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开展整风运动

　　一、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1956年冬到1957年初，由于国内社会改造急促和变化深刻，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在农村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知识分子则思想活跃，对党和政府提出尖锐意见，加上国外事件的影响①，人民内部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一些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陷于被动，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进行压服，这些情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及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引起热烈的反响，实际上为全党整风运动作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4月，省委召开全省县（市）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进行讨论。

　　1957年5月，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全委扩大会议，同时吸收了一部分县级机关党外负责同志列席，传达学习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此次全委扩大会议前，县委常委在初步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干部、群众思想动向，决定在一个时期内，组织全县干部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改进领导作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提高合作社。接着县委召开全县党总支书记会议，帮助区乡干部学习，要求领会毛泽东讲话的重大意义。

　　6月，县委宣传部编发宣传提纲，向农民群众宣传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7月，编印《开展秋季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农业大丰收》、《不要用闹事的方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认清形势，批驳谣言》等三个宣传辅导提纲。中旬，县委、县人委又召开区、乡干部大会，重点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精神，要求干部群众划清三条界限，即党的领导好不好、合作化优越不优越、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通过宣传，全县农业社队长以上主要骨干普遍受到了教育，有60%左右的农业社贯彻到群众。28日，县委组织《关于贯彻毛主席讲话，划清是非界线，有重点地开展说理斗争的农村政治工作》的专题报告，指出宣传贯彻的形式要多种多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不同的处理方法要得到落实，划清合作化运动等问题上的是非界限。

　  通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学习，党员干部纷纷总结过去的工作，检讨过去的思想，肯定一些有益的经验，同时也认识到矛盾性质的辨别和矛盾处理的方法经验不足。以往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如把落后群众对社会不满反映和参加迷信活动、一些富裕农民对合作化的意见、某些群众因正当要求得不到解决而起来闹事等等都看作是敌我矛盾，有扩大化倾向。在实际处理中，把富裕农民、单干农民当作敌人粗暴对待，把群众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当作“邪气”和“破坏”，一看到人民群众闹事，首先想到的是反革命分子捣乱，埋怨群众太落后，而很少考虑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在学习讨论中，全县党员干部普遍增强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后，县委根据地委指示，立即组织力量先后赴福源乡、棠溪乡、富润乡、城溪乡、城关镇的东浦村、西郊乡的大浦桥村进行调查，综合分析以往有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一些材料。调查表明，经过几年的改造，农村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根据棠溪、富润乡的统计，入社的71户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中，增加收入的37户，劳动使这些人在经济上有了出路。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他们本身也有了转变。在1956年普选中，152户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有43户被评定为社员，59户为候补社员。棠溪、富润乡及城关镇的514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中，表现好的就有l91人。这些情况说明，敌我矛盾的范围日益缩小了。另一方面，调查也表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是拥护的，但也在干部领导作风、生活消费、合作化等问题上存在着矛盾。1956年，全县有2.6万多户社员减收，对合作社产生怀疑和不满情绪，部分合作社管理不善，特别是干部民主作风不好，财务不公开，强迫命令，在处理农业社和退社农民之间关系问题时，强调照顾合作社集体利益，忽视照顾退社农民的个人利益，造成农业社和退社农民关系的僵化。如因粮食问题引起的闹事有十起，因处理经济关系不合理的有八起，水利、森林等群众纠纷的问题四起。闹事多发生在合作化基础薄弱、退社比较多的山区和半山区，占全县闹事起数的60%多。自1957年初至5月，县内发生闹事事件共22起，参加人数2266人。闹事之多为解放来所未有。有粮食问题的闹事、农业社与退社农民之间各项经济关系的闹事、历史性的群众纠纷形成的闹事、县区乡领导和农业社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等引发的闹事。通过调查，群众闹事的根本原因是在生产和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这些情况表明，人民内部的矛盾纠纷日益显露出来了。

　　通过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对人民内部矛盾情况的调整，县委在处理社会矛盾上讲究方法，较好地处理了一些群体性的群众闹事事件。1957年5月，嵊县师范因并校问题①，新昌籍学生不愿并到天台，引起集体哄闹。县委文教部、文教局、团县委等领导去学校，弄清了产生问题的原因。通过了解，坚持闹事的实际上只有少数学生，其他都是随大流心理，就分别进行了说服动员、组织教育，并召开骨干分子座谈会，耐心劝说并说明并校是根据党中央“增产节约，紧缩开支”的决定精神，强调新时代的青年要响应党的号召，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经工作后，55名新昌籍学生领取天台初师的入学通知书，比较愉快地离开了学校。6月，县委及时地处理了太平乡上南庄社群众因为粮食问题引起的闹事事件。县委和区乡干部深入该社，调查闹事事件真相，分析闹事性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坚持耐心说服教育，分别召开社干部和贫农积极分子座谈会，然后召开社员大会，反复讲明合作化的优越性，组织起来的好处，提高他们的觉悟，并听取社员的合理要求，严肃处理社内私分粮食等贪污行为，平息了闹事事件。7月，明溪乡朱湖山村与新明乡上下宕头村、里沙滩村发生水利纠纷，双方使用土枪、檀树大炮和木棍等凶器斗殴，致轻伤十余人、重伤四人、伤后致死一人的严重事件。县委派人与区委一起，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访问，在维护团结和稳定大局的原则下，与双方开展协商，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

　　三、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开展整风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也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发议论、作批评、提建议，正是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积极的表现。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在这一社会转型期，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县委一直重视党外人士的意见，充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进行政治协商，以改进工作。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28日，县委统战部和宣传部联合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贯彻会议精神，参加座谈的有学校校长、教师、医师、公路工程师等。座谈会主要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听取意见。座谈会上，教育系统的代表就人事安排缺乏计划，调动较多；对教师的能力、时间照顾不够，存在用人不当的现象；一些青年教师经常离岗被抽调做社会工作，影响教学；一些新添置的教学仪器无处摆放，必须要有实验室；过多参加校外社会活动而影响学生学业的现象，向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医务人员提出主治医师兼职过多，需培养助手的意见；中医业务清淡，没有统一安排，应该组织联合诊所；医务人员牟取暴利的现象应加强管理；政府对农村出现的“多婚”和溺婴的现象要加强教育等方面提出意见。

　　7月，省人委批转嵊县四联乡文书郑洪瑞提出的《发展山区经济和训练山区建设人才的建议》①后，8月，县委和县人委接连召开两次关于山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始转变“重平原，轻山区”的观点，加强对山区的领导，并布置了处理山林等经济作物的政策。会后县委轮训山区干部，学习农林技术，要求基本达到高小毕业水平，以适应山区建设。

　　1957年2月，县委统战部采取召开会议、座谈、访问和视察等多种形式，广泛联系和听取各界各阶层民主人士的意见和要求。在政协组织中，扩大团结面，改变“老头多，青年少，保守多，先进少”的状况，为便于工作，建立工商、文教、医卫、科技、社会等五个工作组，帮助各界民主人士学习党的方针和政策。对全县有关《纲要》、农业合作化规划、1957年农业生产计划、普选、知识分子工作、推销国家建设公债、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等重大事项和问题，召集政协民主人士协商讨论，充分听取意见。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动员全县各界人士参加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推进自身建设。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方针的整风运动。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5月21日，省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整风运动计划》，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规定：“从实际情况出发，密切联系实际，按照整风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在整风中认真解决人民内部存在的突出矛盾，采取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的办法，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并且说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6月3日，县委根据省委、地委部署，制订《关于执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计划》，迅速开展整风运动。整风首先在县委内部展开，分学习文件、总结工作、个人检查、改进工作四个步骤进行。县委按照省委指示先后召开各种会议，组织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基层党员干部学习两个“讲话”①，充分认识历史大转变的意义，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认识在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作用。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高思想认识，纠正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县委针对不少地方出现退社、闹事、升学、就业、复退军人安置、社员分配和财务公开、机关内部反腐等严重问题，抽调机关干部到基层帮助工作，开展整风运动。县委领导到基层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辅导报告，采取有效措施，抓好农村工作，杜绝不安定事件发生。

　　整风运动开始后，县委更加重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1957年5月，全县第二次文教工作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除文卫系统党员外，还吸收了非党的全体小学校长、教工会基层工会主席、职工业余学校专职教师、扫盲教师和部分区卫生院、文化单位工作人员，由县委有关领导传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会后，县委又组织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批评县委领导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有关干部问题的有115条、建党工作方面的有16条、生活福利方面的有54条、领导方面的有68条、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不够的有19条。对这些意见县委分别发送有关部门，根据实际安排落实。

　　6月，县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在大呜、大放中，许多委员向县委、县人委工作提出11个方面1000多条批评意见。包括在干部培养使用上，“重德不重才”，凭印象入党，靠关系提干，重党团员，轻非党群众；在合作社处理社员退社中，以党代政、以压代教，重布置汇报，轻调查检查，重搜集思想情况，轻解决实际问题；在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上，把服从工作需要当作法宝，没有做到量才录用而是强人不愿，且又不让发表意见；县委干部中存在着特权思想，只强调中心工作，缺乏兼顾业务工作，如对银行干部的频繁抽调，造成在蚕茧上市旺季货币回笼最紧张的时候，因缺少人手而耽误工作；在山区，有的区乡干部硬性规定要种60%连作稻，结果造成减产；推广双轮双铧犁，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在多种经营思想指导上，盲目推广快速养蚕法，影响蚕茧质量；政治思想教育薄弱，学习讨论中正面教育多，结合思想实际少，社会教育多，企业内部教育少，存在工作不到位、一般化的问题；对主要事项协商不全面、不及时，如《纲要》全县在1956年4月就传达贯彻，而到10月县政协才开会协商。其中最突出最普遍的意见是批评某些党员干部不信任党外民主人士的宗派主义倾向和在粮食统购统销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宝贵的意见，对改进县委、县人委的工作，转变党员干部作风，扎实做好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5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是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要求利用农业生产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就这些中心议题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9日，县委开始在白鹤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在试点基础上，县委根据省委《关于当前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个问题的指示》，全县从9月开始分期分批开展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委召开全县区乡党总支书记会议，总结前阶段开展农村全民整风及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在统一农村党员、干部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大张旗鼓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计划》，《计划》确定以宣传发动、大放大鸣、边整边改、总结提高四个阶段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农村究竟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合作社和粮食统购究竟好不好、共产党领导大家办了好事还是坏事、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等问题，县委宣传部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宣传提纲》。县委中爱乡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组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全乡大会演讲。

　　9月，县委召开全县宣传员及积极分子会议，培训宣传骨干，以适应运动需要。全县各地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挥各种宣传工具的作用，如黑板报、学生宣传工作鼓动队等。县委办公室转发中爱乡工作队《基层干部整风会议情况总结》、《五湖社是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一个三类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转变》和《召开党员大会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等四个材料，作为各区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参考。9日，县委常委会议决定，全县社会主义系统教育和基层整风分批开展，第一批在临城、城东区10个乡展开，在10月底结束。第二批为20个乡，其余作为第三批。这次会议后，县委立即派出全民整风工作组，到浦口乡、新联乡等10个乡，帮助乡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第一阶段宣传发动。接着，全县农村开展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第二阶段，进行大放、大鸣。21日，县委书记处书记腾鹏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和第一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区乡干部及工作队员会议上，作《关于农村开展全民整风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就农村开展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布置任务：在大放、大鸣的基础上，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开展群众性的大辩论；进行爱国、爱社、爱家，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三爱二勤”教育；按照“有利生产、有利团结、适合于当前管理水平、便于联系社员”的原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全面发动，深入地开展。25日，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县委又先后分两批派驻工作队，并由各乡工作队长兼任乡党总支书记，整个运动在党总支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以35天左右时间完成。白鹤乡工作队在组织群众大放、大鸣，以大字报的形式提意见发议论（包括反面的）取得了经验。

　　10月，县委又作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阶段工作意见》，接着召开正在进行全民整风的10个乡工作队干部会议，在总结前阶段鸣、放的基础上，研究和讨论开展全民大辩论和边整边改。从浦口乡、新联乡等七个乡的鸣、放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合作社达到大放、大鸣的要求，放出的六万多条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这些意见涉及到合作化、粮食、工农关系、干部作风等，对改进工作、改进干部作风有很大的帮助。崇仁区大放、大鸣两天中，共提出6692条意见，对县、区以及部门作了尖锐的批评，批评县领导工作不及时，如春耕已经开始了，才布置规划种植面积；推广新式农具硬搬硬套，造成损失；谷子播下去了，才来检查种子斤两；农业技术干部“只推广新品种，不教新技术”，干部只拿数字，不深入工作实际。

　　为了使全县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正常的轨道上进行，县委及时地向全体党员干部发出《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中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五项守则》。在开展全民整风的乡里，农村基层干部对大鸣、大放顾虑重重，一是怕“放乱”，二是怕“挨整”，三是怕“报复”。11月，县委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开展大会和小组结合的大放、大鸣、大辩论，这次大放、大鸣、大辩论，共提出意见2000多条，就粮食、生产上的一些问题，开展热烈的辩论，许多同志揭发出多种瞒产的花样和农业社估产普遍偏低的现象，使得那些原来认为没有什么产可瞒的干部清醒了过来。通过大放、大鸣、大辩论，县委作出决定：必须坚决克服右倾思想，大力开展反瞒产斗争，保证在年底前完成国家粮食的征购任务。通过大放、大鸣，群众觉悟大为提高，浦口乡屠家埠社全社干部社员经过一场热烈辩论后，一致通过把60%的超产粮约18万公斤卖给国家。

　　12月，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入总结提高阶段。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58年2月基本结束，进一步巩固了合作社，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

　　五、干部参加劳动

　　在整风运动中，县委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普通群众打成一片，进一步增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改善干群之间的关系，有效地改变机关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7年5月，县委根据省委整风运动计划，对前阶段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进行检查，作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成为日常制度的决定》。县委、县人委负责干部要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负责生产战线的如合作部、工业部、农林水利部门等，要有较多的时间参加劳动，区、乡及办社干部，有四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参加各项生产劳动。工厂主要领导干部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县委、县人委首先行动，19位县委领导干部分别去中爱乡五湖社、西郊乡四联社、新联乡等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58年，嵊县下放969名干部到工农业战线上劳动锻炼，其中去农业战线的有525名。由于“大跃进”形势迅速发展和工作需要，陆续调回311名干部，充实到新建和扩建单位。7月，根据省、地委的“整顿下放干部”的指示，县委组织有关单位对在劳动锻炼中的干部，进行具体的考察、了解和排查。对政治历史清楚，表现积极，在政治思想上有显著提高的273人，调回原单位工作或另行分配工作；下放后表现不好或曾犯有错误而认识不足的206人，继续锻炼一个时期；不够干部条件的145人，除已掌握一定技术留厂作技术骨干外，其他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和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作出适当处理。8月中旬，县委召开全县下放干部大会，总结一年多来的劳动锻炼情况，肯定成绩，评比鉴定，该上调的上调，该劳动锻炼的继续劳动锻炼，对处分人员核实一个处理一个。经过整顿，全县（含新昌县）下放1154名干部。

　　 1959年3月，县委作出《关于1959年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规划》，规定每人每年必须有一至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批分期抽调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全县干部采取“军官下连当战士”的办法，下放到农村、工厂参加劳动锻炼与社员、工人同吃住、同劳动，以及一边工作、一边劳动等多种形式参加劳动。县级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在年内每人轮流一次，劳动时间至少有一个月。公社干部参加劳动的形式主要是领导生产、参加生产，辅以短期轮流劳动。管理区以下的干部基本上和社员一样经常参加劳动，工矿企业的管理人员采取跟班劳动的形式。4月，县委对分批分期参加体力劳动的下放干部进行整顿。兼任公社党委书记和分工包干公社的县委委员，采取劳动与蹲点相结合、“半天工作、半天劳动”的办法，其他县委委员(包括候补委员)采取跟班劳动。根据省委“统一安排，全面锻炼”的方针和指示，属县委管理的行政管理人员，下放到工农业生产战线参加劳动生产。

　　县委还确定需要较长时期参加劳动锻炼的干部159人，在公社工作定为一年。县委贯彻执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以来，全县农村干部作风有了转变，在领导生产和群众路线的方法上有了改进。

　　第二节反右派斗争

　　一、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的转变

　　1957年5月中旬，在整风运动中，党外人士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异常现象，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开展起来。

　　为贯彻中央反右派斗争的精神，6月下旬，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同时各区召开乡干部会议。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县委常委孙继曾任组长，抽调人员组成办公室。整个整风运动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大鸣、大放阶段，第二阶段为反右派阶段，第三阶段是整改阶段。运动明确反右派斗争是中心环节。县级机关要迅速整顿队伍，进一步贯彻整风精神，各级党委虚心接受意见，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县委扩大会议后，各地掀起大鸣、大放热潮，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

　　公私合营嵊县丝厂职工的大字报贴出后，厂党委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把一些急于处理的和马上可以处理的意见，作了及时的研究改进，并通过“整改栏”作了及时的答复，如一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上的95条提案，都一一作了解释。县委副书记刘玉山等领导观看嵊县丝厂职工的大字报，鼓励职工“进车间搞生产，出车间搞鸣放”，做到整风同生产两不误。工交系统开展整风运动，以邮电局为点，集中力量先在城关开展；县二轻局向县委递交了开元乡月光社《组织社员进行“放、鸣、辩”的情况报告》。县级机关的整风反右派斗争，运用小组会、大字报展开，并针对右派分子的不同情况，确定专人进行谈话，同时各部门还大量张贴大字报、墙报、漫画等驳斥右派言论，展开宣传攻势。

　　9月21日，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贯彻省委整风运动的计划，以“引火烧身”的精神，开展大鸣、大放，特别是对县委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在党的领导、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等几个主要问题上让大家进行辩论，划清大是大非，澄清错误看法，批判右倾消极情绪，整顿干部作风。

　　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1957年12月，县委根据省委二届二次会议关于整风反右派斗争方面的精神，在县级机关干部中继续开展整风学习和反右派斗争，并将工作队中表现不好的干部召回机关参加整风，长期下乡办社和参加工作队的干部参加基层整风。1958年1月，县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提出机关整风反右派分大鸣、大放和反击右派、着重整改、总结提高四个阶段进行。机关整风工作由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将县级机关分成党群、政法、财企三个系统，各系统建立核心领导小组，领导各自系统的整风运动。为了保证整风按要求、按政策顺利进行，对右派审批权限按干部分管范围审批，除属于地委管理的干部和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需上报地委审批外，科局长以上干部由县委集体审批，其他干部均由县委委托常委负责的整风领导小组集体审批，防止产生个人审批决定的做法。通过对县委机关干部进行摸底排队，确定为右派的51人，占5.13%，中右和疑似分子为191人，占19.24%，中中为184人，占18.53%，中左为154人，占15.51%，左派为413人，占41.59%。

　　在机关进行整风反右派的同时，1957年12月18日，县委制订《关于在寒假集中中小学教职员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计划(草案)》，在中小学开展整风反右派运动。1958年1月，组织全县中小学教师整风反右派斗争学习。中小学整风反右派运动在嵊中、县立一小、县立二小放、鸣试点的基础上进行。当时文教系统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三大主义”严重，教师的政治思想情况也十分复杂，暴露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运动原来的目的是既充分揭露文教系统内部矛盾和领导上存在着的“三大主义”，又揭发批判打击右派分子，对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但是运动一开始就走偏了方向。1958年1月初至2月底，中小学教师整风运动全部转入反右派斗争，整个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5天，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放、大鸣。放手发动越厉害越好，不要怕乱，以达到充分暴露文教系统中“三大主义”。第二阶段20天，反击右派，大争、大辩。在放、鸣的基础上，组织相互揭发，充分暴露所谓反动言论，以右派言论作为反面教材，开展大争、大辩。第三阶段五天，结合暴露的反动言论，分清大是大非，肃清右派分子的影响，澄清知识分子中的错误观点和糊涂认识，明确政治方向，为彻底改造思想打下基础。通过对全县公立中小学校教职员的摸底排队，确定右派分子3l人，疑似分子59人，中右（中间）分子259人，中中分子824人，中左301人，左派215人，反革命分子37人。

　　反右派斗争从党内整风开始，不断升级和扩大。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干部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意见相当部分是正确的，或仅仅是言词比较尖锐，或有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但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对县委提意见就是反党，甚至反对第一书记就是反党分子。因此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从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运动方式的采用，是使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副县长主张“包产到户”、县委合作部长对县委负责同志的不满情绪、某乡支部书记总结袁中渭合作社丰产经验是靠富农经济和农具获得丰收等等均被定为右派。一些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因提了些意见，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平时的背后议论、闲谈、怨言、牢骚和对领导的看法都当作反党言论：如崇仁区一教师说“自己喝菜露，外面敲铜鼓”（对国家支援弱小国家有想法）就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暑期学习中教师编排小戏《秦香莲》，认为是影射县委领导，影射南下干部，竟把编剧和演员打成右派；《嵊县日报》一编辑在《嵊县日报》上发表讽喻性小杂文，被定为“极右派”；文教局一干部说“革命队伍里找不到温暖”、蚕种场一工作人员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非党人士无前途”也都被打成右派。

　　1958年夏，县委撤销整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整风反右派运动结束。这场整风反右派运动，全县(含新昌县)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达291人（其中嵊县181人）。

　　反右派斗争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使国家“伤筋动骨”，损害了党的威信，堵塞了民主言论，严重妨碍了嵊县的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