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纠正“左”倾错误的初步努力

　　一、初步整顿人民公社

　　1958年秋冬之间，中央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已经察觉的“左”倾错误。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农村人民公社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会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还提出：“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人民公社仍应保持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省委召开二届三次会议，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措施，对人民公社开展整顿。

　　为了促进人民公社巩固提高，保证1959年“更大跃进”，遵照中央决议精神和省、地委指示，嵊县第二届党代会作出《关于整顿、巩固、提高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从1958年12月至1959年3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提高工作，即整社工作。从1959年1月开始，县抽调干部，以公社为单位成立整社工作队，公社确定整社基点。各社普遍召开骨干会议，培训骨干，组织群众学习中央决议，开展以生产、分配为重点的整改。经过整改，首先，干部作风有了一定的好转，参加生产，关心群众生活的多了。里东公社123名生产队干部中，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关心群众生活的从57人增加到85人，作风一般的从76人减少到28人。其次，改进生产管理，落实生产责任制，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公社对生产队实行“五包一定”，即包面积、包产量、包成本、包技术规格、包工资，定奖赔责任制。至1月31日，全县已建立责任制的有599个生产队，占49%；正在建的489个生产队，占40%；尚未建立的135个生产队，只占11%。其三，对分配、食堂福利也进行初步整顿。

　　1959年1月底2月初，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继续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前段整社情况。提出整社工作必须按照中央规定的政策，正确处理生产和分配、民主和集中、积累与消费、生活与生产等方面关系。会后，县委在甘霖公社进行整社试点。在此基础上，县委于3月召开五级干部（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小队干部和部分社员代表）万人大会，贯彻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郑州会议①精神。会议确定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坚持以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核算单位，刹住了向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在五级干部会议期间，县委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明确了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管理权限。根据省委《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②，全县共落实基本核算单位1218个队。生产队下设耕作组、生产小组、操作组，生产小组后称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五级干部会议后，推行“三包一奖”责任制，生产队与生产小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责任制。有1145个队对社员确定了计酬方法，其中979个队采取评级记分，166个队采取评定等级加活评记分，还有少数队采取夜夜评分。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产生《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会议纪要（4月，经过修改成为十八个问题）。根据“上海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和省委1959年4月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清理账目问题的若干规定》精神，县委于4月召开四级干部算账大会，解决三级清账问题，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清算1958年县与社、社与队、队与队的账目。会后县委成立清账委员会，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任主任。各公社相继召开社、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代表参加的四级干部算账大会，着重解决生产队与生产小队，生产队、生产小队与社员的账目。县委在城区公社试点，召开算账会。接着十个公社都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召开四级算账大会。通过算账大会解决了干部贪污、多占问题，帮助干部“洗了澡、下了楼”，算清了公社与生产队账目。通过摆产量、比高低、查漏洞、盘库存等方法基本算清粮食账，报出瞒产私分、干部多占粮食89950公斤。解决了干部“一吹二压三许愿”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对干部是一次整风。经过三级算账、查对，各公社向队共平调劳力、物资等折合445万余元,县各部门向公社平调234万余元。整个清理旧账工作6月上旬暂告一段落。

　　1959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决定恢复自留地制度，改变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允许社员“小私有”，社员个人也可以养猪、羊、鸡、鸭，但要队养为主。零星土地一般由生产小队经营，但屋前房后小块土地可以让社员种植。为了鼓励社员养猪，也可以划少量土地给社员种饲料。根据省人委统一规定，1959年6月20日，县人委发布《关于保留社员自留地的布告》，规定社员自留地不少于总面积的3%，最多不超过5%，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反右倾”中又收回自留地）。

　　经过整社，全县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生产上的瞎指挥、强迫命令等得到初步遏制，确立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刹住了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势头，并进行算账退赔和允许“小私有”，纠正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形势开始逐步好转。但接着下半年就开展反“右倾”运动，又掀起“更大跃进”的高潮。

　　二、工农业生产指标的调整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对1959年的计划指标做了较大的缩减，从而使打乱的经济秩序开始有所好转。嵊县也在这时对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指标作了相应调整。

　　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为了1959年更大的跃进，县党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制定了1959年工业产值12136万元和农业产值2亿元的高指标。1959年1月底至2月初，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调整过高的工业和农业“大跃进”指标。县委作《一九五九年规划》的报告，把1959年工业指标从原来的12136万元调整为8600万元，但比上年仍增长101%（列入国家计划为7000万元）；粮食指标从原来的亩产1284公斤调整为821公斤，总产从原来的8.99亿公斤调整为5.75亿公斤，但比上年仍增长64.2%,人均粮食从1250公斤调整为787公斤。此外《规划》要求油菜比上年增长145%，茶叶增长50%，蚕茧增长40%，生猪增长176.1%，造林35万亩，副业收入人均123元，增长64%，全社会商品零售额6866万元，比上年增加60%。调整后的指标仍是“特大跃进”的无法实现的高指标。可是，经过四天学习、放鸣辩论，介绍先进典型，鼓起了干劲，大家认为原指标是无法实现的，这个指标是积极可靠的，并给下面留有余地的，是既艰巨又能完成的规划。

工业战线为完成规划，把指标分解到工厂，开展“红勤巧”、“学赶超”的劳动竞赛。县财政计划投资378万元，新建项目13个，规划新办工厂30家，已动建17家（含水电站），要求年内建成九家，要工厂大办“卫星”工厂。3月，县委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展红三月运动誓师大会，提出“大战红三月，产值翻一番”的号召，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和节假日制，大搞四次群众日夜苦战的“淮海战役”。

　　农业战线为把农业计划指标落实到生产队，开展了“反保守”斗争，大讲有利条件，做到层层落实指标，落实到队的指标比全县计划亩产又高出20公斤。在指标落实中，3月县委又提出开展早稻亩产双千斤、麦1000斤、油菜籽500斤、草子10000斤即“千、百、万”运动，实际又推翻了刚有所下调的指标，甚至有的超过了第二次党代会的指标（如麦原来为700斤至800斤）。因此，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对生产指标调整作用极其有限，只不过是从一个高指标到另一个高指标的转换，并没有实际作用。

　　

第二节“大跃进”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建设　　

　　一、过快兴建县属工业企业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力争在五至七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省委于同月发出《关于发动县、乡、镇办工业的六项规定的通知》，提出必须坚决实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和“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方针，要求地方工业总产值1959年超过农业总产值。

　　因此，5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自满情绪，掀起“大跃进”高潮，出现高指标。1958年工业产值指标三番五次调整，第一次计划比1957年增长19.6%，第二次调整为比1957年增长55.93%，最后定为10360万元，比1957年增长134.34%。县计划安排1958年工业投资617万元，超过了“一五”期间五年的总投资，全部由地方自筹。组织非工业部门出钱办工业，动员全县干部、职工、农民、工商界出钱办工业，县财政预算中挤出钱来办工业，还准备发行地方工业基建特种储蓄。

　　根据县工业的初步规划，1958年新建工厂650个，其中县属30个，在新建16个、扩建10个中，需各类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勤杂炊事员，共2657人，尚缺2236名。7月，县委下发《关于大办工业的干部、工人调配方案》，除在工交系统调剂外，大部分在农业社里招收。最后因大办钢铁，全年只从农村招收8537人充实工人队伍。

　　1958年下半年起，贯彻“以钢为纲”方针，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掀起全民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在钢铁工业的带动下，机械、电力、水泥、炸药、开采、交通运输等也发展起来。到年底，实际投资达271万元。县属工交系统共有企业单位57家，干部职工15279人。这些工业集中在城关、新昌、长乐镇，部分在崇仁、甘霖、三界等地。其中职工500人以上的有通用机械厂、炼铜厂、丝厂、三界茶厂、运输队、运输公司和南明机械厂等七个。是年，工业产值完成国家计划的132.9%，比1957年增长183.6%。

　　1959年继续投资新建和扩建的有通用机械厂，南山、长诏水电站等13个项目，计投资115万余元。是年，全县工业生产指标提前77天完成国家计划，37种产品有31种完成国家计划，劳动生产率超过计划29.54%，利润超计划23.76%，成本降低0.54%。至11月，已完成县属工业投资额295万元，完成计划的163.93%，建成84个项目。1960年又接着搞“开门红”竞赛，又提出“日日红”、“旬旬红”、“月月红”、“红到底”、“满堂红”，又刮翻产值的“浮夸风”。

　　一方面，经过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大办工业，新建扩建一批工厂，工业面貌起了深刻变化。1960年嵊县工业总产值达到5693万元，比1957年3727万元增长75.2%。主要产品、产量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和。工业投资440.39万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3.67倍。机械工业生产能力1960年比1957年提高七倍左右，能生产冲床、机床、煤气机、各种水泵、排灌设备和成套的中、小型发电机、电动机等，发电装机容量提高5.7倍，陶瓷工业提高2.5倍，造纸工业提高八倍。

　　大办工业客观上使工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得到提高，新产品大量涌现。1958年试制成功新产品503件，提出技术革新一万余件，过去无法造的电动机、三相交流发电机、机床、矿石粉碎机、高音喇叭、胱氨酸、丝氨酸等试制成功，嵊县丝厂的生丝清洁度超过了日本，三界茶厂的茶叶质量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几十种产品赶上或超过了全省全国的先进水平。1959年，技术革新取得新成就。全县57个县属厂矿企业，共实现技术革新项目3070件，比1958年增长五倍多。这些技术革新中，工效提高一倍以上重大革新有891项，平均提高工效3.18倍。提高产值376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8.5%，劳动生产率提高9.1%。1960年上半年，经过技术革新，工业企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由原来的63.87%提高到65.86%，其中机械化程度达到36.67%。57个县属厂矿中56个有革新项目，共有革新项目894件，其中重大革新65件。有的工艺一改提高工效几十倍。白泥矿职工制成一台切泥机，工效提高26倍。

　　大办工业三年来，提供了各种农业机械三万多件，新制小农具234.42万件，修理旧农具566.3万件，满足农业生产需要，支援了农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邮电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公路新建127公里，比1957年增长2.3倍，客运量增长1.64倍，货运量增长2.51倍。

　　另一方面，大办工业使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发展的比例不相适应，违反了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特别重工业中大办钢铁，摊子大、战线长，发展过快、过猛。三年来，重工业增长34.1倍，轻工业增长41.07倍，而农业反而年均降低6.5%。基本建设投资三年恢复时期为42.73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292万元，每年平均58.46万元，而三年“大跃进”时期总投资为1486.61万元，增长3.44倍，其中用于重工业占31.7%，轻工业占24%，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特别是重工业，过多地挤占了物资。三年中，煤的用量重工业占90.5%，其中铁占用75%。甚至将分配手工业的材料也移用给重工业搞基建，使手工业产品从1180件降到960件。1960年与1957年比，锄头减少12.4%，许多小农具脱销。

　　大办工业也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1958年，从农村抽调劳力8537人，1959年因钢铁厂、铁矿等停办，虽有5382人回农村，但1960年又抽调1000多劳力搞工业，增加国家的供应粮，影响了农业发展，使农业战线只剩下胡子（老人）、辫子（妇女）、孩子。三年来，共占用土地面积9031亩，占总耕地的1.23%。当然有的是需要的，但占用过多，减少了粮食面积。工业摊子大，原料供应不足，人员过剩的情况比较突出。1961年机械工业除通用厂有几台水泵国家任务以外，其他基本没有任务，设备利用率仅达54%。轻工业除嵊县布厂生产毛巾、手帕以外，没有棉布生产任务。酿造厂、食品厂因原料不足较普遍，难以为继。在安排生产上，重大轻小、重工轻农、重制造轻修理，有的厂出现可推则推、可压则压、可拖则拖和产值少不做、原料无不做、利润少不做、零星件不做、任务安排不进不做。

　　大办工业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革命干劲和科学分析相结合。提出1958年工业指标比1957年翻一番，1959年又比1958年翻一番，1960年又提出半年超全年，等于比1959年又翻一番，1960年完成省计划产值7000万元基础上，再加到省计划9000万元，甚至提高到12500万元、15000万元，层层加码，但实际完成工业产值只有5693万元（不含新昌）。有的厂由于企业管理簿弱，责任制松驰，生产秩序混乱，产品质量不稳定，使设备受到损坏、材料浪费很大，甚至不计算成本，不计盈亏，不讲究经济核算。如丝厂就办了16个“卫星”厂，制造细菌肥料、丝氨酸等，丝氨酸每公斤价值2000元，但结果无人购买全部报废。根据统计，1960年，固定资产和原材料的损失达249万元，占全年上缴利润314万元的79%。由于盲目扩建和未按基建审批程序办事，基建擅自占用企业资金达217.8万元，占全县工业系统流动资金的10%。

　　大办工业不从实际出发，搞“一刀切”。如1960年搞“加强器”（能提高发动机转速），原来是一件革新的好事，但由于不顾实际与可能，提出搞突击，连运输公司只有几辆手车和竹筏，也分给200只加强器。铁、木、竹行业搞工具革新，硬要丢掉原来的手工工具，实行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后来又提出自动化、半自动化，方向是对的，但不顾条件，结果难以办到。

大办工业产生强迫命令，出现乱扣帽子、错斗争、错处理现象。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斗争，认为指标越高，就是干劲最足，就是拥护总路线，反之，就是反对总路线，是“右倾保守”，不许人家讲条件，讲条件就是“唯条件论”。三年中，全县工业战线上受到错批判处理的有28人，占厂级干部的55%。还揭出“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造成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紧张，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生产责任制也打乱了，工人积极性受挫折。提倡劳动不计报酬、打破规章制度、取销星期天和八小时工作制，搞通宵、放“卫星”，影响职工身体。在开展技术革新的劳动竞赛中，少数干部采取“一压、二训、三辩、四斗”的错误方法，又一次挫伤职工积极性。

　　二、社队工业从兴起到大办

　　1958年初，在大办县属工业的同时，又大办社队工业。县委提出社队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因陋就简、勤俭办厂”的办厂方针，大办小型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开始兴办小钢铁、小煤炭、小机械、小化肥、小水电的“五小工业”。

　　1958年5月，在县委召开全县大办工业的干部会议上，中爱乡提出在已建成九个厂的基础上，在7月1日前再建成15个工厂，向全县发起竞赛，有10个乡书面或口头应战。为进一步贯彻乡乡社社办工业，县委于6月又在中爱乡召开大办工业现场会议，提出贯彻“工农并举”的方针和右手抓农业、左手抓工业的方法，大办地方工业，使工业再来一个“大跃进”。经过各乡镇的宣传发动，到7月14日，办起乡办工厂61个、社（村）办工厂8505个，其中为农服务7769个，占90%；为大工业服务254个，占2.94%；为人民生活服务545个，占6.32%；为出口服务63个，占0.73%。12月社队工业发展到10500家。

　　1958年12月，县委根据社办工业的情况，确定了社办工业利用当地资源，增加公社收入，逐步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以“四就”①商品性生产和自给性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满足公社本身和办大工业及市场的需要。社队办工业以土为主、以小为主、从土到洋、从小到大。这些“土、小”工业投资少、投产快，改变产品易，因而能够利用分散资源，能够适应需要，可以减轻运输压力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59年2月，县委确定社办工业重点以生产农具、土化肥、农药、粮食加工、土造纸、石灰水泥、木炭、食品加工、交通运输为主，以“小、土”为主，不摆大摊子。3月，县委在长乐公社召开社办工业现场会，参观了竹器厂、木器制造厂、农机修配厂等社办工厂现场，布置了3月社办工业产值500万元的任务，要求镇镇办工厂，乡乡（大队）办工厂。因村办的小肥料厂等早已相继歇业，取消了原来队（村）办工厂的要求。办厂技术力量采取“自力更生、就地培养”的方针，用老厂带新厂、母厂带子厂、师父带徒弟和“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请老技工来厂传授技术，派人员去老厂“留学”，组织协作生产，开办短期培训班，成立技术研究组织等。

　　1959年，有社办工厂194家（含手工业社），完成工业产值4851万元（含新昌），完成国家计划的154.19%，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1.7%。长乐、黄泽机械厂试制成功四匹、八匹马力引擎，富润机械厂试制六尺车床成功。嵊县竹器厂用细篾编成的各式竹艺品，受到苏联等国人民的欢迎，出口苏联、加拿大、西德、印度尼西亚、捷克等国，这些在社队工厂的历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1960年，县委提出公社工业“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主要是加强农具制造、大力发展小型水电站、粮食和饲料加工厂、茶叶初制厂、土纸厂和林产品化工厂等。

　　社队企业贯彻地方工业“四为”服务方针，增加了城乡人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推进农业技术改造，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进程，增加农药肥料生产。从县到社形成农业机械、运输修理网，切实为农业生产的耕、种、排、灌、收、运等方面服务。公社工业支援农业，创制、改制和仿制了新式农具25种，推广25万余件。长乐木器厂生产的水旱两用木制深耕犁，由于具备“深稳、底平、翻土好、犁路清、拉力轻”等特点，被选送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展览。为提高工效，完成县委插秧机生产任务，城东、长乐等公社农修厂创制改进工具31件、93种。城东公社农具修理厂造齿轮采用蜡纸印图样、敲木柴印的办法，工效提高五倍。甘霖公社农具厂制造了空心钻，工效提高5至10倍。长乐公社农具厂创制榫头刨，工效提高三倍。三界公社修配厂，开展劳动竞赛后，每台插秧机生产从18工降到7.5工。

　　由于在“大跃进”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社队工业，尤其是队办工业，存在一哄而起的盲目性，缺乏科学性，加上原料不足、资金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混乱，设备差、质量低，导致经济效益低下，后来又遇上三年困难和手工业社划出①，许多社队工业相继倒闭，大办社队工业运动走向冷落。但值得肯定的是，生存下来的工厂，为后来发展社队企业、股份制企业创造了经验，也培育了一批企业经营管理的骨干力量。

　　三、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得失

　 县委为贯彻中央、省委农业技术革命的要求，提高粮食产量，提出深耕七寸至一尺、改良土壤、小田并大田、实现园田化等农业生产措施。至1958年底，初步平整土地2.63万亩，铲除田塍2.43万条，移去坟墓1.08万穴，扩田1400多亩，改造排灌系统10.55万亩，改良红黄壤、山岭薄地2746亩，调整队与队之间插花田16万余亩。如甘霖独秀山下团团畈，过去是有名的落后畈。经过深耕和增加客土，增施有机肥料，排水开沟，平整土地，将小田并为大田，产量从原来的亩产50公斤提高到早稻一季亩产227公斤。群众说：“人民公社力量大，八字宪法放光芒；千年落后畈，一年改造把身翻；往年亩产不上担，今年将成千斤畈。”团团畈是1958年春县委改造畈的试点畈。

　　1958年12月省委发出的《关于开展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的指示》指出：为争取1959年“更大跃进”，要求有计划地推广少种、高产、多收的耕作方针，实现种植区域化、耕作园田化，并为逐步实现农田“三三制”①创造条件。根据省委指示精神，1959年1月，县委、县人委发出《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的通知》，成立嵊县土地普查委员会，组成工作队，赴各公社开展丈量土地、鉴定土壤和土地规划。经普查，全县水田面积比原来减少7%，旱地面积增加52.6%。土壤划分为30个土组、91个土种。查清全县（含新昌）土地总面积为432.4万亩，有低产田17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37.8%。由于嵊县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做得好，3月，省普规现场会在嵊举行，嵊县在会上汇报了普规工作的情况。12月，县委提出“向土地园林化进军，为大丰收打基础”的号召，掀起全县改良土壤新高潮。各公社确定重点畈，开展土壤改良试点。经过一冬一春工作，改良低产田8704亩。

为实现高产，推广良种和连作稻。1957年早稻品种以“503”、“505”为主，占早稻面积90%以上。1958年起，早稻品种以推广连塘早、雷火粘、南特号、南特16号、陆财号为主，占早稻面积60%，一般增产36.6%。晚稻以“10509”、野猪晚、红须粳为主，占晚稻面积90%以上。7月，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实现农作物良种化的指示》，指出只有良种才能使其他增产措施充分发挥作用。是年全县推广晚稻良种255万公斤。至1960年底，全县实现良种化，社社建立种子田，县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建立种子留种制度，有计划收购和贮备良种。

　　连作稻在嵊县1956年就大面积推广，由于劳动力紧张，1957年种植连作稻10.58万亩，比上年减少43.75%。1958年，县委把大力推广连作稻当作硬任务，播种面积为18.32万亩，早稻亩产达206公斤，比上年增产10.77%。1959年推广高山田连作化，连作稻面积达20.32万亩，1960年达28万亩，占水田面积71.1%，粮食复种指数达199.3%。

　　为实现粮食生产“大跃进”，1958年3月，县委、县人委要求早稻密植直六横四寸，试验田直五横四寸。7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提出晚稻亩插6万丛以上，推行直五横二寸。1959年至1960年，推行越密越好，县委把密植当作贯彻“八字宪法”①的中心来执行。夏收夏种期间，机关干部下村一边劳动，一边督查密植标准，每人需带一根尺，对不符合密植要求的，命令拔掉重种。1959年8月，全县晚稻密植占99.7%，日人均收种面积为0.15亩。1960年由于晚稻密植，造成严重缺秧。由于推行移苗并坵、越密越好、越早越好、越肥越好、高山连作化、插寸长秧苗等措施，把密植从直六横五寸提高到直五横二寸，晚稻到立秋后，仍未种完，推迟了季节，影响粮食收成。过度密植违背农作物生长规律，成为晚稻连续三年减产的原因之一。

　　1958年4月，县委提出“苦战十天，实现运输车子化”的目标。经过短短十天时间，除山区外，有70%的农户有一部木轮手推车，城东公社苦战十天，做成5000多部（是年已有独轮、双轮手推车15055部）。为大力推广新农具，5月，成立嵊县农业机械试验改推委员会。8月，又成立嵊县农具改革筹委会和土化肥、土农药工作委员会。是年盲目推广铁制双轮双铧犁575部，因笨重不适用。推广华东水田犁1500部，1960年达到2600部，又因犁重牛小未能推广。至1959年推广山东、苏北大镰刀13573把，因大镰刀是北方的一种割麦工具，水稻收割不习惯而弃之。但推广人力弓齿滚动打稻机5248台，脱粒效率大为提高。

　　长乐公社木器生产社在1958年创造先进工具11种。特别是水利工地上的小火车和脚踏风筛机，受到省人委多次奖励，还在全国农业改革展览会上展出。1959年2月，县委在城区公社召开以深耕比武为主要内容的工具改革现场会议。经过比武，确定四种深耕犁和三种牵引工具①在全县推广。28日，县委又发出《大力推广畚斗车的通知》，要求再推广60000部，实现畚斗车子化。是年推广余姚式插秧机2328台，其他形式插秧机135台，仅使用707台。翌年，嵊县生产推广“浙江1号”人力播种机8600台，仅使用三分之一。改革抗旱工具，1957年全县有旧式木制水车4.09万部，1961年减至1.77万部，推广煤气抽水机86台，灌溉面积5.29万亩。

  1955年前，推行以人工治虫为主。1956年至1960年，推广农业防治、人工防治、药剂防治并重方法。一是推行农业防治，主要选用抗病虫品种，进行消毒处理，清理田边杂草，减少病虫来源。二是推行人工防治，主要发动妇女、儿童田间捉螟虫卵块、拔枯心苗、掘稻根。1958年掘毁稻根32万亩。三是药剂防治。8月，三化螟暴发，县病虫害防治指挥部发布《突击扑灭病虫害的命令》，决定8月14至16日为规模巨大的突击治虫日，各区、乡、社都成立指挥部、所。使用六六六粉防治。明溪乡发动1000多名社员，每亩用一斤六六六粉加10至20斤细泥防治，突击两天，防治1.3万亩。1959年11月下旬，县委发出“突击三天，掘毁全部稻根”的号召。全县七万多人参加，三天掘稻根32万亩。上东公社各级书记上前线，层层包干，全民发动，连夜突击，全社15000多名干部社员参加，经过二天二夜突击，掘毁稻根1.4万亩，向县委报喜。黄泽公社决心丢落后、赶先进，书记、主任分点督战，干部带头、群众关门上锁，男女老少齐上阵，经过12300多名社员二天战斗，2.2万亩稻根全部掘光，杂草削光、烧光。

　　为提前实现《纲要》农业生产目标，根据农业“八字宪法”的要求，推广农业新技术是必要的。可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推广农业新技术，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有的得不偿失。

　　四、全民动员兴修水利

　　195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接着，省委召开全省水利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动手、全民发动，在今冬明春组织一个兴修水利运动的大高潮。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要求坚决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坚持社办公助的原则和合理负担的政策。

为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县委于1957年11月召开会议，提出今冬明春要以“移山倒海”之势、“人定胜天”精神大修水利。从此，嵊县依照“上蓄、中分、下泄”的治水方略，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在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同时，大中型水库工程陆续上马，全县进入全民动员兴修大中型水库的新阶段。1957年，全县第一座中型水库————坂头水库①动工兴建。12月初，全县有327处水利工程动工兴建。1958年1月20日，有104600人参加兴修水利。2月，县兴修水利指挥部发布《关于若干工程在春节前完工的命令》，有155个水库被列入限期完工。上东区委发出“春节照常出工兴修水利，在工地过年”的号召。到春节，全县有143座水库完工。每天有12000多干部、职工、居民、教师和学生参加开夜工。在大办钢铁运动开始后，仍有8000多人在30座大中型水库工地苦战。

　　1958年冬至1959年，全县建成大小水利工程96212处，完成土石方2142万立方米，增加蓄水水量6300万立方米，抗旱能力从65.5天提高到84.5天。南山水库、坂头水库、前岩水库②、剡源水库③等大、中型水库就是这时候动工兴建的，特别是南山水库的建造，嵊县人民用肩挑、手拉、土发明，建成大型土坝工程，创造了奇迹。

  1958年6月12日，县成立南山水库建设委员会，由县长欧阳亚东任主任。水库工地设党委和工程指挥部，15日动工。嵊、新两县合并后调集全县群众，以大公社（区）为单位成立20个兵团，大队（乡）为营，生产队（村）、小队为连、排，做到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每天有几千民工，突击时上万民工上工地，多的时候二万多民工参加工地劳动，提出“以库为家，公而忘私，不建好南山水库不回家“的口号。1959年3月，南山水库隧道打通，是输水、发电的主要工程。12月开始堵口，举行万人堵口典礼，万余民工冒雨堵江。为完成堵江任务，县长欧阳亚东坐镇工地指挥三个月。县商业部门供应大批皮轮胶胎支援南山水库建设。1960年3月，堵口完成，时民工达24000人。当时土坝靠肩挑，坝上坝下人山人海，肩挑、手拉的运土队伍似几十条“长龙”，从寨岭头到董家湾十里工地，灯火通明，夜如白昼，机器声、车轮声、打夯声、放炮声一片喧腾。随着大坝升高，人工肩挑上坝困难，群众在工地着手制造牛车运土、小火车运土等多种上坝机械运土工具。

　　在施工中，工程大胆采用粘土心墙土石混合坝型，采取“以土为主、土洋结合”的施工方法。为了提高民工的积极性，工地制订了“三包六定一奖”①办法，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劳动竞赛。经过建设者三年的苦战，1961年9月，坝高至55米，水库初具规模，开始蓄水受益②。

南山水库以灌溉为主，取得防洪发电、保持水土流失、开发旅游、库区养殖、提供饮用水、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是当时全省八大亿方以上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南山水库的建成是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体现。虽然在方法上也搞“一平二调”，共平调劳力、物资需兑现270.21万元，牺牲了局部地区、部分群众的许多切身利益。但在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如果不搞全县一盘棋的人海战术，不可能修建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从而产生全局性的、长远性利益。南山水库修建后，嵊县西部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九万多亩农田受益。在水库修建过程中，人民群众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是当代的愚公。民工长年奋战在工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大搞工具革新，解决一个个技术难题，加快了工程建设。南山水库的建成，增强了干部群众治山治水的信心和决心，也培养了一批治水骨干。

　　在修建大、中型水库的同时，县委贯彻“以小型为主”的方针，继续兴建小型水库。至1959年动建小（一）型水库有城关丫叉坑水库、长乐汉溪湾水库、浦口眠牛弄水库、甘霖寺前水库、崇仁红领巾水库、三界大董水库、甘霖凤凰窠水库、金庭新合水库、升高张村水库、上东水库、黄泽大坑水库、崇仁砩水水库、崇仁大山下水库等13座（库容100万-100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达3996万立方米，灌溉面积7.73万亩，装机发电1029千瓦时。建造小（二）型水库（库容10万至100万以下立方米）87座，总共库容达2850.68万立方米，受益面积达64164亩。有蓄水量1万至10万立方米小型（三）水库539座，总蓄水量1347.53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69832亩。有蓄水量1万立方米以下山塘10759处，总蓄水量1219.28万方米，灌溉面积73574亩。

　　兴修水利减少了全县的旱涝灾害，又增加了养鱼、发电等收入，实现灌溉自流化，符合人民长期的愿望。随着一大批水库、堤坝的建成，贯彻建、管并重的方针，1959年4月，县人委颁发《嵊县水利工程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各类水利工程先后建立管理机构。

　　五、支援宁夏

　　在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全国人民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掀起了互相支援、互相协作运动。1958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动员内地青年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12月，省委根据中央对口支援宁夏指示，发出《关于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根据省委指示，地委分配嵊县首批支援宁夏1360名。

　　嵊县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为完成支援宁夏工作任务，1959年1月，嵊县成立支宁委员会。3月，召开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会议，县长欧阳亚东作动员报告。接着召开公社主任、管理区主任、团委书记、妇女主任会议，介绍对口支援的宁夏中卫县先声公社①情况，布置开展支宁工作任务。会后，各公社、管理区成立支宁领导小组，各生产队确定专人负责。

　　经过发动，1959年全县报名支宁18.9万人，其中有7821对夫妻双双报名。经审批，分三批共有2038名（含新昌，其中第一批573名，第二批802名，第三批663名）青年奔赴宁夏中卫县先声公社。支宁前编好班、排、连、营，指定专人负责，成立党团支部，组织群众鼓锣打鼓欢送，并发给每人衣、被等物品。

　　支宁青年到达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根据行业对口，除少数安排在机关、团体外，其余很快分配到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等单位。农村来的青年则安置到县城周边的公社生产队，把南方的水稻插秧技术手把手教给当地农民，使水稻在宁夏得到推广。

当地的环境、生活习惯和南方差别很大。冷的时间特别长，气温常在－10℃至－20℃，年平均气温8℃左右。喝、用的水都要到黄河边上去拉，每天吃的都是面条、实心包，副食品极少。由于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和其他原因，支宁不到三个月就有50人返嵊，经动员回宁。年底又有184人返嵊。

　　因1961年至1962年，国家暂时困难，调整经济，先声公社原来上马的企业、场厂相继关闭，又号召回乡支农。嵊县支宁青年中分配在工厂、铁路等建设项目的人员相继回嵊，只留下少数人员仍在宁夏工作。支宁人员回嵊后，政府和公社作了妥善安置，对有困难的政府给予补助，帮助在原籍安家，参加农业生产。

　　在支援宁夏中，支宁人员在宁夏经受了艰苦考验，为当地的城市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作出贡献，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也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六、地方病的防治与除“四害”

　　为完成消灭血吸虫病的任务，1958年3月，县委召开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大会，开展群众性查灭螺运动。由医务人员、卫校师生组成的血吸虫病治疗组在农村保健员配合下普治病人。1957年至1959年，累计治疗病人6352人。1958年省农业厅、卫生厅组织九个县的有关人员组成家畜血吸虫病调查工作队，对嵊县的白鹤、浦口、城溪、新明、新联、西郊、石璜、开元、明溪等九个乡、198个农业社进行调查。其中屠家埠农业社检查牛137头，阳性率高达80.1%。至1958年相继发现友谊、谷来、王院、中南乡有螺，流行血吸虫病。全县查出有螺面积1351076平方米，经反复杀灭，钉螺密度显著降低。1959年在“浮夸风”的影响下，曾轻率宣布全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960年至1962年，由于三年暂时困难，致使血防工作停顿。

　　1963年，方口公社螺情回升，有螺面积达671500平方米。1963年至1965年，在全县查到钉螺的有10个区、46个公社（镇）、534个大队，其中新发现显潭、民胜两个有螺公社，平山、汉溪、奖山三个公社在邻社的插花耕地中有螺。1964年，县委按照全国第十次血防会议制定的“全面规划，点面结合，分期分批，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的方针，重新发动全县群众采用“六六六”、茶籽饼、火焰灭螺器反复杀灭钉螺。并结合治水配套工程，以土埋灭螺的要求，进行复土深埋。1963年至1965年对103367人做粪便孵化，查出病人7502人，阳性率7.3%。其中方口公社阳性率为50.4%，病人中肝脾肿大者占49.6%。全县1963年治疗1039人，1964年治疗1187人，1965年治疗1321人。

　　在开展血吸虫病普查和防治的同时，还进行其他地方病的普查和防治工作。

　　疟疾俗称“疠瘴病”。1948年大流行，解放前成人多患过疟疾。1954年全县又暴发流行，患者达3349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09%。全县组织医务人员308人到流行区巡回医疗，治愈17000余人，控制了病情发展。同年县卫生院在诊治中作疟疾原虫检验，1960年后未检到恶性疟原虫。1962年全县疟史普查，发现病人13982人，可疑病人228人。1964年组织医务人员对全县现症病人按省规定的八天疗法作正规治疗，对二年内有疟史的病人进行抗复发治疗，对上年度发病率超过20%或当年一星期内发病率在5%以上的自然村，普服预防药。经1月、3月、7月三次抗复发治疗，全程服药者共28759人。同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搞环境卫生，从而控制了疟疾病暴发流行。

　　丝血病俗称“流火”、“大脚病”。1951年在方口乡上珠溪村血检500人，阳性67人，阳性率13.4%。1957年在中爱乡三板桥村血检118人，阳性24人，阳性率20.3%。这年全县治疗丝虫病患者734人。1959年全县普查，发现流火史及象皮肿等丝虫病体征者37925人，治疗20643人。1965年后控制流行，发病逐年下降。

　　钩虫病俗称“黄胖病”，患者多为农民。1959年用四氯乙烯治疗51031人。并在中爱管理区选择四个队163例进行疗效观察，复检阳性72人，治愈率为44.17%。1960年全县普查493521人，阳性75545人，阳性率15.31%。采取送药上门，普治病人。1964年全县抽查101921人，阳性14753人，阳性率14.47%。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为做好除“四害”工作，成立嵊县除“四害”指挥部，县长欧阳亚东兼指挥，并成立县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开展除“四害”运动。县委号召全民动手，大除“四害”，欧阳亚东带头到田间捕鼠。2月开展突击运动，灭鼠2.6万只，灭雀3.1万只。入春以来全县已有一个“四无”镇，六个“四无”社。5月，县除“四害”指挥部发布动员令，决定5月19日、20日为除“四害”讲卫生突击日。要求10岁以上（除老弱病残外）每人灭一鼠、二雀、200蝇、300蚊，农民每人还要捕100条蚂蝗，做到雀窝全部捣光，鼠洞全部堵光，室内做到全面干净，室外要清除杂草、垃圾，彻底清除蚊蝇孽生场所。配合“大跃进”，农村每户积卫生肥100担，城镇居民每户积肥10担，机关干部每人积肥10至15担，要求夜间突击搞好粪便管理。

　　为迎接全国卫生检查团和迎国庆，县委、县人委于9月开展全县除“四害”的第一战役。9月15日夜召开“誓灭‘四害’进军大会”，各区、乡立下决心书，并开展挑应战竞赛，提出把“除‘四害’的卫星放上天，争取上北京”的战斗口号。会后，各区、乡都召开了“誓灭‘四害’进军大会”。19日、20日全党动员、全民发动，开展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提出了“叫麻雀上天无路，使老鼠入地无门，让苍蝇、蚊子断子绝孙”的战斗口号。经过第一战役，消灭麻雀146万只、老鼠144万只、蚊子5080公斤、苍蝇18322公斤，灭螺177万平方米，治疗血吸虫病人35480人，清除垃圾853万多担，卫生积肥2073万余担（均系汇报数）。已有10个大队（乡）、151个生产队基本实现“四无”。由于除“四害”、讲卫生，各种恶性传染病发病率显著降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疟疾、痢疾、伤寒、百日咳、白喉等传染病，1958年比1957年下降29.97%。由于除“四害”的深入开展，城乡环境面貌大为改观，普及了卫生保健网，社有保健院，大队有保健所，生产队有保健站，并取消节假日停诊制，实行巡回医疗，达到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大队的要求。12月，在县党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作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问题的决议》。

　　为落实县党代会精神，1959年1月，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会议，部署除“四害”工作。县除四害指挥部发布“关于开展除害灭病第二战役突击运动的动员令”，决定自1月28日至2月6日，在全县开展除害灭病第二次突击战役。28日清晨，全县各地统一鸣炮敲锣为号，有22万人用各种方法除“四害”。

　　3月，县委发出除害灭病第三战役的工作意见，打响了除“四害”的第三战役。至4月，全县六个公社消灭钩虫病、七个公社基本消灭丝虫病。是年，共组织突击除“四害”运动12次。1960年起，嵊县改变了人海战役方法除“四害”（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把麻雀改为臭虫，麻雀不再列入“四害”），而以治本为主，注重消灭蚊、蝇孽生地，对“四害”多采用药物灭杀。

　　除“四害”对搞好卫生，改善环境，治疗地方病效果显著，为消灭地方疾病打下了良好基础，对改变生活习惯有重要作用。但大搞突击战役，打人海战术，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第三节继续“大跃进”和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一、开展“反右倾”运动和继续“大跃进”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作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指示全党错误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初步努力中断。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后，按照中央的部署，浙江的“反右倾”斗争立即展开。9月中旬，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整风学习运动，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大规模教育运动。

　　9月下旬，县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批判所谓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重点解决1959年全县跃进指标。会议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关于嵊县经济建设如何高速度、大踏步前进，如何彻底地贯彻总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报告。报告肯定了坚决贯彻总路线积极工作的人，批判了对总路线左右摇摆的“中游”思想和抵制、反对总路线的“右倾”保守思想。上半年春粮、早稻按总面积平均亩产只有165多公斤，下半年要生产粮食2.25亿公斤，每亩要产330多公斤，才能实现亩产500公斤。经过讨论有六个公社表态，晚稻亩产700公斤以上，实际推翻了调整后亩产指标。报告还提出1960年粮食亩产要达到700公斤至950公斤的指标，茶叶要增产50%，争全国第一的要求。

　　会后，根据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县委部署开展“反右倾”运动，揭发批判各种“右倾言行”。在接着召开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五位常委作自我检查发言，对县委书记处书记腾鹏的所谓“右倾”错误①进行重点“帮助”。25日起，召开县委全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和地委第一书记王起参加大会。会议指名批评腾鹏的所谓“右倾”错误，还点名批评两位总支书记批“中游”思想。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虽已在8月病休（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裕民兼任嵊县县委第一书记，但邵成明职务未免，有时工作，有时病休，嵊县出现了两个县委第一书记，直至1961年11月王裕民因病回地委），但也因“反右倾”不力，思想“中游”，受到批评。

　　为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10月接着又召开三级、四级、五级干部大会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现场会，中心议题是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反右倾”、鼓干劲，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继续“大跃进”，会议指名批判“右倾”干部。五级干部大会中，还对中游思想的人，分别在中型会、大组会进行批判，其中重点批判对象284人，形成不敢讲真话的气氛。继续“大跃进”不顾客观条件，又提出不切合实际的“大跃进”高指标。县人委计划1960年达到人均粮食700公斤，粮食平均亩产保证629公斤，争取1000公斤，其中早稻亩产400至500公斤，争取亩产415至580公斤，总产量4.22亿公斤（含新昌），争取6.7亿公斤，比1959年增加23.3%到95.8%。这时重新强调“以钢为纲”，遍地开花大搞“小洋群”，工业总产值保证达到8790万元，争取1.11亿元，增长30%到64%（而实际1960年早稻亩产只有185公斤，晚稻亩产126.5公斤，总产量13.42万吨，工业总产值也只有5693万元）。在会议召开期间的检查中发现，1959年全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有两个生产队。包产到户作为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受到五级干部大会批判，责令限期改正。

　　在“反右倾”斗争中，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不但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因“中游”思想受批评，县委副书记、县长欧阳亚东也因思想“右倾”受到批评，一些同志还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继续“大跃进”又掀起“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据统计，1959年下半年，县又平调公社、生产队物资、劳力折合139.5万余元，1960年平调折合293万余元。1959年下半年公社平调生产队物资、劳力折合77.6万余元，1960年平调89.5万余元。

　　继续“大跃进”继续大办食堂，实行供给制，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口号，由于脱离农村实际，造成群众生活困难。1959年上半年，有的公社公共食堂基本停火，但经过“反右倾”运动，到1959年底公共食堂又达到4761个，占总户数的87.1%，全面推行粮食供给制和半供给制。1960年1月，全县1345个生产队只有671个粮食、现金分配兑现。

  1960年4月，县委再次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省委六级干部大会精神①，解决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问题。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作《关于过渡问题的目的意义、条件和政策的报告》。县委按照嵊县实际，认为嵊县还不具备条件，作出“待创造条件后再过渡的决定”，没有重犯急于过渡的错误，避免了“共产风”再度泛滥。正是由于县委存在“中游”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损失，为以后嵊县工农业生产得以较快恢复和率先在绍兴地区农业超《纲要》起了一定作用。

　　二、国计民生困难局面的出现

　　在“大跃进”和继续“大跃进”运动中，县委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过多、过严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把坚持讲真话、老实干事的人，当作右倾保守，并提高到两条道路的高度来批斗，致使干部中不少人出现讲大话、讲空话、讲假话等浮夸现象，有的还受到表扬、提拔重用。而对粮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有异议的人，则斥之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保守派”加以批判，使人不敢提出异议。而完不成指标的被“拔白旗”，只得虚报、造假来过关。“大跃进”和继续“大跃进”运动大刮“五风”，给党风、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后果，不尊重客观规律，只追求所谓的“政绩”，不顾群众的切身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严重危害，造成大办粮食没饭吃、大办畜牧没肉吃、大办茶叶没茶喝的困难局面。

“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搞高指标、瞎指挥，违背农业生产客观规律，人为造成农业减产。这种减产与“大跃进”运动中抽调农村劳力、平调农村资财、征购过头粮紧密相关的。1959年下半年，想通过“反右倾”斗争，促使工农业更“大跃进”，又一次出现违背客观实际的运动，而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大倒退。坚持生产“大呼隆”、生活“大锅饭”，大搞政治挂帅，开展比学赶超运动，搞“插红旗、拔白旗”，助长了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和特殊化风。结果1960年高指标又变成空头支票，带来的是最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嵊县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减产，1959年至1961年比1958年减产19.5%，年递减6.5%，但粮食征购不减反增，1959年嵊县完成5040万公斤，超出原定征购4113万公斤的18.4%，1960年，在减产严重、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又完成4365万公斤，超出原定征购任务的5.8%。1961年人均口粮从1958年的223公斤减至172公斤，嵊县从余粮县又变成了缺粮县，“大办粮食”却出现了无粮吃的现象。

　　1959年，盲目大搞畜牧生产运动，1960年，生猪不增反而下降，至1961年嵊县生猪饲养量降到8.17万头，比1958年下降64.2%，存栏数6.95万头，下降90.5%，出现大办畜牧无肉吃的局面。

　　1959年9月，为保证完成茶叶生产任务，采摘秋茶61400担，发动全民上山突击采茶，提出“片叶下山，强制采摘”，放出秋茶“卫星”，导致茶园全面衰败，严重减产。结果茶叶产量从1957年的五万担减至1961年1.57万担，造成大办茶叶无茶喝的怪现象。

　　“以钢为纲”大办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比例失衡，阻碍各业的发展。1958年，十余万农业劳动力抽调搞钢铁，农业秋收冬种受影响，大片稻谷无人收割，烂在田里，造成丰产不丰收，冬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4%，给1959年粮食困难埋下隐患。

　　在进行继续“大跃进”的时候，嵊县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9月，嵊县暴雨成灾，11.25万亩水稻受淹，一万多亩蔬菜、两万亩旱地受灾。1960年3月，全县6个公社遭冰雹袭击，受损作物14万亩。再加上征过头粮，办公共食堂，造成粮食困难。因营养不良，1960年4月，嵊县发现浮肿病人。至5月10日共发现浮肿病人3132人，以后病例不断发生。10月中旬，各地断粮情况严重，县福利委员会发出“节约用粮，利用代用品代粮”的号召，只好用萝卜、番薯叶、马兰头、革命草、蕉藕、洋生姜、橡子、狼萁根（乌糯）、玉米芯、野菜和金刚棘根、小球藻、米糠等代用品渡粮荒，发商品购货票供应商品。在困难时期，虽然县委高度重视，派出医疗队和工作队，发放救济物品应急，但由于粮食紧张，肉价、粮价暴涨，还是买不到，有的把金银首饰拿去换米，还出现嫁女换米的现象。1961年春，缺粮情况更严重。据统计浮肿病人有19000人，还出现逃荒、饿死人的现象。县人委给予浮肿病人每天二两（16两为一斤）粮食补助，地委发放嵊县各种补贴粮603.96万公斤，以渡粮荒。

　　以“五风”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终于造成了三年困难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