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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步纠正“左”倾错误到继续“大跃进”

发布日期:2014-09-06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嵊州市 字号:[ ]


第一节纠正“左”倾错误的初步努力

  一、初步整顿人民公社

  1958年秋冬之间,中央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已经察觉的“左”倾错误。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农村人民公社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会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还提出:“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人民公社仍应保持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省委召开二届三次会议,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措施,对人民公社开展整顿。

  为了促进人民公社巩固提高,保证1959年“更大跃进”,遵照中央决议精神和省、地委指示,嵊县第二届党代会作出《关于整顿、巩固、提高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从195812月至19593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提高工作,即整社工作。从19591月开始,县抽调干部,以公社为单位成立整社工作队,公社确定整社基点。各社普遍召开骨干会议,培训骨干,组织群众学习中央决议,开展以生产、分配为重点的整改。经过整改,首先,干部作风有了一定的好转,参加生产,关心群众生活的多了。里东公社123名生产队干部中,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关心群众生活的从57人增加到85人,作风一般的从76人减少到28人。其次,改进生产管理,落实生产责任制,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公社对生产队实行“五包一定”,即包面积、包产量、包成本、包技术规格、包工资,定奖赔责任制。至131日,全县已建立责任制的有599个生产队,占49%;正在建的489个生产队,占40%;尚未建立的135个生产队,只占11%。其三,对分配、食堂福利也进行初步整顿。

  19591月底2月初,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继续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前段整社情况。提出整社工作必须按照中央规定的政策,正确处理生产和分配、民主和集中、积累与消费、生活与生产等方面关系。会后,县委在甘霖公社进行整社试点。在此基础上,县委于3月召开五级干部(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小队干部和部分社员代表)万人大会,贯彻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郑州会议①精神。会议确定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坚持以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核算单位,刹住了向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在五级干部会议期间,县委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明确了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管理权限。根据省委《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②,全县共落实基本核算单位1218个队。生产队下设耕作组、生产小组、操作组,生产小组后称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五级干部会议后,推行“三包一奖”责任制,生产队与生产小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责任制。有1145个队对社员确定了计酬方法,其中979个队采取评级记分,166个队采取评定等级加活评记分,还有少数队采取夜夜评分。

  1959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产生《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会议纪要(4月,经过修改成为十八个问题)。根据“上海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和省委19594月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清理账目问题的若干规定》精神,县委于4月召开四级干部算账大会,解决三级清账问题,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清算1958年县与社、社与队、队与队的账目。会后县委成立清账委员会,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任主任。各公社相继召开社、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代表参加的四级干部算账大会,着重解决生产队与生产小队,生产队、生产小队与社员的账目。县委在城区公社试点,召开算账会。接着十个公社都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召开四级算账大会。通过算账大会解决了干部贪污、多占问题,帮助干部“洗了澡、下了楼”,算清了公社与生产队账目。通过摆产量、比高低、查漏洞、盘库存等方法基本算清粮食账,报出瞒产私分、干部多占粮食89950公斤。解决了干部“一吹二压三许愿”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对干部是一次整风。经过三级算账、查对,各公社向队共平调劳力、物资等折合445万余元,县各部门向公社平调234万余元。整个清理旧账工作6月上旬暂告一段落。

  1959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决定恢复自留地制度,改变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允许社员“小私有”,社员个人也可以养猪、羊、鸡、鸭,但要队养为主。零星土地一般由生产小队经营,但屋前房后小块土地可以让社员种植。为了鼓励社员养猪,也可以划少量土地给社员种饲料。根据省人委统一规定,1959620日,县人委发布《关于保留社员自留地的布告》,规定社员自留地不少于总面积的3%,最多不超过5%,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反右倾”中又收回自留地)。

  经过整社,全县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生产上的瞎指挥、强迫命令等得到初步遏制,确立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刹住了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势头,并进行算账退赔和允许“小私有”,纠正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形势开始逐步好转。但接着下半年就开展反“右倾”运动,又掀起“更大跃进”的高潮。

  二、工农业生产指标的调整

  从1958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对1959年的计划指标做了较大的缩减,从而使打乱的经济秩序开始有所好转。嵊县也在这时对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指标作了相应调整。

  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为了1959年更大的跃进,县党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制定了1959年工业产值12136万元和农业产值2亿元的高指标。19591月底至2月初,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调整过高的工业和农业“大跃进”指标。县委作《一九五九年规划》的报告,把1959年工业指标从原来的12136万元调整为8600万元,但比上年仍增长101%(列入国家计划为7000万元);粮食指标从原来的亩产1284公斤调整为821公斤,总产从原来的8.99亿公斤调整为5.75亿公斤,但比上年仍增长64.2%,人均粮食从1250公斤调整为787公斤。此外《规划》要求油菜比上年增长145%,茶叶增长50%,蚕茧增长40%,生猪增长176.1%,造林35万亩,副业收入人均123元,增长64%,全社会商品零售额6866万元,比上年增加60%。调整后的指标仍是“特大跃进”的无法实现的高指标。可是,经过四天学习、放鸣辩论,介绍先进典型,鼓起了干劲,大家认为原指标是无法实现的,这个指标是积极可靠的,并给下面留有余地的,是既艰巨又能完成的规划。

工业战线为完成规划,把指标分解到工厂,开展“红勤巧”、“学赶超”的劳动竞赛。县财政计划投资378万元,新建项目13个,规划新办工厂30家,已动建17家(含水电站),要求年内建成九家,要工厂大办“卫星”工厂。3月,县委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展红三月运动誓师大会,提出“大战红三月,产值翻一番”的号召,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和节假日制,大搞四次群众日夜苦战的“淮海战役”。

  农业战线为把农业计划指标落实到生产队,开展了“反保守”斗争,大讲有利条件,做到层层落实指标,落实到队的指标比全县计划亩产又高出20公斤。在指标落实中,3月县委又提出开展早稻亩产双千斤、麦1000斤、油菜籽500斤、草子10000斤即“千、百、万”运动,实际又推翻了刚有所下调的指标,甚至有的超过了第二次党代会的指标(如麦原来为700斤至800斤)。因此,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对生产指标调整作用极其有限,只不过是从一个高指标到另一个高指标的转换,并没有实际作用。

  

第二节“大跃进”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建设  

  一、过快兴建县属工业企业

  1958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力争在五至七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省委于同月发出《关于发动县、乡、镇办工业的六项规定的通知》,提出必须坚决实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和“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方针,要求地方工业总产值1959年超过农业总产值。

  因此,5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自满情绪,掀起“大跃进”高潮,出现高指标。1958年工业产值指标三番五次调整,第一次计划比1957年增长19.6%,第二次调整为比1957年增长55.93%,最后定为10360万元,比1957年增长134.34%。县计划安排1958年工业投资617万元,超过了“一五”期间五年的总投资,全部由地方自筹。组织非工业部门出钱办工业,动员全县干部、职工、农民、工商界出钱办工业,县财政预算中挤出钱来办工业,还准备发行地方工业基建特种储蓄。

  根据县工业的初步规划,1958年新建工厂650个,其中县属30个,在新建16个、扩建10个中,需各类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勤杂炊事员,共2657人,尚缺2236名。7月,县委下发《关于大办工业的干部、工人调配方案》,除在工交系统调剂外,大部分在农业社里招收。最后因大办钢铁,全年只从农村招收8537人充实工人队伍。

  1958年下半年起,贯彻“以钢为纲”方针,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掀起全民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在钢铁工业的带动下,机械、电力、水泥、炸药、开采、交通运输等也发展起来。到年底,实际投资达271万元。县属工交系统共有企业单位57家,干部职工15279人。这些工业集中在城关、新昌、长乐镇,部分在崇仁、甘霖、三界等地。其中职工500人以上的有通用机械厂、炼铜厂、丝厂、三界茶厂、运输队、运输公司和南明机械厂等七个。是年,工业产值完成国家计划的132.9%,比1957年增长183.6%

  1959年继续投资新建和扩建的有通用机械厂,南山、长诏水电站等13个项目,计投资115万余元。是年,全县工业生产指标提前77天完成国家计划,37种产品有31种完成国家计划,劳动生产率超过计划29.54%,利润超计划23.76%,成本降低0.54%。至11月,已完成县属工业投资额295万元,完成计划的163.93%,建成84个项目。1960年又接着搞“开门红”竞赛,又提出“日日红”、“旬旬红”、“月月红”、“红到底”、“满堂红”,又刮翻产值的“浮夸风”。

  一方面,经过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大办工业,新建扩建一批工厂,工业面貌起了深刻变化。1960年嵊县工业总产值达到5693万元,比19573727万元增长75.2%。主要产品、产量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和。工业投资440.39万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3.67倍。机械工业生产能力1960年比1957年提高七倍左右,能生产冲床、机床、煤气机、各种水泵、排灌设备和成套的中、小型发电机、电动机等,发电装机容量提高5.7倍,陶瓷工业提高2.5倍,造纸工业提高八倍。

  大办工业客观上使工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得到提高,新产品大量涌现。1958年试制成功新产品503件,提出技术革新一万余件,过去无法造的电动机、三相交流发电机、机床、矿石粉碎机、高音喇叭、胱氨酸、丝氨酸等试制成功,嵊县丝厂的生丝清洁度超过了日本,三界茶厂的茶叶质量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几十种产品赶上或超过了全省全国的先进水平。1959年,技术革新取得新成就。全县57个县属厂矿企业,共实现技术革新项目3070件,比1958年增长五倍多。这些技术革新中,工效提高一倍以上重大革新有891项,平均提高工效3.18倍。提高产值376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8.5%,劳动生产率提高9.1%1960年上半年,经过技术革新,工业企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由原来的63.87%提高到65.86%,其中机械化程度达到36.67%57个县属厂矿中56个有革新项目,共有革新项目894件,其中重大革新65件。有的工艺一改提高工效几十倍。白泥矿职工制成一台切泥机,工效提高26倍。

  大办工业三年来,提供了各种农业机械三万多件,新制小农具234.42万件,修理旧农具566.3万件,满足农业生产需要,支援了农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邮电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公路新建127公里,比1957年增长2.3倍,客运量增长1.64倍,货运量增长2.51倍。

  另一方面,大办工业使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发展的比例不相适应,违反了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特别重工业中大办钢铁,摊子大、战线长,发展过快、过猛。三年来,重工业增长34.1倍,轻工业增长41.07倍,而农业反而年均降低6.5%。基本建设投资三年恢复时期为42.73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292万元,每年平均58.46万元,而三年“大跃进”时期总投资为1486.61万元,增长3.44倍,其中用于重工业占31.7%,轻工业占24%,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特别是重工业,过多地挤占了物资。三年中,煤的用量重工业占90.5%,其中铁占用75%。甚至将分配手工业的材料也移用给重工业搞基建,使手工业产品从1180件降到960件。1960年与1957年比,锄头减少12.4%,许多小农具脱销。

  大办工业也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1958年,从农村抽调劳力8537人,1959年因钢铁厂、铁矿等停办,虽有5382人回农村,但1960年又抽调1000多劳力搞工业,增加国家的供应粮,影响了农业发展,使农业战线只剩下胡子(老人)、辫子(妇女)、孩子。三年来,共占用土地面积9031亩,占总耕地的1.23%。当然有的是需要的,但占用过多,减少了粮食面积。工业摊子大,原料供应不足,人员过剩的情况比较突出。1961年机械工业除通用厂有几台水泵国家任务以外,其他基本没有任务,设备利用率仅达54%。轻工业除嵊县布厂生产毛巾、手帕以外,没有棉布生产任务。酿造厂、食品厂因原料不足较普遍,难以为继。在安排生产上,重大轻小、重工轻农、重制造轻修理,有的厂出现可推则推、可压则压、可拖则拖和产值少不做、原料无不做、利润少不做、零星件不做、任务安排不进不做。

  大办工业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革命干劲和科学分析相结合。提出1958年工业指标比1957年翻一番,1959年又比1958年翻一番,1960年又提出半年超全年,等于比1959年又翻一番,1960年完成省计划产值7000万元基础上,再加到省计划9000万元,甚至提高到12500万元、15000万元,层层加码,但实际完成工业产值只有5693万元(不含新昌)。有的厂由于企业管理簿弱,责任制松驰,生产秩序混乱,产品质量不稳定,使设备受到损坏、材料浪费很大,甚至不计算成本,不计盈亏,不讲究经济核算。如丝厂就办了16个“卫星”厂,制造细菌肥料、丝氨酸等,丝氨酸每公斤价值2000元,但结果无人购买全部报废。根据统计,1960年,固定资产和原材料的损失达249万元,占全年上缴利润314万元的79%。由于盲目扩建和未按基建审批程序办事,基建擅自占用企业资金达217.8万元,占全县工业系统流动资金的10%

  大办工业不从实际出发,搞“一刀切”。如1960年搞“加强器”(能提高发动机转速),原来是一件革新的好事,但由于不顾实际与可能,提出搞突击,连运输公司只有几辆手车和竹筏,也分给200只加强器。铁、木、竹行业搞工具革新,硬要丢掉原来的手工工具,实行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后来又提出自动化、半自动化,方向是对的,但不顾条件,结果难以办到。

大办工业产生强迫命令,出现乱扣帽子、错斗争、错处理现象。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斗争,认为指标越高,就是干劲最足,就是拥护总路线,反之,就是反对总路线,是“右倾保守”,不许人家讲条件,讲条件就是“唯条件论”。三年中,全县工业战线上受到错批判处理的有28人,占厂级干部的55%。还揭出“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造成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紧张,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生产责任制也打乱了,工人积极性受挫折。提倡劳动不计报酬、打破规章制度、取销星期天和八小时工作制,搞通宵、放“卫星”,影响职工身体。在开展技术革新的劳动竞赛中,少数干部采取“一压、二训、三辩、四斗”的错误方法,又一次挫伤职工积极性。

  二、社队工业从兴起到大办

  1958年初,在大办县属工业的同时,又大办社队工业。县委提出社队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因陋就简、勤俭办厂”的办厂方针,大办小型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开始兴办小钢铁、小煤炭、小机械、小化肥、小水电的“五小工业”。

  19585月,在县委召开全县大办工业的干部会议上,中爱乡提出在已建成九个厂的基础上,在71日前再建成15个工厂,向全县发起竞赛,有10个乡书面或口头应战。为进一步贯彻乡乡社社办工业,县委于6月又在中爱乡召开大办工业现场会议,提出贯彻“工农并举”的方针和右手抓农业、左手抓工业的方法,大办地方工业,使工业再来一个“大跃进”。经过各乡镇的宣传发动,到714日,办起乡办工厂61个、社(村)办工厂8505个,其中为农服务7769个,占90%;为大工业服务254个,占2.94%;为人民生活服务545个,占6.32%;为出口服务63个,占0.73%12月社队工业发展到10500家。

  195812月,县委根据社办工业的情况,确定了社办工业利用当地资源,增加公社收入,逐步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以“四就”①商品性生产和自给性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满足公社本身和办大工业及市场的需要。社队办工业以土为主、以小为主、从土到洋、从小到大。这些“土、小”工业投资少、投产快,改变产品易,因而能够利用分散资源,能够适应需要,可以减轻运输压力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592月,县委确定社办工业重点以生产农具、土化肥、农药、粮食加工、土造纸、石灰水泥、木炭、食品加工、交通运输为主,以“小、土”为主,不摆大摊子。3月,县委在长乐公社召开社办工业现场会,参观了竹器厂、木器制造厂、农机修配厂等社办工厂现场,布置了3月社办工业产值500万元的任务,要求镇镇办工厂,乡乡(大队)办工厂。因村办的小肥料厂等早已相继歇业,取消了原来队(村)办工厂的要求。办厂技术力量采取“自力更生、就地培养”的方针,用老厂带新厂、母厂带子厂、师父带徒弟和“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请老技工来厂传授技术,派人员去老厂“留学”,组织协作生产,开办短期培训班,成立技术研究组织等。

  1959年,有社办工厂194家(含手工业社),完成工业产值4851万元(含新昌),完成国家计划的154.19%,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1.7%。长乐、黄泽机械厂试制成功四匹、八匹马力引擎,富润机械厂试制六尺车床成功。嵊县竹器厂用细篾编成的各式竹艺品,受到苏联等国人民的欢迎,出口苏联、加拿大、西德、印度尼西亚、捷克等国,这些在社队工厂的历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1960年,县委提出公社工业“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主要是加强农具制造、大力发展小型水电站、粮食和饲料加工厂、茶叶初制厂、土纸厂和林产品化工厂等。

  社队企业贯彻地方工业“四为”服务方针,增加了城乡人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推进农业技术改造,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进程,增加农药肥料生产。从县到社形成农业机械、运输修理网,切实为农业生产的耕、种、排、灌、收、运等方面服务。公社工业支援农业,创制、改制和仿制了新式农具25种,推广25万余件。长乐木器厂生产的水旱两用木制深耕犁,由于具备“深稳、底平、翻土好、犁路清、拉力轻”等特点,被选送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展览。为提高工效,完成县委插秧机生产任务,城东、长乐等公社农修厂创制改进工具31件、93种。城东公社农具修理厂造齿轮采用蜡纸印图样、敲木柴印的办法,工效提高五倍。甘霖公社农具厂制造了空心钻,工效提高510倍。长乐公社农具厂创制榫头刨,工效提高三倍。三界公社修配厂,开展劳动竞赛后,每台插秧机生产从18工降到7.5工。

  由于在“大跃进”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社队工业,尤其是队办工业,存在一哄而起的盲目性,缺乏科学性,加上原料不足、资金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混乱,设备差、质量低,导致经济效益低下,后来又遇上三年困难和手工业社划出①,许多社队工业相继倒闭,大办社队工业运动走向冷落。但值得肯定的是,生存下来的工厂,为后来发展社队企业、股份制企业创造了经验,也培育了一批企业经营管理的骨干力量。

  三、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得失

  县委为贯彻中央、省委农业技术革命的要求,提高粮食产量,提出深耕七寸至一尺、改良土壤、小田并大田、实现园田化等农业生产措施。至1958年底,初步平整土地2.63万亩,铲除田塍2.43万条,移去坟墓1.08万穴,扩田1400多亩,改造排灌系统10.55万亩,改良红黄壤、山岭薄地2746亩,调整队与队之间插花田16万余亩。如甘霖独秀山下团团畈,过去是有名的落后畈。经过深耕和增加客土,增施有机肥料,排水开沟,平整土地,将小田并为大田,产量从原来的亩产50公斤提高到早稻一季亩产227公斤。群众说:“人民公社力量大,八字宪法放光芒;千年落后畈,一年改造把身翻;往年亩产不上担,今年将成千斤畈。”团团畈是1958年春县委改造畈的试点畈。

  195812月省委发出的《关于开展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的指示》指出:为争取1959年“更大跃进”,要求有计划地推广少种、高产、多收的耕作方针,实现种植区域化、耕作园田化,并为逐步实现农田“三三制”①创造条件。根据省委指示精神,19591月,县委、县人委发出《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的通知》,成立嵊县土地普查委员会,组成工作队,赴各公社开展丈量土地、鉴定土壤和土地规划。经普查,全县水田面积比原来减少7%,旱地面积增加52.6%。土壤划分为30个土组、91个土种。查清全县(含新昌)土地总面积为432.4万亩,有低产田17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37.8%。由于嵊县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做得好,3月,省普规现场会在嵊举行,嵊县在会上汇报了普规工作的情况。12月,县委提出“向土地园林化进军,为大丰收打基础”的号召,掀起全县改良土壤新高潮。各公社确定重点畈,开展土壤改良试点。经过一冬一春工作,改良低产田8704亩。

为实现高产,推广良种和连作稻。1957年早稻品种以“503、“505为主,占早稻面积90%以上。1958年起,早稻品种以推广连塘早、雷火粘、南特号、南特16号、陆财号为主,占早稻面积60%,一般增产36.6%。晚稻以“10509、野猪晚、红须粳为主,占晚稻面积90%以上。7月,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实现农作物良种化的指示》,指出只有良种才能使其他增产措施充分发挥作用。是年全县推广晚稻良种255万公斤。至1960年底,全县实现良种化,社社建立种子田,县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建立种子留种制度,有计划收购和贮备良种。

  连作稻在嵊县1956年就大面积推广,由于劳动力紧张,1957年种植连作稻10.58万亩,比上年减少43.75%1958年,县委把大力推广连作稻当作硬任务,播种面积为18.32万亩,早稻亩产达206公斤,比上年增产10.77%1959年推广高山田连作化,连作稻面积达20.32万亩,1960年达28万亩,占水田面积71.1%,粮食复种指数达199.3%

  为实现粮食生产“大跃进”,19583月,县委、县人委要求早稻密植直六横四寸,试验田直五横四寸。7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提出晚稻亩插6万丛以上,推行直五横二寸。1959年至1960年,推行越密越好,县委把密植当作贯彻“八字宪法”①的中心来执行。夏收夏种期间,机关干部下村一边劳动,一边督查密植标准,每人需带一根尺,对不符合密植要求的,命令拔掉重种。19598月,全县晚稻密植占99.7%,日人均收种面积为0.15亩。1960年由于晚稻密植,造成严重缺秧。由于推行移苗并坵、越密越好、越早越好、越肥越好、高山连作化、插寸长秧苗等措施,把密植从直六横五寸提高到直五横二寸,晚稻到立秋后,仍未种完,推迟了季节,影响粮食收成。过度密植违背农作物生长规律,成为晚稻连续三年减产的原因之一。

  19584月,县委提出“苦战十天,实现运输车子化”的目标。经过短短十天时间,除山区外,有70%的农户有一部木轮手推车,城东公社苦战十天,做成5000多部(是年已有独轮、双轮手推车15055部)。为大力推广新农具,5月,成立嵊县农业机械试验改推委员会。8月,又成立嵊县农具改革筹委会和土化肥、土农药工作委员会。是年盲目推广铁制双轮双铧犁575部,因笨重不适用。推广华东水田犁1500部,1960年达到2600部,又因犁重牛小未能推广。至1959年推广山东、苏北大镰刀13573把,因大镰刀是北方的一种割麦工具,水稻收割不习惯而弃之。但推广人力弓齿滚动打稻机5248台,脱粒效率大为提高。

  长乐公社木器生产社在1958年创造先进工具11种。特别是水利工地上的小火车和脚踏风筛机,受到省人委多次奖励,还在全国农业改革展览会上展出。19592月,县委在城区公社召开以深耕比武为主要内容的工具改革现场会议。经过比武,确定四种深耕犁和三种牵引工具①在全县推广。28日,县委又发出《大力推广畚斗车的通知》,要求再推广60000部,实现畚斗车子化。是年推广余姚式插秧机2328台,其他形式插秧机135台,仅使用707台。翌年,嵊县生产推广“浙江1号”人力播种机8600台,仅使用三分之一。改革抗旱工具,1957年全县有旧式木制水车4.09万部,1961年减至1.77万部,推广煤气抽水机86台,灌溉面积5.29万亩。

  1955年前,推行以人工治虫为主。1956年至1960年,推广农业防治、人工防治、药剂防治并重方法。一是推行农业防治,主要选用抗病虫品种,进行消毒处理,清理田边杂草,减少病虫来源。二是推行人工防治,主要发动妇女、儿童田间捉螟虫卵块、拔枯心苗、掘稻根。1958年掘毁稻根32万亩。三是药剂防治。8月,三化螟暴发,县病虫害防治指挥部发布《突击扑灭病虫害的命令》,决定81416日为规模巨大的突击治虫日,各区、乡、社都成立指挥部、所。使用六六六粉防治。明溪乡发动1000多名社员,每亩用一斤六六六粉加1020斤细泥防治,突击两天,防治1.3万亩。195911月下旬,县委发出“突击三天,掘毁全部稻根”的号召。全县七万多人参加,三天掘稻根32万亩。上东公社各级书记上前线,层层包干,全民发动,连夜突击,全社15000多名干部社员参加,经过二天二夜突击,掘毁稻根1.4万亩,向县委报喜。黄泽公社决心丢落后、赶先进,书记、主任分点督战,干部带头、群众关门上锁,男女老少齐上阵,经过12300多名社员二天战斗,2.2万亩稻根全部掘光,杂草削光、烧光。

  为提前实现《纲要》农业生产目标,根据农业“八字宪法”的要求,推广农业新技术是必要的。可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推广农业新技术,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有的得不偿失。

  四、全民动员兴修水利

  1957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接着,省委召开全省水利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动手、全民发动,在今冬明春组织一个兴修水利运动的大高潮。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要求坚决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坚持社办公助的原则和合理负担的政策。

为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县委于195711月召开会议,提出今冬明春要以“移山倒海”之势、“人定胜天”精神大修水利。从此,嵊县依照“上蓄、中分、下泄”的治水方略,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在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同时,大中型水库工程陆续上马,全县进入全民动员兴修大中型水库的新阶段。1957年,全县第一座中型水库————坂头水库①动工兴建。12月初,全县有327处水利工程动工兴建。1958120,有104600人参加兴修水利。2月,县兴修水利指挥部发布《关于若干工程在春节前完工的命令》,有155个水库被列入限期完工。上东区委发出“春节照常出工兴修水利,在工地过年”的号召。到春节,全县有143座水库完工。每天有12000多干部、职工、居民、教师和学生参加开夜工。在大办钢铁运动开始后,仍有8000多人在30座大中型水库工地苦战。

  1958年冬至1959年,全县建成大小水利工程96212处,完成土石方2142万立方米,增加蓄水水量6300万立方米,抗旱能力从65.5天提高到84.5天。南山水库、坂头水库、前岩水库②、剡源水库③等大、中型水库就是这时候动工兴建的,特别是南山水库的建造,嵊县人民用肩挑、手拉、土发明,建成大型土坝工程,创造了奇迹。

  1958612,县成立南山水库建设委员会,由县长欧阳亚东任主任。水库工地设党委和工程指挥部,15日动工。嵊、新两县合并后调集全县群众,以大公社(区)为单位成立20个兵团,大队(乡)为营,生产队(村)、小队为连、排,做到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每天有几千民工,突击时上万民工上工地,多的时候二万多民工参加工地劳动,提出“以库为家,公而忘私,不建好南山水库不回家“的口号。19593月,南山水库隧道打通,是输水、发电的主要工程。12月开始堵口,举行万人堵口典礼,万余民工冒雨堵江。为完成堵江任务,县长欧阳亚东坐镇工地指挥三个月。县商业部门供应大批皮轮胶胎支援南山水库建设。19603月,堵口完成,时民工达24000人。当时土坝靠肩挑,坝上坝下人山人海,肩挑、手拉的运土队伍似几十条“长龙”,从寨岭头到董家湾十里工地,灯火通明,夜如白昼,机器声、车轮声、打夯声、放炮声一片喧腾。随着大坝升高,人工肩挑上坝困难,群众在工地着手制造牛车运土、小火车运土等多种上坝机械运土工具。

  在施工中,工程大胆采用粘土心墙土石混合坝型,采取“以土为主、土洋结合”的施工方法。为了提高民工的积极性,工地制订了“三包六定一奖”①办法,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劳动竞赛。经过建设者三年的苦战,19619月,坝高至55米,水库初具规模,开始蓄水受益②。

南山水库以灌溉为主,取得防洪发电、保持水土流失、开发旅游、库区养殖、提供饮用水、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是当时全省八大亿方以上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南山水库的建成是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体现。虽然在方法上也搞“一平二调”,共平调劳力、物资需兑现270.21万元,牺牲了局部地区、部分群众的许多切身利益。但在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如果不搞全县一盘棋的人海战术,不可能修建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从而产生全局性的、长远性利益。南山水库修建后,嵊县西部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九万多亩农田受益。在水库修建过程中,人民群众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是当代的愚公。民工长年奋战在工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大搞工具革新,解决一个个技术难题,加快了工程建设。南山水库的建成,增强了干部群众治山治水的信心和决心,也培养了一批治水骨干。

  在修建大、中型水库的同时,县委贯彻“以小型为主”的方针,继续兴建小型水库。至1959年动建小(一)型水库有城关丫叉坑水库、长乐汉溪湾水库、浦口眠牛弄水库、甘霖寺前水库、崇仁红领巾水库、三界大董水库、甘霖凤凰窠水库、金庭新合水库、升高张村水库、上东水库、黄泽大坑水库、崇仁砩水水库、崇仁大山下水库等13座(库容100-100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达3996万立方米,灌溉面积7.73万亩,装机发电1029千瓦时。建造小(二)型水库(库容10万至100万以下立方米)87座,总共库容达2850.68万立方米,受益面积达64164亩。有蓄水量1万至10万立方米小型(三)水库539座,总蓄水量1347.53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69832亩。有蓄水量1万立方米以下山塘10759处,总蓄水量1219.28万方米,灌溉面积73574亩。

  兴修水利减少了全县的旱涝灾害,又增加了养鱼、发电等收入,实现灌溉自流化,符合人民长期的愿望。随着一大批水库、堤坝的建成,贯彻建、管并重的方针,19594月,县人委颁发《嵊县水利工程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各类水利工程先后建立管理机构。

  五、支援宁夏

  在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全国人民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掀起了互相支援、互相协作运动。19588月,中央发出《关于动员内地青年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12月,省委根据中央对口支援宁夏指示,发出《关于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根据省委指示,地委分配嵊县首批支援宁夏1360名。

  嵊县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为完成支援宁夏工作任务,19591月,嵊县成立支宁委员会。3月,召开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会议,县长欧阳亚东作动员报告。接着召开公社主任、管理区主任、团委书记、妇女主任会议,介绍对口支援的宁夏中卫县先声公社①情况,布置开展支宁工作任务。会后,各公社、管理区成立支宁领导小组,各生产队确定专人负责。

  经过发动,1959年全县报名支宁18.9万人,其中有7821对夫妻双双报名。经审批,分三批共有2038名(含新昌,其中第一批573名,第二批802名,第三批663名)青年奔赴宁夏中卫县先声公社。支宁前编好班、排、连、营,指定专人负责,成立党团支部,组织群众鼓锣打鼓欢送,并发给每人衣、被等物品。

  支宁青年到达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根据行业对口,除少数安排在机关、团体外,其余很快分配到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等单位。农村来的青年则安置到县城周边的公社生产队,把南方的水稻插秧技术手把手教给当地农民,使水稻在宁夏得到推广。

当地的环境、生活习惯和南方差别很大。冷的时间特别长,气温常在-10至-20,年平均气温8左右。喝、用的水都要到黄河边上去拉,每天吃的都是面条、实心包,副食品极少。由于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和其他原因,支宁不到三个月就有50人返嵊,经动员回宁。年底又有184人返嵊。

  因1961年至1962年,国家暂时困难,调整经济,先声公社原来上马的企业、场厂相继关闭,又号召回乡支农。嵊县支宁青年中分配在工厂、铁路等建设项目的人员相继回嵊,只留下少数人员仍在宁夏工作。支宁人员回嵊后,政府和公社作了妥善安置,对有困难的政府给予补助,帮助在原籍安家,参加农业生产。

  在支援宁夏中,支宁人员在宁夏经受了艰苦考验,为当地的城市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作出贡献,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也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六、地方病的防治与除“四害”

  为完成消灭血吸虫病的任务,19583月,县委召开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大会,开展群众性查灭螺运动。由医务人员、卫校师生组成的血吸虫病治疗组在农村保健员配合下普治病人。1957年至1959年,累计治疗病人6352人。1958年省农业厅、卫生厅组织九个县的有关人员组成家畜血吸虫病调查工作队,对嵊县的白鹤、浦口、城溪、新明、新联、西郊、石璜、开元、明溪等九个乡、198个农业社进行调查。其中屠家埠农业社检查牛137头,阳性率高达80.1%。至1958年相继发现友谊、谷来、王院、中南乡有螺,流行血吸虫病。全县查出有螺面积1351076平方米,经反复杀灭,钉螺密度显著降低。1959年在“浮夸风”的影响下,曾轻率宣布全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960年至1962年,由于三年暂时困难,致使血防工作停顿。

  1963年,方口公社螺情回升,有螺面积达671500平方米。1963年至1965年,在全县查到钉螺的有10个区、46个公社(镇)、534个大队,其中新发现显潭、民胜两个有螺公社,平山、汉溪、奖山三个公社在邻社的插花耕地中有螺。1964年,县委按照全国第十次血防会议制定的“全面规划,点面结合,分期分批,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的方针,重新发动全县群众采用“六六六”、茶籽饼、火焰灭螺器反复杀灭钉螺。并结合治水配套工程,以土埋灭螺的要求,进行复土深埋。1963年至1965年对103367人做粪便孵化,查出病人7502人,阳性率7.3%。其中方口公社阳性率为50.4%,病人中肝脾肿大者占49.6%。全县1963年治疗1039人,1964年治疗1187人,1965年治疗1321人。

  在开展血吸虫病普查和防治的同时,还进行其他地方病的普查和防治工作。

  疟疾俗称“疠瘴病”。1948年大流行,解放前成人多患过疟疾。1954年全县又暴发流行,患者达3349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09%。全县组织医务人员308人到流行区巡回医疗,治愈17000余人,控制了病情发展。同年县卫生院在诊治中作疟疾原虫检验,1960年后未检到恶性疟原虫。1962年全县疟史普查,发现病人13982人,可疑病人228人。1964年组织医务人员对全县现症病人按省规定的八天疗法作正规治疗,对二年内有疟史的病人进行抗复发治疗,对上年度发病率超过20%或当年一星期内发病率在5%以上的自然村,普服预防药。经1月、3月、7月三次抗复发治疗,全程服药者共28759人。同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搞环境卫生,从而控制了疟疾病暴发流行。

  丝血病俗称“流火”、“大脚病”。1951年在方口乡上珠溪村血检500人,阳性67人,阳性率13.4%1957年在中爱乡三板桥村血检118人,阳性24人,阳性率20.3%。这年全县治疗丝虫病患者734人。1959年全县普查,发现流火史及象皮肿等丝虫病体征者37925人,治疗20643人。1965年后控制流行,发病逐年下降。

  钩虫病俗称“黄胖病”,患者多为农民。1959年用四氯乙烯治疗51031人。并在中爱管理区选择四个队163例进行疗效观察,复检阳性72人,治愈率为44.17%1960年全县普查493521人,阳性75545人,阳性率15.31%。采取送药上门,普治病人。1964年全县抽查101921人,阳性14753人,阳性率14.47%

  1958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为做好除“四害”工作,成立嵊县除“四害”指挥部,县长欧阳亚东兼指挥,并成立县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开展除“四害”运动。县委号召全民动手,大除“四害”,欧阳亚东带头到田间捕鼠。2月开展突击运动,灭鼠2.6万只,灭雀3.1万只。入春以来全县已有一个“四无”镇,六个“四无”社。5月,县除“四害”指挥部发布动员令,决定519日、20日为除“四害”讲卫生突击日。要求10岁以上(除老弱病残外)每人灭一鼠、二雀、200蝇、300蚊,农民每人还要捕100条蚂蝗,做到雀窝全部捣光,鼠洞全部堵光,室内做到全面干净,室外要清除杂草、垃圾,彻底清除蚊蝇孽生场所。配合“大跃进”,农村每户积卫生肥100担,城镇居民每户积肥10担,机关干部每人积肥1015担,要求夜间突击搞好粪便管理。

  为迎接全国卫生检查团和迎国庆,县委、县人委于9月开展全县除“四害”的第一战役。915日夜召开“誓灭‘四害’进军大会”,各区、乡立下决心书,并开展挑应战竞赛,提出把“除‘四害’的卫星放上天,争取上北京”的战斗口号。会后,各区、乡都召开了“誓灭‘四害’进军大会”。19日、20日全党动员、全民发动,开展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提出了“叫麻雀上天无路,使老鼠入地无门,让苍蝇、蚊子断子绝孙”的战斗口号。经过第一战役,消灭麻雀146万只、老鼠144万只、蚊子5080公斤、苍蝇18322公斤,灭螺177万平方米,治疗血吸虫病人35480人,清除垃圾853万多担,卫生积肥2073万余担(均系汇报数)。已有10个大队(乡)、151个生产队基本实现“四无”。由于除“四害”、讲卫生,各种恶性传染病发病率显著降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疟疾、痢疾、伤寒、百日咳、白喉等传染病,1958年比1957年下降29.97%。由于除“四害”的深入开展,城乡环境面貌大为改观,普及了卫生保健网,社有保健院,大队有保健所,生产队有保健站,并取消节假日停诊制,实行巡回医疗,达到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大队的要求。12月,在县党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作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问题的决议》。

  为落实县党代会精神,19591月,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会议,部署除“四害”工作。县除四害指挥部发布“关于开展除害灭病第二战役突击运动的动员令”,决定自128日至26日,在全县开展除害灭病第二次突击战役。28日清晨,全县各地统一鸣炮敲锣为号,有22万人用各种方法除“四害”。

  3月,县委发出除害灭病第三战役的工作意见,打响了除“四害”的第三战役。至4月,全县六个公社消灭钩虫病、七个公社基本消灭丝虫病。是年,共组织突击除“四害”运动12次。1960年起,嵊县改变了人海战役方法除“四害”(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把麻雀改为臭虫,麻雀不再列入“四害”),而以治本为主,注重消灭蚊、蝇孽生地,对“四害”多采用药物灭杀。

  除“四害”对搞好卫生,改善环境,治疗地方病效果显著,为消灭地方疾病打下了良好基础,对改变生活习惯有重要作用。但大搞突击战役,打人海战术,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第三节继续“大跃进”和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一、开展“反右倾”运动和继续“大跃进”

  1959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作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指示全党错误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初步努力中断。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后,按照中央的部署,浙江的“反右倾”斗争立即展开。9月中旬,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整风学习运动,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大规模教育运动。

  9月下旬,县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批判所谓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重点解决1959年全县跃进指标。会议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关于嵊县经济建设如何高速度、大踏步前进,如何彻底地贯彻总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报告。报告肯定了坚决贯彻总路线积极工作的人,批判了对总路线左右摇摆的“中游”思想和抵制、反对总路线的“右倾”保守思想。上半年春粮、早稻按总面积平均亩产只有165多公斤,下半年要生产粮食2.25亿公斤,每亩要产330多公斤,才能实现亩产500公斤。经过讨论有六个公社表态,晚稻亩产700公斤以上,实际推翻了调整后亩产指标。报告还提出1960年粮食亩产要达到700公斤至950公斤的指标,茶叶要增产50%,争全国第一的要求。

  会后,根据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县委部署开展“反右倾”运动,揭发批判各种“右倾言行”。在接着召开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五位常委作自我检查发言,对县委书记处书记腾鹏的所谓“右倾”错误①进行重点“帮助”。25日起,召开县委全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和地委第一书记王起参加大会。会议指名批评腾鹏的所谓“右倾”错误,还点名批评两位总支书记批“中游”思想。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虽已在8月病休(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裕民兼任嵊县县委第一书记,但邵成明职务未免,有时工作,有时病休,嵊县出现了两个县委第一书记,直至196111月王裕民因病回地委),但也因“反右倾”不力,思想“中游”,受到批评。

  为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10月接着又召开三级、四级、五级干部大会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现场会,中心议题是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反右倾”、鼓干劲,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继续“大跃进”,会议指名批判“右倾”干部。五级干部大会中,还对中游思想的人,分别在中型会、大组会进行批判,其中重点批判对象284人,形成不敢讲真话的气氛。继续“大跃进”不顾客观条件,又提出不切合实际的“大跃进”高指标。县人委计划1960年达到人均粮食700公斤,粮食平均亩产保证629公斤,争取1000公斤,其中早稻亩产400500公斤,争取亩产415580公斤,总产量4.22亿公斤(含新昌),争取6.7亿公斤,比1959年增加23.3%95.8%。这时重新强调“以钢为纲”,遍地开花大搞“小洋群”,工业总产值保证达到8790万元,争取1.11亿元,增长30%64%(而实际1960年早稻亩产只有185公斤,晚稻亩产126.5公斤,总产量13.42万吨,工业总产值也只有5693万元)。在会议召开期间的检查中发现,1959年全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有两个生产队。包产到户作为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受到五级干部大会批判,责令限期改正。

  在“反右倾”斗争中,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不但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因“中游”思想受批评,县委副书记、县长欧阳亚东也因思想“右倾”受到批评,一些同志还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继续“大跃进”又掀起“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据统计,1959年下半年,县又平调公社、生产队物资、劳力折合139.5万余元,1960年平调折合293万余元。1959年下半年公社平调生产队物资、劳力折合77.6万余元,1960年平调89.5万余元。

  继续“大跃进”继续大办食堂,实行供给制,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口号,由于脱离农村实际,造成群众生活困难。1959年上半年,有的公社公共食堂基本停火,但经过“反右倾”运动,到1959年底公共食堂又达到4761个,占总户数的87.1%,全面推行粮食供给制和半供给制。19601月,全县1345个生产队只有671个粮食、现金分配兑现。

  19604月,县委再次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省委六级干部大会精神①,解决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问题。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作《关于过渡问题的目的意义、条件和政策的报告》。县委按照嵊县实际,认为嵊县还不具备条件,作出“待创造条件后再过渡的决定”,没有重犯急于过渡的错误,避免了“共产风”再度泛滥。正是由于县委存在“中游”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损失,为以后嵊县工农业生产得以较快恢复和率先在绍兴地区农业超《纲要》起了一定作用。

  二、国计民生困难局面的出现

  在“大跃进”和继续“大跃进”运动中,县委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过多、过严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把坚持讲真话、老实干事的人,当作右倾保守,并提高到两条道路的高度来批斗,致使干部中不少人出现讲大话、讲空话、讲假话等浮夸现象,有的还受到表扬、提拔重用。而对粮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有异议的人,则斥之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保守派”加以批判,使人不敢提出异议。而完不成指标的被“拔白旗”,只得虚报、造假来过关。“大跃进”和继续“大跃进”运动大刮“五风”,给党风、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后果,不尊重客观规律,只追求所谓的“政绩”,不顾群众的切身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严重危害,造成大办粮食没饭吃、大办畜牧没肉吃、大办茶叶没茶喝的困难局面。

“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搞高指标、瞎指挥,违背农业生产客观规律,人为造成农业减产。这种减产与“大跃进”运动中抽调农村劳力、平调农村资财、征购过头粮紧密相关的。1959年下半年,想通过“反右倾”斗争,促使工农业更“大跃进”,又一次出现违背客观实际的运动,而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大倒退。坚持生产“大呼隆”、生活“大锅饭”,大搞政治挂帅,开展比学赶超运动,搞“插红旗、拔白旗”,助长了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和特殊化风。结果1960年高指标又变成空头支票,带来的是最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嵊县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减产,1959年至1961年比1958年减产19.5%,年递减6.5%,但粮食征购不减反增,1959年嵊县完成5040万公斤,超出原定征购4113万公斤的18.4%1960年,在减产严重、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又完成4365万公斤,超出原定征购任务的5.8%1961年人均口粮从1958年的223公斤减至172公斤,嵊县从余粮县又变成了缺粮县,“大办粮食”却出现了无粮吃的现象。

  1959年,盲目大搞畜牧生产运动,1960年,生猪不增反而下降,至1961年嵊县生猪饲养量降到8.17万头,比1958年下降64.2%,存栏数6.95万头,下降90.5%,出现大办畜牧无肉吃的局面。

  19599月,为保证完成茶叶生产任务,采摘秋茶61400担,发动全民上山突击采茶,提出“片叶下山,强制采摘”,放出秋茶“卫星”,导致茶园全面衰败,严重减产。结果茶叶产量从1957年的五万担减至19611.57万担,造成大办茶叶无茶喝的怪现象。

  “以钢为纲”大办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比例失衡,阻碍各业的发展。1958年,十余万农业劳动力抽调搞钢铁,农业秋收冬种受影响,大片稻谷无人收割,烂在田里,造成丰产不丰收,冬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4%,给1959年粮食困难埋下隐患。

  在进行继续“大跃进”的时候,嵊县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9月,嵊县暴雨成灾,11.25万亩水稻受淹,一万多亩蔬菜、两万亩旱地受灾。19603月,全县6个公社遭冰雹袭击,受损作物14万亩。再加上征过头粮,办公共食堂,造成粮食困难。因营养不良,19604月,嵊县发现浮肿病人。至510日共发现浮肿病人3132人,以后病例不断发生。10月中旬,各地断粮情况严重,县福利委员会发出“节约用粮,利用代用品代粮”的号召,只好用萝卜、番薯叶、马兰头、革命草、蕉藕、洋生姜、橡子、狼萁根(乌糯)、玉米芯、野菜和金刚棘根、小球藻、米糠等代用品渡粮荒,发商品购货票供应商品。在困难时期,虽然县委高度重视,派出医疗队和工作队,发放救济物品应急,但由于粮食紧张,肉价、粮价暴涨,还是买不到,有的把金银首饰拿去换米,还出现嫁女换米的现象。1961年春,缺粮情况更严重。据统计浮肿病人有19000人,还出现逃荒、饿死人的现象。县人委给予浮肿病人每天二两(16两为一斤)粮食补助,地委发放嵊县各种补贴粮603.96万公斤,以渡粮荒。

  以“五风”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终于造成了三年困难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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