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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初步拨乱反正

发布日期:2014-09-06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嵊州市 字号:[ ]


   第一节 政治思想上的初步拨乱反正

      一、开展“揭批查”运动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下发一系列揭露“四人帮”罪行的文件和材料,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宣布这一历史性胜利,发出广泛地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号召。按照中央先后作出的部署,全县不断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三大战役。

    第一战役是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19761016日至17日,县委分批召开各区(镇)公社、厂矿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华国锋、叶剑英关于粉碎“四人帮”的讲话提纲,并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六条罪行。1213日至20日,县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和省委扩大会议有关摧毁“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体系的精神,揭发批判浙江帮派体系骨干紧跟“四人帮”的严重错误和罪行。19771月初,县委召开县级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孙兆隆作开展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动员报告,并对“四人帮”及其在嵊县的帮派骨干进行初步揭批。此后,县委对全县的揭批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农村、工矿等第一线,宣传学习中央一系列相关文件,要求将揭批“四人帮”与嵊县实际相结合,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县内紧跟“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骨干的种种错误和罪行,深入广泛地展开揭批运动。富润公社里坑大队有四个自然村,分居在四个山岙里,公社干部专程进山上门对群众宣讲揭批“四人帮”的文件,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在揭批斗争中,全县各地通过小组揭批、工场揭批、田头揭批、广播揭批及大字报专栏揭批等多种多样形式,抓住“四人帮”帮派体系在嵊县的代理人,上联“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进行“三搞一篡”①的罪行的要害展开。

    第二战役主要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恶历史。19773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以大量、确凿的材料揭露“四人帮”的罪恶历史。4月,县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罪证材料之二和中央、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提出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要鼓足革命干劲,力争上游,努力把各项工作搞上去。会后,开展“学、批、讲”(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讲路线、讲党性、讲团结)。根据地委指示,6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严肃热情的批评帮助。6月底7月初,经省委和地委批准,分别对“四人帮”在嵊县的帮派体系骨干分子进行逮捕和隔离审查,嵊县揭批“四人帮”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77日,县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主会场设在县人民剧院,并在各区(镇)社、县属厂矿设126个分会场。全县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厂矿单位班组长以上干部和全体机关干部四万余人参加(收听)大会。

    第三战役主要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谬论和极左罪行。1977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11月,县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回顾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形势,总结交流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和揭批“四人帮”第一、第二两个战役的成绩和经验,传达学习材料之三,研究决定在第一、第二战役基础上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通过全县性的持久、广泛、全面揭批,至1977年底的一年多时间中,全县共召开大大小小的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罪行大会5000多次,其中全县集中性的有七次,基本摧毁嵊县的帮派体系。

    在揭批“四人帮”形成高潮的同时,县委紧紧抓住了县内对“四人帮”帮派体系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清查。1977128日,县委成立清查王张江姚材料组,抽调专职人员着手清查工作。2月中旬,县委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针对“揭批查”运动中部分干部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情绪,要求大家端正认识去掉“怕”字,积极投身运动,会上对涉及“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两名常委进行面对面揭批。随后,在5月、7月、8月、9月、11月、12月分别多次召开全县性大会,根据清查出的情况,对“四人帮”在嵊县的帮派体系骨干进行深入清算,对张全千等几名帮派体系主要人物分别予以拘留和逮捕。

    在“揭批查”运动中,嵊县极大部分地区和单位抓住“三搞一篡”这一要害,清查了县内有关地区、单位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并且基本查清了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后果及参与人员等。查清在全县范围内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重大事件主要有:组织“上访团”;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重树“工代会”旗帜;为杀人犯张全千翻案;召开“三全会”;抢走县委材料组档案;组织“机关造反派”;成立城关镇“工农纠察队”;“王家兴事件”和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双突”问题以及整南京军区、省军区、舟山要塞区负责同志黑材料,关押殴打解放军,进行反党乱军活动等。

    结合“揭批查”运动,县委根据地委部署,组织县级机关干部到农村基层、各条战线普遍开展学习大庆经验和进行“三大讲”①、“说清楚”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大讲”期间,全县11个区(镇)召开控诉大会698次,上台控诉的2665人,受教育人数达27.95万多人。同时,县级机关(包括各大公司)中需要说清楚问题的172人,有132人已经基本说清了问题(占总数的77%),得到了群众的谅解,放下了包袱,振作精神投身运动。通过“三大讲”活动,进一步暴露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严重罪行,挽救、教育并团结了广大干部群众,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次活动得到197710月到嵊县考察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铁瑛的肯定。

    19784月上旬,按照县委部署,县委运动办公室对全县“揭批查”运动进行一次群众性的检查和验收。在检查验收中,做到统一思想认识,统一标准和做法、范围及时间。各验收组在各单位领导带队下,深入基层听汇报,查资料,召开座谈会及分别走访了解,最后将结果汇总上报,使县委比较全面地掌握“揭批查”运动的基本情况。对检查验收中发现的声势不大、属于后进的20个单位,县委采取建立临时领导小组和派出工作队等措施,加强对这些单位的领导力量及指导,推动运动的发展。4月底,全县群众性的清查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揭批查”运动进入最后的定性处理阶段。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领导“三个严格区别开来”的讲话精神①,县委对照在执行政策中的情况和问题,反复讨论研究,定出区分帮派骨干、犯政治性错误与犯说错话做错事及政治性言论错误的依据,然后根据揭发材料,对重点清查对象逐一对照,分别作出结论。做到划定帮派骨干从严,对那些可划可不划的坚决不划;对犯严重政治错误和犯一般政治错误加以区别,尽量做到能“拉”的不“推”,并尽可能“拉”;对于在揭批斗争中经过批评帮助,已认识错误,说清楚问题的人,划入说错话做错事的一类不再作组织结论。

    19789月下旬,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根据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报告和省委常委王耀亭在全省甄别定案工作会上的讲话精神,部署开展联系实际批判、并利用公判等方式处理反面教员的活动。926日,县委召开公判处理大会,对两人分别作逮捕与从宽处理。30日,帮派体系在嵊县的重点部门县文教卫生系统召开落实党的政策的大会,对帮派骨干和一些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以及说错话做错事的人分别作出程度不同的处理。至197811月,全县154名重点审查对象材料已全部核实查清。同时,全县下属各部门、单位、公社应查的对象和需要说清问题的都已查清楚,共有需要说清楚问题的对象为1434人,其中已经说清楚自己的问题,并得到群众谅解已解脱的有1273人,占总数的88.8%;已说清楚问题,群众已谅解但尚未宣布解脱的有64人,只占4.5%;说过几次但尚未说清楚的有97人,只占6.7%

    嵊县的“揭批查”运动,由于政策掌握得比较好,既打击了少数“四人帮”帮派体系重要骨干分子,也挽救和团结了大部分犯错误的人,并且使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二、开展整党整风

    19773月,中央工作会议发出“一定要把我们的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整顿好、建设好”的号召,并决定下半年在全党开展一次整党整风运动。在省委、绍兴地委部署下,县委领导了一场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的、结合揭批“四人帮”斗争、旨在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党性党风教育。

    整党整风工作先在县委下派的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工作队的公社和单位展开试点,未派工作队的区由区委选择一个公社试点。5月,县委又在白鹤、民胜公社进行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经验全面铺开。10月,由地委书记带队的地委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在浦口公社浦口大队和多仁大队蹲点,宣传、落实党的十一大①精神,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从生产入手搞调查研究,写出《当前生产中几个问题与意见》的调查报告,印发给所属县委负责同志,对党性党风教育起了指导作用。115日,县委发出《今冬明春工作要点》的通知,将搞好整党整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予以布置,要求认真解决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等问题,做到“三个结合”,即结合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结合打击当地资本主义势力和结合生产活动进行整党整风。

    在1977年下半年至1978年的一年多时间中,县委将整党整风结合党性党风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作为一项中心工作,始终抓紧不放。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讨论,加强领导、检查和具体指导。19781月底,县委发出《关于开展农业学大寨大检查的通知》,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情况作为大检查的一项主要内容,推进了各地党性党风教育工作。4月,县委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总任务①的通知》,结合整党整风,宣传贯彻新时期总任务。10月上旬和12月中旬,县委在辽湾水库先后举办两期党员干部读书班,全县各大队(村)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近600人参加,进行长达10天至半月的集中培训。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建设、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断整党整风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论述,学习十一大文件。针对存在于部分党员干部中党性观念淡薄、派性观念较浓等问题,结合揭批“四人帮”运动,紧密联系实际,集中批判“四人帮”帮派骨干在嵊县的代理人搞宗派、拉山头、结行帮、闹分裂的罪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谈心交心等活动,从路线上、思想上、理论上分清是非,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使受训党员干部提高了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县委及各级干部的领导作风有了明显改进。县委常委坚持蹲点包片制度,极大部分时间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基层做好各项工作;县级机关有180多名干部参加工作队,在第一线发挥积极作用;长乐公社干部由原来的“五多”(打老K多、下象棋多、捧茶杯多、会议开过就算数多、坐在公社里勿落大队多)变成了“五有”(分片包干有责任、任务布置有检查、工作好坏有评比、大干快上有措施、学习汇报有制度)。

    通过整党整风,被“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思想、理论是非,逐步得到澄清,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始恢复和发扬,党组织的战斗力有了增强,党员觉悟有了提高。据对240个支部的2875名党员排队分析,经过整党,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积极起带头模范作用的一类党员由原来的42%上升到57%,政治思想素质差、群众影响坏、不能起带头模范作用的三类党员由原来的11%下降到6%。经过整党整风,虽然处理了极少数不合格党员,但入党人数不降反升,党员由1977年的15887名,发展至1978年的16568名。

  三、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随着对“四人帮”揭发批判的展开,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①”的错误方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迫切需要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1978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久,全国掀起以纠正被搞乱了的思想、理论、路线为目的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县委根据省委、地委有关指示精神,部署开展这一活动。

    1978年下半年,全县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活动分三个层面进行:一是7月至8月,县委举办两期各长达12天的理论读书会,县工交、财贸、农林水系统的党组织宣传干部82人参加,读书会上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专题学习与讨论。1010日和1222日,县委在辽湾水库分别举办两期学习班,全县各公社党委委员、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学习班中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重点学习专题,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听取真理标准问题的辅导报告,然后发动大家进行讨论交流。11月,县委常委集中学习讨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达省委书记铁瑛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理论讨论会上的报告,并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学习讨论。二是11月下旬,县委举办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县级机关部委局办负责人和临城区干部及该区各公社书记参加的理论学习会,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作专题辅导。介绍这个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阐述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及怎样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此后在长乐、甘霖、棉纺厂等地相继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听取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题辅导报告,使大家明确其意义及主要精神。三是县委有关部门印发学习资料五种各3500份,并将县委宣传部编的《学习与批判》第三十六期、三十七期上发表、转载的相关文章和其他学习资料,发至各基层党支部,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学习讨论,并向广大群众开展宣传,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活动的全面展开。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在12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①上,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县委通过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也使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了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并受到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教育,为实现嵊县工作重心的转移打下思想基础。

    

  第二节组织上的初步拨乱反正

    一、各级机构的恢复调整和领导班子的充实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嵊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开始重建各级党政组织正常运转的秩序。

    19775月,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县委遵照省委关于建立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和局委办组织机构的指示,经地委批准,决定撤销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恢复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等工作机构。同年7月,建立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县计划委员会、工交办公室、农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等委、局办,并实行党政分设。至此,嵊县的党政机构得到初步恢复和调整,各级工作机构职能逐步恢复。11月,县委根据中共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有关规定和中共中央、省委有关文件精神,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党组织和领导工作人员职务名称的通知》。决定将县革委会的各委、办、局等单位和人民团体的革命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党委会均改称党组;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均称党组书记、副书记、党组成员。对单位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改称主任、副主任,局长、副局长。同时要求县级各部、委、办、局和人民团体中尚未建立党委、党组的,要根据条件逐步建立。

    为适应经济、社会事业建设的需要,197712月,建立嵊县农业局、林业特产局、水利电力局、社队企业管理局,同时撤销嵊县农林水利局。19783月,建立嵊县科学技术委员会,撤销嵊县工业交通局,建立嵊县工业局、交通局;5月,建立嵊县对外贸易局,与对外贸易公司合署统一办理对外贸易;建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同月,嵊县供销社复建,与县商业局分开办公;7月,重建嵊县人民检察院;12月,嵊县教育局、文化局建立,撤销原县文教局。至1978年底,全县重建县级行政机构15个。

    在全县党政机构恢复和调整的同时,县委根据中央“要加强对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领导,把这些组织整顿好,建设好,充分发挥它们应有作用”的指示精神,将恢复、整顿因“文化大革命”导致瘫痪的群团组织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群团组织逐步恢复并履行其职能。

    197310月,虽然已重建县总工会,但由于派性干扰以及纠“左”工作中断的影响,工会活动基本停顿,直至1976年才逐步恢复工会活动。1977年,县总工会发动广大会员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做了大量肃清流毒、拨乱反正的工作,将基层组织的思想、组织整顿放在首位,至3月已整建工会组织106个,占全县应整建的76.8%,发展工会会员3663人。19783月,县贫下中农协会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县“贫协”恢复活动(至198110月撤销)。

    19721月,虽然已恢复团县委,但团的组织发展仍未走上正规,直至粉碎“四人帮”后,团的正常活动才得以恢复。19772月下旬,县人武部、文教局、团县委联合举办“向雷锋同志学习”巡回展览,各地组织团员、青年、民兵学习参观,有力推动了青年团活动的活跃开展。197812月,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嵊县第八次代表大会,推动了共青团的工作。是年,全县31000名团员组建基层团支部1663个。虽然,县妇联的恢复较迟(19792月,选举产生第七次县妇联委员会,县妇联正式恢复),但县委重视妇女工作,广大妇女也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197810月,因工作突出,嵊县丝厂缫丝女工潘文化出席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省委、地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县委在恢复和调整各级机构的同时,全面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首先对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一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由于县委主要负责人阻挠“揭批查”运动,19784月,省委决定免去其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职务,魏夏久由县委常委提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在原来五名副书记中,除保留两人外,免去一人,从地区调入一人,新提拔一人;七名常委班子成员中,除两名原常委外,从地区调入一名,1977年新提拔四名。其次,在整顿区(镇)、公社各级领导班子中,县委摒弃“以帮划线”、“任人唯帮”的组织路线,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干部,充分发挥革命老干部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骨干作用,坚持在工农业生产及科研实践中发现人才,提拔干部,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认真选配和整顿领导班子。

    自19773月至19784月,全县共充实调整各级党组织成员(大队支部书记以上)和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公社革委会委员以上)342名,其中公社书记(区委委员)和正副科局长以上干部117名。同时从农村选拔25岁至31岁的补贴工分的干部85名,其中担任区委书记一名、区委副书记一名,公社书记、主任八名,副书记、副主任20名,公社党委委员三名。至197812月底,全县提拔正副科局长以上干部33人;11个区(镇)党委中,提拔了七名区委书记、三名区委副书记;在64个公社党委中,有41个公社书记作了调整,从县级机关下派当公社书记的六人,新提拔的35人,还提拔了41名公社副书记。通过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使新班子充满生机和活力,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组织保证。

    二、初步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帮派体系在嵊县的代理人及其一些别有用心的当权人物,出于篡党夺权及其他各种目的,对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予以残酷迫害,利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蓄意制造了181起反革命集团案和其他冤假错案。全县有2万多名干部、群众被无辜抄家关押和吊打,受到非法审查,其中立案审查的县、区、社党政机关及各部门的干部就达960名。涉案和受牵连的人都在政治上受到迫害,肉体上受到摧残,经济上遭受损失。

    19781月初,县委根据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是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和党中央关于“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的指示,在省委、地委部署下,召开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会议成立县委运动办公室和专案组,以指导全县开展“揭批查”运动和审查在“清阶”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作为其主要工作职责。此后,县委为保证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从县级机关干部抽调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县委建立落实政策办公室,由一名分管副书记负责,各系统建立落实政策小组,区、社、厂矿、单位也确定专人负责。自此开始了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181起案件和其他案件的逐件复查。

    经过复查,19781128日,县委召开一千多人参加的平反大会。县委副书记杨士安宣读县委《关于对林彪、“四人帮”在我县制造的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的决定》。县委组织部、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和县公安局分别宣布平反人员的名单及决定,清退或销毁“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1549名干部的材料并向全县广播。1230日,县公安局又发出《关于对一批所谓“反革命集团”的冤、错、假案予以平反昭雪的决定》,对181起案件中的129起重要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宣布平反昭雪,其中包括13个集团性的大、要案。这些案件中纯属假案的有18起,都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肆意捏造出来的。如所谓“望美亭”案,不过是群众在田畈劳动闲谈时有人讲这里是望梅亭,也有的讲这里是望美女的地方,有关人员却牵强附会地把“梅”字改成“美”字,再捏造成是盼望美国的亭子,形成所谓“望美亭”反革命集团案。属冤、错案的有12起,是肆意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把进步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如崇仁地区的“青年挺进社”和石璜公社的“青年友谊会”是宣传抗日和进行革命活动的进步团体,被打成反动组织;有的则把封建宗族的称谓也打成了反动组织,如崇仁的“三畏轩”、“保芝堂”等。把解放前敌、伪反动组织,统统定为是“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有60起,作为“清理阶级队伍”政绩上报,其中有浦口公社的“毛森特务情报组”、“国民政府警卫组”等。对原属县公安局在解放以来破获处理过的反革命集团和反动道会门案件,任意加以利用和扩大的有16起。如“小群”原系解放后部分敌对分子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早已取缔,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竟把2000多名教徒打成了“小群”分子,造成极严重的后果。个别人由于在外地参加过反革命集团,也把其列为嵊县的“新发现”,作为“集团”数政绩上报的有8起。此外,还有属于同一类案件重复上报的所谓“集团”案有15起。

    19791月,县公安局再一次发出《关于给一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决定》,对181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中的52起余案宣布复查结果。其中查清并发文平反昭雪48件。这48件案件中,纯属冤案假案的有16起;属于将解放前的敌、伪反动组织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有有八起;对原属县公安局在解放后破获处理过的反革命集团重新立案的有13起;无中生有,查无着落的有五起;属于同一类案件重复上报的有六起。是年3月,县公安局又分别发文,对所谓“独立军”等最后四起余案宣布平反昭雪。并于同月发出对“三案”受害者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文件。至此,全县复查平反181起“反革命集团案”工作基本结束。其他一些冤、假、错案也得到相应的复查和平反。广大受害者终于得以洗清冤情,平反雪耻,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政治上的安定团结。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县委根据19786月省委组织部召开的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精神,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等工作,党的干部政策在全县也得到全面落实。全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960名干部,除属正式违纪案77件外,其余883件(含县委正副书记一级八人)全部复查结案。除过去已宣布改正进行彻底平反外,原来定为敌我矛盾的有13人,经复查改正11人;另有14人恢复公职,两人恢复了党籍,30人撤销或改变原处分,69名长期靠边的干部恢复职务,对79名原使用不当的干部重新作了调整,对10名符合离休条件的老干部办理离休手续,对183名受所谓13起大、要案牵连的干部进行平反昭雪。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的50名干部分别开追悼会予以平反昭雪,并由组织出面,按革命干部待遇给家属发证明书和抚恤金。对生产队、大队一级农村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批判的3065人也全部平反。广大受害的干部终于伸张了正义,进而有效地调动了工作积极性。

    三、右派复查改正

    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根据中央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嵊县摘掉了部分右派帽子。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只不过是对右派的“宽大”处理,不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改正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右派分子改造和摘帽工作无法进行。粉碎“四人帮”后,县委又继续开始右派摘帽工作。19774月,县委发出《关于摘掉宋启禄等14人右派帽子的通知》,又摘掉部分右派帽子。

    19784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在过去摘帽的基础上,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中共中央又批准中央组织部等五部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根据“县以上各级党委,亦应组织摘帽办公室,负责处理右派摘帽的有关事宜”的规定,12月,县委及时建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段星名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工作班子,各系统、部门也建立相应的组织配合这一工作。嵊县右派摘帽工作大致经历了摘帽、安置、改正三个阶段。由于间隔时间长,人员和机构变动大,加上有关档案遗失或原来就不齐,摘帽工作开始就遇到了不少困难。专门班子通过组织、监察、统战、公安、法院、档案馆直至劳教劳改单位等渠道,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工作对象原始资料,然后专门人员深入基层对复查对象进行全面登记,并查清其下落及现实表现等情况,对无法查到原始材料或与事实有重大出入、关系到复查结论的,就召开座谈会或与当事人谈话核实,做到人、事、证三对口,为保证复查定性质量打好基础。在此前提下,专门班子坚持集体定案制度,对照政策作出改正结论,最后由县委或相关部门分批发文,宣布摘帽决定。

    经县委复查,1977年改正14人,1978年改正七人(1979年改正149人,1980年改正四人,1982年改正一人,1983年改正两人。至此,全部完成右派复查改正工作,全县177名错划的右派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复查改正。原有181名右派,197912月根据省摘帽办通知,其中四名民办、代课教师不列为右派,列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故改正177名)。

    经过右派复查改正工作,许多蒙受不白之冤的所谓右派分子终于卸掉沉重的政治包袱,重新获得公民的正常权利,对调动其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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