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胡之，字修龄，是王羲之叔 的次子，胡之称弟。其性机敏诙谐，爱言谈交友，使人乐笑而终日忘疲。初为褚裒长史，历南平、吴兴、丹阳郡守，后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镇洛阳。《世说新语·方正》曰：“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居家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事备《宋书·王敬弘传》，敬弘，胡之孙。王羲之与其甚密，言及“修龄”书札很多。王羲之在吴兴有两顷田舍，胡之守吴兴时代管，为会稽内史初，曾有一札曰：
坟墓在临川，行欲改就吴中，终是所归。中军往以还田一顷乌泽。田二顷吴兴，想弟可还以与吾，故示。想弟居意，故如往言。（《全晋文》卷24，页1594）
王羲之本想定居吴兴，打算把在临安的母墓迁至吴兴，故与王胡之商议归还田舍的事。王羲之辞归前给王胡之的信仅存此札。
王羲之辞归后，胡之为丹阳尹。永和十年（354），北魏将军周成降晋，袭取洛阳。永和十二年（356）七月晋叛将姚襄攻洛阳，八月桓温率师击败姚襄，挥师入洛，这是晋军建康立都以来的第一次占据洛阳。桓温入洛后，表奏谢尚镇洛阳，部署军事后执周成归。谢尚固疾未行，后由王胡之为司州刺史代镇。胡之离丹阳时，曾写信告知王羲之，王羲之书告友人曰：
知比得丹阳书甚慰。乖离之叹，当复何言，寻答其书。足下反事复行，便为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迟面一一。（《全晋文》卷23，页1591）
书中云“寻答其书”，确有信给胡之，其书云：
知汝表出便去，不得见汝，此何可言。想秋必还（按：达），恐此信不复及汝。不……（《全晋文》卷25，页1600）
“表”指王胡之去洛阳前给朝廷的疏文。“表出便去”，“想秋必达”，十分明确指出了王胡之是在末秋到达洛阳的。
王胡之至洛阳后，十一月，朝廷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龙骧将军袁真等持节赴洛阳修复先帝五陵。十二月庚戌，穆帝及群臣皆服缌于太极殿，释奠三日。此前，王胡之亦在洛阳释奠五陵，但卧病于床，未能亲赴现场，故制《释奠表》曰：
伏承仰遵古典，以今月吉日释奠先圣。率土臣民，顺风载说。臣宿婴重患，不获陪列，豫睹肃肃穆穆之容，仰望云汉，伏枕欣慨。（《全晋文》卷20，页1572）
王胡之在洛阳，还修复了琅邪王氏先祖王祥、王览、王正等在洛阳城北邙山的坟墓，修复前后皆有信告王羲之，可见之于王羲之书札：
未复司州旨告，悬悚。鄱阳岁使应有书，而未得。（《全晋文》卷25，页1603）
“司州旨告”即指王胡之来信告知。“鄱阳”即鄱阳太守王耆之，王胡之弟。“岁使”，指年终时，与王胡之镇洛阳时间合。
王羲之在接到王胡之信后，先后两次复信给他，一封得知先墓被毁后，一封写于先墓修复后，其书曰：
十月十七日羲之顿首顿首：旧京先墓毁动，奉讳号恸，五内若割，痛当奈何奈何！王羲之顿首顿首！①
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②
这时，王操子尚未入仕，与父共居金庭庄园，亦有一札：
十月十七日州民王操之顿首、顿首：旧京先墓毁动，闻问伤恻，痛不可言。未得陈慰，白笺不备。操之再拜。③
“再拜”，小辈对长辈之辞，且日期、内容皆与父同，可证寄予胡之。《丧乱帖》被称为王羲之书法的极品，是王胡之镇洛阳时，修复了王氏先祖墓坟后，王羲之写给他的一封信。但由于《晋书·王胡之传》说他“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假节，以疾固辞，未行而卒”。故史家误以为他未去洛阳，致《丧乱帖》费人猜思。
王胡之信中，可能谈及守卫洛阳甚难，形势堪忧，故王羲之也为之悬心，其告亲友书中曰：
每悬，胡云征事未有日佳也，以逼势，不知卒云何尔。（《全晋文》卷23，页1589）
得司州十六日书，诸疾患之，忧之至深矣！（《全晋文》卷23，页1596）
王胡之镇洛阳，有信给王羲之，告诉他镇洛阳后“未有佳日”，形势紧逼，身又患疾，今后“不知卒云何尔”。他的幕府僚属多为吴中人士，来洛阳前，奏请吴兴勇男沈劲入府，以谋府事。《晋书·沈劲传》曰：
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郡将王胡之深异之，及迁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将镇洛阳，上疏曰：“臣当藩卫山陵，式遏戎狄，虽义督群心，人思自奋，然方剪荆棘，奉宣国恩，艰难急病，非才不济。吴兴男子沈劲，清操著于乡邦，贞固足以干事。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劲参臣府事者，见人既悦，义附亦众。劲父充，昔虽得罪先朝，然其门户累蒙旷荡，不审可得特垂沛然，许臣所上否？”诏听之，劲既以应命。①
沈劲父充，王敦死党，事发被诛，“以刑家不得仕”，闲居吴兴。然立志以忠义雪父耻，故为王胡之所赏识，奏请入府，后为保卫洛阳英勇作战，直至兴宁三年（365），洛阳复失，被俘不屈遇害，朝廷褒为忠义。但王胡之重用“刑家”沈劲，加之光复洛阳后，时议迁都西京或云以洛阳为西京，故有人非议胡之。王羲之听到毁坏胡之声誉的言论后，深感忿慨，并疏请会稽王司马昱明理：
羲之死罪。前得云子诸人书，并毁顿胡之惟分。摊难为心，当有分西者否？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3，页1590）
“云子”，桓温二弟桓云字，时为建武将军、都督司、豫二州军事。
次年春，王胡之称疾东还，至京都，与王彪之等弟兄相会，并信告王羲之身体康复。王羲之甚慰，致吴兴太守谢万书曰：
适太常、司州、领军诸人廿五六书皆佳。司州以为平复，此庆之可言！余亲亲皆佳。大奴以还吴也，冀或见之。（《全晋文》卷22，页1583）
太常王彪之，升平元年（357）十二月改任尚书左仆射，故知此书作于此前。司州即王胡之，自任司州刺史镇洛阳后，友人皆以“司州”称。领军系王导三子洽，字敬和，导六子中最知名，任吴郡内史，征拜领军，寻加中书令不受，升平二年（358）卒。时谢万为吴兴太守。万，王羲之姻亲谢奕弟，亦结为挚友。大奴当指长子玄之，王羲之吴兴有田舍二顷，或许玄之居于此，故云：“以还吴也，冀或见之。”
王胡之在建康稍息后，准备回余杭家，约王羲之共访许迈，王羲之即与许迈书曰：
得司州书，转佳，此庆慰可言。云与君数数或采药山崖，可愿乐，遥想而已。云必欲克余杭，之迟期，此不可言，要须君旨问。仆事中久，宜暂东。复令白，便行，当至剡槌上。二十日后还，以示。政当与君前期会耳，迟此，情兼二三。（《全晋文》卷24，页1594）
下面这封信可能是约定王胡之南游的时间：
近遣传散有书，想旦夕还。近健步还，得廿八日书，吴兴又送此月一日。不知何以情恕。修龄乃复以示法谢峰事。秋便冷，要且令必果。（《全晋文》卷25，页1603）
前两封信中可知，王胡之守吴兴时曾与许迈“数数或采药山崖”，那时许迈居余杭，未移居临安西山，与王胡之家同县，故这次回余杭，托王羲之约会许迈。这时王羲住在山阴，因要东归金庭，带回剡槌纸送许迈，二十日后还山阴，请许迈定下会期后，再写信告知。而此前，王羲之和许迈也“政当与君前期会耳”。游余杭后，王胡之随王羲之来过会稽，有王羲之书札所记：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全晋文》卷26，页1605）
“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说明王胡之在王羲之家住过一段时间后，然后去上虞访谢安，准备月末回家。重熙即王羲之妻弟郗昙，时为散骑常侍，时居王羲之家，是日早晨“便西”，即回京都。时人来会稽称“入东”、“还东”，出会稽去京都曰“还西”。“安”，谢安，时高卧上虞东山不仕，每征不就，“未审时意云何”即指是否有出山意，但这时却“不知谢所在”。
王胡之至会稽，与王羲之、谢安、支道林等游山泽，在一起品评人物，《世说新语》有如下记载：
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贵彻。”
或问林公：“司州何如二谢？”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
谢太傅谓王修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
谢公云：“司州造胜遍决。”
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住，亦终日忘疲。”
谈吐中对王胡之以“司州”相称，可证其在辞病东游时。王胡之和谢安交往甚密，两人并互致诗文。谢《与王胡之诗》六章，前四章赞美人品，后二章则叙述相会情景甚详。王胡之则作《答谢安诗》相酬，然其第四章叙述两人从小至今友情，录其于下：
畴昔宴游，缱绻 齿匕。或方童颜，或始角巾。搴褐揽帔，濯素□吝。壑无深流，丘元嚣仞。今也华发，卑高殊韵。形迹外乖，理畅内润。①
“今也华发”，点明此游时空。看来王胡之和谢安年龄不差上下，时年四十左右，也该鬓生霜花了。
王胡之乞病还东，还有一个为洛阳运送粮草和军需物资的任务，但朝廷操作迟缓，久而无成，王羲之书曰：
司州供给寥落，去无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无理，或复是福。（《全晋文》卷22，页1584）
王胡之游会稽后，或许不久就病逝了，王羲之在一书札中提到此事：
诸从并数有问，粗平安。唯修载在远，音问不数。司州疾笃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尽事势，吾无闲，然诸问，想足下别具，不复一一。（《全晋文》卷22，页1583）
“疾笃”指病危。“不果西”，即未能西归。不幸，王胡之病亡，所以王羲之给会稽王司马昱禀告曰：
州民王羲之死罪。贤弟逝殁，甚痛乃何。白笺不备。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6，页1608）
关于王胡之病亡的时间，王羲之的下面这封信中可找到一些依据：
太常故患胛，灸俞，体中可可耳。仆射事已行，以表让，不知怒不？已复司州告，悬竦。鄱阳岁使应有书，而未得。（《全晋文》卷25，页1603）
太常：王彪之，王羲之小叔彬第三子。永和十年（354）为太常，升平元年（357）十二月迁尚书左仆射。“仆射事已行”，指已赴任。而这时司州刺史王胡之尚在，“悬竦”，或指病笃。写这封信时，旧年临终，还没有得到鄱阳太守王耆之（胡之弟）的信。据此，王胡之卒于升平元年（357）冬。不久从弟王洽卒，心痛不已，与亲友书曰：
群从凋落将尽，余年几何，而祸至于此。举目摧丧，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时务，公私所赖，一旦长逝，相为痛惜，岂唯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全晋文》卷24，页1594）
王胡之是镇洛阳后乞病东归，并准备运送粮食和军需再去洛阳时，“疾笃不果西”，《晋书》本传却将其误为初镇洛阳时“未行而卒”，这一疏忽，不仅抹杀了王胡之镇洛阳的历史，而且使王羲之的《丧乱帖》如坠雾渊。现在该是为其正名的时候了。
他又写信告诫谢万：“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桓温不从计，谢万不听诫。升平三年（359）十月，诏谢万军下蔡，和郗昙军高平以击燕，由于脱离将士，不务军情，指挥失当，全军溃败，许昌、颍川、谯、沛诸城皆被燕没。谢万只身狼狈逃归，被废为庶人。谢万之弊，实是封建官僚之痛病，司马昱、桓温何尝能体察下情而副其实，故人才匮乏，只能“俯顺荒馀，违才易务”。
司州刺史王胡之
王胡之，字修龄，是王羲之叔 的次子，胡之称弟。其性机敏诙谐，爱言谈交友，使人乐笑而终日忘疲。初为褚裒长史，历南平、吴兴、丹阳郡守，后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镇洛阳。《世说新语·方正》曰：“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居家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事备《宋书·王敬弘传》，敬弘，胡之孙。王羲之与其甚密，言及“修龄”书札很多。王羲之在吴兴有两顷田舍，胡之守吴兴时代管，为会稽内史初，曾有一札曰：
坟墓在临川，行欲改就吴中，终是所归。中军往以还田一顷乌泽。田二顷吴兴，想弟可还以与吾，故示。想弟居意，故如往言。（《全晋文》卷24，页1594）
王羲之本想定居吴兴，打算把在临安的母墓迁至吴兴，故与王胡之商议归还田舍的事。王羲之辞归前给王胡之的信仅存此札。
王羲之辞归后，胡之为丹阳尹。永和十年（354），北魏将军周成降晋，袭取洛阳。永和十二年（356）七月晋叛将姚襄攻洛阳，八月桓温率师击败姚襄，挥师入洛，这是晋军建康立都以来的第一次占据洛阳。桓温入洛后，表奏谢尚镇洛阳，部署军事后执周成归。谢尚固疾未行，后由王胡之为司州刺史代镇。胡之离丹阳时，曾写信告知王羲之，王羲之书告友人曰：
知比得丹阳书甚慰。乖离之叹，当复何言，寻答其书。足下反事复行，便为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迟面一一。（《全晋文》卷23，页1591）
书中云“寻答其书”，确有信给胡之，其书云：
知汝表出便去，不得见汝，此何可言。想秋必还（按：达），恐此信不复及汝。不……（《全晋文》卷25，页1600）
“表”指王胡之去洛阳前给朝廷的疏文。“表出便去”，“想秋必达”，十分明确指出了王胡之是在末秋到达洛阳的。
王胡之至洛阳后，十一月，朝廷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龙骧将军袁真等持节赴洛阳修复先帝五陵。十二月庚戌，穆帝及群臣皆服缌于太极殿，释奠三日。此前，王胡之亦在洛阳释奠五陵，但卧病于床，未能亲赴现场，故制《释奠表》曰：
伏承仰遵古典，以今月吉日释奠先圣。率土臣民，顺风载说。臣宿婴重患，不获陪列，豫睹肃肃穆穆之容，仰望云汉，伏枕欣慨。（《全晋文》卷20，页1572）
王胡之在洛阳，还修复了琅邪王氏先祖王祥、王览、王正等在洛阳城北邙山的坟墓，修复前后皆有信告王羲之，可见之于王羲之书札：
未复司州旨告，悬悚。鄱阳岁使应有书，而未得。（《全晋文》卷25，页1603）
“司州旨告”即指王胡之来信告知。“鄱阳”即鄱阳太守王耆之，王胡之弟。“岁使”，指年终时，与王胡之镇洛阳时间合。
王羲之在接到王胡之信后，先后两次复信给他，一封得知先墓被毁后，一封写于先墓修复后，其书曰：
十月十七日羲之顿首顿首：旧京先墓毁动，奉讳号恸，五内若割，痛当奈何奈何！王羲之顿首顿首！①
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②
这时，王操子尚未入仕，与父共居金庭庄园，亦有一札：
十月十七日州民王操之顿首、顿首：旧京先墓毁动，闻问伤恻，痛不可言。未得陈慰，白笺不备。操之再拜。③
“再拜”，小辈对长辈之辞，且日期、内容皆与父同，可证寄予胡之。《丧乱帖》被称为王羲之书法的极品，是王胡之镇洛阳时，修复了王氏先祖墓坟后，王羲之写给他的一封信。但由于《晋书·王胡之传》说他“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假节，以疾固辞，未行而卒”。故史家误以为他未去洛阳，致《丧乱帖》费人猜思。
王胡之信中，可能谈及守卫洛阳甚难，形势堪忧，故王羲之也为之悬心，其告亲友书中曰：
每悬，胡云征事未有日佳也，以逼势，不知卒云何尔。（《全晋文》卷23，页1589）
得司州十六日书，诸疾患之，忧之至深矣！（《全晋文》卷23，页1596）
王胡之镇洛阳，有信给王羲之，告诉他镇洛阳后“未有佳日”，形势紧逼，身又患疾，今后“不知卒云何尔”。他的幕府僚属多为吴中人士，来洛阳前，奏请吴兴勇男沈劲入府，以谋府事。《晋书·沈劲传》曰：
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郡将王胡之深异之，及迁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将镇洛阳，上疏曰：“臣当藩卫山陵，式遏戎狄，虽义督群心，人思自奋，然方剪荆棘，奉宣国恩，艰难急病，非才不济。吴兴男子沈劲，清操著于乡邦，贞固足以干事。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劲参臣府事者，见人既悦，义附亦众。劲父充，昔虽得罪先朝，然其门户累蒙旷荡，不审可得特垂沛然，许臣所上否？”诏听之，劲既以应命。①
沈劲父充，王敦死党，事发被诛，“以刑家不得仕”，闲居吴兴。然立志以忠义雪父耻，故为王胡之所赏识，奏请入府，后为保卫洛阳英勇作战，直至兴宁三年（365），洛阳复失，被俘不屈遇害，朝廷褒为忠义。但王胡之重用“刑家”沈劲，加之光复洛阳后，时议迁都西京或云以洛阳为西京，故有人非议胡之。王羲之听到毁坏胡之声誉的言论后，深感忿慨，并疏请会稽王司马昱明理：
羲之死罪。前得云子诸人书，并毁顿胡之惟分。摊难为心，当有分西者否？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3，页1590）
“云子”，桓温二弟桓云字，时为建武将军、都督司、豫二州军事。
次年春，王胡之称疾东还，至京都，与王彪之等弟兄相会，并信告王羲之身体康复。王羲之甚慰，致吴兴太守谢万书曰：
适太常、司州、领军诸人廿五六书皆佳。司州以为平复，此庆之可言！余亲亲皆佳。大奴以还吴也，冀或见之。（《全晋文》卷22，页1583）
太常王彪之，升平元年（357）十二月改任尚书左仆射，故知此书作于此前。司州即王胡之，自任司州刺史镇洛阳后，友人皆以“司州”称。领军系王导三子洽，字敬和，导六子中最知名，任吴郡内史，征拜领军，寻加中书令不受，升平二年（358）卒。时谢万为吴兴太守。万，王羲之姻亲谢奕弟，亦结为挚友。大奴当指长子玄之，王羲之吴兴有田舍二顷，或许玄之居于此，故云：“以还吴也，冀或见之。”
王胡之在建康稍息后，准备回余杭家，约王羲之共访许迈，王羲之即与许迈书曰：
得司州书，转佳，此庆慰可言。云与君数数或采药山崖，可愿乐，遥想而已。云必欲克余杭，之迟期，此不可言，要须君旨问。仆事中久，宜暂东。复令白，便行，当至剡槌上。二十日后还，以示。政当与君前期会耳，迟此，情兼二三。（《全晋文》卷24，页1594）
下面这封信可能是约定王胡之南游的时间：
近遣传散有书，想旦夕还。近健步还，得廿八日书，吴兴又送此月一日。不知何以情恕。修龄乃复以示法谢峰事。秋便冷，要且令必果。（《全晋文》卷25，页1603）
前两封信中可知，王胡之守吴兴时曾与许迈“数数或采药山崖”，那时许迈居余杭，未移居临安西山，与王胡之家同县，故这次回余杭，托王羲之约会许迈。这时王羲住在山阴，因要东归金庭，带回剡槌纸送许迈，二十日后还山阴，请许迈定下会期后，再写信告知。而此前，王羲之和许迈也“政当与君前期会耳”。游余杭后，王胡之随王羲之来过会稽，有王羲之书札所记：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全晋文》卷26，页1605）
“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说明王胡之在王羲之家住过一段时间后，然后去上虞访谢安，准备月末回家。重熙即王羲之妻弟郗昙，时为散骑常侍，时居王羲之家，是日早晨“便西”，即回京都。时人来会稽称“入东”、“还东”，出会稽去京都曰“还西”。“安”，谢安，时高卧上虞东山不仕，每征不就，“未审时意云何”即指是否有出山意，但这时却“不知谢所在”。
王胡之至会稽，与王羲之、谢安、支道林等游山泽，在一起品评人物，《世说新语》有如下记载：
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贵彻。”
或问林公：“司州何如二谢？”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
谢太傅谓王修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
谢公云：“司州造胜遍决。”
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住，亦终日忘疲。”
谈吐中对王胡之以“司州”相称，可证其在辞病东游时。王胡之和谢安交往甚密，两人并互致诗文。谢《与王胡之诗》六章，前四章赞美人品，后二章则叙述相会情景甚详。王胡之则作《答谢安诗》相酬，然其第四章叙述两人从小至今友情，录其于下：
畴昔宴游，缱绻 齿匕。或方童颜，或始角巾。搴褐揽帔，濯素□吝。壑无深流，丘元嚣仞。今也华发，卑高殊韵。形迹外乖，理畅内润。①
“今也华发”，点明此游时空。看来王胡之和谢安年龄不差上下，时年四十左右，也该鬓生霜花了。
王胡之乞病还东，还有一个为洛阳运送粮草和军需物资的任务，但朝廷操作迟缓，久而无成，王羲之书曰：
司州供给寥落，去无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无理，或复是福。（《全晋文》卷22，页1584）
王胡之游会稽后，或许不久就病逝了，王羲之在一书札中提到此事：
诸从并数有问，粗平安。唯修载在远，音问不数。司州疾笃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尽事势，吾无闲，然诸问，想足下别具，不复一一。（《全晋文》卷22，页1583）
“疾笃”指病危。“不果西”，即未能西归。不幸，王胡之病亡，所以王羲之给会稽王司马昱禀告曰：
州民王羲之死罪。贤弟逝殁，甚痛乃何。白笺不备。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6，页1608）
关于王胡之病亡的时间，王羲之的下面这封信中可找到一些依据：
太常故患胛，灸俞，体中可可耳。仆射事已行，以表让，不知怒不？已复司州告，悬竦。鄱阳岁使应有书，而未得。（《全晋文》卷25，页1603）
太常：王彪之，王羲之小叔彬第三子。永和十年（354）为太常，升平元年（357）十二月迁尚书左仆射。“仆射事已行”，指已赴任。而这时司州刺史王胡之尚在，“悬竦”，或指病笃。写这封信时，旧年临终，还没有得到鄱阳太守王耆之（胡之弟）的信。据此，王胡之卒于升平元年（357）冬。不久从弟王洽卒，心痛不已，与亲友书曰：
群从凋落将尽，余年几何，而祸至于此。举目摧丧，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时务，公私所赖，一旦长逝，相为痛惜，岂唯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全晋文》卷24，页1594）
王胡之是镇洛阳后乞病东归，并准备运送粮食和军需再去洛阳时，“疾笃不果西”，《晋书》本传却将其误为初镇洛阳时“未行而卒”，这一疏忽，不仅抹杀了王胡之镇洛阳的历史，而且使王羲之的《丧乱帖》如坠雾渊。现在该是为其正名的时候了。
王羲之是世家贵族中一个名声卓著的社会公共人物，晚年辞郡后，虽然已经脱离官场，自称逸民，但仍与皇室和朝野的旧好亲朋间社交频繁。尤其因书艺冠绝当时，通过书信往来而求取墨迹者众多，更使其无日不书。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书信得以在亲朋中长期保存，并被后人广为临摹，以致留下了许多珍贵摹本，被国内外所馆藏。有的信札则为名家著述录用，尤其自唐以来，广为征集，专集、帖本屡存于世，至清严可均《全晋文》厘为专集五卷，计600余篇。这些书文，基本上属于信札一类，而大量的是辞官以后写的，是研究王羲之晚年思想、生活、社交的宝贵资料，有的则可资补史。今择其与一些主要人物交往过程中的书信，分别作一些探讨。
会稽王司马昱
会稽王司马昱是对王羲之一生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他俩之间既有君臣之礼，又有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是，司马昱的祖母夏侯太妃是王羲之的姨婆，他俩是近三代的姨表兄弟。由于这种很特殊的关系，他们两人之间，一个可坦心剧谏，敢说人所不敢言；一个则事后不究，不离不弃，交谊30多年而至于终。
司马昱（320——372）是东晋开国皇帝元帝司马睿的少子，七岁时，生母郑夫人甍，封会稽王，拜散骑常侍。这一年正始蒙学，在王导府中挂职赋闲的秘书郎王羲之被征为会稽王友，是年二十五岁。孟子曰“出入相友”。会稽王友为六品职官，随王伴读。王羲之本为“王家佳少年”，又在王导身边多年，且是郗鉴女婿，早已名声鹊起，形影不离的在司马昱身边供职了八年，两人情感非同一般。咸和九年（334），司马昱任右将军、侍中，王羲之出为庾亮征西参军，去武昌。永和元年（345），穆帝司马聘两岁继承皇位，会稽王司马昱进位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专总万机，开始辅政。这时，王羲之任江州刺史，后诏为侍中、礼部尚书不就，已待职多年。他不乐在京师，任去巴蜀，经殷浩厉言相劝，永和四年（348）方为护军将军。三年任满，又求外放宣城，永和七年（351），会稽王司马昱却任命他比宣城山水更佳的会稽内史，并加右军将军，再次将他引为麾下。会稽郡是越国古都，不仅山水佳丽，且为王谢等北迁大族侨居之所，名士阮裕、谢安、李充、孙绰、许询、竺道潜、支遁等皆居焉，王羲之欣然赴任。到职后，即禀司马昱书曰：
羲之死罪。复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叹。去月十一日发都，违远朝廷，亲旧乖离，情悬兼至，良不可言。且转远非徒无谘观之由，音问转复难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问，还愿具告。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4，页1594）
王羲之早先为会稽王友，今复为会稽内史，“复蒙殊遇”即此意。“求之本心”谓合乎本意，诚愿此职，但心中有愧。“无谘观之由，音问转复难通”为离情之叹。来会稽二年，巡检各县，了解社情，广结名士，改进漕运，勤于职守，思绪安定。但永和九年（353）三月，王羲之兰亭修禊后，接着东土饥荒，疲于赈济。却在这时，会稽王命扬州刺史殷浩北伐，王羲之认为时机未至，坚意反对。先是劝阻殷浩，继又剧言相谏于司马昱，严厉批评此为“亡国之举”，如同“秦政”，言词之激，犹如在教训学生。同时鼓动王彪之等进言。司马昱不纳，但果被言中，北伐告败。司马昱以“雅量”著称，北伐败后，非但不记陈见，反当即顺同王羲之所谏的赈济之策，遣参军周翼赴会稽慰问，使王羲之深为感动，并疏表赞许曰：
羲之死罪。见子卿，具一一。荒民惠怀，最要也，甚欣慰，唯愿不倦为善。承留此生当广陵任，佳。此生处事以验。海陵江□间，殊令人有怀也。羲之死罪死罪。（《全晋文》卷24，页1598）
王羲之在殷浩北伐问题上和会稽王的政见分歧，给了他一个辞退的机会。他已年过半百，止足之分，该是考虑进退的时候了。道教的信仰，服丹练功以求长生的理想，使他“重增辞世之笃”，故一面经营金庭庄园，一面向会稽王提出了抽身而退的疏求，作出了公私之间的最后抉择。深知其“骨鲠”本性的会稽王在挽留二三后，终于同意其“使自表求解职”。永和十一年（355）三月，王羲之去官归金庭。一俟去职，便致书司马昱：
羲之死罪。去冬在东 ，因还使白笺，伏想至。自顷公私无信使，故不复承动静。至于咏德之深，无日有隧。省告，可谓眷顾之至。寻玩二三，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无暂展语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将无其人，何以复言？惟愿珍重，为国为家。时垂告慰，绝笔情塞。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3，页1589）
新任会稽内史江 带来了会稽王“告慰”王羲之的书札，故重申辞退缘由，并谢恩。辞归两个多月，即致信司马昱说服食事：
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死罪。此夏复便半□，惟违离，众情兼至，时增伤悼。顷水雨未之有，不审尊体如何？复疾除也？不承近问，驰企。民自服橡屑，下断，体气便自差强。此物益人，断下，去陟厘、劫樊远也，以为良方，出何是，真此之谓。谨及。因青州白笺不备。羲之死罪死罪。（《全晋文》卷24，页1597）
介绍自己服食橡屑后治愈腹泻体气好转的事。橡子如栗，越人叫石子，可制石子豆腐，易消化。信中自称“州民”，不言恋栈往事，透出颐养天年之乐。会稽王虽日理万机，但也常给王羲之写信，两人翰墨交往频繁，如王羲之书曰：
信所怀，愿告。其中并尔。郎子意同异，复云何？藐然无咨叙之期。每赐翰墨，使如暂展。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4，页1594）
羲之死罪。累白想至。雨快。想比安和。迟复承问。下官劣劣，日前可。力白不具。王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4，页1595）
“每赐翰墨”，指每每得到会稽王的信。“迟复承问”指往复问候。可见信书往返无有间期，“经月”已谓之迟焉。家有不幸，心有郁结，亦不时哀告，如此书：
羲之死罪。近因周参军白牒，伏想必达。此春以过，时速与深，兼哀伤摧，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须臾寒食节，不审尊体何如。不承问，以□经月，驰企。民疾根治带，了无差候，转久忧深。叔（阙）遣信，自力粗白，不宣备。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4，页1594）
永和十二年（356）八月，桓温克复洛阳后，时议迁归旧都，或分洛阳为西都，遭到时贤的剧烈批评。王胡之镇洛阳，招抚三吴人士为幕僚，谣传其有分西都之议，王羲之致书司马昱为其鸣不平：
羲之死罪。前得云子诸人书，并毁顿胡之惟分。推难为心，当有分西者否？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4，页1594）
在王羲之的心目中，会稽王司马昱是皇室中最优秀的人物，但只因他是元帝的少子，长幼有序，皇位往往轮不到他，心中常为之不平。司马昱从辅佐成帝、康帝始，又辅佐穆帝十七年，又在哀帝、废帝临朝的九年中，皆总揽朝权，实际上摄政二十九年，而最后只当了两年皇帝，这就是晋室的中兴明君简文帝。在他执政的三十多年中，国无内乱，对外则把东晋的版图西扩至成汉（今四川省东部，重庆市全部，云南省、贵州省的一部分），北扩至许、洛。且亲政爱民，善交友名士，在学术文化发展上也频有口碑。他虽无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也乏于政治腕力，然其风雅宽博给东晋带来了一段安宁。基于此，王羲之常为司马昱而惋惜，甚至在私下议论他：
上方宽博多通，资生有十倍之觉，是所委息，乃有南眷情，足下谓何？以密示，一勿宣，此意与卿共书之，省以付火。（《全晋文》卷24，页1595）
此札大概写于升平元年（357）正月。其时，十四岁的穆帝临朝，改元永和为升平，司马昱固让归政。对这次改年号，王羲之忿而不悦。“南眷”暗喻帝尊之位，王羲之认为司马昱比穆帝等其他皇室成员资胜十倍，足以称帝。如此议论帝位，若被侦知，就有杀头之祸，故“以密示，一勿宣”，“省以付火”。
王羲之也用暗示的方式，提醒过司马昱，和他讨论东汉末荀 事曹操和诸葛亮辅佐刘阿斗的事，要他以史为鉴：
羲之死罪。荀、葛各一国佐命宗臣，观其辙迹，实奇士也。然荀获讥于忧卒，意长恨恨，谓其弘济之心，宜被大道。诸葛经国达治无间然，处事而无玷累，获全名于数代，至于建鼎足之势，未能忘已。所谓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容得尔乎？前试论意，久欲呈。多疾愦愦，遂忘致。今送，愿因暇日，可垂示省。大期贤达兴废之道，不审谓粗得阡陌不？（《全晋文》卷24，页1594）
这是一封犹豫了很久才寄给司马昱的信。或许因为自感“多疾愦愦”，余日不多，才给司马昱上最后一课。荀 不远万水千山投奔曹操，一心希望他能匡扶汉室，故董昭等议进曹操国公，赐九锡， 力阻之。那知曹操早有篡汉野心，故对 心怀愤恨，乘南下伐吴时，有意要 劳军于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乘 病，曹操馈之食，开盒却空无一物。 知其意，乃服药自杀。诸葛亮辅刘备成鼎足之势，立阿斗为蜀国之君，如周之召公，国人歌思，但最后为司马氏所灭。司马昱不可能不知道荀 和诸葛亮的事迹，但王羲之要提醒的是“荀获讥于忧卒，意长恨恨”和诸葛亮“建鼎足之势未能忘已”。所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此公而忘私，一心为国，“所谓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容得尔乎？”所以他问司马昱“大期贤达兴废之道，不审谓粗得阡陌不？”要他保持清醒的头脑，适时做出明智的抉择。何谓“兴废之道”？何谓“粗得阡陌？”联系前书“南眷”之词，其意不点自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引孔子“可使南面”，认为“诸葛亮有焉”，亦此意。司马昱无意谋取皇位，穆帝十九岁驾崩，无嗣，又立比他小二十岁的成帝长子司马丕为哀帝，在位三年驾崩，又立比他小二十二岁的哀帝母弟奕为废帝，在位六年。最后，桓温实在看不下去了，从参军王羲之外甥郗超议，将废帝逐出宫外，迎司马昱为简文帝，然两年而崩。
太尉桓温
桓温（312——373），字元子，雄武过人，明帝选为驸马。永和元年（345）为荆州刺史，永和三年（347）灭成汉国，将东晋版图西扩至巴蜀、关陇。后授太尉。永和十年（354）北伐关中，与前秦战于蓝田、白鹿原。永和十二年（356）战败叛将姚襄，收复旧都洛阳，晋军北推至黄河一线。揽一朝名士谢安、王坦之、郗超于麾下，入朝为大司马，与会稽王司马昱共执朝政。太和六年（371）废海西公，立司马昱为简文帝。桓温历永和、升平、隆和、兴宁、太和、咸安六朝，独拥兵权，势倾朝野，宏功伟业，为晋室一代中流砥柱。《晋书》以篡帝野心，竟将其列为“叛逆”。然审其一生，并无篡帝之行，焉知有篡帝之心，实属虚声问罪，故史家对《晋书》多有质疑。至于立司马昱为帝之图，王羲之早已有之，其书云：“上方宽博多通，资生有十倍之觉，是所委息，乃有南眷情，足下谓何？以密示，一勿宣，此意与卿共书之，省以付火。”意思是司马昱应该称帝，但此书是否寄予桓温，尚不敢肯定，然桓温极重王羲之，结为莫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下议论帝位废立。而后来的事实也却却证明，把司马昱护上皇帝宝座的正是桓温。鄙以为，正是司马昱的温和风雅和桓温的雄武大略，这一对一文一武的恰当组合，像“定海神针”那样，造就了东晋三四十年的繁荣安定。
王羲之和司马昱有特殊关系，也和桓温有特殊关系。由于这两种特殊关系，他和东晋皇朝的权力中心保持着密切联系，直谏自己的看法，因此他处在王、谢、郗等大族中的核心地位，对谢尚、谢奕、谢万、谢安、王述、王胡之、王彪之、王坦之、郗忄音、郗昙、郗超等司马昱辅政时期倚重的政权核心人物，能够施展重要的影响，成为周旋于司马昱和桓温这两层关系网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
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王羲之和桓温的更多书信，但从王羲之信札中，仍能够反映出他俩之间书信交往的状况。永和十年（354），王羲之为会稽内史时，这年二月，桓温为太尉、征西将军、荆州刺史，从江陵率师北伐，攻前秦国都长安，曾向王羲之信告，王羲之在与友书中有所议论：
二十三日发至长安。云渭南患无他，然云苻健众尚七万，苟及最近，虽众由匹夫耳，即今克此一段，不知岁终云何守之。想胜才弘之，自当有方耳。（《全晋文》卷23，页1590）
是年正月，北燕周成叛燕归晋，袭取洛阳。桓温为声援洛阳，二月乙丑，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奇袭前秦苻健国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四月，与苻健太子苌战于蓝田。六月，与秦丞相苻雄战于白鹿原，皆获大胜。苻雄施清野之术，桓温粮草无求，再战不利，徙民三千于关中，秦将呼延毒率众一万随桓温还荆。这次北伐，削弱了苻健的军事实力，阻吓了他攻洛阳的野心，有效的保卫了洛阳的安宁。桓温的战略思想正如王羲之书中所云“胜才弘之，自当有方”。
王羲之辞官后，和桓温通信频繁。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盘踞许昌的东晋叛将姚襄袭洛阳，周成苦战殆危。桓温率师从江陵援洛阳，八月，与姚襄战于城南之伊水，襄败逃。桓温入洛阳，周成率众出降。这是自晋室迁都建康以来晋军第一次将国旗插上洛阳城头。桓温在率师赴洛前，已有信给王羲之。王羲之书曰：
昨暮得无奕、阿万此月二日书，甚近清和耳。羌贼故在许下，自当了也。桓公未有行日。阿万定吴兴。（《全晋文》卷24，页1594）
“无奕、阿万”指谢奕、谢万兄弟，万为吴兴太守。“羌贼”指姚襄，时盘踞许昌。下面这封信，可知桓温从江陵发兵到达当阳时又有信给他：
得都下九日书。见桓公当阳去月九日书，久当至洛，但运迟可忧耳。蔡公遂委笃，又加下，日数十行，深可忧虑。得仁祖廿六日问，疾更委笃，深可忧。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若此，令人短气。（《全晋文》卷25，页1603）
这封信是从京都建康转递的。当阳离江陵百里，行军一日可至，可见此信写于北伐的第二天。所谓“运迟可忧”，指后勤粮草供应迟缓，这是桓温告诉他的忧虑。蔡公即蔡谟，被废为庶人后居剡县东南之沃洲，近邻金庭，信曰时病笃，且一日腹泻数十次，结果是年十二月卒。仁祖即谢尚，为豫州刺史，镇寿春，亦患重病，于次年六月卒。故叹：“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若此，令人短气。”
八月，桓温入洛阳，王羲之两书札曰：
虞义兴适送此。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已当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踪，使人叹慨，无以为喻。（《全晋文》卷26，页1606）
知虞潭书，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适范生书，如其语无异。故须后问为定。今以书示君。（同上）
“羌贼”指姚襄，他本为羌酋，后为晋将。殷浩北伐，襄为前锋，至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县北）反戈击浩，至殷浩败丧，被废为庶人。姚襄叛后，袭取许昌，故有攻洛阳事。这两封信是由在京都的虞潭转寄的，在桓温八月进入洛阳时。信以“古人之美，不足比踪”、“真可以战”、“威略实著”，歌颂桓温的胜利。也感叹丧乱以来五六十年才“王略始及旧都”。这时，谢尚病稍有好转，故曰：“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
桓温入洛后，征谢尚为司州刺史，镇洛阳。谢尚因疾未行，由丹杨尹王胡之代司州刺史，镇洛阳。
桓温未待王胡之到洛阳，便“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两千人戍洛阳，卫山陵，徙降民三千馀家于江、汉之间，执周成以归”。①归江陵后，常有信给王羲之，王羲之两书札曰：
适桓公十月末书为慰，云所在荒甚可忧。（《全晋文》卷26，页1605）
数得桓公问，疾转佳也。每悬，胡云征事未有日佳也。以逼势，不知卒云何尔。（《全晋文》卷23，页1589）
桓温得知王羲之病，常来信问候。“胡”，堂弟王胡之，镇洛阳后，一直生病，写信告诉王羲之“云征事未有日佳也”。十二月庚戌，洛阳先帝五陵修复，京都太极殿和洛阳同时举行盛大仪式祭奠，王胡之作《释奠表》云：“臣宿婴重患，不获陪列，睹肃肃穆穆之容，仰望云汉，伏枕欣慨。”因病卧床，没有参加现场释奠。次年春，王胡之称疾东归。
桓温回江陵后，给王羲之的信少了，故王羲之耿耿于怀曰：
桓公不得叙情。不可居处，云子诸人何似？耿耿。能数省否？（《全晋文》卷23，页1591）
“云子”即桓温二弟桓云字，时为建武将军、司、豫二州军事，与王羲之有书信往来，后暴病而卒，王羲之致信桓温哀悼曰：
云子暴霍乱亡，人理乃当可耳，惋惋桓公，周生之痛，岂可为心。（《全晋文》卷25，页1599）
升平二年（358）八月，豫州刺史谢奕卒。以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谢万，王羲之姻亲谢奕弟，王述婿，素与知交，知其善清议而乏实干之才，不副此职，故写信劝告桓温曰
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风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馀，近是违才易务矣。（《全晋文》卷22，页1581
鄱阳太守王耆之
王耆之字修载，胡之弟，王羲之叔 三子，《晋书》无传。《世说新语·赏誉》曰：“谢中郎云：王修载乐托之性出自门风。”刘孝标注引《王氏谱》曰：“耆之字修载，琅邪人，荆州刺史王 第三子，历中书郎、鄱阳太守、给事中。”王羲之在下列信中提到他：
小佳，更致问一一。适修载书，平安。诸从并数有问，粗平安，惟修载在远，音问不数，悬情。司州疾笃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尽事势，吾无闲，然诸问，想足下别具。不复一一。（《全晋文》卷22，页1583）
彦仁数问也。修载暂来，忻慰。（《全晋文》卷23，页1591）
此粗平安。修载来十余日。诸人近集，存想明日当复悉来。无由同，增慨。（《全晋文》卷26，页1609）
王耆之远在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通信较少。“司州疾笃不果西”指王胡之辞司州刺史从洛阳归，卒余杭家，时在升平元年（357）冬。或因王胡之卒而伤感，故无心谈论“事势”。
王羲之归金庭后，先后两次邀集中表亲在田园聚会。第一次是在升平元年（357），《与谢万书》曰：“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泳，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可知这次聚会虽不能和兰亭诗会相比，但规模亦不小，是金庭庄园的一次盛会。王耆之“来十余日。诸人近集，存想明日当复悉来”，即指参加这次聚会。
中领军王劭
王劭字敬伦，王导第五子。美姿容，有风操，严于律己，不附陋俗。历东阳太守、司徒左长史、丹阳尹，为桓温所重，迁吏部尚书、尚书仆射，领中领军，出为建武将军、吴国内史。《晋书·王导传》有附传，不记生卒年。
王羲之书札中，有关王劭的有三件，内容模糊，服散及病况说得较多，如此札：
伦等还，殊慰，意增慨。知足下疾患小佳，当惠缘想哀能果，迟此善散，非直思想而已也。寻复有问。足下以数示，由为诸，力不具。（《全晋文》卷26，页1606）
“伦”即敬伦。“散”即散药，似乎在讨论用什么散药治病的事。下面书札提到王劭生病的事：
十九日羲之报：近书反，至也。得八日书，知吴故羸。敬伦动气发，耿耿。想得冷，此为佳也。敬文佳。不一一。羲之报。（《全晋文》卷23，页1591）
王劭因服散，“动气发”，王羲之猜想是冷药吃得过分的缘故，故送去新的冷药，认为“此为佳”。“敬文”即邵弟王荟，王导幼子，亦有显位，《晋书·王导传》有附传。
下面书札作于王劭卒后：
九月三日羲之报：敬伦遮诸人去晦祥礻覃，情以酸割。念卿份切，诸人岂有堪此，奈何奈何！及书，不即。羲之报。（《全晋文》卷23，页1589）
“祥礻覃”指服丧期，《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礻覃。郑玄注曰：“中，犹间也，礻覃祭名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日。”中间要举行丧祭，称为“祥礻覃”。为什么要阻拦诸人去为王劭“晦祥礻覃”，谁在服丧，今不可知，唯知王羲之和“诸人”对此深感伤切。
王恬字敬豫，王导次子。少好武，性放诞，不为父所喜。善围棋，与济阳江 为中兴第一。帝欲为中书令，导固让，除后将军、魏郡太守，加给事中，领兵镇石头，后转会稽、吴国内史，加散骑常侍。《晋书·王导传》附其传，不记生卒年。
王羲之与王恬为同曾祖从兄弟，在其书札中相关王恬的仅三件：
长素差不？悬耿。大小佳也。得敬豫九日问，故进退忧之深。（《全晋文》卷25，页1602）
想彼人士平安。二郗□数也。敬豫诸人近来，停数日，悉佳。安石已南迁，其诸兄弟此改殊命萧索。闻君以复入相府，何时当应命？未得坐处，亦当罔然。思得为邻，岂常情，恐君方处务，此命难期，如之何。不一一，小佳。复意问也。（《全晋文》卷23，页1588）
上相安也。和、绪过，见之欣然。敬豫乃成委顿，令人深忧。江生亦速病，今已差。（《全晋文》卷22，页1586）
这三封信不知与谁。从内容推断，第一封信时在任稽内史时。信中“故进退忧之深”，指王羲之表奏辞郡事，时永和十年（354），王恬为吴国内史。长素不知谁，在其他书札中曾两次提及“长素转佳”，可见他长期患病。
“二郗”指妻弟郗忄音、郗昙。信说：“敬豫诸人近来，停数日，悉佳。”当指王羲之邀请族兄弟们来金庭庄园聚会事。安石即谢安，时居上虞不仕。“安石已南迁”，当指谢氏庄园在上虞县北滨海地区，后谢安在上虞县南曹娥江中游的东山营建别墅，从此帖分析，谢安“南迁”是在谢尚、谢奕卒后，即升平二年（358）冬。“相府”指会稽王司马昱府，其时为司徒，辅佐穆帝，然不明入相府者何人。“委顿”本指筋疲力尽，此指顿然身患重病，故“令人深忧”。“和绪过”，指王恬弟王洽经过这里。洽字敬和，“绪”或许是“经”之误。“江生”即接任王羲之会稽内史的江 ，他和王恬为围棋第一，两人皆病，故为之“深忧”。此信为王恬卒期提供了一点线索。
领军王洽
洽字敬和，王导第三子，导六子中最知名，《世说新语·赏誉一四一》载：
谢公与王右军曰：“敬和栖托好佳。”①
“栖托”，指身心寄托，欲望所求。谢安在王羲之面前称赞王洽这个人心态很好，时有美誉，故《世说新语》录其轶事甚多。历中军长史、司徒长史、建武将军、吴郡内史，后征拜领军加中书令累表固让。《晋书·王导传》附其传，曰“升平二年卒于官，年三十六，子 、珉。”《晋书》王洽年龄有误，需先作一点说明。
王洽卒于升平二年（358）无疑，因其升平元年（357）有信给王羲之，这将在后面说及，但年龄绝不止三十六岁。如果按《晋书》“升平二年卒于官，年三十六”推算，王洽当生于永昌二年（323），而其长子王 生于咸和三年（328），这时王洽才六岁，怎能生子？或许《晋书》将五十六，误为三十六，王洽当生于太安二年（303），时父导二十八岁。他和王羲之同龄。《书断》云卒年四十四，亦不确。顺便提一下，王洽次子王珉的年龄也误，《晋书》曰珉：“太元十三年卒，时年二十八。”按此，珉生于升平五年（361），而这时父洽已去世三年。或许王珉应年五十八，生于咸和六年（331），比兄 小三岁。
王羲之和王洽的关系甚密，在下列书札中提及其事：
敬和在，彼尚来议还，增耿耿。（《全晋文》卷26，页1607）
这是王洽来探望王羲之，但刚到就说将还，反而使他耿耿于怀。下面这封信作于升平元年（357）：
适太常、司州、领军诸人廿五六书，皆佳。司州以为平复，此庆之可言。余亲亲皆佳。大奴以还吴也，冀或见之。（《全晋文》卷22，页1583）
太常即王彪之，司州即王胡之，领军则为王洽。王胡之永和十二年（356）为司州刺史，镇洛阳，次年春称疾东还，“司州已为平复，此庆之可言”，指王胡之南归后病除复康，还住在京都，没有来会稽时，故此札可断定写于升平元年。大奴指王羲之长之玄之。王羲之在吴兴有宅田两顷，或许为玄之所居。时谢万为吴兴太守，这封信或许是写给他的，故告诉他玄之还吴后将去拜望他。
下面两札可能写于王洽去世前：
足下大小佳也。诸疾苦，忧劳非一，如何。复得都下近问不？吾得敬和廿三日书，无他。重熙住定为善。（《全晋文》卷22，页1584）
上下无恙，从妹佳也。得敬和近问不了？人有至忧其疾者，令人深忧。隔久，何日能来？
显然，信中已点明王洽患病，且其疾堪忧。升平元年（357）冬，王胡之卒。次年，王洽卒，王羲之书曰：
群从凋落将尽，余年几何，而祸至于此。举目摧丧，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事务，公私所赖，一旦长逝，相为痛惜，岂惟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全晋文》卷24，页1594）
“和”即敬和，升平二年（358）征拜领军，是一个很显赫的职务，但未几而卒，故云“方左右事务”。其时，王胡之去世不久。于前，籍之、悦、恬已离世，故云“群从凋落将尽”。
临海太守郗忄音 北中郎将郗昙
郗忄音（313——384）、郗昙（320——361）是王羲之的妻弟，父鉴，辅佐成帝，位进太尉。父子三人的传记载于《晋书》卷六十七。
王羲之和郗氏兄弟的关系情同手足，加之王羲之幼子献之娶郗昙女道茂，联姻倍亲。郗氏兄弟以孝闻名，居父母丁忧，服阕方仕。忄音袭父爵，昙年三十方为通直散骑侍郎。王羲之和他们往来频频，但书札所记多在王羲之辞归之后，《晋书·郗忄音传》曰：
为临海太守，寻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①
王羲之和郗昙同卒于升平五年（361），不过郗昙卒于正月，而王羲之卒在岁暮。郗忄音为临海太守时，许询也徙居王羲之的金庭庄园，和临海郡为邻，相距百多里，故常相聚一起，共修黄老绝谷之法。绝谷即不吃粮食，只吃果蔬之类，是道家练功的瘦身之术，称辟谷法，或曰绝谷法。王羲之因久修此功，导致浮肿腹泻，体力大减，其书札中有记：
仆近下数日，勿勿肿剧。数尔进退，忧之转深，亦不知当复何治。下由食谷也。自食谷，小有肌肉。气力不胜，更生余患。去月尽来，停谷食麦，复平平耳。（《全晋文》卷25，页1601）
从此札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对绝谷法的恶果已有醒悟，故把自己的体会告诉亲友。这封信不知写给谁，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会告诉与他共修绝谷的郗忄音。郗忄音守临海时，朝廷曾有举为侍中之议，王羲之在书札中曾说此事：
方回遂举为侍中，不知卒行不。云相意未许，尔者为佳。比得其书，云山海间民逃亡，殊异永嘉，乃至五百户去，深可忧，深可忧！此间不乃至此，足下郡内云何？粮迟日广运，恐此不，弊不已。（《全晋文》卷26，页1607）
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区区，一方任耳，而恒忧不治，为时耻之。但今卿、重熙之徒，必得申其道，更自行有余力相弘也。（《全晋文》卷24，页1596）
郗忄音举侍中事，因“相”会稽王司马昱不许而未成。王羲之自己“不乐在京师”，故认为“尔者为佳”。“山海间”指临海郡为山区，又濒海，与“永嘉”郡即今温州市相邻。那时临海比较荒芜，难民流窜永嘉的事常发生，虽可忧，但“恐此不，弊不已”。后一札是写给郗忄音的，鼓励他和郗昙对困难应“恒忧不治”为耻，必须不遗余力“申其道”，“相弘也”。王羲之和郗氏兄弟书信往来甚密，如隔稍久，即有悬念，如书中所言：
不得司马近问，悬情。近所送书即至也。君信明早令得。后得鄙书未至，即想东不久耳。（《全晋文》卷23，页1558）
“司马”即郗昙。这位朋友与王羲之相距不远，其信今日遣送，“明早令得”。信是山阴发出的，大凡书信往来都由山阴转送，故告诉友人，因“想东不久”，即不久归住金庭，故近日“鄙书未至”也。
郗鉴薨后，郗忄音为长，郗家的事得先和他商量。王羲之退居时，幼子献之（字子敬）未婚，王羲之察觉郗昙女道茂心里很喜欢献之，因而欲与子敬婚配，故致信试探郗忄音：
中郎女颇有所向，今时婚对自不可复得。仆德音。君颇冷不？大都此亦当在君耶。（《全晋文》卷26，页1605）
中郎即郗昙。王羲之书札中常称郗昙为司马，因其曾为会稽王司马昱抚军司马。升平二年（358）八月，北中郎将荀羡因疾返都，以军司郗昙为北中郎将，镇下邳，后北伐败，降为建威将军，故此后称“中郎”。然称中郎者仅此一札，亦可知此求婚书写于升平二年（358）后。这桩婚姻很快被双方父母敲定，王羲之正式发去求婚书，献之与道茂不久便喜结良缘，其事在《为献之和郗道茂完婚》一文中有详述，可参见。
升平三年（359），谢万被废为庶人后，居上虞家的兄安和弟铁将出仕，曾造访王羲之，在其书札中记曰：
二谢在此，近终日，不同之此叹。恨不得方回知，幸知，幸后问。令人怛怛。（《全晋文》卷25，页1603）
“方回”即郗忄音字。谢安兄弟来羲之家，郗忄音没有来相会，只能以信相告。郗、谢也是世交。王羲之书札中有关郗忄音的内容仅留这么一点，如下都是和郗昙相关的事。
升平二年（358）八月，徐、兖二州刺史、北中郎将荀羡患疾，以御史中丞（一说散骑常侍）郗昙为军司，代理军务。这是仕途升迁的一个良机，王羲之在书札中曰：
君大小佳不？至此乃知熙往，觉少不得同，万恨万恨！云出便当西，念远别，何可言。迟见玄度，今或以在道。（《全晋文》卷23，页1589）
“熙”重熙，即郗昙。为郗昙能担此重任而高兴，同时，叹惜自己年轻时“不得同”。此信写于郗昙去下邳前，而这时许询即将应邀从京都来金庭，时正在途中。郗忄音到达下邳后，曾写信给王羲之，谈论北方的军事形势，王羲之也在回信中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适重熙书，如此果尔，乃堪可忧。张平不立，势向河南者，不知诸侯何以当之。熙表故未出，不说说。荀侯疾患，想当转佳耳。若熙自勉，此一役当可言。浅见，这不见今时兵任可处理。（《全晋文》卷25，页1603）
“重熙”即郗昙字。“张平”，北燕将，后降晋，又降秦，复归燕，又降赵，是一个反复无常颇具实力的北方军阀，据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升平元年（357）七月降晋。升平二年（358）三月，秦王苻坚与张平战于河、汾间的铜壁，平复降秦。时郗昙为荀羡军司。九月，燕主慕容俊使司徒慕容评讨张平于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镇），平奔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这就是书中“张平不立，势向河南者”的意思。王羲之判断张平战败后，不敢西奔秦，必渡河往洛阳方向逃窜，所以担心“不知诸侯何以挡之”？结果是张平没有过河，而是复降于燕，黄河以北的晋、豫、冀皆为燕国占领，洛阳、许昌告危。在这样的态势下，荀羡以攻为守，出兵击燕泰山郡，与太守贾坚战于山茌。晋军兵力十倍于燕，破郡杀坚。书中所谓“此一役”，即指攻泰山郡之山茌。从信中可以看出，郗昙对此役态度消极，故“不说说，”荀羡叫他写的奏折也未送出，王羲之批评他是“浅见”，希望他能“自勉”。实际情况是，晋军山茌小胜后，燕青州刺史慕容尘救泰山，大败晋军，荀羡也告病危还都，以郗昙为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
升平三年（359）十月，燕军寇东阿，诏西中郎将、豫州刺史谢万从下蔡（今安徽省凤台县）、郗昙从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击燕，途中郗昙患疾，率师退回，谢万以为燕军势盛，亦引兵还，结果全军惊溃，谢万狼狈单归，被废为庶人，郗昙亦降为建威将军。败绩后，郗昙来到王羲之家，王羲之《与谢万书》曰：
比遇郗昙去，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全晋文》卷22，页1582）
在另一书札中又曰：
足下大小佳也。诸疾苦忧劳非一，如何！复得都下近问不？吾得敬和廿三日书，重熙住定为善。（《全晋文》卷22，页1584）
说郗昙住在敬和家里，心情一定会有改善。后郗昙东归，与羲之告别还都时，王羲之在一封信中提到此事：
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全晋文》卷26，页1605）
“安”即谢安，王羲之和郗昙到上虞找他，却不知他到哪里去了。郗昙就在这天早晨离上虞还京都。会稽人有个习惯，从京都归叫还东、入东，出会稽叫西去，“便西”就是这个意思。这时谢安的心情很复杂，长兄谢奕故去，弟谢万又被废为庶人，自己该不该出山，正当举棋不定，王羲之也不明朝廷对他的态度，故书中曰“未审时意云何？”
还没等王羲之月末离开上虞，二十七日那天就收到了二十六日郗昙的信，知他病了，记其事曰：
昨得熙廿六日书，云患气，悬情。（《全晋文》卷25，页1602）
“患气”是呼吸系统的疾病，或是肺气肿一类。郗昙因病便没有西归京都，在山阴王羲之家住了下来，但病情越来越重，已无药可治，便移居金庭，请道士先生上章或祠祀。他在一封信中说：
姊适复二告安和。郗故病笃，无复他治，为消息耳，忧至深。今移至田舍，就道家也，事毕当吾遣信。视淑还，母子平安为慰，至恨不得暂见，故未得下船道夷。书云已得一宅，想今安稳耳。不政解此移趋。知部儿不快，何所在，今已佳也。耿耿。信白。（《全晋文》卷22，页1584）
“姊”即郗璇，从“事毕吾当遣信”看，此信是写给时任临海太守郗忄音的，因从金庭到临海置有官办邮路，况相距百多里，故使人直接送信。信下半篇“淑母子”、“部儿”等或许都是郗家人，说的都是家务事。从山阴到金庭，水路乘镜湖水道至曹娥江，溯水上，经上虞、始宁达剡县，约75公里，此即王子猷雪夜访戴，“信宿而还”的舟途。从剡县至金庭陆行25公里。信说途中没有下船向“淑”问安，“恨不得暂见”，说明“淑”住在水道路过的某地。此信主要是报知郗昙的病情，说他已病危，没有办法治愈，只好将他转移到金庭的田舍里，请道士在静室里上章作法，或祠祀福佑。但一切都无济于事，郗昙于升平五年（361）正月病故。下面三札都是哀悼郗昙的：
司马虽疾笃久，顷转平除，无他感动。奄忽长逝，痛毒之甚，惊惋摧恸，痛切五内，当奈何！奈何！省书感哽。（《全晋文》卷23，页1589）
又不能不痛熙，荐亡政尔，复何于求之，度正当求之内事。（《全晋文》卷25，页1601）
卿女母子粗平安。丧际贤女动气疾，当时乃勿勿，今以除也。他等皆知孝。思先日之欢，于今昔（悉）为哀伤。触事切人，处此而能令哀恻不经于心，殆空语耳。一至于此，何所复言。（《全晋文》卷26，页1608）
司马疾笃不果西，忧之深，公私无所成。（《全晋文》卷23，页1591）
前两信或许是写给郗忄音的。“卿母子”和前书“淑母子”或许相同，系郗忄音妻和子。“司马疾笃不果西”的意思是说，郗昙在会稽患病后不治而亡，未能西去京都任建威将军。
豫州刺史谢奕
谢奕（？——358），字无奕，谢安长兄，咸和初为剡令，有德政，载于《世说新语·德行》：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①
“太傅”即谢安，从小就有怜悯之心，劝兄放了老翁。谢奕后为晋陵（治所今江苏省镇江市）太守。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以奕为安西司马，彼此无尊卑之分，结布衣之好。性坦直粗豪，动辄横目怒斥，桓温、王述等皆畏之，而不损厚谊。从兄弟谢尚有德政，升平元年（357）五月卒，朝议以奕嗣职，乃迁都督豫、兖、冀、并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豫州刺史，镇历阳（今安徽省和县）。次年八月，卒于历阳任上。
谢奕为王羲之姻亲，其女道韫适王羲之次子凝之。谢道韫受三叔谢安庭训，才学出众，为一代才女，《世说新语·言语》载：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艺。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②
胡儿即谢朗，谢安次兄谢据子。他以“撒盐”拟雪飞，也没错。在那时，撒盐是祭祀的一种形式，我国今已失传，在日本个别地方还保留着。但谢道韫以柳絮飞花比白雪，不仅形态极似，而且内涵深刻。白雪为冬，柳絮为春，和雪莱《西风颂》诗中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意思相同，反映出向往未来的积极心态，故一时传为佳话，称谢道韫为“柳絮才”。无疑，王羲之是很欢喜这位儿媳妇的，在他的信中提到了谢道韫从外地赶回金庭参加中亲集会的事：
谢、范新妇得□富春还，诸道路安隐，甚慰心。比日凉，即至，平安也。上下聚集，欣庆也。（《全晋文》卷24，页1597）
“上下聚集，欣庆也”，这是王羲之在升平元年（357）召集家属和中表亲在金庭举行的第一次聚会，规模不亚于兰亭诗会。“谢新妇”指道韫，从外地赶归参加，并作《拟嵇中散咏松》诗。
王羲之和谢奕的书信交流，无疑是非常密切的。永和十二年（356）二月，“羌贼”姚襄叛晋据许昌，桓温拜征讨大都督讨襄，谢奕为桓温司马，谢万将守吴兴，王羲之书曰：
昨暮得无奕、阿万此月二日书，近甚清和。羌贼故在许下，自当了也。桓公未有行日。阿万定吴兴。（《全晋文》卷24，页1594）
未待桓温北伐许昌，五月，姚襄进军洛阳，温北上战败姚襄，入洛阳与燕国降将周成会合。升平元年（357）五月，征西将军、豫州刺史谢尚卒，以奕接职，王羲之有两封信说及此事：
一昨得安西六日书，无他，无所大说，故不复付送。让都督表，亦复常言耳。如兄子书，道嵩必自果，今复与书督之。足下敕令至，并与远书也。（《全晋文》卷26，页1606）
忽然夏中，感怀，冷冷不适。足下复何似？耿耿。吾故不佳。得远近问不？虞生何当来？迟一集。昨见无奕十九日书，二十六日西也。云仁祖服石散一齐，不觉佳，酷羸，至可忧。力知问。王羲之书白。①
谢奕由桓温司马升任都督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实为连升三级，在五月六日给王羲之的信中，表现出并不十分高兴，还把写给皇上的《让都督表》寄给王羲之，王羲之认为无非是礼节性的“常言”而已。从信中知，谢奕是“夏中”五月二十六离京都去寿春的，这时谢尚已卒。传说谢尚是“服石散一剂”而速死的。这封信或许是写给奕弟谢安的，他虽身居上虞，却似闲云野鹤，来去无踪，亲朋的信常要王羲之转递。
升平二年（358）三月，北燕慕容俊攻陷冀州诸郡，继而尽陷河北之地，朝命谢奕和荀羡北伐，讨慕容俊。这时，谢奕有信给王羲之表示有信心获胜，王羲之即回信予以鼓励：
各闲意必欲省安西，如今意无前却也，想君必俱。贼势可之者，必进许、洛，无可不果。相与于一世，岂可度之寻常。以此至终，故当极尽志气之所托也。君此意弘足，然决必行。（《全晋文》卷22，页1585）
这封信的意思是说：社会上的友好们一定要我向你表达支持北伐的决心，我义无反顾，因为你具备北伐的各种有利条件。慕容俊攻占河北后，必渡河进攻洛阳、许昌，如果任其所为，则“无可不果”。你一生为国效劳，遇到这样重大的事件，岂可以寻常事看待。如果能以北伐胜利成就一生，也就实现了自己平生的抱负。你对此役已经像信中所说那样有了足够的信心，但必须在实际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决断。
可惜的是，还来不及和燕军交战，八月，谢奕卒。谢奕的灵柩从历阳迎回上虞谢氏庄园，谢安、谢铁兄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生前友好相继前来吊唁。王羲之是收到二谢书后赴上虞的，其书札中记曰：
二谢书云，即以七日大敛。冥冥永毕，不获临见，痛恨至深也，不复已已。①
王羲之为未能临终一见而痛惜。民间以停尸七日为大敛。前来吊唁的人很多，王羲之书札中略有所记：
二谢致丧。兴公近便索然。玄度来数日，有疾患，便复来。阿万小差。阮公政耿耿。怀祖可呼贺祭酒俱。（《全晋文》卷26，页1607）
“二谢”指奕弟谢安、谢铁，时居上虞未仕。“兴公”即孙绰，《庄子·徐无鬼》：“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为以至于是极也？”意谓孙绰悲伤得掉泪。“玄度”即许询，住了数日，有病归，又复来。“阿万”即谢万。“阮公”即阮裕，居剡县，亦悲哀，耿耿于怀。“怀祖”即王述，为扬州刺史，谢万岳父，他委派贺祭酒来吊唁。前来吊唁的还有居剡县沃洲的高僧支遁，事备《世说新语》。这些都是会稽声望最高的头面人物，王羲之的挚友。永嘉南渡后，陈郡谢氏在上虞县安家，经营庄园，故归葬于处。
豫州刺史谢尚
谢尚（308——357），字仁祖，少为王导所重，录为司徒掾。后与王羲之同为司马昱会稽王友。司马聘二岁称穆帝，康献皇后临朝，皇后即谢尚甥女。永和九年（353）为尚书仆射，领都督豫、扬、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历阳（今安徽省和县）。永和十一年（355）十月为安西将军，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镇寿春。永和十二年（356）八月，桓温率军克洛阳，表尚镇洛阳，《世说新语·赏誉103》刘孝标注引《桓温集·平洛表》记此事甚明，后因病未赴，升平元年（357）五月卒于历阳，年五十。《晋书》有传。
王羲之与谢尚私交甚密，但王羲之归田前，两人交往信札已不多见，今存的是谢尚为豫州刺史时桓温委其镇洛阳期间的一些事情。桓温从洛阳回后写信给王羲之，告诉他洛阳地方很荒凉，或许也谈到了谢尚镇洛阳事，故写信给能知谢尚行踪的友人书曰：
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适桓公十月末书为慰，云所在荒甚，可忧。殷生数问北事，势复何云。想安西以至，能数面不？或云顿历阳，尔耶！无缘日同为叹，迟知问。（《全晋文》卷26，页1605）
此札写于永和十二年（356）十一月，因已退居田园，故自称“士人”。桓温回江陵后，十月写信告诉他，洛阳一带十分荒芜。这时，殷浩已废为庶人，居东阳信安（今浙江省衢州市），常自念“咄咄怪事”。写信问北伐事，王羲之很同情他，但“势复何云”呢？不久即亡。谢尚因病未镇洛阳，知其“或云顿历阳”。谢尚为豫州刺史曾邀王羲之等去历阳，写给信的这个人当时也在历阳，故问是否见到了谢尚，并“无缘同为叹”。
谢尚久未给王羲之写信，心甚焦急，在其两书札中皆有表露：
得征西近书，委悉为慰。不得安西许有问，不知何久。长风书平安。今知殷侯不久留之，甚善甚善。（《全晋文》卷23，页1588）
荀侯佳不？未果就卿，深企怀耳。安西音信那可遇，得归洛也？计令解，有悬。休寻。（《全晋文》卷25，页1604）
“征西”，征西大将军桓温，时有信给王羲之。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谢尚的信，说不知要等到何久。从信中似乎可知，殷浩废为庶人后，不久即可复出，故高兴地说“甚善、甚善”。“荀侯”即中郎将荀羡，时为徐州刺史镇下邳。谢尚“音信那可遇”，王羲之猜想到洛阳去了。都督豫、兖、冀、并四州军事的大本营在寿春，桓温计划移至洛阳。桓温表谢尚镇洛阳时，王羲之已退居金庭，曾有随谢尚赴洛之议，拒而答曰：
在我而已，诚无所多。云与谢豫州共入河，不乃烦剧！得安、万送书，云六日可至。诸贤云朝廷失之，转觉阙然。与卿书同。“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此言深也。但云卿当入，何以如梦？恐卿表将复经年。想仁祖差时还内，镇慰人情耳。皆在卿怀矣。（《全晋文》卷22，页1584）
认为年已西夕，来日“诚无所多”，对提议随谢尚去洛阳事，深感“不乃烦剧”。“安、万”即谢安、谢万兄弟，时安赋闲上虞，万为吴兴太守，为尚族弟。书云六日至历阳，或许谢安有同去洛阳之意。但这一切皆因谢尚患疾而为泡影，结果由丹阳尹王胡之代镇洛阳。书中“卿”是何人？他为什么和王羲之议论洛阳事？如下对此札作一点探讨。
这是一封给“卿”的回信，其内容大致分为两节。前面一节是回答邀王羲之随“谢豫州共入河”事，表明拒绝之意；从后一节“云卿当入”来看，此人必指谢尚病辞后代镇洛阳之人，这就是丹阳尹王胡之，故此书是给王胡之的复信，时在是年九月，胡之赴洛前。王胡之是个清谈名家，任性放诞，谙于军事，故把镇洛阳的重任交给他，有“如梦”之感，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写信给王羲之叹苦，同慨“朝廷人物眇然”。王胡之赴洛阳时，向朝廷表奏以吴兴沈劲参府事，王羲之认为“恐卿表将复经年”，希望他勇担此任，并以“不有君子，其能国乎”相鼓励。书中“云卿当入，何以如梦”即此意。王羲之估计谢尚病稍好一点后即南归，由胡之代镇洛阳，足慰人情，故云“皆在卿怀矣！”
当王胡之写信告诉王羲之准备代镇洛阳后，王羲之即诉告谢尚：
知比得丹阳书，甚慰。乖离之叹，当复何言，寻答其书。足下反，事复行，便为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迟面一一。（《全晋文》卷23，页1591）
升平元年（357）春，谢尚病小差，王羲之在信中说：
想官舍佳。见护军近书，甚慰。仁祖转嘉，然疾根不除，尚令人忧。复得问，未复反书，甚慰。八月共至窟山看甘橘，思君宜深。想铁已还，旦夕展也。故复旨示。羲之报。（《全晋文》卷24，页1595）
这封信可能写给谢万的，时为司马昱抚军从事中郎，居王府，故云“想官舍佳”。书曰谢尚病情转佳，但病根未除，仍令人堪忧。窟山的柑橘园不知在何处，其他书中曾提及“送柑橘”事，可能在金庭庄园内。“窟”即窟笼，指洞穴一类地形，金庭有石鼓山，从山顶至山下，巨石堆砌成许多窟笼，人可穿行，为剡中名胜，窟山或许是其最初之名。“铁”即谢铁，万弟。
是年五月，谢尚卒于历阳。六月，桓温以安西司马谢奕为使持节都督、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奕为尚堂兄弟。桓温以此事信告羲之。王羲之在一书札言及此事：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想足下使还一一。时州将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数使命也。谢无奕外任，数书问，无他。仁祖日往，言寻悲酸，如何可言！（《全晋文》卷22，页1583）
“谢无奕外任”即由京都持节出为豫州刺史镇寿春。奕字无奕。书曰谢奕去寿春前曾“数书问”羲之。仁祖即谢尚，“日往”之往，死亡也。《左传·傅公九年》“送往事居”。杜预注：“往，死者；居，生者。”谢尚卒，王羲之痛失一知己，故“言寻悲酸，如何可言。”
谢尚亡后，王羲之曾致信问其亲友：
六日西也。云仁祖服石散一齐（按：剂），不觉佳，酷羸，至可忧。力知问。王羲之书白。（《全晋文》卷25，页1600）
谢尚生前服五石散，结果“不觉佳，酷羸”而至终，王羲之想问清谢尚之死和服五石散的关系。谢尚卒后，葬地曾有争论，王羲之认为迎归上虞为佳，其书札曰：
君顷复以何散怀？铁云秋当解褐，行复分张。想君比尔快为乐。彦仁书云，仁祖家欲至芜湖。单弱令俜何所成？君书得载停郡迎丧，甚事宜，但异域之乖素已不可言。何时可得发？（《全晋文》卷23，页1590）
谢尚妻袁耽小妹女正，姊女皇适殷浩。尚生二女，长女僧要适庾和，次女僧韶适殷歆。因无子，故书曰“单弱伶俜何所成”。谢尚妻不原归葬上虞谢氏庄园，想迁居芜湖。但谢氏不从，还是将谢尚灵柩迎归上虞，并做好迎柩的准备。王羲之认为“得载停郡迎丧甚事宜”，认为葬在芜湖是“异域之乖，素已不可言”。是不合常情的。并问灵柩“何时可得发？”“铁”即谢铁，奕小弟，《晋书》仅记官“永嘉太守”。“解褐”意同解巾，入仕的意思。据《浙南谢氏宗谱》谢铁生于咸和七年（332），是年十八岁，正当解巾时，故云“想君比尔快为乐”。从信内容看，此信似与上虞谢安。
贤达谢安
谢安（320——385）在上虞东山时，已经是一位朝野名士，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极具远见卓识。他高卧不仕，实际上是为谢氏能够东山再起，肩负着培育子侄们的重任，故延师江左名士，使子谢琰、侄谢玄等成为国之栋梁。在此同时，谢尚、谢奕、谢万等经营肥淮和三吴十多年，巩固地盘，培植亲信，暗中经营谢家军，待谢琰、谢玄出山后，很快就建立起了一支势力壮大的北府兵，在谢安的指挥下，取得了淝水之战的伟大胜利，造就了谢氏家族的巅峰时期。
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后，与冠绝一时的阮裕、李充、孙绰、许询、谢安、蔡谟、支遁等结交，引为郡衙之座上客，形成了一个江左名士集团。兰亭诗会则是其集中表现。在这些人中，谢安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他虽比王羲之小17岁，却是他的密交谋士，许多施政方略都咨询于他，交往频繁，几乎形影不离。谢安在上虞经营庞大的士族庄园，这些人常以游览为名集结上虞，王羲之书札中记载其事：
足下欲同至上虞一宿，还无所废。吾粗至，便与长史俱行，无不可不。（《全晋文》卷24，页1597）
“粗至”即刚来会稽上任时。“长史”即孙绰，文冠江左，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上虞”即谢安所居的谢氏庄园。从此札中可知，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初，即由孙绰陪同巡视诸县，常和这些友好结伴而行，以使其更贴近民意。王羲之辞官归田后，仍然和谢安保持密切往来，在其书札中常提及其事，如：
得书，知足下且欲顾。何以不进耶？向与谢生书，说欲往，知登停山。停山非所辨，故可集谢生处，登山可他日耶。王羲之白。（《全晋文》卷24，页1593）
这是一封邀友好“欲顾”停山的一封信，因为大家“非为辨”，所以约在谢安家集合。剡县金庭有亭山。或许这是王羲之归居金庭后邀友游览金庭。
谢安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王羲之隔时不见就会想念他，可谢安留一封信就远游去了，少晤面，故书中颇有感叹：
谢生多在山，不复见，且得书。疾恶冷，耿耿。想数致问，虽得还不能数，可叹。（《全晋文》卷25，页1602）
这时，王羲之因长期服散药，已体冷多疾，故思友逾甚。
王羲之在金庭庄园，友好们常来常往，谢安、许询则是常客，下面书札则反映了这一情况：
玄度来何迟？深令人忧悬耶！常谓有理。因祠监多，感足下，事甚善，然所造极难。思足下，每思先后。公岂须言，亲亲不已意尔。安石停此，过半日，犹得一宿，送近道，所以致叹，何物喻之。一十当浦阳，诸怀儿不可言。且不复得卿送，有诸叹。今此食上道。①
需要澄清的是，此书严可均录于《全晋文·王献之集》，不妥。玄度（许询）卒时，献之年未总角，怎直呼玄度、安石名？史不记献之有儿女，又怎说“诸怀儿不可言”？很明显，这是王羲之的信札。顺便要指出的是，在《王献之》集中还有《玄度时往来》帖、《近与铁石共书》帖、《知铁前往》帖，皆为王羲之书帖，应予澄清。
此书对探讨王羲之在金庭的社交和五斗米道法事十分重要。玄度迟迟不来，使他深感忧伤。谢安只在他这里过半日、宿一夜而别，亦深为之叹。“浦阳”即今剡溪、曹娥江，六朝前亦以浦阳江称，可参阅《水经注》。因为思念居山阴的儿孙们，书曰十日这天，将从金庭行舟浦阳江还山阴。王羲之的书札中有好些提及往返金庭和山阴间的事。“祠监”指道家祭祀的礼仪。道家祭祠形式很多，有在静室首过上章，有用于祈祷的“三官手书”，有于野外行穰、祠祀。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在金庭的祠监活动很多，不仅自家人，他为妻弟郗昙、好友许询都行过祠祀，所谓“因祠监多”，或许乡里人也有求于他。也有如“卿”者给他送来祠物，故云“今此食上道”。
又有一札曰：
二谢在此，近终日，不同之此叹。恨不得方回知。幸知，幸后问，令人怛怛。（《全晋文》卷25，页1603）
此书作于升平二年（358）八月，谢奕灵柩运回上虞时。“方回”即妻弟郗忄音，时为临海太守。
谢安在上虞为兄奕治丧期间，悲伤至极，独坐于家，时值小弟谢铁出为永嘉太守，王羲之与谢安书宽慰曰：
知铁石前往，快作乐，诸君善处世。一达于当年，不复过此。仆端坐将百日，为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怀，何其相思之深。临书意塞。（《全晋文》卷27，页1615）
谢铁离去时，群朋相送甚欢，使之回忆起年少时欢乐。这段日子，谢安为了悼念长兄，竟“尸居”百日不出，王羲之劝其共游散怀，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叹，其情深笃矣。此帖亦错录于《王献之集》。“仆”，一般为自称，但书中“仆端坐百日”和《与谢万书》“仆坐而获免”，这个“仆”应理解为“我们”。因和谢氏兄弟亲密无间，不分你我，故合而称“仆”。
升平元年（357），年关将近，谢安外出过节，王羲之与之疏通地方，其书札曰：
知贤室委顿，何以使尔，甚耿耿。知得廿四日书问，亦得叔虎廿二日书，云新年乃得发。安石昨必欲克潘家，欲克廿五日也。足下以语张令未？前所经由，足下近如以欲见，今送。（《全晋文》卷25，页1603）
春节将近，亲友间致信问候，“贤室委顿”，指收信人妻子患病。“叔虎”即王彪之，王羲之堂弟，过年后来任会稽内史、镇军将军。谢安将于十二月二十五到潘家，王羲之托友人通告张县令，给予关照。从这封信中，不仅可看出他俩间的亲密关系，也可发现他俩间相互关怀。
谢安亦精书法，寄真草字稿请王羲之评定优劣，其《与谢安书》曰：
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全晋文》卷22，页1582）
又俩人爱好音乐，王羲之闻谢安得一笙，写信问曰：
知君尝得小笙。笙是名器，往闻者，若令诸君闻之，乃当可不言。而今见笙者，皆不以为佳，恐是不能好也。（同上）
金庭白云洞传为王氏始祖王子乔吹笙处，故王羲之视笙为神物，查问其来历和优劣。此札《书钞》一百十引王兴之与谢安书，张溥以为“兴之”当为羲之，故编入《王羲之集》。
谢氏居上虞滨海平原，谢尚、谢奕相继亡去，谢安心情忧郁，择地曹娥江中游的今上虞市上浦镇东山建别业，王羲之书曰：“敬豫诸人近来，停数日，悉佳。安石已南迁，其诸兄弟此（比）改殊命萧索。”升平三年（359），谢万又废为庶人，朝中谢氏衰落殆尽，谢安是否会“东山再起”，一时成为朝野热议，许多人纷纷问王羲之。王羲之知其必出，其书曰：
上流近问不竟，何日即路？知谢定出。居内所弘，故重是不情，废情存大。（《全晋文》卷22，页1584）
“上流”指朝中大臣，其中也有宰辅司马昱，王羲之“知谢必出”，因为他表面上闲情山水，内心实有远大抱负，此即所谓“居内所弘”，故必废山水之情而衷情国家之大事。
升平四年（360）八月，谢安出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司马，执掌府事。此前曾去永嘉看谢铁，并住了较长时间，久日不给王羲之信，故再次寄札讯问：
近与铁石共书，令致之，想久达。不得君问，以复经月，悬情岂可言。顷更寒，不适，颇有时气。君须各可耳，迟知问。仆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胛，脚重（肿）痛不得转动。左脚又肿，疾候极是不佳，幸食、眠意事为复可可，冀非臧病耳。（《全晋文》卷27，页1615）
该札也误录在《王献之集》中，今更正之。这时，王羲之不仅患肩周炎，而且双脚开始肿痛，忧心患了不治之症，但睡眠和食欲尚可。然值此时，四岁的孙女和另一个的小孙女玉润旬日而夭，精神上招致无法忍受的打击，谢安写信安慰他，复诉之于谢安：
追寻伤悼，但有痛心，当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昨频哀感，便欲不自胜。举旦复服散，行之益顿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诲，然吾老矣，余愿未尽，唯在子辈耳，一旦哭之，垂尽之年，转无复理，此当何益。冀不却渐消耳。省卿书，但有酸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3，页1590）
谢安告慰王羲之信今不见，但在《世说新语·言语六十二》中还能看到谢安劝导他的话：“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意思是说，遇到这种生离死别的事，难免有几日悲伤，可以借乐器来宣泄内心的哀痛，或可出外游放散心。王羲之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几辈觉，损欣乐之趣。”意思是说，我也正想这做，但怕儿孙们听了我弹奏的哀乐，连对音乐的兴趣都失去了。人遇到悲伤时，该用什么方法自我排遣，这是一段绝妙的对话。
谢安为桓温司马后，王羲之在一札中曰：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报：得十四、十八日二书，知问为慰。寒切，比各皆不？念忧劳，久悬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谢司马书，不具。羲之报。（《全晋文》卷25，页1602）
此人在十四、十八日连续给王羲之写信，书中又说因接到谢司马的信，不再具告，可见此人和谢安在一起。据猜测，这封信可能是写给桓温的。
升平五年（361）夏，王羲之已经“便疾绵笃，了不欲食，转侧须人”，又“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月，兼焦劳不可言”。仍念念不忘谢安，在一封邀请郗忄音“末秋初冬”到金庭来参加中亲聚会，迫切要和他“有诸结，力聊以当面”的长信中，开头便问：
安复后问不？想必停君诸舍。（《全晋文》卷22，页1585）
就在这一年暮冬，王羲之驾鹤西去。
西中郎将谢万
谢万（322——363）字万石，奕、安弟，王述婿。王羲之与其相交甚密。永和初，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辅政，召为抚军从事中郎。善属文言谈，然不拘小节。后为吴兴太守，王羲之书札中“吴兴又送此月一日，不知何以情怒”。“吴兴”即谢万。升平二年（358）长兄谢奕卒，嗣为西中郎将，持节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王羲之深知万之品性和才华，以为用才不当，不宜军职，故与桓温书曰：
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风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馀，近是违才易务矣！（《全晋文》卷22，页1581）
说谢万参与朝议的能力才华出众，但让他领兵打仗则用其愚而绝其智，违背了用人之道。桓温不从。万领军事，果轻慢将士，夸夸其谈，旧习如往，兄安诫曰：“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王羲之亦致笺告诫曰：
以君迈往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有何，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全晋文》卷22，页1582）
王羲之为官的特点，对下属非常关怀，能体察下情，重视民众痛痒。对上司绝无阿谀之色，又能倾心直谏，有优良的执政风格，这一点却却是谢万所缺少的，故苦口婆心，嘱以肺腑之言，希望他能转变作风。特别提醒他要“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是为官当与民众同甘苦之古训，在现实社会中虽“此复有何”，但实在积小以致高大，是事关成败的大问题。这又充分体现了王羲之的民本思想。王羲之的这封信，今天读来，仍然是教育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篇绝好教材。
谢万率军迎战慕容俊，初有战绩，曾信告之。王羲之闻喜则乐，其与友书曰：
适万石去月五日书为慰。寻得彭祖送万九日露版，再破贼，有所获，想足摧寇越逸之势宜。适许司农书为慰。无人未能得重，故向余杭间。（《全晋文》卷23，页1587）
然谢万小功则喜，竟称诸将为“劲卒”。升平三年（359）十月，慕容俊寇东阿，谢万进军下蔡，恰逢郗昙患病，从前线回撤，竟不问究竟，误以为败逃，便慌忙下令掉头退兵，军心动乱，遭燕军尾随追击，全军弃辎溃散，只身狼狈逃归，结果被废为庶人。北中郎将郗昙亦降为建威将军。谢万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仍对王羲之叹诉委曲，王羲之书札曰：
向亦得万书，委曲备悉，使人慨然。见足下乃悉。知叔虎昨发，月半略必至。未见劳参军。（《全晋文》卷23，页1603）
“叔虎”即王彪之，时为尚书左仆射，将出任会稽内史。谢万心绪低落，王羲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他：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敦退让。或有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比遇重熙去，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尽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君察此当有二言不？真所谓贤者志于大，不肖志其小。无缘见君，故悉心而言，以当一面。（《全晋文》卷22，页1582）
谢万之败，究其责，当付廷尉治罪，如果没有岳父王述和王羲之、谢安、王彪之等人和司马昱、桓温的私交，绝不可能如此从轻发落。但谢万仍认为受到了委曲。王羲之告诉他，能“坐而获免”，已经很值得“庆幸”了，简直是“天赐”良机。安慰一番后，接着介绍了自己归居后携子抱孙、娱乐田园的欢快生活，鼓励他勇于面对现实，愉悦回归自然。王羲之极善思想工作。谢万的品性，最缺乏的就是“举策数马”那种万石之风，但他没有过多的批评谢万，因为在他看来，谢万本不善打仗，失败是必然的，朝廷用人不当，该负主要责任。因此，他用自己教育子孙的愿景，激励谢万反思。同时又要求他能“敦退让，戒以轻薄”。婉转的指出了谢万不屑玩世的劣根。通札都是用自己的真实生活对朋友作真情告白，无一虚言客套，反映了王羲之处世待人的人品丽质。《与谢万书》是研究王羲之田园生活和晚年思想感情的重要文选。
谢万败绩，打乱了晋军河、淮的敌我态势，朝廷采取了应急措施，进行了重新部署。王羲之在一信中略述其事：
云停云子代万。顷桓公至，今令荀临淮，权领其府。怀祖都共事，已行。（《全晋文》卷25，页1599）
“云子”，桓温二弟桓云字，时为建武将军、督都司、豫二州军事，有人议论由他代谢万职，但桓温不从，令荀羡“权领其府”。与此同时，谢万的岳父、扬州刺史王述和他在京都的同事也参与了谢万败绩的善后处理。
谢万被废为庶人后，回到了上虞老家，并造访了王羲之。王羲之在两封书札中谈到了这次晤面的情况：
得书，知足下问。阿万来，一昔不得眠，便大乏。足下念。王羲之。（《全晋文》卷26，页1609）
三月十六日羲之白：一昨省不悉。雨快。君可不？万石转差也。炙得力不？不得后问，悬悒不知怀。君云当有旨信，迟望其至。仆劣劣，故遣不具。还具示。王羲之。（《全晋文》卷26，页1606）
这次会面，要说的话太多，故通夜不眠。“三月十六”当在升平四年（360），这时谢安尚在上虞。王羲之在信中说谢万已经好转，一定是写给和谢万关系密的人。信中以“阿万”昵称，这个人很可能是谢万的岳父王述。
不久，谢万复出为护军将军、散骑常侍，王羲之又致信慰勉：
若治风教可弘，今（按：“今”应为令）忠著于上，义行于下，虽古之逸士亦将眷然，况下此者？观顷举厝，君子之道尽矣！今得护军还，君屈以申。时玄平顷命，朝有君子，晓然复谓有容足地？当如前者，虽患九天不可阶，九地无所逃，何论于世道？万石，仆虽不敏，不能期之以道义，岂苟且！岂苟且！若复以此进退，直是利动之徒耳，所不忍为，所以不为。（《全晋文》卷24，页1595）
“玄平”，范汪字，时任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因延误军期，升平五年（361）十月免为庶人，“时玄平顷命”即指此。王羲之卒于是年，此信证明写于十月后，这或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光禄大夫阮裕
阮裕（298——359）是东晋中兴时期一个握权虽微却广受尊敬的道德模范，正如《晋书·阮裕传》首句所云：
裕字思旷，宏远不及放，以德业知名。①
所谓“德业”，《易·乾·文言》曰：“君子进德修业。”郑玄注：“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即以德为行之最高原则，并勤加绳律，刻苦修炼。阮裕弱冠时，大将军王敦请为主薄，甚被知遇。这是一个飞黄腾达的良机，但当他初知王敦有“不臣之心”时，既不告密，也不参与，终日饮酒废事，故弄无才之态，被敦免职，还剡县家，奉母教子。后王敦篡逆事发，其德行广被称颂，名噪朝野。后屡诏侍中等显位不就，为奉母孝，只当过邻近剡县的临海、东阳两任太守。由于以“德业”闻名，高官名流皆以与其交友为荣，借以提高声望。
阮裕任王敦主簿时，与王羲之相识，赞为“王氏三少”，从此结交为友，书信不断。王羲之为江州刺史时，有栽培之恩的庾亮、庾翼兄弟相继去世，在致哀信中就有“慰阮光禄信在耳”的记载，其书曰：
九月二十八日羲之顿首顿首。昨者书想至，参军近有慰阮光禄信在耳。许中郎家欲因书比去报，知庾君遂不救疾，摧切心情！不得自甚，痛当奈何！深当宽勉，以不忘先心。临纸但有酸。王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3，页1591）
庾虽笃疾，谓必得治力。岂图凶问奄至，痛惋情深。半年之中，祸毒至此。寻念相摧，不能已已。况弟情何可任。遮等荼毒备尽，当何可忍视！言之酸心。奈何奈何！可怀君怀。（《全晋文》卷25，页1600）
前札中的“庾君”指庾冰，卒于建元二年（344）十一月，年四十九。后札中的“庾”指庾翼，卒于永和元年（345）七月，年四十一。时王羲之诏侍中、吏部尚书不就，阮裕已归隐剡县。庾冰卒前有信给王羲之。后札王羲之自称“弟”，疑似寄与阮裕，因王羲之密友中，除阮裕外，当以王羲之为长。这或许是《王羲之集》中最早的信札。
阮裕于东晋初已择居剡县之剡山，即今嵊州市城，是北方士族南渡入剡之先登者。归隐后，敦睦邻里，礼让为先，事佛精笃，被誉为积善之家。《世说新语·德行三十二》记其事曰：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②
阮裕子孙世居剡县，以德业传家，相继百年。孙长子，字茂景，武昌太守，以德《宋书》列于《良吏传》。孙万龄，刘宋永初末为侍中，解职归，修纂父祖德业，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阮氏德业为剡中宝贵文化遗产。
王羲之少年时，和阮裕相识于王敦大将军府，敦勉励王氏少年“当不减阮主簿”。阮裕亦以王羲之等三人为“王氏三少”。裕居剡山有隐遁之志，朝廷屡征不就，《世说新语·栖逸六》曰：
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①
“沉冥”指深藏不露的隐士。王羲之为会稽内史，邀谢安共诣阮裕，造门却步，要想好说那些恭维话，《世说新语·方正》曰：
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至门，语曰：“故当共推主人”。谢曰：“推人正自难。”②
许多人在写给王羲之的信中，常请问候或转交信札给阮裕，故在王羲之书札中常提及阮裕，比如：
参军近有慰阮光禄信在耳。（《全晋文》卷23，页1591）
比见敬祖，大小可耳。念孙、阮诸人何似，耿耿。（《全晋文》卷24，页1596）
有一剡县令，遇难事便欲辞县，王羲之批评曰：
知足下以界内有此事，便欲去县，岂有此理。此县弊久，因范公及阮公既并微旨，足下谓合损益之耳。不谢。（《全晋文》卷25，页1599）
这是为会稽内史时的事。信中既有阮公，那定指剡县。范公当为县内众望，王羲之其他书中有“范新妇”，“范母子哭”等语，但不明所指。“既并微旨”，意思是希望阮、范二公给这位剡令多多指教。这封信是写给剡县令的，或许是代李充母忧的那位剡令。此信情理进退，很有分寸。先是“岂有此理”，严厉批评他遇到困难“便欲去县”；接着肯定“此县弊久”，同情其有客观困难；最后请出范、阮二公，以解损益之方。相信这位剡令看了上司这样贴情的信，一定会畏而不惧、勇肩此任。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王羲之关爱下属的一面。
王羲之辞官后，常邀友出游，阮裕也在其中，如在一书札中曰：
向遣书，想夜至。得书，知足下问。当远行，诸怀何可言。一十必早发，想足下如向期也。阮侯止于界上耳。向书已具，不复一一，王羲之白。（《全晋文》卷23，页1590）
宿息，想足下，安书，吾犹不胜能佳。一十早往迟。王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3，页1591）
这是约定“一十”日在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集中，一早出发的两封信。信中指明阮裕已从剡县到山阴“界上”，指会稽郡治。书中“向遣书，想夜至”、“宿息，想夜至”说明这些友人都居住在一天左右的行程内。
王羲之对阮裕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下面这封信可能发生在退居金庭后，书曰：
知阮生转佳，甚慰，甚慰。会稽近患下，始差。诸谢粗安。（《全晋文》卷23，页1587）
“阮生”指阮裕的儿子。阮裕有三个儿子：佣、宁、普，佣早死，此生可能指小儿普。“患下”指腹泻。“诸谢”即谢安兄弟。金庭至剡城六十里，去山阴必经之地，或许路过造门，故知阮生腹泻转佳，由此可知此信或许写给阮裕。
王羲之和阮裕同居剡县，晤面甚频。升平二年（358）八月，谢奕卒，于上虞治丧，群贤赴吊，阮裕亦往，王羲之书曰“阮公政耿耿”。不久阮裕病笃，其子信报病危，王羲之当即转告友好，其书曰：
适阮儿书，其气散暴，处便危笃，忧之怛怛。（《全晋文》卷24，页1595）
阮裕疾笃不救，葬于剡。《剡录》云：“阮裕墓，县东九里”，王羲之在与友信中又曰：
阮公故尔，可忧。时放恕大事，今令速，言何方守笃。大炙不得力，而从事以至，甚无计。自必出，唯须小佳。铁石今出求救，足下可复助，且令得通。（《全晋文》卷26，页1605）
信告阮裕病重如故，叹惜：“积善之家，并有馀庆”。而阮公德业名世，却无方守笃，生命终此，无计回天。铁石即谢安小弟谢铁。“今出求救”，当指谢万北伐败绩被废事，去京游说，以免付廷尉治罪。写信给“足下”者，可能是王羲之堂弟王彪之，时为尚书仆射，故直言“可复助，且令得通”之语。谢万败绩事，发生在升平三年（359）十月，故此书可证阮裕卒于是时。《晋书》本传云卒年六十二，按此推算，阮裕生于西晋元康八年（298）比王羲之大五岁。
王羲之对阮裕之死惋叹不已，哀悼至深，书曰：
此公立德由来，而婴斯疾，每以惋慨。常冀积善之庆，当获潜佑。契同昔人，寻忆（往）事，缅善永绝，哀惋至深，未能喻心。省足下书，固不可言，已矣！可复奈何，绝笔流涕。（《全晋文》卷25，页1600）
此书和前“阮公故尔”书同调。“立德由来”、“积善之庆”，和《晋书》本传“以德业知名”意同。《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云：“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晋书》列传“以德业知名”者，唯是阮裕，而与王羲之“契同昔人”，其死令其“哀惋至深，未能喻心”，又“绝笔流涕”，云“立德”、“积善”者，必矣阮裕。然史家有将此帖系于庾翼，不知何据？翼为帝舅，有功于朝廷，四十二岁卒，可称“立功者”，然决非“立德者”。
王羲之很关心阮裕的儿子，在书札中常提到“阮生如何”？说：“知阮生转佳，甚慰。会稽近患下，始差。”但有的《王羲之集》笺证说阮裕的次子阮宁是王操之的女婿，那一定是辈分搞错了。
司徒蔡谟
蔡谟（281——356），字道明，陈留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人，父充，蔡邕从孙。谟东晋名臣，官徐州刺史、征北将军、录尚书事，功绩显著。永和六年（350）诏侍中、司徒，屡乞辞归，帝不悦，因傲违上命被废为庶人，隐居剡县东南之沃洲。《晋书》卷七十七详其传。谢灵运《山居赋》“四明、五奥”自注：“五奥者，昙济道人、蔡氏、郗氏、谢氏、陈氏各有一奥，皆相犄角，并是奇地。”五奥即剡县沃洲，蔡谟据其一隅，今属新昌县。今沃洲东有蔡岙，疑为蔡谟隐居处，在金庭南15公里，同属金庭洞天，往返经王罕岭，因王羲之常行于此而命名。据本传，蔡谟“既被废，杜门不出，终日讲诵，教授子弟数年”。后皇太后褒其功，复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诏赐几杖，门施行马。谟唯上疏陈谢而不复朝见。永和十二年（356）卒于家，年七十六。
王羲之素敬蔡谟，归居后为近邻，常去探望，关心其健康，故详知蔡谟临终前的病况，在其书札中有这样的记载：
得都下九日书。见桓公当阳去月九日书，久当至洛，但运迟可忧耳。蔡公委笃，又加带下，日数十行，深可忧虑。得仁祖廿六日问，疾更委笃，深可忧。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若此，令人短气。（《全晋文》卷25，页1603）
“桓公”即桓温，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镇江陵，握东晋长江上游半壁江山，雄武过人，威震朝廷。永和十二年（356）五月，叛将姚襄攻洛阳，诏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诸州军事，北上征讨。七月，桓温从江陵发兵，九日至江陵北百里的当阳，写信给王羲之，此即书中“见桓公当阳去月九日书”，于八月收到从京都八月九日寄来的信，信中转交了桓温给他的信。从京都至会稽水陆700多公里，行程约20日，由此推算，王羲之这封信写于八月下旬。桓温战败姚襄，八月入洛阳，与王羲之估计“久当至洛”正合。“运迟可忧”，担心军队运输等后勤保障跟不上。就在这封信前，王羲之拜访了蔡谟，或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蔡公委笃，又加带下，日数十行”。临终前从肛门中不断分泌出带状膏液，不久病逝。“仁祖”即谢尚，桓温入洛后，奏请为司州刺史，镇洛阳，却因疾未行。谢尚给王羲之信当写于七月廿六。
蔡谟的两个儿子常和王羲之往来，刚为父亲办完丧事，正值王羲之邀请亲朋集会，便来到了金庭。王羲之在一书札中曰：
二蔡过葬来居。亲亲集事，而君复出为因耳。（《全晋文》卷23，页1587）
“二蔡”即蔡谟的两个儿子，长子蔡邵为永嘉太守，少子蔡系为抚军长史，事备《蔡谟传》。《剡录·先贤传》卷三载：“蔡系，字叔子，济阳人，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抚军长史（出晋《中兴书》），尝曰：‘韩康伯虽无骨干，亦自肤立’。尝入剡（出《沃洲记》）”。“叔子”应为“子叔”。《世说新语·赏誉三十一》载：“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刘孝标注引《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济阳人，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抚军长史。”《全梁文》卷六十五亦为子叔，可证《剡录》有误。
此帖说明蔡谟丧葬毕，蔡邵和蔡系兄弟曾到金庭庄园居住过，这时正当王羲之准备与诸从兄弟聚会时。下面这个帖子和此帖说的可能同一件事：
想大小悉佳。蔡家宾至。君情感益深，唯当拔遣之耳。（《全晋文》卷25，页1602）
前书“君复出”和此帖“当拔遣之”都说此君将出，不能来金庭与“亲亲集”。
益州刺史周抚
周抚（292——365）是名将周访之子，强毅有父风。早年为王敦铁爪，敦叛平，被禁锢。咸和初，司徒王导招为从事中郎。时王羲之为秘书郎，赋闲导府，与之结交。后周抚出为宁远将军、江夏相，两人分别后除书信往复外，再无晤面之缘。王羲之辞归时，周抚为益州刺史，有游巴蜀之愿，故鸿雁飞书频繁。辞归初，致周抚书曰：
计与足下别廾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一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全晋文》卷22，页1582）
“计与足下别廾六年于今”，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时间点。明帝驾崩，成帝继位，司徒王导辅政，任周抚为从事中郎，时在“咸和初”，即公元327年，王羲之与周抚结交当于此时。咸和四年（329），王导平苏峻乱，周抚为宁远将军参与征讨，后出为南中郎将，屯襄阳，其与王羲之别，当在其时。至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辞归，相隔正好26年。越至益州五千里，一信往复逾半载，书云“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可推是书作于冬。
蜀中山水奇异，扬雄《蜀都赋》、左思《三都赋》极尽描摹夸张，更令人神往，王羲之对周抚提出了往游的愿望：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同上）
《蜀都》、《三都》尽写都邑，王羲之认为于巴蜀山水则“殊为不备悉”。而那些名山大川，风光多奇，“益令其游目益足”。他告知周抚，将要出发前，会写信通告，要求周抚派人迎接。人未去，“心以驰于彼矣”，故“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汶岭”即今四川岷山，最高峰黄龙有万年积雪，岷江上游有九寨沟胜景。峨眉则是巴蜀镇山，人皆以登峨眉称雄。这是王羲之旅游计划中距离最远的地方。但他不能马上就去，因为他要等小儿子献之完婚之后，才能了“向平之愿”。汉向子平，待女儿婚毕，便游名山大川，竟不知所终，为后人所仰慕，王羲之早在任护军将军时给殷浩的信中就坦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故把自己的愿望也告诉给周抚：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已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致委屈，故具示。（《全晋文》卷22，页1583）
他辞退时，王献之才十二岁，按最早十六岁婚，也还得等待四年以后，故游蜀实为远谋。
人未行，“心已驰于彼”，故特别关心巴蜀，像小学生问老师那样，常把自己听到的事，求教于周抚，“为欲广异闻”。如下就是这方面的信札：
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全晋文》卷25，页1604）
往在都，见诸葛禺页，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为尔不信，一一示，为欲广异闻。（《全晋文》卷22，页1583）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和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摹取，当可得不？须具告。（同上）
云谯周有孙，高尚不出，今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后否？（同上）
也有谈家常的，如子女外离，老妻患疾等：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同上）
也有拜托周抚安排人事的：
虞安吉者，昔与共事，当念之。今为殿中将军。前过，云与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与足下为下寮。意其资，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邪？所念，故远及。（同上）
这位殿中将军虞安吉，也是书法家，唐韦续所编的《墨薮》中有其正草、大篆墨迹；在唐太宗《指意》一文中，有其书论一篇。他曾造访王羲之，可能说起周抚，想到益州任职。
在两人的书札中，物产交流成为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并使王羲之的田园生活大增色彩：
今往丝、布单、衣财一端。示致意。（《全晋文》卷26，页1606）
青李、来禽、樱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全晋文》卷22，页1583）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土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远惠之至。（《全晋文》卷26，页1606）
王羲之寄去丝绸、布单和衣服面料，周抚给他寄来果种、毛毯、药、戌盐和邛竹杖。邛竹杖产于四川邛崃山，节高实中，汉代已远销中亚，为蜀中名特。寄来数量很多，分给乡里长者，其有书曰：
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长或须，今送。（《全晋文》卷26，页1605）
王羲之“笃喜种果，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故十分感谢周抚寄来这么多果种。由于精心栽育，金庭庄园内有各种各样的果园。悠游果园也成为田园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升平三年（359）其致谢万书曰：
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全晋文》卷22，页1582）
他给周抚的最后一信，写于临终那一年之春。虽然身体极差，但仍念念不忘游蜀前约。而且强作精神，似乎可遂其愿：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岭，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全晋文》卷25，页1604）
王羲之比周抚小十一岁，“吾年垂耳顺”，正当五十九岁。此时献之已婚，足可了却“向子平之愿”，但近年哀丧频摧，其身体和精神皆欲崩溃，故“峨眉、汶岭”之游终成梦幻。
今存王羲之致周抚书帖，多为辞归后的“末年书”，后人广为临摹，后大多被录入《十七帖》中，成为书艺精品。王羲之辞官前，与周抚虽已书信往返不断，然今仅存如下一帖：
六日。昨书信已得去。时寻复逼，或谓不可以不恭命，遂不获已。处世之道尽矣！何所复言。（《全晋文》卷22，页1585）
此书作于永和四年（348），奉诏为护军将军不就，不乐在京师，要求赴巴蜀、关陇戍边，曾致信告周抚，但因殷浩力劝而罢行，此即书中所谓“时寻复逼，或谓不可以不恭命，遂不获已”。
右军长史孙绰
孙绰（314——371），字兴公，又名长乐，乐公，太原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西南）人，过江后，居会稽东山。初为著作佐郎，历庾亮征西参军，章安（今浙江省临海市）令，殷浩建威长史。王羲之与孙绰在武昌为庾亮府中幕僚，为护军将军时，孙绰为殷浩长史，又不期而遇。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孙绰为右军长史。王羲之去郡后，绰出为永嘉太守，入朝为散骑常侍，领著作郎，拜廷尉卿。东晋著名文学家，时称文章之冠，三公之碑多出其手，有《孙廷尉集》留世。
史家评孙绰，常以“玄言”冠之，实有失偏颇，其《天台山赋》、《太平山铭》、《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皆为山水文学初兴时期的代表作，掷地有声。鄙以为自庾阐以后，他是推动山水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王羲之、谢安、许询等相交甚密，优游山林，是我国最早性爱山水旅游的文化人，尤其对会稽旅游的兴起功不可没。
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孙绰参加了兰亭诗会。他的《兰亭诗》和《兰亭诗序》，完全可归在山水一类。对这个问题，前人很少关注，今不惜纸墨，将其诗文录之于下，略略作点说明。其《兰亭诗二首》曰：
春咏登台，亦有临流。怀彼伐木，宿此良俦。
修竹荫沼，旋濑萦丘。穿池激湍，连滥觞舟。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臬。莺语吟修竹，游鳞戏壮涛。
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①
山水诗和山水文学是古地理研究的重要文选，孙绰兰亭诗为我们研究兰亭的地理提供了重要证据。
其一，“怀彼伐木，宿此良俦”。“伐木”指大禹治水，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古兰亭在大禹陵附近。禹陵在旧绍兴城东南6.5公里，若耶水（今平水江）之东。
其二，“穿池激湍，连滥觞舟”。说明去兰亭可依水行舟。唐宋之问《宿云门寺》诗曰：“云门若耶里，泛 路才通。”参加兰亭诗会有四十多人，前去旁观的人一定很多，所以去兰亭的船一只一只的连成一行，“连滥觞舟”写的就是这一情景。舟行镜湖，曰“穿池”，由镜湖进入平水江，水势变急，曰“激湍”，故而可知王羲之滥觞之兰亭本在平水江汇入镜湖的不远处。谢安《兰亭诗》曰“微风翼轻航”，亦云乘舟而去。郗昙《兰亭诗》曰：“温风起东谷，和气振柔条。端坐兴远想，薄言游近郊”。其中“东谷”、“近郊”正与兰亭地望想合。今之兰亭公园在绍兴城西南13.5公里，并无水路可通，与兰亭滥觞诸人所记地理方位相悖，是在王羲之后裔为纪念兰亭流觞所建园林的基础上形成的。
再读读孙绰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流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仰瞻羲唐，邈已远矣。近咏台阁，顾深增怀，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决然兀矣，焉复觉鹏晏鸟之二物哉！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原诗人之致兴，谅歌咏之有由。（《全晋文》卷61，页1808）
这简直是一篇山水文学的千古绝唱，全文223字，从感慨起笔，以亲身经历品味了“朝市”和“林野”的不同心境。他说，生活在都市里，看到别人官比自己大，生活比自己富欲，就会产生屈居人下的想法；但到了林野之中，万里江山，空旷辽远，令人心胸开阔；如果在朝廷里，说话写文章顾虑重重，处事则当察言观色，低三下四，不能顺其自然，按道而行。而在大自然中，不论大鹏和小雀，都能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尊卑之分。所以，应该常投身到山水中去，才能化解胸中的郁闷，以求得到人生的满足。
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对兰亭自然地理环境的描绘，高山、长湖、河流、花木、鱼鸟，一览无遗，大自然中万物同荣，和谐共生，尽泄笔端。镜湖有三十六溪，以平水为最。所谓：“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谓壮矣！”看那高入云霄的会稽山之阴，万顷微波的镜湖之畔，弯弯曲曲流入镜湖的平水之口，兰亭在春色的阳光中隐隐约约，恰似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可惜的是，真如诗人所叹：“今日之迹，明复陈矣。”据《水经注》载：“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也。”云亭在天柱山麓，先因镜湖水上涨，没于水中，何无忌守会稽起亭于山椒，然亭已废，仅剩基阶也。
孙绰久居会稽，其早年为章安令时，游天台、四明，诗赋为之记，非常熟悉浙东山水，足以为王羲之导游。王羲之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足下欲同至上虞，一宿还，无所废。吾初至，便与长史俱行，无不可不。（《全晋文》卷24，页1597）
王羲之“初至”会稽，“便与长史俱行”，这大概可锁定孙绰为右军长史的时间。严可均《全晋文》传孙绰，曰殷浩废后为右军长史，不确。王羲之遍历郡县，孙绰定形影不离。这封信是邀人同去上虞，一宿而返。上虞有谢氏庄园，时谢安居焉。长史一职，协管公务，相当于秘书长，故孙绰常出使京都。王羲之在书札中曰：
玄度时往来，以此为慰。兴公使适还数日，具都下问。人情所忧，良可叹息。诸从数问。龄前来经日，极为差，云仁祖欲请为军司，不知行不？（《全晋文》卷27，页1615）
“玄度”即许询，时居永兴（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属会稽郡，说常来看他，结为至交。孙绰出使京都已还数日，带回了亲朋好友的问候。或许孙绰带回了亲友们送给王羲之的许多礼品，王羲之盛情难却，故云“人情所忧，良可叹息”。“龄”即修龄，王羲之的堂弟王胡之，他来会稽住多日，心情极差。王胡之为吴兴太守，或许届满另职不遂心愿。“仁祖”即谢尚，永和八年（352）为豫州刺史，镇历阳（今安徽省和县），欲请王胡之为军司。王胡之在会稽时，“不知行不？”后未行，转为丹阳尹。此帖《全晋文》误入《王献之集》。时献之才九岁，当无与前辈通信事，更不可直呼前辈名。
王羲之辞郡后，孙绰出守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作《至人高士传赞》二卷，寄予王羲之征求意见。王羲之读后《与孙绰书》曰：
比日寻省卿文集，虽不能周遍寻玩，以为佳者，名固不虚。序述高士所传，小有异同，见卿一一问，应止杨王孙。前以共集，意同，可诚述叙之耶。暇日无为，想不忘之。（《全晋文》卷23，页1591）
“卿一一问”，指孙绰来信问得非常具体详尽。孙绰为一时文章高手，如果不因门第式微，必然更加名噪一时。王羲之花了几天时间，仔细阅读《至人高士传赞》，肯定此作“以为佳者，名固不虚”。能让王羲之翘指称好的文章定然名不虚传。杨王孙，西汉学者，学黄老之术，认为人死后“其尸 然独处”，无知无觉，生死是事物之自然演变，故反对丧事奢侈，提倡掘坑裸埋。王羲之很崇尚杨王孙，引为榜样，他在《与谢万书》中曰：“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欲希风数子。”故建议孙绰将杨王孙列在《高士传》末。孙绰离去后，王羲之很挂念，“暇日无为，想不忘之”，希望不要忘了他这位赋闲居家的老朋友。
孙绰永嘉三年秩满居会稽，正值谢奕升平二年（358）八月卒，谢安、谢铁兄弟在上虞治丧，他亦前去吊唁，在王羲之书札中记其事：
二谢致丧。兴公便索然。玄度来数日，有疾患，便复来。阿万小差，大事问，有重虚。安佳，行来遇大荡然。阮公政耿耿。怀祖可呼贺祭酒俱。（《全晋文》卷26，页1607）
无疑，这又是一次朋友间的大聚会。“兴公便索然”，可见孙绰悲哀出涕，表现十分沉痛。不久，孙绰便去京任散骑常侍，领著作郎。
孙绰以文名世，名人之碑多出其手，苦于应付，而碑文多颂德之词，丽而乏质，支道林与王羲之曰：“长史作数百语，无非德音，如恨不苦。”王羲之答曰：“长史自不欲苦物。”他深知孙绰的苦衷，故《世说新语·赏誉》记其事。
道士许迈
许迈是江左著名道士，常为人采药治病，首过上章。他不像钱唐五斗米道首杜子恭那样操米万户，广敛财物，以怪异朦人，故深得朝野钦慕。王羲之和许迈在宗教信仰和服食采药等方面志同道合，皆修炼辟谷法，辞官后结为世外之交，故《晋书·王羲之传》载：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乐。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当卒以乐死。”
由于王羲之从许迈游，迈名声大振，皇室请入宫筮卜施法，然坦诚并非异术之流，稍息即出。《晋书》将《许迈传》附于《王羲之传》后，并记其事曰：
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玄遣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不可详记。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许迈字叔玄，一名映，丹阳句容人，弃家隐居余杭、临安后，易名远游。《传》中“玄”即其字叔玄。父许副，为剡令。陶弘景《许长史旧馆坛碑》曰：
父副，字仲先，器度淹通，风格清简，晋剡令。①
副后为宁朔将军、下邳太守。长史为许副第五子。明学者王世贞《 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三《许长史碑》中称许长史四兄名远游，即许迈。又说长兄揆、次兄虎牙，皆得道者。《剡录·古令长》漏记许副。许副为剡令，可能在东晋早期，许迈年少时，完全有可能随父居剡，故在遗王羲之书中能向他介绍会稽山水之灵异和隐逸事。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王羲之的年龄比许迈略长，但道术和药石却尊其为师，多有请教，请看其书中所云：
服食故不可，乃将冷药。仆即复是十之者。肠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辄大起，多腹中不调适，君宜深以为意。省君书，亦比得之物养之妙，岂容复言，真无其人耳。许君见验，何烦多云矣！（《全晋文》卷23，页1587）
这是在和朋友讨论服散的体会，告诉他服石散后，该服什么剂量的冷药比较合适，才不会伤害肠胃。王羲之自己研究总结出来的药方，常请许迈验证，再告诉给诸友。在他心目中，许迈很权威，凡经他验过的方子，就无须多疑义，故书中很肯定且不耐烦地说：“许君见验，何烦多云矣！”因此尊称许迈为先生。《唐书·艺文志》将《王羲之许先生传》合为一卷。民间也习惯把首过作章的道士称先生。故王羲之信札中称“先生”的一般指许迈，且大都讨论医药的事。如：
先生适书，亦小小不能佳，大都可耳。此书因谢常侍信，还令知问，可令谢长史且消息。（《全晋文》卷22，页1593）
不论是自己的，还是朋友所用的药方，都寄予许迈去鉴定。许迈也很认真，回信告诉他那些“大都可”，那些“小小不能佳”。这次，谢常侍寄来谢长史的药方，又要王羲之转请许迈验证，王羲之照办后，信告谢长史等待消息。许迈也曾来金庭，王羲之书札有记：
先生顷可耳，今日略至，迟委垂。知乐公可为之慰。桃胶易得，可以少耶。专一物不移，移乃不忠也。充迎不致意。知阳意事迎，愿人之善。（《全晋文》卷24，页1595）
这封信的前几句比较明白，说许迈近来很好，约略今日可到这里，正高兴的等待他到来，乐公知道这个消息后一定可慰其心。乐公即孙绰。金庭庄园内有桃园，桃树出桃胶，可制胶水，那时亦用作药方。许迈要桃胶，或许春夏已过，故树上的桃胶“可以少耶！”下半篇不易懂，好像这位朋友劝他改变什么，他不愿意，说不专是不忠的表现，是不是和他下面一个帖子有关：
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近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政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于俗，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足下试观其终。（《全晋文》卷25，页1600）
朋友劝他改变修炼的道法，转修“奉法转”，他坚定奉行原来修炼的道法，并表示至终不变。“漆园”即庄子，这位朋友或许用老庄的道理劝他改练他法，他认为庄子之说和道家练功是两回事，把其牵混在一起是“下言”。这种专一不移的态度，和书中“专一物不移，移乃不忠也”相同，不妨牵强子此。
王羲之有一女，名孟姜，适刘畅，居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还请许迈为其看病。下面这个帖子可能是给许迈的：
大都夏冬自可可，春秋辄有患，此亦人之常情。期等平安。姜此羸少差，先生至，其欢慰。且卿女一而已。（《全晋文》卷24，页1595）
开头还是请教病情。“期”，延期，王羲之子，但不知是那一个。“姜”即孟姜，王羲之唯一的女儿，生一子一女，女适谢玄子 ，生山水诗人谢灵运。信告诉许迈，孟姜的病经他医治后好转了，并表示：“先生至，其欢慰。”许迈弃家隐居余杭，时与孟姜同县，后入临安西山。
王羲之下面这封信，大致可认定是寄予许迈的：
得司州书，转佳，此庆慰可言。云与君数数或采药山崖。可愿乐，遥想而已。云必欲克余杭，之迟期，此不可言，要须君旨问。仆事中久，宜暂东。复令白，便行，当至剡槌上。二十日后还，以示。政当与君前期会耳，迟此，情兼二三。（《全晋文》卷24，页1594）
这个帖子很难懂，学者解释各异，故先将其内容译读如下：收到了司州刺史王胡之信，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值得可庆可慰。他说过去曾经与您很多次一起到山上采药，回忆往事，心里很快乐，遥念不已。他这次乞病从洛阳归余杭，一定要和你会面，不知你是否有机会。他什么时候动身，现在还不能确定，要你定下来后再告诉他。近来，我在山阴已经住得很久了，准备暂时到郡东的金庭庄园去，写完给你的这封信就准备走，并带回送给您的剡槌纸。二十天后回山阴，当即写信告诉您。那时，我和王胡之将确定赴余杭的日期。正等待着即将与君再次相会，以待此期到来。这次到余杭，又能和王胡之会面，又能看到女儿和外甥，诸多情怀兼而可愿也。
永和十二年（356）八月，桓温败姚襄，率军进入洛阳，奏诏司州都督谢尚镇洛阳。谢尚以疾不行，由丹阳尹王胡之代。王胡之九月至洛阳，信告王羲之王氏祖墓被毁。十月十七日，王羲之与六子操之复信致哀。王胡之修复祖墓后，王羲之又寄去一书，这就是著名的《丧乱帖》。十二月庚戌，洛阳五帝陵修复告竣，帝及群臣于太极殿服缌奠祭三日。在洛阳，臣民亦在五帝陵举行了释奠仪式，王胡之因疾卧床，未至帝陵，向朝廷致《释奠表》。升平元年（357）春，王胡之称疾乞归余杭，会许迈即于此时。这封信是王羲之为了和许迈约定王胡之来余杭的时间而写，同时告诉他自己最近行程的安排和送给他剡槌纸的事。那时剡纸很出名，剡槌纸捣打精制，工艺极妙，为剡纸中精品，许迈上章施法可能用此纸。
下面后人称为《官奴帖》的这篇文章，很可能是王羲之寄予许迈的“首过”书：
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了不令民知。昨来忽发痼，至今转笃。又苦头痈。痈已溃，尚不足忧。痼病少有差，忧之憔心，良不可言。顷者艰疾未之有，良由民为家长，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民唯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已具，不复多白。上负道德，下愧先生，夫复何言！①
此文前篇为孙女玉润病祈祷，并诚愿归罪于己，很明显是一篇道家上章的首过之书。后篇“此非复常言常辞”即与许迈书，说明他的儿子官奴也已经为女儿玉润作过上章首过，而他身为一家之长，自应“归诚待罪”，再次为玉润上章。从“下愧先生”这句话看，许迈已不止一次地为王家上章祈福，但仍劫难不断，故有“上负道德，下愧先生”之自责。
附：《晋书·王羲之传》附《许迈传》：
许迈字叔玄，一名映，丹杨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未弱冠，尝造郭璞，璞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发。璞谓曰：“君元吉自天，宜学升遐之道”。时南海太守鲍靓隐迹潜遁，人莫之知，迈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违亲，谓余杭悬 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门，潜通五岳，陈安世、茅季伟常所游处，于是立精舍于悬 ，而往来茅岭之洞室，放绝世务，以寻仙馆，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终，乃遣妇孙氏还家，遂携其同志遍游名山焉。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饵术涉三年，时欲断谷。以此山近人，不得专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见者，登楼与语，以此为乐。常服气，一气千余息。永和二年，移入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有终焉之志，乃改名玄，字远游，与妇告别。又著诗十二首，论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玄遗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海，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不可详记。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隐逸许询
李白诗曰“入剡寻王许”。“王”即王羲之，“许”即许询，字玄度，隐而不仕，风情简素，善诗文，与孙绰并称“文冠江左”。王羲之和许询的知交最深，这是因为许询的晚年是和王羲之生活在一起，并卒葬于金庭。所以，李白合称“王许”，不无道理。在嵊州，自晋至唐，王许两姓合居金庭，至宋、明又合居东林，而今又合居郯城村，其渊源久矣。关于许玄度卒葬金庭这个问题，不仅民间有传说，而且还可从王羲之的书札中找到相关线索。
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后，与许询的关系更趋密切，往来频繁，其在一封信中说：
玄度时往来，以此为慰。兴公使适还数日，具都下问。人情所忧，良可叹息。诸从数问。龄前来经日，极为差，云仁祖欲请为军司，不知行不？（《全晋文》卷27，页1615）
此帖误入《王献之集》。“玄度”即许询；“兴公”即孙绰；“龄”即修龄，王胡之；“仁祖”即谢尚。孙绰时为王羲之右军长史，故遣差京都，并看望王羲之在京的从弟和诸友，带回这些人的问候。王胡之时为吴兴太守，任满去向未定，故在王羲之这里已多日。永和九年（353）十二月，时任尚书仆射的谢尚领都督豫、扬、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历阳（今安徽省和县），请王胡之为军司，信中“仁祖欲请为军司”即此事，由此可知此札即作于其时。这时，王羲之来会稽两年多，许询家山阴，有时栖隐永兴（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常来相聚，故云“以此为慰”。王羲之辞官后，许询曾去京，王羲之和会稽友好们很思念，他在书札中曰：
知念许君，与足下意政同。但今非致言地，甚 。亦不知范生居职未。以卿示，辄便及之。吾尚不能惜小节目，但一开无解已。又亦终无能为益，适足为烦渎，足下呼尔不？（《全晋文》卷25，页1602）
这封信难知其意，似乎是在讨论修炼道法的心得，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都在思念远去的许询。
许询乃一时名士，在京周游于上流，相互答难通义，亦为会稽王司马昱座上客，俩人常促膝谈心，会稽王赞其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京都人士竞相邀谈，有的甚至要写信给王羲之预约，方能见到一面，故王羲之有书曰：
知玄度在彼，善悉也。无由见之，何可此言？（《全晋文》卷25，页1601）
不知什么原因，本想居京的许询，希望能和王羲之居住在一起。这使王羲之欣喜不已，即速与书曰：
瞻近无缘省告，但有悲叹，足下大小悉平安也。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期耳。亦度卿当不居京。此既避，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此信旨还具示问。（《全晋文》卷22，页1582）
这封信不仅证明了许询曾和王羲之生活在一起，而且也是王羲之居剡县金庭的重要证据。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书中有“此既避，又节气佳”一句。“避”即避地之乡。剡县地处天台、四明、会稽三山环绕之中，是一个封闭式的构造盆地，处山近海，资源丰富，盆底平旷，有田五十万亩，故剡自汉魏两晋以来，隐逸多来此居，《水经注》云“足为避地之乡矣！”故而著名江左。据《剡录》载，道家称为福地，道书曰：“两火一刀可以逃”，言剡多名山，可以避灾，故引为谶语。有的不了解剡县的这段历史，把“此既避”解读为从京都看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且把“避”误疏为“僻”，解释为“偏僻”，显然不符实际。因为山阴为越国故都，会稽郡治，自古便是江东重镇，怎可说偏僻？“此既避”当指远离会稽郡治的某个地方。联系到王羲之书札中常出现的“吾前东”、“吾日东”、“即想东”、“知欲东”、“东望慨然”、“至东县”等语，他说的这个地方定在郡治之东，这正好符合剡县金庭的方位。“节气佳”，指金庭的地理环境好，无论山水风光，四季气候，都比城市更适合居住。
许询在京，身已患疾，并信告王羲之。王羲之在与亲友书中曰：
未得安西问。玄度忽肿，至可忧虑，得其昨书，云小差，然疾候自恐难耶。（《全晋文》卷23，页1589）
“安西”即安西将军谢奕，镇历阳。许询疾不轻，或许是慢性病发展至浮肿，王羲之认为要治愈很难。其东归或许与病有关。
许询还东前，按王羲之书“此信旨还”，告知归期，故知“迟见玄度，今或在道”。王羲之书曰：
君大小佳不？至此乃知熙，往觉少不得同，万恨！万恨！云出便当西。念远别，何可言。迟见玄度，今或在道。（《全晋文》卷23，页1592）
“熙”即重熙，王羲之妻弟郗昙，升平二年（358）八月，代荀羡为北中郎将，出镇下邳，行前正和王羲之在一起，故书云：“云出便当西。念远别，何可言。”此帖点明了许询离京东归的确切时间。
许询虽在东归途中，王羲之仍很悬心，其书曰：
玄度来何迟，深令人忧悬耶。常谓有理，因祠监多。感足下事甚善，然所造极难。想足下每思念先后，岂须言亲亲不已意耳。安石停此，过半日，犹得一宿，送近道，所以致叹，何物喻之。一十日当浦阳，诸怀几不可言。且不复得卿送，有诸叹。此食今上道。（《全晋文》卷27，页1615）
如下二帖点明了许询来到金庭的时间：
二谢致丧，兴公近便索然。玄度来数日，有疾患，便复来。阿万小差。阮公政耿耿。怀祖可呼贺祭酒俱。（《全晋文》卷26，页1607）
得西问，无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玄度来数日为慰。（《全晋文》卷26，页1605）
“二谢”指谢安、谢铁兄弟，时闲居上虞谢氏庄园。“致丧”，操办丧事。升平二年（358）八月，安西将军、豫州刺史谢奕卒于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奕为安、铁长兄，灵柩迎还上虞，时许询已归“数日”，并患病，与阮裕、谢万、孙绰等至上虞吊唁，这个时间和前《君大小佳不》帖郗昙代镇下邳的时间相同，二帖亦可资互证。
许询到金庭后，疾患一度稳定，但后转恶，王羲之为之请道士多次祠祀，但不治而亡，其致友书曰：
玄度先乃可耳，尝谓有理。因祠祀绝多感，其夜便至此。致之生而速之。每寻痛惋，不能已已。省君书增酸。恐大分不可移，时至，不可以智力救。如此。（《全晋文》卷22，页1583）
许询病危期间，王羲之曾多次请道士为其上章、祠祀。祠祀的形式和方法比在静室上章规模大，乃至要宰牲祭神。许询的好友丹阳尹刘忄炎临终前家人曾为他祠祀，《世说新语·德行三十五》载：
刘尹在郡，临终绵 ，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①
刘尹即刘忄炎，字真长，谢安妻兄。此文“祠神鼓舞”，“杀牛祭神”，大致记载了祠祀的内容和形式。刘忄炎三十六岁卒，风雅知礼，深孚众望，学孔子临终时不许学生子路等为其求祷语：“丘之祷久矣！”认为自己一生清正，神灵早在保佑自己了，生死由天，无须再滥用祭祀之礼。
就在请巫师为许询求神祈祷的那天夜里，许询合眼仙逝。王羲之深感困惑，本求“致之生”，反却死“而速之”，深知生命之“大分自不可移”。人到了命定寿终的时候，即使绞尽脑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无法挽救，“如此”而已。所以他在另一书札中又曰：
痛念玄度。立如志而更速祸，可惋可痛者。省君书，亦增酸。（《全晋文》卷23，页1587）
“立如志”的意思是笃信五斗米道，按规为许询施行各种道法，但反而使人死得更快，和前帖意思相同。
许询的丧事办完后，王羲之给儿子延期写了一封信：
七日告期，痛念玄度。未能□汝。汝临哭悲恸，何可言，言及惋塞。夜□市器，俱不合用，令摧之也。吾平平，但昨来念玄度，体中便不堪之。耶告。（《全晋文》卷22，页1585）
延期参加完葬礼，回到山阴，王羲之写信告诉他清理遗物之事，认为“俱不合用，令摧之也”。说延期“临哭悲恸”，难道他和许询有特殊亲情关系？但不得而知。关于许询的卒年，可作如下推算：他从京回会稽，参加了升平二年（358）八月谢奕的葬礼，而升平五年（361）王羲之卒，故知其卒于升平三四年间。
关于许询卒葬金庭的史料除王羲之书札中有所记外，如《名胜志》载：
许玄度原隐居萧山北于山下，后故宅舍为崇化寺。爱剡之山水，徙居剡东孝嘉乡。
金庭旧属孝嘉乡。又道光《嵊县志》录《两浙名贤录》曰：
按旧志，询尝筑室金庭，子四。裔孙有家金庭者，名潜，唐中叶为著作郎，曾孙丑，唐末为秘书郎，五代间，自金庭徙东林。今金庭有济渡村、许家庙，其遗迹也。②
据《金庭王氏族谱》记，王操之子宣之娶许氏妻，故许询后裔居金庭济渡似有据可证。济渡村在金庭观南2公里。东林在华堂村北5公里，亦为王许共居，宋许橹、许瑾，元许汝霖、许荐，皆一代名士，居东林，皆为许询后裔。许汝霖为进士，在村建环碧桥，今尚在。王、许两家，同居金庭和东林，并世代联姻。今剡东多许姓，据黄泽镇民国塘头《许氏宗谱》和许宅《剡东许氏宗谱》载，皆以玄度为始祖，后从东林迁来，今两村有许姓1000多人。又据《剡西许氏宗谱》，许玄度二十三世孙恩，从东阳禄石迁居嵊县城东隅，恩六世孙迁居嵊西郯城村，与王氏合居，今龙王堂、下张安、绿溪板宅皆为其后裔。今嵊州市有许姓4500多人。又据明万历《嵊县志》载：
玄度墓，在孝嘉乡济渡村，亦即所居以葬。①
又宋高似孙《剡录》载：
许承瓢：唐先天中，女冠投简金庭，见褚伯玉所得许承瓢，遂持以进。②
褚伯玉，晋、宋、齐间道士，于晋义熙七年（411）从钱唐来居金庭，立馆授徒三四十年，得许询遗瓢似属可能。唐元和十五年（820）进士施肩吾曾来金庭寻瓢，访王氏，其《遇王山人》诗曰：“一瓢遗却在何处？应挂天台最老松。”
王羲之和许询诗文交往存史甚少，梁《昭明文选》卷二十二鲍照《行药至城东峤》诗李善注曰：
右军少尝患癫，一二年辄发动，后答许掾诗，忽复恶，中得二十字云：
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
清冷涧下濑，历落松竹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