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烈士及其家庭状况初步调查

　　嵊州市新四军研究会

　　　　任光，由于对革命事业的特殊贡献，被誉为民族的号手，人民的音乐家，被中央认定为著名革命烈士，载入《中共党史人物传》。

　　　　今年是任光烈士诞辰110周年。嵊州市新四军研究会对任光的家庭状况作了深入的调查，但终因历史跨越了110年，有关人物似浩渺烟海，已很难全面考证，故只能将一些情况记录如下：

　　　　1900年11月9日，任光出生在浙江省嵊县城关镇东前街一个石匠家庭。任光祖籍是浙江宁波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翻石渡社区，祖父以务农为生，农闲时，将当地出产的草籽种（绿肥）运到嵊县（今嵊州市）销售，后娶一嵊县妇女落户嵊县城关镇东前街。父亲任智兰（曾误为芝兰），开了一爿“任万盛石铺”，承接造桥修庙工程。每年夏秋，他又承父业，去鄞县运来草籽种销售。母亲张彩琴除勤奋料理家务外，还进行缫丝等业务，以弥补家庭收入不足。

　　　　任光一共有五个同胞姐妹，他居老三。哥哥任全升、姐姐任林仙、弟弟任全云(又名任华)、小弟任全元（又名任冰）。

　　　　据我们实地调查考证，任光父亲的店铺后来转卖他人，在20世纪70年代因嵊县城市拓展已被拆除。后来任光父母居住的三进台门，即嵊县东前街90号老台门今尚好，但房屋已比较破旧。

　　　　现在我们调查主要采访了三位老人。二位是任光的侄女，大侄女任霞飞现年92岁，二侄女任亚萍（又名任霞丽）现年86岁，她们身体健康、思维敏捷，和任光关系较为密切。二侄女12岁那年曾在父亲任全升的陪同下，去上海的任光处住了10多天，任光送给她的两张照片今尚保存完好。她为我们提供了任光兄弟姐妹的一些情况。另一位是原任光家邻居张渭舟，今年87岁，尚记忆犹新，思维清晰，他向我们反映了任光家族的一些情况，还证实了任光1936年底，在西安事变后曾回嵊县一次，那时他在剡山小学读书，回家后亲眼见到了任光，以后任光再也没有回嵊县。同时，我们还查阅了有关家谱、史志，调查了部分石宕（村）和旧屋遗址等。

　　　　任光从小聪慧。父母亲省吃俭用，决心把他培养成才。1906年任光进入二戴小学读书。二戴小学是嵊县乡人为纪念东晋时代杰出的艺术家戴逵、戴颙父子而建造的公祠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据记载，历史上的戴逵不仅博学善文，且重情操、攻书画、精音乐、善琴鼓。二戴小学的老师经常讲戴氏父子的故事来熏陶学生、鼓励学生。所以任光从小学开始崇敬这位历史先贤，喜欢上了音乐。再加上嵊县民间韵律优美、节奏明快的小调、歌谣、莲花落，以及后来发展成越剧之“的笃班”。他都有浓厚的兴趣，在少年任光的脑海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由于任光从小具有的音乐天赋，再加上嵊县民间音乐的熏陶，任光读中学时就会拉二胡、吹铜号、弹风琴，已有“小音乐家”之美称。当时嵊县小县城，已出现抵制日货、反对袁世凯卖国的革命小浪潮，小小的任光因住在街边，他也上街参与反帝宣传，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反对外来侵略的种子。

　　　　1917年，任光嵊县中学毕业，到杭州去报考之江大学。不料放榜时，平时成绩不如他的同学录取了，而常考第一名的任光居然榜上无名。嵊县中学的校长周志由，他是位颇有爱生如子之风的老先生，平日做事极为认真，对此大惑不解。竟揣着一颗打抱不平之心专程赶到杭城，找之江大学的校长查阅试卷。阅卷时发现任光的数学试卷解题完整无缺，却被老师批着：“该生违反考场守则，着记0分”。周校长立即找到那位监考老师，监考老师也是位办事极端认真的人，他说：“对这位考生我也十分同情，其实他并无作弊，而是在答卷时，风将他考桌上的一张纸片吹落，他未经准许自行捡起，违反了严格的考场守则。”周校长十分惋惜，鼓励任光去上海另考他校。第二次他考进了上海震旦大学，这是一所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教师上课全用法语。任光在预科读了两年后，学会了法语。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任光决定发挥自己特长和爱好，决心学好音乐，用音乐旋律唤起民众，立志为振兴中华效力。当时国内尚无音乐学院，而法国已成为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他萌生了去法国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学习音乐的念头。他把这一想法向父亲说了后，竟被父亲一句“海阔洋洋，忘记爹娘”的话挡住了。结果还是嵊县中学的周志由校长，三番四次地到任家说劝，终于以“好男儿志在四方”说动了任光父亲。那时家中确无资金，父亲只得将住房（店铺）以任光的名义作抵押，向汪集丰钱庄借400元，才使任光实现了去法国的愿望。可是为了能让任光去法国读书，家庭负了这笔债，因后来无力偿还，竟使他们全家遭受了流离失所的苦难，只好租住到东前街三进台门（现东前街90号）。

　　　　任光回国后即参加了左翼文化工作，任光的一生创作了上百首抗日歌曲，真正实现了用音乐唤起民众，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理想。他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实在太忙了，很少有机会回嵊看望父母及兄弟姐妹。在我们调查中证实，任光于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曾回过一趟嵊县，并宣传了抗日救国思想。此后，他家族中有三位亲人参加了革命。他的外甥陈品华参加解放军，任指导员，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外甥女陈文姑参加新四军三五支队；侄女婿张金生1940年加入共产党，参与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任光夫人徐韧烈士（1918——1942），因在皖南事变中受伤被捕，坚贞不屈，在上饶集中营被杀害，牺牲时只有24岁。

　　　　任光烈士离去已70年，他的英名已被载入《中共党史人物传》，他犹是一座丰碑，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是民族的号手，永远吹奏着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军号。

　　（执笔：齐家声）　

　　　（参加调查人员：沈明文、石军、吴凤英、刘育剡、吴永法、齐家声、茹绍芳、李仲伦、李亚萍）

　　　

　　                       2009年10月

　　任光与《义勇军进行曲》

　　刘育剡

　　　　每当雄壮激昂的国歌声响起，那气壮山河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词，都会让每个炎黄子孙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仿佛又进入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其时又不禁会怀念起这不朽歌曲的词作者田汉同志、曲作者聂耳同志，但现在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传播、推进上，任光是有极其重要贡献的。去年，我们在协助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拍摄《任光》电视剧时，首次发现了许多任光烈士鲜为人知的珍贵文字和照片资料。

　　　　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34年，田汉同志写就了一个文学剧本初稿，但在1935年2月他却不幸被捕，当时由夏衍同志将该剧本改写成电影版本，并定名为《风云儿女》。该剧本中的主题歌就是田汉同志原稿中的《义勇军进行曲》。那时上海电通公司已决定将《风云儿女》拍摄成电影。当时的聂耳正准备去日本，他看到该剧本后，对该剧非常喜欢，主动要求为《风云儿女》主题歌谱曲，这首曲子实际上是聂耳在日本谱好曲后再从东京寄回上海的。不幸的是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时年仅23岁。我们翻开历史，纵观音乐天才聂耳短暂的一生，他受任光的影响是较大的，他们初次相识是在1932年，那时聂耳还在一个合唱团里吹小号。任光凭着极其敏感的辨音能力，即发现了聂耳的音乐才能，遂通过他人介绍，将他吸纳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帮助自己从事收音、抄谱、作曲和教唱歌曲等工作，并且在不久即升任聂耳为音乐部的副主任，成了任光得力的助手。因任光毕业于法国著名的里昂音乐学院，专修音乐理论和钢琴课，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音乐家，聂耳非常尊重和敬佩任光，他们一起共事，真诚地相互帮助，交往合作，建立了很深的友谊。聂耳深深地感激任光的知遇之恩，虚心向任光学习，并一直尊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任光也为聂耳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任光是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灌制人。当时百代唱片公司的法方经理担心出版这张极具号召力的唱片会引来日方的“麻烦”和“抗议”，因而不敢出版。而此时作为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一再坚持说：“我们歌词中没有提到日本帝国主义，哪个也没提，一般地讲，抗战！应该可以发。”法方经理已注意到此歌的广阔市场前景，从注重经济效益角度出发，也就同意制作发行。1935年5月9日，任光组织了电通电影公司的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袁牧之、顾梦鹤、施超7个演员唱《义勇军进行曲》（即《风云儿女》电影主题歌），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这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随后，他又将这唱片的录音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的胶片中去。这是全球第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编号为34848b，现保存在上海的国歌纪念馆中。这版唱片很快发向全国，《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广为传播，成为一首激情燃烧的、影响最广的抗日名曲。第一次灌制的唱片很快销售一空，后来任光又连续灌制了二次。据许多老同志的回忆，那时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战斗进行曲，是游行集会的合唱曲，是唤起民众的动员令，确实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

　　　　任光是把《义勇军进行曲》介绍到国外的第一人。1937年7月任光在法国进修期间，担任了法国左翼文化组织“民众文化协会”委员，他组织了巴黎华侨合唱团，首次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多次在法国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公演。1938年春季，在由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他指挥华侨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一些国家代表听了这些抗日歌曲后赞扬说：“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的无限希望。”1939年5月，任光离开重庆转赴新加坡，客居华人区中峆路公寓。他时刻地记挂着祖国的命运，紧系着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他即在新加坡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并组建了华人革命音乐组织“铜锣合唱团”，该团多次登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致力于唤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滨海外华侨的抗日爱国热情。《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华人区中已成为大家最熟悉、最富号召力的歌曲，推动了海外华侨支援国内抗日的爱国热潮。

　　　　任光是在新四军中大力传播《义勇军进行曲》的践行者，1940年7月，他因叶挺军长的热情邀请，经周恩来批准，来到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在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工作。在新四军中，任光除继续创作新歌曲外，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新四军中《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新四军东进曲》《打回老家去》都成为全军最爱唱的歌曲，这些歌已成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战斗动员令。

　　　　音乐家任光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已经70周年了，但人民和历史没有忘记他。在上海杨浦区的国歌纪念馆中，永远记载着任光为《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外的传播和推进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庄重一笔。

　　　　在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地怀念任光同志，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与祖国的山河同在！

　　　　2011年6月

　　漫话任光与电影《母性之光》

　　秦启明

　　　　《母性之光》是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中涌现的一部重要影片，也是左翼音乐家参与创作插曲的第一部电影。无论是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它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开拓业绩。从音乐角度看，探讨任光与电影《母性之光》，可以看到当年进步音乐家是如何接受党的领导，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冒着生命危险开创左翼电影音乐的战斗业绩；可以看到左翼音乐家是如何摆脱选用现成唱片配音和填词歌曲的老路，摈弃黄色歌曲和爵士音乐的影响，独辟蹊径创作的第一批民族文化电影抒情歌曲的历史真迹。可惜的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性原因，建国以来，无人对它进行查考并进行研究，以致在电影史上和音乐史上，至今仍留下空白。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也就无从了解任光对左翼电影音乐的开拓与建树。在政通人和强调双百方针的今天，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一

　　　　影片《母性之光》是剧作家田汉在左翼运动中最早创作的一部电影。剧本完稿于1931年。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进行军事围剿，正在国统区上海开展左翼文艺运动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是国民党当局施行“文化围剿”的重点目标。作为两团体发起人和主要骨干的田汉更是首当其冲，由于领导南国社演出进步话剧，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南国社被上海当局查封，田汉本人也被当局注视，处境不利。正由于此，剧本《母性之光》无法署用田汉真名，只能改用笔名“陈瑜”，这就是田汉创作此剧本的“所处的政治环境（田汉《三个摩登的女性与阮玲玉》）。

　　　　不难理解，剧本《母性之光》是田汉被迫中断左翼戏剧运动之后，开始接受党的领导，转用电影这一武器，本着“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的大无畏精神，在“文化围剿”第一线的上海，继续坚持战斗的又一硕果。

　　应当正视的是，剧本《母性之光》的创作又是田汉思想锐变的标志：证明田汉通过严峻的阶级斗争考验，很快认识到中国艺术家肩负的历史重任，不能无休止地停留于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伤感地步；中国的新文艺运动也不能依靠几个自生自灭的民间团体作超阶级的苦斗所能完成；只有向革命政党靠拢，才能成为中国艺术运动中的坚强一翼，抵挡住瞬息万变与刀光剑影的“文化围剿”。田汉曾深有体会地说：“时局变了，一切更紧张更残酷了。不允许我们长久低回在革命的罗曼蒂克气氛中，唯有从徬徨到呐喊，进行向新阶段的转变”（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

　　  《母性之光》正是田汉“转变期中的电影创作”。据自述：时值“参加革命的前夜”，本人不光具备“一般的反帝热情”，而且“已经具备一定的阶级觉悟”，加上电影界同仁也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因而，促使影片“明确地接触到社会矛盾”（田汉《影视追怀录》），即运用阶级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揭露社会现象。

　  　影片《母性之光》抓住两代人的爱情纠葛，在悲欢离合之中展开故事。描写进步青年丁家瑚由于参加革命，遭到封建军伐的追捕，被迫告别妻子惠英与女儿小梅，亡命南洋，隐匿身份，与华侨矿工一起开矿谋生。影片就此颂扬了革命青年在北伐时期勇于参加矿工行列的可贵行动；通过妻子惠英的改嫁和小梅的婚变，告诉人们阶级的贫富对立已是当时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又安排小梅之女莲绛病死，揭示全片主题：万恶的社会制度，就是“吃人不见血，大魔王”（《母性之光》主题歌）。

　  　围绕上述主题，剧作者还另有所求：一是让家瑚亲身经历国内反动派的“政治压迫”和南洋资本家的“无情剥削”，“痛切地感到革命的必要”，就在南洋矿山唱出《开矿歌》，：“我们造出来的幸福，我们大家来享！”二是借助影片暴露“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印度尼西亚人的压迫和对我国侨民的屠杀”，倾诉南洋矿工被剥削被奴役的惨痛生活；三是要求音乐界朋友对儿女加强教育，不使有才能者糟塌才智，断送前程。影片由卜万苍导演，黄绍芬摄影，由鲁史、陈燕燕、金焰、黎灼灼主演，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1933年8月6日在上海南京大戏院首映。

  　　如前所述，由于影片揭示了30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呼吁人们起来“打倒那吃人不见血的大魔王”，激起当局恐惧。同年9月23日，《母性之光》在广州新华影画院上映的第三天，广州市社会局特颁发了第“八十六号训令”，声称影片“内容尚多欠妥”，责令禁映，这就是影片《母性之光》创作公映的历史情况。由此可见，影片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田汉不愧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坚强斗士，由他创作的第一部左翼影片，就一矢中的，击中了反动派的要害。

　　二

　　  1958年9月，田汉在《中国电影》“昨日银幕栏”发表了《初步接触阶级矛盾的<母性之光>》。文章回顾了聂耳作曲的影片插曲《开矿歌》（田汉词），认为它是一首“有较高觉悟的工人的歌”，理由是它已经唱出“劳资的矛盾，已经要求阶级团结”，还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结合”，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然后又引入了主题歌《母性之光》的全篇歌词，指出由小梅怀抱死女所唱出的此歌歌词：“你要恨那吃人不见血的大魔王！大家来打倒那大魔王！让黑暗中的孩子们看见阳光，让贫困的孩子得到教养”，应该说“影片《母性之光》的主题”本意是“教人家别怨恨个别的人，而要大家‘恨那吃人不见血的大魔王’，大家来‘打倒那大魔王’”，“大魔王”所指“就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万恶的制度”，因为“只有在新制度下，穷孩子们才能普遍见到阳光，得到教养”，申明整个影片从属于这个思想主题。据此可见，它在影片中的地位显然高于其他插曲，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遗憾的是，词作者已对《开矿歌》以外主题歌、插曲全部淡忘，就是主题歌想不起何人作曲，还误认它“也是聂耳的作品”，只因在聂耳的作品中“没有发现”，又一直“没有看见过曲谱”，始终“不知这主题歌是谁作曲的”。为此，田汉恳切要求“音乐界的老朋友们有谁能‘挺身而出’回答这个问题”。

  　　物换星移，转眼又是许多年。直到田汉去世前，还是未见“音乐界的老朋友”，公开回答田汉的疑难。田汉也未发表文章说明此歌已有了下落。因此，导致这首主题歌也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1963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影片《母性之光》虽被列入专题进行评述，但也未能涉及任光为影片插曲的问题。

　　  1981年3月，俞玉滋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发表了《革命音乐家任光及其创作》，言明当年任光曾“和聂耳一起，争取和开拓了左翼电影音乐这一阵地。1933年初，他们同时为影片《母性之光》谱曲。聂耳写了插曲《开矿歌》；任光写了主题歌《母性之光》及插曲《南洋歌》等”。这是建国以来音乐界首次公开著文肯定任光开拓左翼电影音乐的业绩，也是音乐界在相隔20年之后公开回答田汉的“疑难”。可喜的是，作者还查到了任光作曲的影片另一插曲《南洋歌》。翌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收入《任光歌曲选》。不足的是，俞文一未说明影片《母性之光》究竟是几首插曲？任光作有那几首？二是尚未查明《母性之光》歌谱，也未说明《母性之光》与《开矿歌》产生的确切时间，判明先后。    

    　为了探解任光与电影《母性之光》之“谜”，笔者近几年来曾向有关方面反复投书求教，可迟迟未能得到满意答复。直到1986年11月，在任光生前好友的帮助下，笔者终于找到了当年任光为电影《母性之光》谱曲、并有任光本人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主持灌制的唱片，包括主题歌和插曲共三首。现将唱片标明字样作为物证记述于下，可惜田汉先生已经作古，无法看到这一“回答”：

　　⑴“母性之光”，片号34421（甲面），陈瑜（田汉）词、任光曲、陈燕燕演唱。

　　⑵“春之恋歌”，片号34421（乙面），陈瑜（田汉）词、任光曲、陈燕燕演唱。

　　⑶“南洋歌”，片号34423，陈瑜（田汉）词、任光曲、谈瑛演唱。

　　  左翼电影运动是地下党为反击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所采取的一项战斗行动。同时，它又有回击帝国主义的电影侵略与拯救国产影片业的任务。

　　  1933年1月，国民党政府刚与苏联政府恢复邦交，地下党抓紧时机发动进步人士在上海成立了苏联之友社。党的电影工作者田汉利用“苏联之友社”的合法名义，相约任老、聂耳、张曙、吕骥、安娥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音乐小组，附设了“苏联之友社”。这是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个左翼音乐组织。目的是借鉴苏联音乐的宝贵经验，创作民族化大众化的群众歌曲，去占领电影音乐阵地，抵制黄色歌曲与形形色色的靡靡之音。任光之所以参加音乐小组，田汉是经过郑重考虑的。

　　 任光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赴法国里昂大学音乐系勤工俭学，接受西方高等音乐教育。毕业后，又应聘赴河内亚佛琴行担任工程师多年。1928年回国进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音乐部主任。在当时，可称是一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音乐家。而且家中还“有一架很好的钢琴”，本人又“是一位不错的钢琴家”。此其一，其二，当时任光是法商百代公司的高级职员。本人“比较有钱也比较不被人注意”，在上海哈冈路民厚南里拥有一套私人寓所。家中自备小汽车一辆。其三，百代公司当时可灌唱片，不受国民党当局审查。只要把它夺过来，就是左翼音乐家施展才能的阵地。凡此种种，促使任老作为得天独厚的重要骨干，而应约参加田汉领导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寓所也被音乐小组作为其活动场所。自此，聂耳、张曙、吕骥等也成了任光家的“常客”。每周来此聚首共同“研究国内外形势”，提交歌曲相互“探讨作曲方面的得失”；或参与“拥护苏联、拥护苏联保卫和平人民民主的政治活动”。次月9日，经田汉推荐，任光与聂耳在上海出席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大会。这是党的电影小组为开展左翼电影运动而领导成立的电影界进步组织。会议决定成立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任光与田汉、聂耳等人同时当选为执行委员。大会并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压迫”已“更见严重”的形势发表《宣言》，号召电影工作者“组织起来”，开展“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去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

　　 经过此番部署，任光、聂耳同时接受电影《母性之光》的谱写插曲任务。任光三首，聂耳一首。据《聂耳日记》记载，任光三首完稿于这年2月上旬，早于聂耳所谱的《开矿歌》。插曲写出就受到导演卜万苍的肯定。卜万苍还向聂耳推荐，要他上门聆听，为《开矿歌》谱曲作准备。聂耳听后，曾在2月6日至12日之间的《日记》（未注明日期）上作了记录，由衷称道：“上午，万苍请我到老大（田汉-笔者）那儿代他催一催字幕。他说他昨天已去过任光那儿，听了他为《母性之光》所作的插曲，很好听，任光很不错”，“到老大家，他已出去”。又“打电话给任光，不在家”。后来“任光打电话给我，他等我吃晚饭。到那儿已7点多钟，他正作曲。听了他的新作，我觉很满意，很有情感。它的旋律、节拍和声，都表现着特殊的味儿，听不出是从外国东西抄袭来的，但也不是完全的中国味”（《聂耳专辑》）。

　　 聂耳的《开矿歌》定稿于2月12日。当天正逢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立。与会者任光、安娥、张曙曾对歌曲的形成于旋律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帮助聂耳完成了第一首歌曲。这可以从当天的《聂耳日记》中得到证实：“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从今天开始，它改正我很多在‘乐句’与‘味儿’上的错误”（《聂耳专辑》）。内中由于笔漏未写明歌名，实际所指就是《开矿歌》。

　　三

　　 前面我们着重探讨了三个问题：一是田汉创作的《母性之光》剧本的情况；二是任光参加左翼电影运动的前后因由；三是任光创作《母性之光》插曲的有关情况。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内容到形式正确对待任光与电影《母性之光》所作的插曲，正确评价任光开拓左翼电影音乐的业绩，亦就是应当把它们置于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衡量，经过实事求是的分析比较，得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既不能想当然地一概说好，也不能用今人的尺度去苛求、责难。

　　 （原文刊登在1988年《电影艺术》第2期）

　　无产阶级音乐家任光

　　周希灿

　　　　任光是新四军优秀战士，无产阶级音乐家，全国著名烈士。他一生“忠于民族，忠于艺术”，为人民的音乐事业，为民族的解放斗争鞠躬尽瘁，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任光牺牲后，重庆《新华日报》载文悼念，向海内外公布音乐家任光已于皖南事变中遇难，赞扬他是“一位紧紧擎住音乐武器的革命号手”，“勇敢地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哨，揭露侵略者的丑态，戳破顽固分子的嘴脸，并謳歌着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对他作了高度而恰当的评价。

　　近几年来，经过党史和音乐工作者努力发掘，已基本弄清任光的生平事绩，发现和编辑出版他的一些著作，这对于研究和评价任光有重要作用。本文就任光在无产阶级音乐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作一粗浅的述评。

　　一、任光的无产阶级音乐观及其理论成就

　　　　任光生前曾经说过：“音乐是大众的，应该从大众身上去发挥，我们作曲者的义务，不过把劳苦大众那种悲惨生活的痛苦的呼声传达出来罢了。”他主张作曲者要“极力向下层的地方观察，去体验中国劳苦大众惨痛的生活，用大众最熟悉的声音作曲子。”他的创作实践正体现了他的这种认识，事实雄辩地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任光无产阶级音乐观的形成和发展是有个过程的。任光所处的时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由于任光能够接受先进思想，以音乐为武器，勇敢地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哨，坚决地反对黄色没落的旧音乐，提倡振奋民族精神的新音乐。因此，他的创作自始至终都贯串歌唱劳苦大众，歌唱抗日救亡为主的一条红线。任光的一生是爱国主义者的一生，是知识分子追求革命、忠于党的革命事业的一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音乐家。任光的成就，既有他秉性天赋和优越环境的客观有利条件，又有他勇于进取、不断追求进步，直至献身革命的高尚品德。

　　  1900年任光出生在清贫的劳动阶层和景色秀丽、地方乐曲丰富的浙东嵊县（今嵊州市）山城。7岁上学于鹿胎山麓这远近闻名的二戴小学，这是一所纪念东晋时隐居剡县的戴逵（字安道）、戴颙父子而建立的戴公祠的基础上创建的小学。任光对戴安道的品藻、技艺、言行十分钦佩，戴不仅博学善文、工书画、善雕塑，而且能弹一手好琴。传说某王公贵族闻戴善鼓琴，使人召他，戴在使者面前摔破了琴说：“戴逵不为王门伶人”。从此侨居剡县，绝足豪门的音乐故事，在少年任光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任光对当时民间的演唱，不论是小调、歌谣、莲花落，以及后来发展成越剧的“的笃班”，他都有浓厚的兴趣。由于家乡先贤的影响和民间音乐的熏陶，他入嵊县中学读书时已会拉二胡，吹铜号，弹风琴，有“小音乐家”之称。当时抵制日货，反对袁世凯卖国，在这小城掀起小浪潮时，他就能上街作反帝宣传，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对外来侵略的种子。

　　  1917年夏，任光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在新文化浪潮的震荡下，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熏陶，使他懂得革命道理。他热爱祖国，愤发图强，又亲身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决心以音乐为武器，唤起民众，争取光明。为了提高音乐水平，他决心自费去法国勤工俭学，以求深造。1919年10月入法国里昂大学学音乐。他一面学习，一面在一家钢琴厂当学徒，经过刻苦钻研，他学到了专业音乐知识，掌握了作曲的技能，钢琴校音的技术。由于技术高明，人又干练，于1924年他被派去越南河内亚佛琴行当了三年工程师兼经理。

　　  1928年，任光从法国返回上海。不久，被聘为法国资本家在上海开设的“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负责音乐节目的选定和录制工作。在上海，任光受到左翼文化人士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由中共直接领导的革命音乐组织。从此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1934年12月任光发表了与安娥合作的音乐论文《歌曲小讨论》。论文指出：“音乐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完全借用声音的高低、长短、快慢（音阶）……的变化，表现出各时代、阶层的、地方的种种生活感情。”他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阐述关于大众歌曲的见解：“过去大多数的音乐，差不多都是带麻醉性的娱乐品……为有闲人们的消遣物。为大众创作的歌曲实在太少”，“现在很多大众接受的音乐，未必一定就是大众音乐。大众音乐也不一定以大众接受的数量来作标准。”他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大众音乐，常常在音调、节拍方面很严正、少趣味，难于为大众接受。反而那种或多或少带麻醉性的音乐，加以大众文学的歌曲易于使大众接受”。任光根据靡靡之音麻醉歌曲盛行的现状，尖锐地指出：“我们只有刻不容缓地去提倡和创作真正的正确的大众音乐，赶快去代替这种病态的大众音乐歌曲”的革新主张。这就明确地提出了音乐必须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通过理论和音乐作品所起的宣传作用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自觉地把音乐创作活动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这是我国左翼音乐界较早的也是颇有影响的一篇大众歌曲的论文。

　　  1938年10月。任光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欧行考察和进修后回国，接受了武汉《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提出了发展中国音乐的三点主张：一要借助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去发掘与整理中国的传统歌曲；二要从民间音乐中去取材；三要努力提高民众的音乐水平。同年11月，任光再次发表与记者交谈的欧行考察观感时指出：“西洋音乐自19世纪以来，有的已开始降至资本主义化，有的又因国际形势的转变而已渐渐加上捆缚的锁链。如果中国音乐还要一味模仿西洋，即会把锁链自缚其身，针对当务之急，要尽快提高民众音乐修养。”任光进一步阐明：“作曲家的义务就是要教育大众，使大众逐渐地提高音乐水准。因此，作曲家还必须到最下层的地方去观察，去体验中国劳苦大众的惨痛生活，才能用大众最熟悉的声音来作曲。”这里任光已经认识到西洋音乐的先进性，决定了中国采纳其精华的必然性。但他没有全盘肯定，“一味模仿西洋”，而是在肯定进步性的同时，指出了西洋音乐的资本主义化。因此，任光主张借助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去发掘、整理中国的传统音乐。这是任光对西洋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关系的深刻论述。任光的有批判地接受西洋音乐，洋为中用，努力发掘中国的民间音乐，提高民众音乐水平，作曲家深入群众，创作群众所喜爱的音乐的理论和观点，即使现在也仍然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的。

　　　　

　　二、任光在无产阶级音乐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任光的音乐思想在三十年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和中国电影音乐发展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并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任光从1928年被聘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起，结识了田汉等左翼文化人士，受进步思想影响，从而使他的音乐才能得以充分发挥。1933年1月，任光与聂耳、吕骥、张曙等在沪参加由田汉发起组织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他们经常一起学习苏联的优秀歌曲作品，探讨作曲方面的得失，参与拥护苏联、拥护苏区、保卫和平和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活动。同年2月，又与聂耳等人在沪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探讨中国新兴音乐的理论和创作发展的道路问题，为音乐灌注入时代“新的内容”。1934年春，在田汉的领导下，又与聂耳等人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以团结广大音乐工作者投入左翼进步影剧音乐活动，建立和扩大革命音乐阵线。在这期间，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身份，不易被当时统治阶级注意的有利条件，主动将私人住宅供作音乐小组的活动地点，接待聂耳、吕骥、张曙等革命同志，并将自己的汽车供小组作交通工具，用它来掩护或转移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任光还接受田汉建议，经向外商推荐，使聂耳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当时聂耳已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光接受地下党员田汉提议，推荐聂耳与之共事合作，这表明了任光在自觉向党靠拢，接受党对左翼音乐运动的领导。因此，任光的创作活动，一开始就与方兴未艾的左翼音乐运动相结合。在党的领导下，任光在左翼音乐运动中做了两件事：一是通过为“百代”灌制唱片，努力搞好革命歌曲的传播工作；二是搞进步电影配乐作曲，积极开展左翼电影音乐的拓荒工作。这是任光的两大业绩，对我国新兴音乐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任光是革命歌曲唱片的先导者。在20年代，中国所有的唱片几乎都是戏曲节目，歌曲唱片一张都没有。歌曲唱片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到了30年代中期就能和戏曲唱片分庭抗礼，甚至后来居上，这虽是时代的产物，但从唱片史料上来探讨，是和任光的热情倡导和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尤其重要的是在任光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歌曲片中始终有一条鲜明的、进步的红线贯串其中，这就是“不断地朝着为革命斗争服务，和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这是大家公认和史料可以查证的。“百代”是外商经营的企业，国民党官员不敢轻易染指。它制作唱片，免受检查，任光又有权决定录制音乐唱片的曲目，当时左联领导经瞿秋白同意后，决定将左翼音乐家的歌曲，通过任光录制唱片，从而传播出去，打开新兴的左翼音乐通向群众的渠道。任光大胆利用职务之便，录制冼星海等左翼音乐家的歌曲唱片达四、五十张，其中有聂耳作曲和他亲自演唱的《打砖歌》《开矿歌》《码头工人》以及用夏威夷吉他演奏的《渔光曲》，是聂耳留下的珍贵史料，这都应归功于任光。在当时，任光还与聂耳等人举办唱片“试音会”，播放各种类型的歌曲，让文化界、音乐界人士和一般听众到会鉴赏、品评，用事实说明不同内容和风格的音乐之优劣，抵止靡靡之音的泛滥，扩大革命歌曲的影响，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任光又是电影音乐的开路先锋。任光的音乐创作是多方面的，有谱写救亡歌曲、儿童歌曲、抒情歌曲和民乐合奏曲等，尤其是电影音乐方面的创作，可以说是开路先锋。1933年任光和聂耳同时进入电影界，并与夏衍、田汉、蔡楚生、聂耳等人当选为刚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委。他与聂耳初次合作为电影《母性之光》配乐作曲，其中插曲《开矿歌》是聂耳的电影音乐处女作，而影片的同名主题歌及插曲《南洋歌》则是任光电影音乐处女作。1934年，任光再度与聂耳合作，创作了他的电影音乐成名作之一————《渔光曲》（聂耳配乐）的同名主题歌和插曲《渔村之歌》。影片《渔光曲》于同年6月14日在上海首映，当时正直盛夏酷暑，影院门口仍是人头簇拥，摩肩接踵，冒暑争相购票，都想先睹为快。该片连映84天而卖座不衰，盛况空前。影片《渔光曲》中多次出现的同名主题歌，以衰怨的旋律，描写当时东海渔民的艰辛劳动，困顿生活和愁苦心情：

　　“鱼儿难捕租税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这个影片的主题具有闻者泪垂的艺术魅力，这支歌很快就风行于世，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名曲。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中说：“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此片于1935年获苏联莫斯科电影荣誉奖，是我国影片在国际上第一次获奖。从而奠定了任光在我国电影音乐史上的地位。

　　此后，任光还与聂耳合作，完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左翼影片《大路》的配乐作曲；聂耳负责配乐并创作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小野猫》；任光创作了插曲《新凤阳歌》和《燕燕歌》。1936年，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迷途的羔羊》的配乐和主题歌《月光光》,插曲《新莲花落》的创作。从1933年到1937年，任光所写的12部电影音乐，半数以上都是为左翼进步影片而作，其中的18首歌曲更是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反映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及他们的乐观精神和战斗意志。因此，任光同聂耳一样，都是我国左翼电影音乐的拓荒者。

　　三、任光坚持以音乐为武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任光的一生，是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中度过的。他冲破白色恐怖，坚持以音乐为武器，在国内和国外，在后方和前方，努力开展革命的民众音乐活动，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身于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激励斗志的歌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无愧为“民族的号手”。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国民党蒋介石屈辱忍让，压制人民抗日热情，甚至禁止宣传演出中出现“东北是我们的”、“九·一八”等台词和字样。在国内外双重压迫的形势下，任光顶着反动逆流，于1932年3月，创作领唱齐唱曲《十九路军》，歌颂十九路军在上海民众支援下团结一致英勇抗战，它是最早的爱国抗日歌曲之一。此后，又创作了《少年进行曲》《和平歌》（又名《反侵略战歌》）等反帝反侵略歌曲。特别是1936年5月创作发表的齐唱曲《打回老家去》。这是首以“一呼百应”的表现形式谱成的口号歌曲，强烈地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誓死收复失地的钢铁意志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这是任光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中倾听民族呼声而作的大众歌曲，也是任光投身新音乐运动后，转变创作作风所写的代表作。这支歌在上海民众歌咏会演唱后，便不胫而走，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很快汇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群众最欢迎的抗战救亡歌曲而唱遍中国大地，最终被列为抗日救亡歌曲代表作之一，而载入中国现代音乐史册。

      任光在《打回老家去》这首歌词中，直截了当地提出“打走日本帝国主义”、“他强占我们的土地、杀死我们同胞”、“东北地方是我们的”、“全国同胞快起来”和“我们不做亡国奴”等抗日救国的战斗口号。因此，日本方面和国民党特务机构十分仇视，同年8月下旬《打回老家去》被上海租界工部局禁唱。1937年7月，上海日本领事馆查明,《打回老家去》歌曲作者“前发”，就是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准备对他采取行动。公司法侨经理转告他辞职，任光不得不离开祖国，再次流亡海外。

　　  1937年秋，任光在法国进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并参加当地音乐文化活动，担任了法国左翼组织“民众文化协会”的委员。他发动旅法侨胞、华人在巴黎组织华侨合唱团，还为中国抗战难民举办募款义演，开创了海外抗日救亡歌咏的先声。在法期间，任光出席有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他在会上指挥华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歌曲，赢得各国代表的好评，赞扬：“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无限的希望”。在巴黎民众歌唱团举办歌咏比赛会为西班牙受难儿童募捐时，任光登台为自己在巴黎创作的《中国进行曲》担任钢琴伴奏，受到听众的热情欢迎，当时法国报纸曾赞誉道：“中国人民作曲家任光先生所作之《中国进行曲》，能充分表现出他对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决心。”是“这次节目中最成功者。”

　　  1938年10月1日，任光偕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一起从法国启程，经香港到达武汉，继续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他以兴奋的心情创作了《高粱红了》（又名《青纱帐里》————献给游击队的母亲），反映游击队员战斗生活，曲调生动活泼，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月下旬，随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与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等人一起从事电影音乐工作。为了推动国统区的群众歌咏活动，他热情地向社会各界介绍法国巴黎的民众歌咏运动情况，呼吁各界经常刊登歌曲，为抗战服务。

　　  1939年5月，国民党政治部在三厅推行“防共反共”方针，对三厅人员进行限制干涉。任光脱离三厅，离开重庆转赴新加坡，客居华人区中峆路公寓。任光为了解祖国的抗战形势，曾与脱离第三厅应聘至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郁达夫“日夕往返”。在新加坡组织华人革命组织“铜锣合唱团”，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致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海外华人区，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和培养人才。

　　任光在新加坡期间创作了歌剧音乐《洪波曲》。这是中国新音乐运动涌现的又一部新歌剧。它取材于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山东进行的驰名中外的台儿庄会战。剧作者安娥深入前线，实地采访，以池峰城师长指挥的三十一师英勇抗击日军，据守台儿庄为主线，歌颂了军民密切配合，英勇抗日保卫台儿庄的业绩。任光以歌剧脚本为基础，采用民族民间音调为素材，运用欧洲现代音乐技巧，通过独唱、对唱、轮唱、混声合唱的形式，完成了这首民族新歌剧，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唯一歌颂台儿庄战役的大型音乐作品。

　　  1940年4月，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返回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艺术处工作。他冒着当局的高压政策，为抗日游击队创作了齐唱曲《不害怕进行曲》（田汉词），这是一首反对日、蒋、汪共同策划“出卖中国，联合反共”的歌曲。全曲一呼百应，自信有力，带着民族风味，采用山歌形式，向人民宣传中共中央的三大政治口号：只有抗战到底才能救中国；鼓动国统区同胞去敌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抗战。此歌曾在1941年5月延安《歌曲半月刊》上刊登。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制造国共摩擦，白色恐怖笼罩山城重庆。他们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第三厅，任光接受陶行知校长建议，转至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为抗日难童学生教授钢琴、作曲等课程，课余组织育才教师合唱团，排练所作歌剧《洪波曲》和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

　　  1940年7月，叶挺将军到达重庆，邀请任光去皖南，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任光光荣参加新四军。同月下旬，随同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前往皖南，月底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在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工作。战地文化服务处是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对外宣传而设立的机构，直属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我和文化部长钱俊瑞领导。不久，他为新四军创作了第一首歌《擦枪歌》，战士们非常爱唱。这年秋，任光在云岭中村出席新四军军部俱乐部联欢会，并应邀他独唱所作电影歌曲《王老五》。由于歌曲风趣幽默，兼有民间说唱风味，在作曲家本人的解释下，歌声成功地再现了流浪汉王老五的形象，因而从这以后，战士们都亲昵地叫他“王老五”。每当集会时，拉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就会有人站起来领呼“王老五,来一个！”全场就爆发出“王老五，来一个！”的一片喊声。此时，任光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走到台前，边演边唱，惹得全场指战员和周围老乡们都乐了，会场上像倒翻了的一锅沸腾的水。在行军、演习的间隙，只要有一个人哼起《王老五》一句歌，大家就应声合唱，随即又是一阵欢笑。这首歌，竟在新四军里起到了增强团结、鼓舞士气、发扬乐观主义精神的作用。

　　任光在部队里，穿一身青灰色军装，瘦高的个子，剃了个平顶头，讲一口“嵊县腔”，有一张饱经风霜的古铜色的脸，面带微笑，异常风趣，丝毫看不出他是个颇有名望的音乐家。他白天常下连队接近战士，召集部队文化骨干教唱歌曲，有时也到老乡家里聊天。晚上则专心搞创作，总是边弹边唱，全神贯注。部队没有像样的乐器，就借助于从小学借来的一架风琴，这是他创作伴音的唯一工具。

　　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党本着团结抗战的精神，决定新四军渡江北撤。1940年底，军部发出了《告别皖南书》，任光随即谱曲，创作了《别了，三年皖南》（后改名为《新四军东进曲》）。歌词写道：

　　……三年的皖南，别了！

　　那个来拦路，那个被打倒。

　　冲破重重叠叠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窝巢。

　　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

　　这首雄壮的进行曲，先由军号吹出响亮的前进号角，中间伴有坚定的军鼓节奏，歌声充满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精神。任光亲自到部队中去教唱，受到战士的热烈欢迎，很快在新四军各部队中流传开了，成为全军最爱唱的歌曲之一。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突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军被逼突围。当叶军长向全军作战斗动员后，任光在朔风凛冽的阵地上，亲自指挥他创作的《新四军东进曲》，用倾注着他革命意志和胜利信念的战歌，鼓舞全军的士气。然后，随着军部奋力突围。1月13日，在一次战斗中任光不幸被流弹击中，当时叶挺军长正在附近，闻讯赶到任光身边，双手抱住，连声呼唤他的名字，但任光已奄奄一息，倒在叶挺的怀里壮烈牺牲。叶挺忍着悲愤告慰他新婚不久的徐韧说：“任光同志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中国人民而光荣牺牲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永远牢记任光的这段光荣历史”。2月，叶挺从江西上饶集中营解押到重庆途中，秘密投书原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嘱阳转告周恩来副主席：“任光已在我身边阵亡”。

　　任光殉难时只有41岁。尽管他组织上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一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原载1990年11月《浙江省新四军历史人物研究文集》

　　

　　徐韧————任光的妻子 不屈的战士

　　朱美君

　　　

　　　　1941年1月，任光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时隔一年多，他的妻子徐韧也在关押新四军干部的上饶集中营里被敌人抢杀，夫妻双双均为抗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徐韧虽然从未到过嵊州，但她是任光的妻子，嵊州人的媳妇，我们嵊州人永远不会忘记她。

　　　　徐韧（原名徐瑞芳）是广东东莞人，1918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3年到1940年她先后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和医学院前期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随学校流亡到昆明，进入了西南联大。她虽学医，但酷爱音乐，擅长歌咏，平时爱读各种进步书刊，这使她思想活跃，视野广阔，并加入了进步学生组织和剧团，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是学生运动里的一个积极分子。

　　　　一、参加革命

　　　　徐韧十分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一直想参加八路军或新四军，到抗战一线去战斗。她多次找到八路军驻昆明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或皖南，但当时的战乱年代，交通不便，特别是一个女孩子，长途跋涉从西到东，非常困难。但徐韧意志坚定，一定要到前线去，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拗不过她，便给她写了一封去新四军的介绍信，徐韧不顾一切困难，于1940年7月来到了贵阳。因为贵阳到皖南的机会相对多一点，所以她先转道到贵阳。

　　　　在贵阳住了好几天，才打听到了一辆即将去皖南的卡车，徐韧匆匆赶去，把介绍信递给了车上的领队（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袁主任把她介绍给车上唯一的一个女同志邬凌秋，要她沿途照顾徐韧。经过近一周坑坑洼洼的奔波，躲过了许多次日机的轰炸，徐韧和同志们终于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成为一名新四军的战士，并被分配到军政治部文化组工作。

　　　　二、结为伉俪

　　　　当时任光随叶挺将军也从重庆到达新四军军部，也在这个单位，两个人很快熟识起来。而音乐，使他俩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徐韧对任光是仰慕已久的，她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是电影《渔光曲》的热情观众，任光的名字早就印在她心头。此刻这个为她所仰慕的英俊男子突然来到了面前，深深地吸引了她。而任光能够在新四军里遇到这样一位懂音乐的女大学生，也很欣慰，在他创作过程中，徐韧是第一个听众，也是第一个演唱者，通过两个人的推敲琢磨，使作品达到更好的效果。由于工作上的接触，他俩产生了感情，当叶挺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高兴，特批他们结婚，还特意在军部礼堂为他俩举行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结婚仪式，这对革命者在战火中结成了一对伉俪。

　　　　结婚后，徐韧就是任光最好的助手，每当任光孕育着一首新歌曲的时候，徐韧便随时将他哼唱的旋律记录下来，然后不断修改、补充，直至完成。虽然他俩在新四军里的时间不长，但任光创作的《擦枪歌》《别了，三年的皖南》，也是任光作品中的精品，也都有着徐韧的功劳。

　　　　1940年底，国民党当局命令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长江以北，但暗地里却调动大量的军队，企图把新四军围歼在皖南。新四军也觉察到这一点，为了安全，军部决定把机关、老弱妇幼伤病号先撤退，叫任光夫妇也一同与机关先撤退，但被他们拒绝了，战士们需要歌曲，他们也离不开战士，也要在战斗中考验锻练自己。就这样，夫妻俩随大部队一起撤退。1941年1月13日，当部队到达石井坑村时，任光不幸被流弹击中，英勇牺牲，而徐韧也在悲伤中受伤被俘，短暂的婚姻就被罪恶的子弹击碎了。

　　三、英勇不屈　　　

　　　　徐韧负伤被捕后，一个姓柴的国民党青年团长看上徐韧了。徐韧年轻漂亮，又有文化，希望她能成为他的太太，徐韧坚决拒绝。最后徐韧听说被俘的同志都押到上饶集中营去了，她也愿意到集中营去，绝不当团长太太。

　　　　1941年3月国民党在江西省上饶的七峰石、茅家岭、田家村、李村等村设立监狱，统称上饶集中营，关押囚禁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是一座人间地狱，共关押了760多名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徐韧被解押到上饶集中营，囚在军官大队第五中队第三区队。 初到集中营，徐韧因刚失去新婚的丈夫，心情悲愤，神情郁抑，有时低声哭泣，队里的姐妹们看到这个情景，都来安慰她，劝导她。秘密党支部指定一位大姐专门陪伴她，帮她料理生活，晚上同她一起睡。几个月后徐韧逐渐恢复了正常，她跟着姐妹们一起干苦役，出操，一起偷偷商量对付特务队长的计策。徐韧是大学生，懂英语，一天集会，她用英语唱起了《八路军军歌》和《新四军军歌》，同志们都为她鼓掌，几个狱警听不懂，认为徐韧唱得很好听，也跟着鼓掌，姐妹们笑得前仰后翻，敌人很是得意，认为活动搞得这么好，后来才知道他们上当了，但又无办法。

　　　　女囚队的特务队长名叫曾恭生，他见徐韧年轻漂亮，不怀好意，徐韧对他恨之入骨，经常戏弄他。有一次他对徐韧动手动脚，徐韧愤怒斥之，“滚开！放规矩点，我们不是好惹的！”还拿起小板凳向他脑袋砸去，吓得他踉踉跄跄差点率倒。特务队长恼羞成怒，把徐韧关进中队部的土牢里，徐韧又以绝食同他们进行斗争。女狱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砸墙、撕标语等与特务进行斗争，还大声地喊：“徐韧有什么错！不释放徐韧，我们不罢休！”曾恭生怕在上司来视察的时候出丑，没有办法，只好从土牢里放出了徐韧。

　　　　徐韧和狱友们一次次地与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恼羞成怒，伺机报复。1942年6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金华、攻陷衢州，逼近上饶，上饶集中营决定向闽北迁移。6月17日下午，集中营各队在重兵押送下抵达福建崇安县赤石镇，分批渡河。最后渡河的第四中队，在秘密党支部事先周密的组织和策划下，发动了暴动，有的同志当场倒下了，但近百名同志冲出了虎口。6月19日，集中营当局在闽北赤石镇郊外，对所谓的“顽固分子”进行了一次大屠杀，在被枪杀的76人中，有7个女同志，徐韧就是其中的一个。敌人是用欺骗的手段，一个个从女囚队中把她们叫出来，说是要把她们编到另一中队，但她们都知道，这是敌人要对她们下毒手了。徐韧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有满腔抗日的热忱、强烈的爱国情结，她和丈夫任光都是为了抗日而来到新四军的，她不明白，为什么爱国有罪、抗日有罪？在集中营，她受到了更多的教育，鼓起了对敌斗争的勇气，坚决捍卫自己的尊严，以她的坚韧与敌人作斗争。临刑前，她美丽的大眼睛里含着泪花，跟着大姐们发出了同样的吼声。徐韧牺牲时年仅24岁。

　　　　任光、徐韧你们虽然离开我们已70多年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你们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嵊州人民的心中！

　　任光不可多得的合作者————安娥　　　　　　　　　　　　　　　　　

　　朱美君

　　　　1928年任光回国后，他的法国妻子因不习惯中国的生活，离开任光，独自回到法国，任光则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制作和音乐的创作中。从1932年起到1941年任光牺牲，在不到10年时间里，任光共作曲近百首，而大部分作品都是同安娥合作的。特别是1933年至1937年，他们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

　　　　任光从一个普通的外商职员，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也同安娥的相识分不开。安娥1925年北京国立美专肄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大连从事宣传、女工工作，1927年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陈庚领导下工作。而任光当时只是怀着一颗爱国的心，还不知道怎样去为民族呐喊，怎样去为民众服务。作为共产党员的安娥，与进步的文化音乐界人士组织起一些学术团体，表面上是研究学术，实际上是探索如何通过戏剧、音乐去唤起民众。任光在安娥、田汉等革命者的影响下，参加中苏音乐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开始踏上传播爱国歌曲和创作进步歌曲的革命之路。

　　   1931年由于叛徒告密，安娥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还是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到1933年经任光介绍，也进了百代唱片公司，并任歌曲部主任，这给他们合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他们合作的第一首歌就是《渔光曲》，它是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安娥和任光用生动深刻的语言，凄切悲愤的音调，描绘了广大渔民在祖国广阔的大海里摇船撒网，辛勤劳动，却是“鱼儿难捕租税重”“捕得了鱼儿腹内空”。在这“祖祖辈辈世世穷”的极为困苦而又十分危险的劳动生活中，又有多少善良的渔民被夺去无辜的生命啊?!但他们不绝望，他们还要生活下去，还在期待着那幸福日子的到来。《渔光曲》的主人公们那种摆脱困境的强烈要求和十分执着的求生欲望，在处于使人彷徨、困惑、苦闷的三十年代的感到耻辱并具有民族危亡紧迫感的人们心中，不仅引起怜悯、同情，它也敲起警钟，激励人们觉悟。《渔光曲》能在上海破天荒地连演84天。这与很受观众欢迎的主题歌《渔光曲》大有关系。同时1935年，在莫斯科举行的31个国家影片的比赛中，《渔光曲》第一次为中国在国际上获得“荣誉奖”，其主题歌也在全国广为传唱，在上海几乎人人都能唱，而任光和安娥两个名字也随之声名大振。

　  　此后，他们合作创作了几十首有名歌曲，歌曲的主题一是展示劳苦大众苦难和悲惨生活的，如《渔光曲》《大路》《新凤阳歌》《迷途的羔羊》《新莲花落》《王老五》等；二是为抗日救亡斗争而呼号，如《打回老家去》《少年进行曲》《反侵略战歌》《大地行军曲》《抗敌歌》等，特别是《打回老家去》，被认为是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救亡歌曲，最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歌词简洁明朗、铿锵有力，反映了中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和呼声，这首歌一作出，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打回老家去”同时也成为了当时最振奋人心的抗日口号。他们还合作编写了唯一一部描写台儿庄抗战的歌剧《洪波曲》；第三是为少年儿童而作，如《小鸟儿思亲》《落叶》《三万歌》等，把儿童天真、活泼、稚气、向上的性格都用歌曲把它淋漓尽致的反映出来了。

　  　任光好像专为安娥写的词谱曲，而安娥也是专为任光的曲填词，他们合作的作品之多、合作之密切也是无人可比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点。

    　其一，他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特别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因而能用深刻生动的语言，描绘贫苦人们的生活，使它渗进人们的感情深处，教育人们认识生活，认识社会，引起人们深思，促使人们觉悟，激发人们与旧社会斗争的坚定意志，它具有别的宣传教育所不能代替的动员力量。《渔光曲》也可以说是救亡歌曲的先声，为人们的觉醒起了鼓舞和催化的作用。它和《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这些抗战歌相辅相成，在开展救亡歌咏运动、提高人们爱国救亡和反抗压迫的革命意志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和其它革命歌曲一起，在革命音乐发展过程所做的贡献和影响，是久远的，永存的。

      其二，在艺术上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才子。任光的音乐底蕴很深，幼小他在越剧的故乡长大，的笃板、秧歌调伴随着他的童年，而且就读的二戴小学又十分注重音乐的教育，使这个有音乐天赋的人从小就打好了基础。后来又到法国攻读音乐，使他能把中西音乐结合起来，使音乐能为政治服务。如《渔光曲》使用4/4拍子，但能唱出4/3的效果，唱着此曲，让人有着坐在船头的感觉，而且曲调凄凉委婉，反映出打渔人的艰辛；而抗日歌曲《打回老家去》，又采用简洁有力、一呼百应口号式的曲调，易记易唱，全曲几乎每句都重复，气势十分豪壮，它唱出了千千万万同胞心中的吼声，表达出人民要“打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而安娥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女，无论在把握歌词的口语化、音乐性、意境的喧染，以及结构严谨等方面都表现出她的独到之处，她的歌词既朗朗上口，又波澜起伏，七字句与三字句交错，使语势变换，从而形成了抑扬顿挫的节奏；她的炼字讲究一韵到底的韵律美。她的歌词既感情充沛，又落到实处，无论是叙事性、抒情性、讽刺性还是口号性的作品，都能做到主观感情的表达和客观现象都能融汇一体，致使明白易懂，又给人以联想，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总之安娥的歌词质朴自然、明朗舒展，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其三，他们都能深入到最基层。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必须到最基层中去，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能感动人的作品。《渔光曲》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轰动效应，与他们深入渔民体验生活分不开。安娥当时在大连搞女工工作时，就经常到渔民中去，十分了解渔民的艰辛和生活的困苦；而任光也与编导蔡楚生一起到上海吴淞口渔民中去体验生活，在回来的当晚就写下了主题歌《渔光曲》；安娥还应战区政治部邀请，以《广西日报》记者的身份赴战区采访，奔波在各抗战战场。特地到台儿庄前线，根据实地采访所得，写出了歌剧《洪波曲》，歌颂台儿庄人民和军队的密切配合，英勇反击日本侵略者和保卫台儿庄的壮烈的业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及其内部的腐朽黑暗，指明侵略者玩火自焚的必败结果，宣告贪生怕死和背叛祖国者无地自容的可耻下场。而任光运用欧洲现代音乐的技巧，通过独唱、齐唱、对唱、轮唱、混声合唱的形式，完成了这部民族新歌剧，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唯一一部歌颂台儿庄的大型音乐作品。任光参加新四军后，经常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不久就写出了描写新四军战士的《擦枪歌》，深受战士们喜爱。

　　 1934年12月25日，任光和安娥合作发表了任光唯一的音乐论述《歌曲小讨论》，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阐述大众歌曲的见解，阐述歌曲是音乐和文学的综合，要创作正确的大众音乐去代替病态的大众歌曲。任光和安娥合作的歌曲，正是他们在论文中所写的，是完善的大众音乐加上完善的大众文学，合起来成为一支完善的歌曲；为大众服务出发，写出大众接受和喜爱的音乐作品。所以他们的创作的歌曲在当时的音乐发展和激励中华民族的独立、为民族的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今他们的作品仍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的教材，他们的歌声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一张任光的遗照

　　周希灿

　　    1995年12月，任光在嵊的侄女任亚萍把他珍藏多年的一张任光遗照献给了党史研究室。这是一张发黄了的四寸全身生活照，任光穿着背心短裤，肩披浴衣，健壮结实的个子，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潇洒的风度，是任光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时，下班回家洗澡后随便摄下的。当时正是任光在田汉领导下，与聂耳、吕骥、张署等发起组织“苏联之友”音乐小组，又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以团结广大音乐工作者投入左翼进步影剧音乐活动，建立和扩大革命音乐阵线之际，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身份，不易被当局注意的有利条件，主动将私人住宅供作音乐小组的活动地点，接待聂耳、吕骥等革命同志并将自己的小汽车作小组交通工具，用它来掩护或转移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因而这个时期摄下的照片就有特定的历史意义。

　　　　任亚萍为什么献出这张照片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时，正当撤县设市开展嵊州精神大讨论的时候，我以“无私奉献、勇于进取”为题谈了任光的崇高品德。任光从一个石匠的儿子到上海求学、出国留学，成为著名音乐家，他高扬爱国主义者旗帜，为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存亡，放弃了高薪、洋房、小汽车优裕的生活，毅然参加新四军，投奔抗日最前线，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高尚的品质，就是一种真正无私奉献的精神；任光在音乐发展道路上，他借助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歌曲，从民间音乐中去取材，到“最下层的地方去观察、体验劳苦大众惨痛的生活，用大家最熟悉的声音作曲”，他以时代的脉搏、战斗的需要，不断改变创作风格，创作了《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别了，三年的皖南》等体察民情、鼓动人心、激励斗志的歌曲，这是不断进取、勇于进取的精神。总之，从任光身上体现出来的“无私奉献、勇于进取”的精神，是嵊州人民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精神财富。

　　　　电视台播放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认为任光精神可敬可佩，任光精神是嵊州精神的体现，为嵊州出了这位大音乐家而感到自豪。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特地找上门来，自我介绍她是任光的嫡亲侄女，说我二叔牺牲这么多年了，你们党史研究室、电视台的同志还为他写文章、放电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她从手提袋里拿出这张发了黄的照片，继续说：“这是我14岁那年和我爹一起去上海二叔家时给我的，二叔在一家外国人办的大公司工作，生活过得很好，住在徐家汇的一座花园式的洋房里，房间很多，其中一间放着大钢琴，靠墙的书架上放满了乐谱。二叔很喜欢我，说我比姐姐胆子大”。有一次，我偷偷地溜进去玩弄钢琴，他见了就过来搂着我问：“喜欢唱歌吗？会跳舞吗？”我说喜欢喜欢，二叔高兴极了。我见二叔很忙，白天去公司上班，晚上常有许多人来访，有作曲家、电影明星，也有外国人。有时我看他们坐在一起争论什么问题；有时又看到他们高高兴兴的弹弹唱唱。有一晚，来了一位很漂亮的女人，二叔弹钢琴，她在傍唱《渔光曲》，娘姨告诉我，她就是大明星王人美。在上海住了10多天，我爹打算带我回家。

　　　　临别前一夜，二叔对我爹说，我可能就要离开上海。我爹关照他要保重身体，并说等时局稳了回上海，我叫霞丽（亚萍的小名）来陪你，你没有孩子，我把她继给你。二叔听了点头说“是”，并用手拍拍我的头说，霞丽，我送你些什么礼物呢？说着他站起来，找出一个十分精致的小皮箱说，这是从法国回来时随身带来的，我把它送给你。又在箱子里放了一本《渔光曲》歌本，几块布料和一些吃的东西。第二天告别二叔就回家了，直到解放后才知道二叔已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我爹在世时也说过，你曾过继给二叔，每年清明、冬至要“请请”（纪念）他，前几天，我整理了二叔给的小皮箱，看着遗物，不觉一阵难过，还有这张遗照，现在就送给你们做个纪念。任亚萍如诉家常，侃侃而谈，言语之间，充满了他对任光的深切怀念。

　　　　事后，我把情况向电视台作了反映，电视台的同志又专门采访和播放了任亚萍老大妈和任光的照片，进一步宣传了任光的光辉形象。

　　原载《嵊州党史资料》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