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安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设县警察局，置警董3名，警察30名。民国元年(1912)起，先后更名警察署、警察事务所、警察所。18年改警察所为县政府公安局，20年改为县公安局，24年改县政府第三科（公安科），26年又改称警察局。31年，日军侵占县城，警察局改编为警察大队，撤至山区。34年重建警察局，直至解放。1949年7月，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1956年1月，改称嵊县公安局。“文化大革命”中，县公安局被“造反派”夺权，机关瘫痪。1967年12月，县军管会公安机关军管小组进驻公安局实行军管。次年6月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建立，代替公、检、法职能。1973年3月，人保组撤销，恢复县公安局。1978年9月，县公安局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省公安司法战线先进集体”称号。1985年，县公安局下设城关、崇仁、长乐、黄泽、三界、甘霖、临城、上东、里东、南山、北山、石璜、浦口、博济、富润等15个公安派出所。

　　第一节 镇压反革命

　　剿匪反霸

　　解放初期，全县有土匪多股近3000人。他们与恶霸互相勾结，袭击区、乡政府，抢劫公私财物，破坏交通、电讯设施，还制造暗杀事件19起，杀害干部、民兵和群众20人，活动猖獗；为保卫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政权，剿匪、反霸斗争同时开展。

　  1949年8月起，按照“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的方针，公安部门参与侦察、围剿等活动，密切配合驻军剿匪。至1953年1月，县内武装土匪全部肃清。

　　民主反霸斗争也于1949年8月在桃源乡首先开展。同月24日，召开3000余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处决大恶霸赵雪珍、沈其升。接着，公安机关又配合各区、乡、镇政府，在全县开展反霸斗争。

　　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1月起，按照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崇仁镇反革命头子裘祝馨，自民国5年(1916)起，历任崇仁自治委员、自治局长、镇长，大革命时期参与杀害革命志士。抗日期间勾结日伪，私造武器，杀害无辜群众40余人。解放后匿居上海，于1951年1月8日押回原籍，于2月2日在崇仁镇公审处决。同年5月1日，各区、乡分别召开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全县参加的群众近20万人，处决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至1953年10月，全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取缔反动道会门

　　县内反动道会门有圆顿教、一贯道、长生道、纯阳道、同善社等组织，先后滋生于民国时期。民国31年(1942)，圆顿教主喻传福自称“皇帝”，组织道徒百余人，号称“道友部队”，流窜于会稽山一带，掠夺民财，奸淫妇女。解放后，反动道会门头目宣扬迷信，诈骗钱财，造谣破坏，扰乱治安。1950年初，圆顿教主吕锡荣等成立“浙东人民反共救国军圆顿护法总队”匪特组织，阴谋暴动。1952年10月起，县人民政府成立指挥部，发布布告，开展取缔反动道会门工作。在城关镇设登记总处，长乐、三界、南山、甘霖、崇仁、城东分别设立登记处。至1953年1月，共登记道首653名(其中圆顿教331名、一贯道82名、长生道140名、纯阳道44名、同善社56名)，因有破坏活动被依法逮捕法办的19名，查封道堂18个，道徒退道的有11677名。

　　第二节 打击刑事犯罪

　　  1955年，全县开展打击重大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集中搜捕了一批犯罪分子。以后，又多次组织破案战役，惩罚一批狡猾、深藏的罪犯。石璜供销社助理会计陈眩，于1957年8月3日晚杀死山口供销分站住站干部张源泉、张雪棠，盗得营业款后，又放火烧毁站房，焚尸灭迹，破坏现场，案情复杂。经公安干警艰苦侦查，终于逮获归案。次年，陈犯被处以死刑。嵊县棉纺厂医师王延亭，与姘妇合谋，于1973年5月21日晚，以给妻子治病为名，采取针刺心脏并接通脉冲电疗器电流的手段，杀死其妻。公安人员经过20多个昼夜的侦查和多次科学实验，终于破获这起罕见的杀人案。王犯被处死刑，姘妇被判徒刑。1979年，公安局刑侦队建立。刑侦工作逐步加强，1985年全部刑事案件破案率达78.1%,其中重大刑事案件破案率为92.6%。

　　  1983年8月起，全县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至1985年，共挖出28个犯罪团伙，惩处杀人、盗窃、强奸、流氓等犯罪分子800多人。同时开展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全县治安情况明显好转。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85年，全县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882起，其中重大案件881起。

　　第三节 治安管理

　　户籍管理

　　民国时期，县内先后进行4次户口调查。民国23年（1934），县政府设户籍室，区、乡、镇设户籍管理员。27年废户籍室，由县民政科设专人管理。各乡、镇长为户籍主任，保长为户籍服务员。民国37年，县政府制发国民身份证。解放后，改革户籍管理。1950年下半年，各集镇相继开展户口自动申报和查对工作。1951年7月起，建立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及临时户口登记等项管理制度。1955年建立经常性的户口制度，除城关、长乐、崇仁镇由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外，其余各乡、镇均由乡镇人民政府办理。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后，户口管理日趋正规化、制度化。1982年开展第3次人口普查前，对全县户口进行整顿，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实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后，1984年12月至1985年底，全县有981名农民获准自理口粮到城关镇和甘霖、崇仁等集镇落户，经商办企业。

　　禁烟禁毒

　　为抵制鸦片毒害，民国时期曾先后设立嵊县禁烟分局、嵊县禁烟委员会、嵊县戒毒所等机构，开展禁烟活动。民国18年全县戒绝烟毒者39人。24年，戒绝烟民74人。然而边禁边犯，收效甚微。1952年7月，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全县开展以禁烟毒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同年8月，成立嵊县消毒委员会和办公室，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分批集训烟毒犯。当时查明，吸毒164人、贩毒184人、种毒4人、制毒11人。全县召开群众会800余次，控诉烟毒危害，受教育群众2.68万余人。运动中惩处烟毒犯49名，当众销毁烟毒、烟具。吸毒、贩毒、制毒者从此绝迹。

　　交通管理

　　民国37年(1948)，县城南站、北站各设交通岗1座，配置交通警6名，维护交通秩序。1950年1月起，公安部门主要对城关镇菜市场、摊贩等进行管理，以保证街道畅通。1975年开始，对全县自行车实行登记、发照，并进行安全管理。至1985年底，全县登记自行车达15.1万辆。1986年3月，建立县公安局交通民警队，有干警15人。在城关镇东桥、南桥、北门十字路口等要道处，设置交通岗3座。北门岗亭还配备了交通指挥讯号灯。

　　群众治安

　  1951年10月后，各乡、镇陆续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各村、居委会建立治安保卫小组。经1953年整顿，全县有治保委员会107个，委员1200人，治保小组687个，成员3281人。“文化大革命”中，治保组织一度被“群众专政”组织取代。1978年1月，县召开治保、调解代表会议，有618名治保代表出席。1984年，随着村民委员会的建立，治保组织进行整顿、充实，实行新老交替。这年底，对1084名治保干部进行业务培训，其中乡、村治保人员956人，企事业单位保卫干部52人，乡镇企业治保人员76人。城关、长乐、崇仁、黄泽等集镇还组织治安联防队，维护治安。至1985年，已有49个乡、镇陆续建立治安联防队。

　  1981年，卮山公社、富润公社支鉴路大队先后制定乡规民约，维护社会治安，使偷窃、赌博、吵架等事件大为减少。1982年全县普遍推广这一经验，700多个村收到较好成效。

　　监督改造

　  1951年下半年起，随着全县治保组织的建立，依靠群众对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1956年，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普遍进行一次群众评议，规划入社，38%被评为正式社员，44％被评为候补社员，其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管制劳动。1957年，坏分子也列入监督改造。1959年起，由人民群众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开展年度评审，据其表现，分别作摘帽、戴帽、监督劳动等处理。1979年，全县3046名四类分子，经两次群众评审，有2807名被批准摘帽。1983年全部摘帽。

　　帮教工作

　  1965年起，为教育、感化、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开展群众性的帮教工作。这年有31人经帮教后弃邪归正。全年发案率下降31%。“文化大革命”中，帮教工作遭批判，被诬为放纵敌人。1978年后，各地陆续建立帮教小组，普遍开展这项工作。至1985年，全县各地有帮教小组1500余个，帮教对象2000多名，多数向好的方面转化。

　　第四节 消防管理

　　民国时期，本县城镇、农村多有“水龙会”，为群众性消防组织，每年8月份分龙日试龙、聚餐，发生火警以上街敲锣为报警信号。民国21年县城东前街城墙上特设钟楼一座，城厢内外发生火警即饬警按既定信号打钟报警。但由于当时消防器材落后，遇上大火无济于事。民国13年(1924)7月14日，县城来苏堂药店失火，几支“水龙”无法扑灭，大火从市心街延烧到东前街、东后街、西前街、西后街、县前街，全城一片火海，烧毁店铺181家，大批居民遭灾。民国15年8月三界镇的一次大火，从南街烧至北街，3支救火的“水龙”被火吞没，全镇几成废墟。解放后，消防工作贯彻“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的方针。1950年，对原“水龙会”进行整顿，各集镇、农村普遍建立义务消防队。1961年，县专职消防队建立，配置大型消防车一辆。1970年后，改为县公安局消防中队，队员为服役的义务兵，消防能力日益增强。同时开展经常性的防火宣传和检查。1974年3月12日深夜，白鹤公社建明大队一住户因炉灶余火未灭而起火，地处大街中心，火势蔓延迅速。消防中队接到报警后不到20分钟，就赶到离城18公里的现场，在义务消防队和邻县消防队的配合下，迅速控制住火势，两小时后扑灭，受到群众赞扬和省公安厅通报表扬。1978年后，全县乡村、厂矿企事业单位义务消防队的设备逐渐更新，消防泵逐步代替“水龙”，单位普遍备用灭火器。至1985年，已有机动消防泵76台，分布在36个乡、18个厂矿企事业单位。县消防中队设施日趋正规化、现代化，消防车增至4辆。

　　第二章 检察

　　清末民初，嵊县以行政长官————县令、知事兼掌审判、检察权。民国17年(1928)10月，嵊县地方法院设置检察处，审判权与检察权开始分离，内设检察官执行检察任务，至1949年5月嵊县解放前夕，共有首席检察官、兼行首席检察官、代理检察官12任次。1951年12月，嵊县人民检察署建立。1954年12月改为嵊县人民检察院；“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检察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7月重建。1985年4月，嵊县人民检察院被评为1984年度全省检察系统先进集体。

　　第一节 刑事检察

　　刑事检察的任务是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通过行使这些职能，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1955年5月，开始受理公安局提请批捕的第一批案件，并履行审查起诉的职能。1978～1985年，受理公安局提请批捕和移送起诉的案犯中，经审查决定不批准逮捕的占10.3%，不起诉的占0.75%,免予起诉的占3.5%。1981～1985年，对漏诉案犯决定增捕、增诉的共49人。

　  1954年试行出庭公诉，1956年全面开展。1958年8月，取消按诉讼程序阶段分工决定起诉案件和出席预备庭的规定。198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每案出庭公诉。至1985年底，出庭公诉741次。对在侦查活动或审判活动中出现的一些差错，及时提出纠正建议或抗诉。

　　第二节 经济检察

　　县人民检察署建立后，即开展经济检察工作。1951年12月，侦查了上东区华堂蚕种场场长贪污国家资财案。1954年，配合县供销合作社整社工作组，到三界、里东区检察供销社内部经济犯罪情况，对3名贪污盗窃犯向法院提起公诉。1962年，侦查了上东区一起倒卖化肥案，对6名非法获取暴利4万余元的罪犯均依法逮捕。

　  1982年，县人民检察院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加强了经济自侦案件工作。全年受理77起，其中立案侦查的有贪污12件14人，行贿受贿7件8人，偷税抗税1件2人，盗伐、滥伐森林5件7人，共25件31人。经审理向法院提起公诉15件20人，免予起诉7件7人，撤销案件1件1人。同年5月开始，组织20名干部，以40天时间，侦破了一起涉及5省11县(市)27人(其中党员干部13人)合伙侵吞国家、集体资金3万余元，粮票万余斤的重大贪污、受贿、诈骗案，向法院提起公诉。

　  1979年10月至1985年底，受理各类经济案件303件，其中立案侦查的99件142人，逮捕人犯54人，向法院提起公诉73件94人，免予起诉17件31人。

　　第三节 法纪检察

　　法纪检察始于1952年2月，县人民检察署配合县府监察部门，对里东区一副区长非法关押公民、私立公堂、刑讯逼供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检察，后由县府作出撤职处分。1953年基层选举期间，检查了石蟹、小柏乡的选举情况，发现14名不应有选举权的地主得到选举权，和13名选民被剥夺选举权的问题。向选举单位反映，并提出纠正建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纪检察工作加强。1979～1985年，共受理违法乱纪案件147件，其中立案18件，逮捕7人，起诉17人，免予起诉4人。1985年1月7日，明溪乡朱湖山村的两个干部，在调解摆渡纠纷中，偏袒一方，非法拷打、捆绑、拘禁另一方，导致被害人患反应性精神病。此案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两名违法干部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赔偿经济损失。

　　第四节 监所检察

　  1951年12月县人民检察署成立后，即与法院、公安局组成检查小组，对看守所进行全面检察。1954年初，发现一名久押不决的女犯终日叫屈，经侦查，确系错案，即予以纠正。1982年3月，县人民检察院设置监所检察股，加强监所检察，配合、协助看守所做好监管工作。至1985年，办理在押犯又犯罪案件1起2人，对人犯上法制课24次。并对分散在各区、乡的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对象进行考察，落实帮教。

　　第三章 审判

　　民国17年(1928)10月，设立嵊县地方法院。31年7月嵊城沦陷，地方法院先后迁移苍岩、寺西园、屏岫、溪西等地。民国34年8月返城。1950年5月9日，嵊县人民法院成立，“文化大革命”中由县革委会人保组取代，1973年5月恢复。至1984年8月，全县11个区和城关镇均建立了人民法庭。

　　第一节 审判制度

　　民国以前司法、行政合一，由知县(县尹、县令)兼理狱讼，掌管审判权。民国初期承旧。民国13年(1924)起，设承审员2人，专司审理案件，对县长负责。地方法院成立后，始有专门的司法机构。民国21年10月起，审判制度由“四级三审制”改为“三级三审制”。形成由地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推事独任制。

　　县人民法院成立后，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1954年，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合议制，结合基层政权选举，选出一批人民陪审员。到1956年有人民陪审员233名。这年有84.4%的刑事案件和95.1%的民事案件实行公开审判、陪审和合议。1957年后，人民陪审、合议制有所削弱，到“文化大革命”时全被废弃。1980年冬至1981年春在全县基层政权选举时，重新选出人民陪审员150名。到1985年，法院审理刑事、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均按照法律规定，全面实行公开审判、陪审、合议、辩护、回避、上诉等审判制度，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节 刑事审判

　  1950年11月，为适应镇压反革命运动需要，建立嵊县人民法庭，与人民法院合署办公，并在各区设9个分庭。当月，县人民法庭首次在崇仁区召开公审大会，处决4名罪大恶极的匪首和不法地主。此后，巡回于甘霖、长乐等区，分别开庭公审，惩处一批不法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1951年7月，转由人民法院正常审判。1959年9月，特赦了26名刑事罪犯。“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审判制度遭破坏，遗留不少冤假错案。

　  1980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后，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1982年起，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重大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至1985年，依法判处一批经济犯罪案件，其中犯罪分子非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的15件，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2人。审理的一起假金砖诈骗案，涉及16名被告，非法所得金额2.1万余元，经四天半公开审理，判处首犯有期徒刑14年，15名同案犯分别判处管制和有期徒刑，追回赃款1万余元。1983年8月起，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对流氓团伙、杀人、放火、抢劫、爆炸、强奸、重大盗窃，以及劳改、劳教后重新犯罪的罪犯，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惩处。1983年8月至1985年，召开公判大会57次。审结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占刑事案件审结总数的37.48%，其中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占总判处数的40.25%。

　　第三节 民事审判

　　县人民法院建立初期，组成巡回审判小组，对民事案件就地审判，集体调解。1950年5月至1953年，调处民事案件3454件。1964、1965年，贯彻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办案方针，审结民事案件649件，其中调解结案的461件，占70.88%。“文化大革命”期间，办案中止。1979～1985年，民事审判队伍加强，审结民事案件3268件，其中调解结案2338件，占71.54%。

　　民事案件中婚姻案件居多。1951～1958年审结婚姻案件3069件(缺1957年数)，占民事案件审结总数的59.18%;1979～1985年审结1203件，占民事案件审结总数的36.81%。1979年，有20对长期不和的夫妻，经调解重新和好。1985年，有16起矛盾尖锐的婚姻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房屋纠纷案件数占民事案件的第二位。1950～1985年，共审结房屋纠纷1887件。最多的1980年，审结166件，占当年民事案件审结总数的33.4%。其中1979～1985年审结857件：调解结案539件，判决197件，作其他处理121件。

　　第四节 经济审判

　  1982年下半年，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开始受理经济纠纷案件。至1984年4月，共审结77件，解决争讼标的总金额53.4万余元。1984年5月，经济审判庭建立，各区人民法庭也办理简易经济纠纷案件。1984年5月至1985年，共审结经济纠纷案件110件，解决争讼标的总金额107.4万余元，其中90%以上的案件通过调解结案。1985年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对标的物易损耗的7件购销合同纠纷优先审理，减少了经济损失。

　  1984年10月至1985年底，分4批为19个厂矿企业培训了22名经济司法骨干，对维护经济秩序、加强企业管理起了积极作用。受到中央、省、市政法委员会的肯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均作了报道。

　　第五节 案件复查

　  1954年以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多次进行案件复查工作，及时平反、纠正冤假错案。1979年至1980年11月，复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647件刑事案件。其中142件“反革命”案件，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与部分改判的占93.6%；505件普通刑事案件,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与部分改判的占11.88%。1983年1月至1984年底,复查解放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刑事申诉案件524件,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与部分改判的占37.2%。

　　第四章 司法行政

　　解放前，嵊县未设独立的司法行政机构，律师、公证、调解等事项，均由地方法院兼管。解放后，由人民法院管理人民调解工作。1954～1956年，曾试行庭审辩护和国家公证，后中止。1980年5月，设立县法律顾问处(1985年更名为县律师事务所)。1982年1月成立县司法局，主管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及公证、律师等事务；同年5月20日，县公证处建立。至1985年底，全县11个区和城关镇均配有司法特派员。

　　第一节 法制宣传

　　解放初，全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宣传。1954年，县组织人员宣传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79年，组织干部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县司法局成立后，法制宣传经常化。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颁布后，以举行报告会，刊出黑板报、宣传窗，张贴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1983年3月，县司法部门与有关单位联合举办“法制宣传周”活动，展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大幅宣传图片175幅，印发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宣传资料3万余份。并在城关镇设置法律咨询服务站，接待群众200余人，解答有关房屋、赡养、婚姻、赔偿、经济合同等方面的法律咨询200多件。1984年1月，又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宣传月”活动，培养法制宣传骨干7000余名，召开村民会、广播会1238场。同年，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中，转发、编印法律常识资料6.5万余份，绘制宣传图片80余幅，展览56场次，上法制课465次，辅导67次。1985年，县设立了普法教育办公室，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法律常识，增强法制观念。

　　第二节 人民调解

　　民国20年(1931)，政府施行《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权限规程》。次年，部分区相继设立调解委员。24年12月，县政府又限令乡镇民的争讼事件，由正、副乡镇长及事件发生地的保、甲长出席调解。民国33年10月，浙江省政府颁布的《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调解委员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或乡镇务会议推举产生。各地调解委员会始终为乡绅、族长、地主所把持。

　　  1951年，随着乡、镇人民政权的建立，全县各乡、镇建立了人民调解组织。1953年有调解委员1340人。1964年，调解组织增至1295个，成员2355人，调解民间纠纷6502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调解组织瘫痪，1973年恢复，后逐步健全。1984年12月，出席全县治保、调解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的调解委员代表有140名。预防、调处民间纠纷成绩显著的开元乡，1982年和1984年两次被评为浙江省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派代表出席省表彰大会。1985年，全县有调解组织1441个，成员4132人，调处各类民间纠纷8740件，90%得到解决。

　　第三节 律师事务

　　民国21年(1932)，县城设有12处个人律师事务所。35年起，县地方法院指定刑事辩护一名，为“公设辩护人”。1954年10月30日，人民法院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进行试点审判，设辩护人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旁听干部、群众1300余人。1955年培养义务辩护人5名。1956年，法院为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人出庭辩护的有15起。后因“左”的思潮影响，辩护制度遭到批判和否定。1980年5月，县法律顾问处建立后，配备专职律师，培训兼职律师，正常开展律师事务工作。至1985年底，共办理刑事案件辩护243件，民事纠纷代理106件(其中经济纠纷代理99件)，接待群众来访提供法律帮助6743人次，解答法律咨询3723件，还受聘担任10个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1985年4月起，三界、长乐、崇仁、黄泽、甘霖、石璜、临城等区和城关镇均相继设立乡、镇法律服务所，当年共办理一般法律事务1516件。

　　第四节 国家公证

　　民国33年(1944)，县地方法院始设“兼代公证处公证人”一名，直至1949年5月嵊县解放。1956年，县人民法院指定代理审判员一名，专职承办公证事务。次年6月，县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公证员办理国家公证事项。1958年后，公证工作一度削弱，后近乎取消。1982年5月，县公证处建立，配备2名专职公证员，当年办理权利和义务公证42件，经济合同公证2件。1984年开始办理涉外公证。自公证处建立至1985年底，共办理公证547件，其中经济合同公证320件，权利义务公证204件，涉外公证23件，接待群众来访提供法律帮助1536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