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乐作武器的革命者————任光

　　————周巍峙访谈录

　　　　我认识任光是1935年，了解任光是在这个以前。特别是《渔光曲》，我对这个歌曲非常喜爱的，也知道任光在百代公司。任光去百代公司是地下工作者田汉的弟弟田洪动员他去的，任光并不愿意去这个外国唱片公司，到那里去怎么给他们工作。田洪说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你去了以后可以为党为革命做很多事。任光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百代公司，因为一些进步的歌曲能够出唱片，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歌，在任光的坚持下，百代公司经理被迫同意制作发行，任光说这里并没有提日本帝国主义，只是抗战，应该可以发。这样百代公司才把《义勇军进行曲》发行了，在全国很快就流行。那个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战斗进行曲，游行示威一开始就唱《义勇军进行曲》，当时音乐也是很重要的宣传方式，它在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黑人歌唱家罗伯森，能够唱这个歌，他又没到中国，为什么会唱这个歌，就是唱片的作用。所以好多唱片，《大路歌》《渔光曲》等都是在百代公司发行的，都是经过唱片在全国流行的。任光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唱片普及了救亡歌曲，没有唱片完全靠底下的传播，那是很费劲的。我那时编了一个《中国呼声集》，是专门登抗战歌曲的，但被国民党抄走了，当时叫爱国有罪，“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喊，所以唱片能够通过市场，通过百代公司去推广，阻力比较小，这个功绩，是很值得，很好的。他担任音乐部主任以后，所出的进步唱片，应该列个目录。反正我知道这也是地下党对他的要求。这是他的一大作用。

　　　　二是介绍苏联文艺。当时宋庆龄办了个苏联自由社，说是介绍苏联文化，下面有个音乐组，田汉是组长，任光参与领导，田汉被捕后，就由任光负责。这个音乐组不对外宣布，是个松散组织，主要介绍苏联歌曲、苏联电影。那个时候很难得到苏联抗战文艺、群众歌曲，通过苏联自由社我们看到了表现苏联社会生活的、表现苏联革命战争的那些电影。还有许多书面的文件，都是通过任光的介绍看到的，大家都非常喜欢苏联的歌曲、电影，写得好，很鼓舞我们的抗战情绪。像《祖国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广阔》等，里面都是称呼同志，只有唱可以，平时不能讲，你讲同志就是赤化了，蒋介石抓共产党是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我也是从苏联自由社认识任光的，我去过任光家里，人家说他是买办音乐家，是很有钱，其实任光家里不是很有钱，车子也是旧车子，钢琴也是旧钢琴，但他穿西装，叼个烟斗，人家看有点洋气。因为在百代公司干事，那时候给洋人办事，要有点洋气，实际是革命音乐家。通过这种形式，做别人做不到的工作。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第三方面就是他的创作。我投入音乐这一行，和任光的曲子引导很有关系。当时比较左的人说《渔光曲》太悲伤了，现在要抗日，悲伤好像不好。我认为，假如不揭露人民的黑暗生活、穷苦生活，包括亡国奴的生活，怎么能引起反抗。《渔光曲》虽然很悲伤，但它有鼓动性，表现一种求生的欲望、反抗的欲望。这就是思想启发，是救亡歌曲的开始，所以大家都愿意唱《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用的是前发的名，是任光从非常抒情、凄惨的风格向口号式风格转变。他的才能是多样的，他根据当时抗战的需要、人们的需要，写出这种简单的抗战歌曲，动员力很大。我们进学兵队，首先教抗战歌曲，然后再学别的东西，因为人的情绪很重要，他的歌曲很动人，很有煽动性。《打回老家去》和《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配套的，后来加上一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游行示威的时候，国民党警察抓我们的人，我们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很多警察还是爱国的，就不抓我们了。所以，这一套对激发人的抗战情绪非常直接，任光在这方面创作的成就很特殊。当时还有个电影叫《月光光》，任光作的曲，曲子很好听、很悲惨，比较左倾的人认为不够革命，实际上他从儿童角度来呼吁，呼吁救救儿童，这是对的。

　　　　任光参加百代公司，就是他伟大的革命生涯的起点，他的贡献很大，也很不容易，但他做得很好，看起来很绅士、很派头，实际上没有架子，做了许多其他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成立中苏音乐会、中苏戏剧协会，传播革命歌曲，拍摄进步电影等。在帝国主义窝里搞革命、搞抗战，他是很伟大的。后来又抛弃比较好的生活，参加新四军，说明他革命意志很坚定。在新四军里表现也很好，他的牺牲是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在转移时被敌人一枪打死的。我很想纪念他，找任光的材料，在中央档案馆里找到当年周总理查任光牺牲的情况，一个新四军干部向总理报告任光牺牲的电文。他死得很光荣，生的时候工作虽然被人误解，但还是很伟大。

　　　　

　　注： 周巍峙历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代部长，中国音协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一、三、四届委员，中国文联第六届第七届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文字整理：朱美君）

　　要纪念像任光这样的老一辈革命音乐家

　　————傅庚辰访谈录

　　　　纪念任光同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是开创中国革命音乐的重要音乐家，是继聂耳、冼星海、吕骥同志之后的一位很重要的音乐家，对我们革命音乐运动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他1900年生，1919年到法国去学习，1928年回来到上海参加进步电影的工作，在百代公司当个音乐部主任，30年代参加上海左联，是左联的剧联的音乐组成员。通过他的工作传播了许多进步的革命歌曲，出版了许多歌曲唱片，而且他本人也创作了许多进步歌曲。后来，他随叶挺到新四军去，他在去那之前写出了“渔光曲”，是非常有名的，直到现在大家都很熟悉，有时音乐会上还在演出。他在新四军时期，也写过《擦枪歌》《别了皖南》等歌曲。他因为牺牲很早，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他是对我们革命音乐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音乐家，应该是属于开创一代的音乐家。

　　　　2000年7月5日，我和孙家正、吴祖强、吴雁泽四个人，收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一封信，信里提出要我们纪念像任光同志这样的老一辈音乐家，并且附了一个任光小传。我收到那封信后，就立刻召开中国音协有关同志会议，传达这个信，并且研究怎么办？我们立即跟家正联系，因为他是文化部部长，家正同志知道这个事后，约我们到他办公室去。大概在8月8、9号吧，开了个会，那天因为吴祖强同志检查身体没有去，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研究，要认真地举行纪念任光同志的活动，学习老一辈革命音乐家的光荣传统，然后我们一封一封给李岚清同志复信。之后，我们就拟出了一个初步的15个老艺术家的名单，再之后，我们又从各方面考虑，又拟了31人的纪念名单，并且在当年9月25号，就召开了纪念任光同志的一个座谈会，是在我们中国音协召开。在后来我们还在一个饭店里召开过纪念任光等30年代音乐家的座谈会，然后按照给李岚清同志复信里面所提到的音乐家名单，我们跟文化部共同商量的意见，认为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分门别类的举行不同方式的纪念活动，有的同志可以开专场音乐会；有的同志可以开座谈会，以文化部和音协的名义与地方共同举行座谈会和纪念活动。事后，到现在为止，据我所知，像我们熟悉的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李焕之、李陵、赵峰等等，包括年轻的施光南、郁结夫、刘志，很多人了，都举行了很多座谈会。这个倡议是很好的，是岚清同志做出的很有意义的事情。

　　　　你们现在要拍纪念任光的这样一个片子，也是很好的事，很有意义，我祝贺这个片子能够成功！

　　注：傅庚辰系中国著名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文字整理：刘育剡）

　　任光在创作和推广抗日救亡歌曲中的作用

　　————孙慎访谈录

　　　　任光我是抗战前30年代在上海认识的，他是在法商上海百代公司搞录音工作的，出什么样唱片，他是把关的，因此他灌录了一些抗战的歌曲和进步歌曲。当时国民党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两字是不准公开的，报上都是用××帝国主义，但是用歌曲唱出来，他们也不好来禁止，所以，任光录了很多唱片，进行抗日宣传，对推动群众的抗日情绪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任光不仅灌制唱片，还创作了象《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影响非常大的歌曲，特别是《渔光曲》，通过电影放映之后影响更大，当时的年轻人都会唱；《打回老家去》经过吕骥领导的夜莺合唱团等一些群众团体的广为传播，特别是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在上海体育场组织了一次千人歌咏会，影响更大，从青年学生到职业青年，男女老少都会唱，这对抗日救亡，起到重大作用。

　　　　任光的作品可以说是大众化，一方面曲调非常平易，容易唱。另一方面，因为他的曲调里面是真实的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心声，所以，这些歌曲当时流行非常广泛。最流行的作品还是《渔光曲》，因为这个曲子比较抒情，曲调比较动人，影片歌曲是王人美唱的，王人美唱得也很投入，情绪很饱满，影片上映后，这首歌简直是风行一时，不仅是年轻人，年纪大的也很喜欢，一首歌曲能达到这样的传唱很不容易。

　　　　任光在民族化方面的歌曲，在民间音调方面有很好的创造，利用民间的唱调来发展。如《王老五》是在群众歌曲里面吸收民间的音调来创作的，群众很喜欢，把他也叫作王老五，当时在新四军活动的地方非常流行。另外一首是《打回老家去》，影响也很大，他是采取一唱众和的手法，改变了群众歌曲都是齐唱的唱法，应该说是群众歌曲唱法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彩云追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作品，是轻快的那种情绪，与《渔光曲》反映渔民生活来打动人心引起感情上的共鸣，是不同类型的作品。任光是个多面的音乐家，能够写出不同类型的作品，想表达什么感情，能够得心应手，很不容易。

　　　　任光的许多歌曲都是民族的音调，非常浓厚和平易，而平易不是简单，是感情的深厚，用歌曲深刻的反映了歌词的内容，又要大家容易唱，要非常上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跟他熟悉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演唱水平分不开的，这样才能受到大众的欢迎，做到家喻户晓。如《打回老家去》当时对抗战是很起作用的，也是最早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一首歌。

　　注：孙慎系中国音协第三、四届副主席，作曲家。

　　　　　　　　　　　（文字整理：齐家声）

　　我所认识的任光

　　————孟波访谈录

　　　　我认识任光，是在1936年。当时任光在法国人开办的上海百代公司任音乐部主任。他跟我哥哥孟君谋很熟悉，是同行。拍电影《大路》《渔光曲》，我哥是制片，所以他叫我小孟。渔光曲的主题歌由安娥作词、任光谱曲，电影一放映以后，这个歌非常流行，到处都唱。电影在苏联莫斯科电影节得了奖，国际上也出了名。记得这个歌有两段歌词，直到现在我还能唱几句，旋律非常优美深沉。我记得他还有一首歌也很有名，就是《打回老家去》，也是安娥作的词，作曲以“前发”的笔名发表。朗朗上口，很容易唱。我现在就唱：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他强占我们土地，全国同胞快起来……很有战斗性，所以当时游行示威，好多活动都唱这个歌。

　　　　有这样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有人写了几首悼念鲁迅先生的歌准备送葬时唱，但都比较难唱，“打回老家去”大家比较熟悉，决定重新排入纪念鲁迅的词：哀悼鲁迅先生……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结果后来送葬的队伍就唱这个歌。记得当时队伍到同文书院虹桥路口时，见有几个日本兵站在路旁边，大家就唱“打回老家去”的原词，就唱“义勇军进行曲”，日本兵见有这么多人对着他们又唱歌又喊口号，就灰溜溜地走了。

　　　　记念9.18五周年的时候，地下党组织了一个要求抗日的示威游行，当时我和朋友们都参加了。游行队伍到了老西门的时候，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冲了上来，他们见人就打，驱散人群，我也挨了打。事后大家都很气愤，东北三千万同胞做了亡国奴，还不让老百姓讲抗战。原来我们提倡“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不到解放时候绝不放弃和平”，我同麦新一起创作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首歌，“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任光听了很赞赏，给录制了唱片发行，就一下子在全国流行开来。

　　　　任光的耳朵特别好，辩音能力特别强，加之对工作认真细致，所以录音很有本事。那个时候录音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全凭任光在录音室听外面乐队演奏歌手唱歌，不断对乐队歌手的位置进行调整，譬如敲锣的打鼓的他都会把他们放到比较远的地方，直到他感到满意了才开始正式录音。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上海，任光的录音水平是首屈一指的。他还自已组织了一个歌乐队为录音服务，发现了乐手聂耳的耳朵很好，便招进百代公司音乐部作他的录音助手。因为是法国人开办的公司，租界当局不好管，国民党又没法管，所以只要任光同法国人讲，这个可以赚钱的，法国人一听说能够赚钱，也不管内容是什么。正是有了这样的有利条件，许多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打回老家去”“王老五”等都录制了唱片发行，这对于唤起民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作用非常大。当时有人见任光住洋楼开小汽车，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我看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血是热的心是红的，正是他利用自已的特殊身份，才能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做那么多那么重要的工作。这与他后来放弃在国外待遇高生活好的优厚条件，接受叶挺军长邀请，决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第一线，抗日救亡的决心是前后一致的。

　　　　瞿秋白当共产党总书记的时候，曾在上海提出：现在应该用一切的宣传手段来宣传抗日。所以党领导开展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很有声势很有成绩，团结了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特别是电影音乐界的热血青年和进步人士。当时在群众中，最有影响的是电影。任光当属此列，并且是其中的皎皎者。那时，冼星海也在上海，住一个二层小楼。我们经常在他家聚会，任光是和安娥一起来的，还有吕骥、我、麦新、孙师毅等左翼的这些人。主要谈抗日救亡、谈歌词与音乐创作，我和麦新还曾向冼星海学习指挥。事实证明，当时的许多积极分子，以后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党在宣传文化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任光这个人很有音乐才能，《新凤阳歌》《彩云追月》都是他根据民间音乐改编发行的，一直到现在都在唱都在演奏，对于我们国家民族音乐的发展，影响也十分深远。

　　　　我几乎是与任光同时期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得知他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内心感到无比地婉惜！

　　　　注：孟波曾任新四军抗敌剧团团长、中国音协秘书长，天津、上海市音协主席，作曲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文字整理：张永江）

　　拍摄任光人物传纪片的创意过程

   ————沈培新访谈录　

　　　　任光电视专题片的创意有个过程。2011年元月份是皖南事变发生70周年，到目前为止，党内外史学家对皖南事变有不同的解读。周恩来总理说它是千古奇冤，既然是千古奇冤，我们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觉得：70年了，不能再让它糊里糊涂地过去，要把它搞清楚。所以，我们从08年开始就筹划编一本书，以皖南事变发生地茂林为这个书的书名，叫《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既然是全景扫描，我们就在排牺牲的烈士究竟有多少？在排的过程中发现有音乐家任光，开始我们对任光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是《渔光曲》的作者。随着不断地深入，我们对任光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感性。

　　　　当时对任光的印象，我想了三句话，第一句话他是有激情的、有志向的爱国青年。他本来在法国可以过非常浪漫、愉快的生活，而且可以成为一个大音乐家，但他爱祖国，离开他美丽的妻子回到了祖国上海。第二句话，他是英勇的抗日战士。在上海，他是高薪，有洋房有洋车，生活很富裕，可他抛弃了富贵的生活，到武汉、重庆，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在重庆经人推荐，任光到了爱国战士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去当音乐教师，在那个地方培养了一批青年。后来，又跟叶挺将军到了泾县云岭，参加了新四军，成了一名新四军战士，而且跟新四军战士同生活、同工作、同创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转移中，本来他可以跟文化名人、卫生、后勤战士早一点离开云岭，但是他非要跟战士们一起，跟随叶挺将军同时撤离，结果牺牲在战场上。第三句话，他又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在中国音乐史上应该讲有他的历史地位。从《渔光曲》开篇到《别了皖南》终曲，短短的二十年，他创作了上百首歌曲，特别是抗日歌曲，他是一个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音乐家，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从这前面三句话，概括一下，任光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的先进青年。我们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对他要有所表示。在皖南事变70周年和我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以这个任光专题片，来纪念任光的诞辰、纪念皖南事变、和祝贺建党90周年。因为这个片子，我们觉得它的主题、意境、形象都是很美，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符合我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这样一个好的片子，跟中央提出来的净化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有了动力以后，就要出钱了（笑），没有钱不行啊，考虑到任光是浙江人，所以我们决定先到到浙江去。8月份是最热的天气，我们到了杭州，第一天就跟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取得了联系，第二天在他们的办公室把我们的来意说了一下，杨、黎两位会长十分高兴，表示感谢安徽，因为任光是浙江人，你们安徽想起来要拍他，我们大力支持，你们先回去，很快会给你们答复。第三天，我们就回来了。不到一个礼拜，杨会长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支持你们。得到这个好消息以后，我的心就定了。因此我们就决定给我们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的老会长们、老新四军战士报告了我们的想法，他们表示支持。然后我们考虑钱还是不够，我们就打电话给任光家乡的嵊州市委宣传部的何部长，两次电话就决定了，何部长说：你放心吧，我们嵊州一定支持，因为任光是我们家乡的，这是宣传我们的任光，也是宣传我们的家乡，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而且决定开机仪式就在嵊州进行。浙江省、嵊州、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定了以后，我又找到中国新四军研究会，请周克玉担任总顾问，请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的文化宣传委员会来参加。随后又向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做了报告。宣传部浪涛部长，广电局的苏州局长，还有现在的李总等等，都表示支持。在整个合作过程当中，应该说浙江也好，任光的家乡也好，包括我们安徽省委宣传部、广电局、电影厂，凡是接触到的，大家都表示支持。所以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合作下，特别是在摄制组的努力下，这个专题片一定能够圆满成功，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精品。

　　　　任光是一个有天才的，也是有成就的音乐家，在他年近40岁的时候，跟叶挺将军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反映了他对抗日救亡的激情。到了云岭以后，整天跟新四军战士在一起操练、生活，向战士们了解情况，从而搞了很多的创作。他也是在创作当中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徐韧，徐韧是个才女，也是个美女。他们的结合是叶挺特批的，那晓得这一对非常好的夫妻在皖南事变中一个牺牲了，一个被俘了。徐韧被俘以后，在上饶集中营表现的非常勇敢，最后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们也没有后代。任光牺牲在战场上的时候，据我们的调查，有一个国民党的将领，听讲任光是《渔光曲》的作者，特意向他行了个军礼。这些都感动了我们。任光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也不是什么将领。所以60多年了我们国家也没有为任光拍过他的电视专题片，所以我们这次下决心要为任光拍专题片，对他表示哀悼，同时通过对他的哀悼，来净化今天现代人的心灵，加强我们的道德建设，加强我们的文明建设，使我们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中，路更宽、更广，按照中央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大道上走得更健康。

　　　　注：沈培新历任安徽省教委副主任、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现为中国文联委员、安徽省文联主席，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文字整理：茹绍芳）

　　任光先生引领我走上一生的音乐之路

　　————陈贻鑫访谈录

　　第一次见到任光先生是在武汉战时保育院，当时我也是被收容的难童之一。他是与陶行知先生一起来的，正好到我在的小队参观。虽然70多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他在我们面前唱了一首歌，然后问大家；你们哪个小朋友，能够把我刚才唱的记下来？大家都没有回答。因为我曾在家读过小学四年级，也喜欢音乐也会曲谱，所以站起来复唱。他当时没有表态。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大音乐家任光，这首歌名叫《红高梁》，是他到武汉后新创作的。其实他心里有数，参观完之后，与陶行知说：我唱歌，有个小朋友他都能把我唱的歌都记了下来，看起来他有音乐方面的才能。陶行知先生就说，抗战这么多难童，都要往后方送，要办一个学校，把难童里边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培养起来，抗战胜利之后，就成了国家的人才。

　　后来战时保育院收容的逃难儿童越来越多，武汉的战事也开始吃紧，便分批转移到重庆，我被分在直属第一保育院。陶行知先生到了重庆，果然办起了学校，校名就叫“育才学校”。陶先生还亲自到各保育院去挑选学生，我被挑选上了。学校设有文学组、戏剧组、音乐组、社会科学组、自然科学组，我被分在音乐组学习。育才学校办在重庆嘉陵江上游草芥子小镇的古庙里，比较安静安全，附合任光先生作曲的要求。所以当时任光先生到了育才学校之后，陶先生让他好好的进行音乐创作，让他更多自已安排，并没有安排很多学生上课。当时他有个歌，我记得叫“东亚之光”，在重庆有中国电影制片厂，他为他们写歌作曲。学校有三台钢琴，但是都很破旧，音也不准的，他有调音工具会调琴，一般调琴时我都会在他的身边，看他怎么调，怎么用各种调音板子，他一边调琴一边教我们。后来他参加新四军离开学校时，把一整套调音工具以及一大樟木箱衣物等都交托给我保管。后来学校的钢琴音不准，就有我看着他留给我们的调音单子与工具试着调。他在学校还组织了教师合唱团，他亲自教唱一些抗战歌曲，如《黄河大合唱》，也包括他自已创作的，丰富了校园的音乐文化生活。他们晚上教歌排练，我都喜欢坐在一旁看、听、学习。

　　任光先生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不幸消息传到学校之后，陶行知先生带着几个，当时算比较大的，跟任光接触比较多的同学到了一个小山头上，面向东方，向着任光先生牺牲的新四军方向默哀，作为纪念，加深了我们对任光先生，这样一个伟大的知名音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教育我们以后要继续保持任光先生当时教给我们的，好好学习，做好音乐。

　　我有幸被任光先生发现，有幸蒙受到他的言传身教，虽然时间较短，却改变了我一生的人生道路，使我对音乐有了一生的认识！抗战胜利后，育才学校从重庆迁往上海，我也从学生变成老师。以后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又从老师变成了学生。我学了各方面的音乐，小提琴、钢琴、作曲，又从学生变成老师，直到我60多岁退休。这是我学习音乐的一个过程，我现在还在不断地学习，学习音乐，每天还练一小时钢琴，从不间断。为了始终不忘任光先生对我的关怀、帮助、教育，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学习任光、纪念任光》，发表了。

　　虽然我的工作学习地点在不断变换，任光先生的遗物却一样不少地，一直带在身边宝贵地珍藏着。他的大樟木箱子里，除衣服，钢琴调音单子（技术资料）之外，还装了他的一些乐谱，乐谱里面有一个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钢琴谱，还有他自已创作的歌曲印的谱子，一些已经捐献给了有关单位作保存研究之用。不过，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件皮加克、调音板子以及那个大樟木箱子保留在身边。每当我的钢琴音不准时，我都会用任光先生的调音板子给校校音，见物生情，勾起对先生的无尽思念。

　　注：陈贻鑫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副主任、指挥家、教授。

　　（文字整理：张永江）

　　幸福的夫妻 悲惨的夫妻 了不起的夫妻

　　————季音访谈录

　　　　任光作为人民音乐家确实值得好好宣传一下，他的精神品质值得我们现代人好好学习。我和任光是老乡，他是浙江绍兴嵊县人，但是我不认识任光，我认识他的夫人徐韧，我同她一起关在上饶集中营。那是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特务成立上饶集中营，主要关押晥南事变被捕的新四军干部。我是1月25日在浙江金华被捕的，也被押到上饶集中营。

　　　　徐韧是广东人，她是学医的，又擅长音乐，原来是同济大学学生，抗战爆发以后，同济大学迁到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大，她就在西南联大读书。她看到国民党后方这种乌烟瘴气，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国民党地区黑暗腐败看不惯，当时国统区也有新华日报出版，介绍皖南新四军的情况，她也非常向往新四军。1940年她跑到贵阳，贵阳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新四军去。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她1941年8月离开昆明，9月初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徐韧原来叫徐瑞芳，到军部以后改名叫徐韧，被分配到新四军宣传部的文化组工作，正好任光也是不久刚到文化组工作，他们两个在那里认识的。任光是著名音乐家，徐韧是音乐爱好者，还知道任光是《渔光曲》的作者，两个人一起住在新四军招待所，经常接触，就互相有好感，发生感情。他们感情发展也很快。

　　　　任光是叶挺军长从重庆邀请他到军部来，任光也是在重庆看不惯国民党黑暗，由叶挺军长亲自陪同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叶挺军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非常赞成：那好，赶快结婚吧。他们两个就在军部礼堂举行了很简朴的结婚仪式，叶挺军长亲自主持，虽然很简朴，但也很隆重。结婚以后两个人感情很好，有共同语言，都在文化组工作，徐韧成了任光的得力助手，帮助任光创作各种歌曲，写了好几首有名的歌。最有名的是《 别了，皖南》，这首歌是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写的词，由任光作曲，当时新四军决定要北撤，要振奋士气，鼓动大家跟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去，要鼓舞士气急需要作这个歌，叶挺军长坚决支持，而且参加修改，由任光同徐韧两个人一起作，徐韧是最早唱，这首歌在皖南唱遍全军。这首歌非常悲壮，作得好，这是有历史意义的，说明我们部队确实是诚心诚意北上抗日的，没有想到国民党半路拦截，发生了皖南事变。任光是在石井坑，被国民党军的机枪射击牺牲的。当时徐韧非常悲伤，抱着任光的遗体痛哭不止，叶军长安慰徐韧，任光同志光荣牺牲了，我们应振作起精神来。不久徐韧也负伤被捕了。徐韧被捕以后，中间有个插曲：国民党的青年团长看上徐韧了，她年纪很轻，长得很漂亮，又有文化，团长把她留在团里，给她养伤，给她治疗，对她表明心迹，希望她能成为他的太太。当时，徐韧坚决拒绝。最后徐韧听说被俘的同志都押到上饶去了，愿意到上饶去。结果徐韧到上饶集中营比我们晚了2、3个月。

　　　　集中营是5月建立，她大概8月才到。当时同志们一看，怎么徐韧同志也进来了，徐韧同志自己讲了她的情况。徐韧到女囚队以后，情绪非常坏，丈夫牺牲了，她很思念，结婚没有几个月，自己也负伤了。到了集中营，敌人残酷的镇压，她什么话也不说，一言不发。当时，女囚队有秘密的党支部，党支部就研究，徐韧情绪那么坏，我们要做工作，她不是党员，但是这个人正直、热情。她是热情的追逐新四军参加抗日的。所以专门派女同志紧挨着徐韧睡，做她的工作，安慰她，给她鼓劲。后来，她情绪才慢慢振作起来。她一次一次参加集中营的斗争，表现很英勇，很正直，对特务、对叛徒极端的鄙视。她在集中营里面还发生了这么件事：这个女囚队的特务队长叫曾贡生，那是个魔王，这个人坏极了，他也看上徐韧了，有一次，特务队长调戏她，不怀好意，徐韧拿起凳子砸过去，特务队长搞的很狼狈。把徐韧关起来了，徐韧绝食，抗议，这样子女囚队联合起来抗议，特务队长慌了，怕事情闹大，才把徐韧放出来。还有一次，也是徐韧，特务队长要我们唱歌，叫徐韧唱歌，徐韧用英文唱八路军歌、新四军歌，特务听不懂，还很高兴。唱过以后，叛徒去告密，又把徐韧关起来了。徐韧不是党员，但是她跟党支部紧密联系在一起，同特务一次次作斗争，成熟了，更坚强了。但特务对徐韧恨之入骨。

　　　　1942年6月，因为日本鬼子发起新的进攻，往上饶进攻，国民党往福建方向撤退，集中营从上饶往福建方向转移。我是在6月14日跑到潜山途中逃跑的。在6月16日，集中营六队在赤石暴动，暴动以后，国民党特务决定镇压，国民党要枪毙顽固分子，女囚队特务队长就把徐韧列入黑名单，她不是党员，但她正直，很勇敢。1942年6月19日，一共有76人，拉到附近山上（闽北崇安县赤石镇叫虎山庙），分批集体枪杀，76人里有7个女同志，其中就有徐韧。这样，任光徐韧这对夫妇都牺牲了，一个是在皖南，一个是在福建，都是跟皖南事变有联系的，结婚几个月都牺牲了。这对夫妇是很幸福的夫妇，但是这对夫妇的确是很悲惨的夫妇，也是很了不起的夫妇。

　　　　任光，听接触过他的人谈：任光作曲有个特点，以抒情为特长，为什么？这与他嵊县出生有关系，嵊县是越剧的发源地，越剧之所以感人，有那么多观众，越剧的特色就是抒情。所以任光受越剧的影响很大，“渔光曲”，也是抒情，“别了，皖南”，不是进行曲，也是抒情，非常悲壮。我个人觉得，他的作品都是，当然也有的作品不一样，《擦枪歌》，什么歌，还有几首歌，就不是抒情的了。

　　　 注：季音，浙江上虞人，新闻工作者。参加《新华日报》（华中版）的创刊筹备工作，后担任记者、编辑、副总编辑的等职。后任《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主任。

　　（文字整理：朱美君）

　　令人难忘的任光老师

　　————杜鸣心访谈录

　　　　前一时期，我们写了一部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电视剧的音乐是我写的，剧中有一段写到陶行知先生办育才学校。我也随剧组一起到了重庆河川凤凰山上古庙，即当时育才学校的本部，任光先生的住房还在，我看到任光的住房，就令我回忆起任光先生跟我们一起生活时，确实难以忘记的一些往事。

　　　　任光先生来到我们育才学校，正是我们学校经济十分紧张，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任光先生看起来非常年轻，精神抖擞，教我们全校师生唱冼星海的“怒吼吧，黄河！”他亲自给我们指挥，大家唱得非常振奋。就在那种非常困难时期，任光先生给了我们许多精神鼓舞，让我们来克服和渡过困难时期。当时我们觉得，完全忘记了所处的那样一个困难时期，我们每天吃两顿稀饭，吃豆渣，豆渣放点盐，就是我们的菜。我当时连鞋都没有，最后一双草鞋都舍不得穿，育才学校当时非常艰难，陶行知的一些朋友劝他说:“赶快舍弃吧，办育才学校你是抱没有人能完全唱《黄河大合唱》。不知他是从什么途径得到《黄河大合唱》的曲谱，马上就教我们唱，鼓舞我们来克服困难，这点我觉得很难得，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来激励和督促克服困难。

　　　　当时我们育才学校的学生，都是从战地儿童保育院招来的，我们学习音乐专业的不到30人，陶行知先生为培养我们，买了三台钢琴，三台钢琴当时很难得，当时在重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陶行知先生为我们请了贺绿汀先生和夫人、任光先生等等，他们都是全国著名作曲家，所以我们很难得，很幸运，能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环境中学习音乐，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确实很难得。任光先生还把他在法国半工半读学习音乐的艰苦情况和我们现在学习的情况作对比，来鼓励我们：“你们要用功，你们要珍惜现在的学习环境，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这点我当时印象是很深刻的。

　　　　任光先生平常非常随和，没有架子，每天晚上我们很多同学都跑到他的住处，请他谈经历、谈音乐、谈写作、谈他在上海的生活。他把我们当成他的亲弟弟、亲妹妹一样，非常亲切，跟我们完全打成一片。我们都是小孩子，都愿意听他讲故事，他还给我们翻看在上海百代公司工作的照片，甚至于法国带来的用品及乐谱。现在想起来，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鼓舞。我们愿意跟他谈自己的学习情况，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向他讨教，在这些方面，他都非常仔细、非常耐心地跟我们谈学习好音乐的过程，并教诲我们说：你们学音乐要非常耐心，就像你们弹钢琴一样，要每天都练习，它是个很长的过程，不能突击，不要今天弹了明天不弹，想起来了过两天再去弹，要非常有恒心、耐心，每天都要坐在钢琴旁边好好练习指头，因为你们现在年纪小，指头还可以弹得很好，有塑造的可能性。乐器一定要从小学，按部就班的，不能急性子，今天弹两个钟头，明天一天都不弹，过两天再弹两个钟头那不行！要每天都弹一个小时以上，好好地练习，将来学好本领，要扎实的，不能跑，要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样才能学好音乐。

　　　　任光在育才学校时期，他经常一边弹钢琴，一边唱，非常明朗、非常流畅，已过半个世纪了，可是我的印象还非常深，记得很清楚。任光的音乐是非常上口的容易记忆。我联想到他早期的《渔光曲》，确实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听说在上海《渔光曲》电影上映时，轰动上海，很多人都是为了听《渔光曲》才去看这个电影的。解放后我也看了这个电影，是王人美和韩兰根主演的，讲的是旧社会渔家的苦难，可是渔光曲让大家非常喜爱，我就想到任光先生的作品非常民族化，非常流畅，很容易记忆，很快就家喻户晓，这个非常难得。后来他还有一首器乐曲《彩云追月》，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好像是轻音乐，可是又用民族音调来改编，非常亲切，虽然有探戈舞曲的节奏，可是听起来感觉非常健康，而且是我们民族自己的轻音乐。任光先生的轻音乐为我们国内的轻音乐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是对民族轻音乐的奠基，这样一个作品，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任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很多抗日歌曲，特别是大家很熟悉的《打回老家去》，大家都会唱，鼓舞了抗日战士，鼓舞了后方人民，鼓舞了抗战的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回击。另外，《新凤阳花鼓曲》也是脍炙人口，很多人都会唱。还有歌曲《王老五》也非常流行的，在抗战困难时期给全国人民鼓舞了斗志，振奋了精神，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任光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时，他才41岁，非常年轻，否则他会创作出过得更好的作品留下来，鼓舞全国人民，我感到非常惋惜，我觉得他的牺牲对中国音乐界是个非常大的损失。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是他在我们心里的印象非常深刻，想着他每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令人难忘。他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前辈，他的这种精神，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注：杜鸣心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文字整理：刘育剡）

　　任光是三十年代著名的左翼电影音乐家

　　————陈山访谈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十年代在上海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组织团结了党内外一大批近现代著名的文化人。成立有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等。还成立了专门的电影工作小组，有夏衍、田汉、聂耳、冼星海、任光等。左翼电影《流亡》《春蝉》《神女》《大路》《桃李劫》《风云儿女》《渔光曲》等就是那一时期的作品。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便是《风云儿女》的插曲。任光是左翼电影音乐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音乐家，他所创作的电影插曲《渔光曲》《新凤阳歌》《迷途的羔羊》《王老五》等都是非常有名的。特别是《渔光曲》，因他是法商上海百代公司的音乐部主任，在电影发行前出了唱片，就是王人美所唱，先是王人美一段独白，完了之后就说这是电影渔光曲的插曲，唱片风行上海以后，带动了电影的上座率，在当时创造了电影连映81场暴满的纪录。

　　  任光在电影音乐创作或者说是电影插曲的创作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子。之所以有很重要的位子，是因为他在美学上有重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艺术风格的第一点就是平民性。他的电影歌曲大都来自于民歌，或者是带有民歌风格的。像《渔光曲》，把中国南方渔民或者都市下层平民的这种生活状态，通过非常悠扬的，又带有点悲凉的优美旋律表达了出来，是民间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他是根据上海苏北人为主下层老百姓的一些民歌调，应用西方的现代乐理，两者结合起来，所以既有民族性又有艺术档次。第二个特点，他的电影插曲都比较流畅，朗朗上口，就是说，你只要电影看几遍或者听几遍，马上就能学唱。第三，他强调旋律的美，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因为他的曲子旋律非常优美，所以能够超越时代广泛流传。如当时香港著名歌手、电影名星李梅，在一个商业性很强的电影《龙翔凤舞》中主唱的就是他的《渔光曲》；还有非常著名的歌手黑鸭子重唱的《渔光曲》，广为流行脍炙人口。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歌唱家在演唱。

　  　任光在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创作风格艺术造诣是多方面的。比如电影歌曲《王老五》，一经映出便不胫而走。为什么呢？除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之外，还有它独特的带有点自嘲而诙谐的旋律。“王老五”几乎变成了独身男子的代名词，直到现在港台称有钱的独身男子为“钻石王老五”，可见影响之深远。还有一类是抗战音乐与歌曲，最著名的是《打回老家去》。他把民间的劳动号子与队列歌曲的风格结合起来，所以“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非常的朗朗上口，工农兵一听就能唱，而且歌曲昂扬人心，所以当时的抗战军民都把这首歌作为主要抗战歌曲来唱。同时他在电影音乐方面还有一些杰出的成就，最有名的是民族器乐曲《彩云追月》，可以说是非常优美的、抒情的、带有地道民族风格的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这个音乐作品具有极强的抒情性，我们可以听到它既有中国古典音乐旋律的特征，又带有现代电影音乐的旋律感，音乐非常流畅，一唱三叹，特点适合民族乐器的演奏。《彩云追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保留的重要经典作品之一，至今还在咱们的各大音乐会上被不断演奏。

　　注：陈山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学院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音乐评论家。

　　（文字整理：齐家声）

　　忆二伯父任光二三事　　　　　　　　　　　　　

　　————任琪访谈录

　　    我的二伯父任光离开我们70多年了，他当年去参加新四军时，我才刚刚学说话，对他的一些情况，我都是从父母和姑妈那里了解到的，现回忆如下：

　　在家乡

　　　　我父亲对我讲，二伯父任光生于1900年，辛亥革命后，他是嵊县“第一个”剪辫子的人，剪了辫子他不敢回家，躲在城门洞里，全家人找遍了全城，才把他找回来，家里责备了他一顿。二伯父年轻时，在学校里功课很好，而且喜欢娱乐，吹鼓号、弹风琴、吹笛子、拉二胡样样都会，还爱唱越剧，升旗时吹洋号，他都参加。在此情况下接触了西方音乐，他就想去留学，觉得要学现代文化救国，当时家里是支持他的，我姑妈和大姐是家里管事的人，觉得二弟有出息，支持他，问他要多少钱？当知道要400元大洋，那时400大洋不太容易，我们家里爷爷是石匠，姑妈、奶奶养蚕缫丝，除了这些攒下的钱，还卖了房子，给了他400块大洋去留学。

　　在法国

　　　　刚去法国时，我父亲讲二伯父是在马赛师范学院学音乐，边读书边做工，叫勤工俭学，做工是在一个琴厂里帮着调琴，钢琴做好后要调琴的，粗调、细调，最后精调是由总负责人定。这个总负责人是个盲老人，因为任光是学音乐的，耳朵好，听力比较强，就跟着他学，慢慢的钻研入门，得到了信任，后来有些大的调琴工作，如到公馆、文艺场所的用琴，都是派他去的。一个在琴厂打工的能做到这种程度是很不容易的。法国老板要在越南开个琴行，请他去打理，老板派自己的女儿去做财会，二伯父是民国19年去的，抗战前夕回来。因为当时日本侵华气氛比较浓，他就想回来，老板说你先到越南帮我打理琴行，看看情况，如果你要回去就去。二伯父在琴行做了几年，他还是觉得不行，就回到上海。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法国老板派他的女儿做他的财会，就是想把女儿嫁给他，这样都是自己人。任光说那我得回国去，他对老板女儿说：你在中国上海如果可以，你就待，不可以你就回国去。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对生活和自己个人事业，都考虑国家和民族，这个问题比较鲜明。

　　在上海

　　　　任光回国以后，就参加了音乐家左联。他开始在电影界，因为他从法国学了一些电影艺术。他写电影歌曲渔光曲时，跟导演到吴淞口去看渔家生活，开始《渔光曲》是三拍，让人觉得太高兴了，后来因为它讲的是渔家很苦的生活，比较沉闷，就把曲子改为四拍，这样就跟编剧接的很紧了。《渔光曲》上映后，轰动一时，家喻户晓，也是我国第一部在世界上得奖的影片。他在左联的音乐家小组工作，跟他比较好的是阳翰笙、鲁迅。我父亲说，他还经常去接济阳翰笙。当时还有安娥，他们合作得很好，任光作曲、她写词。安娥当时可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很自然对任光在思想上有了影响。任光觉得抗日是正义的，国民党不提抗日，这点特别不能接受，所以他写了“打回老家去”。在左联作家的影响下，他也提过要入党，阳翰笙跟他说，你不要入党，你现在法资做事，高级职员，现在的买办身份做掩护比较好，这样有利于工作。这事就搁下了，后来到新四军也没来得及办。从那以后，不管作曲、出去学习、做事和家庭婚姻，他都是按照抗日救国、振兴中华原则去做，做得很努力，也很辛苦。

　　　　当时任光通过考试进百代公司音乐部的，后被聘为音乐部主任。在考试时还有一个小插曲，老板把任光和原录音师的蜡盘调换了一下，最后一听，任光说这张没有那张好，我走。当他要走时，老板才说出真话。这个事情说明，任光这个人人品、为人，完全靠他的能力。后来很多进步电影歌曲、音乐都在那做的，那时候还把聂耳吸收进来，搞了一个民乐组，聂耳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还有任光的《彩云追月》等都是在那里灌的唱片。现在说“彩云追月”是广州音乐，老一辈才知道这是任光写的。他对民间音乐比较重视，他感觉音乐民族性和民族语言文化基因不能少。他把民间的音乐融化在作品中，如“说凤阳，道凤阳”就是民间语言和音乐相结合的作品。

　　在新加坡

　　　　他是一个对艺术比较执着、认真、全面的作曲家。在上海，因为参与了抗战，他实在憋不住写了一首《打回老家去》，当时没敢写他的名字，署名叫前发，因为他在老家小名叫全发。结果日本人还是查出来了。因为他住在法租界，日本人又不能进去，日本人向法租界抗议，声称要逮捕任光。在众人的劝说下，二伯父到了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华侨比较多，他在那里搞群众歌咏活动，组织铜锣合唱团。据我父亲讲，徐韧就是参加铜锣合唱团知道任光的。到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二伯父就回来了，淞沪会战后，又从上海撤退。周恩来和郭沫若在国民党政治三厅搞文化，把文艺界的组成几个演艺队，任光就跟陶行知的学校往四川撤退，他们路过武汉时遇到大批的难民，尤其是难童，陶行知就说要选一些孩子，让任光他们培养一些小孩学音乐。其中，比较印象深的有陈贻鑫。任光到了那边搞文化，也去上课。

　　在新四军

　　　　在重庆周恩来叫叶挺回到新四军去，二伯父同叶挺比较熟，他俩很要好，而且都有抗日的热情，对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官僚腐败、不去抗日，他俩都不开心，叶挺叫任光跟他去新四军所在地皖南，大概在1940年7、8月份，任光跟叶挺去皖南。

　　　　我是1934年出生的听我母亲讲，二伯父在走以前跟家里讲，我走了。也没说到新四军去，那时他还比较避讳，他说是到桂林、云南那边去，很难说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也没有孩子，这孩子（指我）将来让他继承我的事业。并给我母亲30块大洋，就走了。也巧，我也喜欢音乐，当时我还不会说话，但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二伯父跟着叶挺从桂林、云南，转道香港到达皖南。在路上遇到有从南洋来参加抗日的华侨，徐韧也在其中，一看到任光就惊呼：你不是任光老师吗？大音乐家吗？正好你去新四军，我也去新四军，都是来抗日的。当时新四军是不许结婚的，叶挺特批他们结婚，到了皖南军部，叶挺在介绍任光时，说我们还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大音乐家王老五，大家一起鼓掌，叫王老五唱一个。任光就用一口嵊县普通话唱了“王老五”。

　　　　二伯父比较尊重叶挺，叶挺也很器重他。任光每天拉琴，就躲到另外一个山沟去，怕影响叶挺。皖南事变前夕，在转移时，任光原来要跟陈毅他们到苏北，叶挺说你这个大音乐家我不敢给你放掉，还是跟着总部走吧。在云岭写了一首《别了，三年的皖南》，当时就在队伍里教，教完了就上路，唱着这个歌行军，十分悲壮。

　　　　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在狱中写的一篇文章叫《囚语》，一开始就说任光夫妇在我身边受重伤。后来叶挺被转移到重庆，有一次郭沫若去看他，带出条子给总理，周总理就把我爸爸找去了，叶挺的条子就是说：任光在我身边受重伤，恐无望。徐韧最后是在上饶集中营里牺牲的。

　　　　我从电影学院毕业的时候，作曲系书记找我，说“叫你到安徽去，叫你到那边去完成你前辈未完成的事业”，我拿了户口就来了，对屯溪这个地方还很有感情。所以退休以后还回到这里，改革开放以后才到嵊县去过。

　　注：任琪系任光侄儿，安徽淮北歌舞团指挥家、作曲家、教授。

　　　　　　　　　　　　　　　（文字整理：齐家声）

　　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奠基人之一————任光

　　————秦启明访谈录

　　　　我对任光非常同情，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家。特别学过一点新音乐理论的话就会知道，他的《渔光曲》写得非常好。仅仅用我们的江南的民歌孟姜女，把4/4节拍改成3/4拍子，简单的手法但是非常巧妙，写的那样好。可以说直到现在，许多作曲家都还没超过这个作品，我对他非常崇拜。基于对《渔光曲》的热爱，我就关心起这个音乐家了，那时任光的资料比较少，大概82年、83年刚好看到中央音乐学院两个讲师写了个小文章《关于任光生平一些轶事》，我下了点功夫查查，里面错误百出。我想要为他做点事，下决心给他搞本书出来。这样我到外地跑，还到上海唱片厂、唱片图书馆去，在上海唱片厂找了李锦光，他也提供了不少资料，还让我在里面听他们解放前的老唱片。我把电影歌的曲谱，都一个字一个字的重新校对，没有的重新记谱，把他的歌曲部分再搞出来。后来，再跑到上影音乐图书馆，好不容易发现台儿庄里面的一部合唱，是任光做的曲，我高兴的不得了。回来就继续收集两方面的资料：一个是电影歌曲，一个是他参加新四军以后的作品，当然不多，再加上他的台儿庄大合唱。当时大家知道台儿庄不能提的，里面写有国民党，生怕将来带来什么麻烦，我说这是他的作品，这是客观存在，他写了这个作品应当肯定他。最后总编同意了，这样一本书定下来了。在这之前，根据中央音乐学院两个老师写的小文章，修改、整理、充实成2、3万字的年谱。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把任光的年谱发展成书稿里任光生平记事，也做了些调查研究，特别是同任光的弟弟任兵写了不少信，任兵有两个孩子也联系过，一个在深圳大学，一个在淮北歌舞团。任兵给我回忆了不少事，我就把这些生平再加以一笔笔考证，再配上其他的资料，做了些求证的工作，结果完成了这本书。总算为我崇敬的音乐家做了一件事。

　　　　任光的主要亮点，就是他20世纪30年代的《渔光曲》，他的歌曲不光是电影在莫斯科得了奖，而且把电影音乐跟民歌的联系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他的电影歌曲就是以《渔光曲》一炮打响。现在的作曲家，搞了不少画面的东西，好像看看非常好，但是老百姓都不欢喜唱，每年都写几千几万首曲，真正传开来作品很少，这方面应该向任光学习。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亮点。再一个亮点，他那时参加的上海歌曲作者协会，包括吕骥、孟波等都是协会成员，任光把西洋的作曲法通过自己写作的歌曲，传播给了作曲协会的人，实际上当时音乐界都是受了任光的影响，才走上救亡歌曲的道路。这个应当得到肯定。第三个亮点，他把中国的电影从无声到有声，这样为群众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就像我们八十年代唱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到现在老百姓几乎都可以记住她的歌曲。30年代电影歌曲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女孩子没有一个不会唱《渔光曲》的。把现在流行歌曲和30年代电影歌曲比，30年代人们这么喜欢他的《渔光曲》，是因为那个曲子暴露旧社会的黑暗生活。我们现在把“你爱我，我爱你”的歌曲捧得这样高，我感到非常惋惜。流行歌曲不应该纠结于男女爱情，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作用。任光这种电影歌曲对现在人也有教育意义。后来他参加新四军，如果没有皖南事变的话，任光应该有更加伟大的成就。

　　　　任光是中国近代电影音乐的奠基人，在中国电影歌曲上做了开拓性的努力，而且他一生的主要功绩也在电影歌曲。同时他利用百代公司音乐部主任的职务，开辟了左翼音乐家的一个阵地，帮左翼音乐家灌了不少革命唱片，如《义勇军进行曲》《夜半歌声》《黄河之恋》《热血》等；还帮聂耳、冼星海等进百代唱片公司，为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是有功劳的。他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他跟冼星海他们完全是平起平坐的。我希望，音乐界应当对任光重新研究他的作品，重新评价他，应当在音乐史特别他在电影音乐史上应该给他应有的地位，他是中国音乐史上的奠基人之一。　

　　　　注：秦启明系苏州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人民音乐家任光》作者。

　　   （文字整理：朱美君）　　　　　　　

　　任光对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贡献

　　————李国才访谈录

　　　　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的灌制和在国外的传播，任光是有很大的贡献的。1935年当时任光在百代公司任音乐部主任，同年5月9号，任光组织了电通电影公司的演员共7人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成唱片，这是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后来任光又灌制了两次，任光不仅对《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的传播，作了很大的贡献，而且是把《义勇军进行曲》介绍到国外的第一人。1937年7月份，任光在法国组织了华侨合唱队，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并进行表演；1938年春天，42个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反法西斯大会，任光组织了合唱团登台表演；1938年12月，任光又到新加坡组织了铜锣合唱队，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并进行表演。任光传播《义勇军进行曲》的目的，就是叫海外华侨能够支持国内的抗战。

　　　　百代公司原是英商于1928年在上海含山路建立的唱片公司，到30年代初，英商把百代公司卖给了法国人，任光就在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聂耳先是他的助手，后来是音乐部副主任。所以任光对聂耳的生活和工作方面影响都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任光，我们听到首版的《义勇军进行曲》可能不是这样的。

　　　　百代公司因为是外国人办的，当局不方便去检查，所以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曲家联盟，充分利用这样的一个阵地，在这里录制革命歌曲，他们用电影、音乐、戏剧这些形式，来宣传抗日，动员全国广大民众起来抗战。《义勇军进行曲》是其中的一首，她不是一首颂歌，是一首抗战的赞歌。　　　

　　注：李国才系上海市杨浦区党史办副主任。　　　

　　（文字整理：茹绍芳）

　　任光————我父母的亲密战友

　　————田大畏访谈

　　  伟大的作曲家任光叔叔牺牲已七十年了，他和我父亲田汉母亲安娥都是很亲密的战友、朋友、合作者。每当我纪念自己父母的时候，总会同时怀念起任光叔叔，浮现父辈们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那一段光辉战斗历史。

　　　　1930年，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接着又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我父亲就是该联盟负责人，下面成立了音乐小组等专业小组，当时很多革命的音乐家作曲家都相继参加这个小组，如任光、聂耳、冼星海、张曙、吕骥等。我母亲作为一个歌词作者也参加了音乐小组的活动。大家经常在任光家聚会，谈新音乐创作问题、时政问题，我母亲与任光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合作者。1933年，我母亲也到外商百代公司工作，任歌曲部主任，任光是音乐部主任，合作就更密切了。期间任光谱曲的歌曲大约有20多首，其中最著名的《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就是与我母亲合作的产物。

　     1938年，我母亲从武汉撤退到了重庆，她完成了一个歌剧剧本叫《台儿庄》，是反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冠侵略的故事。1939年，任光到了在重庆草芥子的育才学校，我母亲就把剧本交给他谱曲。1939年5月间，任光拿了剧本以后，到了昆明，又从越南到了新加坡。在6月任光与陶行知先生通信中知道，他专门谈到了这个剧本，日夜奋斗完成谱曲，准备在新加坡排练上演。当时新加坡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环境非常好，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上演。任光带着谱子回国后，又一心争取把她拍成电影。1940年6月，任光在任育才学校音乐管教老师期间，组织排练了部份歌剧的歌曲，这到现在有一些同学都还记得。可是任光在1940年7月离开了育才学校，参加了新四军，奔赴抗战第一线。这个歌剧既没有上演又没能拍成电影，就作为一个文学剧本在桂林出版了，成为他们两个人合作的又一个很重要的纪念。

　　  我母亲除写了歌词以外，还写了歌剧、小说、报告文学，还有很多评论，数量很大。我前几年收集了一下，出版了个三卷集，也有几百万字。但是一般人都不太知道安娥，安娥后来被人所记忆，就是知道她是《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的词作者。因为这两只歌曲是很有名的，有历史地位的。

     　我的父亲田汉也是个诗人、电影剧作者，是当时上海一个有影响的左翼文人。现在出了一本《田汉词作歌曲集》，其中有一些就是任光作曲的。我父亲在过去的一些戏里面，回忆里面也经常谈到任光是我的好朋友。当然我父亲的出名不是仅仅由于任光，而是因由他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当时由任光录制唱片，百代公司发行。这件唱片原版，去年在国歌广场，把当时录制第一张唱片以及录制唱片的机器都展览出来了，足见这件事的历史重要性。这是任光很大的功劳，就是他把当时很多的救亡歌曲、进步歌曲、抒情歌曲录制成唱片，当时我们小时候听的许多唱片，包括《大路歌》等等都是任光在百代公司时灌制的。这些歌能够在全国广泛流行，对于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任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曲家，革命的作曲家。有一个老音乐家，他叫周渝民，现在90多岁，他很赞赏任光的《打回老家去》。说歌词几乎都是口号式的，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可是在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据当时评论说，这首歌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流行程度。当时日本人占领东北，打回老家去就是说“东北地方是我们的，我们不做亡国奴”，一定要收复东北三省，这首歌词其实是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且曲子做得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易学易唱。我小时候就会唱这首歌，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做的。周渝民老先生非常推崇这首歌，说这个任光非常了不起，能把一个纯粹口号式的歌词变成非常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

　　（文字整理：张永江）

　　家族的荣光————忆二叔任光

　　任霞飞 任霞丽（口述）

　　　　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听父母说起二叔任光的故事，二叔从小很聪明，读书、唱歌、画画样样都会，总之一句话，学什么像什么。二叔读书很用功，成绩很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二叔从小很喜欢家乡的地方戏————的笃班，他经常和邻居的小伙伴们一起去赶庙会，看庙戏。看完戏回到家里还能学着演给家人看，学的是惟妙惟肖，经常把家人逗得笑弯了腰。进入中学后的二叔更是不得了，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十足是个文艺积极分子，被大家誉为小小音乐家。所以，二叔在祖父母眼里是值得他们为其付出一切的人，尽管家庭经济不是很宽余，但是，祖父母还是尽他们的能力让二叔读书读到中学。1917年叔叔毕业于嵊县中学，那年，他考上了上海震旦大学，并一个人在上海半工半读。从那以后，二叔就很少回老家了。

　　　　到上海后，二叔受“五四”运动爱国主义进步文化的影响，也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中去，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凭借着对音乐的执着和特殊的天分，全身投入到革命音乐的创作和宣传，和进步人士一起创作爱国乐曲。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开展，很多进步革命志士有为青年纷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二叔也加入了这支庞大的队伍。为了让二叔出国留学

　  　祖父母到处筹钱，最后甚至典卖掉了祖屋（因为卖掉祖屋的事情，爷爷奶奶一直到死都很难过）。二叔在法国期间，不但专门学习了乐理知识和作曲，还学会了修理钢琴和调音，技术能力得到了法国老板的赏识和肯定，并在二叔毕业后让他在越南河内的亚佛琴行当了3年工程师兼经理。1928年，回国后的二叔，经人推荐在上海法商办的百代唱片公司当上了音乐部主任，那时候二叔忙于工作和创作音乐，很少很少回家，但是他也会时不时地寄些钱回来给祖父母用。

　　　　我的爷爷奶奶一共有5个孩子，我爸爸是老大，一个姑姑和三个叔叔。那年，姐姐十八岁，我十四岁，二叔先后让我和姐姐去了上海。当时我们年轻漂亮，小姑娘出落得水灵灵的，人送外号“大皇后”、“小皇后”。当年，二叔可能有心想要培养我们吧，把我和姐姐都带出去见世面。二叔住的房子很大很大，也很气派，还有花园。每天人来人往，有很多美女帅哥，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些名人明星吧。像王人美、胡蝶、周璇、田汉、赵丹、聂耳等等。还有一些外国人，也经常会在叔叔的家里唱歌、弹琴、跳舞，谈论很多事情，有时候还会争论不休，甚至于面红耳赤的。我和姐姐觉得一切都很新奇和陌生。二叔和安娥每天会抽空教我们练琴、唱歌和识谱。由于我们从小在小地方长大，思想很保守，对于大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一下子无法适应，对于一些新潮的思想也无法跟进。姐姐胆子比较小，性格也内向，所以，我和姐姐在上海都没住多久就回来了。回家的当天，二叔给了我几张照片，有我和他合影的，有我单人的，有二叔单人的，也有二叔、爸爸和我的三人合影，并跟我说想他的时候可以看看照片。另外，二叔还把一只小皮箱和一些衣物食品让我带了回来。从此，我和姐姐再也没有见过二叔了。二叔牺牲的消息也没有人来通知我们，直到解放前夕我们才知道二叔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全家人十分悲伤难过，特别是爷爷奶奶，那么优秀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每每想起就会掉泪。

　　　　我的姑姑叫任林仙，当年姑姑出嫁在城关镇，婆家是离爷爷奶奶家不远的陈姓家。自从二叔参加革命以后，姑姑家的儿子和女儿也被二叔带出去了，姑姑育有2个儿子，2个女儿。大女儿陈伟花，患有精神疾病，死得很早。二女儿叫陈文姑，二叔回国后把她带到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可能在那个时期就被二叔吸收到革命队伍中去了。1931年的上海1·28淞沪抗战爆发期间，二叔和表姐陈文姑回来过嵊州，二叔回上海后，表姐就留在当地参加了浙东三五支队，跟着部队转战山区打游击战，是个女中豪杰。大儿子陈品华年龄跟我差不多，人长得很聪明，为人和善老实，做事认真踏实，从小不和其他小伙伴打架斗嘴，小时候也经常和邻居小哥一起去看庙戏，“捡烟蒂”（以前，去剧场看戏要买票，到散场的最后四五十分钟就开门，不买票就可以看戏的俗称“捡烟蒂”）。陈品华也是叔叔在上海的时候带出去参加革命的。据邻居家的小哥说，当年小哥家的亲戚在南京的国民党里当官，曾经看到过陈品华在南京街头卖笔墨，两人还聊过天。其实，那时陈品华是以卖笔墨为掩护参加了地下党在南京的情报工作。后来，直到1950年在嵊县城隍庙开追悼会时，看到那里挂着陈品华的照片，我们才得知他在淮海战役中，头部中弹英勇牺牲了，时任解放军指导员。

　　　　如今，这些亲人虽然都已离开我们，但他们身上体现的精神却是我们一直要传下去的，这不仅是我们家族的荣光，也是嵊州人的骄傲。

　　（李亚萍、支文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