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十月间，组织来通知说：反动派抄了钱章超的家，捅了房子，钱章超已脱险，形势很紧张，要我立即离家隐蔽起来。我没地方可去，索性到了开元岳父家里。我想岳父是保长，与周麟振、周麟泳他们是同宗，消息较灵，他虽知我较活跃，总不致于把我抓起来。在开元住了几天，没听到另外消息，似乎还平静，我就回了家。

　　  没几天，组织又来通知，要我去嵊西××家（名字忘了）开会。那天下午，我讨询到嵊西××家，一上楼，就看到好几人已在那里了。记得那次开会的人有马青、吕侠男（李子青）、楼春阳、周德伟和我，马青讲了当时形势，并说决定重建浙东武装，开展打游击。会后，马青与我单独谈话，向我对于建立武装的感觉。我完全赞成开展武装斗争，但我有一个思想没有暴露：我不愿在嵊县本地，最好让我去外地搞武装。当时马青叫我去上海，交给我三个任务：一、把应怀易叫回来，因他懂得军事；二、与中共办事处取得联系，要求经济支援；三、要办事处打电报给新四军杨思一，派军事干部来，另外，还叫我替他买一副近视眼镜回来，要是一千五百度的。我问怎样联系办事处？马青说，有个诸暨人，叫虞健，他是北撤前的一个民兵连长，现在上海民主党派里工作，可叫他设法联系中共办事处，怎样找虞健呢？又说：上海河南路火车站相近，他的哥哥开有一爿袜店，请他哥哥去找到虞健和应怀易。马青与我约定，他打电报来说：“桐油已经买好了，快来运走”，我就应回嵊县来。会后第二天，回到家里，略事收拾，我就去了上海。

　　  上海河南北路果然有一小袜店，店里有个老头，看看与马青相象，我走进袜店，当即看到应怀易，不用问就是这里了。我讲明来意，应怀易欣然同意回嵊县，并介绍我与马青的侄儿相识，要他去找到虞健。几天后，我会见了虞健，他答应去联系中共办事处。

　　  在上海，我住宿在38年前在铁路上工作时的朋友陈英林的宿舍里，那时他在上海市政府卫生局当会计员。不知道在上海要多少天，我托他找了个工作，去上海南洋桥杀牛公司当会计雇员。

　　  过了好几天，虞健终于来讲了，说办事处已经联系上，是他通过农工民主党（农工民主党头头之一李士豪是他舅舅）联系了民盟，再由民盟联系了办事处；办事处约定某日接见我。到时，虞健来叫我，二人一同去至马斯南路。他走在前面，我远远跟在后面，他用手作一暗号，这就是办事处了，我敲了敲门，有人开门让我进去。

　　  中共上海办事处（上海叫“周公馆”）是一座花园小洋房，一个年约三十的女同志引我上楼，她姓张，我想既叫周公馆，这回可见到周恩来同志了，但没有，心想这位女同志一定是秘书。我对她说：“我是浙江嵊县来的，我姓佘，我们决定重建浙东武装，经费很为难，要求办事处支援我们一些钱。”她说：“你们重建武装很好，我们赞成，但经济上我们无法支援。由于反动派的包围、刁难，办事处自己也经济困难，延安有飞机来，带点钱来用用，如长久不来飞机，我们连小菜钱也没有。你们搞武装，经济还须地方党自己设法。”经费没办法，我说：“那未可否打个电报给苏北新四军，要求派来军事干部？”她说：“可以，电报我们能打到，你写个稿！”我就当即写了电报稿，内容是这样的：“苏北新四军第三支队杨思一同志：我们决定重建浙东武装，请速派军事干部来。马青，”事情完了，她陪我下楼，并要我从后面小角门走出，说前门常常有特务监视。电报打了，钱没有搞到，马青的近视眼镜也没有买，后来马青来了电报要我回嵊，我没有回去，直到第二年八九月间，邢斯卿（钱进）来上海，我才跟他去诸暨参加路东县政府工作。因我长久不回，蒋明达同志批评了我。过一段时间，我调主力部队工作，在那里碰到张任伟同志，谈起去办事处的事情，张任伟同志说，电报是接到的，他就是接到电报后被派来的军事干部。

　　  在上海期间，有一天，钱章超同志来到我处，他穿了反动派军装，说在上海相近什么部队里工作。我认为他是被追捕的，到哪里都很危险，总有一天要被发现的，应该回嵊县去搞武装。他说他是要回去的，但身边无钱。记得当时我给了他十块钱，他回去了。又一天，突然接到吕侠男（李子青）从宁波方面的来信，意思是打了败仗，逃出来了，要我设法能回去。我认为他也应该回去，他已上山出了名，在外面也是危险的。记得在嵊县时，组织上曾叫我送条子给周小兰（张扬），我想周小兰一定能找到党领导，我知道她有个弟弟周向祥在阳山中学读书，我有个靠得住的学生周学君（现名周军）也在阳山中学。我写了一封信给周学君，要她带着信与周向祥一同去见周小兰。信的内容是：南弟做了错事，被舅舅打了一顿自己逃出来了，他人小无知，要请哥哥原谅他，快来叫他回去吧！过几天，楼春阳同志来到上海，我告诉他吕在宁波，去找他哥哥（在宁波中学）就知，楼又去了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