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贲思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金午江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原总编辑邢贲思

　　一、走上哲学研究之路

　　邢贲思，1930年 1月12日生于杭州，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人。原名是父亲起的，名叫邢承墉。刚参加革命时，他感觉承墉这个名字中的承字是家族的辈分，带有封建色彩，于是想给自己改个名字。正好这时他读《诗经》，读到《白驹》中有“贲（bì必）然来思”的句子。但当时并不知“贲”的读音是（bì必）而以为读“bēn奔”，就改名为邢贲思。其实“贲”字有四个读音①bì（必）、②bēn（奔）、③fèn（奋）、④fén坟。有一次他出国办护照，拼字里打不出“贲” （ fèn奋），只好拼成“贲”（bēn奔）。在中央党校，多数人则称他为邢贲（ fèn奋）思。他历任中共中央俄专、北京俄语学院教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学术秘书，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任哲学所所长。中国社科院院务委员和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研究》主编。1988年7月至1999年底任中共中央党校任副校长，1994年4月至1998年10月兼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1999年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期刊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第一届理事，中苏友协理事，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任院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邢贲思是在1949年5月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7月，参加“北上外文大队”，来到北京。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谓“北上外文大队”，是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调一批外语基础尚可的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邢贲思原本是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外语基础不错。他学过英语，后来学过法语、日语。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北上外文大队”。

　　也就是说，当年的他，是作为未来的外交官加以培养的。到了北京后，先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三个月，然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俄语————因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派往苏联工作的外交干部。1950年，邢贲思加入中国共产党。邢贲思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将近三年，1952年即将毕业时，却在一个夜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时，这所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缺少教员，而邢贲思“贲然其思”，思想活跃，平日喜欢在上理论课时发言，竟被马列主义教研室看中。于是，在一个夜晚，组织上找邢贲思谈话，要送他进入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培养他为一名哲学课教师。

　　那时的青年人，视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邢贲思服从了组织上的意见。已经学了四门外语的他，另打锣鼓新开张，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哲学。从此，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一下子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于是，邢贲思成了中共中央俄专哲学教员，北京俄语学院哲学教员。

　　1956年，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贲思，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这充分显示，邢贲思这盏灯，点到哪里都能放光明。

　　从此，邢贲思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心。当时的哲学所，可以说集中了一批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其中如潘梓年、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杨一之等，还有多位兼任研究员，如艾思奇、任继愈、张岱年等。虽说到了1958年中国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制度，邢贲思转为助理研究员，但是他毕竟成了中国哲学的后起之秀。

　　在北京中国哲学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楼里，邢贲思把青春最宝贵的时光花费在哲学的思索上，天天“贲然其思”。到了1978年，四十八岁的邢贲思，已经是中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时，他当年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成为驻外大使。

　　邢贲思在哲学领域的研究十分宽广，他对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有较深的研究，对费尔巴哈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人本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他又撰写了大量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文章，特别是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求是》总编辑期间，他先后四次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课，并先后参与了十五大报告、十五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等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

　　自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以来，他先后出版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和启蒙》、《哲学与时代》、《在思想战线上》、《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等著作。1998年出版了150多万字的四卷本《邢贲思文集》，2002年出版了近40万字的《邢贲思自选集》。1999年底，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创刊不久，便向邢贲思约稿并为他开设了一个随笔专栏，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加以整理，一口气写了100多篇哲学随笔，以至于报社发表的速度竟然赶不上他写的速度。他的这个随笔专栏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因此有关出版社就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出版了《哲人之路》这部不可多得的通俗哲学理论读物。

　　二、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出重大贡献

　　1978年5月，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锋，这就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做了思想和理论上准备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提起这场“大讨论”，多数人所了解的是发生在中央政治高层以及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媒体间的激烈交锋。殊不知在思想理论界, 最早对盲目崇拜毛泽东提出质疑的，是1978年4月8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哲学和宗教》一文，该文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信仰。文章的作者就是邢贲思。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四人帮”“把经他们歪曲、阉割、篡改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当作认识对象，而是当作信仰对象，只许人们盲目迷信，不许人们认真思索，更不许人们鉴别真伪”。文章同时指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破坏就是，妄图把经过他们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就是要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搞信仰主义、蒙昧主义。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

　　当时的邢贲思正担任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当时正值“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夜, 思想理论界的许多人已经在思考：“文革”期间，一直以来，人们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本本，盲目崇拜，实际上是一种迷信。于是，他就从哲学的角度写了这篇文章。由于他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联系比较多，于是就把它交由《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

　　《哲学和宗教》一文的发表，在理论界引起了争论，赞成者认为，邢贲思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观点切中要害。反对者认为，怎么可以把毛泽东思想与宗教相提并论呢。更为严重的是，文章发表不久，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汪东兴就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章。

　　一个月后，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当天新华社发了通稿。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此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党刊竞相转载，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矛头直指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两个凡是”派。当时，汪东兴主管全国的宣传工作。他下令“下不为例”，不许再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但是，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却偏偏再来一例，发表了署名邢贲思的重要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邢贲思的文章。这表明，早在1978年，邢贲思的文章便广有影响。

　　邢贲思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其他作者不同。别的作者有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党校副校长)、杨西光(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等做“后台”，文章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都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

　邢贲思当年卷入这场大讨论，是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

　　邢贲思从1978年3月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不仅自己写文章投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且组织哲学界、理论界举行“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

　　在1978年6月20日、21日，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出面，邀请了首都部分哲学工作者和一些部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举行座谈。这次座谈会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

　　邢贲思那时不断地为《人民日报》撰稿。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三十来篇文章，都署“邢贲思”。由于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率太高，在发表《评有权即有理》一文时，才偶尔改署笔名“余思”。邢贲思成了“热点人物”，各处、各地纷纷派人请邢贲思去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掀起了“报告热”。一时间，邢贲思云游各处，报告一场接着一场，竟作了七八十场报告！

　　为什么各处会掀起“报告热”呢？因为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必须字斟句酌，篇幅也有限，而报告则可以随便得多，可以透露种种幕后的内情，信息量也大得多。何况作报告时，还可以当场回答听众的问题，而当时人们不明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背景，巴不得有机会能够向知情者提问、解疑。

　　邢贲思应邀在外交部作的报告，被整理成文字印发中国各驻外大使馆，以使驻外人员了解国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情况。他在海军军级以上干部读书班上作了报告。他在国防科工委、公安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作了报告。

　他还应邀去外地作报告。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通过夫人陈舜瑶邀请他到甘肃去作报告。陈舜瑶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邢贲思。邢贲思应邀去甘肃，作了两场报告。他在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作了报告。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的邀请，去新疆作了三场报告。分别给汉族干部、维族干部和自治区党委作报告。其中，给维族干部作报告时，还特地请来了维族翻译，邢贲思讲一句，翻译翻一句，这是他一场很特殊的报告。

　　在一场场报告中，曾发生有趣的“幕后新闻”：1978年9月下旬，应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邀请，邢贲思去武汉，在湖北省一次很大规模的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一回，邢贲思与《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光明日报》理论部马沛文同去。汪子嵩、马沛文也作了报告。他们在武汉作了报告，还在宜昌作了报告。有趣的是，湖北的“两个凡是”派们听了报告，纷纷议论道：“陈书记怎么从北京请来了三个‘右派’作报告？”据马沛文回忆，湖北甚至还有人说：“北京三同志的发言，超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好不吓煞人也！

　　邢贲思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理论界的一支名笔。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143页）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叶永烈著的《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