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稳定社会秩序

　　一、开展征粮减租

　　浙江解放初，匪患严重，不少农村为匪特盘踞，城乡社会秩序混乱，工作困难重重。因此，省委决定1949年7月至9月，将党的大部分力量和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征粮等四项工作（9月，又增加了减租、组织群众大多数两项任务，成为六大任务）。为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中共浙江省第十地委根据省委决定精神，于7月抽调机关干部和部队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下乡，只留少数干部在地委，主要领导干部都到各县兼职，其中到嵊县工作的有30名。8月起，地委第二副书记王起兼任嵊县县委书记，副专员王醒、第一○四师政治部主任杨秀章、第三一二团团长兼政委董涛兼任副书记。县委领导也到各区兼任区委书记，其中由书记改任副书记的宋宏兼任甘霖区委书记，组织部长郭文隆兼任临城区委书记，其他各区也有县委领导兼任区委书记。王起亲率工作组直接深入县委重点抓的桃源乡，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征粮减租工作，以取得经验，迅速打开工作局面。

　　早在嵊县解放后的第二天，以筹集军公粮为主要任务的嵊县人民政府粮秣处和嵊县军用粮物筹议委员会成立，已经开始征粮。各区、乡镇、保也分别组织筹议委员会，由各级主要领导任主任委员。6月28日，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县政府发布《征借粮草办法》，规定征借粮草各阶级负担不同的比率，按田亩每人平均数累进负担和地主佃农分档负担，即田多的多负担，租金高的多负担。至8月，因军政急需，县委组织力量，完成预征借现粮98万公斤、柴草15万公斤。预征借的粮草如数抵交当年的农业税。

　　11月，省政府颁布《浙江省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将公粮、田赋、公粜及乡、村经费各项负担合并为农业税统一征收，废除旧的田赋制度。省政府下达嵊县1949年的农业税是1900万公斤，每亩平均负担37.5公斤。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布置征收农业税为主，结合减租、剿匪、反霸的工作任务。会后，各区召开干部会议，各乡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布置征粮、减租、剿匪等工作，成立征粮委员会，具体落实征粮任务，并将征收的政策、办法以及合理负担要求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甘霖区以桃源乡为重点，先培养二个交粮模范村，以点带面推动工作。桃源乡即召开农代会，成立乡农民协会，各保成立征粮委员会。在开征前，开展土地田亩调查登记，发动反黑地斗争，揭穿地主隐瞒土地、多报人口、拖延抵赖、造谣、哭穷等阴谋。接着调查各户的负担情况，计算到户，按户造好清册，以求公平合理。重点突破后向全乡、全区和全县推广。11月底，县政府发布布告，宣布征收本年度农业税，凡有农业收益者按其收益多少分别负担。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是年共征收农业税1682万公斤（折原粮）。对部分现粮不足的地区，由县供销社代收部分茶叶、棉花、白术等经济作物折抵，折合稻谷12.64万公斤。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采取40级全额累进税率。11月，由县统一部署，把征粮任务列为农村中心工作，结合减租、减息、反霸、反黑田等同时进行，领导人民开展同地主封建势力转嫁农业税负担的政治斗争。首先进行土地整理，完成土地归户造册，评定产量，执行合理负担。其次以乡为单位成立调查评议委员会，有乡村干部、妇女、青年、工人、教师和开明人士组成。交粮时由村干部带领群众，敲锣打鼓，气氛十分热烈。群众称为“爱国粮”、“翻身粮”，交粮进度迅速。这一年共征收稻谷1492万公斤。甘霖区桃源乡各阶级负担：地主占36%，富农占23%，大佃农占19%，中农占14%，贫农占8%，大致反映了全县的情况。征粮任务的完成，改善了政府的财政收支，保证了军需民食，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县委执行省、地委指示，在征粮中执行合理负担政策，对征了过头粮的都作了减免或部分退还，发生强迫命令的作了批评纠正。

　　在开展征粮工作的同时，群众开始提出减租、废除高利贷的要求。在群众基础较好、解放前实行过“二五”减租①的老游击区，如四维乡、挹青乡，“二五”减租从未间断。解放后，各地农民自发开展“倒预退租”②。1949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公布《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草案）》。25日，省政府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执行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实施补充办法》，规定凡地主等出租土地，减租后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35%，农民向地主等所借之旧债，一律按月利一分半计息清偿。为做好减租工作，县委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宣传政策法令，启发引导群众控诉地主阶级重租剥削的种种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强调减租结合征粮同时进行。通过教育，农民对减租斗争有了深刻的认识和迫切的要求，从怕地主到敢于面对面和地主开展说理斗争，地主被孤立。白鹤、桃源、下南、清溪、崇仁、画图等乡先后展开减租运动。桃源乡东山村农会率先于10月27日召开减租会议，在强大的政策攻势和群众说理斗争面前，地主只得表示当年已交租谷全部退还，垫租照减，退还租谷1574公斤，产生了较大影响。

　　1950年10月，在县第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县长丁友灿作了减租报告，确定各区的减租分租比率：三界、南山、临城、甘霖区按地主25%、佃户75%比例分租；城东、长乐、崇仁按地主20%、佃农80%分租。凡超过协商分租比率的业主都要倒租给佃农。

　　全县减租一般采用说理减租、斗争减租、依法减租三种办法进行。通过减租斗争，不仅在经济上使农民得到了物质利益，减轻了封建剥削，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而且在政治上也锻炼了农民，打击了地主，为随后开展的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二、开展剿匪反霸斗争

　　解放初，全县有大小土匪41股、3000余人，全县43个乡镇中，匪占区有16个整乡和5个半乡。活动在嵊县境内的土匪主要有四大股：操家政建立“嵊新诸反共自卫总队”，拥有三个大队350余人，活动于南山山区；竺洪挺建立“嵊新奉边区反共自卫军第七支队”，400余人，活动于上东一带；安我华成立“诸嵊东义边反共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两个大队数百人，活动于上湖、水竹一带；以裘鸿初为首的土匪大队百余人，活动于崇仁、三界边缘。土匪人数之多，武器装备之精良，这在浙江省内也是少见的，嵊县是省军区列入的重点剿匪地区。

　　嵊县一解放，这些土匪就猖狂活动，频繁袭击人民政权，绑架、暗杀干部、民兵，破坏交通、通信设施，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危害十分严重。如长乐区干部张恒富，在召开保甲长会议时被土匪抓去后杀害；共产党员邢瑶姑等被绑架后活埋；通源乡白雁坑村民兵在执勤时遭匪伏击，班长钱荣富等四名民兵当场牺牲；长乐区中队遭匪伏击，排长麻香棠当场牺牲；甘霖区胜利乡乡长赵棠老、农民协会主任王宇春及甘霖、崇仁多名民兵、南山区里南乡六洞口农民协会主任、上东区孝嘉乡一村民均遭杀害；有些农民协会主任及民兵被绑架；土匪在流窜通源乡冷坞、白雁坑村时，烧毁民房38户96间，抢劫稻谷、玉米、大豆等粮食2.05万公斤和猪、牛、羊等牲畜多头以及大量的衣被等财物。湖头老四魏志贤股匪还抢劫马寅初①老家。匪特的罪恶活动严重危害新生的人民政权，扰乱城乡社会秩序，影响人民生活和恢复发展生产，开展剿匪斗争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首要任务。

　　1949年6月，驻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第一○三团就赴上东剿匪。操家政慑于大军压境的军事威力，命三个中队200余人，携带武器到东门外泥塘墩投降。但第一○三团在上东只待了三天，因奉令进军大西南而撤离嵊县。匪徒得悉解放军已撤离嵊县，乘隙猖狂反扑。鉴于嵊县严重的匪情，6月底至7月初，解放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四师第三一二团又进驻嵊县，开展剿匪斗争。

　　7月上旬，县大队接到情报，有40多名竺洪挺股匪驻在上东金庭观。解放军第一○四师第三一二团一个加强连，嵊县、新昌县大队和“解放大队”（系起义的原国民党四明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安全喜）赴上东进剿。因敌情不明，当部队行至济渡、华堂村外时，遭到大批土匪的包围。经过苦战才突出重围，牺牲几十人，进剿受挫。

　　由于上东剿匪失利，使匪特更加猖狂。8月3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李厚坤夫妇执行公务乘车途经嵊县去东阳，车经嵊东交界的胡村丫叉坑附近时，遭安我华匪徒袭击，李夫妇殉难（李厚坤是解放后在浙江境内遭遇匪徒袭击牺牲职务最高者）；匪首操家政以为时机已到，于8月9日在汉溪乡王家山村重新打出“嵊新诸边区反共自卫支队司令部”的旗号；13日，裘鸿初股匪袭击崇仁区政府，通信员张林樵被活埋于应桂岩一玉米地里；9月5日，裘匪又包围三界茶厂，绑架接管组长军代表姚全岱（南下干部）及八名职工，姚于次日在绍兴王坛被剖腹挖心。1949年至1950年，全县有20名乡长、农民协会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被匪徒杀害。开明士绅在土匪威胁下对政府冷淡中立，一些旧乡镇长公开投敌，保甲长有的公开表示“不服”，或阳奉阴违，抵抗征粮，不报匪情。在这种形势下，县、区部队情绪低落，有恐匪思想，战士逃亡连续发生。一些干部、群众有愁匪、畏匪思想，不敢接近政府，天不黑即关闭门户。有的当地干部不想继续干，有的南下干部由于语言不懂，联系群众困难，抱有临时观点，想回山东老家。剿匪斗争形成坐以待援、单纯依靠主力进剿的被动局面。

　　为扭转剿匪斗争的被动局面，8月底，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分析检查过去两个多月的工作。通过对基本情况的剖析和中央关于开展江南农村新区工作指示的学习，提出坚决执行地委党代会：“开展反匪特斗争，巩固革命秩序，保卫群众积极生产”的指示，明确开展剿匪特斗争是全党要求，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要求县委领导班子坚定信心，扭转干部右倾情绪，改进工作方法，发挥核心作用，打开工作困难局面。副专员兼县委副书记王醒和县委副书记宋宏带领干部深入重点乡桃源乡，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取得经验，带动面上工作。县委及时作了《对剿匪政（治）攻（势）的指示》，明确正确的剿匪方针是“军事清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结合”，克服单纯军事清剿思想，必须从政治上瓦解匪特，达到发动群众、肃清匪特的目的，把开展政治攻势列为各级党组织日常工作。在全县广泛开展清查、整理户口，巩固城乡治安秩序。在土匪活动地区的大小集镇张贴《华东剿匪惩办法令》等有关政策，展开一场“叫子索夫”、“不当土匪，造福人民”、“欢迎投降自新来归”等的宣传攻势。同时，县委对剿匪工作作了具体安排，针对基本区、游击区、匪控区的不同情况，规定各区四个月（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扩大武装、瓦解股匪、吸收干部、训练人员、完成税收、征粮等任务。并通过发动群众，划小乡界，建立小乡政权，建立地方党组织，加强基层建设。又派部队转业的南下干部到县大队，加强县大队的领导力量。

　　鉴于土匪与当地反动势力紧密勾结等实际情况，地委、县委决定在剿匪斗争的同时，又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

　　桃源乡是嵊县比较大的平原乡镇，又是嵊长（乐）、崇（仁）甘（霖）两公路的交叉点，开展这一带工作对于推动与影响全县工作有极大意义。要将这一带的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必须把统治这一地区20余年的国民党时的甘霖区区长赵雪珍、桃源乡乡长沈其升打下去。因此县委确定，以桃源乡为重点开展反霸斗争。

　　赵雪珍豢养有叫赵队的武装，一贯反共反人民。解放后，仍不改过自新，隐藏枪支，瞒报土地，阻挠征粮，并勾结土匪、特务进行破坏活动。而沈其升与赵雪珍互相纠结，狼狈为奸。因此县委决定先将两犯逮捕，以扫清全县发动群众的主要障碍。两犯被逮捕后，匪特集中力量进行各种破坏造谣活动，欺骗威吓群众，叫嚣“占城关、冲甘霖、劫法场”，并组织土匪特务暴动。其家属公开活动，拉拢干部，利诱群众。县委工作队反复宣传党的政策，揭露谣言，打消群众的顾虑，孤立了恶霸，团结争取大多数。经过组织发动，全乡绝大多数群众要求斗争恶霸赵雪珍、沈其升。县委于8月21日，在甘霖镇召开了1100多人的诉苦大会，周围30多个村派代表参加。22日，又在珏芝村召开700余人的诉苦大会，周边10余村派代表参加。24日在甘霖镇举行有3000余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各区乡派代表参加。会后将赵雪珍、沈其升处决，并将其被没收的财物作了分配。

　　镇压赵雪珍和沈其升后，全县震动，人心振奋，各阶层群众迅速靠拢和团结在党的周围，各级农协、乡政权、民兵武装、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壮大起来，为深入开展剿匪等各项工作打下了基础。紧接着全县各地陆续开展了民主反霸斗争，召开公审大会，依法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与土匪武装有勾结的保甲组织被彻底摧毁，土匪失去了赖以依靠的基础。9月30日，《浙江日报》以《嵊县桃源乡的民主反霸斗争》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斗争。

　　通过这一系列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措施，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出现了匪区缩小、匪特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9月15日，剿匪部队决定对土匪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集中兵力剿灭竺洪挺股匪。为迷惑敌人，掩护部队去上东清剿竺匪，第三一二团一个加强连、两个县中队，还有长乐、甘霖、崇仁三个区中队共500余人，从东、北、西三面包围操家政股匪主要窝巢西景山，用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其余进剿部队连夜急速向上东挺进。16日，第一○四师第三一二团在师长方明胜率领下，采用“中心开花”的战术，对竺洪挺股匪发动总攻。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土匪向新昌方向逃窜。

　　剿匪部队开进华堂后，立即派出工作组，深入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多次召开座谈会和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把上山的亲友劝回来参加生产，重建家园。不到十天，就先后有800多人脱离土匪部队前来投诚（绝大多数是一时被胁迫上山的农民），共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20多挺，步枪1000多支。在军事围剿、政治攻势夹击下，竺匪开始瓦解。10月至12月，竺匪多名主要骨干被击毙和被俘。竺洪挺四处流窜,1950年4月，剿匪部队在晋溪将其击毙。

　　在进剿竺洪挺股匪的同时，解放军在地方军民配合下，开始部署对安我华为首的匪部的清剿作战。第一○四师第三一二团在嵊县，第三一○团进驻诸暨，第一○五师第三一三团进驻东阳。剿匪部队首先进占安匪重点活动地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1949年10月初，东阳巍山区干部配合第三一三团进剿；县大队三中队进驻安国乡，配合第三一二团进剿。县大队三中队利用人地熟悉，群众基础好的条件，帮助建立和健全乡村政权，成立农会等组织。同时做匪属的思想工作，使一部分匪兵陆续向政府自首。至11月，主要头目大都被歼。1950年元旦前夕，安我华束手就擒。5月，安我华在东阳县巍山镇被枪决。

    1949年10月上旬，第三一二团在剿灭了大部分竺洪挺股匪后返回南山区，再次部署进剿操家政股匪，以第三一二团一营为主力，县大队第三中队配合。起初采取“篦梳战术”，以求通过“拉大网”的方式，速战速决，歼灭操匪主力。但因操家政土生土长，人地熟悉，剿匪部队与其纠缠十余天，匪势不减。剿匪部队总结经验，改变战术，采取骚扰袭击的方式，使操匪疲于奔命，得不到给养。10月下旬，在奖山乡屏岫村，剿匪部队集中兵力发起猛攻，操匪溃散，操家政走投无路，被迫要求投降。1950年2月，操家政在沈大湾村投降①。

　　裘鸿初股匪人数不多，但穷凶极恶，县委对剿灭这股土匪早有布置。1949年8月底，崇仁区政府得到可靠情报，裘匪在廿八都的高湖头村集结，准备攻打崇仁。区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并速告县政府，县委急派一个连的武装赶到崇仁进剿。战斗中俘匪十人。高湖头围歼后，裘匪土崩瓦解。裘鸿初只身逃往诸暨、杭州等地。10月底在诸暨被捉，押回嵊县后镇压。

　　至1950年底，全县股匪基本肃清，缴获各种武器2500余支（挺），击毙匪首竺洪挺、操梦兰、竺桂招、竺庆荣等，自首投降匪首有操家政、张樟炎等，只剩20多名残匪苟延于边缘山区。解放军主力部队奉命调离嵊县，搜捕残匪的任务由县地方武装负责。至1952年，全县仅剩四名残匪时隐时现于南山地区。1953年1月13日凌晨，嵊县最后两个土匪操和法、操声昌在南山沈大湾落入剿匪部队和民兵的包围之中，操声昌、操和法被俘。至此，县境内土匪彻底剿尽。

　　剿匪反霸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的“应变”梦想，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障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开展抗灾渡荒

　　嵊县四面环山，溪江坡陡流急，久晴或遇暴雨即易成灾，夏秋间又常遭台风袭击，并时有冰雹袭击，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解放前，农业基本建设薄弱，水利设施抗灾能力低，农业生产水平较低，人民群众生活困难。

　　嵊县解放后，洪涝等灾害不断。1949年10月4日，全县暴雨成灾，东桥水位达黄海高程21.4米，沿江堤防几乎全被冲毁，受淹农田12.35万亩，倒塌房屋283间，死亡95人，苍岩黄金堤、长乐万金堤、三界彭公闸也被冲毁。1950年，由于1949年洪涝等灾害的影响，农业歉收，嵊县各地出现春荒，普遍缺粮30至40天，有的达到2个月以上。夏季，全县各地发生虫灾，损毁农作物。9月，临城、三界、崇仁等区又遭水灾，冲毁水坝、闸砩175处，毁田2381亩。

　　针对频繁发生的各种灾害，县委、县政府贯彻执行“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以必要的救济”的方针，把为民解忧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领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抗灾渡荒。1949年10月洪灾发生后，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组织民工，以工代赈，修复水毁工程。省政府、绍兴专员公署支拨大米7.85万公斤、人民币734万元（旧币①），助嵊县重建黄金堤、东圃护岸工程。由省政府派工程队勘测设计，当地政府组织民工以工代赈施工，原材料和技工工资由国家投资。省政府又拨大米6.5万公斤、玉米22.5万公斤重建彭公闸（建成后将闸名改为解放闸）。县政府下拨稻谷一万公斤，由受益村群众以工代赈修复万金堤。另外，由县政府贷款补助修复的防洪工程还有东圃、仙人坑、捣臼爿、下燕窠等堤防16处，计支付大米2.05万公斤。1950年除政府以工代赈修复水利工程外，群众自发掀起了兴建水利工程的热潮，全县共建1605处，投工212.64万工，受益农田12万亩。

　　1950年3月，省委向全省农民发出“厉行生产节约，渡过春荒”的号召。针对全县各地出现的春荒，县委发动群众开展抗灾渡荒。县委、县政府发放春夏救济谷10万公斤、米2.72万公斤，县供销社还在春夏季平价供应大米338万公斤，平抑了市场粮价，保障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并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开荒5187.5亩，动员群众尽量多种玉米、芋艿、土豆、青菜等各类早熟农作物。提倡搞副业生产，如做草鞋、打鸡笼、砍柴等，以增加收入，帮助群众渡过难关。

　　为了帮助群众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解决发展农副业生产中遇到的资金少、原料缺、运输难、产品销路窄等问题，人民银行嵊县办事处向农民发放茶叶、蚕种等贷款，以增加生产资金，帮助发展农副业生产。至1950年11月，发放茶叶贷款74145.75万元（旧币，折米17.68万公斤），蚕种贷款8869张（折米4.43万公斤），桑苗贷款4473公斤（折米2500公斤），改良稻种籽贷款2.72万公斤。另外，供销社还廉价供应明矾和肥田粉13.35万公斤，支援群众生产渡荒。

　　为了打开土特产销路，政府大力收购和推销土特产品，使物价保持稳定。1950年早稻谷登场后谷价开始下跌，为了防止谷贱伤农，中粮公司、土产公司、供销总社直接向农民收购稻谷62.5万公斤、黄豆2.9万公斤、白米1.3万公斤，使谷价停止下跌趋稳。同时，中蚕公司收春茧26.7万公斤，价款38.5亿元（旧币）；中茶公司收购茶叶156.18万公斤，价款151亿元（旧币）。这样一来打开了土特产品的销路，提高了价格，使群众得到实惠，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1950年5月后，由于政府经济部门大力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大量供应农民所需的物资，满足农民需要，也促进了工商业迅速好转。3月至5月申请关闭的企业有200多家，6月至9月统计，申请开业的有142户，歇业的只有45户，工商业也在为农服务中渡过困难时期，得到发展。

　　除政府救济以外，政府还号召群众开展互济、互贷，帮助困难群众渡过难关。据1951年九个区（镇）统计（缺甘霖区），全年群众互济、互贷谷48.76万公斤、麦1.94万公斤、米419公斤、玉米135公斤、人民币937万元（旧币），解决了13687户群众的生活困难，没有饿死一个人。1952年，成立嵊县生产救灾委员会，领导救灾工作。部分地区春夏荒仍较严重，断炊6154户，缺粮13761户，县政府对八个区1709户困难户发放春夏救济粮6.07万公斤，救济款1.63亿元（旧币）。并拨稻谷7.5万公斤，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工程。另外组织群众广种旱粮作物，开展生产自救。人民政府对城镇贫困户也帮助生产自救，给小本经营摊贩借贷，对无劳力困难户给予救济。

　　由于开展大规模治水、治虫、积肥、推广良种和双季稻、开荒等生产活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顺利地渡过了1950年、1951年、1952年的春荒。

　　另外，1950年安徽、江苏北部遭受严重水灾，不少人逃荒来到浙江。省政府号召各地发扬互助互济精神，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绍兴专署分配嵊县660名灾民的安置任务。县委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将此任务下达各区乡，并于10月23日成立寒衣劝募委员会，在全县开展为灾区劝募寒衣运动，要求各地结合征粮、土改，作为突击任务于11月底前完成。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教育，各单位掀起了捐献寒衣的热潮，共募集棉衣4165.5套，稻谷7148公斤（可折棉衣296.6套），代金24328万元（旧币，可折棉衣6082套），总计10544套，超出任务数7000套的近二分之一。

　　四、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如1949年2月14日，嵊县粮食市场白米每石金圆券①为3800元，3月20日涨至2万元，4月12日涨至20万元，近二个月内涨价近52倍，金圆券如同废纸。

　　解放初，新生的人民政权接收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市场物资供应匮乏。从浙江解放到1950年2月，全省发生四次大规模涨价风，市场混乱，财政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再加上嵊县城乡土匪活动猖獗，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也给成立不久的人民政权造成威胁。为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县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组织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斗争。

　　首先开展了取缔金银交易，推行人民币流通的斗争。解放初，嵊县城乡物资交流阻塞，人民群众对解放前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形同废纸的状况仍心有余悸，市场上盛行以物换物，或以银元、银角、铜元等代替货币交易。嵊县一解放，县政府就接管了国民党金融机构，并设立财经科，全面清查和接管国民党政府遗留的财物。1949年7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嵊县办事处，开展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工作。县政府发出布告，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为非法货币，禁止流通使用。对群众手中的金圆券限期按牌价兑换人民币，并禁止银元流通，取缔银元交易所。为停止银元、铜元等的使用，县公安局积极配合查处银贩两起，在较短时间内基本上消灭了金银黑市。但人民群众对人民币还不信任，在购物时很难得到应用。为了让人民币占领农村市场，同时解决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中遇到的资金问题，人民银行用折实的方法发放茶叶、蚕茧等贷款。到1950年11月，共发放茶叶、蚕种、桑苗、改良稻种、明矾、肥田粉等贷款折实大米29.96万公斤，秋后一律收回实物。这样，人民币迅速流向农村，确立了人民币的本位币地位。同时，国家为调节财政收支，缓和经济困难，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全县认购5.7万元。

　　其次，组织征购和抛售重要物资，平抑物价。由于连年战争，物资奇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上海、杭州等大城市一些不法资本家投机银元、粮食、棉纱布等物资，囤积居奇，扰乱市场，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也波及到嵊县。县委、县政府为保障人民生活，1949年7月，组建了粮食局，负责全县的粮食工作。又组建国营商业机构和供销合作社，主管公私贸易，组织抛售重要物资，调剂供求。12月，归属绍兴贸易公司领导的嵊县供销商店成立（1950年2月改为嵊县供销合作社总社），1950年6月成立中国粮食公司嵊县办事处和中国百货公司嵊县支公司，1951年1月成立中国土产公司嵊县办事处和中国茶叶公司嵊县办事处。这些国营商业机构配合国家对粮食、茶叶、蚕茧、烟叶等重要物资的收购和供销，抛售重要人民生活必需品，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奸商，刹住了涨价风。

　　  1949年8月至9月，长乐区政府查获长乐镇有六人私开谷票61张，计稻谷8950公斤，在市场上交易，破坏市场，扰乱金融。县政府在1950年1月作出判决，对这六人课以罚谷5000公斤。当时民粮供应仍由私商经营。1950年春全县各地出现春荒，私商哄抬物价，粮价上涨。1月，市场上白米每0.5公斤1030元（旧币），2月份上涨到1800元（旧币）。4月，中粮公司绍兴分公司从临海调入大米122.5万公斤，由县供销总社以每0.5公斤1220元（旧币）的价格集中抛售，粮价开始压平。7月，新粮登场，私商压价收购。大豆由每50公斤14万元（旧币）跌至8万元（旧币），稻谷由每50公斤8万元（旧币）跌至5.2万元（旧币）。为制止私商压价，先后由县供销总社、中粮公司、土产公司在城区、甘霖、石璜、范村等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稻谷、黄豆、白米等物资，使市场粮价停止下跌转稳。同时，中蚕公司和中茶公司组织收购春茧和茶叶。通过以上这些措施，不仅帮助人民群众抗灾渡荒，而且还打开了土特产品的销路，稳定了物价，农民得到了实惠。另外，供销社还向农民廉价供应肥田粉和明矾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减少中间环节剥削，打击了投机奸商。

　　第三，开展征税，统一财政收入。解放后，人民政府废除田赋和一切摊派，改征农业税。11月开始征收1949年度农业税，是年共征收农业税1682万公斤。1950年征收1492万公斤。县政府成立后，即组建了税捐稽征处，组织征收各项税款。1950年1月建立新税制，4月开征货物税、工商税等8种税。是年1月至6月，工商业各种税收入库176.8万公斤大米。因为农业税和工商业各项税收任务的完成，使全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人民群众解除了长期以来恶性通货膨胀之苦。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提出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调度全国物资，统一全国现金管理。4月26日，县政府召开各区区长、区粮库主任、区税务所所长会议，贯彻省政府专员会议精神，检查对财经统一问题的认识和执行情况，作出《嵊县人民政府关于保证贯彻执行财经统一的决定》：一、保证完成税收任务。对税源要做到心中有数，充实和调整有关机构，增配税收干部，提高对税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党政干部要成为税收宣传员。二、保证所有收入归库。粮食归粮库，现金归金库，物资归仓库。三、保证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及时编造预决算，负责人要亲自审查账目，未经上级批准，不得擅自开支，先斩后奏。要求各区区长签名盖章，向县政府作出保证。会后，县、区、乡各级进行宣传贯彻。4月29日和5月15日，县委财经小组和县政府对经费开支问题分别发出通知，规定各项支出只能节省，不能超支，厉行节约，经费开支项目要坚决依照规定执行，各项报销表格和伙食人员名册须经负责人亲自审验，签名盖章。人民银行设立货币管理股，规定各项税收或代金罚款收入必须当天入库，如因路远确有困难者隔天入库。解放初，通过贯彻一系列统一财经工作的措施，改变了过去分散独立，自收自支的混乱现象，高度集中、统收统支、收入金额上交、支出向专署结报的财政体制逐步形成和完善。财政收入增加，支出相对缩减。1950年完成预算内收入288.9万元，其中县分成31.7万元，预算内支出31.7万元。县政府基本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打击金银交易、抛售重要物资稳定市场物价、征粮征税增加收入、统一财经等几个战役的胜利，结束了解放初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安定了人民生活，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土地改革运动

　　  一、土地改革的准备和试点

　  1950年1月，省委发出了《为准备土地改革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以后又召开了两次全省调查研究会议，要求各地对土地状况、阶级关系、租佃关系作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2月，县委调研组去胜利乡、沙园乡调查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5月，县委又在区委书记会议上布置了一般性土地情况调查。

　  6月17日，《浙江日报》刊载了省政府《整理土地暂行办法》，并通令各地遵照执行。县政府依照省政府办法规定，开展土地整理工作，县长丁友灿全面负责，县政府粮政科具体组织实施。全县抽调小学教师、乡文书、旧庄书①组成土地整理专业队伍，分批开展工作。在新旧资料调查校对过程中，充分利用各都图庄书所管的庄册、户口底册等田赋材料，在核实的基础上以村为单位进行补报归户。8月28日，县委发出了《关于土整工作的指示》，加快土地归户造册工作。据初步调查，全县共109627户，414093人；有耕地51.46万亩，人均1.24亩。有地主2978户，14196人，分别占总数的2.7%和3.4%；占有土地8.5万亩，占土地总数的16.52%，户均28.55亩，人均5.99亩。全县有贫农、雇农59380户，占总户数的54%，仅占有土地44383亩，占土地总数的8.6%，户均0.75亩，人均0.22亩，人均土地未及地主的1/27。县内还有23.46万亩公地（茔田、学田、庙田、会田等），占土地总数的45.59%，嵊县是华东地区公地较多的县，这些公地多为地主等封建势力所把持。全县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大佃农、工商资本家所占土地，加上公堂土地共35.26万亩，占全县土地的68.51%，而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3%。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是劳动人民长期贫困的根源所在。全县土整工作于9月25日完成。通过土整工作，不但使广大群众懂得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为土地改革和农业税合理负担提供了准确的土地数据。

　  1950年6月1日，县委成立以县委代书记宋宏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土改试点工作队进驻甘霖区胜利乡，开始土改试点准备工作。县委为加速土改进度和从多方面取得经验，另组临城区沙园乡试点工作队，由县委组织部长郭文隆率领，同时进点。在土改试点正式开始前，先进行宣传发动和调查摸底。7月，县委工作组在胜利乡组织村干部、团员、妇女等骨干约80人，建立了全县农村第一支宣传队。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根据《土地改革法》精神，8月，县委向全县人民宣布《嵊县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始和大体计划》，把全县划为三种类型：一是股匪已肃清，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群众发动较好的地区，占13%，着手开始土改；二是股匪虽已肃清，社会秩序也基本稳定，但群众发动、组织建设、干部作风问题仍较多的地区，占50%，需要抓紧工作赶上，准备土改；三是匪特活动较严重，群众未发动地区，占37%，仍须创造土改必要条件。凡是在1950年秋后不进行土改的地区，应集中力量继续做好剿匪、减租、生产渡荒，充分发动群众，整理农会组织，改造基层政权，整顿干部作风等工作，为土改创造条件。

　　通过充分准备，土改试点的条件已经成熟。按照省委制定的“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胜利乡土改试点在10月15日正式开始。该乡的土改分为五步进行：第一步宣传教育、整顿队伍阶段；第二步是划分阶级成分阶段；第三步没收、征收阶段；第四步分配阶段；第五步总结土改和庆祝胜利阶段。

　　11月20日，胜利、沙园两乡土改试点胜利结束，两乡的土改试点为全县范围全面展开土改运动摸索了经验，也为全县土改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土地改革的全面开展打下了基础。土改工作队连同积极分子组成新的工作队，调到其他乡进行全县面上的土地改革。

　　二、土地改革由点到面全面推开

　　  1950年12月5日，中共华东局发出《关于提早完成土地改革的指示》，省委遵照指示，决定结束准备阶段，转入全面开展土改。嵊县被省委列入全省第一批开展土改的49个县之一，要求在1951年4月前完成土改。工作方针由“小心谨慎，稳步前进”改为“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展运动”。胜利、沙园两乡完成土改试点后，全县组织了六个土改工作队。县委召开干部会议，布置面上土改工作，决定先在六个区范围内的18个乡推开①。12月6日，县委成立土改指挥部，由县委书记宋宏负责。下设两个指挥所，第一指挥所以甘霖为中心，负责崇仁、长乐、南山，由宣传部长邵成明负责；第二指挥所以临城为中心，负责三界、城东、上东，由组织部长郭文隆负责。一个区同时期的土改工作一般以一个乡为重点，带一至三个乡，点面结合，重点突破，分步推进。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土地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地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蠢蠢欲动，散布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要打回来”等谣言，千方百计破坏土改运动。有的瞒报土地，搞假分家；有的分散粮食，毁坏农具，饿死耕牛；有的收买干部，威胁农民等。土改试点胜利乡地主反攻倒算，阻止农民入住所分配的房子。县委及时传达贯彻省委土改新精神，即在土改中及时镇压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在18个开展土改的乡中，逮捕不法地主与反革命分子。县委在崇仁土改中创造运用人民法庭的经验，分别在崇仁、北山、临城开庭镇压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群众反映强烈，普遍认为：“人民法庭真是我们自己的法庭。”从这以后，农村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农民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参与管制地主、逮捕押送地主，依法执行毙决不法地主，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

　  12月18日，县委召开土改工作会议，制订了每区重点乡在划好阶级，分清敌我界限后，对地主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一般在没收前运用人民法庭，结合群众运动，消灭地主统治势力。分配后进一步彻底摧毁反动道会门组织、及时创建人民武装，坚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推动外围乡土改。至年底，第一批18个乡完成土改。

　  1951年初，县委贯彻省农委第二次土改会议精神，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土改队伍。对工作队员和新参加土改的乡干部进行形势教育和前阶段土改工作的总结，着重学习土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土改新精神。要求工作队员必须清醒认识抗美援朝新形势，美、蒋、地主阶级三者的关系，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地主阶级威势。通过教育，提高了认识，改变了单纯土改的思想，认识到土改同朝鲜战争、保卫新生政权、农民翻身解放、消灭地主统治势力的关系。

　　整顿工作队后，全县土改全面展开。县委成立两个检查组（分城东、城西），检查土改新精神的贯彻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各种偏向，使全县的土地改革工作沿着有步骤、有秩序的轨道前进。

　　三、土地改革的检查总结和发证

　　在全县土地改革全面开展之时，县委就着手部署土改的检查总结和发证工作。1951年3月，县委先在临城区小砩乡开展试点。4月，又扩大至甘霖区的雅秀、胜利、湖头、马塘四个乡进行试点。

　　雅秀乡第一个结束发证整籍工作。5月27日，在县府大礼堂举行隆重的首届颁发土地证典礼，参加典礼的农民代表439人，共发放土地房产所有证1027户，2110份证。

　　试点完成后，县委分四批在面上推开，整个工作抓住检查土改、结束土改和总结土改三个主要环节进行。

　　检查中发现土改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少数乡村群众发动不够充分，阶级敌人没有被打倒，土改不够彻底。二是一些地方划阶级成分没有严格按政策执行，有提升的也有下降的，还有错漏的。三是在斗争地主恶霸过程中，有打人现象，有叫地主学狗爬、罚跪、剪头发、戴高帽游行等。四是有的未经审批乱捕人，乱打乱斗，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有扩大化现象。五是一些干部立场不稳，包庇地主反革命分子；有的干部搞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少数干部私欲膨胀，私分多分土地财产。这些问题都及时作了补课、纠正。经过逐乡、逐村发动群众复查，查出错划、漏划阶级成分326户。重新没收、征收土地5362.62亩，干部多得土地132.2亩，反出隐瞒的黑田黑地5544.7亩，补分给所在地的贫农、雇农及其他农户。

　　全县土地改革检查总结基本完成之后，紧接着开展整理地籍和颁发土地证工作。全县10个区、105个乡，114152户、26573个共有户，378737人，共发放土地房产所有证156329份。全县发证工作于10月基本完成，标志着历时一年的全县土地改革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县划定地主2978户（嵊县户占土地30亩以上者原则上定为地主）、半地主式富农35户、富农693户、中农34627户、贫农54433户、雇农4957户、小土地出租者2709户、大佃农30户、工商业资本家378户、工人1187户、未划成分2691户、其他4909户。有89670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户分得土地共33.73万亩，有42854户贫雇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分得了农具54699件、耕牛1798头、房屋13320间、稻谷64.5万公斤。土改后，占全县人口85.6%的35.44万贫雇中农占有了全县87.1%的土地，达到47.93万亩。数千年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彻底崩溃，改变了历史上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现象。

　　土改运动摧毁了农村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农民翻身当了主人，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被选拔为基层政权的领导骨干。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制订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民兵、妇女、儿童、青年团等组织得到健全发展，掀起了参军参战、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土改后，各村纷纷开办农民夜校、冬学，农村的文化活动日益活跃。

　　第三节抗美援朝运动

　　一、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

　　正当中国人民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奋发努力的时候，国家又面临外部侵略的危险。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嵊县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之时，嵊县的土地改革正在基点乡胜利乡试点。12月，县委决定抗美援朝运动结合土改工作也在胜利乡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县推开。一开始，群众中普遍存在“恐美、崇美”心理和怕把战火引到中国及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思想。在试点中，县委利用各种会议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通过揭露美国武装侵略朝鲜、扶植日本、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轰炸东北等罪行，结合控诉日本侵略军在嵊县各乡村的暴行，激起了广大群众对美国侵略行径的无比愤恨。通过宣传，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参战，妇女做军鞋、农民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12月15日，胜利乡召开全乡抗美援朝大会，通过开展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活动，消除干部群众中“恐美、崇美”心理，树立仇视、鄙视、蔑视美国侵略者的思想，推动全乡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

　　试点取得经验后，县委召开全县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介绍胜利乡试点经验，部署在全县开展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4月16日，成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嵊县分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县抗美援朝分会），县委书记宋宏兼任主任委员。为在全县广泛地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县委组织3000多人参加的宣传队伍，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全县掀起抗美援朝宣传热潮：报告员、宣传员分别深入到机关、农村、工厂、学校、商店、居民区作报告，开控诉会，声讨美国的侵略罪行；全县城乡到处张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幅标语，教唱抗美援朝的歌曲；农村剧团深入乡、村演出《父子争先》、《刘胡兰》等文艺节目，观众达40多万人次；幻灯机巡回放映，黑板报刊登抗美援朝文章和典型事例的报导，还运用漫画、展览、土广播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使教育面达80%以上。此后，通过听取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朝鲜人民访华团等的传达报告，使全县的抗美援朝运动更进一步向前发展。

　  1951年国际劳动节，全县城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游行示威。全县参加游行的群众达24万多人，占总人口的56%。游行群众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红绿小旗，并有秧歌队、腰鼓队和漫画、图表、实物、爱国公约、挑应战书等标牌，群众高呼口号，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村镇示威游行。同时，开展了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宣言》上签名活动和举行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问题投票，签名和投票的各有29万多人，占总人口的71%以上。

　　通过宣传教育，特别是通过控诉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激起了对美国侵略者的仇恨，对祖国的热爱。全县人民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了保家卫国、保卫和平、保卫胜利果实，纷纷表示做到“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掀起了参军参战，生产捐献，爱国竞赛，拥军优属的热潮。

　　二、以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

　　首先，全县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广大青年工人、农民、师生、医务人员，纷纷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国防建设，参加支前运输工作，参加前线医疗工作。全县自觉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达13215人，被批准入伍的2421人，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参军的动人事迹。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志愿兵，有的参加国防建设，有的赴朝作战。全县有79人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六师第三四六团二营六连战士俞守华（幸福乡闹水村人）荣立大功一次；第二十七军第八○师第二三八团侦察通讯队电话员钱源铨（剡源乡吊角湾人）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第六十七师第二○○团三营七连班长竺银灿（小柏乡榧树湾村人）立三等功、四等功各两次。

　　其次，掀起了增加生产，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全县人民热烈响应。18日，崇仁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部署开展爱国增产，捐献飞机大炮活动。次日，劳动模范董大妈（应运妹）召开家庭会议，计划通过积肥、治虫、精耕细作增产粮食，增养秋蚕、家禽、家畜等，把增加收入部分计51万元（旧币）全部拿出来捐献。在她的带领下，全镇在几天内就捐献人民币4亿多元（旧币）。7月初，县委在全县区、乡（镇）干部和党的宣传员会议上，介绍和推广了崇仁镇的经验和董大妈的典型。会后，全县人民掀起了爱国增产、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工人、农民，不分男女老幼，积极捐献。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全县共捐献飞机大炮的人民币76亿多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五架，超额完成45亿元（旧币）计划。

　　第三，掀起了制订爱国公约，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热潮。1951年春耕生产前后，全县各地在抗美援朝爱国教育中，开始制订搞好生产支援前线的“爱国公约”。4月23日，县抗美援朝分会发出《县委机关“爱国公约”和“县委宣传部长邵成明的爱国行动计划”的通报》。此后，各机关单位、人民团体和个人都订出“爱国公约”。公约内容除学习时事政治外，把生产指标、积肥、治虫等增产措施和捐献、代耕等订入公约，做到切合实际，易记易做。长乐等区乡还以村为单位，以生产为中心，在订出公约后，开展爱国增产劳动竞赛；工商界订出稳定物价、按期缴纳各项税款的“爱国公约”。1952年6月初，县委总结了赵马乡“爱国日”活动①的经验，向全县推广，有87个乡（镇）建立了“抗美援朝爱国日”制度。到年底，全县农村有八万多农户订出“爱国公约”，占总农户数的80%以上。同时，还开展了比生产、比进步、比团结、比学习的“四比”活动，评选执行“爱国公约”的模范，把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和保家卫国的政治热情结合起来，推动了剿匪、土改和农业互助合作等各项工作。

　　第四，掀起了拥军优属的热潮。全县人民热烈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积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各乡、村在志愿军入伍时，都组织群众敲锣打鼓欢送，形成参军光荣的氛围；1950年11月，县政府作出决定，每年2月为“拥优月”。为解决志愿军战士的后顾之忧，各乡镇成立优待委员会，对贫困无劳力的烈军工属由乡、村组织代耕，使产量不低于当地一般群众。据统计，1951年全县2887户烈军属，代耕代种的水田有9847亩。县拥军优属模范村太平乡太平村，为全村26户烈军属代耕水田61.7亩，还订立了包耕、包种、包肥、包管、包产、包收合同。村里成立了烈军属慰问队，每月定期到烈军属家中慰问，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征求意见，完善拥军优属制度。每逢元旦、春节、八一建军节，都会敲锣打鼓地送去鱼、肉、鸡蛋、年糕、粽子等物品进行慰问。全县粮食加工业、公私商店、医疗单位等相继订出优待办法，发优待证。1952年，政府四次发放烈军属和复员军人补助费。

　　在抗美援朝期间，许多干部群众还经常给志愿军战士写慰问信。崇仁镇四五村、九十村两个村就写了305封。许多军属也经常写信给在朝鲜前线的亲属，鼓励他们英勇杀敌。前方的志愿军战士也经常写信回来，表示要多消灭美国兵，来保卫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前方后方心连心，做到互相鼓励，互相促进。

　　  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在历时两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嵊县人民在刚刚解放，各方面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干部、群众克服“崇美、恐美”心理，提高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发扬光大爱国主义思想，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全县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抗美援朝运动，锻炼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壮大了党团组织，加强了基层干部队伍和民兵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建设。

　　第四节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镇反的准备和高潮镇反

　　解放初，县委在开展剿匪斗争的同时，也对残存的反革命势力进行镇压。1950年8月，开始做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等反动组织登记的准备工作。至10月，全县逮捕反革命分子249人。但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宽大无边”的偏向，打击不够有力，对一些该捕该杀的没有及时逮捕法办，使剿匪反霸斗争受到一定影响，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仍然十分猖獗。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道会门头子互相纠结，制造谣言、抢劫民财、破坏交通、暗杀干部群众、袭击区乡政府，甚至密谋武装暴动，严重威胁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气焰更加嚣张。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前段时间和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遵照中央指示，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10月，嵊县开展了为期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县公安局举办反动党团特骨干分子集训班，集中反动党团特骨干分子，进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教育。

　  11月初，县委根据上级关于镇反运动的指示精神，分别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区乡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制定的镇反路线、方针、政策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惩治不法地主条例》、《惩治土匪暂行条例》，检查前阶段镇反工作情况，纠正镇反中出现的“宽大无边”偏向，布置镇反工作。用控诉三大敌人（地主、土匪、特务）暴行的方法，提高干部思想觉悟，发动干部积极投入镇反运动。接着召开农代会、妇代会、积极分子训练班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抗美援朝、土改和镇反运动教育，放手发动群众，通过控诉侵华日军暴行和恶霸地主、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群众的罪行，激起群众对敌人的仇恨，认识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是土匪、特务、地主的总后台，而土匪、特务和地主是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爪牙，只有消灭敌人的“千里眼、顺风耳、地理仙”，土改才能彻底，翻身才能保得牢，才能不吃“二遍苦”。同时，县委成立嵊县保卫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副政委、公安局长、县农会主任五人组成，领导全县镇反运动。另外还组织审理小组，县委书记亲自审批，防止草率从事。各区均建立审理小组，区委书记任组长。

　  12月，县设立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总处，另设长乐、甘霖、崇仁、三界、城东五个分处，全面开展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工作。机关内部单位由县委组织部负责登记。至月底，登记基本结束，共登记反动党团特人员2629人，其中经登记新发现反动党团特人员1933人。通过登记，进一步掌握了敌特组织底细，为开展镇反运动提供了线索。

　  12月中旬，县委经过充分准备，首先在崇仁镇选择五名罪行较大的案犯，召集群众代表和苦主①2000余人，运用人民法庭公开审判，各区派代表参加。苦主争先恐后上台控诉，审判委员会当庭判决，宣判执行死刑四名、判刑一名。这次大会以实际行动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迅速转变干部、群众思想，教育了各区参加公审的干部。县委及时总结经验，迅速推动各区乡的镇反运动。随后，县委领导亲自到各区乡检查帮助，纠正偏向，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镇反运动逐步形成高潮。各区乡组织代表、积极分子进行普遍宣传，培养教育苦主，搜集材料，发动群众控诉地主、恶霸罪行。

　  1951年2月2日，县人民法庭在崇仁镇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崇仁“土皇帝”、大地主裘祝馨。裘祝馨在大革命时期参与枪杀革命志士张本芝、华伦初。抗日战争时期勾结日伪，私造武器，拥有人枪千余。抗战胜利后，被裘及其下属杀害的群众有40多名。解放后，匿居上海，经政府多次函电催促，避不到案，1951年1月被从上海押解到嵊。公审大会后，举行庆祝公审胜利万人大会，会后裘祝馨被处决。

　  2月17日，县委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二三月份工作计划》，确定：二三月份为打击恶霸、匪首、惯匪阶段，而把镇压恶霸地主放在第一位，在3月10日以前以迅速清理现押人犯为主，做到好、准、快，为以后彻底镇压恶霸、惯匪做准备。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县委召开会议，布置广泛宣传《条例》，并将《条例》翻印成小册子和单页，发给代表和积极分子学习。

　　全县镇反运动发展不够平衡。3月中旬，县委召开第一批完成土改的乡干部与积极分子会议，检查总结土改和镇反工作。通过算胜利账和如何巩固胜利教育，重新学习《条例》，按照镇反的范围与标准，检查出63名漏网反革命分子。

　  5月1日，全县城乡举行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游行示威。同时各区开庭宣判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执行枪决。此后，反革命分子慑于群众的威力，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和检举揭发，镇反运动形成了新的高潮。在县城，先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初步定刑，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将反革命分子带到现场，苦主上台控诉，经核准后宣判，共执行了三批。还举办两次反特展览，展出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罪证，参观群众十分踊跃。在农村，开展演戏、漫画宣传等，收到很好成效。

　　镇反运动在短时间内形成高潮以后，有部分干部群众滋长了“左”的思想倾向，出现了捕人控制不严，草率捕人等乱捕、乱斗违反政策的现象，直接影响了镇反运动的开展。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和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5月，中共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省委、地委决定，从6月1日起，捕人权一律收归地委，杀人权一律收归省委。此后，又产生了缩手缩脚的现象，放松了警惕，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发生一些报复性破坏活动。这期间，嵊县发生纵火四起，放毒两起，打击诬告村干部两起，并在山上发现无名人头案两起。县委及时召开会议，明确镇反的范围和标准，检查前阶段工作，明确“收缩”是为了更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对罪恶大、民愤大的反革命分子，经呈报批准，仍应坚决惩办。

　　高潮镇反至1951年10月告一段落。

　　二、取缔反动道会门

　　解放初，嵊县反动道会门组织有圆顿教、一贯道、长生道、纯阳道、同善社等，先后滋生于民国时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操纵利用，麻痹群众，残害人民。解放后，反动道会门活动猖獗，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诈骗钱财，张贴反动标语，散布谣言，对抗政府，制造事端，破坏土改和减租减息，甚至勾结匪特，密谋暴动。1950年初，圆顿教主勾结“浙江人民忠义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司令杨法生，成立“浙东人民反共救国军圆顿教护法总队”，阴谋组织暴动。

　　  1951年11月，县委按照上级统一部署，镇反运动转入第二阶段，时称“中潮”镇反，以取缔反动道会门为主，结合肃清其他反革命残余。为打击反动道会门的破坏活动，县委建立镇压反革命委员会，每区建立材料组。1952年1月召开区乡干部大会，布置“中潮”镇反准备工作。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县区先后多次组织力量，依靠群众，收集反革命分子材料。6月进行复查核对，基本掌握了反革命分子的材料。10月成立嵊县取缔反动道会门指挥部，设立反动道会门城关登记总处和长乐、三界、南山、甘霖、崇仁、城东登记处。将已收集的材料按照性质、地区加以整理、汇集。11月7日至12月3日，以幻灯漫画、标语口号、罪证展览、现身说法、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在有反动道会门的22个乡、一个镇开展宣传，阐明政策，揭露罪行。其他82个乡镇进行一般取缔反动道会门教育，督促个别道徒、道首登记退道。12月14日，县政府发布布告，明令“取缔一贯道、长生道、圆顿教、同善社、纯阳道等反动道会门组织，其道堂、茅棚、事务所等一律予以查封取缔，不得有任何活动”。责令“一贯道、圆顿教家坛主以上、长生道堂主以上、同善社天恩以上、纯阳道坛长或主要办道人员以上等道首分子一律向各登记处登记”。发动群众进行控诉、检举，责令道首到政府登记，规劝道徒退道，开好退道宣誓大会。取缔工作于1953年1月结束，全县登记道首653人，逮捕反动道首19人，查封道堂18处，没收一批道产道具，11677名道徒声明退道。取缔反动道会门工作是镇反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镇反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三期”镇反和镇反判定

　  1953年2月，进入“三期”镇反。这一阶段的镇反斗争以彻底取缔反动道会门、开展水上镇反运动、肃清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为中心。县委组织干部对嵊县曹娥江水系的船民结合镇反运动进行民主改革。嵊县曹娥江水系共有船民636人，经过调查摸底，查清了政治情况，逮捕反革命分子三人。接着组织船筏民工会、船筏民协会和治安保卫委员会。

　　同时，各乡（镇）对地主、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结合整顿管制工作，部分地区进行取缔反动道会门补课，发现未登记道首25人，未退道道徒286人，都依法分别作了处理。1月至3月，在搜捕漏网反革命分子斗争中，在南山消灭最后的两名武装土匪，捕获了一批外逃（已批准逮捕）的反革命分子。至1953年10月，全县镇反运动结束。

　　根据省公安厅《关于镇压反革命彻底地区的判定标准，批准手续和报告内容规定》，县委于1953年9月，在小砩乡进行镇反判定试点，确定镇反是否彻底。而后分三批在各乡、镇检查镇反程度，对镇反运动作结论，并解决镇反以来所遗留的问题。镇反判定表明：全县划为反革命分子3723名，只占总人口的0.87%。至1954年4月底，镇反判定工作结束。共处理3537名，其中逮捕2993名。经检查，全县107个乡（镇）（1954年3月，绍兴县八郑、德政两乡划归嵊县，乡镇数由105个升到107个），镇反彻底的有73乡（镇），占68.22%；镇反基本彻底的有33乡（镇），占30.84%；镇反不彻底的1乡（于1954年4月补课），占0.94%。

　　全县镇反运动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成绩是巨大的。在镇反运动中，认真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全县95%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依法处理。但在执行政策上，镇反运动前一年多时间，有宽大无边的偏向，该捕不捕，该办不办，打得不及时；高潮镇反初期，出现多捕多杀，打击面过宽的“左”的倾向，各区擅自捕人现象屡有发生。

　　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肃清了嵊县境内国民党反动派遗留的残余反革命势力，巩固和纯洁了各级人民政权，保护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为顺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必要条件。

　　为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1年8月起，全县城乡先后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各村（居委会）设治安保卫小组（简称治保小组），由群众选举产生。1952年8月，根据公安部《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整顿治保组织。是年12月，全县有105个乡级治保会、813个村级治保小组。治保组织结合颁发土地证等工作，开始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道会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实行依法管制。对未被列入管制的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地主等，则列为群众监督改造对象。管制工作初期，一度出现随意乱管、管制年限过长、该管不管、该撤不撤的混乱现象，甚至违法乱纪等。1951年全县被管制对象有4000余人。

　  1953年根据公安部制定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将管制工作加以整顿，纠正管制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使之走向正规，并逐步提高完善。经整顿，全县共依法管制595人。12月，县政府召开首次全县治保干部代表大会，总结镇反中的治保工作，部署整顿管制工作和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1956年起，管制工作由人民法院判决，公安机关执行。

　　第五节社会民主改革

　　一、严禁毒赌娼

　　解放初，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烟毒、赌博、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在全县各地普遍存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县委、县政府在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土地改革、剿匪镇反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禁毒、禁赌、禁娼等社会民主改革。

　　烟毒在旧社会也为统治阶级所不许。民国时期，嵊县曾先后设立“禁烟分局”、“禁烟委员会”、“戒毒所”等机构，开展禁烟活动，抵制鸦片毒害。民国政府虽年年查禁烟毒，但由于禁下不禁上，禁民不禁官，边禁边犯，以致收效甚微。至解放时，全县尚有毒品种植者四人，贩毒者184人，运毒者一人，制毒者11人，吸毒者164人。

　  1950年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6月，省政府发布《严禁鸦片烟毒令》。县委、县政府贯彻中央和省政府通令精神，发动群众开展禁毒宣传。1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工作的指示》后，嵊县开展对烟民、烟贩登记教育和存毒收缴工作。1952年7月，开展禁鸦片烟毒的群众运动。8月，建立嵊县消毒委员会，下设消毒办公室，以公安部门为主，法院、宣传、民政等部门密切配合，统一行动，采取“禁种、禁运、禁贩、禁吸”四管齐下的方针。县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传人民政府禁烟毒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动员监督瘾民戒烟，彻底清查收缴毒品毒具。分两批对24名烟毒犯进行集训，开展训话、传讯等工作。全县先后召开控诉大会、小型诉苦会等各种大小会议，发动教育群众，控诉烟毒危害。在崇仁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一个烟犯的家属控诉其夫吸鸦片烟后，20多亩土地和房屋全部卖光，又将妻子典卖的惨痛事实。经集训、传讯、听训、登记等工作，共计处理烟毒犯49人。同时，收缴一大批烟毒、烟具，当众销毁。吸毒、贩毒者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绝迹，清除了贻害人民一百多年的鸦片毒害。

　　赌博是解放前长期流传下来的陋习，尤其逢年过节，嵊县的城镇、乡村很是盛行。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并明确规定赌博属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经教育不改的，应受到治安处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的，或以赌博为业的属犯罪行为，应受到法律制裁。但一些地方赌博恶习仍然存在。1949年9月至1950年8月，公安机关共抓获赌博26起，对赌头赌棍依法作了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和赌资、赌具。对一般赌徒，进行集训教育，责令检讨悔过。1953年6月，县政府发布《禁赌布告》，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活动。赌风一度匿迹。

　　在禁毒、禁赌的同时，县委还开展了禁娼工作。1949年9月至1950年8月，县公安局组织几次抓捕行动，抓获私娼五起，流氓嫖妓七起。公安局对卖淫妇女进行集中教育，帮助她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卖淫嫖娼现象基本绝迹。

　　解放前，封建迷信活动蔓延全县，神汉、巫婆和算命、看风水等迷信盛行，人民群众深受其害。解放后，县委、县政府进行无神论教育，禁止封建迷信活动，改造迷信职业分子。1953年7月，嵊县大旱，巫婆、神汉、算命、卜卦等迷信职业分子趁机活动，散布封建迷信思想，制造谣言邪说，破坏农业生产，群众性请龙求神降雨的迷信遍及全县。同时，又出现数以千计的群众去东阳、诸暨取“仙水”祛邪治病的迷信活动，仅7月13日一天，去东阳取“仙水”的就有2000多人。期间，由于群众性迷信活动引起群众性骚动事件11起。当时全县105个乡中有99个乡出现请神请龙、取“仙水”、扶乩、谢神等群众性迷信活动。7月28日，县委根据公安局专题报告，作出追查谣言、惩办为首者的指示。县公安局根据县委指示，协同有关部门向群众宣传科学知识和党的政策，揭露封建迷信活动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号召群众起来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同时逮捕肇事分子14人，取缔中南乡葛仙翁忏坛。此后，封建迷信活动一度平息。

　　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基本洗刷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赌娼和封建迷信的污垢，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二、宣传贯彻《婚姻法》

　　嵊县旧式婚姻多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自由可言，对重婚、纳妾、领童养媳、早婚、近亲结婚、虐待妇女等行为，旧政府均不过问。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也是进一步肃清封建残余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秩序的一项重大社会变革，是社会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

　　《婚姻法》颁布后，嵊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第一阶段从《婚姻法》公布至1951年10月，县法院和妇联做了大量工作。县委、县政府认真组织干部群众进行学习和宣讲，并运用黑板报、墙报及文艺宣传等形式，广泛宣传《婚姻法》的内容，营造婚姻自由的社会氛围，批判和改变社会上买卖婚姻、父母包办和收童养媳等社会旧习。并且教育群众，凡结（离）婚，应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用法律来保护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婚姻法》的宣传得到广大妇女的热烈拥护，她们勇敢地站出来开展了反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婚姻法》颁布后，人民法院受理的婚姻案件逐渐增多。据县人民法院统计，1950年7月，全县离婚案件占民事案件的30%。1951年7月占到了71%，10月上升到83.3%。离婚案件中90%是由女方提出的，且以强迫买卖婚姻、童养媳、家庭虐待居多。1月至9月经人民法院受理离婚的有174对，童养媳受虐待解约回娘家169人，解除包办婚姻127件，寡妇改嫁208人，尼姑动员回家分田23人（其中结婚15人）。是年7月开始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凡结（离）婚的一律持农会或单位介绍信去所在区（镇）政府办理结（离）婚登记，领取证书。至年底，全县共办理结婚登记557对、离婚登记330对。

　　第二阶段从1951年10月至1952年底。10月，省委转发省妇联《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指示》。11月，县委、县政府遵照上级指示精神，要求各区乡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宣传贯彻执行《婚姻法》。县委培训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入点，同时宣传《土改法》和《婚姻法》。在《婚姻法》宣传中，贯彻婚姻自主，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由于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束缚仍很严重，广大群众对贯彻《婚姻法》意义认识不足，一些地方对宣传《婚姻法》不全面、不深入，因此，因婚姻问题引起的自杀、被杀以及溺婴、打胎等事件不断发生。针对这些情况，县民主妇联在12月21日召开的一届二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妇联应对妇女的生命负起最大的责任，对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妇女要敢于领导，要支持和帮助他们克服多种困难。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达到家喻户晓。”这年12月至次年三八节期间，县人民法院、宣传部、妇联、文教科、文化馆等单位联合举办图片展览，加大了宣传力度。

　　第三阶段从1952年底至1953年初。1953年2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以3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指示，县委决定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成立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3月上旬，县委抽调以报告员为主的婚姻法报告团，分四组分片包干宣传《婚姻法》。十个区培训了以宣传员为骨干的宣传积极分子5300多人，召开各种会议6434次，直接听报告的达18.86万人，占应受教育人数的47%。全县有829名县、区、乡干部参加学习，占干部总数的74%。报告团随带幻灯、图片和文艺宣传队，深入基层宣传，所到之处，很受群众欢迎，称《婚姻法》为“团结法”、“良缘法”、“救命法”。通过宣传，解除了贯彻实施《婚姻法》中的“误解”、“怀疑”、“急躁”等问题，改善夫妻关系147对，促进家庭团结160户。整个宣传月活动到4月下旬结束。

　　通过这次宣传《婚姻法》运动，进一步摧毁了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有力地批判了婚姻家庭问题上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有力地支持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和改善家庭关系的合理要求；广大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推动了妇女的解放，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三、开展司法改革

　  1949年6月，县政府接管了国民党地方法院，1950年5月，嵊县人民法院建立，副县长陶传信任院长。嵊县人民法院建立之初，九个干部中有八个是旧司法人员和旧职员。有一段时间甚至让一名反革命分子掌了权，后虽作了调整，并对混入的反革命分子判了刑，但旧司法人员仍掌握着审判大权。这些人对敌人不狠，对人民不爱，干出了很多危害人民的事。如一名旧司法人员、反革命分子竟认为群众不用“十行纸”写诉状，不合规则，有一半以上诉状竟被作为大便纸用了。法院新老干部受旧司法观念、旧司法作风的侵蚀，审判案件时沿袭旧作风，对当事人拍桌子、瞪眼睛，甚至不了解情况就胡乱扣押当事人。如三界一个地主女儿诬告一民兵强奸她，法院未经详细了解，就把这个民兵扣押了两天。人民法院内部在组织上、思想作风上存在着严重不纯的问题，特别是留用的旧司法人员问题较多。

　　为了彻底改革旧的司法制度，县委把改革和整顿司法机关作为民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11月，为适应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需要，建立了嵊县人民法庭，县长丁友灿任审判长，并分设崇仁（含北山）、甘霖（含临城）、长乐（含南山）、城东（含上东）、三界五个分庭。人民法庭建立后与人民法院合署办公。12月，人民法庭首次在崇仁区召开公审大会。此后，人民法庭巡回于甘霖、长乐等地，分别开庭公审，惩处一批不法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镇压反动、保障民主”的积极作用，在处理人民内部纠纷的各项工作中，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的合法权益，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1951年7月，人民法庭完成历史使命，宣布撤销，转由人民法院正常审判。

　　随着土地改革的结束和乡、村政权的建立，全县105个乡镇普遍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一般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成为人民法院的重要助手，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由人民法院兼管。

　　按照省委批转省政府党组《关于全省司法改革运动的初步方案》，嵊县于1952年下半年开展以扫除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为重点的司法改革运动。8月，县人民法院领导参加绍兴专署召开的司法改革座谈会后，对法院内部作了初步的组织整顿，将两名旧司法人员和旧职员调离法院。10月上旬，县委决定成立嵊县司法改革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有一名县委委员分工负责，并决定10月作为县委重点工作之一在全县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全县的司法改革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是学习阶段。首先，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县委领导在会上作了关于司法改革工作的报告，动员学习有关文件，县法院领导传达了全县司法改革的工作计划。会后运用学习文件、思想检查和检查重点案件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学习和思想批判，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揭露存在问题。同时召开了区民政干部和妇女干部会议，布置司法改革工作，在街上专设司法改革意见箱，收集干部、群众对司法改革的意见，采用“内外夹攻”、“背靠背”的检查方法，促进司法干部的思想检查。在学习、检查、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对解放以来两年半中受理的刑民案、反革命案进行复查，发现有偏差的刑民案46件、反革命案11件。这些偏差案绝大多数属于旧司法作风问题及一般偏差问题，真正判错必须改判的只有七件。通过复查，对有问题的案件都作了处理。

　　第二为广泛宣传发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司法改革运动阶段。10月县委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司法改革代表会议，进行政策法令教育，分清新旧司法思想界限，提高对司法改革运动的思想认识。全体与会代表参加司法改革控诉宣判大会，吸收城关镇代表参加，控诉在旧司法观影响下所蒙受的冤屈，使代表受到一次具体的实例教育。通过这次会议，为开展司法改革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会后，各地相继成立了司法改革委员会，全面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县委建立了五个工作组，分头下乡开展宣传。坚持从上到下，从干部、积极分子到群众，结合中心工作，通过各种会议，运用各种宣传方法，广泛开展司法改革宣传。在开展宣传的同时，重点搞清积案和偏差案的案情，吸收群众及当事人的意见，以乡或以村为单位，由点到面，用集体调解的方式，进行群众性的积案清理。在宣传和清理积案过程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充实到调解委员会中。

　　第三为司法组织、制度建设阶段。针对第一阶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总结第二阶段群众性办案的经验，订立出新的司法工作制度和方法。并且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纯洁法院队伍，密切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审判制度、程序、判决、作风、群众路线等方面建章立制，建立起新型的便利群众的审判机关和审判制度。

　　通过司法改革运动，首先使干部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分清了新旧法律本质上的区别，认识到旧司法保护富人、镇压穷苦人的反动本质，人民司法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的工具。其次，整顿了人民法院与区乡调解组织。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改革，清除了旧司法作风严重及有违法乱纪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司法人员，吸收了工农干部充实到司法机关工作。在司法改革中，运用群众路线办案的方法，做到群众办案与干部掌握政策相结合，为此后司法工作走群众路线打下了基础。运动中，全县区、镇和乡均建立和整顿了调解组织，一些村也建立了调解小组。第三，处理了一大批积案和新案，解决了很多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通过运动，共计清理积案148件，占积案总数的71%；处理新案303件，占新案总数的62%。

　　司法改革是一场彻底改革旧司法制度，进一步确立人民司法制度的斗争，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在批判旧法观点时，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正确的观点也当作旧法观点进行批判。

　　四、开展企业民主改革

　　解放前，嵊县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经济地区，只有少量几家丝绸厂、碾米厂等工厂和一些商店，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这些企业都是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剥削、压迫工人，随意解雇工人，克扣工人工资，打骂工人等现象。解放后，工人阶级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是，封建残余势力不可能一下子消除，资本家凭借掌握着企业的统治权，任意打骂工人、解雇工人、克扣工人工资等侵犯工人基本权利的行为仍经常发生。

　　嵊县一解放，县委即派工作组进驻有关工厂、商店，宣传党的政策，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筹建工会组织。工会成立后，县委依靠工会组织，统一布置企业民主改革。工会对职工进行了“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形势政策教育，要求职工树立新的劳动态度，支持和监督资方恢复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将保障公民劳动权和劳动报酬权列入政府的工作范畴。对接收过来的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和官僚资本企业职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安排他们就业，并限制企业解雇工人。1950年下半年，为恢复经济，巩固政权，解决民国时期遗留的失业工人问题，县政府成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1951年成立就业委员会。1952年初县政府设立民政科劳动股，与总工会共同负责办理失业工人登记、失业救济、介绍就业、组织生产自救和困难救济等事务。1951年全县登记失业工人384人。1951年至1953年，政府投资2.8亿元（旧币），相继开办色织布厂、制线厂、卷烟厂、毛笔厂、砖瓦厂、纸厂、嵊县工程队，采取政府介绍就业和自行就业相结合的“两结合”方针，至1952年底，共安排318人就业或再就业。

　　解放前一些企业主要依靠残酷剥削、克扣工人工资、延长工时等手段赚取利润。解放后，由于政府严格监督管理，工会为工人维护权益撑腰，有些企业主感到利润减少，就故意解雇工人，不给工人发工资，不给店员吃饭，并抗缴营业税等，严重损害了工人权益。为了切实保障工人权益，把工人团结起来，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根据省委1951年12月发出《关于在厂矿交通企业中清理反革命分子和开展民主改革的计划》，县委决定对城镇私人企业实行民主改革。县委有领导地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民主斗争，不允许停发工资，不允许任意解雇工人，解雇工人须经工会同意；废除原契约中损害工人利益的条款；受欺压的工人、学徒可向工会组织申诉，由工会作主出面解决，为工人撑了腰，保障了工人权益。1952年10月发生的建中加工厂职工马阿糯因工致残事件，11月发生的城区粮食公司45名搬运工人“六六六”粉农药中毒事件，县政府根据政务院《劳动保险条例》作出仲裁，受伤职工得到免费医疗和经济补偿，并对建中加工厂资本家和县、区粮食公司作出公开处理。旧中国的搬运业中，普遍存在把头制度，是城市中最显著的封建残余势力，把头凭借恶势力，勾结官府，垄断搬运业务，并对搬运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民主改革中，人民政府帮助搬运工人组织运输业工会，坚决清除了封建把头。

　　农村土改开始后，不少业主和店主害怕民主改革会像农村土改一样分掉他们的资产，因而顾虑重重。县委及时向资方宣传民主改革的意义，解释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严格区别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的政策界限，分清封建残余势力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民主改革是“反封建、不反资本”，使资方打消了顾虑，转而配合和支持民主改革。在民主改革中，工会动员职工开展爱国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也对企业发展生产有利。对工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要求，如废除打骂工人的劳动管理办法，人员的雇用和解雇，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签订劳动合同等，都由工会代表向资方提出，由劳资双方根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协商解决，这样就促进了新的劳资关系的形成。通过工人代表参加劳资协商会议，在“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方针下，解决了华堂永泰联等企业劳动纠纷，既维护了企业主的利益，也保护了工人的权益。人民政府和工会动员职工积极投入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掀起了参军参战，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也涌现了众多劳动模范和工人积极分子，有不少人被提拔为工矿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干部。

　　企业民主改革的开展，打跨了企业中的封建残余势力，调整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工人和店员等私企职工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为生产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民主改革整个过程中，始终和爱国生产竞赛、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推动了各行各业的生产和管理工作，并为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