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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路线的推行和“斗、批、改”运动

发布日期:2014-09-06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嵊州市 字号:[ ]


  第一节极左路线的推行

   一、开展“三忠于”活动

    196712月初,县军管会和“县联总”通过《嵊县风暴》①和大小会议,响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组织、任何人应该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的号召,开展“三忠于②活动,神化毛泽东。22日至26日,县军管会召开全县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誓师大会。号召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新高潮,促进思想革命化,把嵊县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85月,县军管会又召开“三忠于”誓师大会,号召全县开展“三忠于”活动。并举办各公社干部及以上干部参加的“三忠于”活动学习班。全县出现了一个“学忠、比忠、立忠、传忠”的热潮。单位设立“忠字堂”、家里设立“忠字室”、墙上贴“忠”字、头上戴“忠”字、胸前挂“忠”字、日夜想“忠”字;组织群众学忠字舞、跳忠字舞、赛忠字舞;有的人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向东”、“卫东”、“想彪”,以示忠心,新生婴儿取名也以“红”、“忠”居多。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发表,即使深更半夜、刮风下雨,老老少少也都得闻风而动,集会游行。城镇、农村、工地、田头到处都是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课堂。各单位相继建立了“一祝、二唱、三读”制度①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与此同时,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人们纷纷购买毛泽东著作,至1970年,全县毛泽东著作发行量达190万册,人均近五册。

   县革委会成立后,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决定》,接着又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要求以“三忠于”为动力,发动全县人民群众,继续发挥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同时举办“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展览,要求把红心凝在“忠”字上,把“三忠于”活动推向高潮。1968717下午,全县各行各业组织群众迎接《毛主席去安源》油画。8月中旬,锻压厂铸造的两米高的毛泽东巨像落成。1227,县革委会组织两万余人迎接毛泽东赠送给首都工人阶级的礼物————芒果,从新昌巡送到嵊县,并由解放军护送着芒果举行盛大游行,晚上开庆祝大会,第二天又严整队伍前去瞻仰芒果。

    以一定方式表达对领袖人物的敬仰,特别是对为新中国建立立下丰功伟绩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表示崇敬是应该的。但以封建的、迷信的、狂热的活动形式崇拜领袖人物,把领袖人物神化,是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的。“三忠于”活动既是贯彻实施左倾路线、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精神支撑之一,又是左倾路线的现实表现。以后组建的各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则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之虚,行批斗、审查打击干部之实,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批判”女子越剧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360余个戏曲剧种中,越剧大放奇彩,《梁山伯与祝英台》、《祥林嫂》等优秀剧目得到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肯定,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是仅次于京剧的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是嵊县人民的骄傲,也是浙江人民的骄傲,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

    1968318,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时指责浙江文艺战线女人演男人,是“60年代怪现象”,又指责“越剧是资产阶级的”,得重新改造,重新创作。江青的指责被造反派捧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令,全省掀起“围剿”女子越剧旋风。

   嵊县越剧团首当其冲,团长被批斗后分配到南货店卖食盐、老酒,副团长分配到食品厂劳动,名演员扫厕所、大街,监督劳动。714日,“县联总”大批判办公室召开“彻底砸烂60年代怪现象————女子越剧誓师大会”。同月23日,浙江越剧一团、二团,杭州市越剧团和浙江文艺学校又在嵊县城关举行“彻底砸烂60年代怪现象————女子越剧誓师大会”,会后先后去甘霖、崇仁、黄泽等地区,一面参加夏收夏种,一面批判女子越剧。85日晚,嵊县革委会、“县联总”、“县三代会”和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召开“全省彻底砸烂女子越剧广播大会”。女子越剧被小会揭、大会斗、广播报刊批,造反派称之为砸烂女子越剧的“人民战争”。诬“越剧之家”是裴多菲俱乐部、是反革命黑据点,诬《越剧发展史》是牛鬼蛇神的“宗谱”,是为地主阶级摆好评功黑线图,诬为抢救遗产、挖掘传统而编纂成册的传统剧目,是把毒汁洒向全国,蓄意把嵊县变成反革命策源地的毒根。

   对越剧界的表演艺术家、著名演员的迫害更甚。新中国成立前已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左派文学艺术团体)活动的袁雪芬,冒着杀身之祸扮演祥林嫂,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陈毅的多次肯定,但这次也被诬为反动权威、女子越剧祖师婆,惨遭批斗。越剧界有名的“十姐妹”被诬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死对头”而无一幸免,连已亡故多年的著名越剧演员筱丹桂的墓地也被掘。

   由于女子越剧遭到“批判”,19713月,嵊县的越剧团、绍剧团更名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所有传统剧目、优秀剧目均遭封杀,全县只能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及毛泽东语录歌,只能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白毛女》、《海港》、《红色娘子军》等八只样板戏,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

  三、极左经济政策的推行

    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过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嵊县的国民经济呈现协调平稳发展的态势。下半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下降。不过当时运动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机构还未被打乱,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5036万元,比1965年增长9.3%。

    1967年,虽然召开全县农业会议,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部署春耕生产。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加剧,武斗频繁,特别是“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在嵊县贯彻后,“文化大革命”迅速向工交财贸系统和农村蔓延,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农业无人收种,再加上6月至1O月连续131天的全县大旱,剡溪河床干涸,受旱农田28万亩,3.5万多亩基本绝收,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影响。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14424万元,比1966年下降9.6%,减少612万元。

   在农村推行一系列极左政策是工农业生产下降的重要原因。1967年下半年,全县70%以上生产队在经营管理上推行大寨式劳动管理制度。开展批判“三自一包”①、“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从1968年夏季开始推广“三献一并一升”,即农民献出自留地、宅基地、零星果木,合并生产队,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又升为生产大队。强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加快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重搞“一平二调”,使大队内部矛盾重重。同时推广不论劳动质量数量、以时记分、按分计酬的大寨式评工记分办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19705月,县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革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精神,抓所谓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虽然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但继续全面开展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地下运输队”、“地下建筑队”,把合理的家庭副业斥之为反革命资本主义余毒。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天下大乱,工矿企业停产、半停产,运输又不正常,致使南方用煤日趋紧张。为响应中央号召,嵊县盲目组织夺煤大会战。

    196911月初,县革委会发动群众找矿报矿,开掘地下煤矿。12月中旬,在仙岩公社的三聚潭、西鲍、奖山公社的屏岫、沈大湾、上庄、乌岩坑等地发现煤点。197016,县革委会响应毛泽东“改变北煤南运”的号召,按省革委会第十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成立夺煤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指导全县开展“为革命找煤,为革命报煤,为革命夺煤”的群众运动。这场兴师动众的夺煤大会战,至1977年,在三合、民胜等地挖掘出泥煤17万多吨,褐煤10万多吨。但其热值仅及标准煤的三分之一,派不上大用场,只好停止开采、堆在路旁。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是嵊县工业战线上不讲科学、一味搞人海战术,不尊重知识、瞎指挥造成严重损失的一次沉痛教训。

   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虽然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①的群众运动,贯彻《鞍钢宪法》②,但工业生产大搞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中,提出一手夺粮,一手夺煤、夺钢,把各条战线都跃上,建立一个小而全的工业体系。继续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利润挂帅”、“物质剌激”等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进一步推行极左的经济政策。

  第二节“斗、批、改”运动

    

    一、清理阶级队伍

   根据毛泽东关于革委会成立后各地“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指示,县革委会一成立就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分析所谓阶级斗争形势,部署打击“阶级敌人”的工作,并决定全县开展“斗、批、改”运动,重点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把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19686月底,县成立“清阶”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将“县联总”治安指挥部改为县群众专政指挥部,下设各区群众专政分部和公社群众专政指挥部,各大队设群众专政小组,县属厂矿和各中学也设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并规定上述机构在各级革委会和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实施群众专政,各群众专政机构的负责人,必须由“县联总”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担任。为了加强“战斗力”,城关镇成立若干群众专政连队,农村也组建群众专政连队,条件是要拉得出、能打“硬仗”。各级群众专政组织成为“清阶”的主要力量。

   “清阶”通过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方法开展,以所谓实行群众专政的方式进行。724日,县革委会首先举办文教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大批干部、教师受审查、批斗,被迫害致死1人。28日,县革委会、“县联总”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培训“骨干”,82日,参加人员扩充至3000余人。在学习班上,造反派头头大肆宣扬林彪、江青一伙的反动理论:“现在阶级关系变了,革命对象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老家伙”,并炮制了一个“老干部等于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动公式。学习班即将结束时,召开全县“清阶”会议,“县联总”负责人作主题报告时公开宣称:“清理九种对象①绝大多数在保守派那边,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在保守派那边。因为保守派要保这些人,而这些人要翻案依靠的就是保守派。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份报告发至全县各地、各单位,致使一派压一派更剧烈。8月初,县革委会组织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700多人,成立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到长乐、崇仁、北山、里东、三界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清阶”。县革委会组织一些人,追查干部的历史问题,而这些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搜集捏造各种伪证,栽赃陷害老同志。一批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在四明山坚持革命斗争的老党员、老同志,如张燕堂、方初、翁全老等被诬为假党员、叛徒、叛徒后台、老土匪。对“文化大革命”略有微词的或对省革委会负责人、县革委会负责人、“造反派”头头不满的干部和群众,以现行反革命治罪。全县掀起大揪“叛徒”、“假党员”、“死不悔改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的高潮。

   816日至21日,县“工代会”举办“清阶”学习班,培训“清阶骨干”100余人。8月至9月,县革委会、“县联总”对清查出来的6000余名“阶级敌人”进行集训。103日,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对揪出来的阶级敌人进行大示众、大批判的通知》,提出的口号是“示众到哪里,斗争到那里”。对揪出来的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等进行大示众、大批判。1010日前公社搞,10月中旬搞了一次全县大示众。

    81629日,县革委会举办原公社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强制公社干部检查总结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的教训,并揭露原县委主要负责人推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逼迫参加人员人人揭发、人人检查,逐个过关。

   9月,县级机关斗、批、改毛泽东思想干校在城关建立。1O29日起,县革委会、“县联总”以干校名义在白泥墩举办原机关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由张全千主持,对全县干部进行“大清洗”。参加学习班的有734(包括文艺系统139)。学员分成6个连,连下面设排,排下面设小组。每排由工宣队员为指导员(非党)。整的重点是老干部和不同观点的普通干部,批斗逻辑是“攻击造反派就是攻击红色政权、攻击红色政权就是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斗争方式是带白袖章、举扫帚挂重牌、三餐示众(站在食堂示众)、跪小凳、“关牛棚”、喷气式、疲劳战(不准睡)、站风雪(日夜站在雪地里),检查来往信函、抄家、监督劳动、非法定性、开除、戴帽、群众判刑,要求是相互揭发、反戈一击。学习班经过“清阶”、反击“二月逆流”①、“整党”等几个阶段,历时一年余,被揪斗、审查的有351人,被错误处理的154人,其中定性戴帽67人、党纪处分71人、判刑16人,另外还有开除、动员回家及各种纪律处分58人。因受不了残酷折磨,五人自杀身亡。

    87,“县联总”召开砸烂“反动公检法”大会。公、检、法22名干警被押上台,非法批斗、毒打达两小时之久,并向全县实况转播。全盘否定了县公、检、法在新中国成立17年来,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就。9月,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公、检、法机关,进行所谓“斗、批、改”,原公检法干警几乎全部靠边。1219,县革委会在县良种繁育场举办所谓公检法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历时近三年,学习班变相为囚禁原公检法主要骨干的拘留所。参加的65名干警中有31名被揪斗、审查,并遭到肉体摧残。

   19692月,县、公社()革委会先后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农村抓阶级斗争,开展“斗、批、改”,又有一大批基层干部和无辜群众遭到批斗迫害。12月,成立嵊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抓农村“文化大革命”。县革委会抽调干部组成“革宣队”,进驻公社()搞“斗、批、改”。

   10月,县革委会决定将县级机关斗、批、改毛泽东思想干校更名为嵊县“五七”干校①,将在白泥墩举办的原县级机关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还须继续审查或等待处理的288名干部送进干校。116日,成立嵊县“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同时,干校迁至三界,在三界中学、石塔、嶀浦设点,校部设在石塔嵊县茶场。

   嵊县的“五七”干校实际上是将大批干部下放体力劳动的场地,是“靠边站”干部的临时安置点和继续审查、批斗场所。原县委书记王尊贤,原县委副书记、县长郑华法,原县委副书记刘增和,老同志张燕堂、竺青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坚持四明山革命斗争的一批老同志被送进“五七”干校。他们白天开茶山、养猪或到往返一百余里的曹娥手拉车拉煤,晚上接受审查、批斗,未经批准不得离校,书信往来须经造反派检查。

   此外,在19698月至9月,按照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统一布置,在全县组织四次严厉打击现行犯罪分子的“红色风暴”,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县又有1700余人遭到非法审查。19713月,在嵊县根本没有“五一六”分子①的情况下,县委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遵照林彪、江青一伙的意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企图将一批反对中央文革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200余名“县联委”的战斗队长及以上人员再次遭到了公开或秘密审查。

    林彪事件②后,“清阶”基本结束。“清阶”期间,毛泽东虽然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规定,但是,由于对何谓“阶级敌人”没有明确的规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加上嵊县的“公检法”已经被砸烂,因而“清阶”在嵊县被造反派利用,成为他们排除异己、无情打击的借口。“清阶”期间,全县共被揪斗21243人,在被揪斗人员中有生产队长以上干部4363人,其中党员2551人,占全县党员的24%。被查抄10103户、破获所谓“反革命集团”157个、挖出所谓国民党“将级军官”108个。全县被逼死、打死等非正常死亡332人,被打致残的344人。事实证明,随心所欲制造出来的案例,绝大部分是冤假错案,如被宣判的142件“反革命”案件中,后被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与部分改判的占93.6%。

  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机关

    虽然1967年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1月,县军管会、县“红代会”也召开过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要求各中小学复课,但由于当时动乱局面正在发展,相当多的嵊县学生仍散在社会没有返校,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也普遍受到批判和审查,不能恢复正常工作,因而这些通知实际上难以普遍执行,学校秩序仍然混乱。

    1968年春,社会动乱局势相对趋于缓和。干部和群众中不时出现否定“一月夺权”、否定反“二月逆流”、为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鸣不平的言论,但被林彪、江青等人诬为“右倾翻案风”。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局势再度恶化。6月,嵊县开始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翻案风,揪斗“二月逆流黑干将”、“小爬虫”,一批干部、群众再次遭到批斗。

  为制止动乱局势的再度发展,1968825,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于是,嵊县各地纷纷派遣“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不久,这种办法,又扩大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9月,县革委会从工厂中抽调大批工人,组成数十个“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分别进驻县属中学、医院、文艺团体和县级机关等,进行“斗、批、改”。县“工宣队”还进驻县级机关“斗、批、改”毛泽东思想干校,参与县革委会在白泥墩举办的原县级机关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领导工作,并由县工宣队员担任各排的指导员。同月,全县农村各公社相继成立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并陆续进驻区属中学和公办小学,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管理学校。

   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商业战线也进行了一场大革命。19692月,县革委会发出《农村商业必须由贫下中农管理的通知》,规定基层供销社及分部由公社成立的贫下中农管理商业委员会负责管理,各大队村店由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商业小组管理。商业部门改变传统的站柜台做买卖的老规矩,在以商为主,兼顾别样的方针指导下,纷纷走出柜台,走“赤脚营业员”道路。甘霖供销服务社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代表上北京出席全国商业工作会议,并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毛泽东。

   “工宣队”、“贫宣队”当时是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队。由于“工宣队”、“贫宣队”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指导方针下进行工作的,特别是嵊县“工宣队”、“贫宣队”派性严重,成为一派打击压制另一派的工具,原已恢复工作的干部又被“靠边站”或重新审查,机关事业单位出现双重领导的怪现象,较有名望的教师、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又成为排挤、打击对象。由于外行领导内行,不懂商业和流通领域规律的人管理商业和流通领域,致使种子、化肥、农药、日用品时常脱销,农副产品长期滞销,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高潮及成户下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矿企事业单位不招工,致使大批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上学、又没法分配工作。196812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的号召,因“文化大革命”发动而一度停止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重新开始。

   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6912日,县革委会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领导小组成立,并决定“老三届”①都动员“上山下乡”,随即嵊县掀起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1969年有1440(1966年、1967年已安排到企事业单位就业后被“倒”出来的21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70名支援黑龙江大兴安岭建设。1970430名、1971111名、1972134名“上山下乡”,103名支援吉林贲县建设。1973年有387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形式是分散插队,全县每个公社均有安置任务。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状况作出了错误估计,因此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绝对化,改变了原来探索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涵义和培养新型农民的初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了政治运动。1969年至1973年全县共有2675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而同时有大批1970920日前进单位、表现“较好”的农村户粮临时工转为固定工,仅1971年就转了2328名。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由造反派把持,政策混乱,随心所欲,甚至把“上山下乡”作为惩罚措施,以派划线,参加另一派的不管你符合不符合留城条件,都要其“上山下乡”。被动员“上山下乡”人员中,有不满16周岁或超过25周岁的,还有小学生和文盲。

   19737月,县革委会撤销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成立县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纠正城镇知识青年以“派”定留城(保留城镇户粮)、定“上山下乡”的错误做法。“上山下乡”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社队分散插队,建立适当集中的知识青年点,如白鹤叶家知识青年点等。或单独建立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主,有带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场队,如剡北知青农场、升高五百岗知青茶木场等。或“厂社挂钩”办场厂,即有动员任务的厂矿与有安置任务的公社挂钩,举办亦工亦农的场厂,如三合知青轮窑厂、石璜知青丝织厂(后更名为嵊县第二丝织厂等)。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分散向相对集中转变。

    由于调整了政策,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较顺利,再也没有出现“街上敲锣打鼓,家里以泪洗面”的尴尬局面。1974年“上山下乡”233人,1975477人,1976381人。

    此外,1964年至1978年,嵊县接收上海、杭州、西安等地回乡知识青年576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6336人。其中属错放、乱放,在落实政策时才补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手续的2195人,占总数的34.6%。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带有极浓的左倾色彩,耽误了知识青年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但它对当时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开垦荒山荒地,磨炼一大批优秀青年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在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又以战备为名进行成户下放。19693月间,发生苏联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稍后开始全国性的挖防空洞的备战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全县各地民兵响应中央号召构筑防空洞、防空壕。196910月,中苏边界冲突已经停止,但林彪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却下达了“第一号命令”,使全军、全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在许多大中城市疏散人口。县革委会闻风而动,以战备名义,将551户城镇居民计1598人迁往农村,其中所谓遣送对象即仍居住在城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54人,只占总数的9.6%(不含随迁的配偶、子女),绝大部分被迁往农村“改造”的是被诬蔑为“叛徒”、“顽资派”、“假党员”的干部及其子女和所谓“联委死硬分子”的城镇居民及其子女,还有须“改造”知识分子,年龄大的六七十岁,小的生下来才几个月,又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

  四、掀起学哲学热潮

    中共九大①后,全县响应毛泽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以学习九大文献为中心内容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

   19708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全会开展了对陈伯达的批判。按照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所谈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970116日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规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选读)、《反杜林论》(选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国家与革命》(选读)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2月上旬,县革委会遵照省革委会《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召开学哲学会议,要求县革委会领导学习上述的全部著作,基层干部重点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会后,县革委会四大组代表和各公社领导去江山县参加江山县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著作现场会。县级机关干部每周抽出半天、三个晚上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其他干部学哲学时间每周不得少于半个白天、一个晚上。开展创“四好”、争“五好”运动,举办政治夜校,举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举办讲用会,全县掀起了一阵学哲学热潮,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嵊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号召“学哲学一定要一面学习,一面批判,一面战斗”、“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大会把学哲学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连在一起,号召不断地斗、彻底的斗。会后,继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19713月,县委召开1970年度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大会在小组交流的基础上,有14个先进单位的代表和个人在会上作了介绍。会后,县委组织念宅、渭沙大队等先进典型到各公社、厂矿进行巡回讲演。遵照毛泽东“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带领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断提高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

   开展学哲学活动,从当时的意图看,主要是配合“批陈整风”。但在久已不学马列、只读《毛主席语录》不学原文的情况下,提倡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原文,在客观上是有益的。

  五、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初,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后,根据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把“一打三反”运动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要求,嵊县从19702月开始,在各地设立专案组,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

   在运动中,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提出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际”的工作方法,掀起大学习、大贯彻中央三个文件和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群众运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后,根据全会公报提出的“一打三反”运动要抓紧的要求,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要求各级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对前一阶段运动搞得不透的要深入,对运动搞得一般的要加强专案工作,搞得比较好的进行定案复查。

   “一打三反”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经济领域里的“修正主义路线”,查清这些问题的“根子”,挖出隐藏在经济领域里的一小撮“队级敌人”,打击一小撮所谓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但在“公、检、法”已经被砸烂、法制遭到严重践踏、派性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嵊县各地设立的“专案”组随心所欲,任意揪斗干部、群众。经过大学习、大宣传、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定案处理等阶段和历时一年余的清查,清查出了所谓通敌叛国、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投毒、反对革命、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几百个专案。在运动中捕风捉影乱戴帽子,如把对县革委会、造反派不满、有怨言的被打成“攻击红色政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小商小贩、农民跨区域贩卖小商品或果品、蔬菜的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因私用了几张纸、几个信封的被打成“贪污分子”等。机关事业单位80%以上干部作了自查检讨,全县每个大队都有运动对象,县、社立案侦查的案件达120余起,再次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这场运动搞得人人自危,并致使市场极度萧条。

 

  第三节整党建党与中共嵊县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整党建党与党组织的恢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嵊县党政机关被造反派“夺权”,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党员无法过组织生活。196810月,县革委会遵照毛泽东有关“吐故纳新”①的指示,先在剡北、绿溪两公社和县锻压机床厂搞“吐故纳新”建党试点。11月,开始在明山、灵山两个公社开展开门整党的试点,批判“三党”(生产党、福利党、全民党)、“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入党做官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公私融化论)。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19691月,县革委会成立由七人组成的中共嵊县革委会核心小组,代行县委职权,王澄涛任组长。6月,中共嵊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出席代表1145人,其中非党代表453人,会议主题是传达贯彻九大精神。会后,在所谓九大新党章指引下开展整党建党运动,把党员推上阶级斗争第一线,实行火线整党、开门整党。整党建党从基层开始,每个党员必须表明对毛泽东、对林彪的“忠诚”,对“文化大革命”、对革委会的态度,并由群众(造反派)审议。每个党员必须填写要求恢复组织生活的表格,言语上、文字上稍有不慎很难过关,有的党员被审议十余次。但造反派圈定的“打倒对象”,不管你如何检查,仍然不能过关,恢复组织生活。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整党建党,19702月,中共嵊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整党建党经验交流会。会议传达省整党建党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五十字”建党大纲①、《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六厂二校”②整党建党经验。七个单位介绍了工作体会,并部署了整党建党任务。3月,县革委会、“三代会”展开整风学习,通过“两忆三查③”进行“斗私批修④”,在此基础上,帮助县革委会常委整风,帮助机关整顿作风,提出意见和建议有170余条。到4月,全县1190个党支部,有81%的支部完成了整党任务。6月又开展有非党群众参加的开门整党。各公社、镇及工厂的党委、总支也在整党中陆续恢复或重建,至年底,整党基本结束。

   经过整党建党,至中共嵊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县10129名党员中,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占90%左右。全县90%的党支部进行了重建,54个公社重建了党委。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继续进行整党建党,同“一打三反”运动和“斗、批、改”结合进行。至19713月,全县65个公社()党委全部重建。

   这次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思想整顿、提倡斗争哲学和“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造反派意见”进行的整党建党,特别强调所谓“吐故纳新”,其结果是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一次大破坏。一批老干部、老党员被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走资派”、“联委死硬分子”,排斥在党组织外,成为“吐故”对象,而一些“造反有功”人员被划为“纳新”人员入党,造成了组织不纯。但是,毕竟党组织的建立和先后恢复大多数党员特别是老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以后抵制和反对各种破坏活动、稳定局势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二、中共嵊县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经过整党建党,基层党组织大部得到恢复,造反派在各级党组织得到了更大的权力,中共嵊县革委会核心小组认为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197012月初,中共嵊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第四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下设秘书组、保卫组、宣传组、后勤组,并将代表名额(含指定人员)分至各基层党组织进行推选。

     经过几天的仓促准备,1221日至24日,中共嵊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城关镇召开。出席代表695名,列席代表24名,特邀代表五名。

    出席大会的代表是按所谓“充分民主协商、高度集中”的原则,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所谓集中,就是集中到各级革委会,所谓群众意见,主要是听取造反派意见。这样“推选”出来的代表自然主要是革委会的负责人、造反派头头和支左的解放军,代表性极其有限。

   王澄涛代表中共嵊县革委会核心小组作工作报告。报告歪曲历史事实,攻击嵊县是浙江“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污蔑县委是“旧县委”、“地下黑县委”、“裴多斐俱乐部”、“牛鬼蛇神的黑后台、保护伞”,攻击县委领导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王许死党(指县委书记王尊贤、人武部政委许德仁)”,还多次诽谤全县各级党组织“都烂掉了”。而对嵊县造反派的“功绩”作了极不恰当的肯定,对嵊县“文化大革命”四年的历史作了错误的评价,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在嵊县的丰功伟绩作了极不负责的贬述。“斗”字贯串全文,赤裸裸地大谈夺“权”,火药味十足。报告声称“革命大批判开路,在斗争中前进,粉碎了旧县委一小撮走资派在嵊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哪一部分权力”,“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发展了一批优秀党员,增添了党的新鲜血液”,“狠批了六十年代的怪现象————女子越剧,积极普及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学习、宣传,捍卫革命样板戏的政治局面”,建立“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学校,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报告鼓吹“狠批了刘少奇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利润挂帅’、‘业务第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批判了单干理论家陈新宇、杨木水”等的所谓成效。报告特别强调“正当两条路线斗争的紧要关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了浙江‘两个改组’①的英明决定,接着,省军管会对嵊县问题又作出了决定,给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最大的支持,击溃了‘二月逆流’,使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奔腾向前”,错误肯定了嵊县“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成绩。

   在今后任务方面,报告一再强调“要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有力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要继续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对工农业生产方面,农业战线要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切实际地提出了“为在三、五年内实现大寨式的队、社、县而斗争,为在三、五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力化而斗争”的口号。工业战线要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建立一个独立的、小而全的工业体系”的口号。

    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嵊县四届一次全会上,恢复县委常委会,选举王澄涛为县委书记,左成军、徐富田(军队代表)、刘雁(军队代表)为副书记,张尚瑞、竺法均(群众代表)、李明山(军队代表)、邱继泰(军队代表)为常委,中共嵊县革委会核心小组随即撤销。

    中共嵊县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共九大错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导下召开的大会,对嵊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践作了错误的肯定和阐述,它的错误和缺点显而易见。但也应该看到,首先,它恢复了县委常委会,有利于领导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其次,军队代表参与领导工作,对造反派起到了遏制作用,对稳定局势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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