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庭洞天是王氏始祖王子乔的道场

　　东晋永和十一年（355）三月，会稽内史王羲之称疾辞郡，归居剡县金庭，携子抱孙，娱乐田园，开始了盼之已久的逸民生活。会稽多佳山水，他为什么独钟金庭为其归宿呢？原来金庭是道家二十七洞天，主治金庭洞天的神仙王子乔就是琅邪王氏的创始祖。王子乔爱吹笙，作凤凰之音，金庭白云洞相传为王子乔的栖神处、吹笙处。王子乔号白云先生，故洞以白云为名。由于这样的缘份，信道诚笃，祈求羽化长生的王羲之，为了归依先祖王子乔，金庭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最佳选择。诚如明成化间嵊县县令许岳英诗云：

　　远上金庭路渺茫，巍峨楼阁插云旁。

　　古来犹自羲之宅，何日堪追子晋王。①

　　王子乔是周灵王的太子，本名晋，世称王子晋，约生于周灵王泄心七年，即公元前565年。相传周灵王生太子于诸侯国晋（治今山西省太原市），故以晋命名。太子晋聪敏早慧，十五岁参与朝政，提出以聚土、疏川、障泽、陂塘之法治理国都洛阳的水患。但在某些问题上与父王意见相左，年少气盛的太子晋，竟以先祖厉王阻塞言路之过，当廷直谏，激怒灵王，被逐出宫廷。晋遂让位弟贵为太子，自己则去晋国隐居，后自废为庶民，娶妻立家，生一子，名崇敬。晋人仰晋，皆称王子晋，王姓由此而起，故崇敬冠以王姓。在中国，由姬姓改为王氏这一派，以王子晋为创始祖，王羲之就是他的第三十四代孙。

　　据传，王子晋后来离家上嵩山，从道士浮丘公游，学辟谷之法，羽化成仙，随浮丘公翔鹤飞去，又名王子乔，事备西汉刘向《列仙传》：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人于山上见之，告我家，于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头。②

　　在魏晋时期，王子乔是道家心目中的偶像，都希望能遇到他，从他仙化。嵇康《代秋胡歌》曰：“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凌厉五岳，忽行万亿。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炼形易色。歌以行之，思行游八极。”③在全国，王子乔的传说很多。在江南，则传说浮丘公、王子乔翔游各地后，最终来到天台山，主治华顶，成为道家第二十七洞天。华顶为天台山脉最高峰，金庭为其东门，故又称金庭洞天。《剡录》引《道经》曰：

　　王子晋登仙，是天台山北门第二十七洞天。洞在桐柏山中，三十五里，下见金庭壁，四十里，又曰天台华顶之东门，曰金庭洞天。周王子晋善吹笙，为凤凰之声。从浮丘公登高而羽化缑山。去后主治天台华顶，号白云先生。往来金庭，风月之夕，山中有闻吹笙者。①

　　《道经》是一部道家术书，汇集上至三皇五帝，下至东晋太元的各种道家之流，其内容不外天曹洞府符录、辟谷服食之法、除厄上章之仪、阴阳五行之术等等，事备《隋书·经籍志》，王羲之来会稽前已留传于世。嵊州市金庭镇华堂、岩头村南的金庭山上，高高的岩壁上有一个岩洞，洞口宽大而不规则，只能布梯攀援才能进洞。传说洞内有小洞，直通东海。民间相传，此洞即金庭洞主王子晋的栖神处，他常在洞里吹笙，作凤凰之音。因王子晋号白云先生，故名白云洞。相传王羲之第六子操之在白云洞下舍宅为祠，名曰白云士祠。祠后移华堂村，祀王子晋至王羲之父王旷共三十三代祖的神位。

　　关于王子乔羽化后来天台山的传说，除《道经》外，目前能看到的则是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并序，梁昭明太子将其收录于《文选》中，其序云：

　　非夫遗世玩道，绝粒茹之者，乌能轻举而宅之？非夫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②

　　“绝粒茹之者”，指不吃五谷、鱼肉，只吃果蔬，修炼辟谷成仙的人，即指“轻举而宅之”的浮丘公和王子乔。辟谷又称绝谷、断谷，“绝粒茹”也是这个意思。天台山是佛道诸家共聚之处，但修炼的都是白云先生王子乔遗传的辟谷法。王羲之居金庭后，传说他曾在白云洞中修炼过。当然，这只是传说，无文字为凭，但他修炼辟谷法是不争的事实，从他自己写给亲友的书信中就可找到依据：

　　仆近下数日，勿勿肿剧。数尔进退，忧之转深，亦不知当复何治。下，由食谷也。自食谷，小有肌肉。气力不胜，更生余患。去月尽来，停谷啖面，复平平耳。③

　　他告诉亲友，最近一个时期，因闭关修炼辟谷法后，弄得腹泻数日不止，又忽然全身浮肿，力气全无，百病滋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恢复食谷、食麦，所以现在又长出了一点肌肉。

　　王羲之逝世后50年，钱唐（今浙江省杭州市）道士褚伯玉来金庭，并设馆授徒。褚伯玉修炼的也是白云先生传授的辟谷法。据《南齐书·褚伯玉传》载：“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①身后，他的弟子孔稚圭《褚先生伯玉碑》曰：“是以王子晋笙歌，驭凤于天海；王乔云举，控鹤于玄都。亦有羽蜕蝉蠲，影遁形销。”②说他随白云先生王子乔学道后羽化成仙。褚伯玉还和天台石桥方广寺的释僧从交友，梁慧皎《高僧传》初集卷十二《宋始丰瀑布山释僧从》载：

　　释僧从，未详何许人。禀性虚静，隐居始丰瀑布山，学兼内外，精修王门，不服五谷，唯饵枣、栗，年垂百岁而气力体强。礼诵无缀，与隐士褚伯玉为林下之交，每论道说义，辄留连信宿。后终于山中。

　　始丰即今天台县，瀑布山即石梁飞瀑，旁有方广寺，在华顶西北。褚伯玉则居金庭瀑布山，在华顶东北，即今王羲之金庭观。释僧从“精修王门”，意思是修炼王子晋“不食五谷，唯食枣、栗”的辟谷法，故与褚伯玉志同道合，结为林下之交。

　　孙绰游天台山，王子乔在他的心目中，好像亲眼见其翔云，亲耳听其吹笙那样真切，其《游天台山赋》云：“王乔控鹤以冲天”，“觌翔鸾之裔裔，听鸣凤之口雍口雍”。又觉得那样的神奇，“骋神变之挥霍，忽出有而入无”。忽有忽无，妙不可言。

　　孙绰早知琅邪王氏以王子乔为始祖，其《丞相王导碑》曰：“公胄兴姬文，氏由王乔。玄圣陶化以起源，灵仙延祉以分流。”③孙绰可以说是王羲之择居金庭的引路人。他们两人早在庾亮（289——340）镇武昌时，同为府僚，相识结交，与众多文士结为“武昌诸子”。庾亮薨，王羲之出为江州刺史，孙绰出为章安令。章安即今浙江省台州市临海，时属临海郡。始丰县（今浙江省天台县）在章安县北，也属临海郡。天台山则是始丰县和会稽郡剡县（今浙江省嵊州市、新昌县）的界山，以华顶、石梁为界，南属始丰，北归剡县。孙绰游天台山，并作《游天台山赋》，时在东晋咸康七年（341）至建元二年（344）间，比永和七年（351）王羲之来会稽早七八年。永和四年（348），王羲之为护军将军，孙绰为扬州刺史殷浩的建威长史，俩人又在京都建康不期而遇，相交更欢。待到永和七年（351），会稽王司马昱诏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则求孙绰任其右军长史。来会稽前，俩人曾一起拜访会稽王，《世说新语·排调》有记。这时，掷地有声的《游天台山赋》已流传于世，王羲之当然听孙绰说起了先祖王子乔主治金庭洞天的事。这或许是他先求宣城而改求会稽的重要原因，故《晋书》本传曰：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晋书》卷80，页244）

　　王羲之笃信五斗米道，寻仙问道，炼丹服食，乞求羽化长生，是他晚年祈求的最高理想。当他一旦得知先祖王子乔主治金庭洞天后，顿然产生寻仙问道，归依先祖的想法是很合乎情理的。因此，他来到会稽后，在一封信中说：“吾初至，便与长史俱行，无不可不。”这位长史，当然就是他的右军长史孙绰。《晋书》本传说的“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实际上是说，他一到会稽，便“无不可不”的择定金庭作为他的最后归宿了。

　　来会稽后，王羲之练功更勤，矢志不移，促使他进一步坚定了“称疾去郡”的决心。他在给友人的一信中说：

　　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政同，但为形状小异尔。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于俗，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足下试观其终。（《全晋文》卷25，页1600）

　　因为“诚心终日，常在于此”，练功练得入迷，所以“方欲尽心此事，重增辞世之笃”，想尽快挂冠归田，一心去修炼道法，并表示要“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试观其终”。

　　王羲之不仅修炼白云道法，而且还把它和书法创作相结合，如《记白云先生书诀》，传为王羲之化名真隐子所作，曰：“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①主张把练功的道和书法的意贯通一气，这样就能达到“书妙尽矣”！又据《两浙著述考》载，唐天台白云子撰《服气精义论》和《修真正义直论》云：“此二书均载道藏中。世说载王右军得笔法于白云先生”②。白云子即司马徽，主事桐柏观。梁陶弘景《与梁武帝启》也认为“逸少自吴兴以前兹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③。

　　王羲之字逸少，为了寻祖问仙，皈依王乔，故而择居金庭，他儿媳谢道韫的《拟嵇中散咏松》诗，道出了个中谜底：

　　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

　　愿想游下憩，瞻彼万仞条。

　　腾跃不能升，顿足俟王乔。

　　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遥。④

　　升平元年（357）初冬，一个收获的季节，王羲之邀集中表亲在金庭庄园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聚会。据《王羲之集》书札中的零星统计，参加者有他叔叔王 的儿子胡之、耆之，有从叔王导的儿子洽、劭、协、荟，有妻弟郗忄音、郗昙，自家人中除六子操之和幼子献之未仕在家外，还有兄籍之子穆松，儿媳谢道韫和范新妇也从外地回来。王羲之在一封信中说：

　　谢、范新妇得□富春还，诸道路安稳，甚慰心。比日凉，即至平安也。上下聚集，欣庆也。（《全晋文》卷24，页1597。“□”表示原文缺字，下同。）

　　王羲之把这次聚会与兰亭曲水流觞相比较，认为各有千秋，其《与谢万书》曰：

　　衣食之余，欲与亲知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全晋文》卷22，页1582）

　　谢道韫的诗作于回金庭参加中亲聚会时。金庭满山虬松，郁郁葱葱，诗以松入题。游子偶归，看不够满山苍松，遂生“游下憩”的心愿。赏景的同时，又想起了晚年练功羽化。“腾跃”，道家语，与遐举、驭鹤、羽化、升天意同，即蜕蝉成仙的意思。谢道韫与丈夫王凝之亦笃信五斗米道，修炼道法，但她才二十多岁，尚“不能升”，故希望晚年能回归金庭，等待王子乔将她点化成仙。“顿足”，驻足而居，不再外游。“俟”，等待、盼望。金庭为王子乔道场，点明“顿足”处必指金庭，而写这首诗时，她也正好在金庭参加中亲聚会。但聚会完了，还得回到丈夫做官的地方去，故惋叹“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遥”。谢诗中的“山”、“松”，是她亲眼所见的实物，“顿足”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点，还得“飘遥”，不能永久住下，也是她的真实情况，所以说这是一首纪实诗，为我们研究王羲之择居金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证据。

　　白云先生是王氏的始祖，因此白云洞便成为金庭洞天福地的标志物。王氏在白云洞下建白云祠祭祀王乔，后成为王氏家庙，因而，白云洞、白云祠成为历代游子墨客观赏和歌颂的景点，今辑录若干如下：

　  崇妙观————唐·剡僧·灵一

　　王乔所居空山观，白云至今凝不散。

　　坛场月路几千年，往往吹笙下半天。

　　瀑布西行过石桥，黄精采根还采苗。

　　忽见一人檠茶碗，蓼花昨夜风吹满。

　　自言家处在东坡，白犬相随邀我过。

　　松间石上有棋局，能使樵人烂斧柯。

　　题金庭观————唐·僧小白

　　羽客相留宿上方，金庭风月冷如霜。

　　直饶人世三千岁，未抵仙家一日长。

　  游金庭————宋·金卞

　　寻真穷养洁，崇妙路迢迢。洞掩峰千叠，尘分水二条。

　　白云生石壁，飞阁插崖腰。隐隐存仙迹，浑凝在碧霄。

　　金庭洞天————宋·华镇

　　嵩高秀入洛川清，鹤去云归冷玉笙。

　　霜白金庭今夜月，风流依约有遗声。

　　题蜕庵————明·蜀人李本

　　人生七十古稀闻，悟得全归独有君。

　　处世尘埃栖弱草，骄人富贵等浮云。

　　蝶飞不入庄周梦，牛卧先知郭璞坟。

　　笑揖仙人王子晋，一川风月乐平分。

　　金庭八景·云洞嘘岚————明·俞振宣

　　何物嘘来断复连，几回飘拂只依然。

　　初疑洞口轻笼雾，还讶山腰淡带烟。

　　漠漠不因风后减，层层好向雨馀搴。

　　题诗曾列潇湘景，又入先生锦绣篇。

　　游金庭观（摘句）————明·张灿

　　仙家洞天三十六，金庭正在神仙篆。

　　日观霞宫缥缈间，云窗雾阁逶迤曲。

　　炼丹道士怀玉霄，每于洞口候琅 。

　　鸾舆或降赤松子，鹤驭时来王子乔。

　　灵踪一门今千载，羽盖飙轮复何在。

　　五粒松子不可攀，三秀灵苗谁许来。

　　晋朝内史王右军，旧宅尝寄兹山根。

　　清淡已无旧宾客，高致还遗贤子孙。

　　金庭十二景·白云洞————明·王钝

　　王子宾仙去不还，白云空生洞前山。

　　昔人遗迹今谁在，翠壁危岑不可攀。

　　白云洞————明·王商翁

　　幽人何处住，古寺白云高。问路不知远，到山方觉劳。

　　半山看竹石，一枕听松涛。我亦清幽者，烹茶读楚骚。

　　金庭————明·周汝登

　　千年古洞锁苍苔，洞口游人自往来。

　　赤水池空瑶草净，香炉烟散野花开。

　　吹笙竹里声疑在，跨鹤云中客未回。

　　试看樽前今夜月，当年曾照读书台。

　　白云洞————清·魏兰汀

　　仙人骑鹤去，古像遗桐柏。无地觅吹笙，云封洞口白。

　　游金庭观-清·王国维

　　信履金庭路，林寒值暮冬。香炉云篆霭，石鼓雪函封。

　　鹤跨思遐举，吹笙忆古踪。徘徊谁共语，赤水有潜龙。

　　金庭是王羲之的士族庄园

　　士族庄园是官僚、世家大族、富商等占有大片土地，经营农、林、牧、副业和手工业作坊，成为一个规模很大的经济实体，故又称世家大族庄园。一个庄园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如《颜氏家训》所记：“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爱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不仅如此，还以部曲门生为乡团武装。在江南，东吴时期就已经有了许多世家大族，如吴郡的顾、陆、朱、张，会稽郡的孔、魏、虞、谢等。据葛洪《抱朴子·吴失篇》载，他们的庄园“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伎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瘐”。司马氏灭魏建晋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下令实施占田法，制订了比较严格又具体可行的土地分配和税赋法制，江北的庄园经济因而迅速发展起来。据《晋书·食货志》载：

　　制户调之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以品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

　　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西晋占田法，确立了以士族庄园经济和小农经济双轨并存发展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农民，按户丁分得了土地，生活得到了保障，故《晋书》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其“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西晋“八王之乱”，北方世族大量渡江南迁。永嘉三年（309），王羲之七岁，随琅邪王氏迁居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西晋灭亡后，琅邪王司马睿以建邺为京都，称晋元帝，东晋立。为安置北方失籍的世族流民，“元帝大兴四年（321），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②朝廷有关部门开始登记北方流民的户口和他们原有的土地和财产，并为他们编户白籍，由朝廷直接管理，在江南为他们设置新的侨居地，分给土地和荫户客，重建新庄园。

　　咸康八年（342），王羲之诏为侍中、吏部尚书不就。他原打算以吴兴为最后归宿，故在此占田筑舍。后出为护军将军，其田舍由其堂弟代管，欲将在临川的母墓迁至吴兴，故写信给堂弟，要求归还田舍。其书曰：

　　坟墓在临川，行欲改就吴中，终是所归。中军往以还田一顷乌泽。田二顷吴兴，想弟可还以与吾，故示。弟想居意，故如往言。（《全晋文》卷24，页1594）

　　乌泽田一顷和吴兴田二顷，不是占田法规定的占田数，或许是分配给流民侨居的小片土地。吴兴的田舍后为王羲之的儿子居住。王云根《王羲之家世》③说吴兴永欣寺僧智永为徽之六世孙。但也有说为肃之所居。王羲之书信中则有“大奴去吴兴”语，他的长之玄之或许也在这里住过。

　　王羲之来会稽后，则选择了洞天福地金庭为其晚年归宿。究其原因，金庭为王氏始祖神仙王子乔道场，皈依先祖，祈求点化成仙，自然成为其择居的决定性因素。关于这点，上文已有详细说明。但作为一个世家大族和致仕高官，他和一般的隐士不同，享有许多特权。如按占田法，官三品可占田四十顷，可经营一个规模很大的士族庄园。所以，他必须选择具备经营庄园的地理环境和令他满意的人文环境。

　　金庭是一个山间小盆地，四山周环，十里平溪流贯其中，两岸分布着可供开发田园的河谷平地。山上森林资源丰富，尤以巨松著称，秀色可餐。有白云洞、石鼓、五老峰、瀑布山等胜景。又多草药，可满足其炼丹服食。唐朝僧人裴通《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曰：

　　越中山水奇丽，剡为最。剡中山水奇丽，金庭洞天为最。洞在县东南，循山趾右去凡七十里，得小香炉峰，峰则洞天北门也。谷抱山阙，云重烟峦，回亘万变，清和一气。花光照夜而常昼，水色含空而无底。此地何事，常闻异香；有时值人，从古不死。①

　　金庭除了地灵物优的自然条件外，当时的剡县已经成为淡散逍遥的隐逸乐土。剡县是一个独特的封闭式山间盆地，构成了特殊的地貌形态，遇有兵灾，人多来隐，故《水经注》云：“足为避地之乡矣！”②宋高似孙《剡录》引《十道志》载：

　　谶曰：“两火一刀可以逃。自汉以来，扰乱不少，故剡为福地。”③

　　王羲之性骨鲠，和隐逸超尘脱俗的人格魅力灵犀相通，剡县是他向往之地。他在邀许玄度徙居金庭的信中说：“此既避，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避”即避地之乡。就在王羲之归居金庭前，佛、儒、道各家人物遁逸剡县，形成了一个高潮期，这些人中有些则是他的亲戚或至交密友。

　　早在二十来年前，王羲之少年时期就倍加敬仰的光禄大夫阮裕已隐居剡县，占田筑舍，经营庄园，操修德业。王羲之来会稽后，在谢安陪同下，特地登门拜访。十多年前，王羲之从伯王敦弟、高僧竺道潜来剡东沃洲，划地东峰山，筑寺水濂尖，广授徒众。道潜从弟、王导弟释道宝也接踵而至。王羲之为会稽内史时，与之相交甚欢的高僧支遁也来沃洲小岭筑寺讲学。在此同时，名僧白道猷、竺道壹、支法度、于法兰、于法开来剡或游或止，相互答难，沃洲已经成为高僧云集的江东佛教中心之一，所谓佛家“六家七宗”即肇始于此时。除这些名冠华夏的高僧外，司徒蔡谟于永和六年（350）乞归剡东，在金庭南沃洲闭门授徒，王羲之辞归后与其相交甚密。也在永和六年（350）的十月，王羲之的中表姨母、少年书法蒙师卫夫人卒于剡县，葬独秀山，其子剡令李充去职，墓庐守丧，时王羲之在京都为护军将军，曾发来唁文致哀，这就是著名的《姨母哀帖》。李充少年居王府，和王羲之“燕婉历年岁，和乐如瑟琴”。永和九年（353）春，李充服阙，离墓庐赴京，未能参加兰亭诗会，以《嘲友人》诗寄王羲之曰：“逝将寻行役，言别泣沾襟。愿尔降玉趾，一顾重千金。”①托他代为照顾墓庐和母墓。王羲之辞归后，以李充墓庐为读书处，后乡人在此建右军祠，奉为乡主。

　　著名隐士戴逵入剡，给剡中的隐逸文化带来一丝春风。戴逵字安道，门出硕儒范宣，博学善文，尤精音乐、绘画、佛像雕塑，屡诏不仕。永和八、九年间（352——353），镇东大将军、太宰司马日希使门人诏逵弹琴，逵怒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遂破琴潜匿剡县。谢安等会稽名士皆相钦重，王羲之内侄郗超出资百万，为其在剡山建豪宅。未二年，王羲之辞归金庭，逵或造访，故金庭有戴公山。阮裕的道德风范，高僧的安贫乐道，戴安道的破琴精神，造就了剡中隐逸文化的人格魅力。随之而来的是，辟谷息气之法、采药炼丹之术愈加盛行。这些客观存在的氛围，也深深地吸引着王羲之羽化长生的梦想。

　　庄园是以农田为主、农林牧副和手工业作坊兼营的综合性经济实体。王羲之虽然没有谢灵运《山居赋》那样把他的金庭庄园交代得一清二楚，但在他留世的600多篇书札中，仍然反映了与经营庄园相关的许多蛛丝马迹。比如《吾前东》帖曰：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全晋文》卷22，页1582）

　　此帖写于任会稽内史时，他已经开始在庄园经建精舍。“佳观”就是精美的楼宇。王羲之的精舍规模很大，或许有多幢。他回金庭后曾经组织过一次二三十人规模的中亲聚会，要安排这么多人的食宿，肯定需要一个建筑群式的“佳观”。王羲之自己住的“佳观”，是一幢花园式的园林，园里有果木、药草。其书曰：“仆近修小园子，殊佳。致果杂药，深可致怀也。”尤酷爱荷花，其书又曰：“弊宇今岁植得千叶者数盆，亦便发花，相继不绝，今已开二十余枝矣，颇可观。”庄园中还有佃客居住的野舍和诸多手工作坊。从中亲聚会的田园之乐中，还可以体悟到庄园的丰厚收获，他在一封邀友信中是这样写的：

　　迎集中表，亲疏略尽，实望投老得尽田里骨肉之欢……末秋初冬，必思与诸君一佳集，遣无益，快乐为共。（《全晋文》卷22，页1585）

　　“中表”指五世以内，足见人数之多。“田里”即庄园的代称。“末秋初冬”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是聚会的最佳时机。他在《与谢万书》中，更加详尽的说及了经营庄园的事实：

　　并行田尽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全晋文》卷22，页1582）

　　“行田尽地利”，意思是行穰福田，祈祷丰收，可见王羲之经营庄园的良苦用心。此信写于升平三年（359），经营庄园已经五六年了，庄园内的土地已经开垦为良田，故云“语田里所行”，指和亲友交谈经营庄园和田园生活的情况。他邀集中亲的目的就是请他们来共同享受丰收的愉悦，因为庄园的收获，不仅可供自家“颐养闲暇”，而且常可与亲知“时共欢宴”。书中“抚掌之资”，即指庄园生产所得，因为十分富有，故“其为得意，可胜言耶！”

　　水果是庄园的一大出产。王羲之亲自参加了果木的栽培，还请益州（治所即今四川省成都市）刺史周抚多次寄来水果的种子，和他交流育种的方法。他在一封给周抚的信中说：

　　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全晋文》卷22，页1583）

　　仅从他的书信中，所记金庭庄园的水果有：青李、沙果、海棠果、樱桃、大柿、橘、柑、栗、桃等，榧、梅一类则是当地的传统产品。金庭庄园简直像一座花果山。信步果园，与儿孙们共尝自己亲手栽种的果实，是王羲之田园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刻，其《与谢书万》曰：

　　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全晋文》卷22，页1582）

　　“今”即升平三年（359）。水果从种苗栽培到摘果可尝，只少得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今已可“割而分之”，说明经营庄园已多年了。“率诸子”，指六子操之和幼子献之。他俩这时还没有生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抱弱孙”当指其他五个儿子的子女，他在给周抚的信中说，已经有儿孙十六人。他的儿子虽在外地做官，但妻小有的则和王羲之夫妇生活在一起，说明金庭人丁兴旺。他把率子抱孙娱乐田园的美好生活，写得像电视片一样明了，令人羡慕不已。

　　《与谢万书》中还说到了“植桑”。桑育蚕，蚕结茧，茧缫丝，丝织绸，说明金庭庄园有丝织业的手工业作坊。东晋剡绫很著名。再则，种药、采药、制药，亲自体试，颇化心血，书札中论述很多，可称庄园一业。在庄园手工业作坊方面，更值得一提的是造纸。

　　升平元年（357），司州刺史堂弟王胡之从洛阳病归，邀王羲之赴余杭共访许迈。这时，王羲之在山阴老宅，他给许迈写了一封信：

　　得司州书，转佳，此庆慰可言。云与君数数或采药山崖，可愿乐，遥想而已。云必欲克余杭。之迟期，此不可言，要须君旨问。仆事中久，宜暂东。复令白，便行，当至剡槌上。二十日后还，以示。政当与君前期会耳，迟此，情兼一一。（《全晋文》卷24，页1594）

　　这时，王胡之正在京都疗疾，已“转佳”。“宜暂东”，说他将从山阴归金庭。“当至剡槌上”，意思是回金庭取剡槌纸赠与许迈。剡县产剡藤纸，质地优异，朝野钦慕，纸贵难购，魏晋时已副盛名。剡藤纸有几类，剡槌尤精。槌者，精心捣制而成，或曰剡捶、剡石垂、剡椎，宋《剡录》有记。此札中所谓“剡槌”，是剡县生产剡藤纸的最早文字记载，对研究纸史具有文献意义。可以肯定，王羲之晚年是用他庄园里生产的剡槌纸作书的，故比过去的书法作品更佳，王公贤达竞相索求墨迹，被陶弘景称为“末年书”。他还生产一种名曰“侧厘”的笺纸，曾赠送谢安等好友。晋裴启《语林》载：

　　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检校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桓宣武云：“逸少不节”。①

　　又生产麻纸，王羲之书曰：

　　下近欲麻纸适成，今付三百，写书竟。访得不？得其人，示之。（《全晋文》卷24，页1597）

　　上面这些，是为了说明王羲之在金庭经营庄园的情况，他不是单纯的来隐居的。那么，金庭庄园有多大呢？我们无法从王羲之的书信中找到答案。但按晋占田法，他的六子操之也归居金庭，官三品，可占田四十顷，父子共占田八十顷，可称是一个万亩庄园了。难怪王氏的后裔说，站到瀑布山上喊一声，凡是听得见的地方都是王氏的山；平溪的水流到了头，两岸都是王氏的田地。这正好是以十里平溪为中心的一个山间小盆地，即金庭洞天福地。

　　说金庭是王羲之的一个士族庄园，今生活在金庭的王羲之裔孙和《金庭王氏族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中国的农村，大多数是一姓一村的姓氏村庄。这些村庄久聚不散，人口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他们的生息繁衍，都是以祖先留给他们的田地等财产为基础的。金庭王氏1600多年来，以王羲之为一世祖，王操之为二世祖，繁衍至今第五十九世，发展为以华堂为中心的孝康、观下、岩头、天马等诸多村落，人口达五六千，就是在王羲之、王操之父子万亩庄园的基础上瓜绵生息的。在东晋的士族庄园中，像王羲之的后裔们那样一直凝聚一地，久居至今，也是一个奇迹。关于金庭庄园的范围和面积，《金庭王氏族谱》中的坟籍和坂田等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坟籍是家谱的实物档案。王氏结庵守茔，孝悌传家，祖墓记载甚详。金庭王氏从南宋开始修纂族谱，宋朝以前的家族世系则依家乘所记，葬于各处的祖墓群和安放在家庙中先祖神位，则是家乘活生生的内容。旧时，家家都有灵堂、神龛，祭祀父祖的神位，阴寿百年后则请入家庙或祠堂，陈列为一代一代的世系。神位或曰灵位，俗称木子，不仅刻记亡人的生卒年、月、日、时辰，有名望的还另记职官、事迹和葬地。金庭王氏以白云祠为家庙，以王子晋为创始祖，陈列王羲之、王操之后各代列祖列宗的神位。宋、明之后，又分八派，各建宗祠，神位世系详尽，是制作谱系的重要档案。祖墓一般都安葬在己有的土地上，它的分布，大致反映了这一村落姓氏占有土地的范围。《金庭王氏族谱》坟籍甚详，仅唐朝以前就有下列记载：一世祖王羲之葬瀑布山。二世祖操之葬毛竹洞山。操之乳母葬奶坞山。三世宣之葬西山之原。四世众葬石鼓山之原。五世灼葬高盘山之原。六世世良葬独山之原。七世瑶葬盘龙山之原。七世刚葬灵鹅山之原。八世统葬卓剑峰之原。九世镇葬金庭山之原。十一世轨葬官地山之原。十五世胄制家乘，葬奶坞山之原。十六世雍葬小坑山之原。上列14座唐前墓葬系王氏显赫人物，多数在族谱中附有小传，其后代分派而葬，发展为一处一处的王氏墓群。这些墓葬南至平溪上游的金庭观、小坑，北至平溪下游的灵鹅、官地。宋朝时，王氏墓群北扩至黄史院、晋溪、下任、欢潭，南则达平溪源头的济渡、上坞，范围又大了一些。这些墓地分布在平溪盆地的东南西北，大致反映了金庭庄园占地的范围。

　　王羲之五世孙衡，立右军田460亩为金庭观焚修田，剡县分立新昌县时，其中100多亩地属新昌，这种情况一直延属至明嘉靖时，王应昌有记，可见庄园的南界达嵊新交界。平溪两岸多农田，是金庭庄园的水稻产区，王羲之书札中常提到的“田里”，即以此为称。唐朝以前，金庭王氏在外做官的人多，世居金庭者少，还是一个一统家族，共享庄园财富。南宋后，人丁开始兴旺，渐渐分为八派，形成以华堂为中心的小坑、观下、后厂、岩头等自然村，庄园的大部分田地分给各派各户所有，但仍保留了数量不少的宗祠、书塾、寺观、路桥、孤寡等各类堂众田。据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金庭王氏族谱》载，这样的堂众田还有180多丘，计二三百亩，并仍以王羲之命名，称“右军大众户”，以示王氏田地都来自始祖王羲之。金庭分田地为二十多坂，皆有名。但各坂的每一丘地田，不论大小，都以数字统一编号，这似乎有一些魏晋屯田的遗痕。

　　辞郡原因及经过

　　东晋永和十一年（355）三月初，会稽内史王羲之称疾辞郡，归居剡县金庭。他的辞郡，不仅亲友们似在梦中，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也曾屡屡相劝，朝野议论纷纷。关于王羲之辞郡的原因，《晋书·王羲之传》颇多微词，归咎于与“王述不协”。这种说法有损于王羲之的人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故在论述其辞郡原因前，必须先予澄清，以明是非。

　　《世说》虚夸的身后是非

　　《晋书·王羲之传》曰：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已，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

　　查这段文字，基本上与《世说新语·仇隙》说法一致：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隙大构。后蓝田为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①

　　本传比这篇《世说》的内容多，其中埋怨儿子不如王述子坦之能干，这条亦来自《世说》；另一条，王羲之说王述服阙后可当尚书，投老可得仆射，则出自刘孝标注引《中兴书》。《世说新语》系南朝宋元嘉中临川王刘义庆（403——444）镇荆州时，邀集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文学之士所撰，南朝梁刘孝标（458——521）注，其中注引《中兴书》，是南朝宋孝武帝时奉朝请何法盛撰。

　　《世说新语校笺·前言》曰：“《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一部主要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小说。”张 之《世说新语译注·前言》也说：“《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的志人小说的名著，主要记述了汉末魏晋人物的言谈风尚和遗闻轶事。”①很明白，《世说新语》的研究家都认为属志人小说一类，是一部故典文学作品。《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②虽然《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是真实的，有些轶事或许事出有因，未必全是虚撰，但它是经过人为演绎的文学小品，是不能把它当做历史文献的。《晋书》将小说大量的引入到人物传记中，后人褒贬不一，如唐代刘知几《史通》则提出批评。不说别的，单就《王羲之传》引《世说》与“王述不协”作为辞郡原因，实大为不当，从历史的视角去分析它，其中破绽显见：

　　其一，说王述居山阴守母丧三年，王羲之代郡，竟久久不去吊唁，后又不经通报，便自入其门，见家人哭，又不前而返，恣意凌辱；后王述服阙升为扬州刺史，游四城不辞而别，相与报复。像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像是儿戏。《晋书》或许觉得这样的说法太不合情理，加了一句“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这一加，更露出了虚构的破绽。

　　其二，说王羲之求分会稽郡为越州，这更是谙于历史的笑话。会稽郡虽在扬州辖下，但它是会稽王司马昱的分封领地，属诸侯国，内史只对会稽王负责，决定权全在会稽王手中，扬州刺史无权过问。如果要将会稽郡改置越州，皇帝必须先撤销会稽王。未经允许，就遣使赴朝廷游说，王羲之难道不懂这是欺君犯上之罪吗？再说，十年前诏王羲之为侍中，位重于刺史，而坚辞不就，且右军和刺史同为三品，何言“耻为之下”。王羲之是会稽王司马昱的姨表兄，司马昱七岁封会稽王，即征为会稽王友，相伴八年，实有师生之谊。今又为会稽王内史，可直谏无碍，根本不会“遣使诣朝廷”，惹出“大为时贤所笑”的事来。

　　其三，王述无权令王羲之“自为其宜”。“令自为其宜”是一句官场话，意思是你犯了错误，就该自动请辞。按晋朝官制，内史由皇帝直接任命，王述发现王羲之过失，就该表奏皇帝敕免，无权“令自为其宜”。再说，王述是会稽王的亲信，王羲之是会稽王的内史，会稽王会眼看他两明争暗斗吗？《中兴书》较重礼制，在录用《世说》是文时，将“求分会稽为越州”和“令自为其宜”两节删除了。

　　作一点简单的分析，就会明白所谓王羲之和王述“彼此隙大构”的说法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王羲之和王述是东晋中兴时期两个品质优良、人格高尚的好官。一个以“骨鲠”著称，一个以宽容著称。他俩都是王子晋的后裔，同宗同龄，但从来没有在一起共事过。王羲之辞官后，和王述女婿谢万的关系可称莫逆之交，对他关怀备至。和他儿子王坦之理念相合，相与共谋，常有书信往来。在王羲之辞归后的书札中，也可看到“怀祖可乎？”“怀祖都共事”等问候和关怀王述的话。说他老来可作尚书、仆射，当是很高的评价，并当真言中。王述为扬州刺史，则以王羲之幼子献之为州主簿，故献之在晚年《辞尚书令与州将书》中曰：“王怀祖先辈名流，作此职可谓佥允。”对王述翘指称好。从这些历史的真实中，可见《世说新语》和《中兴书》所谓王羲之和王述构隙之说，纯属小说家言，是身后是非的文学炒作，严重诋毁并伤害了他俩的人格，误导了后人对王羲之的正确认识。如梁萧绎《金楼子·立言》严厉批评王羲之曰：

　　余以为怀祖为得，逸少为失也。怀祖地不贱于逸少，颇有儒术，逸少直虚胜耳。才既不足，以为高物，而长期狠傲，隐不违亲，贞不绝俗，生不能养，死方肥遁，能书，何足道也。①

　　这位梁元帝很偏激，认为像王羲之这样狠傲不贞的人，不值得称“骨鲠”，而且连他的书法都不足道。这是多么深的误会，确实造成了研究王羲之的极大困惑。我们不该听信这些文学炒作，应努力探求历史的真实性，还给一个本真的王羲之。

　　称疾辞郡的主要原因

　　王羲之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很有责任心的人，待人接物以“骨鲠”著称，不会沉湎于一己之私和个人恩怨中，他的辞退一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关；他又是一个笃信道教的人，好服散长生，寻仙问道，信仰止足之分顺其宿心，他的辞退也和人生理念有关。总之，王羲之的辞退既有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理想的追求。他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会像“和王述不协”这样简单，一定是在漫长的价值考量后，才“止足之分，定之于今日”的。

　　王羲之素称“自无廊庙志”，尤“不乐在京师”，对做官并无刻意的追求。他为江州刺史时，诏为侍中，坚辞不就，待职数年，实际上已经辞退过一次了。永和四年（348）诏为护军将军，又表求“驱使关陇、巴蜀”，戍守边关，后经扬州刺史殷浩厉言相劝，虽勉而就之，但心存愤懑。其与益州刺史周抚书曰：

　　六日。昨书信，已得去。时寻复逼，或谓不可以不恭命，遂不获已。处世之道尽矣，何所复言。（《全晋文》卷22，页1585）

　　他是在“时寻复逼”的情况下“恭命”护军的。“处世之道尽矣！”是说做官做到头了，已经没有道理可讲了，似乎已生退意。在京都做了三年护军将军，便求外放盛产文房四宝的宣城，结果会稽王司马昱征其为会稽内史，这从到任后写给司马昱的信中，看得出他很满意：

　　羲之死罪。复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叹。去月十一日发都，违远朝廷，亲旧乖离，情悬兼至，良不可言。且转远非徒无谘观之由，音问转复难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问，还愿具告。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4，页1595）

　　王羲之早先为司马昱会稽王友，今复为其内史，“复蒙殊遇”即此意。“求之本心”谓真心所求，诚愿此职。虽称心如意，但如《晋书》本传所说，“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已经有了做满一个任期便辞退归耕的打算。他的这种想法，在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中已经有明显的表露：

　　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全晋文》卷26，页1609）

　　王羲之感叹人老了，几十年的仕途生涯厌倦了，人的思想感情随着各种事件的发生而变化，过去喜欢做的事情，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新生活将要开始，为此以文会友、乐淘山水的聚会，怎不叫人感慨兴怀。兰亭诗会可以说是王羲之回归自然的一次尝试，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兰亭诗会后，江东发生饥荒。据《晋书·穆帝纪》，永和九年（353），“三月旱”，“五月大疫”。《晋书·王羲之传》曰：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

　　在饥荒严重的情况下，王羲之提出了免征、赈济、清仓、肃贪、断酒等一系列安定灾民，防止流亡的主张，但掌握决策权的会稽王司马昱却置之不理。王羲之一莫筹展，多次写信同僚，叹惜曰：

　　知郡荒，吾前东，周旋五千里，所在皆耳，可叹！江东自有大顿势，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叹，复为意卿示聊及。（《全晋文》卷23，页1589）

　　断酒事终不见许，然守尚坚，弟亦当思同此怀。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近复重论，相赏有理，卿可复论。（《全晋文》卷24，页1594）

　　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瘐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便可放之。其罚谪之制宜严，重可如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全晋文》卷26，页1606）

　　“吾复何在，便可放之”的意思是说，既然我的主张一事不依，会稽郡的事我还能干得了吗？因此要求会稽王调他到小地方去当郡守，其书曰：

　　此郡之弊，不谓顿至于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自非常才所济。吾无故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夏，人事请托，亦所未忽小都，冀得小差，须日当何理？（《全晋文》卷26，页1606）

　　他认为会稽郡的弊端由来已久，非只一二，积重难返，非自己的能力所能胜任，因此悔不该来，要求会稽王调他到小郡去。“人事请托”，说的就这件事。或许因为信中“夏，人事请托，亦所未忽小都”这句话惹出了非议，《世说新语》说他“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牵扯出和王述构隙的事来。

　　正当饥荒漫延，难民流落，民心躁动时，会稽王非但不用力救灾，反命殷浩北伐，追征会稽税赋。王羲之急不可耐，连连写信给殷浩和会稽王，以剧言劝止，但会稽王置之不理。王羲之认为北伐内外条件未备，一年前谢尚攻昌许，兵败诫桥，敌势正旺。度量彼我态势，希望停止北伐，退兵以保江、淮。并说：“若不如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王羲之致殷浩书483字，致会稽王书559字，是他留世的众多书信中言词最激、文字最长的两封信，说北伐“不亡何待”，又比称“秦政”，“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称北伐为亡国败举。但他的耿耿直谏，却似泥牛入海，“吾书未被答”，会稽王显然冷落了他，更增加了他对时局的悲观，因而深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其致亲朋的信尽吐心中苦情：

　　知数致苦言于相，时弊亦何可不耳。颇得应对不？吾书未被答。得桓护军书云，口米增运，皆当停为善。（《全晋文》卷24，页1594）

　　增运白米，来者云必行此，无所复云。吾于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然太老子以在大臣之末，要为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险？今便极言于相，并与殷、谢书，皆封示卿，勿广宣之。诸人皆谓尽当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足下亦不可思致言耶？人之至诚，故当有所面。不尔，坐视死亡耳。（《全晋文》卷24，页1595）

　　“相”即辅政的司徒会稽王司马昱，王羲之“数致苦言于相”，甚至“极言于相”，“而吾书未被答”，一腔热血，受到会稽王的如此冷落，觉得自己的主张“直恐不能行耳”，但又不能“位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险”，故而顿生“吾复何在，便可放之”的想法，成为称疾辞郡的导火线。

　　王羲之由于和执政者北伐方略和救灾理念的政见分歧，是称疾去郡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其处世理念和宗教崇拜应时萌动，成为称疾去郡的公开理由。永和九年（353）十月，殷浩北伐攻许昌，途径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县北），前锋姚襄反叛，北伐告败。可以这样认为，殷浩山桑败绩后，是王羲之抽身而退最体面的时机，也是“骨鲠”本性之使然。他写给会稽王的第一封辞郡书当在此时。他在和友人讨论道法优劣时，也提到了辞郡，其书曰：

　　吾所奉，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于俗，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足下试观其终。（《全晋文》卷25，页1600）

　　为了终日不懈修炼道法，因而笃增了辞世的决心。“重增”道出了“辞世之笃”的内心玄机，说明他早有辞郡之意。王羲之已经五十多岁了，人生几何。他想信服散入道必能长生，所以必须为自己留出几年修炼时间，实现“所怀之重者”的人生理想，故早就有“得期于奉身而退”的想法。下面这封信，是他将归金庭庄园时写的，是对辞郡原因的真情告白：

　　若世怀不尽，前者自当端坐观时，直方其道，或将为世大明耶。政有救其弊，□算之熟悉，不因放恕之会，得期于奉身而退，良有已！良有已！此共得之心，不待多言。又余年几何？而逝者相寻，此最所怀之重者。顷劳服食之资，如有万一，方欲思尽颐养。过此以往，未知敢闻，言止于今也！（《全晋文》卷24，页1596）

　　当然，尚子平的毕娶远游，杨王孙的弃富寻仙，疏广、疏受叔侄的功成身退，这些悠然止足之分的先贤，也是他学习的榜样。

　　称疾辞郡路漫漫

　　按晋制，王羲之辞郡须上疏皇帝御准，准辞后，还得等到新官到任后才能离职。这往往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作为内史，他必须先到得会稽王的同意。他在一封信中，向亲友诉说了这一漫长的过程：

　　鄙疾进退，忧之甚深。使自表求解职，时已许。乃当是公私大计，然此举不深又不宜。是之于始，二三无所成。可以示从女，其劣欲知消息。（《全晋文》卷24，页1596）

　　信的意思是说：在请求以病告退的日子里，一直忧心忡忡。后来，会稽王同意我上疏穆帝，请求解职归田，今已得到恩准。会稽王认为进退是有关国家和个人的大事，说我此举没有深思熟虑，也是不恰当的。从向会稽王疏请辞退开始，上疏了二三次都没有答应，今天终于成功了，虽不算是个好消息，但可以公之于众了。

　　信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只求对方知情即可，别人往往很难看懂。这封信算是说得比较明白的，但什么时候“时已许”呢？请看王羲之给会稽王的这封信：

　　羲之死罪！去冬在东 ，因还使白笺，伏想至。自顷公私无信使，故不复动静。至于咏德之深，无日有隧。省告，可谓眷顾之至。寻玩二三，但有悲恸。民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无暂展语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将无其人，何以复言。惟愿珍重，为国为家。时垂告慰，绝笔情塞。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3，页1589）

　　这是王羲之去职时写给会稽王司马昱的告别信。永和十一年（355）三月初，新任会稽内史江 到任，带来了会稽王给王羲之的信，故云“时垂告慰，绝笔情塞”。“惟愿珍重，为国为家”是临别赠言。信中感谢会稽王对他“眷顾之至”，重申了辞郡的原因，希望晚年能有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平生理想。或许会稽王信中提及请他今后复出的意思，他则以“以此忘情，将无其人，何以复言”婉拒。“寻玩二三”和前札“二三无所成”意同，说二三次请辞皆未获会稽王恩准。他在另一封信中说：“又以《表》示卿，政当尔不？”说明确曾多次上表请辞。“去冬在东 ”是一个时间点。“去冬”指永和十年（354）冬，“东 ”即 县，时属会稽郡，今宁波市所属的鄞州区和奉化市。王羲之是在 县巡视时接到穆帝获准辞退的圣旨的，并立即给会稽王复信。从这一天起，王羲之便进入了留守期，等待新内史的到来。“自顷公私无信使，故不复动静”的意思是说，在整个留守期间，公事私事都没有什么可信告的，故一直没有去信。

　　如下，根据上述信中“二三无所成”到永和十年（354）冬“使自表求解职，时已许”，作一些推算：假设王羲之曾三次向会稽王表求辞退，继而又上表穆帝御准，即先后计呈四《表》。从会稽郡（今浙江省绍兴市）至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舟马670多公里，官驿行程至少20天，文书往返一次就得一两个月，先后四次来回送达，每次之间总得停留旬月，这个漫长的过程，少说也得一年多。这就是说，王羲之早在永和九年（353）冬就已经向会稽王司马昱疏求“称疾辞郡”了，这恰好是十月殷浩北伐告败的时候。次年春，扬州刺史殷浩被废为庶人，王述正好母丧服阙，赴建康任扬州刺史。这就是说，王羲之早在王述为扬州刺史前已经请求辞郡了，《晋书》本传所谓“耻为其下”而辞郡的理由并不成立。

　　其实，王羲之在表求辞退时，已经开始在金庭建设庄园了，其与亲友书曰：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全晋文》卷22，页1582）

　　“东”指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和剡县金庭的地望关系。会稽郡十县，剡在郡东，古称“越东足”。北方南渡士族坚持以故乡为户籍地，不愿说出江南新的侨居地名，以示渴望祖国南北统一的心愿。因此，在《王羲之集》中，找不到他晚年归居的地名，仅用一个“东”字，如“吾前东”，“知欲东”，“即想东”，“吾日东”，“宜暂东”，“至东县”，等等，来表述从山阴至金庭的地望关系。其《与谢万书》中“顷东游还”，则表示从金庭回山阴。“吾前东”的意思是前些日子到金庭去了。“粗足”，指“田园粗足，丘壑可怡”的中和物欲观，如苏东坡诗“传家粗足不愿余”。“作佳观”，即建筑精美的楼房。此札说明王羲之表求辞郡的同时，已经择地金庭，开始经营庄园，正在建筑精美的住宅，为回归作准备。亲朋不理解，甚感错愕，说像在梦中。他告之“吾为逸民之怀久矣”！笑他好像刚知道似的，并说信里一时说不清楚。

　　在王羲之去职前，“佳观”建成。妻子郗璇带着儿孙们已经迁居金庭。他留守郡治，等待新任到来，寂寞之余致信亲朋曰：

　　吾之朽疾，日就羸顿，加复风劳，诸无意赖。促膝未近，东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还期非远耳。（《全晋文》卷25，页1602）

　　“促膝”，指儿孙们。“未近”，到一个离郡治山阴较远的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呢？“东望慨然”，到郡东的剡县金庭去了。虽然明知“还期非远耳”，但他希望日子过得越快越好，这一天能早早到来。“还期”当然是指“东望慨然”的金庭了，因为这里是他最终的归宿。

　　父母灵前的辞世誓言

　　永和十一年（355）三月初，王羲之辞归金庭，住在“佳观”里，选定九日吉辰，肆筵设席，祭拜父母神灵，并写下了一篇言词真切、决心铁定的自誓文：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斯亡无日，将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就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日。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也，名教所不得容也。信誓之诚，有如白敫日。（《全晋文》卷26，页1609）

　　三月九日，清明刚过，这是王羲之归居金庭的第一次祭祖。旧时，家家都有神龛，置放已故父母和祖上的神位。每逢清明、冬至，于神龛前设筵祭祖，口念吉言，请保佑吉祥平安。稍后礼毕，烧纸钱，又焚香送祖归。会稽地区的神位用木雕制，鎏金红漆，正面书“显考（妣）×××神位”，盒内藏生死年月日时辰和安葬地点。亡者百岁后，则请入宗族祠堂神龛安放。神位是亡者灵魂的象征，故俗称灵位，灵牌，会稽人又曰“木子”。王羲之《自誓文》中的“二尊之灵”，指的就是父母神位。王羲之信道，《自誓文》是在祭奠父母亡灵时写下的誓言，故用真书。他用这种庄严的方式表示永伴“二尊”，再次坦言进退之由，誓不再官。

　　《中兴书》和《晋书·王羲之传》等，把《自誓文》中的“二尊之灵”、“先灵”理解为“父母墓”，似属误读。首先，山阴没有王羲之的父母墓，也不见方志有记。其父王旷战死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不知所终，其墓史无记载。父死时，王羲之未至学龄，故《自誓文》曰：“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王羲之在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有田舍二顷，母墓在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原想迁之，然未果。山阴有宅，但非最后归宿，故没有迁母墓于山阴的记载。王羲之辞郡时母墓还在临川，辞郡后才迁归。因而作这篇《自誓文》时，不论山阴、剡县都没有父母墓。再则，民间也没有到野外父母墓前“肆筵设席”的祭祀习俗。故而文中的“二尊之灵”、“先灵”是指供奉家中的父母灵位。像王羲之这样的贵族，或许家中除置有行道的静室外，还有专门放置父母神位的灵堂，专供祭祀用。

　　“止足之分”，即老庄之诫。老子《道德经》四十四曰：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①

　　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名誉和身体，身体和财富，得与失，那个更重要呢？不应太重视名誉和财富，知足去欲，不辱于身；知止不殆，则不累于心。身心无累，则可健康长寿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止足”是魏晋清谈家们的一个热衷话题，它所包含的人生理念非常丰富，对王羲之的提前辞退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其他人一样，当处于“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的两难境地时，止足之分就成为他抽身而退冠冕唐皇的托词。

　　王羲之是个虔诚的五斗米道徒，在父母灵前坦露心胸，表白决心，写成文字为画符，是常有的事。除《自誓文》外，他在给亲友的书文中还有所记：

　　今又告诚先灵，以文示足下，感怀恸心。（《全晋文》卷23，页1587）

　　这次“告诚”的内容，是不是同一篇《自誓文》，不得而知，但进一步证明了“先灵”指供奉家中的父母神位。“以文示足下”，说明他曾将一些画符公之于众，自己则留有手稿，如《官奴贴》，就是一份乞求天师保佑孙女玉润病除的符咒。王献之身后留下了许多画符和神咒，米芾《书史》载：“海州先生收王献之画符与神咒一卷，小字，五斗米道也。”由此可知，像《自誓文》一类画符，实际是在家中父母灵前所表达的决心书、保证书，这为我们提供了“灵”并非“墓”的一个佐证。

　　王羲之书文中的“东”、“田”、“剡”

　　清严可均《全晋文·王羲之集》录王羲之书文共658篇，厘为五卷。这些文章，大部分是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和辞官后写给亲戚朋友的书信，作为书法珍品被保存下来，唐褚遂良、张彦远等将其收集成帖，才传之于今。这些书信，是研究王羲之晚年的思想脉络和生活规迹的第一手资料。细读《王羲之集》中返复出现的“东”、“田”、“剡”三字，可以品味出王羲之晚年常往返于山阴和金庭之间，因为两地都有他的居处，只不过性质不同：山阴为会稽郡治，其居为城市里的园林式别墅；金庭则是位于剡县平溪河谷盆地的一个士族庄园。

　　山阴宅园是王羲之为会稽内史时买来的。其与亲友书曰：

　　丘令送此宅图，云可得四十亩。尔者为佳，可与水。丘共行视，佳者决，便当取问其贾。（《全晋文》卷26，页1605）

　　“丘令”即姓丘的山阴县令，在其他书札中有“丘山阴”，参加兰亭书会的41人中有丘髦，或许就是他。这是一座园林旧宅，面积达40亩，有水相通。王羲之在丘令倍同下亲临视察，觉得很好，便决定求购。史书称王羲之及其子凝之、徽之、献之居山阴，本于此。王羲之辞官后常居于此是毋庸怀疑的。据说原蕺山戒珠寺（即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西街72号）为此宅旧基。

　　我们说金庭是王羲之的庄园，这是由东晋土地分配制度的占田法决定的。在前文《辞郡原因和经过》中，指明了王羲之在会稽内史任上时已经在金庭经营庄园建造精舍了。不仅如此，在他去郡前，他的夫人和儿孙们已迁居金庭。下面这封信，将告诉我们怎样的讯息：

　　吾之朽疾，日就赢顿，加复风劳，诸无意赖。促膝未近，东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还期非远耳！（《全晋文》卷25，页1602）

　　“东”指的是山阴以东的某个地方。“促膝未近，东望慨然”，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他的儿孙们已经离他而去，到郡东某个“未近”的地方去了。而他自己呢，也将“还期非远耳！”

　　研究王羲之的学者，大多搞不清“东”的定位，如雒三桂《王羲之评传》认为，因六朝人习惯称会稽为东，故信中的“东”当指会稽郡治山阴。他们是以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为西，会稽为东来定位的。但会稽人自古便有把郡境分为东、西的习惯。早在勾践越国时，以都城（今浙江省绍兴市）为中心，称浦阳江为西小江，曹娥江为东小江。魏晋时，会稽郡十县，凡山阴以东者皆称“东县”，如王羲之信中称 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和奉化市）为“东东”。曹娥江在郡东，六朝时，该流域的上虞、始宁、剡县之山皆称东山，如：阮裕居剡，《世说》称“阮光禄在东山”；戴逵居剡山，称“厉操东山”；谢安居上虞不仕，称“高卧东山”，出则称“东山再起”；谢玄择地始宁县建庄园，其孙谢灵运《山居赋》曰“考卜东山”。这种说法，翻开六朝文献，比比皆如，不胜枚举。王羲之的这封信是任会稽内史时写的，信中的“东”指会稽郡东，是他的新居，与京都建康风马牛不及。

　　王羲之归田后，有时居山阴老宅，有时居金庭庄园，常往返于两地之间，书信中以“东”指金庭就更明白了。如下面这封信曰：

　　知欲东，先期共至谢，欲处，云何欲行。想忘耳，过此如命。（《全晋文》卷25，页1601）

　　这是邀请友人到金庭去的一封信，意思是说：你如果也想东去金庭的话，先到谢安的家中集中，等大家到齐了，再商定何时去。千万不要忘了，过此就没有机会了。谢安别墅在曹娥江中游，上虞县和始宁县的交界处，即今上虞市上浦镇东山，是从山阴去剡县金庭的必经之地。这封信把去金庭的路线都说明白了。又如下面几封信中说的：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全晋文》卷22，页1582）

　　不审比出日集聚不，一尔缅然。恐东旋未期，诸情罔。（《全晋文》卷26，页1606）

　　吾复五、六日至东县，还复至问。（《全晋文》卷24，页1595）

　　即想东，不久耳。（《全晋文》卷23，页1589）

　　吾日东，可语期，令知消息。（《全晋文》卷23，页1591）

　　这些信是在告诉亲友，他即将离山阴去金庭，等回到山阴后再通消息。“可语期”，期即王羲之子王延期，这封信的意思是说，今天我到金庭去了，有事可告诉延期，由他转告给我。可见他有的儿子居住在山阴，亲友的信大多寄到山阴，又经山阴寄出。下面这封信很值得研究：

　　当力东，论道家。无缘省告，但有悲慨。不得东，此月问。（《全晋文》卷25，页1603）

　　“论道家”的意思，是不是在金庭召开过一次与道家有关的讨论会呢？金庭属道家二十七洞天，又是神仙王子乔的道场，辟谷息气之法盛行，王羲之邀同好来金庭，不无可能。

　　信中交代从金庭回山阴的，如《与谢万书》“顷东游还”，或告知从金庭回山阴。又下面二札中所说：

　　山下多日，不得复意问。一昨晚还，未得遣书。（《全晋文》卷22，页1585）

　　仆事中久，宜暂东。复令白，便行，当至剡槌上。二十日后还，以示。（《全晋文》卷24，页1593）

　　“山下”指金庭，“还”即从金庭还山阴。

　　再说“田”。金庭庄园以生产水稻为主，多稻田，故以田代指。山阴旧宅是一个园林别墅，仅四十亩，没有农田，故王羲之书中凡“田”者，当指金庭庄园。于此，在前文《金庭是王羲之的士族庄园》中，已对“尽田里骨肉之欢”、“行田尽地利”、“语田里所行”、“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等帖作过介绍，故不再累述。唯“草泽”、“田舍”二帖，略容一说：

　　遂当发诏催吾。帝王之命，是何等事。而辱在草泽，忧叹之怀，当复何言。（《全晋文》卷22，页1585）

　　升平元年（357）正月，十四岁的穆帝亲政，改年号永和为升平，诏王羲之进京朝贺，信中表示不乐。“辱在草泽”指脱身国事，远离城市，生活在幽僻的庄园里。的确如此，王羲之去郡后，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金庭庄园度过的，在他的书信中，几乎看不到在山阴生活的片言只语。尤其是最后一两年，因健康原因，一直生活在金庭。

　　升平四年（360），王羲之妻弟郗昙（字重熙）病笃，请至金庭求道术，其书曰：

　　郗故病笃，无复他治，为消息耳！忧之深。今移至田舍，就道家也，事毕当吾遗信。（《全晋文》卷22，页1584）

　　“田舍”，田即农田，舍即庄园里的“佳观”。用“田舍”代称庄园，其名更贴近。王羲之笃信五斗米道，在山阴和金庭的住宅中都有静室，供奉天师。“就道家”就是将郗昙迎到金庭，请道士上章作法，祈求天师保佑性命。次年正月，郗昙卒，王羲之书曰：“奄勿长逝，痛毒之甚，惊惋摧动，痛切五内，当奈何！奈何！”

　　金庭庄园在剡县城东25公里。在《王羲之集》中，有两个帖子提到“剡”和“剡槌”，对证明其庄园在剡县有一定的意义。其中一帖曰：

　　敬亲今在剡，其后复亡，甚不可言。（《全晋文》卷22，页1586）

　　这封信是在敬亲离去之后写的。“敬亲”未详其人。王羲之从叔王导有六子，悦字长豫，恬字敬豫，洽字敬和，邵字敬伦，荟字敬文，唯三子协未知其字，敬亲或恐此人。敬亲是和另一个名“农”的人一起来的，并住了数日。敬亲在剡时，王羲之把他来剡的事告诉了亲知：

　　农、敬亲同日至，至数日耳，道路平安为慰。妹且停，为大庆。（《全晋文》卷25，页1599）

　　如果把这两封信中的“同日至”和“今在剡”联系在一起，就可肯定农和敬亲住了数日的地方就在剡县，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王羲之庄园在剡县的最有力证据。

　　至于前文提到《与许迈书》中的一句话：

　　仆事中久，宜暂东，令白便行，当至剡槌上，二十日后还，以示。（《全晋文》卷24，页1594）

　　意思是回剡县金庭取剡槌纸送与许迈。剡县产剡藤纸，早享盛名。剡槌纸用椎捣的方法精工制成，紧滑不凝笔，光白可爱，号曰石垂纸。《剡录》曰：“石垂纸，其法椎捣也。”唐薛能诗：“越台随厚奉，剡石垂得尤名。”又自注：“相传以捣熟纸名石垂。”可见剡槌纸为剡藤纸中的精品。

　　当解读了王羲之书文中的“东”、“田”、“剡”三个字后，不难发现这三个字之间的有机联系，这就是说，王羲之的庄园在会稽郡治山阴之东的剡县金庭。

　　 唐前金庭文献考

　　关于王羲之辞去会稽内史后择居剡县金庭的问题，隋尚杲《瀑布山展墓记》、唐裴通《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宋高似孙《剡录》、历代《金庭王氏族谱》，以及当地的许多民间传说，为此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得到了文史学者的基本认同。但是，这个问题仍须进一步研究，因为这些史料本身存在着诸多矛盾，还需作进一步的考证，比如：

　　其一，裴通记褚伯玉于南齐永元三年（501）启高宗明皇帝于右军家置金庭观，时间明显有误，因褚伯玉早在22年前的齐建元元年（479）已经仙逝。

　　其二，梁沈约《金庭观碑》是一篇颇具权威性的史料，然文中只字不提王羲之故居和卒葬事，甚至找不出和王羲之相关的任何线索。此观系永泰元年（498）敕建，道长自称“越”。是不是同时存在两个金庭观？《金庭观碑》的作者道长“越”是沈约吗？

　　其三，《剡录》载褚伯玉太平馆在剡县“白石山”，即今长乐镇旧属太平乡的西白山，与裴通“正当右军之家”大相径庭。

　　其四，尚杲在“墓而不坟，朴而不 ”的那个丘上修建的“飨亭”，既然不是王羲之的真身墓，那么王羲之墓在哪里？

　　其五，《南齐书·褚伯玉传》是研究王羲之金庭观的第一手史料，却未被引起重视。

　　本文将对上述史料进行考释，去伪存真，力求作出合理的解答。

　　裴通《金庭观右军书楼墨池记》 是记明言，释氏裴通于唐元和二年（807）与二三道友游王羲之金庭观，其时金庭观早已明于世上。其文曰：

　　越中山水奇丽，剡为最；剡中山水奇丽，金庭洞天为最。洞在县东南，循山趾右去凡七十里，得小香炉峰，峰则洞天北门也……是以琅邪王羲之领右军将军家于此山，书楼墨池旧制犹在……通以元和二年三月，与二三道友裹足而游，登书楼，临墨池……经再宿而还。以书楼阙坏，墨池荒毁，话于邑宰王公。①

　　小香炉峰在金庭观北。裴通指出了金庭观的具体地点，肯定了剡县金庭为王羲之故居。因为王羲之居于此，卒葬于此，故其后裔建书楼墨池纪念他。

　　王羲之择居金庭时，已至暮年，在建设庄园的同时，也就开始择地造墓了，金庭观就是王羲之的卒葬地。按丧制，其七个儿子必须墓庐守丧二年三个月，后裔舍墓庐为观，金庭观就是在这些墓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裴通时，金庭观书楼墨池尚在，但规模很小：

　　书楼在观之西北，维一间而四顾徘徊，高可二丈；墨池在殿之东北，维方而斜，广轮可五十尺。池楼相去，东西差值才可五十余步。

　　裴通及其同游虽“登书楼，临墨池”，但这时“书楼阙坏，墨池荒毁”，旧物已很古远，故话于剡令王公，“征王氏子孙之在者，理荒补阙，使其不朽”。裴文是王羲之居于金庭卒葬金庭的实地采访史料，真实可信，但在引用其他史料方面却显见纰漏，其文曰：

　　至南齐永元三年，道士褚伯玉仍思幽绝，勤求上玄，启高宗明皇帝，于此山置金庭观，正当右军之家。

　　褚伯玉在王羲之卒葬地瀑布山置道观授徒，不是永元三年（501），因为他在22年前的建元年（479）已经去世；又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为褚伯玉敕立的是太平馆，而不是金庭观。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王羲之择居剡县金庭的另一份重要史料：

　　南齐书《褚伯玉传》 褚伯玉（394——479）是晋宋齐间一位著名道家人物，在王羲之卒后，他第一个到金庭置观授徒。《南齐书·褚伯玉传》载：

　　褚伯玉，字元踞，吴郡钱唐人也……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中三十余年，隔绝人物。①

　　文中所谓剡县瀑布山，就在王羲之卒葬的金庭观，这就非常清楚的印证了裴通《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所谓褚伯玉“于此山置金庭观，正当右军之家”的说法。褚伯玉十八岁至瀑布山，时晋义熙七年（411），去王羲之卒只50年，而郗夫人去世才十多年。时操之子宣之52岁、慧之49岁；宣之子瞻23岁、众19岁；慧之子庆18岁、福15岁，皆在。王羲之百岁后，五代孙王衡（432——489）辞黄门侍郎归，大兴土木，建三清宝殿，右军祠，将墓庐改置为道观，并舍田460亩，金庭观始具规模。

　　褚伯玉到金庭，就是为了寻找王子乔，修炼辟谷法。据《褚伯玉传》载，宋孝建初（454），王僧达为吴郡太守，苦礼邀请褚伯玉。伯玉“停郡信宿，裁交数言而退”。宁朔将军丘珍孙问王僧达面晤事，王僧达答曰：

　　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

　　这句话是证明褚伯玉居金庭的关键词，因为“白云”就是主治金庭洞天的王氏始祖神仙王子乔，或曰王子晋，《剡录》引《道经》曰：

　　王子晋登仙，是天台山北门第二十七洞天……一曰金庭洞天。周王子晋善吹笙，为凤凰之声。从浮丘公登高而羽化缑山，去后主治天台华顶，号白云先生，往来金庭，风月之夜，山中有闻吹笙者。（《剡录》卷八，页147）

　　王僧达所说的“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必是褚伯玉亲口相告，这就有力的证明了他在金庭修炼白云道法的事实。唐天台山白云子《服气精义论》曰：“王右军得笔法于白云先生”。今瀑布山西南、华堂村南有白云洞，传为王子晋吹笙处，故在洞下建白云祠。说明王羲之和褚伯玉皆学道于金庭洞主白云先生王子晋。

　　褚伯玉在金庭广有交结。据慧皎《高僧传》初集卷十二《宋始丰瀑布山释僧从》载：

　　释僧从未详何许人，禀性虚静，隐居始丰瀑布山，学兼内外，精修王门，不服五谷，唯饵枣、栗，年垂百岁而气力体强，礼诵无缀，与隐士褚伯玉为林下之交，每论道说义，辄留连信宿。后终于山中。

　　始丰瀑布山即今天台县石梁飞瀑，时有方广寺。“精修王门”指王子晋传下的道法。褚伯玉和僧从同住天台山，相互交流辟谷和服食。王羲之修炼的也是辟谷法，饿得骨瘦如柴，不得不复食。其在一书札中说：

　　下由食谷也。自食谷，小有肌肉。气力不胜，更生余患。去年尽来停谷啖麦，复平平耳。（《全晋文》卷25，页1601）

　　看来，居住在天台山金庭洞天的释道各家都修炼白云先生的辟谷法。

　　  褚伯玉居金庭四五十年，名声大振，各地官员相争征聘，宋孝建二年（455），散骑常侍乐询表奏皇上，征聘为本州议曹从事，褚伯玉不从。宋灭齐建，本传曰：

　　太祖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上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楼上，仍葬楼所。孔稚圭从其授道法，为于馆侧立碑。

　　太祖即齐高帝萧道成。褚伯玉太平馆为齐高帝建元元年（479）敕建，是年褚伯玉遇暴雨卒于缙云恶溪，其徒迎尸还剡，太祖敕于剡西白石山葬之。金庭观在剡东瀑布山，为褚伯玉改王氏墓庐所置；太平馆在剡西的西白山，齐太祖敕建，两者不同，至此自明。孔稚圭《褚先生伯玉碑》曰：

　　是以王子晋笙歌，驭凤于天海；王乔云举，控鹤于玄都。亦有羽蜕蝉蠲，影遁形销。

　　作为褚伯玉的嫡传弟子，清楚的点明了褚伯玉学白云先生道法而羽化为仙的说法。孔稚圭曰王子晋“笙歌”、“控鹤”之词，典出孙绰《游天台山赋》“王乔控鹤以冲天”、“觌翔鸾之裔裔，听呜凤之口雍口雍”。可见在王羲之来会稽前，有关王子乔主治金庭洞天的传说早已有之。

　　现在让我们回头再读读裴通《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那段牵强附会的话：

　　至南齐永元三年，道士褚伯玉仍思幽绝，勤求上玄，启高宗明皇帝，于此山置金庭观，正当右军之家。

　　永元三年为公元501年，是齐东昏侯萧宝卷年号；高宗明皇帝为萧鸾建武年号，在公元494年~498年。裴通的这段话年代都颠倒了，更何况建武、永元时褚伯玉早已去世。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在于裴通不清楚齐、梁间天台山另外还有一个金庭观，这就是齐退休将军沈约章《金庭观碑》所记的那个金庭观，“启高宗明皇帝”之句即从此文误引而来。而这个金庭观始建于齐永泰元年（498），比褚伯玉在王羲之故居置金庭观晚87年，比齐太祖高帝为褚伯玉敕立太平馆迟19年。

　　沈约章《金庭观碑》① 《艺文类聚》、《剡录》、《四库全书》、严可均《全梁文》等历朝文献都以《金庭观碑》的作者为沈约，其实是沈约章，一字之差，让后人迷惑了1400多年。《金庭观碑》的作者自称名“越”，并首任道长，碑记是这样说的：

　　桐柏所在，厥号金庭。事 灵图，因以名馆。圣上曲降幽情，留信弥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弃人群，窜景穷麓……铭石灵馆，以旌厥心。（《剡录》卷五，页84）

　　那么这位名“越”的道长是何许人呢？碑文又自志其生平曰：

　　自惟凡劣，识鉴鲜方。徒抱出俗之愿，而无致远之力。早尚幽栖，屏弃情景。留爱岩壑，托分鱼鸟。途逾远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圣之德，结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赐提引，末自夏氵内，固乞还山。权憩汝南县境，固非息心之地。圣主缵历，复蒙絷维。永泰元年，方遂初愿，遂远出天台，定居兹岭。所憩之山，实维桐柏……因高建坛，凭岩考室。饬降神之宇，置朝礼之地。桐柏所在，厥号金庭。事 灵图，因以名馆。

　　这个自称“越”的金庭观道长原来是一位朝廷官员，因年老请辞求道，齐明帝准其还居汝南县，即今河南省上蔡县，永泰元年（498），敕令赴天台山建金庭观，为首任道长，并立碑志文。关于金庭观的所在和道长的姓名，曹文趣等《两浙游记选》注徐弘祖《游天台山日记》：“初四日，余欲向桐柏宫，觅琼台、双阙。”注曰：

　　桐柏宫在桐柏山。齐永泰元年（498），将军沈约章弃官乞为道士居此。唐睿宗时（684）为司马承桢置观，号桐柏。梁开平年间，改名桐柏宫。琼台，双阙：琼台在桐柏水库西北，后倚百丈岩，前对双阙，下临龙潭，三面绝壁。①

　　这就是说金庭观的道长姓沈名越，字约章，其地就在司马承桢后来建的桐柏观这个地方，即今天台城北桐柏水库一带。沈约（441——513）从未当过道士，并自称“佛家弟子”。他是吴兴武康（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人，一代文史巨匠，齐、梁重臣，齐明帝时为辅国将军、五兵尚书、左卫将军、散骑常侍，梁为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侍中，一生为官。他和沈约章同朝为官，故在永元二年（500）母病求解职时，正当金庭观落成，因邀与虞骞等嘉会于此，并以诗相贺。其《游沈道士金庭观》诗“恢武功”，与沈约章将军身份相合。又题中点明道长姓沈，沈约总不会自称“沈道士”吧。《两浙游记选》的这个注，能否解开了《金庭观碑》及其作者之谜，有待方家进一步研究，但此金庭观非王羲之金庭观已是不言自明的了。

　　尚杲《瀑布山展墓记》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重修的《金庭王氏族谱》中，有一篇隋大业七年（611）沙门尚杲《瀑布山展墓记》，其文曰：②

　　尝闻先师智永和尚云：“晋王右军乃吾七世祖也，宅在剡之金庭，而卒葬于其地。我曰踪迹之，而罢耄不能也，尔在便宜询其存亡。”杲谨佩不遗。大业辛未，杲游天台，过金庭，卸锡雪溪道院。访陈迹，览佳山，因记先师遗语，求右军墓，得于荆榛之麓，略备邱茔之制。墓而不坟，朴而不 。杲惧久加荒秽，邱陵莫辨，征其八世孙乾复等共图之。立志石，作飨亭，以便岁时 祀。呜呼！升平去大业才二百五十余年，而荒湮若此，则千载之后将何如哉！

　　吴兴永欣寺沙门尚杲识，大业辛未三月丁丑

　　《金庭王氏族谱》始于唐朝王羲之十五世孙王胄之家乘，宋、明代传，故遗尚杲是文。是文虽仅见于家乘，但无一妄言虚词，又《金庭王氏族谱》确有乾复其人，故可笃信其真。唯大业辛未三月无丁丑日，恐二月之误。况且，吴兴有王羲之田庄，其与弟书曰：

　　坟墓在临川，行欲改就吴中，终是所归。中军往以还田一顷乌泽。田二顷吴兴，想弟可还以与吾，故示。想弟居意，故如往言。（《全晋文》卷24，页1594）

　　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前，本欲定居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准备将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的母亲坟墓迁至吴兴，故要求从弟归还为其代管的两顷田舍。尽管后来王羲之改变主意，择居剡县金庭，但吴兴的田庄仍为其后裔所继承。七世孙智永和尚是著名书法家，主持永欣寺30多年，嘱徒尚杲回金庭寻墓，自在情理之中。

　　尚杲来金庭，在瀑布山下荆棘中找到的只是一个似墓非墓的小丘，未明言是王羲之真身墓。王羲之的真身墓必在瀑布山中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一般人都不会知道，乾复也不会将其公之于众。这个荆榛之麓的小丘，可能是早已有的王氏后裔祭拜王羲之的衣冠墓。尚杲于此“立志石，作飨亭”，这就是我们今日看到的这座王羲之墓亭的旧址，所以近年省、市文管会重修时，地下只有掘出一些南朝梁大同元年（535）的墓砖，并没有发现其他遗物。从褚伯玉设馆，王衡建右军祠，至尚杲筑飨亭，是为今日金庭馆之雏形。宋《嘉泰会稽志》云“王羲之墓在诸暨县苎萝山”；唐何延之《兰亭记》云王羲之墓“在山阴县西南三十一里兰渚山下”，此皆王羲之后裔居住地为祭祀他而筑的衣冠墓，并不是王羲之的真身墓。那么王羲之的真身墓在哪里呢？或许至今还是一个谜。瀑布山这么大，人们很难找到他。但有一点可以相信，他至今还安息在瀑布山的地下，人们有希望等到发现奇迹的那一天。

　　结论

　　一、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择剡县金庭建设庄园，其规模按晋占田法三至四品官可得田3500亩~ 4000亩。

　　二、晋永和十一年（355）三月，王羲之称疾辞官，归居金庭庄园，植果艺园，采药炼丹，会友优游，尽田里之乐，过晚年逸民生活。

　　三、晋升平五年（361），王羲之卒葬金庭瀑布山，其子于山麓墓庐丁忧。墓庐为金庭观建筑之始。

　　四、晋义熙七年（411），钱唐褚伯玉在墓庐设馆授徒，修炼白云道法，30多年后羽化，云游四方。此为金庭观之始，或名金真观。

　　五、清康熙《金庭王氏族谱》载，王羲之五世孙衡（423——489），字孟平，官义兴太守、黄门侍郎，“自有广居，舍宅为观”。并舍田460亩、山地若干为观产，遂建右军祠，设书楼、墨池和纪念墓。此为金庭观格局形成之始。

　　六、隋大业七年（611），正当王羲之逝世250周年，尚杲来金庭访王羲之墓。王氏裔孙乾复等于瀑布山麓建飨亭，即今金庭王羲之墓旧制。

　　七、唐元和二年（807），裴通游金庭观，并为之记。这时，观已破损，由剡令王公征同王羲之后裔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