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农村“四清”运动

　　　　一、“小四清”的开展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理论观点的同时，在实际工作上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小“四清”。3月，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的通知》，要求宣传八届十中全会的“三大文件”①，自上而下地整顿干部队伍，但对农村“四清”运动还没有作出具体安排。同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作了贯彻。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后，县委在上东区和三界区分别进行讲解“三大文件”和干部“洗澡”（即作自我检查）的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先后召开了平原区四级（县、区、公社、大队）干部会议和区社党委书记、县级机关各部门党员负责干部、县属工厂党委（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具体部署，以推进面上工作。随后，全县掀起了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干部“洗澡”的热潮。至4月底，全县极大部分大队和生产队已将“三大文件”贯彻到群众；5月中下旬，普遍以区为单位集中区社脱产干部“洗澡”，仿照县委的做法，由领导带头，逐个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参加这次“洗澡”的有区社干部557人，区社一级的企事业单位干部197人。

　　　　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和干部“洗澡”的同时，县委整社工作组于1963年4月起在富润公社的前村、范三等生产大队，有领导地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了“小四清”运动。首先，由群众推选出出身成分好、办事公道的“四清”代表，建立大队“四清”小组和生产队查账小组；又在各队建立贫下中农小组。接着，由“四清”（查账）小组对生产队和大队的账目进行清理，清理结果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公开，先后让贫下中农小组和全体社员审查，发动群众提意见、找线索，逐笔核实，做到“来龙明、去脉清”。再接着是教育和组织干部“洗澡”，作自我检查，落实好退赔处理政策。最后，建立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整顿和培训财务技术队伍。随后，县委推广了富润公社的经验，要求各地把“四清”工作作为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突出环节来抓，因队制宜地确定不同的清理重点，把“四清”工作搞深搞透。

　　　　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并且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方针政策。

　　　　为贯彻农村工作“前十条”，指导面上的“四清”运动，县委检查组于7月深入到上东区委整风整社的基点队————金山公社的晋溪第三大队，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检查组以当时群众的迫切要求————夏收夏种、夏季预分工作入手，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宣传“农业六十条”，着重研究如何围绕生产与分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建立阶级队伍问题。检查组发动群众清理了工分和账目，讨论了夏季预分政策。通过清账和分配，对干部和社员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教育。随后，县委转发了晋溪第三大队的检查情况，要求各区委、镇委和公社党委组织讨论，联系当地实际进行检查，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初步学习“前十条”的基础上，县委于8月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部署了面上的社教运动。会议决定全力搞好秋季生产，结束夏收分配，整顿财务制度，发动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进一步组织和健全贫下中农组织，围绕生产和分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会后，县委书记王尊贤率领嵊县一批机关干部到诸暨县枫桥区参加省委社教试点，在视北公社历时三个多月①。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与“前十条”合称“双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对运动的步骤作了规定，并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但同时也强调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具体政策。

　　　　为大力宣传“双十条”，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委于12月3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吸收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开展社教的宣传骨干培训班。会议部署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委常委分区蹲点带面，同时组织县委委员、科局长，具体落实到公社，帮助宣讲和贯彻“双十条”。会后，县委书记王尊贤到富润公社点上指导，副书记刘增和到剡北公社开展面上工作，县委办公室和农业局工作组还在剡北公社雅言楼大队进行“双十条”的宣讲试点。同时，全县各地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指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训练公社和大队、生产队社教骨干，把“双十条”贯彻到广大群众。

　　　　1964年1月，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部署了1964年生产规划和面上社教工作，调整和加强了蹲点的力量。确定以上坂洋、屠家埠、大坑、五联、竹山大队为面上的社教基点，由县委常委和副县长分别联系，县科局长干部也联系14个基点队，以点指导面上工作。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以后，各区、社干部分片蹲点，带面地开展总结评比，在此基础上召开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会议，组织和培训讲解员，然后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后，还结合农村社教运动，开展大学毛泽东著作、大学解放军、学大寨、学大庆，以及反对修正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

　　　　根据“双十条”的规定和省、地委的指示，县委组织了区社书记和县级机关工作队，于1月中旬进驻富润公社，再次进行以小“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3月下旬开始，试点工作逐步展开。在历时八个月的试点中，揭开“四不清”盖子，干部“洗手洗澡”，群众清思想，按政策搞好“四清”退赔。根据省委《关于轮训农村基层骨干的决定》，县委党校也在富润公社试点基地上轮训大队党支部书记，为各大队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

　　　　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对“后十条”作了修改，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估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决定重新试点，加强试点力量。10月底至11月初，县委遵照省委的工作部署，组织了县、区、社干部220多名，参加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去全省社教试点县之一的上虞县工作。11月，县级党政机关和县供销社、银行等企事业单位抽调了部分干部下乡蹲点，参加面上社教和轮训。11月中旬起，县委组织工作组先后进驻白鹤公社上路西、明山公社石蟹、北漳公社蔡家等大队，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为搞好面上的社教工作，县委于12月中旬组织区社书记，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面上社教问题的指示和省委办公厅有关电话通知精神，对照检查了前阶段工作。在这次学习讨论中，开始把阶级斗争的纲与“新剥削”、“新压迫”挂钩，提出了多占工分就是“新剥削”，排挤、打击贫下中农就是“新压迫”的观点。到会干部在对照中共中央指出的“农村基层组织领导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中”的问题时，大多持怀疑态度，但也有不少干部跟着上面的调子夸大其词。上东区委一位副书记，竟认为上东区“不是三分之一的问题，很可能有一半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西郊公社党委一位副书记分析了自己公社的10位脱产干部，也认为“蜕化变质的三类干部很可能就有四个”。会后，县委组织机关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帮助社队工作，并继续到上东区北漳公社搞面上的社教试点。

　　　　根据运动部署，县委加强了对农村分配工作的领导，要求各地克服右倾思想，把斗争锋芒对准“四不清”干部，解决干部的“新剥削”、“新压迫”，在分配工作中对干部多占的工分进行清理，并贯彻落实好退赔政策。县委规定，从1965年开始，公社干部要有四个月的时间，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实行“三同”（即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遵照县委指示，各社队依靠和发动贫下中农，揭开干部“四不清”的盖子，剔除干部不合理部分的工分。1964年12月，全县开展了分配基点复查和补训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发动贫下中农复查分配，进一步揭开干部以多占工分为主要内容的“四不清”盖子，从上到下地启发受训的党支部书记，围绕多占工分为主要内容，自觉地“洗澡”。据中爱、新明、新联公社八个基点大队的80名大队、生产队干部统计，共清出了多占的不合理工分16344分。在复查公社分配基点和补训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基础上，全县1964年的年终分配由点到面地全面开展。

　　　　二、大“四清”的推行

　　　　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对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作了一些纠正，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并规定把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统称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但“二十三条”对城乡政治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1965年2月，省委决定嵊县的社教运动由省委上虞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第四分团（简称“社教四分团”）领导，地委副书记商景才为四分团团长。为贯彻中共中央“二十三条”，县委于2月先组织脱产干部学习。在学习“二十三条”的基础上总结检查前段工作，自觉“洗手洗澡放包袱”，然后总结1964年生产的经验教训，研究1965年生产规划，组织备耕生产高潮。

　　　　随着农村“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普遍存在埋怨和消极情绪，认为前段工作“过左”、“过火”，当干部是“上台拍手，下台打狗，没有好下场”。贫下中农也有不少顾虑，认为“小四清清干部，大四清清群众”，“上次贫下中农清干部，这次干部清贫下中农”，因而忧心忡忡。为进一步贯彻“二十三条”，提高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思想认识，县委于2月下旬先后召开全县不脱产干部会议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前一段为不脱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第二段为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吸收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通过学习、贯彻“二十三条”，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干部的埋怨和消极情绪，贫下中农代表也树立起当家作主的信心，从而调动了两个积极性。会议通过选举，成立了县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

　　　　春节后，县委组织了三个工作组，到白鹤公社的大王庙大队、西郊公社的雅良大队和北漳公社的北漳、蔡家大队进行面上大“四清”的试点。试点的基本做法：一是向广大干部和社员宣讲“二十三条”，提出存在的问题，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二是启发干部自觉检查，启发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团结干部大多数；三是召开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团结会，总结上一年的经验教训，共商新一年的各项政策和生产规划措施；四是对大队各类组织进行民主改选。

　　　　地委工作组也在这时进驻了嵊县的浦口公社屠家埠大队。地委、县委工作组从改选干部入手，解决大队存在的突出问题。屠家埠大队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生产是大队指挥的，分配也是大队决定的。在宣讲、讨论“二十三条”的过程中，社员要求实行民主的呼声很高，对干部的意见集中在三条：第一是干部劳动少，作风飘浮，办事不民主；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一年内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到20天，社员搞生产，干部喝茶打扑克，用有线广播指挥生产；第二是账目混乱，干部混水摸鱼，擅自动用集体财物；第三是大队办了加工厂、石灰厂、砖瓦窑、果木队、养蜂组等不少企业，但三年来的收益没有参加过生产队的分配，而企业人员的工资还要生产队社员负担。根据群众要求，工作组着重组织民主改选干部。经改选，原大队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中落选三人。原大队长因贪污挪用、多吃多占、嬉嬉荡荡、生产瞎指挥和检查态度又很差而落选。屠家埠大队经过民主改选干部，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落实了各项政策和生产规划，掀起了备耕生产和治山治水热潮。

　　　　在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违反“农业六十条”和《纲要》有关规定的事件。吕岙公社吕岙大队挨户敲门杀羊，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玠溪公社三大队第一生产队，以开垦荒芜的老茶园为名，砍掉了大量的毛竹、杉树、松树，造成山林的破坏；石璜公社溪西大队的130亩茶园、桑园，原来是生产队经营的，收归大队统一经营。县委对违反“农业六十条”、《纲要》政策的行为作了严肃处理和纠正，并将这些事件通报各区镇委和公社党委，引以为鉴。

　　　　根据省委关于干部要轮流参加社教的决定和工作部署，嵊县抽调100多名干部，于1965年10月以社教四分团的名义赴新昌县，县委书记王尊贤担任第四分团副团长。随后，县委在1966年春节前对嵊县社教工作也作了部署，在前两批已组织450人下村的基础上，再抽调了县级机关和公社干部，组成工作队。1966年2月下旬起，也以社教四分团的名义进驻社队。至此，全县进驻了工作队（组）的有绿溪、长乐、太平、开源、方口、石璜、通源、剡源、大昆、白鹤、横山、汉溪、奖山、毫石、中南、新山、玠溪、城关等18个公社（镇）。各工作队（组）进点后，根据各公社实际情况，开展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四清”运动。绿溪公社以解决大队干部经济“四不清”为重点，进行开门整党建党，在短期内，干部就交待了贪污和多占集体资金、粮食以及其他一些财物。同时，还开展了农业基本路线教育，对贪污盗窃、分散集体资金、破坏山林、分地单干、农具到户、投机倒把的行为，进行了制止和打击。

　　　　3月至4月，社教四分团召开了队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四清”运动如何突出政治和工作队的自身改造问题，并就依靠贫下中农开门整训工作队作了部署。会后，各工作队实行开门整队、开门整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存在问题。

　　第二节城镇“五反”运动　　　　　　

　　    一、党政机关的“五反”

　　　　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规定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五反”运动，并强调“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随后，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五反”运动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先国家机关、后企事业单位的步骤逐步开展。

　　　　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地委的指示和部署，县委于4月成立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刘增和兼任组长。5月，县委召集区社党委书记、县级机关各部门负责干部及县属工厂党委（支部）书记，部署5月底之前的“五反”运动：主要是组织干部学习文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搞好“五反”试点。

　　　　6月，省委重新部署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决定从8月开始，开展县级机关的“五反”。7月下旬，地委扩大会议也部署了地、县机关的“五反”，要求在9月开好县委常委会，搞好常委的“洗澡”，并有一名常委负责机关“五反”和厂矿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地委扩大会议后，嵊县由县委常委梁耀东负责机关“五反”的准备工作。

　　　　为适应城镇“五反”运动的开展，县委“五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于11月作了调整，由县委书记王尊贤担任组长，并从各部委抽调干部，从事具体工作。同月，县委常委内部进行了“五反”学习和检查。期间动员机关各部门党员干部提意见，帮助县委常委“洗澡”。这次常委“洗澡”初步暴露的主要问题有：生活特殊化，开后门，多吃多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骄傲自满情绪和缺乏民主作风；对“单干风”、分田借田到户、包产到户等所谓“两条道路斗争”问题认识不足。

　　　　在县委常委初步“五反”洗澡和贯彻省委三级干部会议①精神的基础上，县委于1964年2月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以县委集体检查为主、结合个人“放包袱”的方法，再次进行“五反洗澡”，王尊贤代表常委作了“五反”检查报告。会议还研究了1964年的工作任务和措施，决定在年内开展科局长干部的“五反洗澡”。

　　　　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随后，省委作出《关于“五反”运动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要求县以上党委分农村社教和城市“五反”两条战线，组织工作组，正确执行党的“五反”政策。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县委于30日部署机关“五反”运动，采取分段分批、逐步加深、层层解决的方法进行。具体分三步：第一步学习文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第二步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的前“三反”，整顿制度，改进作风；第三步开展群众性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斗争的后“二反”。

　　　　随后，根据县委“五反”运动的部署，第一批以财政局、税务局、粮食局和文教局为试点单位。在4月“三摆三找”即“摆成绩、摆进步、摆经验；找差距、找问题、找原因”的基础上，于5月中旬转入前“三反”，揭开各自单位、各自系统阶级斗争“盖子”，由领导到一般、自上而下地“洗手洗澡”。5月下旬，第二批38个单位也相继展开。

　　　　在6月上旬召开的全县区社干部会议上，王尊贤代表县委再次作了“五反”检查报告，摆出了嵊县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和县委常委内部的反映。到会干部人人自觉“洗澡”。会议最后由地委书记阎世印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宣讲“双十条”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干部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

　　　　7月上旬，县委要求各单位组织“三清三查”小组，清查账目、物资、仓库，为后“两反”积极准备。为了做好后“两反”，也在财政局、税务局试点。

　　　　8月上旬至11月上旬，在前“三反”的基础上，县级机关和参加社教工作队的干部集中进行“五反”学习，首先是解决县委常委的问题。9月初，在常委小组“五反”检查告一段落的基础上，副部长、科局长、区委书记小组开始“五反”个人检查，同时开展的有11个单位和参加社教工作队的干部。除政法系统外，其余干部都作了“五反”个人检查。

　　　　中央发出“二十三条”后，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五反”运动通称“四清”运动。随后，嵊县县级机关开展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县委“五反”办公室改称县委“四清”办公室。

　　　　随着机关“四清”运动的深入，不少干部顾虑重重，特别是犯有生活特殊化等错误和涉及社会关系问题的干部，背上了思想包袱。为此，县委“四清”办公室和机关党委在1965年4月先后组织科局长干部座谈，帮助解除顾虑。县委也对副部长以上干部、工作组长、区社党委书记和部分公社干部的学习、蹲点、劳动和党支部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了检查，针对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不如往年的情况，采取了一些措施。

　　　　1966年3月中旬，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关突出政治的三篇社论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文章，帮助县委整风，进一步解决突出政治的问题。

　　　　5月，社教四分团机关“四清”工作队进驻嵊县党政机关。同月，县委在工作队的主持下，召开了扩大会议，县科局长以上干部和区社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作为县级机关“四清”运动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帮助县委常委整党。会议认为嵊县“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贯彻执行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包括分地到户、借田到户、分小小队、毁林种粮，以及分配上不留少留积累问题；二是思想作风方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内不团结；三是经济方面，县办的白泥矿和矿业公司成为县委的“小金库”，县委试验场流动资金去路不明，县委领导多吃多占，该场被称为“和平享受的试验场”；四是政治、组织方面，不依靠贫下中农，领导班子长期不改选等等。

　　　　二、工交财贸企业的“五反”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县工交财贸企业开展了以形势、阶级与阶级斗争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7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地委指示，县委决定在全县工交企业开展“反浪费、比先进、争五好①”的增产节约运动，先在通用机械厂试点，然后全面开展。

　　　　增产节约运动坚持以社会主义教育为纲，通过从党内到党外，从骨干到群众，层层发动、逐步深入的方法，开展“大放大鸣”，大揭浪费的“盖子”。至8月底，全县已“放鸣”意见5747条，通过大量浪费事实的揭发，对职工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人以厂为家、勤俭节约的风气得到发扬，生产积极性得到调动；领导干部自觉“下楼”（改正错误），改进领导方法，深入生产第一线，开展调查研究，跟班领导生产。后针对运动开展不平衡的状况，县委城工部抽调干部，组成两个工作组，从9月起，分片到各厂检查和帮助工作。

　　　　12月，县委城工部召开厂矿企业党委（总支、支部）书记、厂长会议，具体布置“双十条”的宣传教育。会后，各厂开始组织学习文件和骨干训练。同月，县委贯彻地委城工部长会议精神，决定除通用机械厂试点外，再增加县饮食服务总店、甘霖供销社两个宣传教育试点。随后，全县分城关、长乐、崇仁、黄泽、三界五个片分头贯彻。至1964年1月底，全县县属企业、国营商业、供销社共47个单位，训练了骨干757人，占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此基础上，把中共中央两个文件由点带面地贯彻到群众。

　　　　1964年春节后，全县工交财贸系统在贯彻“双十条”的基础上，开展了摆好评功活动。通过大摆成绩、进步、经验，开展“比、学、赶、帮”竞赛。不少企业不但干部摆、工人摆，还组织职工家属摆。据嵊县丝厂、嵊县通用机械厂、浙江省三界茶厂等20家企业统计，共摆出32036条大大小小的成绩、进步和经验。通过摆好评功活动，广大职工学先进、争先进和勤俭节约的风气得到发扬，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较大转变。

　　　　3月，省委作出《关于“五反”运动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要求在基层企业重点抓党、政、工、团的负责干部，在1964年年底以前完成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的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农林等单位的“五反”，搞好社会上的反投机倒把斗争。随后，地委也作出了关于“五反”运动的情况与今后部署的意见，要求工交财贸企业的“五反”与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运动相结合。

　　　　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和部署，县委自4月下旬至7月底，又在嵊县通用机械厂、浙江省三界茶厂和嵊县油脂化工厂进行“五反”运动的试点。试点分四步进行：第一步，采取“三忆三查①”，揭露企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第二步，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开展清查账目、清查仓库、清查财物；第三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罪行，开展说理斗争和专案调查处理；第四步，整顿组织和完善制度。

　　　　各试点厂在厂党委（总支、支部）和县委工作组的领导和指导下，按计划开展了“五反”运动，参加运动的共有380人。各厂在开展“五反”运动的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工作重点：通用机械厂在党总支成员内部“洗澡”结束的基础上，着重进行骨干学习和训练工作；油脂化工厂是个小厂，重点解决党支部核心层干部的问题。

　　　　同年8月，县委常委对企业“五反”再次作了研究和部署。县委提出在搞好三个试点厂的基础上，其他工业企业分期分批进行，在1965年底前完成。随后，为服从省委工作部署，县委着手组织大批县、区、社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去省委社教试点上虞县参加工作。8月底，嵊县企业的“五反”试点工作随之停顿。

　　　　从1962年冬至1966年秋，嵊县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对于克服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作风，改善干群关系，改进经营管理，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始至终地贯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方针，把基层干部多占工分、工作方法简单等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看成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否定了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措施，出现了一些过“左”的做法。在“二十三条”出台以后，还把运动的重点放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由于这场运动是有领导、分期分批地进行，在运动中还能纠正某些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的负面影响。同时，运动自始至终地注意和强调了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也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干扰，使这一时期全县的工农业生产还是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