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一、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

　　  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向全体党员传达陈伯达的问题，把“批陈整风”运动从中央扩大到基层。

　　　　6月，县委举办“批陈整风”学习班，参加人员主要是县级机关和县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陈伯达问题的文件，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明确这场斗争的性质，从政治上、思想上与陈伯达划清界限，帮助县委整风。28日，县委召开第三次全会，讨论并决定原县委书记王尊贤从被审查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是嵊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扭曲的干部政策逐步纠正的开端。9月，县委举办第二期“批陈整风”学习班，参加对象扩大至公社主要干部。学习班分学习文件、开展革命大批判和自我教育三个阶段进行，重点批判陈伯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伎俩。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于1971年10月3日发出《关于成立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中央专案组的通知》，运动重点从批陈伯达转至批林彪。遵照中央部署，县委逐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事件。10月15日，县委先召集公社书记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6日至20日，县委召开干部大会，农村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林彪集团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有关材料，县委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对陈励耘隔离审查的命令。通过学习，与会人员揭发、批判、声讨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29日至30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有关文件和省委的有关决定。会议根据中央有关通知精神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县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并即时召开公社、县属厂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会议，部署扩大传达计划。

　　   12月20日，县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对林彪反党集团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批判材料，并对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作出部署。26日至29日，县委培训县、区、社三级宣讲骨干20128人，全县听传达、宣讲的达363162人，占应听人数的90%以上。

　　   1972年2月12日至3月6日，县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3月上旬，再次培训县、区、社宣讲骨干20150人，3月中旬至3月底，向全县373199人作了传达宣讲，占应听人数的92.5％。但由于县委主要负责人的阻挠和派性斗争，嵊县的“批林整风”只做表面文章，不触及嵊县实际，直至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①下达和6月省委五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②召开后，才真正展开。

　　　　为贯彻中央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7月3日至13日，县委四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及省委五届五次扩大会议精神。与会人员精神振奋，纷纷表示原来思想上的疙瘩消除了，几年来压在心里的话可以诉说了，腰板直了，喉咙响了。全会采用大、中、小会议结合的方式，揭发批判在浙江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及在嵊县的代理人的问题。

　　县委四届六次全会后，“批林整风”取得实质性进展。1972年8月10日，省革委会请示国务院，要求逮捕省革委会委员、嵊县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20日，国务院同意撤销张全千一切职务，予以逮捕法办。9月25日，县委、县革委会在嵊中操场召开大会，宣读省革委会《关于依法逮捕张全千的通报》，并揭发批判了杀人犯张全千的罪行。不久，另外四名杀人犯中的茹长金等三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一人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八名严重打、砸、抢分子分别判处八年至15年徒刑。

　　　　10月30日至11月19日，县委又召开“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浙江首先要解决敌我问题”和周恩来“要抓好安定团结，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保障全省人民生活”的指示。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后转入帮助县委常委整风，进一步揭发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与县委某些领导人的政治性错误。同时，对县委主要负责人竭力推行左倾路线、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的行为作了揭发批判。

　　　　为将运动引向深入，1973年2月，县委成立“批林整风”工作组，并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小组，分赴工厂、农村生产大队，发动群众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动员群众揭发林彪一伙的罪行，提高对“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性的认识，并能较多地注意经济工作，促使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对解放和启用一批干部，处理“打、砸、抢”分子，调整县党政机构和恢复群团组织等方面也起了正面作用。

　　二、部分机构的恢复和领导班子的充实调整

　　随着“批陈整风”特别是“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县党政机构和群团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同时对领导班子进行充实调整。

　　  1971年7月，全县公社、县属单位负责人和保卫干部会议先后召开。会议排除“工宣队”的干扰，传达贯彻了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纪要》，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成绩，为公安机关在政治上恢复名誉。会后，原公安机关大部分干警陆续“解放”，并被安排到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工作。

　　随着“批林整风”深入开展，县委按照省委提出的要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首先要落实干部政策和妥善处理被错关、错判人员问题的指示，解放了一批干部，恢复了一部分受迫害老干部的工作，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被造反派诬为“嵊县叛徒总后台”的老同志张燕堂于1973年1月恢复组织生活。被造反派诬为“假党员、老土匪”、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四明山坚持革命斗争的老同志方初，也于2月县革委会给“县联委”平反后不久，恢复组织生活。原县委组织部长段星名“解放”后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政工组组长。

　　由于县革委会四大组及其所属机构职责不清，管理混乱，尤其是县部分机构被造反派控制，政策观念淡薄，因此，县委决定恢复和建立部分委、局、办和执法机构。1972年8月，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率先重建，11月，县人民法院重建。1973年1月起，县革委会相继恢复和建立农林水利局、工业交通局、手工业管理局、财政税务局、商业局、内务局、物资局、文教局、卫生局、计划办公室。4月，县委党校恢复，县“五七”干校撤销。5月，嵊县公安局正式恢复，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同时撤销。长乐、甘霖、崇仁、黄泽、三界人民法庭也于5月10日恢复。7月至8月，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县科学技术办公室、县体育运动委员会相继成立。

　　为消除派性，充实领导力量，1973年1月29日，省委决定乔廷民任嵊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原县委副书记、县长郑华法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但并没有免去王澄涛县委书记职务，从而嵊县又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同时存在的怪现象，十分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为加强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7月29日，经地委批准，恢复甘霖、长乐、临城、崇仁、黄泽、上东、北山、南山、三界、里东等十个区委。

　　在党政机构恢复的同时，群团组织也得到恢复。1972年1月，共青团嵊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了共青团嵊县第七届委员会，县“红代会”随即停止活动。

　　  1973年6月，召开嵊县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嵊县妇女联合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

　　  1973年10月，嵊县第七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县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县总工会恢复后，“县工代会”随即撤销。

　　　经过“批林整风”和党政群团机构的恢复、领导班子的充实调整，使社会矛盾缓和，社会渐趋安定。

　　　　

　　第二节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一、“工业学大庆”和工业生产的发展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极左的经济政策，但随着县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各级基层组织的相继恢复，县内形势稍趋安定，许多干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学习大庆经验，贯彻《鞍钢宪法》，阻止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业生产连续二年下滑的局面，1968年起逐步得到恢复。1968年工业产值3795万元，超过了1966年和1967年的水平。

　　　　1968年后，县内兴办了一批工业企业，“五小”工业、社队企业和校办企业齐头并进。

　　  1968年10月，由工人技术员马传进等研制的工农型珠茶炒干机试制成功，次年推广试用。它所制的干茶和手工干茶相比，从外形、质量上均提高一到两个等级，工效提高十倍以上，燃料节省三分之一，经济效益增加百分之十五。

　　“大跃进”时期创建的浙江三界茶厂是全省珠茶生产的龙头企业，产值占全省珠茶产值的三分之一，一直由省商业厅管理。1969年1月1日，根据中央向地方下放企业管理权限的决定，省商业厅向嵊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办理了交接手续，三界茶厂划归嵊县经营管理，促进了全县的茶叶生产，并为创汇奠定了基础。“文化大革命”前夕筹建的嵊县棉纺厂(后更名为嵊县棉麻纺织厂)1969年竣工投产，为纺织行业的骨干企业。1970年县医药公司五七制药厂建成投产(后更名为浙江新光制药厂)，利用本地资源制成的复方丹参片是护心良药。长乐硅元件厂1970年试制成功ZCZ系列大功率硅整流二极管，并开始大批量生产，是省电子工业的定点单位。1970年7月，嵊县首家自来水厂————城关工农水厂建成，水源为长乐江水，设计日供水量一万立方米，1973年更名为嵊县自来水厂后，经多次扩建改造，日供水量达到了四万立方米，城关居民开始饮用自来水。嵊县化工厂1972年投产，当年生产硝铵、铵沥蜡炸药215.8吨。还利用下脚料，大搞综合利用，生产了农药皂、环酸钠、过磷酸钙等农药，支援农业生产。1973年嵊县水泵厂正式投产。

　　  1970年至1972年，大力发展“五小”工业。1970年1月，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农机、机电工业生产协作会议，贯彻省革委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并喊出了“奋战五年，基本实现我县‘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的口号，要求多快好省地发展小煤窑、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水泥的“五小工业”，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五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由于高指标、瞎指挥，县、社办的小钢铁、小煤窑无果而终，但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发展比较迅速。嵊县农机修理厂1970年扩建更新，自行设计制造中小型农机具，10月更名为嵊县农机修理制造厂。嵊县锻压机床厂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100吨冲床，1970年9月正式投产(1969年10月试制成功)。国家投资450万元的嵊县化肥厂1971年12月投产，所产合成氨不但满足了嵊县需要，而且还能支援周边县市。1972年2月，县投资28万元在三界镇南新建的嵊县水泥厂投产，填补了嵊县水泥缺口。

　　　　经过几年建设，嵊县发展了电力、水泥、钢铁、化肥、农机、纺织等工业，为建立独立的、小而全的“五小”地方工业打下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城市国营企业职工“停产闹革命”，使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给社队企业以“拾遗补缺”的发展机会，而城市技术人才流向农村，也帮助了社队企业的发展。1967年后，嵊县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推动下，各公社陆续新建(重建)农机具修理厂，生产各类农机具。1970年中央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在农村用当地资源兴办小型企业，公社、大队两级经济以“三就四为”①的方针办厂建场。因此，嵊县在兴办稍有规模企业的同时，还兴办了小建材、小日用品社队企业和合作企业100余家，虽受到干扰，生产秩序比较混乱，有的连年亏损，但对稳定社会、缓解就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1973年8月，县委转发崇仁区委《关于加强对手工业领导的通知》，保优驱劣，对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整顿，嵊县的中小企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大办快上”之际，校办企业也应运而生。众多校办企业相继投产，稍有规模的有1972年创办的城关中学瓦楞纸箱厂和1974年创办的蛟镇中学学工工场。学工工场由教师葛南尧负责，1975年，与上海飞乐电声总厂挂钩，从原来生产板刷转产扬声器配件，为以后嵊县成为全国最大的扬声器零配件制造基地迈出了第一步。1974年有校办厂24家，年产值73032元，企业利润弥补了当地教育经费之不足。

　　　　林彪事件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因此，在兴办工业企业的同时，1971年，根据省委、绍兴地委指示，县委组织全县工交战线各企业单位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的《工业学大庆》社论，继续贯彻《鞍钢宪法》，狠抓企业管理，制订和恢复企业职工出勤考核、质量检验、工艺管理、设备维修、安全生产、成本管理、经济核算、物资管理等方面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嵊县通过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恢复了各项规章制度，使工业生产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1972年全县工业产值达到6393万元，比上年增加573万元，1973年则达到7398万元。

　　　　1974年4月，全县计划和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学习讨论全国、全省计划(工业)会议精神，把“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全县工交战线涌现出一批革命、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先进单位。

　　三界茶厂大搞技术革新，成功制成“炒茶联合机”，工效提高25%，制茶日产量从过去的3500公斤提高到4500多公斤；嵊县电机厂提出“厂举大庆旗，人学王进喜”，1974年上半年全厂人均超定额达145小时，创造完成生产指标的历史最好记录。

　　　　但是，在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的同时，由于极左路线指导，又制订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为了实现高指标，习惯地施行增资增人的老方法，而不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三个突破”，即突破工人人数、突破工资总额、突破粮食销量。1966年全县职工8160人，到1972年达11579人，净增2419人，超计划1900余人，人浮于事，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了3.4%；工资总额1966年442万元，1972年达645万元，超计划近100万元。嵊县的粮食销量基本持平(大部分新招职工不迁户粮)。1972年，虽调高部分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职工工资（这次调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首次），调动了这些职工的积极性，但工人的总体工资水平仍然偏低。1972年，开始纠正“三个突破”。1973年至1976年，全县只按计划增加新职工715人。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工业学大庆”运动遭到严重冲击，已经见效的各项规章制度停止执行，把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干部职工，诬蔑为“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卖命”，把学大庆诬蔑为“套在工人头上的枷锁”，“停产闹革命”、“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无政府主义重新抬头，许多企业又陷入混乱。

　　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的恢复

　　县委积极响应毛泽东1964年提出的“农业学大寨”号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山治水”砌坎保土和绿化造林运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普遍上马。“文化大革命”初，嵊县刚开始动乱时，人们仍坚持治理水患。1966年张村水库通水受益，剡源水库灌区1967年全线通水受益。

　　  1968年2月，县军管会召开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全县兴起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学大寨群众运动。1969年7月，县革委会召开山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会议，交流经验，研究建设水利设施的任务与技术措施。1971年县委遵照省委指示，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比重，大搞以改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水库及灌区建设提速，南山水库中干渠1971年开通，灌溉面积达8万亩；上东水库1971年5月全线通水受益；鱼溪坑水库、辽湾水库、“七一”水库、清潭水库相继动工兴建。1973年2月，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后，农田基本建设掀起高潮。位于新昌县境内，新昌、嵊县、上虞三县共建的长诏水库也于1973年破土动工。

　　  1974年1月，在“农业学大寨”十周年之际，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总结交流先进经验，研究嵊县农业学大寨的规划。白鹤公社等16个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并评选出1973年度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91个，表扬单位19个。“一学四批五大讲”①、“比学赶帮超”的农业学大寨竞赛运动在全县进一步掀起。是年，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小工程动工1843处，完工121处，投放劳动力253万工，完成土石方205万立方米，平整土地4.8万亩，造田1449亩，砌坎保土3615亩。

　　　　这一时期江溪治理除较大江溪政府有规划、有补助外，大都由技术人员和农民自发整治。

　　　　嵊县在整治江溪的同时，充分发挥嵊县人民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开展山区半山区梯田、梯地和溪滩、江滩造田建设。

　　　　王院公社郑岙大队连续奋战十年，至1973年劈山整地建造梯田20亩。大寨式先进单位新合公社东风大队1968年组织全村劳动力苦战一冬春，在犀牛山上建造起11.6亩的大田；紧接着连续奋战三年，在溪江沙滩、蛤蟆山上整地造田95亩、发展桑园40亩、茶园60亩。富润公社前村1964年至1967年将102亩坡地整治成水平梯地；1966年冬至1972年春，对猪娘岭虎头山80亩荒坡进行砌坎平整，种上茶树；1968年至1972年，又在猪娘岭砌筑石坎梯地，建成专业桑园165亩。南山区平山公社下英大队在村下的老江滩地上，经过七个冬春苦战，至1969年，共造新田76亩。1969年至1971年，上东江自上东水库至良村总长12.83公里河段经过治理后空出的沙滩，经北漳、新合、金山、灵山等公社各自组织的群众整理，造田1000多亩。

　　　　经过河道改造、排水除涝、溪滩造田、砌坎平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嵊县农业生产稳定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前两年，局势混乱，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徘徊不前。社会局势稍趋安定后，1969年4月，县革委会在新合公社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并交流了经验。会议号召农业大搞群众运动，把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到搞粮食生产上去。

　　　　1971年1月，根据省委、省革委会“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抓好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指示，县委发出“一年大干，二年巨变，三年实现大寨县”的号召，并具体研究1971年至1972年“农业学大寨”工作任务以及发展指标。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在农村着手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2年1月召开的全省计划会议要求全省农村进一步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的政策和1971年12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解决“三献一并一升”遗留的问题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1972年2月起，县委遵照省委的要求，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的经济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对变为大队核算的单位进行调整处理，重新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全省计划会议后，县委农村工作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单一抓粮食生产演变为抓粮食、抓经济作物、抓多种经营、抓社队企业，使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农业与林、牧、副、渔业协调发展。白鹤公社毛家湾水库保管员裘水招以库为家，在坝脚下的乱石滩上艰苦创业，种植果林，发展多种经营，取得成绩。

　　　　1973年10月，全县农业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省农业会议精神，交流发展农业生产和开展多种经营的经验，制订了《全县1974年至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草案)》。《规划》的主要指标是：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80％以上，农业总产值达到1.7亿元，粮食亩产达到900公斤，平均每人生产粮食550公斤，集体粮食储备达到半年以上，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社员集体分配年收入人均达到150元，茶叶年产八万担，蚕茧年产五万担，绿化所有荒山。10月下旬，县委、县革委会组织区、社干部去湖南株洲等地学习造林经验，回县后各地陆续办起上百个社队林场和杉木基地。12月，县委、县革委会组织区委书记、部分公社书记和县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共51人，赴昔阳县大寨和河南林县等地参观学习。这些措施表明县委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视。

　　　　经过几年的努力，改变了粮食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1972年粮食产量达到247505吨，创历史新高。1973年在自然灾害频繁的情况下，取得农业生产的全面丰收，粮食产量又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达到260270吨。全县平均亩产597公斤，有14个公社在650公斤以上，有30多个大队亩产超“双纲”。中爱公社高家大队亩产达到813公斤，白鹤公社上朱大队亩产达到864公斤，春联公社是全县的高产单位，亩产达到715公斤，嵊县农场在连续两年超“双纲”的基础上，亩产达到831公斤。

　　　　县委虽然在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上有所变化，开始重视多种经营。但对农村、对农民仍然施行“封闭政策”。1973年4月，地委批转县委转发绿溪公社党委《关于赴江西福安县处理外流人员的情况报告》，把当时去江西搞副业的人动员回家。这种把农民牢牢地捆在本地，有一技之长在外地搞副业的农民，均要动员回家的政策，致使农村经济本地化，农民收入来源单一化，不让其发挥特长、不让其创收的做法，严重地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

　　　　

　　第三节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一、“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文化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文教局、各区教办被造反派冲垮，学校“停课闹革命”，各校既不招生又不毕业，在校生只搞“革命”不读书，社会青年无学可上，无校可进，致使社会动乱加剧。1967年11月，虽号召“复课闹革命”，但由于动乱的大环境影响，大批教师被批斗，教学秩序仍继续遭到严重破坏。在群众的压力下，1968年6月，县革委会政工组增设了教育革命办公室，主管全县教育。9月，全县公立中学教师下伸到18个教学点办学，各完全中学的教师下放到有关公社去办教育点。废除文化考试，实行推荐制，导致开“后门”成风。

　　　　为解决几年不招生而积累下来的学龄儿童入学难问题，县革委会不得不动员各社队兴办小学。1969年，全县小学由1965年的851所增至1181所，同时将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县革委会规定各校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生不管有没有真正读过书，只要在册年限已到一律同时毕业，腾出教室，招收初高中生①。

　　　　1969年2月，在“学校办到家门口”的口号鼓动下，各地掀起办中学的高潮，全县新增民办初中或小学戴帽初中54所，此后，每年均有初中增设。1975年9月，又增设民办初中或戴帽子初中27所。1976年9月，增设民办初中或戴帽子初中50所，全县初中发展到303所，其中县教育系统为主管理的23所，完中（设初、高中部）75所，初中在校生37154人、高中14801人，公办教师1024人、专任教师2236人。

　　 高等学校自1966年起连续三年停止招生。根据省革委会在六所省大专院校恢复招生的决定，1970年9月，成立嵊县大专院校招生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开展招生工作。招生突出政治，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查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0年下半年开办嵊县工农兵学校，设植保、兽医、蚕桑、茶叶、医卫、师训、机电等七个专业，均进行为期半年的短期培训班。实行集中领导、分散办学(各专业分设在主办单位内)。1976年4月，改称嵊县“五七”大学，12月招收新生实行“三来三去”①，开设农业、赤脚医生两个专业各一个班。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民业余学校改为政治夜校，以大批判取代文化学习。农业职业学校、职工业余学校、干部业余学校和其他成人学校停办。

　　　 1975年9月，绍兴师范嵊县分校在黄泽公社新田大队开办，对培养师资力量，提高以后的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方针指导下，虽然学校数量骤增，但教育质量急速下降，原因有四。首先，由于片面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突出政治挂帅，忽视文化教育。其次，实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创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五七”学校，违背了教育规律。第三，由于大学几年不招生、不毕业，即使大学毕业，大部分也只是徒有虚名，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对教师的需求，导致正规教师缺乏。1969年7月，全县农村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经办，教师一律回队任教（报酬实行工分加补贴，到1972年2月才全部恢复公办待遇），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初中毕业教初中，高中毕业教高中普遍存在，而有真才实学或有声望的教师处在“改造”的地位，根本无法发挥作用，这是教学质量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第四，高中招生废除文化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使在校生文化水平悬殊，再加上将三年制改为二年制，这也是教学质量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但中小学校数量发展迅速，把绝大多数适龄青少年召进学校，客观上起了稳定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为让群众及时听到毛泽东的指示，县革委会大力发展广播事业，广播喇叭从1200只增至1.8万只，基本实现了队队(村村)通广播、喇叭院户化。图书发行也有较大进展，《毛泽东选集》的发行量是“文化大革命”前总和的200余倍。“文化大革命”前，嵊县只有县电影放映队一个，区、社电影放映队六个，1972年始，陆续成立社、队、厂矿电影放映队71个。

　　    1970年6月，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全县宣传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开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纪念活动，并号召各级组织要热烈响应毛泽东“希望有更多更好作品问世”的号召，大力发展群众性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加强党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同时指示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除继续演革命样板戏以外，演一些新创作的文艺节目。随后，农村俱乐部(业余文宣队)重新开始活动，并得到发展，各区文化站相继恢复，各公社文化站陆续建立。厂矿学校相继成立文艺宣传队，经过严格审查的小节目如《半篮花生》等陆续上演，初步改变了“八亿人民八只戏”的局面。

　　　　1973年，毛泽东亲自过问越剧近况后，省委立即部署。10月，县越剧团重新挂牌，越剧事业得到恢复。

　　　　二、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恢复

　　　　“文化大革命”期间，遵照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发展和巩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培养赤脚医生（经过医疗培训的农民），开展群防群治，发展中草药。而被打成“白专”①的医疗骨干和名医大批下放到公社医院、大队医疗室，而同时又有大批赤脚医生上岗，客观上为普及农村合作医疗创造了条件。

　　  1968年，全县试办合作医疗。1969年1月，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转发县人民医院革委会《关于举办“红医班”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报告》，全县推行合作医疗制度。春季，县人民医院革委会在甘霖、上东两地举办“红医班”，培训农村赤脚医生。同年12月，又在黄泽区卫生院举办赤脚医生训练班，各公社选派两名农民参加，学习医疗卫生知识及战伤急救。此后，各区、镇、公社卫生院每年对赤脚医生进行补训和复训。赤脚医生为合作医疗的普及提供了基础，至1970年底，有50个公社、942个生产大队办起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有社办、社队联办、队办三种形式，资金来源为生产队公益金、社员个人集资和合作医疗站自办的百草园、土药厂收入。社员服用自采自制的草药均不收费，服用商品药大都收取部分费用，也有的全部免费。1976年办合作医疗的大队有981个，占全县生产大队总数的83.2％。收支平衡有422个，有盈余的有315个，亏损的有224个。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不一，全报的38个，报50％及以上的534个，报50％以下的322个，另有67个大队中草药全报而不报西药，其余根据情况酌定。

　　合作医疗站多数只备有不多的西药和简易医疗器械，很难满足群众的需求。因此，在农村种植、制造中草药成为一条比较理想的途径。1969年10月，在新合公社林场创办县药材试验场，由公社负责行政领导，县医药公司负责技术指导，为社、队创办中草药种植基地作了示范，后逐渐推开。全县合作医疗站中设有中草药房的达136个，种中草药335.7亩，其中新合公社华堂大队种植中草药10多亩、700多种。在医疗实践中，赤脚医生试制成功了中草药注射液，还编成《浙江嵊县民间常用草药》一书，在嵊县医药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1970年8月，县人民医院创造了时隔三小时的断臂再植手术成功，并且全部用中草药治疗，使患者迅速恢复了健康。

　　因社会动乱，1967年至1969年，计划生育工作停滞。1970年至1971年，计划生育工作逐渐恢复，有19315人次做了节育手术。1972年8月，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复建，翌年开始，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活动在全县范围内展开。

　　  1972年起改用天花粉引产。1973年7月，成立嵊县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小组，并因人制宜推行综合性节育措施。10月中下旬，进行计划生育大检查。通过检查,基本摸清全县1973年规划出生人数12202人，出生率为19.2‰。1974年6月，又进行计划生育大检查，落实国务院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议情况，基本符合要求。1972年至1976年，全县有69563人次做了节育手术。“少生优生”已成为嵊县人民的共识，计划生育开始全面普及。

　　三、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1965年，按照全国第十次血防会议制订的“全面规划、点面结合、分期分批，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的方针，全县以方口、长乐两公社为重点和有钉螺公社、镇为对象，以复土深埋法开展灭螺。1966年，全县凡水库系列配套工程，全部按土埋灭螺的要求进行复土深埋。抽调血防骨干93人，经技术培训，派往各公社指导查灭螺。是年，没有发现14岁以下低年龄组病人。

　　  1967年至1969年由于全面动乱，血防组织瘫痪，工作停顿，螺情回升。1969年末，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要抓消灭血吸虫病，全县血防工作再次掀起高潮。1970年初，遵照毛泽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召开全县血防工作会议，传达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血防工作会议精神，部署查螺、灭螺、粪管、水管、查病、治病工作，开展“送瘟神”。2月，县人民防治院组织成立血防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驻血吸虫病流行的剡源、明溪两公社，后又增加人员分驻方口、江东等公社，开展“查(螺)灭螺、查(病)治病”工作。新发现大昆、绿溪、毫石、雅璜、通源、北漳等公社有螺，确定为流行公社，全县有螺面积达1644万平方米。1970年至1973年，采取血防专业队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查螺灭螺，累计查出有螺面积2065万平方米，反复灭螺合计5762万平方米，压缩有螺面积1780万平方米，占有螺面积的86.2％。流行公社每年以“三送三检”①粪便孵化法普查一次，山区轻流行公社以皮内试验过筛，阳性者再“三送三检”，四年共查4476891人次，查出病人42658人，并用血防“846”片剂十天疗法、锑————“273”十天疗法，或两者合并疗法治疗40115人次。

　　  1973年至1976年，又相继发现西郊公社马家庄、福源公社谢家等九个村血吸虫病流行。1974年至1977年，经多次复查，有螺面积为337.8万平方米，反复处理面积1918万平方米，化劳动力129万工。结合治理长乐江，组织有关社、队先在治江两岸清钉螺，然后对有螺地段按土埋灭螺标准进行施工。

　　　　1975年起，举办查病学习班六期，培训医务人员、“赤脚化验员”160多人。四年共查病3245103人次，查出病人7399人，采用呋喃丙胺加敌百虫肛栓合并疗法，共治8019人次。1975年，对晚期血吸虫病作普查，查出病人250人，共治晚期血吸虫病及并发症患者308人。四年内查牛35855头，查出病牛522头，治疗344头。

　　　　1976年8月，建立嵊县血吸虫病防治医院，对患者进行有效治疗，并进行全县复查，未发现新患病人，血吸虫病基本消灭。消灭血吸虫病是一次了不起的伟大壮举，在嵊县的疾病控制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四、交通电力事业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嵊县除104国道和通往长乐、崇仁、甘霖、黄泽、三界五大集镇的简易公路外，几乎没有通公社、大队公路，交通十分不便，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此，县委、县人委作出规划，要求社社通公路。

　　　　20世纪60年代建成或动工的公路有清前线的清风至下王段、枫谷线的赵家岭至谷来段、丰古硖线的丰国岭至下王段、下(任)华(堂)线、下蒋线的长乐至贵门段，嵊通线的浦桥至通源段，共计93公里。70年代公路建设全面开展，1970年5月，嵊县谷来至诸暨枫桥公路竣工。至1976年，县内先后建成嵊(县)上(王庄)线的县城至朱村段，朱(村)通(源)线，石(璜)竹(溪)线的石璜至雅璜段，共计188.7公里。这段时间公路建设中民工建勤228.2万工、国家投资1l1.88万元。1970年12月，还新建成嵊县汽车站。

　　客运、货运等均有一定的发展。1965年，全县只有28辆客车1100座，1975年39辆客车1274座；1965年，全县51辆载货汽车，载重193吨，1975年有187辆载货汽车，载量601.5吨。1965年有搞运输机船2艘、80马力，木帆船77艘、1036吨位，1975年有运输机帆船13艘、928马力，木帆船68艘、900吨位，水泥船78艘、1127吨位。1965年前没有中型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搞运输，1975年有121辆中型拖拉机、821辆手扶拖拉机搞运输，改变了农村运输全部靠人力、畜力的状况。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电力需求日益增长。20世纪70年代，国家对农村水电发展在资金、技术、原材料等方面，给予补助和扶持，使水电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前岩水库电站1970年进行技改，总装机从235千瓦升至400千瓦。坂头水库电站1967年4月并入地方电网，1972年3月一台100千瓦机组更换为320千瓦机组。南山水库电站1966年10月200千瓦机组发电，1967年4月1250千瓦机组投产，1970年4月第二台1250千瓦机组投入运行，第三台1250千瓦机组开始装机。剡源水库1972年11月装机两台共500千瓦的坝下电站建成。渔溪坑水库电站1974年1月开工，1975年7月两台320千瓦机组投入运行。这些都是装机300千瓦以上的电站。装机300千瓦以下水库电站有新合水库电站、三步跳一级电站、七一一级电站、砩水水库电站。梯级电站部分投产的有三溪江流域梯级电站、百丈岩梯级电站、镇基山电站、新砩电站、显潭二级电站、福全电站、黄龙地电站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还建立微型水电站87座，后因设备简陋、工艺落后，逐渐淘汰。

　　在建造电站的同时，嵊县单相供电试验取得成功和应用。1968年初，浙江省机械科研所协同县电力部门，在上东区土块村进行单相供电试验。初装15千伏安配电变压器一台，架设l.3公里10千伏单相线路，供照明和农产品加工，获得成功。1969年10月，全国第一座单相电力排灌站在嵊县建成，省电力局派员在上东区龙王庙村进行单相供电灌溉试验，又获得成功。11月，浙江省单相供电现场会在嵊县召开。会议推广由嵊县电力公司与电机厂等单位合作、在国家水电部与科学院等单位指导下完成的“单相供电、35千伏二线一地串联补偿”设施，并确定里东区为省单相供电试验基地。在当时导线供应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单相供电设施试验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但节省了近半导线，为农村用电节约了成本，而且将单相供电时的电耗降低到最低值。

　　  12月，浙江省单相供电研究协作小组在嵊县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国农机化研究院、上海电器科研所应邀派代表指导。与会人员参观了北漳公社土块大队、金山公社立新大队的单相供电试点现场，察看了嵊县变电所、嵊县电机厂研究单相供电的设施，进一步研究了单相供电的指导思想，落实了扩大四明山区(里东区)、三界地区单相供电试验的协作任务。

　　  1970年6月，嵊县一根电线输电（即单相供电）获得成功。作为浙江省单相供电试验基地的里东区，全区单相电网建成，设大门山简易变电所专给里东区供电。在单相供电的试验和推广中，曾先后两次在嵊召开全国性讨论会，里东试验区由省试点，进为国家水利部试点。19日，单相供电的主要承担单位嵊县电机厂代表出席全国电力工业增产节约会议，受到周恩来接见和鼓励。至1971年1月17日，全县10千伏单相供电线路长达142公里。

　　  1976年6月，浙江省单相供电技术现场会在嵊县召开。有关新闻单位除对单相供电的技术措施和方法进行介绍外，还对会议情况进行了报导，对宣传、推广单相供电起到了积极作用。

　　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县共架设10千伏单相线路480公里，普及了里东、上东等山区的用电①，创造了嵊县电力工业史上的奇迹。

　　第四节开展“批林批孔”使纠“左”工作受挫

　　　　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和大搞“双突”

　　　　1973年底，江青等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批林整风”从批极左转向批极右。中共十大②要求放在首位的“批林整风”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开始后，嵊县一些人乘机又重树山头、重打派仗，企图夺回已被老干部掌握的部分权力。1973年12月，嵊县成立以原“机关联总”头头为团长的“上访团”，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老干部。1974年初以原“师生联委”头头为团长的“汇报团”成立，肯定嵊县“批林整风”成绩，但也指出“批林没批透”、“整风不彻底”等问题，组团向省委、地委“汇报”。两团各持己见，再次开始争斗。

　　　　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2月5日，县委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批林批孔”的有关文件和江青给驻浙某部防化连的信①，从此，影射攻击周恩来及各级老干部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在全县展开。

　　　　“批林批孔”一开始，“上访团”即以“反潮流”为名，组织一些人对县委发难。宣称1973年10月县委免去县粮食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并对其进行隔离审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是复辟倒退（简称“两否一倒”），逼县委撤销原决定，恢复其职务。县委被迫同意了他们的要求。2月中旬，“上访团”召开原“工代会”委员会议，逼县委表态恢复“工代会”。县总工会牌子被拿走、部分办公室被占据。16日，县“上访团”得到县委某些领导的首肯后，组织一些干部、群众赴驻浙某部防化连学习“批林批孔”经验，主要学习江青给该连的信。23日，县政法部门召开“批林批孔”动员会，批判“两否一倒”，错误地批判了一批干部。3月16日，杀人犯张全千被“保外就医”，“工代会”逼县委、地委甚至省委表态“复查”，县委被迫于4月开始对张全千案的“复查”。

　　为制止全国混乱局面，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通知下达后，嵊县“上访团”和“汇报团”被迫撤销，成员回原单位参加“批林批孔”。但根据省委部署，4月25日，县委建立凌驾于县委之上的“批林批孔”小组(亦称“双批”小组)，由王澄涛任组长，原“上访团”团长任办公室主任，“反潮流战士”列席县委常委会会议，从而篡夺了部分领导权。继而各区、社(镇)和机关单位也先后建立了凌架于党委之上的“批林批孔”小组，并以“反潮流”为名，层层揭批所谓“两否一倒”，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被扣上“儒家”、“孔老二”、“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等帽子，被层层揪斗。

　　　　1974年6月1日，县委召开“批林批孔”万人誓师大会，会议以“反复辟”、“反倒退”为名，全盘否定“批林整风”成果，把矛头再次指向各级干部。“批林批孔”小组下令停止使用刚恢复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牌子、印章及名称，一律换上“文化大革命”时的牌子、印章及名称。6日，县委副书记左成军被免去兼任的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党组书记职务，由造反派头头竺法均接任，造反派再次夺取了生产指挥权。13日，县委、县革委会、县人武部党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简称“三全会”)。会议以“反潮流”精神，揭批所谓“两否一倒”，揭发批判“复辟势力代表人物”，错误地批判了部分领导干部，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再次受到冲击。会后，全县“批林批孔”运动逐步升级。

　　但嵊县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已厌倦，通过“批林整风”，对我们党能逐步纠正“左”倾错误也有信心，因此，出现上热下冷、台上热闹台下清静的局面。连跟着喊口号的人也屈指可数。“批林批孔”小组要求各公社（镇）大队开辟“批林批孔”专栏，但绝大部分公社（镇）为应付检查出一二期就将其搁荒，内容也只是摘录报刊杂志的“范文”，很少与本地挂钩。全县生产大队干部除极个别外，绝大部分对“批林批孔”运动采取只听不干的态度。县委常委内部也不统一，县委常委邱继泰等人干脆托病，不参加“批林批孔”大会，或稍坐后即刻离开。

　　  6月中旬，地委召开组织工作座谈会。嵊县参加会议的三名县委常委回县后，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传达部署地委指示，要赶在“七一”前短短十几天时间内，发展一批党员、提拔一批干部。要求县级各机关、各区、各公社，作为突击任务排名单、议对象、作调查，在短时间里将建党对象上报，在“七一”前都要发展一批造反派、“反潮流战士”入党。

　　县委主要负责人也支持造反派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简称“双突”），把帮派骨干塞进各级领导班子。“突击入党’’原单位通不过，拿到别的单位去通过，搞什么“飞过海”；或以高压手段，由上级点名，“上督落”限期接收入党；基层党的核心小组多数成员不同意接收入党的，就施加压力，“点名搬石头”，搬掉反对者。有的帮派骨干来不及办理“突击入党”手续，又迫不及待地要抓权，就先塞进领导班子，后办入党手续，玩弄所谓“待纳新”的花样。更有甚者，将入党作为“交易”。如石璜公社造反派头头“上督落”要让其入党，但当地党组织就是不同意，并提出相对比较符合条件的农村年轻干部入党。公社革委会与当地党组织相持多日，后两人均“突击入党”。

　　　　“批林批孔”运动，以帮压党、以帮代党，“踢开党委闹革命”，大搞“双突”，帮派人物妄图再次搞垮党的各级组织，把大批领导干部第二次打倒，从而乱中夺权。把所谓“反潮流”的“勇士”塞进共产党内，让“打、砸、抢”分子混入共产党内，使党组织严重不纯，危害极大。全县“突击入党”196人、“突击提干”38人，从县委、县革委会到公社党委、革委会及县级机关部分科、局、办领导班子中，均塞进了“突击提干”、“突击入党”人员。

　　　　二、社会局势再度混乱

　　　　从“批林批孔”全面展开后，嵊县再度陷入混乱。街头辩论，大字报、小字报辩论又起。特别是城关镇和机关大院，影射周恩来、攻击重新工作老干部的大字报上午贴出，下午就被所指对象不同的大字报或大幅标语、口号覆盖。大字报、小字报五花八门，撕毁大字报、践踏大字报事件也不时出现。如1974年7月的一个下雨天，县知青办个别人写了一幅吹捧江青，攻击省委、县委几个领导，宣扬“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字报，县知青办另外一个干部看了后十分气愤，就用湿淋淋的鞋脚将大字报践踏得无法张贴。

　　与此同时，为搞好所谓上层建筑“斗、批、改”，6月16日，嵊县成立了工宣队、贫管会办公室。20日，又成立了县革委会教育领导小组，它实际上取代了县文教局革命领导小组。县革委会教育领导小组一成立，就要求各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教学秩序再度被搞乱。

　　  7月11日，县委和县委“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同意县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12日下午，工宣队进驻嵊县中学、长乐中学、崇仁中学、人民医院、县越剧团、县广播站、县电影队、县防疫站、县文化馆、县新华书店。从此，嵊县的宣传系统、教育系统、文化系统再度被造反派控制而陷入混乱。

　　　　“批林批孔”期间，县级机关干部要么被迫坐下来学习“批林批孔”文件和报刊杂志相关内容，要么抄写大字报辩论，正常工作停滞，县级机关一片混乱，严重影响了党政机关的运作。县委处境困难，大大削弱了对局势的控制力，最严重的是导致“王家兴事件”的发生。1974年8月23日深夜，浦口公社蒋家埠大队退伍军人王家兴途经县城东桥时，被城关镇治安组纠察队员诬为小偷，头部被较重钝器击伤，出血较多，最终落水溺死。9月3日，王家兴的亲属及当地村民聚集到县公安局，要求严惩凶手。因县公安局正在所谓“批林批孔”，迟迟不作明确的答复，激起民愤。6日，村民将王家兴遗体放至东桥，使杭温线交通阻断了八天。14日起，将其棺木又移至县级机关办公大楼内平台下，直至1975年3月13日，有关部门答应严惩凶手后，王家兴遗体才运回蒋家埠，陈尸达半年之久。这就是震动县内外的“王家兴事件”。

　　　　“王家兴事件”本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具有偶然性，但发展成为影响如此之大、后果如此严重的事件，又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嵊县严重的派性斗争和法制遭到践踏、党政机构无法正常工作的结果。事件发生后，政法机关无法履行职能，而县委内部又意见不一，不能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派性再度膨胀，事端不断，混乱加剧。但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冠“批林批孔”之名，行包庇怂恿“打、砸、抢、杀”分子之实的不满。

　　　　接着，1974年10月发生王院公社培坑大队与竹溪公社半程大队因山林纠纷引发数百人的械斗，造成死二人、重伤多人的严重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县委虽多次派出工作组调查、疏导，但也不能及时处理，后经较长时间才得以结案。这是继王家兴事件后，“批林批孔”带来消极后果的又一严重事件。

　　　　“批林批孔”运动使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再度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单位领导班子再度瘫痪，嵊县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下降，1974年只完成年计划的86.64％，比1973年下降9.33％。

　　　　由于“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严重混乱，嵊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希望安定团结，发展生产。11月，县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省委、地委指示精神，学习毛泽东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但嵊县两派冲突仍然不断，使中央精神难以贯彻。跟随杭州造反派冲击省委会议、强占杭州饭店的一部分嵊县造反派仍然不断发回“信息”，要造反派继续“反潮流”。1975年2月，毛泽东批准浙江把造反派赶出杭州饭店。此举对浙江、对嵊县起了稳定作用，对造反派是个沉重打击。为此，县委又召开工作会议，再次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以稳定政治经济形势，并要求停止派性活动，任何人不准冲击工厂、机关和军事部门。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75年3月6日，县委“批林批孔”小组撤销，其工作人员回原单位工作，形势又出现了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