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加强党的建设

　　  一、工作机构的逐步完善和干部力量的充实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开展，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县委在原有的工作机构基础上，增设或改设了一些工作机构，在实践中大量培养与吸收新干部，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充实到党政机关和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卫生、政法等各条战线和各级领导班子。

　　1953年底，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简机构，紧缩开支，整顿机关纪律，提高工作效率，在行政机关裁减一批冗员。1954年4月，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县委财政经济委员会改设财政贸易部，建立供销手工业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部。5月，撤销县委城镇工作部，建立县委工业部。11月，经宁波地委批准，建立县委常委会。12月，又建立县委城镇工作委员会，供销手工业部为其办公机构。县委秘书室更名为县委办公室。1956年3月，创设嵊县报社。6月，县委作出《关于加强集体领导的意见》的决定，制订《建立与健全党委的全体会议和常委会议制度》。县委全体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总结检查上季度工作，研究确定下季度工作任务，特殊情况，经常委研究决定随时可召开县委全体会议。县委常委集中办公，分工负责，分政法、工业、生产、党群四个系统，不定期经常召开会议，保证县委全体会议上确定的中心工作和具体任务的贯彻落实。

　　在中共嵊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县委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统战部、供销手工业部、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贸易部、工业部、农业生产合作部、审干委员会、肃反五人小组、干部学校、嵊县报社、机关总支等工作机构。

　　在重视县委工作机构建设的同时，县委又加强基层政权建设。1954年4月，绍兴县的八郑、德政两乡划归嵊县。1956年3月，全县撤区并乡工作在临城区试点后全面进行，撤区并乡后保留三界、里东、北山、南山等四个区委，撤销临城、城东、甘霖、长乐、崇仁、上东等六个区委和10个区公所，全县108个乡（镇）合并为45个乡党总支和城关、长乐（1955年8月由区属镇改为县属镇）、崇仁等三个县属镇党委。4月，又增设石璜、三界、甘霖三个区属镇。12月，为加强县委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经宁波地委批准，恢复临城、城东、甘霖、长乐、崇仁、里东等六个区委，明确区委是县委的派出机关，帮助基层党组织贯彻上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培养和提高基层组织的独立工作能力。

　　县委一方面加强机构建设，另一方面又执行中央大胆大量提拔干部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几年来，全县共选拔2268名政治历史清楚、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觉悟、能忠实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对新鲜事物接受较快的优秀干部，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二、党员的发展和基层组织建设

　　由于嵊县解放后头四年只发展了27名党员，大部分乡还没有建立党支部，这种状况与党所承担的繁重任务很不适应。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53年1月，县委决定在一系列运动中选拔、培养积极分子为建党对象，积极谨慎地发展党员，建立乡党支部。5月，县委提出1953年建党计划，要求每个乡发展新党员三至七名，县、区机关干部中吸收20％的人入党，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工厂中按职工总数10％、私营工厂通过民主改革后按8％、中小学教职工中按2％的比例发展党员。发展党员先征求群众意见，让群众帮助党组织审查积极分子，再经党支部讨论通过。7月，遵照地委指示，为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县委对农村党员进行轮训，使党员明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精神实质，明确党在农村中的基本政策。是年，全县共吸收新党员220名，党员数由1952年的413名增至1953年底的684名，基层党支部由1952年的24个增至72个。

　　县委在积极发展党员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做好基层组织建设。1953年1月，根据省委《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指示》，县委提出《关于建立乡党支部，树立领导核心的决定》，至1954年4月第一次农村整党结束时，全县已有80％的乡建立党支部。县委通过各区委抓基点党支部的示范作用，以点带面开展工作，并经常召开农村基点党支部会议，总结推广基点党支部的工作经验。5月，县委组织部批转《中共临城区委关于领导农村党支部工作的经验》，介绍该区以抓好东郭党支部为重点，运用基点经验指导面上工作的做法，要求每一个区委委员帮助一个党支部，定期研究党支部工作，建立健全组织生活制度。

　　1954年上半年，根据中央“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农村建党方针和省委“春、夏二季农村面的建党暂停”的指示，县委着重研究组织工作为合作化服务的问题，集中力量加强农村党支部的教育管理。9月，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建党工作有新的进展。是年，共发展党员452名，党员增至1498名，基层党支部由72个增至129个，各乡镇均建立党支部，全县农村党员1373人中参加合作社的1210人，参加互助组的126人，为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政治和组织上保证。

　　1955年秋季开始兴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迫切需要加强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发展党员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955年、1956年两年共发展党员2749名（其中1956年发展2366名），党员总数增至4533名。县委重点工作是把党支部建在合作社。全县各乡建立党总支，镇建立党委，619个高级社中有341个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

　　1955年7月，根据省委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为迎接合作化高潮的需要，县委部署在农村开展一次全面整党，于1956年初基本结束。这次整党分四步走，首先进行社会主义总纲教育，明确第一个五年计划规模及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第二步进行党员八条标准和对党忠诚教育，对每个党员进行一次认真总结鉴定，表扬好人好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处分党员逐个做结论。第三步进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员权利与义务教育，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转变工作作风，改选支部委员会，建立各种制度，树立支部领导核心。第四步以区为单位对整党工作进行复查验收。在整党中，党员受处理的有80人，其中开除党籍29人，取消候补党员资格14人，其他纪律处分37人。通过整党，推动了农村党员投入合作化运动，全县农村党员中，除23名未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外，其余都参加了农业合作社，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但当时发现有的党支部不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不少党支部不懂得怎样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一些支部还没有建立正常工作制度，一些县、区干部不重视依靠党支部开展工作，这就需要提高这批支部的素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县委采取了不少措施。

　　第一，抓基点支部的示范作用。县委要求各区委都建立基点乡支部，以点带面开展工作，并经常召开农村基点支部会议，总结推广基点支部的工作经验。抓基点支部的主要工作是：一、培养合作社的骨干（县党校共培训农村党员、合作社骨干15期）；二、根据办社不同阶段农民思想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三、抓制订工作计划，组织检查、组织劳动竞赛；四、对农民进行两条道路对比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合作化方针政策教育。这些经验，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第二，县委设立党的专职组织员。为了加强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切实保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胜利完成，宁波地委于1956年1月发出了《关于建立党的专职组织员制度的通知》，规定了组织员职责，并分配嵊县专职组织员25名。县委先后从县、区乡干部和工厂骨干的党员中选拔专职组织员18名（兼职组织员161名），使县、区对支部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得到落实。1956年底农村建党工作渐趋正常，农村组织员随即撤销，其人员列入区委编制，大部分改任为区委组织委员。

　　第三，建立健全支部组织生活和党课教育制度。县委根据省委组织部《1955年组织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党支部建立了每月召开一次支部大会或支委会，重大问题由党员大会讨论决定的制度和党课教育制度，并由县、区培训党课教员，定期按区、乡上课，使农村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党支部的各项工作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经过两次整党，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力，支部领导核心地位得以初步确立，特别是乡村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党在农村的组织网络逐步建立。1956年底，全县建立总支41个，基层党支部388个。其中在619个高级社中建立党支部134个，党小组207个，两者占高级社总数的55%，有个别党员的社数达220个，占总数35.5%，仅有58个高级社无党员。农村3351名党员中任高级社正副主任（社长）920名，理事1285名，生产队长174名，初级社正副主任（社长）380名。

　　三、党的宣传网的逐步涣散

　　进入1953年，嵊县各地宣传网制度比较巩固，多数宣传员的政治业务水平也渐趋成熟。这年春季，县委派干部荆开兴、蒋光品和模范宣传员史千荣等五人参加了华东局宣传工作会议，汇报了赵马乡爱国日活动、崇仁区委领导宣传网工作情况和史千荣宣传活动，得到华东局宣传部表扬。不久，荆开兴又出席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并介绍了嵊县宣传网工作经验。以后，全县继抗美援朝、爱国增产宣传后，又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第一次，1953年3月，县委组成以报告员为主的报告团，到临城区试点后，分组分片包干宣传《婚姻法》。第二次，1953年4月，宣传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第三次，1953年12月，县委作出《关于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宣传工作计划》。要求全党集中一切宣传力量，运用宣传抗美援朝的经验，向农民开展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运动。

　　此后，各乡培训了宣传骨干2.7万余人，全县有82名报告员、3669名宣传员向干部、群众作报告、宣传。有390个业余剧团演出了文艺宣传节目。各村组织宣讲队、文艺小分队、贺喜队，分工包干，上门宣传，使全县95%以上的成年人受到了教育。广大宣传员以“回忆、对比、诉苦、算账”的宣传方式，向群众宣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腿：互助合作和粮食统购统销。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完成了购粮任务，一时放高利贷、买田、囤粮行为成为众矢之的。宣传运动告一段落后，大部分乡的党支部再一次召开宣传员大会，总结经验，整顿队伍，以利再战。

　　在各地宣传网整顿队伍的基础上，县委在1954年4月，又召开模范宣传员代表会议，交流宣传总路线、总任务经验，评选出县特等模范宣传员董大妈、俞苗根、魏志泉、史千荣等，动员全县宣传员继续深入地宣传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和农业生产先进技术。会后，各乡宣传网又积极开展了宣传活动，继续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8月底，全县有78名报告员和1475名党的宣传员参加了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运动。到10月，由于各乡都成立了党支部，许多宣传员已入了党，有些区乡干部认为，开了党支部会，不必再开宣传员会议了。又认为当时农业生产初级社已发展到439个，中心任务都通过合作社贯彻，多数宣传员是合作社骨干，宣传网已可有可无。因此，宣传网活动逐渐减少，甚至停止。

　　1954年11月，县委发出通知，指出为了加强农业合作社的政治思想工作，应设组教委员一人，负责社内政治工作。社内党、团员、宣传员应适应生产组织编成小组。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内应设组教小组，由各农业社组教委员组成，乡支书或宣传委员任组长。此后，宣传工作就以互助合作组织为活动阵地，带动单干农民，投入各种运动。与此同时，县委仍不放松对宣传网的领导。1955年1月，在二十四次宣传员代表会议后，县委向各乡党支部宣传委员传授了如何领导宣传网的业务知识。至4月，全县106个乡镇党支部中有69个整顿了宣传网，宣传员发展到5453人。

　　10月，全县农业社大发展，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45.3%，已无空白乡。县委再次指示宣传员组织在农业社中扎根，在农业社内建立政治副职，有三人以上宣传员的社或队，必须成立小组，推行宣传教育包干制度。12月下旬，县委分两批训练了政治副职。接着，召开党支部宣传委员、农业社政治副职、宣传员小组长代表会议，总结交流在农业合作社中 进行宣传工作的经验，评选出县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和模范宣传员。

　　全县在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掀起了办社、扩社高潮，入社农户比前猛增三倍。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实际上已替代了宣作员会议，合作社升高扩大时，宣传网组织却没有能象其他组织一样在农业社里重新建立，已被遗忘。

    1956年2月，县委虽作出《今后两年宣传教育工作规划》，10月，县委宣传部也发出《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宣传网的领导》的指示，但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区、乡党委、支部忙于运动，没有象建网初期那样把宣传网工作摆在头等地位，已放松了对宣传网的领导。除了少数原来宣传网基础较好的中爱、马仁、富润、浦口等乡以外，宣传网已无形涣散。

　　四、“新三反”运动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开始了“新三反”运动。运动目的是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以保证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新三反”运动是整风和“三反”运动的继续，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反腐败斗争的组成部分。

　　在华东局及省委的指示下，1953年3月，县委作出《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反对压制批评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县、区、乡干部中严重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许多单位表现出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不能为群众兴利除弊，基层工作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只交代工作任务，不交代党的政策，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盛行，造成很坏的影响。决定对区乡干部普遍进行“新三反”教育，通过自我检查，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彻底肃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现象，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群众观念，进一步巩固党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地位。当时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确实比较严重，如1952年11月，发生在城区粮食公司45人中毒的严重事件①，就是领导干部官僚主义的作风造成的一起严重事件。

　　6月，县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吸收优秀团员及积极分子参加，听取县委书记邵成明传达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县委领导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工作作风上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问题。会议列举了工作盲目性、随意性和官僚主义的表现：缺乏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半月间出现布置10项任务、二个高潮（生产高潮、镇反高潮）的情况；县委介绍的互助组典型经验不能普遍学习；兴修水利盲目设计，造好的水库不能蓄水；布置任务交代政策少，不顾群众觉悟程度、经济基础，只从主观愿望出发；城东四维乡一农户因负担过重，出现卖田卖地，而政府没有管；崇仁区的“崇富路”（崇仁至富润）不但不能开汽车，连手拉车也难行；长乐镇造了一个可以容纳二万人的大会堂，造成国家资财损失；县委工作计划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工作上的随意性，把平原的做法搬到山区，有的地区没有水稻田，也宣传“水稻七大技术”；区乡干部只管完成任务，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大多采取命令主义，扣“大帽子”威胁群众。少数区乡干部还发生吊打群众、强奸妇女等违法乱纪行为。县长陶传信检讨了县政府领导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分散主义错误，并且表示坚决克服农村工作中会议多、干部多、形式主义多、强迫命令多、违法乱纪多的“五多”现象。

   会后，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干部，至1954年5月，县委收到人民来信来访1192件，绝大多数检举干部工作作风问题。根据调查核实，对里东区一名区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公开宣布撤职处分。根据群众检举揭发，对甘霖区委、临城区委各一名蜕化变质的领导，作出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理。

　　嵊县的“新三反”运动是结合整党进行的，对党员、干部是一次深刻的教育。通过“新三反”运动，许多老干部检查“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等功臣自居的思想，改变“向群众要功劳，要村干部请客”等行为。通过“新三反”斗争，提高了党的威望，改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

　　五、审查干部

    1955年1月12日，省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的计划》，力求在两至三年内对全省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审查。为做好审查干部工作，1956年2月，县委建立审干委员会，由县委副书记腾鹏兼任书记，下设审干办公室，部门建立审干组织。县审干委员会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重点和要求，及时修订计划，调整组织，严格把握“审查与不审查的界限，做好调查研究，作好审查结论”的三个基本环节。

　　1957年2月，县审干委员会通过分析摸排，全县有1841人被列入审干范围内，其中属于审查对象323人，查对对象457人，审查面占42.3%。至1958年3月，属县委审查的区级以上干部234人（其中确定审查对象37人，查对对象43人），属各系统审查的股所长以下的干部1607人（其中确定审查对象286人，查对对象414人），除一人未作出正式结论和三人保留外，其他均查清，写出结论和调查报告。新发现有大小政治历史问题102人，受到党纪处分四人，行政处分八人。

　　根据省委、地委1958年审干扩大范围的指示，县委调整审干组织，建立各系统审干小组。3月底开始摸底排队，4月初全面开展社会调查，7月初基本结束外调和扫尾工作，10月转入复查、全面结束工作。全县确定审查范围为中小学教职员、脱产干部、国营企业与公私合营企业办事员以上人员，银行营业所、粮管所、工商联等干部以及初级卫生人员共5628人（包括新昌县），确定为审查对象1249人，占总人数的22.19%。除七人因问题复杂难以一时查清予以保留外，其他人均查清，写出审查结论和调查报告。县委审干委员会按照中央规定的界限办理，复查结论如有出入，根据政策，实事求是加以修改。

　　1956年至1958年的审干工作，主要从政治上查清楚每个干部的政治面貌，放下干部长期以来的历史包袱，清除混入国家机关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和便于使用干部。通过审干，进一步堵塞人事制度上的漏洞，分清是非，解决疑问，严肃纪律，教育群众。

　　六、内部肃反运动

　　为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央决定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一次内部肃反运动。1956年2月，县委按照地委关于内部肃反的部署，组建嵊县肃反五人小组，由县委书记尚玉福兼任组长，从各单位抽调一批政治可靠的干部，充任肃反工作人员，随即建立五人小组办公室、专案指挥小组、甄别定案小组。

　　1956年5月，县肃反五人小组对第一批参加肃反运动的人员进行《反对右倾麻痹，提高革命警惕，为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而斗争》的宣传教育，使全体人员明确肃反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方针政策。9月，县委在县人委大礼堂召开肃反开展单位全体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尚玉福向全体人员作《忠诚老实、坦白检举》的报告，并组织认真的讨论，提出肃反要求。

　　1956年至1957年的内部肃反工作，先后分六批在县级机关、基层企事业单位、工厂、中小学、工商联中开展，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46人，报请上级审批的30人。1958年1月，县委按照省委、地委的要求，继续开展内部肃反运动，至年底全面结束。1959年2月，宁波地委肃反工作检查组按照中央规定结束内部肃反标准，对嵊县进行肃反检查，肯定嵊县肃反的成绩。

　　经过1956年以来的肃反运动，清查出暗藏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404人，查出普通反革命分子263人，其他坏分子26人。其中混入教师队伍中的一名反革命分子，受过特务专门训练，参加过搜捕共产党员40多人，用刑致死及活埋八人、拆毁民房十多间、抢过新四军粮食一万多公斤等罪恶。有一名反革命分子隐瞒了1941至1945年任伪刑警时的罪恶活动，曾参加钱江南岸自卫总队，进行过敲诈、派米派款活动，1957年拉拢组织小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有一位一贯道坛主隐瞒1948年任临安县户籍员时，曾十多次参与搜捕共产党员等活动。嵊县运输段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张某某操纵，在肃反中查出暗藏反革命分子14人、历史反革命八人、其他坏分子八人。

　　在肃反运动中，侦破现行反革命组织和刑事犯罪集团六个、反动小集团五个、落后小集团三个，查清事故七起。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罪恶民愤大小以及交代态度好坏，分别进行处理。判处徒刑64人，判处管制217人，由公社监督劳动改造126人，留用五人。

　　嵊县的内部肃反是遵照中央“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在七个系统，进行四次嫌疑分子的集训和九次复查，查出反革命分子，纯洁革命队伍，发动群众，推动生产，创造社会主义建设安全环境。肃反运动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而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明确政策，放下包袱。通过肃反运动，树立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和政治上不健康现象。群众性的肃反运动于1959年3月告一段落，经审查定案，最后定为反革命、坏分子的426人。

　　1960年11月，根据省政法会议关于“肃反时间适当延长，方法一律不搞群众运动，采取政治清理的形式”的精神，县委重新恢复肃反五人小组，再次开展肃反清理工作。通过查阅档案、摸底排队、座谈、访问以及集训补课等方法，纠正了定错的案件，使肃反政策得到正确贯彻执行。至1961年底基本结束，共处理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政治不纯分子164人。

　　第二节中共嵊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大会的准备

　　全县解放后，进行了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辟了道路。1953年开始，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着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的文化物质生活改善，购买力增长，从缺粮县变成了余粮县，还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五千万斤粮食。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进一步提高，党的组织也进一步壮大，发展党员的速度加快。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县有区委四个，镇委三个，乡党总支45个，工厂党委两个和机关党总支一个，有党员2348人（其中候补党员627人）。这一切为召开中共嵊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好了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

　　1956年4月18日，根据省委《关于召开市、县党的代表大会》及《市、县党的代表大会的要求、步骤和做法的指示》，县委作出《关于召开第一次党代大会的决定》，全县各行各业掀起向党的代表大会献礼的热潮。20日，县委下发《关于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及代表名额分配规定》，确定正式代表364人。5月1日，县委制订《中共嵊县第一次党代大会县委委员鉴定计划（草案）》，从政治历史与社会关系、关于党的团结与集体领导、贯彻执行方针政策指示、总路线以来几个主要运动中的表现等方面进行鉴定。

　　第一次党代大会代表的选举按照选举办法的规定，全县参加选举的正式党员1711人，占全县正式党员1721人的99.4%。选出代表364名，当选的代表平均得票数95%以上。经筹备委员会对当选代表审查，不够资格的49人在第二次选举时补选。代表中妇女33人占9%，1953年以后入党的286人，占78.57%，各类优秀工作者、模范、功臣94人，占26%。对列席大会的84名代表也进行了审查，其中一名被取消资格。

　　二、大会的召开

　　经过充分准备，1956年6月2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嵊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城关镇召开，应出席代表364名，其中因病因事请假的正式代表35名，实到329名，代表全县2348名党员。列席代表83名（其中因病因事请假的列席代表14人）。地委鱼盐工作部部长鲍纯甫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团成员23名、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七名。县委副书记刘玉山致开幕词，县委书记尚玉福作了题为《七年来工作总结报告》，县委副书记腾鹏作了《今后两年工作任务的报告》。

　　《七年来工作总结报告》总结了解放七年来的工作成绩：农业生产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先进的耕作制度已逐渐为农民接受，连作稻种植面积己达19.7万多亩，早稻采用半旱秧田的达80％以上，水稻密植“直六横三”和“直六横四”的达60％以上。用1955年与1951年的总产量比较，水稻增加2.44万吨，增25%；番薯增产3464.7吨，增35.2％；玉米增产4130吨，增47.4％；马铃薯增产294.3吨，增45.3％；大豆增产888.05吨，增46.8％。茶叶因受严重的冻害，仍增产305.15吨，增21.8％。蚕茧增产246.2吨，增48％。1956年度兴修水利已等于1955年的6倍。曾经是缺粮县，已成了余粮县，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粮食达2.5万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棉布销售1955年为274.31万米，比1952年增加43.33万米。文化教育翻了身，过去读不起书的读得起了，工农子弟占93.8％。同时办起农民民校、业余学校，全县15637名农民、317名职工、214名干部扫除文盲。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体质增强，疾病减少，儿童死亡率亦大为减少。

　　《报告》检查了在执行上级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上的缺点和错误。在领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是执行“坚决收缩”的方针时，使组织起来入社农户的50％，离开合作社走上个体经营。党的政策贯彻不全面，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对嵊县是水稻、杂粮、蚕茧、茶叶等多种经济作物的地区认识不足，对占60％以上是山区半山区的状况重视不够。存在着“重平原轻山区，重水稻轻杂粮，重粮食轻蚕茧，重茶叶经济作物轻山林发展”的错误思想。在执行“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上，一方面过于慎重，发展不快，不平衡；另一方面表现不慎重，降低党员标准。在选拔干部政策方面，重才轻德、重德轻才两种倾向同时存在，缺乏在群众中考查。对干部、党员思想教育工作不正常，运动来了教育多，运动去了教育少。

　　中共嵊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回顾了嵊县党组织的发展历史，充分肯定了党的建设成就，全体代表热烈讨论嵊县解放七年来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和今后两年的工作任务。大会审议批准了《七年来工作总结报告》、《今后两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和纪委副书记王平所作的《五年来纪律检查工作总结与今后监察工作任务的报告》。

　　中共嵊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嵊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名、候补委员五名，选举产生中共嵊县监察委员会委员11名。选举产生出席省第二次党代大会代表11名，候补代表一名。中共嵊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全委会选出常务委员七名，尚玉福为书记，陈宪俊、刘玉山、腾鹏为副书记。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中共嵊县监察委员会代替纪律检查委员会。县监察委员会全委会选出常务委员六名。

　　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今后两年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关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制定《选举县委会和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选举办法》、《中国共产党嵊县第一次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国共产党嵊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提案处理简则》。

　　中共嵊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这是继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县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后，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从而在嵊县确立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政治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