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面整顿和整顿的中断　　　

　　    一、整顿领导班子和纠正“双突”错误

　　　　1975年初，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抓各方面的整顿，全国形势有了转变。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强调对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入经济建设的正确轨道。

　　　　1975年2月，县委按照省委部署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3月，县委常委通过学习，在提高县委班子成员认识的基础上，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邓小平一系列关于整顿的讲话，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传达贯彻、深刻领会。随后，在撤销各级“批林批孔”小组基础上，先后恢复了一批老干部的工作，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特别对派性严重的单位作重点指导和整顿，重新任命了一批干部，着力解决领导班子中“软、懒、散”的问题。7月，省委发出《关于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同志调回部队的决定》，在嵊县“三支两军”人员奉命调回部队。同时省委和地委分别免去军队支“左”人员在县委、县革委会中的领导职务。

　　　　“双突”问题的处理是全面整顿的重要内容。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作为中央〔1975〕16号文件予以转发。省委高度重视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召开工作会议，揭发批判了“双突”这种严重违反党的章程和组织原则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8月31日至9月4日，县委按照省委工作会议的部署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转的《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和邓小平关于“这一时期工作要以的三项指示为纲”的讲话以及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明确了批派性纠“双突”、整理党组织、恢复发展生产的重要性。从9月开始，县委通过以点带面，组织各级党委（支部）普遍学习中央[1975]16号文件，澄清模糊认识，排除派性干扰，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县委和黄泽区委联合组织区、社工作组到前良大队蹲点，贯彻宣传中央〔1975〕16号文件精神，做好纠正“双突”问题落实工作。

　　　　在全面整顿期间，为加强和改善嵊县党的领导，9月，省委决定孙兆隆任中共嵊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免去王澄涛、乔廷民嵊县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结束了长达二年多时间嵊县两个县委书记并存的极不正常情况，有利于整顿工作的开展。

　　　　根据省委《关于大中专招生中“双突”人员问题的指示》，为有利于招生工作和以后的招工、征兵工作，有利于安定团结，地委批复了县委提出的“在大中专学校招生中，凡属‘双突’人员不予招收为好”的请示报告。同时，县委着手解决和纠正“双突”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县“突击提拔”的38名干部，按干部管理权限逐级逐个予以调整，基本上回原单位、原岗位工作。对于“突击发展”的196名党员，由原单位分别作出处理，确实具备条件的按照中央“给一年时间培养、教育、考察”的精神，在原支部履行入党手续；经过培养、教育、考察，确实不够条件的，经支部大会讨论，上级党委批准，予以除名，个别给予清除。

　　　　“双突”问题的处理，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对党组织的一次整顿，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可以说是一次拨乱反正的演习。

　　　　二、全面整顿带来经济工作的转机

　　　　在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思想指导下，嵊县的经济建设又出现了转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农业受到很大破坏的情况，国务院决定对农业进行整顿。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①上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的主张，强调农业的重要性。

　　　　1975年11月，县委召开有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骨干参加的农业学大寨动员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会后，县委遵照省委、地委的指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首批学大寨工作队，进驻白鹤、民胜、中南等12个公社的的74个大队。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三忆三查”②，弄通思想，明确方向。县委在民胜公社蹲点，县委书记孙兆隆同基层干部、群众一起铲土垒石、推车挑泥，发挥了模范作用，树立了榜样。崇仁区春联公社工作队实地踏看“溪滩江”水域，召开大队书记会议，提出修通一条路（7.5公里）、平整一畈田（计300亩）、改直一条江（溪滩江移直可造田500亩）。普义公社动工兴建4400米长的地下渠道。富润公社张家大队打了1000多米盘山引水渠道，从根本上改变“箬帽墩，十年九旱无收成”的旧面貌。是年，全县农田基本建设投放劳动力达230万工，新造“大寨田”7669亩，新发展茶园7895亩、桑园4376亩、果园4718亩。

　　　　1976年春节后，为总结交流前段运动的经验，县委组织“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情况区与区之间的对口大检查。大检查按照中央提出的“大寨县的六条标准”③，采取“蹲点要跑面，抓面要管点”的点面结合的方法，共检查58个公社、353个大队、七个重点工程，重点检查各地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的情况、农田基本建设和1976年的生产规划、领导班子工作作风和干部参加劳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工作队的点面结合等情况。9月，县委第二批工作队下乡，分别进驻太平、剡源等14个公社。四位县委常委和三分之二的县级机关干部下到工作队，与当地区委一起，重点在一到二个公社蹲点。一个规模空前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在全县兴起。

　　　　嵊县的农业学大寨是有一定成效的，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变，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改变了“等、靠、要”的思想。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对后来多年的农业增产起到一定作用。除发展茶叶生产外，通过参观学习黄岩，因地制宜，在荒山荒地上砌坎保土，大面积发展柑橘生产，几乎成了浙江第二个产柑橘的县，提升了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变了落后的自然面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的作风得到发扬。是年，农田基本建设投入人工1350万工，完成土石方1230万立方米，平整土地7.24万亩。农业总产值达1.44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3%。

　　　　但与全国各地一样，农业学大寨被注入了形式主义内容，学不学大寨的问题被当作认识问题，学得好不好被当作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运动中不适当地搞阶级斗争，伤害相当一批干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任意改变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搞“穷过渡”，限制农民搞家庭副业和发展集市贸易，强收社员自留地，忽视生态平衡，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大办集体经济，建整齐划一的“大寨屋”、“大寨田”，不讲经济效益，把大量劳动力投放到营造“大寨田”上去，结果得不偿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在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工业生产以大庆为榜样，得到较快提升。1975年3月，省委召开计划、工业会议，重点解决全省工业生产普遍下降、主要工业品都未完成计划、企业领导班子“软、懒、散”等问题。5月，县委在县农机厂召开全县工交战线现场会议，传达省计划、工业会议精神，学习和贯彻落实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贯彻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总结交流“工业学大庆”的经验，制定落实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进一步落实“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提出要加强企业管理，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重点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压缩非生产人员，实行干部跟班劳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全县工矿企业广大干部职工以大庆人为榜样，工业生产逐月上升,有102个厂矿单位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多数产品质量有显著提高。1976年3月，嵊县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召开，这是嵊县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会议。大会总结交流工业学大庆、建设大庆式企业的经验，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得到表彰，促进了工业生产发展。1976年与1965年相比，厂矿企业从184家增加到243家，工业总产值从3146万元增加到8739万元，增长两倍，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1975年3月，县委成立社办企业办公室，为社队企业开展业务经营、对外协作，做好“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工作。县委工业部以“农、轻、重”为序，“大、中、小”并举的方针，有计划把社队工业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全县的社队企业发展迅速，从一般的林、牧、渔、茶、蚕桑和铁木竹器、农副产品加工，发展到采矿、缫丝、丝绸、织布、化工、农机、五金电器等小型工厂。1975年全县共有社办、队办企业560多家，总产值500多万元。社队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璜农机厂的插秧机解决了农民拔秧、运秧、插秧“三弯腰”的劳累。春联公社农修厂试制成功了小型柴油机，北山茶机厂设计制造珠茶成型炒干机，长乐茶机厂继茶叶“圆盘炒干机”试制成功后，又试制成功了“槽型杀青机”。甘霖、晋溪等地区就地试制卫生纸，有的社队企业土法上马，就地试制“防病一号农药”、“治虫萤光灯”等。在绍兴地区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北山农机厂、长乐茶机厂等作了典型介绍。

　　在工业学大庆交流会上，县委领导明确指出社队企业发展短线、压缩长线的发展方向。全县社办工业从1965年的15个增加到1976年的86个，产值增加35倍，社队企业产值达700多万元，这对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是有力的支持。但是嵊县社队企业对发挥经济效益和充分利用资源注意不够，在利润使用上生产队和社员直接得到的经济利益偏少，不少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不正之风比较严重，有的经营方向不端正，存在“贪大求洋”的大少爷作风，有的利用商品刮资产风。一些领导也存在着不支持社队企业的现象，向社队企业“泼冷水”，看不到它的优越性。

　　　　全面整顿对纠正“批林批孔”所造成的恶果，解决部分党组织的不纯，削弱“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推动工农业生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整顿的被迫中断

　　　　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开展全面整顿，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明显的好转，集中反映了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但各方面整顿工作一开始就遭到江青一伙的阻挠和反对，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而进行批判。1975年12月27日，县委按照省委、地委指示，在民胜公社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精神，重点传达毛泽东《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认为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做到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三个正确对待”，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2月和4月，县委曾多次召开会议，提出所谓《关于抓紧大好时机，发展大好形势，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迅速推向新高潮》的安排意见。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掀起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高潮”的广播动员大会，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为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从3月到5月，在全县范围内举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右倾翻案风”影片选映月活动，放映《金光大道》、《决裂》、《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影片。有线广播举办《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好》专题广播。

　　　　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天安门事件”①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县委即召开所谓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大会，随即举行游行。根据中共中央〔1976〕8号文件扩大传达中共中央4号、5号文件（毛泽东重要指示和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上讲话）的规定，各区社、各系统分别举办学习班，召开各种形式的庆祝会、声讨会和批判会，有些单位在声讨会后上街示威游行。10日，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县委召开工作会议，要求确立“三个正确对待”、“转好弯子，走好路子”。县委工作会议后，各区组织交流“批邓”经验，培训“批邓”骨干。

　　　　5月16日，嵊县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大会，强调要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下去。在接着召开的区委书记及工作队长会议上，县、区委及科局每个领导干部以“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要求，都要求承认犯过走资派错误，要“转弯子”检讨错误。会后全县掀起层层揪走资派的高潮，又一次造成了人们思想混乱。“与修正主义对着干”、“彻底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彻底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专家治厂”、“物质刺激”、“产值第一”、“利润挂帅”和“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等口号，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内容，田头、车间、课堂成了“批邓”的会场。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面整顿中断，全县各项工作再次出现混乱，造反派公开对抗“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干扰工厂的生产。嵊县电机厂在整顿中“学习大庆，夺回损失”，全厂掀起“工业学大庆”新高潮，但县委调查组说“生产虽然好，运动打横炮”，硬是取消电机厂出席绍兴地区“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资格。刚刚被批下去的帮派体系又膨胀起来，一些造反派头头以及在整顿中被批判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又暗中串连纠合一起，大造舆论，搞乱社会。

　　　　

　　第二节“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干部群众抵制“反击右倾翻案风”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思想已经与“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同了，周恩来的纠正“左”倾错误和邓小平主持下进行全面整顿，使人们看到了希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背离人心，一开始就受到广泛抵制，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自觉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工作岗位上努力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表达了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理解和不满。

　　　　1976年5月，在县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上，先进单位的代表纷纷表示：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之下，提高服从党的领导的自觉性，杜绝串连活动，任何群众组织或个人都不能背着党委开会，不能搞多中心；党委有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向上级反映，但不能冲击会议，揪斗干部，逼着党委表态；不允许破坏党的纪律，在党内搞派别活动，在社会上搞资产阶级派性。县委领导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不传谣不信谣，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促进大好形势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生产要大胆抓、大胆领导，反对“革命好生产自然会好”的生产自流论。6月，县委在民胜公社召开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稳定政治经济形势，停止派性活动，任何人不准冲击工厂、机关和军事部门。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表示很不理解，“刚刚贯彻〔1975〕16、21号文件、刚刚安定团结、刚刚群众发动起来农业学大寨，怎么又有‘右倾翻案风’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会影响安定团结，会影响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开展。”在全县工业会议上，县委提出要严格“抓革命，促生产”，保证人力物力财力，做到优质高产低消耗，全面落实完成经济技术指标；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严格执行劳动纪律，实行劳动定额，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逃避工作的人，必须给予严厉的处分。要以大庆为榜样，发扬“三老四严四个一样”①的优良作风，把遵守纪律执行规章制度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对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要扣发工资，对煽动停工停产的为首分子要严肃处理。

　　　　7月，县委领导提出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坚持“原则问题不让步，历史问题不纠缠，处理问题向前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什么性质处理，不胡乱上纲上线。10月，县委向地委的工作汇报中反映县级机关及区、社一些干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存在着“错误”思想主要有：“一些领导同志对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有抵触情绪，成了运动的阻力”；“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不可能影响浙江”；“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搞群众运动没有错”；有的“对批邓很反感，甚至公开为邓小平‘评功摆好’”、“在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觉得听起来很乐胃，干起来很顺手，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浑身不舒服”；有的则故意提出问题“为什么光批邓小平”？有的说“对邓小平恨不起来”；群众中流传着“打倒邓小平，敲破老酒瓶”；有的批邓“东摘西抄，没有联系实际，放放朝天炮”等。这些思想和情绪，实际上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有力抵制，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肯定。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除了在会议上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决抵制外，全县城乡只是表面上热闹，实际上干部群众在踏实工作，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县委派调查组进驻“对抗”坚决的嵊县电机厂，而电机厂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党委扩大会议对调查组作出“一不派人，二不派车，三不借驾驶员”的决定。事实也说明，全县的生产没有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停顿，全县厂矿企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浙江省三界茶厂提前六天全面完成10月份生产计划，全月产值实绩超过计划7.26%，产量超过5.3%，全厂10个组，均完成生产任务，11月初，就完成全月生产计划的51.6%；嵊县丝厂工人每人平均超定额三天多，全月产值39万元，八天时间就创下产值17万元。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方针，在嵊县人民群众中已经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悼念周恩来和毛泽东逝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噩耗传出，全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嵊县中学一位正在上化学课的女老师，听到消息后，失声哭倒在课堂上，班上的学生都泣不成声。尽管“四人帮”控制人民哀悼范围，禁设灵堂，但嵊县广大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冲破种种禁令，自动赶制黑纱、白花，设灵堂默默致哀，表示沉痛悼念。16日，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对中国人民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表示深切的哀悼。会议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收听追悼大会实况。许多老同志含泪诉说，周总理夜以继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是人民心中的好领袖，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团结一致，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任务。

　　　　从3月底开始，利用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风俗，全国大批干部群众自发地集合到首都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在嵊县小县城广泛流传，群众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嵊县电机厂等企业的一些工人和农民群众自发就地摆花圈、挂挽联、贴诗词标语，表达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的心愿，后被诬为“反革命事件”而追查。4月5日，县公安局在电机厂追查“总理遗言”①，至4月底，收缴“总理遗言”等印抄件八份（上缴六份，销毁二份），电机厂一些工人被隔离审查。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极度悲伤，嵊县人民又一次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毛泽东逝世后的一周内，全县停止所有的文化娱乐活动，不管是大街小巷还是偏僻山村，人们低垂着头，流淌着泪水，连农村生产队拖拉机的车头上，都缀着志哀的白花，厂矿企业单位的大门上都扎上松柏枝条，披上黑纱，缀挽着白花，学校普遍开展背毛泽东语录、展示毛泽东图片等活动。

　　　　9月18日，县委在城关镇召开党政机关干部和其他各界群众代表三万多人参加的追悼会。全县城乡有组织地开展悼念活动，收听首都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许多单位和部门设立灵堂，怀着崇敬和沉痛的心情，在毛主席遗像前宣誓，含着热泪，追思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追悼会后，广大干部群众含着眼泪学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学习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等三篇重要文献。县委组织机关干部参加长乐江治理工程劳动，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毛泽东的怀念。锻压厂、丝厂、电机厂、农机修造厂等厂矿企业的干部和职工，化悲痛为力量，上了中班再接夜班，抓紧时间，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富润公社张家大队党支部学习与悼念结合，开展学重要文献、忆苦思甜、颂丰功伟绩的“学、忆、颂”活动。甘霖镇西叶家村的农民是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顿时停下了所有的劳动，有人竟失声痛哭“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还怎么活呀”。西叶家村的一位农民回忆：“追悼会是在大会堂开的，全村老老小小一个不剩地准时赶来，胸前戴着白花，手臂佩黑纱，低着头，听广播里的追悼词，默哀的时候，还有低低的啜泣。”

　　对周恩来、毛泽东悼念活动，一方面反映出嵊县人民对周恩来、毛泽东的逝世的悲痛心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扰。

　　　　三、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四人帮”，宣告十年内乱的结束。

　　　　“四人帮”被粉碎后，10月15日，地委召集各县常委进行传达。县委常委参加地委会议回嵊后，当夜召集三大组和公安局、法院的负责同志传达学习。17日上午，先党内后党外，向县级机关全体党员和干部传达。同日下午，分批召开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晚上又召开区、社、县属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华国锋、叶剑英关于粉碎“四人帮”的讲话提纲，并通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

　　　　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全县人民沉浸在取得辉煌胜利的欢呼声中。浙江省三界茶厂、嵊县纺织厂、电机厂、锻压机床厂等工厂干部职工通宵达旦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决心以巩固整顿成果，拥护中央决策，保证质量，增加产量，夺取革命生产新胜利。他们兴奋地说：“四人帮”篡党夺权不得人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合党性，大庆精神大庆风格深入人心，决心把“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口号转化为实际行动，把被“四人帮”所耽误的时间、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如民胜公社举办全社党员学习班，学习文件提高觉悟，树立与“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决心。长乐区委用最快的速度，分片分点召开党员大会传达贯彻，全区各公社普遍召开庆祝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盛况空前，全区参加庆祝游行的达六万多人。

　　　　10月24日，县委在嵊中操场隆重举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伟大胜利的群众大会，三万多干部、群众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四、“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嵊县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灾区，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效益极差，工业产值、利润率和农业人均提供商品粮等经济效益指标，均大幅度下降。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生产徘徊不前，到1976年粮食总产量只有23.88万吨，比1966年21.55万吨只增加2.33万吨，十年递增率仅0.53%，人均生产粮食335.5公斤，比1966年减少50公斤。1966年人均收入75.55元，1976年人均仅79.6元，十年增长甚微。造成物资短缺，许多商品只能凭票购买。全县不少企业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大放、大鸣、大字报、大辩论”代替了正常工作，管理机构一刀砍，管理人员一齐轰，技术资料一火烧，规章制度一风吹，整个经济管理混乱不堪。“文化大革命”前五年的工业总产值低于1960年的水平，财政连续四年减收，居民收入下降，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产和生活陷入困境。劳动保护机构被撤销，生产经营活动混乱。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严重下降，1965年为12612元，1976年只有8142元，年平均下降4%。1966年至1976年，长达十年工资未作调整，“按劳分配”的原则被否定，取消奖金制度，职工提成工资和计件工资停止执行，全县职工年平均工资下降3.66%。用工失控，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全县1976年职工人数12394人，比1966年增长65.83%，职工工资总额1966年442万元，1976年698万元，突破500万元上限。

　　　　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嵊县广大党员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少基层组织领导干部遭受严重打击和迫害，但是他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为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在各项建设事业虽受到严重挫折，大批农村和厂矿、企事业单位基层干部遭不公正对待时，仍然坚持工作，坚守岗位，抵制“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思潮，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全县工农业生产总体仍有所发展。其中工业由于省、地区工厂大都停产闹革命，投资向县以下倾斜，新建和扩建几家较大规模的工厂，劳动投入量大幅度增加，总产值年均递增9.7％。但这完全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嵊县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好，人民的生活会提高得更快。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内乱。“文化大革命”对嵊县的教训极其深刻。第一，一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实现好这个转变。相反，阶级斗争代替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政治运动代替了党的一切工作，运动和斗争一个接一个。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把政治强调到荒谬绝伦的程度，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嵊县国民经济发展出现的马鞍形过程，充分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性。嵊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治局势稳定，生产快速发展。1958年以后降下来。经过三年的调整，生产又上去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1967年生产下降，县革委会建立后，特别是开展批林整风后，生产得到恢复发展。1974年，“四人帮”又进行捣乱，生产又降了下来。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下半年起生产又开始回升。可是，1976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一次向党进攻，嵊县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破坏。

　　　　第二，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文化大革命”鼓吹“唯意志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污蔑为“福利主义”、“修正主义”；把抓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污蔑为“以钱为纲”、“资本主义”；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攻击为条条框框；把合理的规章制度，污蔑为管、卡、压；在所有制上，搞“并队升级”、“穷过渡”；推行“政治评分”、“工分一直头”，反对按劳分配，搞平均主义，把定额计酬说成是“工分挂帅”，把奖惩制度说成是“物质剌激”，还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取消了集市贸易等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嵊县市场物资奇缺，人民生活困难。

　　　　第三，一定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纪律建设，发扬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文化大革命”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遭到一次全面的、长期的破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摧残民主，对待不同观点的人，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进行人身摧残，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又打着民主的旗号，践踏法制，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煽动无政府主义，动不动就贴大字报，无中生有，捏造罪名，在嵊县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煽动和利用派性，以人划线，拉帮结派，竭力在党内搞派别活动，在社会上制造分裂，进行武斗，叫嚷“越乱越好”，闹得社会长期不得安宁。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应吸取的又一个重要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