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一、传达“五一六通知”和“文化大革命”在学校的出现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中央文革①顾问康生等人的授意下贴出一张诬陷、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6月l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受其影响，全国出现许多大中专学校掀起以学校领导、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浪潮。20日，嵊县中学高三(甲)班有学生贴出揭发学校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各中学相继召开声讨“三家村黑帮”②大会和揭批学校领导的批判大会，并贴出大字报，要求“停课闹革命”。22日，嵊县中学高二(乙)班有学生贴出第一张针对县委的大字报，抗议县委不支持师生革命行动，不支持、不组织声讨“三家村黑帮”，各校乱揪乱斗现象不断发生，很多学校党组织陷于被动。这样，嵊县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学校开展起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委和地委关于有范围、有秩序、有领导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下达。6月中旬，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五一六通知”精神，并遵照地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九条通知》精神，作出了内外有别等一些规定，试图有秩序、有领导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县委沿用“四清”工作的方式，于24日派出工作组进驻各中学。县委还召开全县中学、区校校长会议，要求各校召开党团骨干会议，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和揭批“三家村黑帮”。工作组按照县委的指示，组织师生学习中共中央“八条指示”①和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简报，试图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控制学校的混乱现象。但学校中揭发批判教师的行为不断升级，对被诬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骨干教师和有历史问题、家庭出身不好或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教师进行批斗，不少被认为是“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的教师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被造反派挂牌示众和抄家。

　　　　工作组一方面要支持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又要制止学生某些偏激行为和错误做法，处境十分艰难，但工作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乱揪乱斗现象，使已经出现的混乱局面有所控制。但是，这种做法引起了部分学生的误解，对工作组产生了对立情绪。工作组虽然做了不少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仍没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身置于矛盾焦点之中，陷于被动地位。

　　　　7月25日，毛泽东发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指示。8月，县委决定撤销工作组，设联络员。9月5日，嵊县中学六位教师贴出揭发批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大字报，随后，各中学相继贴出同样内容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压制了他们的造反精神，是镇压革命的反动行为。9月中旬，县委又被迫决定撤出联络员。

　　　　二、“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向社会蔓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嵊县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社教四分团，根据毛泽东在6月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要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相衔接的讲话精神，决定在嵊县开始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

　　　　7月3日至10日，县委遵照社教四分团的部署，召开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县级机关、区、公社及企事业单位党员领导干部720多人参加。会上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以提高与会人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期间，共贴出大字报1420余张，帮助县委整风。但由于林彪具有很大蛊惑性和煽动性的“五一八讲话”①录音7月中旬在县人民大会堂、县人民剧院多次播放，使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中央真的出了“修正主义”，而且正在准备搞反革命政变，促使对党中央、毛泽东有深厚感情的群众喊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林彪还号召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干部起来“造各级党委、各级政府的反”。因此，“五一八讲话”，为嵊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制造了理由。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外，另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策。“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级党委“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但没有对“走资派”和左派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有很大的随意性，造成敌我关系上的混淆，使运动很快失去控制。

　　　　为贯彻“十六条”精神，八九月间，县委召开历时50天的三级干部会议。会议要求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动机关“四清”，开展“大放、大鸣、大字报、大辩论”（即“四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在三级干部会议召开期间，即9月20日至22日，县首届五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称“贫代会”）在崇仁镇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除贫下中农代表外，还有工交、财贸、文卫系统代表和红卫兵①代表。会议学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十六条”和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选举产生嵊县“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并成立县红卫兵总部。会后，根据社教四分团的部署，县级机关党群、政法、文教三系统先开展“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县委试图通过这两次会议，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事与愿违，在“贫代会”结束当天，嵊县中学高三(乙)班有学生在县委机关大院贴出《炮轰县委司令部》的大字报，把斗争矛头直指县委。县委负责人组织机关干部阻止学生进入机关大院，因而引起机关干部与学生严重对立。不久，机关干部转向支持学生，学生可在机关大院到处张贴大字报，县委逐渐失去对运动的控制。

　　　　12月，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规定工人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学生也可以到厂矿进行“革命串连”。工人“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这个文件贯彻后，“文化大革命”迅速扩大到全县工交财贸各单位，工人与学生联合起来，冲击和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使全县工业生产开始陷入全面混乱状态。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迅速向农村蔓延。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其中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从而改变了原定的“四清”运动中结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部署。还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开展“四大”，社队之间可以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连。县委传达和贯彻这个文件后，“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到嵊县农村。1966年12月，社教四分团领导在嵊县作“犯路线错误的检讨”，“四清”工作队也随之全部撤走，这样，“四清”运动让路于“文化大革命”而悄然结束，“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第二节社会局势开始出现全面动乱

　　　　一、红卫兵运动和两大造反派组织的形成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后，嵊县各中学、工商企业、农村、机关同全国各地一样，先后成立了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8月26日，嵊县中学师生红卫兵发出倡议：彻底敲掉菩萨，烧掉木子牌位，拆除带有封建的与资本主义色彩的牌坊、匾额，去除门上的一切题词、对联、浮雕、图画；立即烧毁书店、书摊及社会上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的书籍、报刊、图画；废除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切村名、街名、路名、校名、厂名、店名，并换上革命化的新名称。红卫兵运动初期，主要是上街破“四旧”①，横扫所谓“封、资、修”②。开始只在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亦称“黑五类”）家庭和寺庙、庵堂、教堂、宗祠等场所进行。后蔓延到知识分子、文艺界及台属、港属、侨眷、工商业者。一部分红卫兵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实行揪斗、体罚、抄家，刮起打人、抄家、抢劫风。红卫兵走街串村，大批名胜、古迹、中外古典名著、珍贵文物、字画、稀有雕刻等被破坏、盗窃和焚毁。著名的大明禅寺、普安寺、长善寺、招贤寺、石鼓庙、陈候庙、孝节庵、静安庵等70余座寺、庙、庵无一幸免，佛象、法器、文物遭毁，寺、庵、庙被拆毁或移作他用。连书圣王羲之墓也难逃厄运，其墓碑移作了桥板，墓旁的著名景观石火囱被人用石炮轰毁。文物保护单位获知红卫兵要敲毁全国少有的著名古迹城隍庙内的溪山第一楼浮雕的消息后，连夜发动机关干部用石灰将石雕封平，才免遭厄运。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8264户被查抄①，其中属所谓专政对象的只有127户，绝大部分是不应查抄的。

　　  破“四旧”后，又大搞所谓立“四新”活动。大批更换地名、街名、校名、店名。很多老字号的店铺和街道的名字，被改成“东风”、“反修”、“红卫”、“东方红”大都千篇一律的名字。如将县立二小更名为“东方红”小学，操场更名为“东方红”广场，剡山小学更名为“五七”小学，城隍山更名为红武山，连嵊县城关镇东南西北的城门也被更名，致使信函无法投递、行人茫然。

　　  破“四旧”之后，全县红卫兵开始赴全国各地串连。9月28日，嵊县首批中学生红卫兵274名赴北京，在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②时受到接见。10月中下旬，第二批、第三批中学生红卫兵赴京。全县掀起“大串连”活动，各校“停课闹革命”，奔向全国各地，进行所谓“新的长征”。各地到嵊县串连的人也数以千计，县接待站接待费达14万余元。

　　   10月下旬，红卫兵高喊“对毛主席忠不忠，看行动”的口号，走街串巷大搞“红色海洋”。从城镇到农村大搞墙头开花，抄写毛主席语录，车站、要道均设语录牌，使走、坐都能看到毛主席语录，到处是红队旗、红帽微、红领章、红胸章、红袖章，连城关镇商店的排门、柜身都漆成红色。针对这一情况，11月7日，社教四分团白鹤工作队前王工作组五位同志写信给中央，认为将豆腐浆架子漆红、肉桌漆红、房屋漆红是浪费。虽然地委要求各县检查这种浪费行为，但仍无济于事，“红色海洋”愈滚愈大。

　　　　11月底，杭州等地部分嵊县籍大学生“回乡闹革命”，组成杭州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杭三司”)嵊县联络站，结集杭州、金华、温州、绍兴等地红卫兵，到嵊县的学校、工厂、农村宣讲林彪、江青等的所谓指示，鼓动“造党政机关的反”，宣传派性，从此，红卫兵运动由破“四旧”转向夺权和武斗。

　　由于各单位、各社队群众和红卫兵组织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不同，对本地区、本单位、本社队领导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嵊县就分成多派。不久，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几派逐渐联合，形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但两派均打着“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

　　   1967年1月26日，以嵊县锻压机床厂、印刷厂、竹编厂、电厂、电机厂、农机厂和食品公司、搬运公司等部分职工组成的嵊县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与城关镇居民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及“杭三司”支持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发起成立嵊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县联总”)。不久嵊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加入“县联总”(当时群众称“县联总”为“三总”，指的是“工总”、“贫总”、“居总”)，而后来成立的嵊县革命干部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机总”)成为“县联总”的“智囊团”。

　　　　2月8日，以嵊县汽车站即浙江省汽车运输公司革命造反第五兵团职工为主体，联合全县各厂矿企业部分职工的嵊县革命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与嵊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嵊县革命师生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嵊县革命干部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含公社干部组成的“反修挖根”兵团）联合发起成立嵊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为促使大联合，不久就更名为嵊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县联委”或称“四大联委”)。

　　　　3月7日，“县联委”查封红卫军嵊县分部，成为两派严重对立的导火线。一派认为根据中央关于残废、退伍、复员、转业军人不准单独成立造反组织的通知精神，查封红卫军嵊县分部是革命行动，好得很；另一派中的某些人却认为这是“走资派”压制、打击群众运动的伎俩，是反动行为。两派相互指责，除组织三场大辩论外，大街小巷、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均展开了大辩论。与此同时，两派均从维护本派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精神各取所需。但在该有哪派“掌权”问题上，两派寸步不让，争夺激烈，不时发生纠纷和冲突，直至酿成残酷的武斗。

　　　　二、揪斗“走资派”和县生产办公室成立

　　   1966年6月23日，嵊县中学师生召开声讨“三家村黑帮”大会，学校一位领导和两个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语文教师被“声讨”。这是嵊县首次揪斗所谓“走资派”。9月上旬，县邮电局造反派逼局长戴高帽、挂纸牌，在邮电局大门口示众。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嵊县揪斗“走资派”的锋芒指向县党政领导，指向所谓“嵊县的资产阶级司令部”。9月23日，竹编厂、锻压机床厂、农机厂、搬运公司等造反派冲进县城工部办公室，县委常委、城工部长孙继曾被戴上“无常帽”，在造反派的押解下游街。

　　　　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风。10月上旬，县委常委、公安局长祝绍朋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帽子揪斗。县委书记王尊贤、县委副书记刘增和也遭揭发批判。11月19日，县党群、政法、文教三系统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揭发批判县委在“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把攻击火力集中转向县委。23日，县级机关党群、政法、文教系统111名干部在杭州“控诉”地委副书记、社教四分团团长商景才在嵊县“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控告王尊贤“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逼迫省委撤销王尊贤上虞社教四分团副书记、副团长职务。担任“四清”工作队各级领导的部分县委副书记、常委也连续遭到批斗。揪斗“走资派”使党政领导和机关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农村社队普遍成立造反战斗队，“踢开党委闹革命”之风在全县愈刮愈烈。

　　　　1967年1月，全县残废、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和烈军属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以揭发批判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又将公安局长祝绍朋戴高帽游街。参加会议的部分人策划并成立了红卫军嵊县分部。会议期间，红卫军嵊县分部成员包围县人武部，企图劫持县人武部政委许德仁，但遭到县人武部指战员的严辞驳斥而未得逞。

　　　　2月15日、16日，“县联委”召开全县“炮打王尊贤大会”，县委书记王尊贤到会听取揭发批判。4月8日，“县联总”召开“批判王尊贤大会”，并令其交待与“县联委”的关系，王沉默不语，遭到一阵毒打，头部、胸部多处受伤，但仍遭关押，后见其伤势过重，才将其送到县人民医院诊治。这次批斗大会开创了摧残领导干部肉体的先例。从此，领导干部被毒打、体罚屡见不鲜。轻者乘“喷气式”、罚站、挂牌，重者跪凳、掌嘴、头颈挂十余斤用铅丝捆着的重牌。据不完全统计，批斗时遭重罚、当场昏厥的有20多人次。

　　  由于揪斗“走资派”，造成县委、县人委基本瘫痪，使工农业生产无人管也无法管。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3月6日，根据省军管会的指示，由县人武部牵头，成立县生产办公室，下设秘书组、政工组、检查组、后勤组，负责领导全县工农业生产。县级各部门、区、公社、大队也相继成立生产领导小组。区、公社生产领导小组组长，一般由区、公社人武部长担任，大队由民兵连长担任。

　　　　县生产办公室一成立就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后来又两次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电话会议，并组织干部去工厂和农村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使全县工农业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第三节造反派全面夺权和两派武斗

　　一、夺取舆论工具和武斗的开始

　　　　上海“一月革命”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此后，全国掀起夺权高潮。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直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嵊县的造反派也乘机而动，夺取县党政大权。

　　　　嵊县的造反派深知要夺县委、县人委的权，首先要夺取舆论工具。而“县联总”主要负责人是县印刷厂造反派的头头，故在“县联总”成立当日，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全面控制了县印刷厂，并规定只准印“县联总”的传单、简报，县委、县人委、县人武部及“县联委”的文稿一律拒印。

　　   1月24日，县广播站极少数造反派联合“工总”、“居总”等造反派夺了县广播站的权，为组建“县联总”大造舆论。驻嵊部队奉县委之命夺回控制权。1月27日，“县联总”代表、县广播站代表在“省联总”的撮合下，达成协议，当日晚上八时起联合接管县广播站，并将嵊县广播站更名为嵊县人民广播站，规定嵊县人民广播站保持中立。2月12日，“县联总”单方撕毁协议，强占播音室。次日，县人民广播站内部职工在县人武部的支持下又夺回控制权。16日，“县联总”又组织几百人冲进县人民广播站，并全权接管，将县人民广播站更名为“嵊县革命造反广播站”，“县联总”终于掌握了舆论工具。

　　 由于造反派控制了通信和舆论工具，县生产办公室成立后连续召开的全县农业会议和抓革命、促生产广播电话会议，遭到邮电局和广播站造反派的破坏，要么广播中断，要么电话不通。因此，1967年3月，邮电局造反派头头和县广播站造反派头头被县公安局拘留。同日，县人武部代表驻嵊陆海空三军支持“县联委”，三军均派员参加“县联委”大游行。但不久，空五军驻嵊雷达站与县人武部、驻嵊海军在支“左”①问题上出现分歧，驻嵊雷达站转为支持“县联总”。从而嵊县出现了驻嵊陆海军参加“县联委”游行，驻嵊空军参加“县联总”游行的罕见的怪现象，从而加剧了两派对立。

　　　　拘留造反派头头和县人武部支持“县联委”等引起部分中学红卫兵的不满，认为这是“以生产压革命”、“支派不支左”。在“省联总”和“杭三司”等某些人的煽动下，700多名红卫兵以到浦口等地串连遭阻为由，于5月12日至18日到县府大楼(当时县人武部移至此楼办公)“绝食静坐”，要县人武部提供搞串连的交通工具和其他设备，并下令各社、队不得“以生产压革命”，不得阻拦串连，要县人武部命令县公安局立即释放被拘留的造反派头头。县人武部指战员和县级机关干部向“绝食静坐”红卫兵送水送食，但遭拒绝。

　　　　参加这次“绝食静坐”的除嵊县中学、城关中学部分红卫兵外，还有“省联总”、“杭三司”等十余个外地红卫兵组织。如此多外地人员参加，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

　　   5月15日，县人武部和“绝食静坐”红卫兵接到向中央文革请示电的回复：“绝食群众：希望你们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请你们立即复食，有问题协商解决。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16日，县人武部代表与红卫兵代表谈判取得进展，部分红卫兵开始撤离。但“省联总”和“杭三司”少数人，一方面阻止红卫兵撤离，一方面向中央文革“告急”，把矛头指向驻嵊部队。17日，县人武部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对绝食群众的合理要求，应给予解决，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与群众造成对立，如果你们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坚决改正”的来电，县人武部派员向“绝食静坐”红卫兵全文宣读此文，并表示坚决执行。

　　  “绝食静坐”红卫兵认为这是中央文革对他们的支持，情绪更加激烈。“省联总”和“杭三司”某些人进一步煽动，称县人武部隐瞒中央文革其他指示，要县人武部交出来，县人武部再三解释未果。“绝食静坐”红卫兵竟冲进县人武部机要室“搜查”，并殃及县委、县人委各科局的机要室，此举激怒围观群众，纷纷自觉捍卫机要室，从而造成肢体冲突。

　　　　在县府大楼外，支持“绝食静坐”的“县联总”号召罢课、罢工、罢市，造成城关镇一片混乱。在大街小巷激烈辩论中，反对“绝食静坐”的“县联委”有四人被揪押至县食品公司北仓库。“县联委”发动职工包围北仓库，解救被拘押人员，因而导致大规模肢体冲突，双方受伤90余人，其中重伤住院16人。18日，县人武部领导被迫答应“绝食静坐”红卫兵大部分要求后，事态才逐步平息。这就是“5·18绝食静坐”，它拉开了嵊县武斗的序幕。

　　　　1967年6月4日，“黄泽联总”打伤驻嵊部队到黄泽地区宣传的海、陆军战士各一名。21日又在黄泽非法扣押解放军宣传车，驾驶员被打成重伤，六位海军战士被毒打。“黄泽师生联委”向“黄泽联总”提出抗议，并设法解救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县联总”派嵊中东方红兵团师生支援“黄泽联总”，双方发生斗殴，“黄泽师生联委”10余人受伤，制造了黄泽事件。嵊中两派学生对黄泽事件激烈辩论，并发生冲突，一派在“县联总”支持下包围另一派，并用石块进攻，双方受伤70余人。29日，“黄泽师生联委”、“县师生联委”抬着重伤员到三军驻地要求制止武斗，惩办打人凶手。请愿队伍行至空军驻地时，在此地埋伏的“县联总”人员突然发起袭击，请愿队伍被逼折回嵊中操场。

　　　　由于县城内“县联总”的力量不及“县联委”，“县联总”调集大批农民进城围困嵊县汽车站和人民医院，并断水、电、粮、菜六天六夜。邮电局造反派还切断“县联委”与各社队联系电话。6月29日，在驻嵊三军的支持下，“县联委”与“县联总”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但第二天上午“县联委”运送伤员车辆途经县锻压厂门口时，驾驶员被抓进锻压厂。“县联委”部分成员冲进锻压厂，救回受伤的驾驶员。协议迅速被毁，武斗重起。

　　     7月l日，“县联总”成立突击队，“县联委”组织战斗队，开始在县城进行大规模的“石头战”。双方“石头战”愈战愈烈，从地面发展到屋顶，汽车站周围屋顶、保育院两旁屋顶、县人委招待所两旁屋顶均成为“战场”，特别是东后街，街两面房屋的瓦片、砖头成了双方的“炮弹”。这次“石头战”被毁房屋200余间、公私财物损失100万元以上，死亡四人、伤1000余人。5日，“县联委”遵照省军管会的命令撤出城关。“县联总”突击队以维护治安为名，搜捕滞留城关的县、区、社领导干部和“县联委”派群众，并成立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将原机关保育院当监禁所，以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非法关押县、区、社干部和群众。

　　二、县军管会的成立和武斗的升级

　　   1967年7月11日，“嵊县联总控告团”同“省联总”人员一起在杭州劫持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逼其表态同意改支持嵊县“联委”为支持嵊县“联总”、对嵊县实行军事管制等事项。双方僵持七个多小时，张秀龙被逼答应了“县联总”的无理要求。而15日准备回到嵊县开庆祝大会的“嵊县联总控告团”途经柳岸时，被“县联委”截获、关押。

　　    鉴于嵊县的混乱局势，1967年7月12日，省军管会、省军区作出《关于嵊县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嵊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县军管会)，对嵊县实行军事管制，任命卞庸中为主任(未到职，28日，省军管会又任命肖殿湘为主任)。同月，人民解放军某部3分队来嵊支“左”。

　　    县军管会刚成立，7月15日，“县联总”突击队就抢劫县物资局仓库，交县农机厂、缎压厂制造土枪土炮。25日，“县联总”成立嵊县武卫司令部，并连续强索县人武部、县公安局及城关镇、西郊公社、富润公社等战备仓库武器，连体委搞体训的枪支也遭强索。县人武部干部和县中队的武器也被索走。26日，“县联总”武卫司令部动用机枪、步枪、冲锋枪袭击新明公社，一人被杀害、三人受伤。“县联委”试图动用民兵武器抵抗，并成立两个指挥部，即东片指挥部(总指挥部)①和西片指挥部(即以“县联委”首批人员从城关撤离的7月3日命名的“703”指挥部)，试图包围城关。但因弹药缺乏，无力进攻。8月5日，驻嵊海军的全部枪枝弹药被“县联总”索走，连岗哨步枪也被索走。

　　　　县军管会主要任务应是对嵊县实行军事管制，制止武斗，恢复秩序。但在江青“文攻武卫”②口号的煽动下，行动恰恰相反，而是支持一派以武力打压另一派，使武斗不断升级。8月2日，县人武部发表《关于坚决贯彻执行省军管会〈关于嵊县问题的决定〉的声明》，改支持“县联委”为支持“县联总”。16日，县军管会发布《第一号通告》，宣称贯彻执行省军管会《关于嵊县问题的决定》，也支持“县联总”。

　　    8月6日，“县联总”在杭州组建有百余人参加的“武卫连”，后扩建为“武卫营”(对外称“嵊县联总”文攻武卫兵团)。7日，茹长金带领武卫司令部成员包围新市公社，被抓的13人遭枪杀。

　　　　21日，“县联委”擅自在黄泽杀害被抓的“县联总”文攻武卫指挥部通讯员等三人。

　　　　9月10日，张全千率500余名“县联总”武卫司令部成员包围“县联委”驻地蛟镇仰高亭，将被抓的17人枪杀。13日，武卫司令部包围甘霖，又枪杀了被抓的21人。17日，怕遭迫害躲避在新昌回山的51名嵊县干部、群众被“新昌县联总”抓获，交给“县联总”，押送车至黄泥桥时，三人被枪杀。

　　    9月初，省军管会、“省联总”策划绍兴地区五县一市攻打“嵊县联委”。由绍兴军分区制订作战图，并在嵊县北山召开会议，传达《关于调动几县、帮助嵊县消灭县联委的命令》。此前，“县联委”向县军管会提出过和平谈判，但遭拒绝。9月1日，在杭的“县联总”武卫营由“省联总”派车送到绍兴，从北山进入县内，攻打“县联委”。13日，新昌县人武部、“新昌县联总”在绍兴军分区“支左”人员的指使下，调动新昌县中队、武装民兵和“新昌县联总”人员，攻打“县联委”驻地黄泽。15日，县军管会发布《第二号通告》，勒令“县联委一小撮坏头头，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听候处理。”19日，几县大批不明真相的民兵及武装群众围剿嵊县西片的“县联委”。“县联委”退据上东、里东等东片地区，但仍被包围。“县联委”试图冲破包围圈，于10月4日在浦口发动突围战，终因子弹告罄，退回四明山。这场突围战死伤惨重，“县联委”死26人，“县联总”死四人。

　　    1967年10月24日，县军管会遵照省军管会命令，主持“县联总”和“县联委”在里东上店村谈判。11月9日，双方达成：放下武器上缴封存、停止武斗；人员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恢复交通邮电；正常开展“四大”；释放双方被关押人员；双方政治生活待遇一视同仁等为主要内容的协议。

　　　 上店村谈判后，“县联委”遵照协议，解除武装并将武器缴给县军管会，并将在柳岸抓获的“县联总”主要负责人释放。“县联委”成员陆续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次日即遭关押。这样，使打算返回或已在返回途中的“县联委”人员重新逃往四明山区。

　　　　由于“县联总”违反上店村谈判协议，“县联委”退据东坑公社。12月下旬，“县联总”再次进山清剿，“县联委”向余姚方向撤离。县内武斗基本结束。

　　　　“文化大革命”期间，嵊县的武斗范围之大、牵涉面之广、时间之长、死伤人员之多，省内少有。两派对阵中死亡69人，武斗中被抓后杀害122人，武斗死亡总人数达191人，占全省武斗死亡人数的8.9％。

　　　　三、县革委会的成立

　　　　1967年8月，公安部长谢富治公开煽动“砸烂公检法”，使公、检、法不但失去了制止混乱的职能，而且自身也处于被砸烂的地位。12月，县军管会决定成立公检法军事管制组，对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3月进驻公、检、法机关。

　　　　县公、检、法被砸后，采取所谓群众专政替代法制，取消了侦查、批捕、审判等一套办案程序，以案犯处理呈报表代替提请批准逮捕书和起诉意见书，逮捕、拘留、审讯、起诉、审判均由审案办公室办理，县革委会人保组长批准。法律监督工作被取消，公、检、法互相制约功能丧失，从而使民主、法制、人权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

　　    在武斗的同时，为夺权作准备，召开县“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简称“三代会”），名义上是联合各派红卫兵、工人、农民的代表大会，实际上却是为全面夺取县委、县人委大权奠定基础。

　　    1967年10月下旬，“县联总”在县军管会的支持下，召开由全县各中学、部分小学参加“县联总”的红卫兵代表参加的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并取代共青团嵊县县委。

　　    1967年11月12日至18日，“县联总”召开嵊县工人革命派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并代行总工会职能。

　　　　1968年2月16日至18日，县军管会召开全县各公社贫下中农协会主任会议，并宣布以嵊县革命农民代表大会(筹)取代“县贫协”。2月24日至26日，召开嵊县革命农民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

　　　　实行军事管制、夺取“公检法”专政大权和成立“三代会”等，为组建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会)作了政治和组织准备。因此，“县联总”充分利用窃取的“组建权”、“批准权”，先成立县以下革委会，从下到上夺权，为在县革委会中夺取更多权力奠定基础。

　　   1968年3月3日，在“县联总”基础较好的中爱公社率先成立革委会，为全县基层成立革委会确定了模式。委员会组成为农村造反派11人，占55％，学生造反派一人，占5％，领导干部两人，占10％，一般干部四人，占20％，民兵代表两人(代替军代表)，占10％，造反派占绝对优势。后相继成立的公社、镇革委会委员的比例大致如此。到5月，除新建公社、奖山公社于1968年10月1日最后成立革委会外，嵊县基层党政一元化领导的革委会全部成立，取代了原公社、镇的党政机关。与此同时，企事业单位也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在各公社、镇和企事业单位革委会建立的基础上，1968年6月6日，省革委会批准建立嵊县革委会，14日召开成立大会。县革委会设常务委员会，由王澄涛任主任，胡凤海、徐富田(军代表)、张尚瑞、张全千(群众代表)、竺法钧(群众代表)为副主任。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生产指挥组。同日，县革委会发出通告：自即日起，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归县革委会。

　　  革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搞阶级斗争，是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的工具，是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元化(党政合一、政企合一)领导体制的极端发展，是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重大倒退。但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参加革委会，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有益的工作，为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县革委会成立，县内局势趋向稳定。7月5日县军管会撤销，在嵊支“左”的部队同时撤出嵊县。

　　　　四、两大造反派组织的终结

　　　　1968得2月，经“省红暴”撮合，“余姚联总”、“嵊县联委”和同期退到余姚的“新昌联委”、“天台联总”联合成立“浙东指挥部”。“嵊县联委”主要负责与南京军区、舟山要塞区某部的联络工作及控告任务。武装由“余姚联总”统一指挥。“嵊县联委”总部安置在黄明公社，后迁至梁辉公社。“嵊县联委”总部虽迁至余姚，但仍通过嵊县县内联络站，散发传单，传达信息。

　　　　2月底，“省联总”在嵊县召开八县一市联防会议。嵊县、新昌、上虞、镇海、奉化、鄞县、余姚、慈溪及宁波市派人参加，讨论用武力解决四明山“浙东指挥部”问题。3月至10月，南京军区多次派员到嵊县、新昌等地调查核实“县联委”控告县军管会支持“县联总”，强索战备武器和枪杀区社人武部长等案件，使八县一市武装不敢贸然进攻四明山“浙东指挥部”。

　　  1969年2月，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决定用武力“统一”浙江，实现全省“一片红”，向中共九大献礼。嵊县被列为全省用武力解决的28个县(市)之一。“余姚联总”武装总指挥与解放军某部秘密谈判后，未经“浙东指挥部”领导层同意，就向“浙东指挥部”武装人员下达“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命令。4月初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黄明、梁辉等公社。“嵊县联委”总部成员除连夜逃往南京、舟山的少量人员外，其余人员向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到，在梁辉公社操场举行所谓“投降仪式”，报到人员被押至绍兴党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县联委”随之解体。

　　　　随着武斗的终结，“县联委”的消失，因此，1969年7月12日，“县联总”召开大会，宣告已完成“历史使命”，即日起不再打“县联总”旗号。这样，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争斗，嵊县的两大造反派组织宣告终结，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局势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