1953年早春2月，华东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女子越剧泰斗袁雪芬和该团导演钟民、演员范瑞娟、傅全香一行，根据周恩来总理和上海市委的指示，来嵊县招收青年男演员，我知悉此消息后即斗胆上门报考。后经面试，我与马仁的马伦裕、甘霖的马樟焕等人幸运地被录取，成了该剧团的第一代越剧男演员。

进入华东实验越剧团后，我师从范瑞娟，工小生行当。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周信芳每周定时派京剧老师来教我们一些戏曲表演的基本功————身、眼、手、发、步。当时，来团教我们的还有昆曲名家周传芳大师。由于本人出生越剧之乡嵊州，从小时起对做戏耳濡目染，本人嗓音醇正，咬字吐音清晰，不久便被院领导定为见习演员。

    1954年10月，华东六省一市组织戏曲观摩会演。为迎接这次观摩演出，华东实验越剧团排练现代戏《技术员来了》参加会演。该剧描述一农业社女社员刘惠芳冲破丈夫孙守全的夫权观念和封建保守思想的束缚，学会生产技术的故事。团领导指派王文娟和我为该剧主角，王文娟饰刘惠芳，我饰孙守全，还有马伦裕饰马玉宝，马樟焕饰大伯，吕云甫饰刘母，由朱铿执导。该年10月在上海大众剧场首演一举成功，被观摩演出组委会评为戏曲会演演出奖。〔3〕

王文娟1926年出生，长我5岁，那年她尚未婚配，在排练该剧时，因我对她“夫妻”配合不够默契，表现中缺少小夫妻俩的恩爱情感。为此受到她的“讥笑”：“还说是已有妻室的大男人，可我们怎么找不到做夫妻的感觉。”她的这番话说得我脸红耳赤，至今记忆犹新。

在这样重大的华东戏曲会演中获奖，不辱团领导的使命，我真是从内心感到高兴，有一种一生难以忘怀的幸福感。我和王文娟的一张剧照被嵊州越剧博物馆珍藏。

    1955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来上海视察，市委决定我团到上海延安路200号上海市委礼堂为他们演出。周总理、朱副主席在陈毅市长的陪同下，观看了我团的专场演出《洛神》，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等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悉数上阵，演出博得了中央领导和陈毅市长的一致好评。演出结束后，周总理、朱副主席和陈毅市长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全体演职员。在该剧中，我虽扮演的是一个普通配角，但也能受到中央和上海市委领导的亲切接见，感到非常荣幸。当周恩来总理与我握手时，袁雪芬院长指着我说：“他是根据总理的指示，我团招收培养的第一代男演员。”总理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啊！难得的男宝贝，男宝贝。”那时，我真是激动不已，流出了喜悦的泪水。从此，我团的姐妹们都称呼我为“男宝贝”了。

也是在1955年，我团奉命出国苏联、民主德国访问演出。出国演出前，团领导委派我任负责出国访问筹备小组的秘书工作，与团长袁雪芬同上北京，为出国访问演出做一系列的筹备事务。我们一起跑中央文化部和外事委员会，办理出国手续，置办服装器具等。那年又是波兰、匈牙利解放10周年，在庆祝两国建国10周年那日，我团的党、团员应邀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庆祝活动。那时我是共青团员，也在被邀之列。我坐在庆祝大会的前5排中间，近距离地见到了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感到非常幸运。那个使人难忘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索回。

正当我们为出国访问演出的筹备工作一应俱全时，团长袁雪芬找我谈话，说：“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我团要招收一批新的男演员，经团领导商量，决定由你和另几位同志去完成这任务，出国的机会以后多得很。”她的一席话，使我满以为就可出国的希望被打破了，但为了完成团领导交给的任务，我返回上海，与其他的几位同事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开展了新学员的招收。张国华、史济华等一批越剧新秀就是那时被招进的。

    1958年，我被借调到上海文化局工作，参加了新国家剧团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9年我调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负责业余京剧团、越剧团、沪剧团、舞蹈队、合唱团等五个团队的艺术指导。同年，我根据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改编创作了越剧小戏《狱歌》，参加上海市红五月的文艺会演，荣获市优秀创作奖，优秀演出奖，优秀导演奖。该剧还在上海市电视台首次播放。剧本于196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1962年，国家暂时困难时期，我响应政府号召回到老家黄家务农。期待着过几年重返上海，继续从事越剧工作，我每天唱着越剧干农活。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被造反派打成袁雪芬的爪牙，遭受了多次批判，被关押了25天，身心遭受严重的摧残，抄家时一批戏照和剧本被抄，至今没有下落，很是可惜。当时的心情，可谓悲伤绝望到难以言表。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拨乱反正后，被“四人帮”践踏多年的越剧也像其它文化事业一样，在百花齐放中绽开她的异彩，我的越剧情缘也得到了延续。

    1979年下半年，我受崇仁区委和区文化站之邀，到崇仁同时开办的老、小两个越剧团任团长。租赁崇仁九十村后军家粮库为培训基地，并聘请早期越剧男班名角张（小）荣标为辅导教师。这样，一任就是四年，崇仁区老、小两个越剧团，为国家专业剧团输送了26名青年演员和4位音乐人员。此后，又应县区社剧团管理组聘请任县青年越剧团团长六年，带领全团演职员辗转在省内外城乡舞台演出，为扩大越剧之乡影响，培养越剧新一代，传承发展越剧艺术不遗余力，续写着我与越剧的情缘。尽管很辛苦，但也很快乐，心里很踏实，活得很充实。

    1989年，我受县文化局领导之聘，随同县文化局干部周乃东一起前往开元开办嵊县自费越剧培训学校，地点设在开元一村的一所祠堂内，每年招收一批青年女学员，每期20名至40名，聘请嵊县越剧有名望的老艺人王金娥、张裕芬、吴婷婷、钱维高等具体负责业务训练，这样又是4年。这些经培训的青年演员，有的被新组建的县青年越剧团招聘，有的被江、浙、闽、赣、皖等地越剧团招聘，其中廿八都人张益君为福建三明越剧团的主要花旦，业务副团长和三明县政协委员。

回顾越剧演出岁月，在崇仁区越剧团和县青年越剧团期间，我们排演了《三看御妹》、《三请樊梨花》、《狸猫换太子》等优秀传统剧目，率团在杭、嘉、湖地区巡回演出。其中剧团自创剧目《扫地状元》，参加全县戏剧会演，获多个奖项。

回忆越剧培训班，不论是崇仁区的老、小越剧戏班，还是在开元办的县青年越剧戏班，都遇到人、财、物和内外组织协调的难题。开创之初，从哪里聘师执教？资金从哪里来？道具从何处筹措？然而，凭着本人对越剧的执着，在县、区领导的支持下，我跨越了一道道的坎，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每当遇到困难时，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周乃光老师、崇仁区领导姚枝顺总会给我鼓励，是他们给了我解决困难的勇气，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梳理人生经历，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嵊州，无论是专业还是在民间，无论是演出还是搞培训，即使在家务农和年老退休，我与越剧一生相伴，一世情缘，尽管没有多大贡献可言，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一个越剧的儿女，一个热爱越剧的嵊州人。

    1995年，我已六十有四，仍然应邀到椒江越剧团、临安越剧团、厦门越剧团导戏，其中，为椒江越剧团导演的《狸猫换太子》一戏获台州市第二届民间戏曲艺术导演奖。

年过古稀，难以直接为越剧艺术的传承发展耕耘，但依然力所能及地参加民间越剧角、戏迷协会的演唱活动，拉琴教唱，并在市文化广场的“百姓越剧明星”演出中祖孙同台演出传统越剧，得到好评。尤其值得本人欣慰的是2002年5月，中央综艺频道举办全国少儿双胞胎戏剧艺术表演赛，我与儿子国林带当年只有13岁的一对孙女————冰清、玉洁赴北京参赛演出《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冰清、玉洁分别饰梁山伯与祝英台，通过评委评选，我的这对孙女荣获冠军，捧回了奖杯，为嵊州市争得了荣誉。

越剧是中华戏剧梨园中的一朵奇葩，是嵊州的骄傲。我一生热爱越剧，愿她繁荣兴旺，久久飘香。

　　（本文作者：中国农业银行嵊州支行退休干部，嵊州市老同志围棋联谊会秘书长。）

　　注：

　　〔1〕《越剧志》第298——299页

〔2〕《中国越剧大典》第325页

〔3〕《中国越剧大典》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