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全面推开
一、“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为贯彻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1957年12月，省委召开二届二次会议，确定整风是一切工作的纲。在经济发展上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订出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或稍长的时间内，使全省耕地都达到亩产400公斤等不切实际的指标，而且要提前实现这个指标，还认为全省的工业也已经完全具备跃进条件。
为贯彻省委二届二次会议精神，1958年1月，县委召开3000多人参加的县、区、乡、社四级干部大会，讨论制订嵊县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生产计划。会议运用摆产量、比高低、找原因的方法，开展“大放、大鸣、大辩论”。经过讨论，激发了到会人员“大跃进”热情，发言中提出1958年保证粮食亩产400公斤（列入国家计划为412.5公斤）到450公斤。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县委作“五年规划报告”，提出1959年全县实现亩产400公斤以上，提前八年实现《纲要》指标，五年内储备粮分别达到半年、一年、一年半；三年内实现水利化和电气化；三、五年达到梯地化和交通化，四年内消灭“四害”①；五年扫除文盲，三五年消灭血吸虫病；二年内普及广播；1962年达到养猪70万头。这些高指标在5月召开的县三届一次人代会上得到确认。
在宣传省委二届二次会议精神的同时，县委贯彻“以粮为纲”方针，掀起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指标”运动。省委二届二次会议刚结束，县委就组织区、乡党委（总支）书记、部门负责人和部分社主任，赴800斤县黄岩参观。回县后讨论两天两夜，临城区委提出1958年实现亩产900斤区，向甘霖、城东区挑战。1958年1月，甘霖、城东区向临城区应战，提出更高要求。2月，嵊县向上虞、新昌发起竞赛，1958年保证亩产400公斤，比1957年增加34.2%；茶叶总产6.5万担，比1957年增加30%；蚕茧12740担，增加12.4%；养猪34万头、平均每户3头，增加两倍。3月，上虞应战，保证1958年亩产410公斤，争取430公斤，比1957年增加40.7%。
在进行高产指标竞赛的同时开展了积肥竞赛。1958年2月，县委、县人委发出《关于迅速开展群众性积肥运动的指示》，并成立县积肥造肥指挥部，区、乡也相应成立领导组织，具体负责积肥造肥工作，提出亩积土肥70担。不到20天县委又提出施肥亩均600担。要求灰窑每天烧一窑，户户建熏土灶（把泥放进灶里熏），推行三光、五翻身、一扫荡①。要求每个干部下村都带拾粪工具。临城区提出“苦战十天，每户积肥1500担”，城关镇提出“苦战十天，居民每人积肥50担，工商户积肥100担”。崇仁镇全体团员，苦战一天一夜积肥5000担。22日，省委发出通知，支持海盐县亩积千担肥，向全省发起挑战，号召全省各县响应。23日，长乐镇苦战半天一夜，积肥12万担。25日，嵊县更以亩积1050担肥，向海盐县应战。27日，中爱乡五湖社向全县发起积肥竞赛，保证亩积肥1100担，亩产粮550公斤。县委支持这项倡议，号召各社响应。据《嵊县报》公布的积肥人数：3月4日，出勤积肥100870人，烧灰窑4599只；28日，出勤积肥78074人，烧灰窑6803只。至5月11日，共积肥25540万担，平均亩积454担。普遍推广熏土灶、万斤塘（把什草放进塘里烂，放水当肥）等办法。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讨论和通过《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各地传达会议精神后迅速刮起了“大跃进”之风。4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跃进”誓师大会，反右倾保守，撤换“右倾”干部，介绍湖北省孝感、麻城和邻县高产经验，批判在“大跃进”中干劲不足，不向前看，只往后看思想，提出亩产400公斤指标一定要实现的口号。这次大会揭开了嵊县“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二、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发表后，县委于11日至15日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发动干部开展“大放大鸣”，写出1249张大字报，揭发右倾保守思想和骄傲自满。会后，全县组织县、区、乡干部和教师、学生等两万多人的宣传大军，开展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运动，做到人人学习总路线，执行总路线，搞好当前生产，为实现总路线而奋斗。同时，为使宣传运动有序开展，县成立宣传总团，各区成立宣传分团，各乡成立宣传大队，社成立宣传小组，统一安排，处处宣传。
6月，各区、乡普遍召开几百人或千人活动分子大会，训练和组织宣传力量，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教师、中小学生等组成总数超过三万人的宣传大军，全面开展总路线宣传活动。除向群众作报告外，宣传普遍采用读报形式，全县零售《浙江日报》、《宁波大众》、《嵊县日报》所刊登中央八大文献的报纸15.75万余份。经过全面宣传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县委书记陈宪俊传达了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学习了刘少奇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并根据总路线精神，研究和部署工作。由于总路线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因此，总路线的贯彻，进一步激起了嵊县“大跃进”的热情。
1958年6月20日，县委召开跃进大会，学习了外省小麦亩产4353斤的报道。经过讨论全县有九个区决心实现超规划，亩产双千斤以上，北山区委提出回去三天内达到社社有小化肥厂，临城区提出养猪指标翻一番，每户六头，剡北乡上八洋村提出亩产粮食1400公斤。
6月，省委发出《关于创造万斤水稻丰产典型经验的通知》后，县委开展大面积高额增产运动，亩产指标从400公斤提高到1000公斤。中爱乡干部响应省委号召，提出“晚稻亩产1万斤，争取上北京”的口号。县委为创高产“卫星”，制订《试验田技术操作规程》，全县各级干部种试验田7261亩。县委在中爱乡五湖一社种二坵试验田，提出保证实现晚稻亩产7500公斤、争取亩产一万公斤的高指标。为实现高指标，按所谓“技术操作规程”要求，稻田做到深耕一尺七寸，分底层、中层、表土三层施土肥3670担、牛骨粉150斤作基肥。密植一半为直一横一寸，一半为直三横一寸。县委副书记腾鹏在白鹤乡一坵试验田亩产晚稻指标为6000公斤。同时，县委发出指示，开展大面积高额增产运动，实现亩产双千斤。
8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用摆产量、比高低、找原因的方法，开展整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决心晚稻大干一场，争取产量翻四番。会后组织农业参观团，赴外省参观亩产36956斤的高产田。回县后，大搞晚稻亩产一万斤试验田，刮起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同时，推广试验田移植并坵（一般5~10亩孕穗期晚稻并1亩）试验，在田头搭棚日夜管护，用风箱、风车鼓风为稻田通气，但均以失败告终。
12月，县委向党代会报告一个虚假政绩数字为粮食亩产达到550公斤，比上年增加97.1%，总产41284万公斤，增加93.6%，生猪增加近一倍，每户平均1.85头；茶叶比上年增加75.6%，蚕茧比上年增加32.7%。虽然不是“双千斤”或“翻四番”，也算是“特大跃进”（而实际嵊县1958年粮食总产量153150吨，比上年只增加8.08%，茶叶7.67万担，比上年只增加34.38%，蚕茧比上年只增加8.69%，生猪比上年只增加9.03%）。
配合粮食生产“大跃进”，在春季积肥的基础上，6月5日，县委发出迅速掀起夏季积肥新高潮的号召，要求晚稻每亩施肥100担。白鹤乡提出保证晚稻积肥400担，队队办小化肥厂，户户办熏土灶。中爱乡保证亩积肥700担。至10月，全县积肥27959万担。1959年7月7日，县委召开积肥广播大会，要求苦战10天，晚稻亩积肥料50担至100担。至8月1日，积肥1020万担，而亩均实际只有12.7担。
粮食生产“大跃进”带动了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大跃进”。1958年嵊县生猪饲养量为22.85万头，存栏数为13.24万头。1959年，县委提出养猪160万头（含新昌）争取240万头，平均每亩两至三头，羊11万头，牛增到6.11万头，兔150万只，鸡170万羽。为实现这一目标，11月下旬，县委召开畜牧生产五级干部大会（有5000人参加会议），提出“以粮为纲，粮畜并举，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的方针，高速度发展畜牧生产，为提前实现“百万头猪”、“两万猪场”而奋斗。在会上，参加会议的地委领导提出“集体养为主、公私并举二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事实上，至1959年11月全县平均两亩以下一头猪有420个队，平均两亩以上至三亩以下一头猪有496个队，三亩以上一头猪的有419个队，根本没有达到亩均一头猪，更不可能达到亩均两至三头猪。
五级畜牧生产干部大会后，县委调整嵊县畜牧生产领导小组，成立畜牧办公室，由组织部负责，提出“猪也要建卡立档”。各公社、大队都召开社员大会，贯彻县五级干部大会精神，充实畜牧战线力量，公社由一名副书记任“畜牧书记”。大搞选留母猪、采贮饲料。全县经过11天努力，小猪增加11000多头，母猪增加19000多头，采贮饲料1.2亿公斤。崇仁公社干部深入猪栏，以“见雌就留，先留后选”的原则，选留母猪11429头。
11月底，县人委召开畜牧生产广播大会，提出“争当全国畜牧生产红旗县”，实现生猪生产“大跃进”。为在12月8日前迎接地委检查，在猪源困难条件下，提出：“苦战十昼夜，大放养猪卫星”，达到全县户均两头半以上，向中央报喜，在中央农业展览会上插上嵊县“红旗”。12月，全县生猪已达31.5万头，已办猪场2128个，集体占55%。三界公社弄虚作假，放出了一头母猪一胎产仔38头的高产“卫星”，用“逢雌配种”、“催情配种”等来促生猪生产实现“大跃进”。1959年至1960年初，全县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团体共办猪场444个，存栏7138头。其中县级机关办场24个、养猪506头。县办猪场有蛟镇仰高亭、县茶牧场、县农场、新昌鼓山等四个。这些猪场由于办场匆促、规模大、饲料缺、管理差，母猪空怀、死亡严重而相继停办。
1958年，县委按照农林牧副渔全面“大跃进”的要求，又掀起大办茶场、林场、牧场、苗圃、鱼种场等高潮。
1958年5月，宁波专署拨款在三界与上虞交界的十里长山建新茶园。10月，县委在三界十里长山征收荒地400亩，至1959年春发展茶园300余亩。1959年下半年，县委决定把嵊县茶场办成大型茶牧场，在全县抽调七万余农民开辟茶山，工地设立总指挥部，县委第一书记邵成明任总指挥。至1960年春开山17000余亩，种茶2000余亩。茶场分七个管理区，包括南山水库移民和开荒留下来的人员共有2368人。
1958年办的社办茶场有黄泽明山茶场、里东禹山头茶场、甘霖东风茶场、崇仁东风茶场。1958年底，县委决定实行三级办场，提出发展茶叶20万亩，全县陆续办起公社茶场11个。
1958年5月，在崇仁民胜乡建立嵊县林场，面积7569亩。至年底，全县办林场10个，苗圃16个。由于大炼钢铁使山林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12月，县委决定全党动员，全民发动，突击三天，绿化荒山，各级干部带头造林，数万名农民、工人、学生参加，突击三天绿化899个山头，突出的有万人绿化庙山、万民绿化城隍山。全县冬春共造林84万亩（实际为7.27万亩）。由于大搞群众运动，质量低下，又不重视管护，成效甚微。
三、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及其危害
为实现工业生产“大跃进”，1958年6月，省委召开工业会议，作出“以钢为统帅带动工业全面跃进”的部署。会后地委召开工业书记会议，确定从小着手，建立一批三立方米以上小高炉。7月，地委制订《宁波地区1958年钢铁工业发展规划》，确定嵊县作为发展钢铁生产基地县之一，分配嵊县1958年生铁3500吨、钢100吨的任务。
嵊县北漳周围盛产铁砂，清代以前就有熔砂炼铁的习惯。解放后，县供销社在北漳办起毛铁厂，从奉化县购木炭、温州请技工，用手风箱鼓风，土法炼毛铁（低炭钢），是制农具的好材料。1956年划归县手工业社后，增加设备人员，炼铁炉从三只增到五只，年产毛铁500吨。毛铁厂至1958年累计生产毛铁只有3001吨，但1958年下达给嵊县的生铁就要3500吨，单靠毛铁厂根本无法完成。因此，宁波地区生铁指标下达后，嵊县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群（群众运动）”，掀起大炼钢铁运动。马上动工兴建嵊县钢铁厂，第一批八只小高炉8月出铁。同时办土高炉的还有商业系统、机械厂、嵊县丝厂、三界茶厂、嵊县布厂、嵊县榨油厂和中学等。上东区各乡也开始建土高炉。至8月底，全县已建成土高炉97只，投入生产51只，但正常出铁只有九只，出铁19吨。因此，为加强对大炼钢铁的领导，成立县委钢铁办公室，下设开采、运输、物资、冶炼四个组。接着又以突破出铁关为中心，县委召开生产现场会和部门协作会议，保证攻破出铁关。
北戴河会议①后，9月11日，省委作出《关于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的决定》，确定嵊县为全省钢铁生产重点县之一。同日，县委就召开工交部门和乡镇负责人会议，县委书记陈宪俊作钢铁生产任务报告，研究采取措施，加快钢铁发展的进度。第二天，县委又召开木炭会议，贯彻省委8月12日发出的《关于大力开展木炭生产的指示》，保证9月完成六万担木炭任务，满足钢铁生产的需要。为达到日产44吨铁，县委决定撤销钢铁办公室，由县委书记陈宪俊亲自挂帅建立嵊县钢铁指挥部，下设冶炼、物资供应、交通运输、矿产开采、秘书等组，重点乡镇相应成立指挥分部。建立城关、上东两大炉群，长乐、崇仁、富润三小炉群，在城关建立钢铁总厂，长乐、崇仁、上东建立分厂。为完成9月份木炭任务，成立木炭采购办公室，推广南山飞机窑和北山滑道运输经验，任务到乡，开展竞赛，推行定任务、定时间、定地点、定劳力、定工分、定质量的“六定”。各部门迅速行动，供销社动员农民把门、窗铁栅和家用铜、锡出售，支援钢铁生产，全县收购废钢铁、铜、锡248万公斤。
交通部门发动一万多农民日夜抢建嵊县至榧树湾铁矿公路。1958年12月，动工兴建全长163米、有25个桥洞的黄泽公路大木桥，255名工人技术人员投入建筑，只用三个月竣工通车。
9月17日、18日，县委召开钢铁紧急会议，提出日产由44吨提高到100吨迎接国庆节的目标和9月生产497.3吨生铁、15吨钢的任务。为完成任务，一是组织钢铁队伍。从县、区、乡立即抽调500名干部去当炉长和包炉子，全县组织五万劳力上钢铁前线和做后勤工作。其中两万人直接参加炼铁、开矿、洗铁砂。二是建立炉群集中生产。全县建立城关炉群（临城区、长乐区、崇仁区、北山区、城关镇）、上东炉群（上东区、城东区、三界区、甘霖区）和南山炼铜炉群三大炉群。三是决定以城关、上东高产炉为标准，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加强技术培训。至9月30日，建成炼铁炉579只，其中小高炉一只。在建的810只，其中八立方米小高炉两只、三立方米小高炉三只、土炉805只。29日为“卫星日”，投入生产炉子264只，其中出铁198只，出铁15.57吨，毛铁厂一号炉日产875公斤，突破新纪录。
国庆前五天中，炼铁工人“天空当床帐，草地当眠床”日夜苦战在炉前。县委书记、副书记分别在上东、城关炉群担任司令，亲自督战，并建立党团组织，司令部建立党委会，营部设党总支，连部设党支部，进行党团活动。全县所有农业社都成立支援钢铁生产战斗队、后勤运输队，部分工厂暂时停工，全县大、中、小学校放假，全力投入钢铁生产，部分机关除一人看家外，都到前线，商店营业员大部换上女营业员。集中全县一切人力、物力投入钢铁生产，提出“钢铁元帅升帐，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其他停车让路”的号召，要以少活十年精神参加钢铁生产，为赶超英国①而战斗，保证9月完成600吨而努力。提出钢铁生产胜利了开庆功会、失败了开批斗会、牺牲了开追悼会。针对有人担心林木砍光了，提出谁先砍光谁先报喜，予以表彰。县成立兵团，分线作战，前方成立开矿队，后方以区为单位成立后勤部，设立长乐、白鹤、甘霖、城关、黄泽、仙岩、崇仁、丰田岭、谷来、晋溪、北漳11个兵站，负责膳宿。并成立野战医院，每个兵站有一个医疗小组，200人以上的运输大队配卫生员。运输大队除汽车外，用牛拉车、手拉车和肩挑保证及时供应矿石、焦炭、木炭、石灰石等原材料。电力部门负责接通炉群用灯，邮电部门负责接通电话。9月26日，全县有15万多人参加炼铁。25日起从白鹤乡至上东95里的路上形成了人连人、车接车的运输大军，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教师等日夜运木炭等支援钢铁生产。当时流传着：“车如流水马如龙，矿石木炭当粮运，人人都为土炉忙，钢帅面前立奇功”的歌谣。
10月，为完成任务，县委组织开展大搞群众运动，进行技术大炼兵，要求夺下2500吨铁的任务。12日，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地委会议精神，研究突击周任务和措施，当夜召开全县钢铁广播大会，进行全民发动。这时已建成土炉1152只，在建229只。但至15日累计出铁230.52吨，只完成10月份计划的9.22%。15日起开展突击周活动。21日产铁114.52吨，七昼夜产铁359吨，最多一天投入25万多人，供木炭4497吨，投入土炉655只，洗铁砂967.9吨，累计投工1258495个。突击周内39只炉子炼钢42.4吨，嵊县钢铁厂洋高炉最后一天产钢11吨。尽管这样还是无法完成10月的生产任务。至11月底累计生产生铁3474.4吨、钢678.4吨。
鉴于大炼钢铁产生的巨大浪费和资源紧缺的情况，12月，县委贯彻省委指示，开展高产、长寿、省料为中心的竞赛运动，完成1500吨生铁、100吨钢的任务。当时资源已经很缺，再加经过三个月的苦战，人已筋疲力尽，又逢秋收冬种紧张时期，虽有一定基础，但要完成任务仍很困难。而21日地委再把嵊县生铁任务从1500吨增加到2000吨，26日又增加到2200吨、钢从100吨增加到200吨。钢的生产第一次到25日已完成113.7吨，第二次经过一天炼兵、二天突击、一天扫尾，完成钢128.66吨，超额完成任务。但至15日，生铁只完成679吨，占任务数的33.87%，后半月要完成1521吨相当艰巨。因此，县委从10日起连续三次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五次电话会议、一次广播大会，并由县委、县人委联合发出开展高产、长寿、省料运动的号召信。有关县委常委分头到炉前、兵站、矿点、窑头检查督战。嵊县钢铁厂二号小高炉向全宁波地区发出开展高产、长寿、省料竞赛运动的倡议，全县各钢铁战线立即响应，把高产、长寿、省料的竞赛运动推向高潮。
经过突击，至1958年12月31日，累计出铁6211.74吨，超额完成年产5000吨任务的24.22%，钢961.62吨，超额完成任务数800吨的20.2%。
1959年1月，对炉群、开矿、运输、烧炭等进行全面整顿，又加气候寒冷，投入生产的炉大量减少，但1月要完成1000吨生铁指标。因此，县委决定元旦以后，把12个土炉群、两个钢铁厂撤并为一个钢铁厂。冶炼工人从8264人减为1400人，土炉从173只缩减为九只，把三立方米小高炉从三只增加到四只，而开矿工从4643人增加到7196人，使钢铁生产从小土群向小洋联群发展。但1月只完成生铁690.2吨，比1958年12月减少73.8%，生产土钢16.16吨。1月27日，县委召开表彰大会，有107个先进单位、917名先进个人受表彰。至3月，累计出铁7028吨、钢1112吨（含新昌）。此后，因上级不再强调任务，炉群基本停止生产，大炼钢铁运动告一段落。
此外，嵊县铜厂（南山）始建于1958年9月，至年底生产出冰铜1.03吨，开始时每斤成本33元，为国家收购价的58倍。到1959年2月，累计生产冰铜5.5吨。2月27日，嵊铜放出日产冰铜1.66吨的“卫星”，二排0.15立方米炉子日产冰铜0.371吨，成本每吨28360元，一季度亏损53799元。后炼铜成本逐步下降，6月每吨成本降到1064元（国家收购价为每吨1140元）。7月份降到每吨705元，从亏损扭转为盈利单位。
嵊县是全省大办钢铁运动重点县之一，得不偿失，造成严重的后果。
首先，严重破坏自然资源环境。采集和损害资源之多，是史无前例的，砍伐了全县四分之三的山林，共烧木炭37923吨，炼焦1256吨，洗铁砂18168吨，开铁矿石42579吨，铜矿石1990吨。由于不顾一切的采集资源，使全县山头变白，溪江翻面，水土流失严重。如城隍山风景树被砍光，北漳回龙山（国有）有300多株古松树也被烧成木炭，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其次，违反科学和客观实际，造成物力的极大浪费。在一无资源保障、二无技术力量、三无基础设施、四无资金供给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炼铁运动，要攻克难关之多，是可想而知的。为解决炼铁资源，发动全县群众报矿外，还组织六个专业普查队，进行大规模勘察，查明矿点213处、16种矿源。4700多名炼铁工，极大多数是农民，不懂技术，主要通过上东毛铁厂老炉工传授、指导，边学边实践边推广，来攻克出铁关。最多时土炉达2000只，发动木业社造鼓风机共计3000只，把群众的门窗铁栅并起来当工具、把农民的石捣臼当拌泥机。为解决三料（原料、材料、燃料）运输，开展不顾一切的技术革新，最多时运输人员达14万人，一辆汽车拖11个拖斗，运量达40吨，放出“卫星”。没有经济核算，浪费严重。由于只讲产量不计成本，加上管理混乱，特别是燃料，铁炭比达1∶6。12月贯彻省料后，有89只炉子铁炭比虽降到1∶2以下，但仍浪费木炭二倍左右。据城关炉群12月1日至10日统计，在地上拾到木炭3.8万公斤、碎铁1万余公斤、矿石5100多公斤。由于大搞洋高炉、建厂房、购设备，县财政钢铁补贴226万元，占总支出的23.18%，还平调物资218万元。
第三，盲目大搞群众运动，造成人力浪费。最多时大炼钢铁人员达25万人，一般也在五万人以上。地委称突击周为“淮海战役”，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机关、学校、部队、工人、农民、居民要全力投入钢铁生产。北漳有四个区的炉群，上东区四个乡也有相等炉群，当时五万人集中在北漳炼铁、洗砂、采矿、运输，把一个小集镇挤得无法生活。炼铁工人过着野营生活。参加的人上到70岁小到五岁六岁。嵊县有个小学生写了这样一首歌谣：“爷爷忙，砍树烧炭高山上；奶奶忙，烧茶煮饭在食堂；爸爸忙，深山里头开铁矿；妈妈忙，敲起矿石叮当响；哥哥忙，日夜炼铁在炉旁；嫂嫂忙，运输队里当队长；姐姐忙，缝衣组里做衣裳；我也忙，赶制泥管在学堂（炼铁时风箱与炉子的连接泥管）”说明了参与面之广。每天有五万至十万人参加炼钢铁，平均日投产炉子不到500只，等于一只土炉有100至200人为其服务，人力的浪费相当严重。而抽调的主要是农村的强劳动力，严重影响农业生产，造成1958年农业丰产不丰收，秋收冬种受到严重影响。
第四，造成不必要的身心伤害。由于安全意识淡薄，没有安全设施，不懂安全知识，1958年9月至12月共发生事故13起，死亡两人，重伤九人，轻伤14人（一般轻伤时有发生，不计在内）。在群众中开展大辩论、大批判，同时开展“插红旗、拔白旗”，有三名副局级干部被批判、撤换，其中一名被开除党籍，有152人被拔“白旗”，清洗出钢铁队伍，使一批干部、群众受到身心伤害。
四、教育卫生“大跃进”
为适应“大跃进”需要，县委文教部根据县委意见，于1958年4月召开全县文教工作跃进大会，提出“生产大跃进、技术大革命、文化大翻身、乡乡办农业中学”的要求，并提出不向国家要钱的群众办学方针。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民办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后，县委立即行动，全县掀起办农业中学新高潮，4月就办起农业中学101所，有学生5300多人，红专学校49所，参加学生8285人。下半年经过调整，还有农业中学77所，学生3192人。1959年经过整顿，农业中学减至39所，下半年又由39所并为32所。农中一般开设政治常识、农业技术、语文、数学和卫生常识等课，实行半农半读，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在创办农业中学的同时，大办各类学校掀起新高潮。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办教育事业。1958年9月，创办公立上东、石璜、里东、苍岩、南山、城东初级中学，而且中学均设高中部，还开办民办中学24所，全年中学总数达39所，比1957年九所增长3.33倍（其中高中从上年一所增加到六所）。新办小学75所，小学总数达703所，比上年628所增加11.94%，小学生63449人，比上年增加26.43%。推行师生开荒种粮、种菜、采茶，搞“小秋收”（拾稻头），参加炼铁运动。1959年，中学达40所，新办小学41所，小学总数达744所。1960年，中学达43所，小学调整为730所。1960年有330所小学改为民办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5%，实现教育“大跃进”。
1958年，贯彻“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①的精神，各系统办起业余大学68所、各类专业技术学校14所。1959年，经过调整，还有嵊县农业技术学校、畜牧技术学校、蚕桑技术学校、茶叶技术学校、林业技术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制丝技术学校和嵊县大学②，学生1192人。在条件不具备情况下大办各类学校，由于只凭热情一哄而起，不久就相继停办。
在“大跃进”运动中，县委提出普及卫生保健网。至1958年10月，嵊县办起医院保健站475所，新办大队（乡）保健所14所，还办起妇产院127所，崇仁、上东实现妇产保健化。同时，建起厂矿办保健室五个、学校保健室六个。1959年，为实现卫生“更大跃进”。在资金、医务人员、设备等条件不具备下，县委仍大搞“除害灭病”运动，要求做到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大队（乡）。是年，嵊县新办大队（管理区）卫生院16所，总数达到62所。为培养医务人员，达到队队设立保健站（保健箱），除县办卫校一所外，社办卫校16所。全年招收学员973名，培训一至三个月，均为全日制，结业后多数回队任保健员，还培训厂矿保健员120名。同时，还对食堂炊事员、托儿所保育员、幼儿园教养员进行保健和卫生知识培训，并帮助队订出卫生公约，实现了卫生“大跃进”。由于资金困难，大多数队办保健站无法持续。
第二节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中共嵊县第二届代表大会
一、人民公社的快速推行和嵊新两县合并
八大二次会议后，根据中央1958年4月发出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省委布置部分地区进行举办人民公社试点工作。7月，根据省委布置，全县十个区成立了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运输社和农业社“五社合一”的筹备委员会，搭起人民公社的架子。县委农工部在甘霖区白鹤乡试点。8月，金山、中爱、白鹤、城溪等乡“五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宣告成立。
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后，全国各地农村在短时期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根据省委对发展人民公社的部署，县委要求在9月上半月以前，以试点、宣传为主，主要精力集中领导农业生产。因此，对建立人民公社初始时态度是积极的，步子还比较稳妥。
为办好人民公社，1958年9至10月间，县委领导多次讲解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建立公社管委会，行使同级人民政府职权。不仅是生产范围和组织形式的扩大，而且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它由原来单一的、小型的农业生产组织变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层组织单位。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它将最后消灭私有制残余，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须采取的基本道路。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属集体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但带有若干共产主义成份。人民公社推行组织军事化，乡改称大队（营），村改称生产队（连），连一般设工业、农业、副业、福利、蔬菜畜禽等排或小组；行动战斗化，进行大呼隆生产；生活集体化，青壮年集体睡觉，推行供给制，都到食堂放开肚皮吃大锅饭。
9月上旬开始，根据县委部署，各区同步开展筹建人民公社。一面抓好当前生产，一面开展筹建人民公社工作。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发动。在农工部试点基础上，县委又在甘霖区试办人民公社，主要分三步：第一步，建立由31人组成的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第二步，主要开展全面宣传发动，处理好相关政策，至9月24日搞一段落。第三步，建立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庆祝人民公社诞生。9月25日至27日，召开人民公社代表会议，选举公社管委会，作出决议。10月1日，召开了庆国庆、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有三万多人参加，会后组织游行，庆祝“政社合一”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一大二公”的、有150个农业合作社组成的、有17010户参加的甘霖人民公社的诞生。
夏收结束后，9月22日至25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听取甘霖区试点经验介绍。9月27日，根据省委在9月底基本完成建立人民公社的要求，全县966个农业社合并建立了19个人民公社，参加户数11.18万户，占全县总户数的98%。每个人民公社平均为6035户，其中5000户以下有8个公社，最小的新建乡人民公社也有1072户。10月3日，又进一步扩大公社规模，以区办公社，乡、镇为大队，村为生产队，将19个人民公社合并为10个，平均每个公社达到11400户。
附：1958年10月嵊县各人民公社基本情况
随着嵊、新两县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嵊、新两地工农业生产高潮，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业，有助于共产主义大协作，再加上新昌的行政区划过小，人口亦少，而历史上两县曾同属剡县①。因此，1958年10月7日，省委决定撤销新昌县建制，其所辖行政区域与嵊县合并，定名嵊县。地委指示两县于11月10日起正式统一行文，合并办公，县址设在嵊县城关镇。同时省委任命邵成明为县委书记，陈宪俊、王林来、周德伟为副书记。1958年11月21日，国务院第82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行政区划变更的决定》，正式撤销新昌县建制，将原新昌县的行政区域全部划归嵊县。合并后全县有183421户、743571人、19个公社、130个生产大队、1353个生产队。1959年1月，改大队为管理区，全县辖19个人民公社113个管理区。
二、农村大办公共食堂
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之前，为解放妇女劳动，贯彻省妇幼福利工作会议精神，县妇联在石璜乡试点办食堂，全乡32个社至1958年7月初办起食堂195个，参加4040户，占总农户的86%，这是全县最早兴办食堂的乡。其中有29个社还办起幼儿班、托儿所、家务互助组（洗衣、缝补、喂猪等），实行托儿、食堂、家务三化，总结出节约劳力、节约柴火、节约粮食、便于安排生产、解放妇女劳动力、可养成社员集体主义思想等六条好处。当时，为打好夏收夏种这一硬仗，部分社还办过农忙食堂。
因此，县委在宣传总路线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宣传办食堂的好处。但大部分群众对大办食堂有误解，出现大量卖、杀猪和家禽情况。中爱乡一天卖猪150多头，母猪也卖了。浦口乡浦口社宣布100斤以上猪全部出卖，100斤以下猪归社，三爱社8月18日有猪1350头，到26日只剩900头。针对出现的问题，县委提出办好常年食堂要有利于生产，也要有利于群众生活，对办食堂要慎重处理。
但是，在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各区乡掀起大办食堂热潮。至10月，全县办起农村食堂2827个，参加农户达95%。11月，县委书记邵成明召开平原、山区代表四次座谈会，听取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家反映食堂化后免费吃饭造成口粮紧张；吃饭排长队影响生产；妇女出勤生产，托儿所小孩吃奶少了，小孩出现体弱多病；男女民兵分别集体睡觉，实行军事化，这样老婆也不要讨了；基本工资加奖励和粮食供给制对劳力弱、人口多、负担重的超支户、倒挂户能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劳力强、人口少的积极性不高，大办食堂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针对上述情况，地委和县委于12月相继开展福利工作大检查，县委发出《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福利事业的通知》，针对食堂未建立管理委员会、供饭不供菜，有的没有餐厅、吃的是冷菜冷饭，卫生也很差、没有建立管理制度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1958年底，全县有农村公共食堂2681个，托儿所3035所，敬老院89个，缝纫、洗衣组942个。
尽管县委十分重视办好公共食堂，总结推广甘霖公社建明生产队食堂一斤米煮“四斤饭”的经验，要求食堂账目餐餐记、日日清、月月公布，食堂大办蔬菜场、畜禽场。但在人们思想觉悟普遍不高，物质财富还不充裕的情况下，实行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因而大大超出定量。至1959年上半年，大部分食堂因无米之炊和少米下锅，而先后停办或半停办。5月，县委召开食堂福利事业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着重研究节约用粮和计划用粮，开展食堂工具革新，组织21个典型介绍经验。会议要求通过整顿，公共食堂要达到“一清、二化、三热、四好、五照顾”①的目标。但办常年食堂仍是一个难题，难以为继。6月，甘霖公社上路西生产队发生了滥杀生猪和类似闹粮事件，反映了群众对办公共食堂的不满。12月，为继续办好食堂，县委确定各级一名副书记分管福利工作，称“福利书记”，生产队建立福利委员会，建立食堂蔬菜基地，养猪鸡鸭鹅，推广“万灵灶”②。
在大办食堂过程中，尽管县委和各级党组织采取各种措施，但由于管理不善，出现了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现象，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1960年初，全县2968个食堂中，办得好的只占25%。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关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指示，进一步办好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福利事业，县委于5月召开了全县福利四级干部大会，整顿思想，摸清食堂家底，健全各项制度。县委提出办好食堂一要加强领导；二要调大规模，不能过小；三要建蔬菜专业队；四要建立制度；五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
据1960年6月1日统计，全县食堂粮食接不上早稻的有1096个，已无粮的17个，三餐供干饭的只有11个，二干一稀的有462个，三餐稀饭的已达1012个，二稀一干的有1109个。为继续办好食堂，县人委于7月22日发布《关于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布告》，张贴到每个食堂。但12月地委电话会议上还批评嵊县食堂散伙最多，要检查原因。检查结果全县食堂有50%实际已停火或半停火。
因为大办食堂属于方向道路问题，在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县委还于1961年1月提出要继续办好食堂。
三、人民公社经济政策及管理弊端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已经出现了生产关系变革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情况，遗留了一些问题。由于人民公社运动的过急发动，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更大的问题产生了。人民公社是由原来单一的、小型的农业生产组织变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层组织单位，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一是改变所有制，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1958年10月，县委农工部出台的《关于人民公社经济政策处理意见》规定：各小社的生产资料、公共财产无条件的转为公社所有；土地由公社统一制订种植计划，插花田要进行合理调整；各小社的公共积累，全部归公社所有。生产工具归队使用，但公社有权调用；小社所欠贷款，应有原小社偿还；各小社基建工分，应作一次清理，参加当年分配，一般不向公社转移；社员所有的自留地应全部转交公社经营，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山林、成片经济林转为公社，个人供销社、信用社股金除抵缴外，多余的记在个人名下向公社投资；社员的家具、房屋仍归社员享用，在需要时可协商动用；社员的家畜、家禽可折价入社，由公社饲养。据1959年11月20日统计，县、公社共平调1510万元，其中县平调公社、生产队物资、劳力、土地、资金586万元。把经济条件贫富不同的合作社无偿平调，财产归公社，实行队与队平均主义。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被公社收回，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严重破坏了生产关系。农民纷纷杀猪羊宰鸡鸭，乱砍经济林，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取消原有小商小贩与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造成市场物流不畅。
二是分配上取消评分计工制，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全县有甘霖等六个公社粮食采用计划定量、食堂包干制，有南山等四个公社实行限量供给制，社员矛盾多，强劳力的喜欢基本工资加奖励，弱劳力者要求半供给制。造成出现了出勤率高，劳动效率低，求量不求质的现象，造成做多做少一个样，人口多与少一个样，都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生产好与坏不关社员的事，严重伤害社员生产的责任性。
三是公社实行大兵团作战。组织军事化，建立团、营、连、排和班。行动战斗化，县里抽调身强力壮劳力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去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和大办茶牧场等。生活集体化，都到食堂吃饭，把个人灶、锅都拆了。而农民毕竟不是军人，是不好指挥的，而指挥员因缺少经验和指挥能力低，所以出现了强迫命令风，刮起了瞎指挥风，严重影响党群关系。造成1958年丰产不丰收、冬种减少的局面。人民公社以行政方式领导生产，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讲因地制宜，增大管理难度。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陆续作了一些纠正。
四、中共嵊县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
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的二年多时间里，全县各级党的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省委、地委的指示，贯彻执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此基础上，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7年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全县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也超额完成，给第二个五年计划做了良好的开端，12月，嵊县被国务院评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从县第一次党代会以来，全县发展新党员4783名，党员总数达9597名，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4.2%。其中1956年发展新党员2366名，1957年发展新党员九名（当年中央决定暂缓发展一年），1958年发展新党员2545名。基层党组织有较大发展，1956年有388个，其中农村党支部315个；1957年有党支部449个，其中农村党支部324个；1958年党支部1060个，其中农村869个（含新昌）。还有142个农村生产队建立党小组，232个无党员队发展了党员，只有59个生产队无党员。县委在这期间，对党组织经过系统的整党和党课教育，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还组织1154名干部下放基层，参加领导生产和群众一起劳动，培养干部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整党和“大跃进”运动中，在开展纪律教育的同时，查处违纪党员668人。
总起来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全县各级党组织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领导全县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成就和丰富的经验，为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根据省委、地委对召开县第二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指示精神，为筹备第二届党代会，县委于1958年12月4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研究召开县第二届党代会有关事宜。决定由19人组成县第二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九人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9日，又在新昌镇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对召开党代会若干问题作了布置。四级干部大会后，县委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党代会具体问题，确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秘书处，下设秘书组、组织组和行政组，分别进行筹备工作。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先后举行五次会议，为会议作准备。24日，专门召开由各代表团负责人参加的预备会议，研究了大会的具体开法和主席团组成人员名单。
根据代表名额的分配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分别召开党员大会，民主选举党代表或候补代表。用投票方式选出代表350名、候补代表45名。350名代表中因病、因公缺席32名，由原选举单位候补代表递补七名。
经过充分准备，1958年12月26日至30日，中共嵊县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338名，列席81名，代表全县9597名党员。会议由县委组织部长胡德欣作代表资格审查经过的报告，县委副书记腾鹏致开幕词，县委副书记陈宪俊代表县委作工作报告和今后规划与工作任务的报告。
大会在“大跃进”的影响下，充分肯定两年多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成绩，获得工业、农业、思想、人民公社化四大胜利。大会不切实际地提出今后三年工农业生产规划和1959年任务。提出要在三年内把嵊县建设成不仅是农业高产量地区，而且是工业化的、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新嵊县。大会还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把嵊县建成钢铁工业基地，具有年生产生铁七万吨、钢二万吨，各种钢材1.61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以通用机械厂为核心组成一个机械工业网。以水力为主建成七个中型水电站，实现电气化。大力发展化肥、炸药、水泥为主的化学工业。以嵊县丝厂、纺织厂为主建成丝绸联合企业和纺织联合企业。建设每个居民点之间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和电话网。提出在1959年，工业产值达到1.2亿元（实际只有5247万元）、粮食总产量17.98亿斤（实际产量149310吨）的高指标。
会议听取县委监委书记高宝善作县监察委员会工作报告，还听取了提案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作出《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监察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关于整顿、巩固、提高人民公社的决议》、《关于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问题的决议》等五项决议。
大会选举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选出县委委员25名、候补委员4名，监察委员会委员11名。全委第一次会议选举邵成明、陈宪俊、张燕堂、刘增和、腾鹏、王林来、欧阳亚东、胡德欣、刘玉山、钱志贤为县委常务委员会委员。组成书记处，邵成明为县委第一书记，陈宪俊、张燕堂、刘增和、腾鹏、王林来为书记处书记。
大会共收到各方面的提案1085件，比新嵊两县各自第一次党代会提案总和增加两倍多。这些提案，总的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的团结，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更大的跃进，表达了全县人民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
嵊县第二届党代会是在第一次党代会召开二年半多时间来，全县全面掀起以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的“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嵊、新两县合并，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因此，会议始终贯彻两条路线斗争，以整风批右倾来肯定取得的成绩与经验。组织30人大会发言、537件 “卫星”材料向大会报喜，达到鼓劲的目的。会议号召要“沿着1958年大跃进的道路，继续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1959年各项工作再来一个更大的跃进”，提出了工农业生产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以后几年的社会经济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