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鹿学社
邢尊谋
九一八事变后，在嵊县，宣传抗日的浪潮和左翼文艺相结合，文坛非常活跃。斯浪清任《剡声日报》副刊编辑时，就有《剡沃文艺园地》，发表嵊新两县的大量新作。他还约稿50余篇，在1934年春编出《剡沃之声》，作者大多是活跃在嵊新文坛上的教师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各类刊物也不少，如周丹虹的《焰影》周刊，很有影响。在“以文会友”的同时，文化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也日益频繁，自然就动议起组织嵊新两县的文化团体的事来了。
约在1935年春，我接替浪清兼任《剡声日报》副刊编辑。说是编辑，实际是尽义务而已，每天补贴两角点心钱，白天照常在二戴小学教书。当时，在嵊新知识分子中，“文人相轻”，形成派别。我不属派，在各派中有调和余地，有做编辑的优越条件，于是发起组织了“嵊新习作者协会”。在向国民党县党部登记时，却被以“嵊新两县成员，不宜组织联合团体”为由，不予许可。不久，经和同仁商议，将名称改为“南鹿学社”，即获得批准登记。其实，“南”即新昌南明山，标志新昌，“鹿”即嵊县鹿胎山，表示嵊县，依然是两县的组织。参加者有二三十人。现能记起的，新昌有杨时俊（陈山）、俞元亮、叶宗淦（李向阳）、俞德丰、俞菊生、杨雪梅（漪虹）、余岳樵；嵊县有斯浪清、周丹虹（伊兵）、钱叔亮、徐绍元、钱伦寿、倪季随、邓见苗、周斯民、袁之川、刘芾亭、商梅妆（白苇）、张珂表、竺曾撰、陶秀拂、马以文、倪若寒、钱竹虚、俞允芝、樊云棠、徐巴盾、裘奎松、竺柏青、马亦准等。1935年暑期在二戴小学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县党部也派人作“指导”。学社的宗旨是提倡文艺大众化，主张不分阶层和派别，都来写抗日救国的作品，为民众呼号。会议选出杨时俊、钱伦寿、倪季随、周丹虹和我为理事，我被谬推为社长。会后，由钱伦寿编辑《橄榄》。钱伦寿文章写得好，能背诵《蚀》中的许多章节，又擅于书画。“南鹿学社”的牌子，挂在剡声日报社社址药王庙的门口。东后街“震轮南货栈”设有学社的书报代办部。
学社成立不久，珂表和秀拂组织了一个“民生读书会”，并编出《民生》月刊、《我们的园地》。丹虹主编的《焰影》也由珂表复刊。这些刊物已公开举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旗帜，社友们的写作热情很高，刊物办得很活跃。而官办的《嵊新民报》的副刊却因来稿过少而濒于停刊。这就遭到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忌恨，多次借故停止《剡声》副刊出版。珂表编的刊物，也因内容过于“新异”，而相继遭到了刁难。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人民要组织自己的军队》的文章，正值绍兴专员贺扬灵来嵊视察。贺见文以后，传话要对我进行“开导”。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南鹿学社在二戴书院召开悼念大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在《剡声》副刊和《焰影》上出刊悼念鲁迅先生的专文。中国民主革命家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后，学社曾写信给他们，表示声援和慰问。是年冬，全国有一股镇压抗日救亡的寒流，上海有许多进步书刊被查封。珂表编的《焰影》也被迫停刊。
1937年的清明时节，南鹿学社在甘霖小学召开了第二次大会。这时，社友已发展到100多人。张珂表、俞元亮、杨时俊、周丹虹、商梅妆、钱叔亮、竺曾撰、倪季随等被选为理事，我仍被推为社长。由于珂表对学社的忠心和任劳任怨，以及他在知识界和青年中的威望，不仅被选为理事，而且挑起了总务组的担子，成为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以农工银行为基地，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我曾在他的宿舍看到过一本线装直书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珂表已经把南鹿学社这个文化团体，改造成为革命的营垒。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救国高潮中，南鹿的主要骨干分子，如张珂表、竺曾撰、周丹虹、周斯民、商梅妆、钱叔亮、斯浪清、杨时俊、俞元亮、叶宗淦、刘芾亭、徐巴盾、裘奎松、钟敬之等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嵊县共产党初建时期的骨干和领导者。
七七事变后，南鹿学社首先发起成立抗敌后援会。凡有社友的学校，大都组织学生游行和宣传。学社每天出刊宣传壁报，由我提供宣传资料，珂表等负责择稿，徐巴盾专事刻印，裘奎松准时去张贴。钟敬之从沪回嵊，也加入了学社。直到县政府组织各界抗敌后援会时，我们学社和大多数骨干都参加了进去。关于南鹿学社参加县抗敌后援会，还有一段插曲。召开成立会议那天，我是接到通知，代表南鹿学社去参加的。可是在会上国民党县党部的代表操家政却提出反对南鹿学社参加，我和他争了起来。嵊中校长应怀发支持我。他说抗日宣传还要借重南鹿学社。二戴小学校长喻元周则提议南鹿和二戴合并为一，提名我作代表。操家政的有意刁难才作罢休。经过选举，我被选为委员，并担任抗卫宣传组工作团团长，张珂表主编“后援会”的《抗敌自卫周刊》。我曾在周刊上写过《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关于化装演出》等文章。此时，学社的多数理事已离开学校，专事抗日宣传。我和钟敬之领导抗卫剧团，周丹虹领导辅仁剧团，商梅妆领导敦睦剧团，俞元亮领导新昌抗日剧团。珂表、曾撰、叔亮、斯民等都是各个流动宣传队的领导者。午韵实际上掌握整个宣传方面的工作。纪念九一八那天，我们在城隍庙首次公演化装话剧《古城的怒吼》《土龙山》《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接着又到崇仁、富润、石璜、开源、大王庙、甘霖、十王殿、东郭、浦口等地演出。演出前，我在台上作抗日演讲。敦睦剧团和新昌抗日剧团在崇仁西镇庙举行过联合会演。顺便话一句，在抗日宣传中，由文明戏变为化装话剧，改官话为嵊县方言，促进了嵊县剧运的发展。
同年深秋光景，徐懋庸来嵊，约同钟敬之去延安。本来我也准备同行。在征求珂表、曾撰的意见时，他们认为在哪里抗日都是一样的，挽我留嵊，故未与徐、钟同行，实为憾事。不日，刘芾亭也去延安抗大。1938年3月我在丽水和他邂逅，他说是从武汉受命而来，别后再无他的消息。我是1938年元旦刚过就离开嵊县，去丽水碧湖镇参加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训练团的。南鹿学社的工作从此全部由珂表、曾撰负责。我在丽水时，有信给珂表，向学社汇报受训情况，勉励社友们共同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后来，我看到此信登在《抗日自卫》半月刊上，珂表还加了按语。
不幸的是，珂表因病于1938年10月31日在宁波华美医院与世长辞。各界在城关为这位抗日救亡先锋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追悼仪式。丹虹在《抗日自卫》半月刊上编出悼念珂表的专辑。我在《嵊新民报》上也发表过《悼珂表》的文章。由丹虹发起，我也出面，为珂表的子女筹集了600多元的教育经费。珂表的逝世和形势的变化，南鹿学社的许多骨干，已相继星散，我也间或辗转于平阳、温州。七七之后，珂表他们已经把南鹿这个文化团体，改造成为一个政治组织，其面目已为路人皆知。学社的活动就比较少了。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大肆查禁进步报刊和书籍，强令改组和解散抗日宣传团体。这股寒流吹到嵊县，几乎所有的抗日宣传队和剧团都被解散，群力书店和它的刊物《群力》也被查封。南鹿学社也被国民党省党部勒令解散。当时我正在平阳，曾撰来信告诉我学社被解散的消息，并催我回嵊。约1个月后，我回到嵊县，上书省党部要求恢复南鹿学社，未获准。南鹿学社历时4年，终于被顽固势力所扼杀。
我深深地怀念南鹿学社，思念我的社友们。我记得的社友们都亲切地把她称为“我们的社”。我自己由南鹿学社开始，投身于社会活动，在抗日救亡中走上了政治舞台。南鹿学社孕育了我同珂表、曾撰等诸多共产党员的深厚友谊，曾撰更是我的知交密友。后来，我为共产党做过一些事情，如营救顾春林、参与六三粮潮，以及解放前夕在余姚出面保释三五支队的金曼华等五人，其感情的根由都在南鹿学社。1946年12月，我早已弃政归田，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又以“非法组织南鹿学社，包庇共产党活动”的罪名，第二次将我逮捕，在杭州关押15个月（第一次是参与六三粮案被关押半年）。可见南鹿学社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心目中，忌恨之深。我的一生中，几经波折，有过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有过难言的苦衷。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南鹿学社，始于南鹿学社。南鹿学社永远留在我深深地怀念中。
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
周希灿
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全面抗战逐步形成。嵊县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之下，以张珂表、斯浪清、钱叔亮、刘章新为主的进步青年，于1937年12月19日发起成立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简称乡救会）。
乡救会以联络救亡工作的同志，共同促进乡村救亡运动，切实参加乡村救亡工作为宗旨。不分阶层和派别，一切有爱国抗日之心者，都在真诚联络之列，以便共同对付日军和为虎作伥的汉奸。它的使命是：联络在干或可能干救亡工作的同志，集中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纛下，共同促进乡村救亡运动，以巩固民族解放战争的一部分基础。
乡救会是在中共嵊县县委领导下的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它有自己的会章、政治纲领、分会简章、会员守则、组织活动等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并开展了积极的抗日救亡活动。
乡救会政治纲领的基本精神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大众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知识出知识，争取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日之绝对自由，发展农村经济，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实施抗日救国的新教育，反对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反对动摇妥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上述政治纲领，要求会员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会员守则规定会员必须做到：（1）绝对忠实于民族解放斗争，应有牺牲一切的精神；（2）有持久的战斗决心，忍受一切物质上精神上的艰苦；（3）和广大的救亡运动取得一致的步调，不扰乱大众的联合战线；（4）随时执行救亡阵线的作战计划与行动决议；（5）心地光明，态度和蔼，虚心接受批评；（6）绝对遵守纪律，永不作任何的背叛言行。
乡救会的组织：全体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设常务理事若干人，处理日常工作。理事会下成立总务、教育、宣传、组织、出版5组，分别设正副组长。同时设乡区督导员，监督指导区乡分会工作。会员3人以上者又成立分会，根据实际需要分会设主任干事1人，干事若干人。下设总务、组织、教育等股，各负自己的职责。
乡救会创办了《群力》半月刊作为它的会刊，创办《群力》的意图“在神圣的反日斗争中尽一点‘唤起民众’的本位责任”。出过4期，宣传中共全面抗战方针和各地的抗日救亡动态。
乡救会成立时会员40余人，不几月发展到四五百人，最多时达到七八百人。开过四届理事会，下有40多个分会。“一流”“二流”“政工队”“区、乡自卫队”等抗日群众团体中，都有“乡救会”的会员在起作用。1938年夏，乡救会被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
嵊县第一流动宣传队
张 浪
抗战爆发后，上海大批失业工人回到嵊县，虽然多数是避难回乡，但其中也有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来嵊的，王寄松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上海共产党组织提出“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并有组织地派遣党员回乡，以便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王寄松离开上海后，就到嵊县找张珂表，并与之研讨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一致认为除了利用抗敌后援会这个组织，进行一般性的宣传工作外，还应组织一支专门宣传队伍，深入农村，把工农群众发动组织起来。于是决定首先把回乡失业工人、失学青年组织起来，以他们为骨干成立宣传队，通过他们去进一步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为便于开展工作，决定将宣传队置于嵊县抗敌后援会领导之下，以合法的身份利于向各地流动宣传。
方针决定以后，王寄松先找尹仲芳（俞林）、张欣淼（张浪）商量，两人一致赞同，进而分头串联发动。几天后，先后会聚了回乡工人、进步青年三四十人，如上海罢工积极分子樊宏法、章文君、王伯泉、石荣昌等十余人；失学青年王庄霄、沈彩虹、裘宽君等，和写得一手好字的过塘行学徒沈天麟（钟林），以及闻讯而来参加的曾在上海美亚绸厂任过罢工代表、被捕入狱的周云青。接着研究怎样成立宣传队的问题，一致认为人员要少而精，应该吸收政治上要求进步，生活上能吃苦耐劳，又有宣传活动能力的人参加。几度协商的结果，最后决定16人参加，其中工人12名、学生4名（其中女同志3人）。
1937年9月上旬，全体队员集中在城关西后街钱业公所一座破屋里开会，成立组织，进行分工。当时共分总务、组织、宣传三个大组，队长兼总务是张欣淼；组织是王寄松；宣传是尹仲芳，其他队员分担具体工作。
流动宣传队成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学会了《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活捉东洋兵》等五六个话剧，二三十只救亡歌曲，和几十幅漫画。同时，张珂表也向抗敌后援会活动好了，同意成立嵊县第一流动宣传队（简称“一流”），每月津贴每人11块钱的化装费。
一切准备就绪，确定了路线：从县城出发，经沙园、里坂、禹溪、屠家埠、张村、三界茶场、三界，再经仙岩、塘岙、浦口等地返城。
每到一个村庄，宣传队首先绕村一圈，吹着军号，唱着响亮的救亡歌曲。这一吹一唱，把村里的青年小伙子都吹出来了。看热闹的小朋友来多了，就找块空地，教一只《义勇军进行曲》或《大刀进行曲》。漫画组则忙于把几十幅画挂起来，标语组又忙于找最适当的地方，去贴上或写上几条醒目的标语。不到几小时，一个几百户的村子就轰动、热闹起来了。
晚上的演出则是效果最好，也是宣传工作的高潮。宣传队十几个人虽然没有演出经验，但由于剧本写得好，因而仍能演得逼真。农民一天劳动之后，站着看戏，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始终保持热烈的情绪。
除了宣传演出外，宣传队还做群众工作。利用他们吃饭、休息的机会，深入到台门家庭调查访问，根据抗日救国的方针，回答群众提出的，诸如：“现在前方打得怎样了？”“中国真的会亡国吗？”“日本佬真的会打到我们这里吗？”这类问题，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每到一个村子，住上一两天后，就在那里酝酿组织农民协会，举办民众夜校，宣传队起到了一种开拓和播种的作用。
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在实际斗争中不断丰富宣传内容和改进工作方法，这是宣传队的工作特点之一。无论是宣传演出，还是做群众工作都是如此。例如：到三界茶场演出时，承蒙国民党左派吴觉农、王芸生两先生的协助，还有东北进步作家张璞君（现名骆宾基），对他们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张还介绍他们两个新剧本和一些新歌曲。
第一流动宣传队大的流动宣传共四次，每次约一个月，然后返城休整，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下步工作。第一次北乡（三界方向）宣传结束回城休整时，中共宁绍特委书记顾玉良亲自到队讲话，鼓励宣传队继续下乡做好工作。第二次重点是东乡的东郭、官地、白泥坎、许宅、北漳、华堂等地。第三次是西南乡的花田、潭头、甘霖、大王庙、开元、太平、辅仁、崇仁等地。第四次则是专门到从上海抗战撤退下来的国军第16师驻地三界一线巡回演出。这次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官兵纷纷反映：你们一场演出，等于几个月的政治训话。该师48旅旅长刘勋浩，通过吴觉农先生要求宣传队参加该师，成为他们部队的宣传工作队。
流宣队经过五六个月的工作，走遍了嵊县的主要村镇，到过四明山、会稽山的一些偏僻山村，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活动的深入发展。
1938年4月，宣传队正式参加国军第16师48旅政治宣传队。
到了16师，他们即派一个姓卢的少校政训员为队长。不久，该师开赴萧山、绍兴、富春江以南前线，与日军仅一江之隔。两个月后，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16师被急调江西守马当要塞，行军半月抵江西湖口等地集结。3天后，日军攻占马当，国军五个师纷纷溃退下来，进不敢阻击日军沿长江之进路，撤退又无命令，许多溃军徘徊于鄱阳湖两侧。这段时间，宣传队也被拖垮了，大部分同志患了疟疾病，难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支部决定撤退回乡，以患疾病为理由，于1938年9月集体退出了16师。回到嵊县后，一部分同志奉共产党的指示参加了新四军，一部分同志在嵊县坚持斗争，除个别人员之外，都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流宣队从成立到结束，先后历时一年。
嵊县第二流动宣传队
钱正才
辅仁剧团于1937年9月在辅仁乡大明寺根村创办，剧团的实际发起者和组织者是张珂表，团长由乡长张月舟挂名，具体工作都由小学教师、副团长周丹虹负责，周斯明也参与实际领导，剧团成员主要是上海失业回乡工人和小学教师。团内有联络、宣教、剧务、总务等分工。总的任务是“唤醒民众，共同抗日”八个字，采用口宣、笔宣、话剧3种形式，白天上街宣传，张贴标语、书写壁报，晚上在祠堂里化装演出，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布袋队》等剧目。由演出所在地负责供应伙食，先在辅仁乡所属村镇巡回宣传，后又扩大到开元、太平、长乐等地，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后来，县抗卫会同意辅仁剧团改为嵊县第二流动宣传队（简称“二流”），编制18人，每人每月发给8元钱的生活津贴费。当时，除钱松泉等几位同志已派往温州平阳“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学习外，其余辅仁剧团人员均参加了嵊县第二流动宣传队。
流宣队成员到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整顿和排演后，即下乡流动宣传。他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改善人民生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成立农民协会，举办民众夜校，组织抗日自卫队。所到之处，墙上满是漫画、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汉奸卖国贼！”他们的宣传博得了广大劳动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演出话剧的效果。有一次，他们在长乐大祠堂里为东北军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史杏根扮老头，李凤香扮小娘娘，钱立民扮青工。当戏演到老头举鞭打自己可怜的女孩，青工为打抱不平，跳上舞台高喊“放下你的鞭子”时，东北军官兵无不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们想起在日本铁蹄下的东北父老兄弟们的苦难，纷纷从口袋里掏出钱往舞台上投。剧演好后，他们把钱如数还给东北军官员，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收，只好留下作为抗日宣传经费之用。
1938年5月，“二流”暂停活动，到了大约是九十月份，又接抗卫会通知，恢复了“二流”。
当时，“二流”队员已有较大变动，钱立民等已由县委（组织部部长周飞）介绍去皖南参加新四军。“一流”已退出16师回到了嵊县，经邢子陶的介绍，章文君、石磊、范刚等也来“二流”，章文君还担任了副队长。于是就第四次下乡流动宣传，先在南山地区，后是西乡。行程到了西白山的最高峰胡双、上州、大昆、孔村等地，他们的宣传演出很受群众欢迎，他们说：“宣传队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1939年9月，嵊县第二流动宣传队终于被国民党当局勒令解散。
嵊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始末
党史室
1937年年底，日军侵占浙西杭嘉湖地区后，浙江人民面临着抗日救亡的严重任务。
这时，日军侵略步步深入，浙东、浙南朝夕难保。广大人民特别是从沦陷区撤退来的爱国青年与学生，纷纷组织起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国民党桂系黄绍竑为省主席的浙江统治当局，有鉴于此，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浙江的CC、军统争夺领导权，使自己在浙江站稳脚跟，曾一度与中共建立了较好的统一战线关系。在中共推动下，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宣布了抗战决心，表示实行民主，允许成立工会、农会、妇女会，实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了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的口号。为推行这个纲领，从省到县，成立了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成立了国民抗敌自卫团，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从1938年年初到同年9月间，全省75个县，不论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普遍成立了政工队。就在这时，共产党派遣党员到政工队中去工作，贯彻党的抗日主张，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以便更好地动员民众，实行全面抗战。当时有很多县的政工队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开展工作的。他们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减租减息”等，发动广大农民，开展“二五”减租斗争。政工队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抗日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有力工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寇引诱下，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蒋介石集团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随着全国形势的逆转，浙江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进行反共宣传，控制民运，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到1940年夏，他们将各区、县的政工队划归三青团管辖，施以训练后，改组为战时青年服务队，为其反动统治服务。鉴于形势，共产党在浙江的各级组织，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性急和暴露”的方针，撤退公开的党组织和面目较红的党员，转入地下工作，保存了有生力量，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活动。
嵊县政工队之设立，始于1938年春天。2月间开始公开招收队员，经过考试录取30余人为队员，要求报考者具有一定文化和爱国热情。经过考试录取30余人为队员，另外还吸收了若干不列编制不支薪金的义务队员。在县政府设置政工指导室，领导政工队；聘请国民党党政人员为指导员。政工队人员安排，指导室主任由县长兼任，副主任、干事由县府委任、指派，区队长由队员推选产生。
政工队任务是：（1）宣传————日报、壁报、传单、宣言、标语、图画、演说、话报、戏剧、歌咏等等方式方法，“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2）民众训练————协助政府调整乡保机构，训练民众自卫武装组织，发动民众组织各种任务队，如运输、救护、慰劳、担架、破坏等，发动青年男女参加战地服务，慰劳义民（难民），救护难童；（3）协助军队————发动捐募慰劳品，慰劳前方作战将士后方伤员病号，与当地驻军举行军民联欢，协助军队做好柴木、草料等供应；（4）肃清汉奸，维持治安，清查户口，人事登记，检查旅馆、宿店、赌窝、娼户，纠正“失败情绪”、汉奸谬论；（5）协助政府破坏交通，实行空室清野；（6）增加生产，节约消费等等。为完成这些任务，并规定政工队员要帮助政府召集并出席各区乡镇公所的扩大会议、保民大会、保甲会议及其他各种大会，宣传抗战形势，推行政府战时法令；并有监督检举乡镇保贪污舞弊、徇私枉法之权。
中共嵊县党组织在县政工队即将成立之先，接到上级指示，为利用公开合法组织，抓住有利时机，选派有一定独立工作能力的党员进入政工队，争取部分领导权，减少阻力，能在我党“十大救国纲领”的指导下，使抗日救亡运动朝正确的方向推进，并且发展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考验的优秀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
2月中旬，特委负责同志邢子陶通知县委负责干部王正山、袁于田报考政工队。5个党员（王正山、袁于田、张焘、石西民、尹秀春）中录取了4人（尹未被录取）。虽说是公开招收，实际上不少是通过国民党和地方势力推荐保送进去的。我党党员约占当时政工队人员的10%左右，数量较少。
一个月训练期满后，就进行编队、选举干部、分配人员、布置任务，斗争也就夹着开始。国民党想安排他们的人员，我党也有自己的要求。经过中共党员的活动，结果区队长的选举中，他们的人员全部落选，王正山、袁于田被选上二、四两个区队的区队长，其余一、三区队选举中间分子叶维法、马以文担任。
国民党和地方势力眼见自己安排人员落选，就吵闹起来，说有共产党在背后活动，不算数，应行重选等。我城区地下党团，采取先发制人，立即将选举结果在报纸上予以公布，使他们无可奈何。
4月份政工队分头下乡。袁于田介绍张焘（党员）、杜玲君（义务政工队员）介绍郭韵琴（党员）进队。
王正山率第二区队先到嵊北后去嵊东，袁于田率第四区队往嵊西开、长、太地区，配合流宣队、业宣组和地方党组织宣传“十大救国纲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放手发动群众，成立农会，举办民众夜校、台门学校、识字班、妇女合作社、壮丁互助组、友谊会等。王正山在东部发展党员建立了东部党支部。
6月，县委指示王正山辞去队长，专做党的工作。王以纠察员名义调到袁于田区队，集中力量，抓住队员进行政治学习。8月，吸收赵礼冉（赵虞）、郑兰娟、钟新雄等入党。从此，第四区队完全为我党所掌握，并建立秘密党支部。王正山书记兼组织，袁于田负责统战，赵礼冉负责宣传，不久，由赵礼冉担任支书。于是第四区队的工作逐步引向深入。其他几个区队，情况较差，党员受到歧视，难以开展工作。
政工四区队在嵊西配合两区党组织成立太平妇女合作社，在小昆成立劳力互助组（友谊会）。群众发动起来了，要求民主，要清算乡保长的账目，要揭发他们在兵役方面的徇私舞弊行为；政工队支持群众的合理要求。工作每进一步都直接间接地触犯到国民党和地方顽固分子的利益。随着工作的深入，斗争也日益尖锐化、表面化。如小昆保长向乡长哭诉，说政工队组织劳力互助组（友谊会），阻碍推行乡保行政工作。挑起邢乐中（统战对象）与政工队的矛盾，派乡自卫队冲进政工队部来捉友谊会会员，发生冲突。同时，在县政工队内部斗争也非常激烈。国民党认定四区队是共产党掌握的，称它为“新四军”四区队，勾结西乡土豪劣绅，指控王正山、袁于田召开保民大会宣传共产主义，使他们推行乡保政令无法实施，肆意攻击；周凯南要当政工队大队长，遭到多数队员的坚决反对，周凯南就在会上用手枪进行威胁。
1938年10月份后，全国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指出的：“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我党掌握下的政工四区队使国民党恐慌万状，惊呼“嵊县太平乡共党组织互助会”“行政施行，时受阻碍，最近征兵与乡公所及当地保长发生严重冲突，主动者亦属共产党袁于田。”并将小昆村互助会勒令解散，斗争日趋尖锐。
1939年八九月，县政工队补充队员。我地下党将原“二流”、业宣组部分党员钱松泉、樊仲初、钱爱珍、王芸蓉等和群众设法进入政工队。11月，四区队发起清算队长周凯南侵吞公款、撤销他的队长、实行政工队员自选队长等要求，得到了政工队员的支持。县长方志超一面被迫同意撤换队长周凯南，一面对政工队进行甄别，调整人事编制，企图把政工队的进步力量清除出队，重点是打击我党党员。11月20日召开全体队员大会，周凯南被逼辞职，由周瑞赛接任政工指导室副主任兼政工队长，政工队员经过甄别重新编组。这时，县委已经把面目已红的党员王正山、袁于田、钱松泉、钱爱珍等撤出了政工队。经过整顿改组的政工队中，有我党员商梅妆、王芸蓉、郭韵琴、樊仲初、佘惠民、郑兰娟、赵礼冉等同志。次日，政工队补员招考开始报名，28日笔试最后录取8人，其中有我党员竺肖英、钱秋城、周瑛等3人。周瑛编入晋溪队，竺肖英、钱秋城编入三界队。由于女党员增多，政工队成立了妇女支部，周瑛任支书。
时隔数天，地下党员樊仲初、佘惠民突然被开除出政工队（因为在上次全体队员会上，他们的激烈言论，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经过中共城区党团研究予以反击，散发“为嵊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兼队长周瑞赛无理开除队员告全县同胞书”，揭发前任队长周凯南侵用公款，讫未结算。县长下令逮捕樊仲初、佘惠民。樊被开除即转赴新四军未遭逮捕，组织安排佘惠民去里东仁村小学隐蔽。12月7日，三界区署派警将佘逮捕，交由县军法室审讯。反动派理屈词穷，又以诽谤嫌疑罪转移法院办理。被判劳役五天或罚金五元，经组织营救具保释放。
至此，政工队已经有名无实。但是由于三区（绍兴）政工队成立伊始，为我党所控制，所以嵊县政工队中的党员仍继续坚持下去。
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转向反共，1939年实施“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浙江省国民党CC派和军统特务头子们，对黄绍竑在浙江的做法，大为不满，纷纷向蒋介石告状，说黄绍竑“成立政工队，赤化了浙东；成立抗日自卫团，断送浙东；成立大港头铁工厂，自造枪械，想割据浙东”等等。黄绍竑终于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于1940年6月，发布所谓“本省各县政工队改组缘由”通令，解散各县政工队，一律由三青团改组为青年服务队；接着三区专员杜伟在7月中旬召开三区政工队第二次队员大会，在大会的训词中，谈了“政工队的前因后果”，宣告三区政工队与各县政工队同时奉命结束。杜伟在谈话中说：“政工队本来是政府和人民间的桥梁。”又说：“现在这样的桥梁很多————党和团，就是两座大桥。政工队这临时的桥梁可以拆去。因此省府有这一次改组的决定。”其实国民党所玩的手段岂止“过河拆桥”而已。
我党在政工队里，利用其合法组织，在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是根据党的“十大救国纲领”为指针进行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党员和党的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7月，在政工队实行改组时，组织决定党员全部撤出。
群力书店
党史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嵊县新昌地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纷纷走上抗日救亡道路，中共嵊县县委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抓住“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有利时机，在农行流通图书室和读书会的基础上，于1938年4月24日在嵊县县前街（即元帅庙附近）15号，创设了群力书店。群策群力办好书店的目的，是在于全力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革命宣传工作，并以书店作为党的联络站。通过书店联络各地接线人员，和转送党的秘密文件等等。
群力书店的经费筹集、人员安排、书店方针等重大问题，都是中共县委张珂表同志直接领导的。书店创办的经费：一是筹募，二是买股票。股东大部分是商店职员、进步青年、学校师生。每股2元。经费安排、经营管理事务由店员支部章宝林兼管。书店从筹备到正式开张，都由回乡工人懂得商业经营的薛仲三经手。薛在创设过程中表现较好，所以书店成立后，由薛任经理。店员钟德丰、宋曼卿（薛妻）、杨国华都是地下党员（先后脱党），对书店布置任务，研究工作等。除张珂表直接地随时地领导和指导外，有时张和钱叔亮（城区区委书记，公开的职业剡山小学教员）事先研究商定以后，再叫薛仲三参加，共同商决实施。在政治上重大事情如宣传中心、联络站工作，都由张、钱代表党组织的意图由薛办理。后来张珂表因工作任务太重，体力不济，就委托钱叔亮代兼领导。店内建立党小组，每次组织生活会由钱叔亮或店员支部负责人章宝林主持，学习党内文件、交流思想、研究工作、部署任务，因而能较好地开展工作。
如何办好群力书店？张珂表同志曾经说过，群力书店要仿照上海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那样的做法，使书店能真正起到一个革命的“精神食粮供应站”的作用。这就是办书店的方针。因此，在《群力书店创设缘起》一文中说：“抗战爆发以来，由于交通阻梗，差不多每个角落都发出文化饥饿和精神食粮缺乏的呼声。”创办书店就是“想来担负起一部分填补前次缺陷的任务，”“尽可能地寄售及代办适合战时需要的书刊，以期抗战文化普及于每一个角落，使发扬广大，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群力书店与上海的几家进步书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受当时上海出版战时书刊最丰富、最有权威的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天马书店及读书生活出版社之委托，为嵊县、新昌两地特约经售处。同时还大量经售最适合于战时需要的各种刊物，例如：邹韬奋主办的《抗战》3日刊：李公朴、柳湜编辑的《全民》周刊；金仲华编辑的《世界知识》半月刊；潘梓年办的《群众》周刊；薛暮桥编的《中国农村》半月刊；茅盾编辑的《文艺阵地》半月刊；丁玲、舒群编辑的《战地》半月刊等共20余种，以及《巴黎时报》等党内刊物、马列著作和革命进步书报。书店还负责指导和供应乡村救亡室的图书供应，印发一个救亡室最低限度应备的书目，这些报刊的发售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深受各界人士和知识青年、工农群众的欢迎，“生意”确是兴隆。
群力书店通过发售进步书刊，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团结和教育了工农群众、青少年知识分子，深受进步人士的欢迎和拥护，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因而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和仇恨。1939年上半年，革命形势逆转，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在各地的分店，均先后被查封。群力书店也早发现常有小特务监视，故意以购书为名，探视书店来往人员和动态，秘密上报专署和省政府，以便待机下手。就在这年8月，嵊县群力书店也被县长方志超命令查封关闭。
群力书店被查封后，我地下党决定在长乐创设长风书店，派地下党员钟德丰、石磊去继续发售进步书刊和做地下联络工作。同时决定在城关以“新城”为名，在原群力书店地址开办新城书报文具社，继续作为党的文化阵地。经过斗争，一个月后启封清理书报物资。并于1940年1月1日，一家名叫“新城”的书店又开出来了。但由于当时形势，薛仲三胆小怕事，这家书店没有起到什么政治作用。
嵊县城区业余宣传组
周希灿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嵊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日军占领沪杭以后，不少进步工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纷纷来到嵊县，他们积极要求抗日，这为嵊县增加了一批新的生力军；同时，中共嵊县组织的负责同志张珂表根据党“全面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已在城乡先后组织了“乡村救亡协进会”、“流动宣传队”等抗日救亡团体，并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当时，抗敌后援会城区办事处，由汪学良等人组织了一个城区剧团，成员复杂，演出一些黄色低级的越剧。而沈新君、赵大葆等进步青年则主张应以歌咏、话剧，宣传抗日救国。中共嵊县党组织根据这一情况，在1938年4月，由张珂表发起成立了嵊县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城区业余宣传组。
业余宣传组，名义上由嵊县抗日自卫委员会领导，实际上是在中共嵊县县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业余宣传组在宣传全面抗日路线，在城乡各地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在嵊县抗日救亡运动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城区业务宣传组的组长是钱铁民（汪集丰钱庄的学徒），副组长王化钧，后为汪维城。下分设歌咏、戏剧、口宣、文教、军训等股。
业余宣传组成员大部分是城区的青年店员、工人、学徒和小学教师、嵊县中学学生。开始时要有两个组员介绍才能参加，还要缴纳各自量力的组费。1938年的暑期是业余组大发展的时期，成立了业余宣传组暑期歌咏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新的女性》等革命歌曲，发动师生参加业余组活动，进行街头宣传、张贴标语、书写壁报，使业余宣传组的影响在社会上顿时扩大，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参加，人员扩大到五六十人，最多时达近百人。
业余宣传组运用歌咏、戏剧、文字和口头宣传等形式，通过街头宣传、讲演、定期出壁报、漫画，配合政治形势的需要，不断举行歌咏大会、戏剧演出等活动，宣传抗日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此外，还主持办过几处民众夜校，自编《工人、农民都是国家主人》《穷人要翻身》《打倒日本鬼子》等教材；举办了3期救护训练班，进行空袭、救亡、卫生知识的学习，培训救护骨干。并学习老苏区经验，成立了“孩子剧团”“救亡室”等，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组内有自觉的严格纪律，虽说是业余性质，但大部分队员和骨干夜以继日地在投入组内各项活动，主动承担任务，互相帮助督促，并定期进行组务会、组员民主生活会。常常是早上进行军训，学习游击战术，进行越野赛跑；上午是学习、排演，下午晚上是宣传演出活动。开始时活动在城关城郊，后来扩大到农村、山区，先后到过甘霖、崇仁、石璜、长乐、苍岩、澄潭、镜岭、沙园、仙岩、三界等地。还去过黄泽普安寺难民收容所进行调查访问，举行过几次为支援前方抗日战士、救济难民的募捐、劝献（废铜烂铁）活动，这些活动都很受当地群众欢迎。当时业余宣传组每月虽可向抗日自卫委员会领取15元的活动经费，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主要活动费用要靠组内同志捐献。因此，组员们生活很艰苦，有的冬天还赤着脚，头发老长，但大家劲头十足，把城乡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1939年4月18日，县长方志超召集部分业余宣传组员，勒令解散业余宣传组。业余宣传组虽然被勒令解散停止活动了，但队员们商议今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之途径，并合影于罗星亭，决心要像剡溪之水，永远发出不息的抗日呼声。之后，业余宣传组队员们满怀抗日必胜的信念，纷纷奔向斗争的前方，有的去皖南新四军，有的去四明山根据地，有的被派往外地和邻县，有的就地坚持，继续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
嵊县青年工作队
杨 堤
杭州沦陷后，浙东抗战形势遂趋严重，从而激起了嵊县各界人民抗日情绪的日益高涨。1939年12月28日，战时青年工作队适时成立（简称“青工队”）。
青工队是一个战时青年组织，大队下分设青年、妇女两队，并以工作需要设歌剧、出版、慰问、劝募、推广、指导六组，另外有个特务组，是负责侦查汉奸、敌探的任务的，因此是直属大队领导的一个秘密组织。
队员入队后，根据自己兴趣所好，在六个组中自由签名加入，但不得超过三个小组。干部除青年、妇女两队队长由大队长指派外，副队长、各组组长都由队员们选出，所以队内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民主精神。
成立时，有队员180余人，男三分之一，女三分之二，包括城区小学教师、店员、公务员、工人和家庭妇女。队内规定有经常性的会议生活，每月举行一次全体队员大会，每周举行各组组务会议一次，每次进行较大的社会活动后，并召开工作讨论会，提出优点缺点，吸取经验教训，准备更有计划更有把握地进行下一次的工作活动。
青工队的诞生是带着战斗性的，成立不久就迅速投入到抗日宣传之中。
（一）宣传方面：日军占领萧山后，在嵊县人民的心坎里产生了两种错误观念，一是过分悲观，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日军马上会打到嵊县来，彷徨恐慌，满城风雨，草木皆兵；一是过分乐观，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及嵊县山多的“天险”，认为嵊县山多险要，而且也不重要，日军不能也不会打到嵊县来。这两种错误估计，都是以阻碍一切抗战动员工作的进行。因此青工队就以出壁报、简报、临时战报以及各种口头的宣传方式，针对上述错误观点向广大群众进行耐心的解说和教育，从而进行抗战动员，准备艰苦斗争的到来。
（二）救护与慰劳方面：随着日军对萧山、绍兴、诸暨进攻的加紧，对邻近各地的空袭也更加疯狂起来，嵊县二次遭灾后，死伤好些人，青工队队员见义勇为做救护工作。之后，在前线受伤或因病归来的100多个兵士到嵊县了，天下大雪，街道很难走动，于是队员们一面发动扫雪，一面向街道民众劝募了80多元，集体地向伤兵病员们举行精神的物质的慰劳，举行热烈的歌咏与个别慰问运动。队员们看到伤兵的衣服都被血污染了，就买了许多肥皂，大伙儿赤着脚走到河溪中去洗刷血污衣服，这精神曾感动伤兵们掉下他们最可宝贵的眼泪来！
（三）春季节约与春礼劳军运动：青工队在农历年初二、三、四的3天在城区卖票演戏，募到180元。2月23、24、25的3天又下乡协助开元、长乐、太平三乡举行春礼劳军运动，演剧3天，募得大约300元的捐款。同时城区青年工人和政工队联合下乡募捐，捐到年糕、粽子200多斤，现金数十元。
（四）帮助破路：战事吃紧，嵊县到仙岩一段汽车路，奉命彻底破坏，青工队队员自动地去协助民夫进行破路工作。
（五）领导三八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国际妇女争取解放的纪念日，处在抗日战争的中国妇女，对于三八纪念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嵊县各地妇女都在2月底就开始积极筹备，青工队在开、长、太工作时，曾经协助三乡热心的妇女召开纪念三八筹备会，开、长、太3乡能够在三八节获得了相当圆满的成绩，青工队的帮助是不可埋没的。3月初，青工队的妇女队员，联络政工队妇女队员也开了一次筹备会，经过全体妇女队员的努力，在三八节召开了百人以上的妇女群众大会，散发宣言、出版特刊、游行宣传，特别是3月9日晚上由妇女同志演出骆宾基编写的多幕剧《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对于嵊县妇女的解放运动，是起着启蒙与领导作用的。
中共组织和抗日武装及根据地
党史室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嵊县组织重建，重建后的党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逐步建立了嵊新奉、嵊西、绍嵊3个县级党组织，嵊新奉县自卫队、嵊新奉抗日自卫总队等抗日武装，以及嵊新奉、绍嵊两块根据地，有力地支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党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8月13日，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淞沪会战，上海沦陷。中共上海党组织响应党中央“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有组织地派党员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8月下旬，上海丝绸系统党的负责人吴仲超派上海美亚丝绸十厂罢工总代表、嵊籍中共党员王寄松（王季松）回乡，开展抗日活动和建立党组织。当时嵊县以张珂表为首的抗日青年正通过开办大众书店、编印散发《要闻简报》等活动开展抗日宣传。王寄松到嵊便与张珂表取得了联系，共同商讨如何开展抗日活动，决定除利用嵊县抗敌后援会及其《抗日自卫》周刊进行宣传外，成立一支小型流动宣传队（即9月上旬成立的第一流动宣传队），深入城乡开展抗日救国流动宣传。9月下旬，吴仲超又派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党的联络员骆又余到嵊联络和检查工作。骆又余根据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和党组织负责人吴仲超“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以及嵊县抗日活动的情况，发展了进步青年张珂表和从沪回嵊的失业青年尹仲芳（俞林）为中共党员。同月底，骆又余代表上级党组织，宣布成立了中共嵊县临时委员会，指定王寄松担任书记，尹仲芳为组织委员，张珂表为宣传委员，隶属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领导。这是抗战爆发后嵊县党组织重建的第一个党的县级领导组织。
1937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杭州皮市巷成立。不久，省临工委组织部部长邢子陶到嵊考察党的抗日救亡工作，着手开展建党工作。邢子陶详细考察了嵊县抗日救亡和党组织的情况后，在县城养老堂设临时联络处，称“新四军参谋联络处”，以便开展建党和抗日救亡工作。同时通过考察和了解，在城区、嵊西、嵊东和三界等地发展了一批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入党。在此基础上，于1938年1月，在邢子陶主持下，成立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隶属省临工委领导。由王正山（王明远）任书记，袁于田（袁庸泉）任组织委员，张珂表任宣传委员，黄公石（黄德鋆）为委员。2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顾玉良担任省工委书记，张崇文为宣传部部长，邢子陶为组织部部长，高子清（王文祥）、徐洁身为委员。省工委机关从金华迁至嵊县太平乡（今嵊州市长乐镇）沃基村新屋台门邢子陶家中。5月，中央决定撤销省工委，建立浙江省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全省党组织。并成立浙南、处属、台属、宁绍和金衢5个特委。中共宁绍特委在沃基村邢子陶家成立，顾玉良任书记（后为杨思一），邢子陶、杨思一、高子清为委员。会议决定特委机关设在邢子陶家。后又在县城白莲堂弄嵊县抗敌后援会政训组负责人陈午韵家设立秘密联络点。特委设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邵明）、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月珍）、职工委员会（书记马青），辖嵊县、新昌、上虞、诸暨、余姚、萧山、绍兴和宁波、定海、宁海、慈溪、奉化等县党组织。在宁绍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嵊县党的工作进一步深入，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都发展了党员，许多地方建立起党的支部组织。为适应这种形势，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嵊县委员会，邢子陶兼任书记，张珂表、王正山为副书记，张璞君（骆宾基）、杜玲君（杜晓蓉）、袁于田、周飞为委员。同时设立了组织部（部长袁于田）、宣传部（部长张璞君）、妇女部（部长杜玲君）、青年部（部长周飞）等工作机构。11月，宁绍特委为了便于领导和开展嵊新两地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决定把中共嵊县委员会扩建为中共嵊县中心县委，管辖嵊县、新昌两县党的工作。扩建后的嵊县中心县委由王正山（1940年1月起为杨源时，又名斯旦）担任书记，周飞（组织部部长，后为周迪道、陈布衣）、张璞君（宣传部部长，后为竺曾撰）、丁友灿（农民部长）、杜玲君（妇女部长，后为张月珍）、赵虞（青年部长，后为周孟夫）为委员。后又增设妇女委员会（书记郭雪聪），青年委员会（书记周孟夫），职工委员会（书记杨源时兼）。
从临时县委成立起，党的工作始终以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为指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深入地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成立抗日群众团体，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党组织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党员进入嵊县抗敌后援会（后改为抗日自卫委员会），以后援会的合法名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团结进步青年，锻炼和壮大党的力量。县工委委员张珂表、党员陈午韵等利用他们在后援会负责政宣组工作之便，发起成立乡村救亡协进会，“以联络抗日救亡同志，共同促进救亡运动，切实参加乡村救亡工作”，会员遍布全县城乡。创办《抗敌》周刊、《抗日自卫》周刊（后改为《抗卫》）以及《群力》半月刊等抗日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报道各地救亡工作动态。与此同时，除组织成立第一流动宣传队外，还组织成立了第二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乡村文化工作队、抗日救亡孩子剧团、流动图书室等群众团体。运用歌咏、戏剧、演讲、漫画、标语等各种形式，深入城乡山村开展抗日宣传。县委还筹组开办群力书店，出售抗日、进步书刊，既是各界进步人士和抗日青年的“革命精神食粮的供应站”，又是党的重要联络站。总之，这个时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群众得到了充分发动，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党在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通过党员团结群众，发动教师和知识青年，创办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台门学校，开展募捐、慰问、培训救护人员等活动，培养和发现积极分子，充实党的队伍，分别在第一流动宣传队、第二流动宣传队、政治工作队、城区业余宣传组、群力书店、剡山小学及东坂庄、故江、东郭、东林、开元、山口、长乐等地建立了党支部。根据党员的分布情况按地区先后建立了城区、嵊东、嵊西3个区委。嵊西区委还设立了开（元）长（乐）太（平）、山口、下西、水竹庵4个分区委。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党员得到了实际锻炼，党的组织不断巩固发展，至1939年年底，全县已建立3个区委，35个党支部，有党员299名。这是嵊县党组织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黄金时期。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顽固派逐步走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9年1月，国民党炮制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4月起，嵊县国民党当局执行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逆流，对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抗日团体和群众组织如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及政工队、文化教育界等采取挑拨离间、造谣污蔑、监视盯梢、秘密调查等多种手段进行破坏，甚至公开勒令解散，查封关闭群力书店，还秘密通令缉捕陈午韵、周丹虹、周斯明等共产党员。针对这股反共逆流，嵊县中心县委坚持和灵活执行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利用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和《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中的积极部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合法和秘密斗争。派党员重新秘密进入政治工作队、青年工作队等国民党官办组织中去，并利用暑期组织学生服务队，继续进行抗日救国运动。10月9日，全县党组织秘密散发七七宣言传单，宣传党的政治主张。1940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县委统一印发宣传提纲，从嵊东的东坂庄到嵊西的开长太，从城区到三界，全县城乡广泛开展纪念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是年春，县委在嵊西下南乡上舍村秘密举办党训班，有各区领导干部和党员骨干数十人参加，学习《目前形势和任务》、党章及党的秘密工作守则，提高党员干部开展秘密工作的能力。春耕期间，组织发动东郭等村长工开展罢工斗争。6月3日，在绍属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嵊县中心县委组织基层党支部，发动4000余名饥民进城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请愿斗争，即震惊全省的六三米荒斗争。此后，县委书记杨源时遭国民党当局通缉。11月，杨源时奉调东南局，由绍属特委青委书记、青年部长邵明（时称“小沈”）接任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浙江国民党当局颁布了《冬季制共计划》《浙江保安司令训令》等文件，叫嚣在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这次反共高潮给抗日军民制造了更大困难，县委根据东南局“要独立自主地搞武装斗争”和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县、区改设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领导；二是调动已暴露或面目已红的党员、干部；三是加强党纪教育，坚持党的立场；四是以灰色隐蔽的形式组织群众，成立如兄弟会、姐妹会等组织，通过党员、骨干联系群众；五是派党员、骨干打入国民党乡保政权机构及其武装中，了解情况，掌握武装，取得情报，以待时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有一个大转变，为更好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准备。
1941年4月，日军发起宁绍战役，第一次流窜到嵊县，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5月起，日机轮番轰炸县城，并制造了6·11空袭惨案。7月，绍属特委书记杨思一指示：嵊县已成为抗日前线，日军可能侵占嵊县，但他们只能占领点与线，不可能控制广大地区，嵊县党组织要有相应的精神准备，认识开展武装斗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要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和关系掌握各种武器，并以灰色隐蔽的面目坚持长期斗争。根据这一指示，嵊县党组织一面积极发展党的外围组织，组织巡坂会、戒赌会、读书会等群众组织，掩护党的工作，并将其积极分子秘密组织成立游击小组；一面派党员通过各种关系争取或打入国民党乡村自卫队和土匪部队，直接掌握这些武装，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1942年7月14日，嵊县、新昌沦陷。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为抗日斗争的需要，各地重新划分地区，恢复党委制。浙东区党委根据形势和嵊新地区的特点，对嵊新区域作了调整，以曹娥江（剡溪）为界，将嵊县分成东西两块地区，曹娥江（剡溪）以西地区建立中共嵊西县工作委员会；曹娥江（剡溪）以东地区、嵊南地区和新昌全境合起来建立中共嵊（县）新（昌）县委员会。1945年6月又建立了绍（兴）嵊（县）县委。这些县级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和各自辖区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分别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共嵊（县）新（昌）县委员会于1942年7月下旬建立，地域范围包括嵊县的东区、南区和新昌全境，由邵明任书记，丁友灿、俞震、傅志评、魏湘生、周士标、张平山为委员，隶属中共四明工（地）委领导。县委设立了组织部（部长魏湘生），宣传部（部长周士标），统战、武装部（部长丁友灿），部队工作委员会（书记邵明兼），妇女委员会（书记杨明，后改设妇女总支委员会，负责人周瑛）等工作机构。下辖嵊东（1943年3月改设为下东）、中东、新北、南山4个区委（区特派员）。1945年2月奉化西区划入后，中共嵊（县）新（昌）县委扩建为中共嵊（县）新（昌）奉（化）中心县委，书记邵明，委员丁友灿、肖松林、魏湘生、周思义。县委下设组织部（部长魏湘生）、宣传部（部长周思义）、武装部（部长肖松林）3个工作机构。在原基础上增设里东、奉西2个区委。4月，浙东区党委派邢子陶任中心县委书记，邵明任副书记。这个地区党的工作方针，除新昌东、南、西区等国民党统治区仍贯彻“荫蔽精干”方针，通过合法斗争，掌握情报，搜集武器，为抗日武装斗争服务外，对嵊东、新北等沦陷区则由“荫蔽精干”转向武装抗日，中心任务是筹建武装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县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一边继续执行“荫蔽精干”方针，开展合法斗争，做好情报联络工作；一边筹建武装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各方面的胜利，较好地完成了上级党委交给的任务。
中共嵊西县工作委员会于1942年7月下旬建立，地域范围为嵊县的西、北地区，包括长乐、甘霖、崇仁、北山、三界等区域及临城区的部分乡村，由金林（叶伯善）任书记，周柏生（周陶）、赵祝青（蒋明达）为委员，隶属中共会稽工委领导。嵊西北地区交通方便，地势险要，虽然日军占领县城，并在甘霖、长乐等公路沿线设立了据点，但整个地区仍为当地地方势力所控制。以开元周麟振为首的地区首先成立8乡自卫总队即第一联乡总队，后甘霖、崇仁也相继成立第二、第三联乡总队。县工委鉴于这些地区地方势力较强，统战工作已有成效，继续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派党员和干部秘密进入第一联乡总队、辅仁乡自卫队，通过石砩乡乡长组织乡自卫队，以交朋友等方式，团结群众，掌握武装。同时在各乡（镇）团结进步青年，成立青年服务队，并秘密建立游击小组，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作准备。特别是在开元举办的青年暑期短训班，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培养抗日骨干，并建立地下情报站，做好情报联络工作，成效显著。1943年5月，中共浙东区党委决定将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寿文魁任嵊西县特派员，继续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做好情报联络工作，及时向上级报告日伪顽的动态。1944年6月，恢复党委制，建立中共嵊西县委，寿文魁任书记，叶瑞康、应怀易（赵之逊）为委员，隶属中共金萧地委，机关驻大昆、坎流、开元等村镇，继续做好情报联络工作。抗战期间，嵊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坎流小学、第一联乡总队情报组、清波中学、开元、三界白沙等县委直属支部和开（元）长（乐）太（平）、山区、崇仁3个区委，共有24个党支部150多名党员。中共嵊西县工委、特派员、县委始终贯彻执行了“隐蔽精干”的方针，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稳定和巩固了嵊西这块战略阵地。
1945年6月，为使浙东、浙西两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共浙东区党委决定以绍兴汤浦为中心成立中共绍（兴）嵊（县）县工委。由戈冰（高阜平）任书记，傅志评任副书记，袁啸吟、田井、黄行素为委员，直属浙东区党委领导。县工委随浙东主力部队活动，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区乡政权，确保浙东与浙西的联络畅通，迎接抗战胜利。
二、武装力量在抗日游击战中壮大
1940年12月初，在城南上舍村召开嵊县中心县委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绍属特委书记杨思一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分析和估计了嵊新地区的基本形势和发展趋向。并指出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中的“时机”，就是指在日军占领嵊县、新昌以后，能较快地组织起抗日武装，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在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时，一定要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建立抗日武装的准备，以待时机的到来。会议还研究了如何准备建立抗日武装的问题，一致认为嵊新两地民枪较多，乡保自卫队较普遍，土匪武装活动频繁，打入并掌握这些武装组织是较为有效的办法，并且也是可能的。1941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对浙东地区发动了侵略进攻，日军开始窜扰嵊县，嵊县成为抗日前线。县委主动争取时机或利用机会，派党员打入乡保自卫队、土匪队伍等地方武装中，争取领导，掌握武装，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发展党员。党员郑成苗（郑重）利用保长的合法地位，以保卫家乡、保卫村民的名义，组建起10余人枪的竹山村自卫队。担任牛团湾保长的党员孙岳生打入土匪王老三部队，通过他与王老三的密切关系，使党员杨时俊化名陈力平顺利进入王部开展工作。又通过郑成苗的关系，介绍党员章文宽进入画图乡自卫队并担任班长，掌握武装，以待情况变化。
1942年7月日军侵占嵊县、新昌后，嵊新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共嵊（县）新（昌）县委根据浙东区党委“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起来，抗击日寇”的指示精神，成立了部队工作委员会，邵明兼任书记，丁友灿、俞震、张平山、周士标、陈力平为委员，立即着手筹建武装工作。为了迅速建立起抗日武装部队，县委决定把郑重掌握的竹山村自卫队和孙岳生掌握的四维乡牛团湾的“侠义”部队部分武装拉出来，合并成立嵊东独立中队。但在郑重拉出队伍上牛团湾的途中，遭到王老三部的袭击，还被缴了枪械。计划未成，建军受挫。县委再次决定拉出党员竹明山（竹增福）掌握的丰乐乡自卫队。7月底，竹明山按照县委指示拉出该部40余人，携27支步枪、3支木壳枪，上牛团湾与孙岳生部七八人枪汇合，又发动朱湖山、白泥塘等村党员参加部队，共汇合50多人枪，编为一个中队。8月初，嵊东独立中队在牛团湾正式成立，陈力平任中队长，竹明山任副中队长，对外称“陈力平部队”。这是嵊新地下党独立创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部队。
嵊东独立中队创建后，党组织继续动员党员、群众参加部队，而且利用各种方法收缴武器。县委决定“采取措施，争取改造他们”，除已派陈力平打入王老三部外，还派党员徐后苏、俞菊生等打入王孝明部等，做争取工作。9月，在党的影响和艰苦工作下，王孝明部茹齐法中队30多人，不愿随王去绍兴投靠日伪而投奔到驻赵家岩头的嵊东独立中队；王老三部头目余大毛也率部分人枪加入嵊东独立中队，武装力量迅速扩大，发展到300余人，有轻机枪1挺、长短枪200余支。这样，原编制已不适应，县委决定成立嵊东独立大队（简称“独大”），大队长仍为陈力平，对外仍称“陈力平部队”。下设3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葛生泉，副中队长夏宝国，政治指导员朱一松；第二中队中队长茹齐法，副中队长方初（方小毛），政治指导员伊兵；第三中队中队长余冲（大毛头），副中队长张志新，政治指导员吕洛俊。大队秘密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由张平山担任。部队经过初步整训，活动在俞家湾山脚、赵家岩头、珠溪、东坂庄一带。10月初，“独大”因盲目进攻潜逃到下王村的“奋勇支队”（又称“蔡廉部队”）而失利。后又受“奋勇支队”正副支队长邓光、蔡廉以“合作”抗日诱惑，“独大”留下一部分人员后随“奋勇”支队活动，在开往上虞（丰惠）的途中被缴了枪械，虽大部人员陆续出来，但党员葛生泉等5人壮烈牺牲，建军再次受挫。
“独大”被“蔡廉部队”吞并后，脱险回来的“独大”人员投奔在沙园、里坂村隐蔽的丁友灿和竹明山。县委决心再次重建武装，决定把“独大”留下的一部分人枪和脱险回来的人员集合起来，经过党的重要统战对象、画图乡乡长张仲愚（统战人士）的帮助，采取灰色隐蔽的办法，于12月底以画图乡自卫队第三分队的名义重建了武装，驻扎在比较隐蔽的画图乡北部较偏僻的白岩村。竹明山任分队长，周士标任指导员，竹见山、方初任班长。有轻机枪1挺，步枪20余支，短枪若干，共30余人。画图乡自卫队第三分队是党领导的以灰色隐蔽形式出现的一支独立的抗日部队。1943年1月，选送竹明山等20多名干部、战士（都是党员）到三五支队司令部教导队训练班学习，浙东游击司令部派富有作战经验的干部周彬和周浩分别任分队附（副中队长）和政治指导员。部队建立党支部，周士标、竹见山、竹明山（后为周浩）为委员，周士标兼任党支部书记。接着在白岩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整训，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发展史》《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开展以党内教育为重点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政治思想教育制度，10天至半个月进行一次集中的政治教育大课，然后分班讨论，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过了1943年的春节整训结束后，部队拉到附近的岩头村，与县委机关同驻一地，群众称其为“岩头部队”。1943年夏，根据四明地委书记陈洪的指示，“岩头部队”拉到嵊东地区独立自主开展活动，使嵊新地区党的工作进一步展开，特别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9月，“岩头部队”由丁友灿直接掌握，部队无正式番号，习惯称其为“丁部”。
“丁部”按照游击战争的原则，坚持在里东、下东山区，同时配合主力部队打退了顽军的“清巢”后，于1944年2月奉令上四明山浙东游击训练基地整训。通过整训，补充了弹药，添置了被服，加强了装备，提高了军事素质。1944年夏，嵊新县委根据形势，决定再动员了一部分分散的人枪，与“丁部”合编，成立嵊东抗日自卫队，由丁友灿负责，袁之平任副指导员，周浩任副中队长。下设3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王东璋，第二小队队长竹方伯，第三小队队长周志浩。方初任侦察班长。不久，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肖松林率部到里东，与嵊东抗日自卫队联合活动，进一步打开局面。11月，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调肖松林到嵊新县工作，嵊东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嵊（县）新（昌）县自卫大队，肖松林任大队长，邵明兼任政委。此后，嵊新武装部队在纵队司令部直接领导下，获得正常健康的发展。
1945年2月，随着中共嵊（县）新（昌）奉（化）中心县委的建立，嵊新县自卫大队也随之更名为嵊新奉县自卫大队，下设3个中队和下东、新北、里东、奉西4个区自卫队。5月，浙东纵队司令部决定恢复四支队建制，将嵊新奉县自卫大队与四明自卫总队、嵊新奉抗日别动总队（王鼎三部）组合成浙东游击纵队第四大队。嵊新奉自卫大队上升为浙东游击主力部队后，县委又抽调各区自卫队主力，重新组建了嵊新奉县自卫大队，张任伟任大队长，邢子陶兼任政委。8月，因地区建制撤销，为便于统一指挥，由嵊新奉县自卫大队、各区抗日自卫中队和村抗日自卫队组建为嵊新奉县自卫总队，总队长丁友灿，副总队长张任伟，政委邢子陶，副政委邵明。9月底，嵊新奉县自卫总队奉命并入浙东游击纵队第四支队北撤。
嵊新奉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由于紧紧依靠党的政治影响，动员群众参军，依靠区乡民主政权、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使抗日武装部队得以巩固和扩大。1944年年底王鼎三部队的来归，1945年1月吴显超部队拉上四明山，2月拉出黄泽保警队，里东区下王乡自卫队起义，以及各区武装和乡村自卫队的建立等等都是具体生动的事例。抗日武装力量的巩固壮大，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打击日伪的“清乡”行动，为浙东主力部队输送干部和兵员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三、根据地在抗日烽火中创建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武装斗争的展开，党在人民群众中有了更深厚的基础。浙东区党委和浙东行政公署相继成立后，作为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在嵊境内，建立了嵊新奉抗日根据地和绍嵊抗日根据地。
嵊新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1942年7月，嵊县、新昌相继沦陷，中共嵊新县委员会建立，隶属四明地（工）委领导。嵊新县委根据浙东区党委指示，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活动地域不断扩大，群众基础不断巩固。1944年10月，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嵊东办事处；11月改称嵊新县办事处，丁友灿任主任，隶属于四明特派员办事处，下辖下东、新北、里东等区。1945年2月，为使行政区域更适应斗争环境，奉化西区划入，中共嵊新县委改称为中共嵊新奉中心县委，书记邵明（1945年4月起为邢子陶，邵明改任副书记），委员丁友灿、肖松林、魏湘生、周思义。设立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等工作机构。嵊新县委、嵊新奉中心县委的直属党支部有嵊东独立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平山，后由俞震负责）、岩头部队党支部（书记周士标，后为赵大葆即朱一松）、嵊新奉县办事处机关党支部（书记邢子陶兼）和嵊东区特派员（1943年3月改设为下东区委，张平山、周士标先后任嵊东区特派员，周士标、汪维城先后任下东区委书记，下属东坂庄等8个支部）、中东区特派员（1942年8月改设为中东区委，潘运法任特派员，唐直根、潘运法先后行中东区委书记，下属东郭等10个支部）、新北区特派员（1944年3月改设为新北区委，钱爱珍、汪维城先后任特派员，汪维城、余庆民、王超先后任区委书记，下属兰洲等13个支部）、南山区特派员（1943年秋改设南山区委，杨国华为特派员、书记，下属下燕窠等4个支部）、里东区委（孙平为书记，下属小溪等5个支部和协和乡党总支）、奉西区委（今属奉化市）以及新东、南、西分区下属区委（今属新昌县）等区委组织。嵊新县办事处也改称为嵊新奉县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朱洪山，后为丁友灿。县办事处设秘书科（科长陈健中）、民政科（科长陈士标）、财经科（科长汪维城）、文教科（负责人石康泰，即石甦）、民运组（队）（组长魏文英）、交通联络站（站长肖萍，即周仲冠）等工作机构。下辖里东、下东、新北、奉西和上东5个区。其中里东、奉西是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为县级领导机关常驻地；下东、新北虽是边缘游击区，斗争尖锐复杂，但基本上为我党所控制；上东地区土顽势力强大，虽然采取过一些重大措施努力开辟新区，但基本上是国民党统治区。
在建立区乡民主政权过程中，首先扫除各种税卡，减轻人民负担，接着针对根据地和游击区不同情况，建立区乡政府和自卫武装，以保证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遴选人民群众拥护者担任民主区乡村长；在游击区对原区乡长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争取他们向党靠拢，推举开明人士担任区乡长。各区的情况大致如下：
里东区：里东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于1945年2月，同时成立区委和区武装部队，是最早公开宣布的解放区，区委书记孙平兼任区长和区武装部部长。区政权建立后，即着手建立乡村政权，先后建立了江东、襟水、协和、五联等乡民主政府，同时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生产互助，开荒种粮，治虫抗灾，发动群众推行移风易俗，办理新式结婚登记手续。区武装部队有40多人枪，在保卫民主政权，积极向浙东游击纵队输送兵员20多名的同时，因地制宜组织各村成立土枪队、巡坂会、打猎队等组织，保家保村，保护农作物，支援主力部队，做好后勤工作。
下东区：下东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于1945年5月，同时成立区委和区武装部队，区长唐三元（8月牺牲，由章泰余代区长）。下辖四维、挹青、联溪3乡和画图乡、襟水乡的部分村庄。区委、区政府随区武装部队开展活动，先后驻在赵家岩头、多仁、珠溪等村。6月，四维乡首先成立民主政府，由党员张燕堂任乡长，下辖上江、大屋、和尚庵、东坂庄、珠溪等10多村约5000人口。挹青乡由曾出席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临时代表会议的兰洲村开明人士竺小良任乡长，辖故江、新建、招村、胡庵坑等村约8000人口。联溪乡未设民主乡长。区乡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派征公粮、设立粮仓、税卡，流通抗币，打击日伪土顽，保护人民利益。
新北区：新北区抗日民主政府于1945年3月初成立，同时成立区委和区武装部队，区长陈士标。下辖上北、中北、四庄、岭外4乡和黄泽1镇。区政府随区武装流动打击日伪。黄泽镇是嵊东、新北一带的第一大镇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窜扰频繁，也是嵊新奉县边沿游击区，斗争尖锐复杂，乡保一级政权未及改造和建立。区政府利用黄泽集市开展群众宣传活动，并多次召开保长会议进行形势教育、分配军粮任务，废除税卡，减轻群众负担，利用统战关系，成立党的灰色武装黄泽保警队，还在兰洲、丁家园、藕岸、枫家潭等村建立民间自卫武装。全区建立党支部14个，有党员120多名，党的活动扩展到新昌东部和嵊县城郊。
奉西区：奉西区抗日民主政府和区委、区武装部队于1945年2月归属嵊新奉县的同时建立。辖晦溪、唐田、董村、西岙4乡和亭下1镇，约2.7万人口。区长周天祥利用旧关系开展统战工作，4个乡公所未进行改选都接受了区政府领导，区委所在地的晦溪乡公所进行改组，由中共党员担任乡长。在中心区壶潭、晦溪、唐田等村建立山民会、变工队等组织，向高利贷主实行减息；在董村等地组织农会，成立铁匠、木匠等手工业工会，并建立税收站。区政府还发放农贷，优抚抗属，组织贩运食盐、大米等，增加农民收入。除亭下镇外，各乡都成立抗日自卫队，其中晦溪、唐田、董村3乡武装力量较强。区委、区政府抽调各乡自卫队人枪建立区中队，采取争取和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同匪顽进行斗争，并在距溪口10里的沙堤村袭击日军，炸死炸伤日兵各1名。
上东区：上东区是国民党军队要人周喦、竺鸣涛的老家，加上土顽竺桂招、周凤标、竺洪挺等人掌握地方政权和武装，敌顽活动猖狂。1945年4月，县委根据浙东区党委和四明地委的指示，在浙东主力协助下，以优势的兵力挺进开辟新区，曾一度打通东林、北漳、华堂一线，成立了上东乡民主政府（姚华章任乡长）和北漳镇民主政府（王全根任镇长），还在北漳建立了自卫队（潘震为指导员）。同时开展发展生产、优抚烈军属等工作，积极筹备成立区民主政府，后因北撤未成。
嵊新奉抗日根据地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嵊新地区扩大而成，包括嵊县的东部、南部，新昌全境以及奉化西部，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共有17个乡镇，约50万人。东接余姚、奉化、宁海，南界天台，西南邻东阳，西部与嵊西相毗连，地处四明山南侧前哨，向南可以打通台属、浙南，向西又可以沟通会稽地区，又是当时嵊新国民党顽固派向四明山进攻的一条重要通道。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曾作过指示：“嵊县新昌地处四明山南麓，位置重要，是我们三五支队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做好嵊新工作意义重大，这对于巩固‘三北’，发展‘四明’极为重要。”嵊新党组织遵照谭启龙同志的指示，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开辟了这块根据地，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在抗日反顽打败日本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绍嵊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45年，浙东游击纵队接连攻克上虞县城（丰惠镇）和绍兴县的东关、汤浦、双江溪以及嵊县的长桥、三界、仙岩等地后，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使浙东、浙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浙东区党委决定以汤浦为中心建立直属于区党委领导的中共绍（兴）嵊（县）（以下简称“绍嵊”）县工作委员会，分批派黄知真、朱人俊、田井、袁啸吟、董静之、高阜平、傅志评、黄行素、魏沛然、何志相、姜宿、俞一青、徐芒、董思浩、张苏等党员干部到此开辟新区工作。6月底，在浙东区党委代表、浙东行署特派员黄知真的领导下，中共绍嵊县工作委员会在上虞县汤浦渔家渡村成立，由高阜平任书记、傅志评任副书记，袁啸吟、田井、黄行素为委员，并分别负责政权、组织、宣传工作。下辖三界、东关、汤浦3区，机关驻三界区长桥村。为便于开辟新区工作，绍嵊县工委对外称绍嵊县办事处，高阜平以县办事处主任的身份领导全面工作，田井、黄行素以办事处指导员的身份分别指导汤浦、三界的工作，朱人俊以浙东行署秘书长的公开身份负责统战工作。姜宿率领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随绍嵊县工委活动。绍嵊县工委和县办事处建立后，发动群众，剿匪反霸，镇压土顽，建立区乡政权组织；组织农民协会，实行二五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组织群众性的小型民兵自卫武装，以保证浙东与浙西的联络畅通，迎接抗战胜利。
7月上旬，中共三界区委、区民主政府在长桥村成立，黄行素兼任区委书记（黄行素于8月5日牺牲后由吴正平接任，并将机关移至双江溪），魏沛然任区长，何志相任副区长。工作人员有吴正平、张苏、陈立强、周云辉、吕寒松、范执中、钱柏祥等10余人。他们利用和改组国民党原有的乡保组织，迅速开展减租、征税及民运工作，并在三界茶场、白沙、黄荆山、大董、溪头等村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8月1日，东关区民主政府成立，袁啸吟以区长身份向民众作抗战形势报告，宣传施政纲要。接着又成立了东关区委，由袁啸吟任书记，徐茫、董静之为委员，驻地汤浦。随后在绍兴的富盛、攒宫、长塘、蒿坝、上浦、小江一带建立了乡、村两级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并为部队征收了大批公粮。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黄知真、傅志评、田井等奉命东调，绍嵊县工委作了调整，由高阜平、袁啸吟、魏沛然3人组成，负责原地工作。9月底，县工委、县办事处全体人员及一个武装排约40余人全部随浙东纵队北撤，绍嵊县工委也随之撤销。
绍嵊根据地建立时间虽然不长，但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为解放战争时期重建会稽游击武装打下了基础。
（吕淼钦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