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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儿女的抗日斗争·市内篇

发布日期:2015-11-03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嵊州市 字号:[ ]


   马寅初在嵊县的三次演讲

         政协嵊州市文史委

  1935年冬天的嵊县山城,市面十分萧条,一种“国破山河碎”的预感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

  一辆小汽车慢慢地穿过市心街,过了孝子坊,在元帅庙门口停了下来。马寅初进县政府去见县长罗毅。这次,他是应罗毅之请,回来给嵊县保长训练队作演讲的。

  罗毅对马寅初说:“嵊县的保长训练队拟办三期,今年下半年办一期,明年上半年还要办两期,每期约300余人。届时再有劳马先生来演讲!”

  “可以!”马寅初干干脆脆地答应了。他又同罗毅说了些抗日救亡的事。马寅初说:“目前国难当头,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我们并不去打别人,是别人打了我们!除了打以外,没有出路。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要众志成城,才可以抵抗。这次与大家见面,难得一个机会,这点我要作为重点讲!”

  第二天一早,马寅初来到保长训练队。训练队办在城隍庙,300多名受训学员济济一堂,鸦雀无声,听马寅初作演讲。

  马寅初开宗明义,说今日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何以如此贫弱》。“复兴中国,匹夫有责,兄弟也有份。嵊县的事,兄弟更有份,所以今天应当来参加,以后也很愿来帮忙!”在座的人大多是第一次听马寅初演讲,原以为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讲话听不懂,谁知马博士讲的是一口纯正的嵊县话,而且他自称“兄弟”,听起来十分亲切,一个个都十分用心地听他演讲。

  马寅初说,要中国富强,必须有资本,换句话说,就是要钱。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钱。他把中国与苏联比较,苏联的土地比中国的大两倍,而人口仅只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土地少,人口多,耕地不够。中国的土地不是不可耕,是因为不能耕。何以不能耕呢?因为有的地方是高原,有的地方气候严寒,或者土质不宜,或者雨量不足。既然如此,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增加生产嘛!而中国科学落后,又不可能。天时地利既靠不住,应当靠人和,但是人也不和,自己打自己,等到列强压境,侵入腹地,我们的梦方醒,然而已来不及了。事至如斯,自然要谋经费的补救。

  马寅初针对当时的时弊,指出中国贫弱的原因有三:

  第一,国家穷到如此地步,还有人专向奢侈的路上奔走,赚到300元,要用500元,赚到30元,要用50元,穿好吃好,太太们讲究洋化,成了外国货的推销员,有多少,花多少,吃光用光,因此所出超过所入……这种风气,若不改变,中国何得不贫?要去除这种奢侈的恶习惯,就要讲勤俭。中国要富强,必须人人勤俭。所谓“勤能补拙,俭可养廉”。人人勤俭节约,国家经济自然充足。

  第二,中国货不能与外国竞争。中国是农业国,一切的出产品是笨重的,不容易外运。外国是工业国,一切的出产品是精巧的。内埠交通不便,是中国的致命伤。要交通发达须多筑路,筑路愈多,生产品运输就便利,然而没有资本,路造不起来。所以归根结底,是没有钱。

  第三,我们不讲兴办水利。退一步,只求不害水灾。中国每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防止水旱,造林也是一个方法。但树木成林,至少20年。人们因时间太久,不愿造林。造林事业如由国家去办,也没有资本……中国的事业,要我们自己赶快去办,如等到亡国之后,让外国人来办,是永远翻不过身来的。所以我们救国,必须要富强,必须要有钱,要有钱,必须勤俭。这是第一步。

  马寅初侃侃而谈,还引用了许多极生动的例子。什么日本纱厂经理请客吃饭,只有一条自己钓来的鱼;埃及尼罗河治水灾采用造林、建分水闸,听众闻所未闻,听起来津津有味。

  马寅初又说:“假定说我们有钱了,用到什么去?是重工呢?还是重农呢?兄弟的意思,应当重工。”马寅初告诉听众,现代国家都注重工业,中国科学落后,内部的生产方法不良,外面的列强压迫,重农不能富国,世界上断没有重农富国的国家。他怕大家听不明白,又从经济原则上说,重农是“报酬递减”,比如一方田地,用两个人的劳力和买种子、肥料等,共费10元的资本,可以得到3担米的收获,即60元的报酬;若用4个人,费20元,能得6担米与120元的报酬吗?不可能。因为只能得3担米的收获,每人的报酬反为减少;若用6个人,报酬更减了。劳力资本愈费得多,报酬的获得愈减,这叫作报酬递减。所以重农是不能富国的。重工是“报酬递增”。比方报馆里印报纸,出报1万张,须资本100元,但是印2万张,并不需资本200元,或许180元就够了。若出3万张、5万张,资本所需更少。这样出产愈多,花费愈少,所得报酬则愈多。这就叫作“报酬递增”。所以中国要富强,也必须重工。这是我们要实现救国富强的第三步。

 

 

 

  演讲已经继续了一个多小时,马寅初兴致正浓,他问了问座位旁的罗毅:“要不要休息一下?”罗毅说:“不用!”马寅初又继续演讲:“假定说已经重工了,又如何重法呢?重工必须要保护……所谓保护,最好是外国货进来时加进口税,但是中国关税表面上已独立,实际上列强不许我们加税,还是不能自主;不但不能加税,他们还走私入口,根本不纳税。中国的货则负有重重的捐税。我们要保护国内工业,列强不许保护,为什么呢?比如日本重工,它的棉纺品是大工业之一,但不产棉,粗棉出自中国。毛织品也是它的大工业,日本不出羊毛,因为它山上有一种草,羊吃了就死去,不能牧羊,羊毛必须买自澳大利亚。铁是军旅及家常必需品,日本也不产铁,统须求之国外,所以日本必须来中国拿才行。就衣食住行来说,衣需要棉花,所以它要拿我出产棉花的河北五省;食,江西、湖南出产谷米,它要拿,而东三省的大豆已被拿去了;住,东北的大森林已被拿去;行,汽车路,铁路,它到处投资。总之出产原料的地方,就要给它一个优先权,这叫作经济侵略。如果中国重工,一定要保护自己的产品,外国货自然减少。这就是救国富强的第三步……但是要解决第三步就不容易了。依日本的希望,中国要重工,要保护,他们又不许。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说到这里,马寅初挺起胸脯,右手捏起拳头,用大炮似的喉咙吼了起来:“这就是打!”那声音从保长们的心头滚过,震得城隍庙的大堂嗡嗡作响。

  马寅初又抓起桌上的茶杯,猛喝了几口白开水,声如洪钟地说:“现在,兄弟就讲打!”他分析现在中国的财政不能打,金融不能打。马寅初说:“我们的唯一希望,就在经济。打是要在经济上着想。因为中国是农业国,飞机大炮的破坏不能到农村,拿我们的农产物来维持一切,就可以打。我们的胆子放大一点好了。比方日本的工业中心是东京、大阪、长崎等处,用飞机一炸就完了,我们中国是不怕的。次之,我们中国人有牺牲、刻苦的精神,无饭吃时,番薯荞麦都可以。所以打是没有问题的。”

  演讲已经有两个小时了,马寅初用严肃的目光,在全场环视了一周,语重心长地说:“最后兄弟望诸位,就是要节省经济,勿尚奢侈,不嫖、不赌、不吸鸦片,做人应该如此,这不过是消极的道德。我们要多做好事,为地方、国家服务,才是积极道德。在平时要注重智、德、体、勤四个字,天天求知识,讲道德,锻炼身体,勤奋服务,那就是准备打的人力、物力都具备了。中国一定要富强,我们要万众一心,努力准备打。这个责任,全赖诸位!”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马寅初结束了他的演讲。

  193653日,马寅初再次来嵊县在第二期嵊县保长训练队上作演讲,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兄弟今天是讲《非常时期的经济问题》,就是战时经济问题。其含义:一是打仗以前如何准备;二是打仗时如何维持社会经济的常态;三是打仗以后如何整理,恢复元气。有人不敢讲战时,怕日本要误会,以为要和它打仗。兄弟不怕什么,就讲战时经济,这是对平时经济而言……”

  “平时经济与战时经济,它有两个不同原则:一是自由竞争,二是物价做主。这种情况,在战时就不行了,一定要由政府来做主。不然物价飞腾,旁人没有办法,社会发生不安现象,影响前方。比如打仗的时候,政府设的被服厂,要造军需用品,需煤一百吨,煤的价钱不能由你提高,也不能任别的工厂买去,一定要先供应国家的需要。又比方你有钱造电影馆子,政府不许你,定要你拿钱买公债。这个时候,不是谋利,是为救国;不是自由主义,是讲统制主义。假若平时的米,卖101担,战时卖30元、50元一担,富人吃得起,买去收藏,穷人买不起,不能让他们饿死,一定要政府来干涉,维持社会的常态……”。

  马先生的讲话,本来到“我们的努力”这一节可告一段落。见马先生不讲了,听众全体起立举手,要求马先生再讲。故后面他又讲了“战时物价腾贵的原因”、“战后的复原”和“最后的希望”三节。马寅初说:“法币政策实行以来,资本家不愿投资,情愿存于外国银行。这班人就是汉奸!大家晓得,赚钱的目的是养父母妻子,或为国家社会做事的,不是让你做贪官污吏、奸商、市侩,剥削人民的膏脂,存到外国银行去的。兄弟倘若是财政部长,欠的外债不要偿还,请外国没收这班汉奸的存款好了。”

  “我们不要悲观,事在人为。中国存亡,就在此三四年之内。学生要像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中,试问读书的有几人?在学生时候,德育、智育、体育应当平均发达,有一项拿不起来,就不能担报国的责任。保长不当便罢,当了保长,也要像一个保长的样子。战事一天不起来,我们一天要准备好,一到时机,非打不可!到那时,物价恐怕要贵,社会不安静了。”

 

 

 

  “打仗要先计划保存元气,所以发纸币,兄弟极力反对。因为打仗时物价高腾,后方不静,打了仗后钱不值钱,恢复元气不容易。兄弟主张非常时期实行所得税,是一个很公平的办法。在打仗时,本应不论贫富,人人要当兵,当兵是很荣耀的事。而事实上穷人去当兵,富人是不去的。不去就应当拿出钱来,如果要穷人当兵,又要穷人出钱,是最不公平。不平则鸣,后方一定不静。兄弟呢,虽不是富人,到这时候,有钱也一定拿出来。可惜兄弟年龄大了,如果在30岁,也一定去当兵。兄弟更主张中国应速行征兵制度,使人人为国家服务。”

  马寅初的演讲《非常时期的经济问题》,从54日起,分5天在《剡声日报》第一版上全文刊出。

  193667日,马寅初第三次回嵊演讲,题目是《统制经济》。马寅初开门见山地分析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得到两大教训:第一是公理战胜强权,第二是资源不丰富的国家不能获得最后之胜利。他讲了意大利统制经济的办法和内容。

  马寅初说:“我们不要怕日本人!尤其是我们嵊县人,性情硬直,如果敌人打到浙江,我们嵊县人与诸暨人,首先为国出力打敌人。救国的责任在我们肩上。日本要到浙江,我们嵊县人就要去打仗!”马寅初一腔思国、忧民、恨暴政的激情,化作大声的疾呼,如轰动的疾雷,炸响在人们心中。

  马寅初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向来疾恶如仇。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惨痛悲哀之情绪直皆裂胸而出”,他希望全国国民以“必死之心,必死之力,必死之情,为武力之抵抗”,同时当批“民族存亡绝续之际,不能不于情感愤张之中,运以清晰敏锐之理智”,坚持与日本经济绝交。而与日本经济绝交的手段,则是实行统制经济。在今天的演讲中,他再一次提出:“希望你们回去一定要向民众解释经济统制的意义,使人人爱国。”为此,在今天的演讲中,马寅初非常清楚地向大家说明:“他国重对外统制,中国重对内统制。”

  马寅初说:“中国出入口的货都不是直接输自外国,必须间接由外国洋行经理。我国商民不懂洋文,不识外事,世界商情罔无所知,故洋货进口、土货出口,都为外人所垄断,不但轮船、堆栈、保险事业等大权旁落,即中外电报,报告商情,亦落外人之手。比方从前丝出口,中国用银子,英、美、法用金子。假定一包丝值1000两银子,美金1元抵银子2两,运到美国刚刚卖得500元美金,就不亏本。但是经理的是洋行,照世界商情可卖1500两,而他不告诉你,只卖得1000两银子,其余500两归洋行赚去了。又如银子跌时,假定500元美金只值银子800两,洋行告诉你说值700两,其中100两由他赚去了。所以中国丝蚀本。其他货物无不如是。蚀本是中国的,赚钱归他洋行的。现在中国人对于出口货行市,可打电报到外国去问了。但是外货进口,轮船、仓库、银行、保险都是外国的,你收不到他很重的费用,他的货物仍是便宜行销,所以对外统制没有办法。”

  马寅初又指出,对内统制可以从交通着手,外国货运到内地,要经过火车、汽车、民船、汽船运输,这些都是中国人经理的,可以把洋货运输费加高。第二不用银子,专用钞票,使银子集中,不致流出太多。第三统制工商团体,商会与同业工会要严密组织,加强职权,不买外国货。当然对外还要取消不平等条约,最要紧的一是领事裁判权,二租界,三关税。马寅初还十分风趣地举了中国人出丧穿白衣、外国人结婚穿白衣,外国人结婚前常见面,结婚后不见面,中国人结婚前不见面,结婚后永见面等许多生动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马寅初在演讲中,又一次明确表示反对多发纸币。他说:“兄弟前几天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谈话,觉得此刻发行纸币很容易,但是一到复兴时期,很难收回……纸币发行如没有基金,将来一定不值钱。好比德国战后的马克,吃一杯咖啡,要几十万。恐怕我们当教员的人一个月300元只够吃一碗饭。”

  这个事实不幸被马寅初言中。1948年,冯玉祥将军在美国演讲时,曾以确凿的统计数字作过对比:“当初对日本开仗时,中国钱5元换1元美金;到了1939年,20元中国钱合1元美金;到了1945年,2000元中国钱合1元美金;到了1947年,1元美金到了五六十万法币;再到1948年,是190万元中国钱合1元美金了。”1949年,在“昨天还好买石米,今朝只能买只碗”的物价飞涨时,嵊县的小学生用500万元的金圆券竟买不到一张同等面积的白纸,因此干脆用金圆券作纸糊扇子、糊墙壁。其时,金圆券与美元的兑换比,更是上升到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最后,马寅初以铿锵有力的话语,结束了他的演讲:“将来国家的大事,嵊县人都来干,幼年的人50年努力,成年的人30年努力,什么事都可以成功。中国的前途,在我们手里决定,大家努力!”

  就在这次演讲不久,马寅初去庐山任陆军大学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经武汉去重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后因提出向发国难财征收临时财产税等爱国主张,得罪国民党当局,被囚禁于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集中营等处。此后,在漫长的10余年间,马寅初未能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直到194744日,他才有一次回乡扫墓之行。就在那次回乡时,人们见他虽年近七旬,依旧精神饱满,议论风生,不减当年。当有人问及,听说蒋介石背后骂他“嵊县强盗”时,他说:“我不是‘嵊县强盗’,我是‘嵊县强道’。强道强道,正确的道理,当然要强说强道!”铁骨铮铮、溢于言表。

 

 

 

  我在嵊县抗日救亡活动片断

  骆宾基

  193712月中旬,我由茅盾与胡愈之两同志的安排,接受冯雪峰同志交代的任务,和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秘书长王任叔(巴人)的介绍,应嵊县三界茶场改良场副场长吴觉农先生之约,经海门抵嵊县。在嵊县农工银行吴觉农先生的下榻处,由吴觉农介绍认识了该行职员张珂表同志,当夜就住在张的宿舍里。

  张是抗日爱国进步青年(但不知他是共产党党员),在农工银行办了一个秘密读书组。读书组实际上是一个图书室,有许多进步书籍,有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因之,我们两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谈及了三界茶场的抗日救亡生活的情况,确定我到茶场后,先从组织附近村子农民夜校入手,作为宣传抗日、选编并训练农民抗日武装的基本阵地。

  稍事休息,我随吴觉农先生到金华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技术推广所报到。莫定森所长即委任我为三界茶场技术员,从而取得了合法地位。遂于是年1224日,到茶场报到。

  我首先在茶场南面的茶园头和沈村办起了两处农民夜校。由于我是北方人,语言不通,就请茶厂职员周士祥与上海纱厂回乡工人沈阿毛分别当翻译。

  在夜校的基础上,又组织了嵊县农民抗日救亡协会三界分会,公推石山头村老黄(黄传洪是上海纱厂工人,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为主任。此后,又以三界农民抗救分会为基础,成立了抗日自卫队,进行初步军事训练和以毛泽东论游击战为教材,进行军事理论和政治教育。

  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是曹娥江畔清风庙一方文人(清时为秀才,民国时为小学教员和大专学生)酒会之期。我赴会并乘机作了时势讲话,建议小学教员组织抗日救亡联谊会(简称抗救会)。此议当即得到大家广泛响应。从此结识了灵芝乡小学校长、乡文书黄松嶽。他倾向革命,并接受任务以后在乡丁中发展半秘密的农民抗日救亡小组。同样,蒋镇小学教员蒋某,也介绍农民抗救会员打入镇公所武装班当伙夫,都是为以后掌握武装作准备。

  清风庙回来之后,我与茶场积极分子周士祥办起了《七七周刊》。我负责撰稿,周负责刻(钢板)印。经常编选报刊上的形势讲话和本地区抗救活动的消息。周刊主要分发给抗救分会各村组和小教抗救联谊座谈会的人、茶场职工等,进而构成了一个联络宣传网。

  19382月,国民党第16师第48旅由前方撤到三界休整。旅部就在茶场研究室,与我成为近邻。我到城关向张珂表交谈了工作情况后,张告我应做好该旅的统战工作,坚定他们抗战杀敌的决心和信心。因之,我寻机对该旅长刘勋浩作了首次拜访,带了几份《七七周刊》给他看。刘看后说,浙东的民气很高,你们办的周刊很有水平。并要求张给部队提供一些精神食粮。于是我以《丁玲在西北》一书作试探,进而从张珂表的“读书组”借来《西行漫记》《朱德论游击战》等书给他。刘勋浩很有兴趣,均迅速阅读,仿佛不到一周就读完了。张珂表同志提议我们以“抗救会”名义组织一次军民联欢,以扩大影响。对此会,四十八旅各团欣然应邀,推出班排代表徒手参加,秩序良好,会议开得相当成功。

  2月底3月初,张珂表又组织第一流动宣传队,带着上海纱厂回乡工人和图书阅读流动组到三界茶场,到各村慰问抗日友军官兵。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剧,引起全场军民共鸣,演出后举行了座谈会,会上旅部刘副官长情绪激动,一边流泪,一边慷慨陈词,决心不忘国耻,要抗战到底!刘勋浩也当场要求“一流”到各团去演出。接着又提出要留下“一流”,编入旅部,给以正式军饷。我把这个要求转告张珂表同志。很快邢子陶同志在宣传队返嵊之后,身着新四军军装,佩带“联络参谋”符号、袖标,不带一人,只有张珂表同志的介绍信亲临茶场。我即召开座谈会汇报三界地区“抗救”活动的情况,安排邢子陶同志与刘勋浩作了友好会见,虽然未能谈及宣传队编入48旅问题,但为以后部分同志参加该旅、保持政治独立的抗日宣传队奠定了基础。邢子陶同志对此次视察深为满意,我也向他表示了在上海时就有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3月,邢子陶同志约我到白鹤乡花桥村袁雨田同志家去同他会面。这次会见我知道邢就是我日夜梦想寻找的浙东地方党的领导同志,知道在上海保卫大上海时期的抗日救亡阵线老战友杨思一也在中共宁绍特委,亲切之感顿时倍增。邢子陶同志要我到上虞百官小学党支部去联系姓郭的一位同志,如果组织未被破坏,就开支部会传达党的指示。那里已是抗日前线,我虽感有风险,但深感光荣。

  3月底,我独自一人由水路去百官。因公路已破坏,车子早已不通。到百官后,很快找到了那位姓郭的。他是百官小学的校长。他一见上级党组织派人联系,欣喜异常,当天晚上就召开了支部会,传达了上级指示,宣读了党内文件。参加这次支部会的有杜玲君(现名杜晓蓉,邢予陶同志爱人),记得还有胡恕之(胡愈之的小弟弟,化名胡忠恕),两人都是该校小学教员。

  193846日,我从上虞回来不久,邢子陶同志来函约我到城南某村参加一次县委会议。杜玲君(已调嵊)、张珂表、袁雨田等都来了。会上邢子陶同志作了讲话,并宣布县委组织名单。张珂表为组织部部长(按应是王正山副书记兼、张为副书记),袁雨田为农民部部长,杜玲君为妇女部部长,我为宣传部部长,邢兼任县委书记。

  会后,邢要我回茶厂为开办群力书店筹集百股资金(每股2元)。这在茶场职工不多(约十几人)、工资不高(30多元)的情况下是相当困难的。我自己每月40元,但到场仅3个月,积蓄不多。我依靠积极分子进行发动,吕允福、周士祥、蒋鑫、詹瑞等都带了头,每人2股、5股不等,已近完成一半之数。最后我以私蓄,加上个人名义借贷于总务,完成了200元的任务,从而使“群力书店”于1938424日开业。

  由于三界地区与48旅军民联欢大会的召开和流动宣传队的演出,农民抗救会显示了威力,引起地主豪绅反动分子的畏忌。村村发生胁迫佃户退出抗救会的逆流,否则就抽田退地。为保护农民切身利益,经与张珂表同志商议,采取公开解散抗救会班排建制,暗则划分小组,秘密隐蔽。为解决村组骨干力量不足,张珂表同志主张将倾向进步的知识青年加以训练后,回去参与各自本村的抗日自卫队的领导核心。经与茶场场长吕允福商议,决定举办以培训茶叶技术员为名义的训练班(报经省建设厅批准),由我担任训练班主任兼政治课主讲,从中挑选未来游击队的组织骨干。对坚持不肯退会的抗救分会主任老黄,则由茶场划出相应土地(水田)给他耕种,使他继续坚持抗救会工作。

  在训练班开课期间,邢子陶同志又交给我秘密安置一位延安来的“病休”人员任务。他叫曹进钦,高级知识分子,懂法语。我与场长吕允福协商。吕一听懂法语,正与自己在劳动大学所学外语相同,是交流学习外文的机会,同意聘请曹为训练班的国文教员,月工资不低于茶场推广员。从而完成了这一比较难解决的任务。

  1939年四五月间,是春茶采摘的时候。场长吕允福在散步中告诉我:“国民党‘防止异党活动’的风紧起来了,县党部秘书应怀发已注意三界茶场了,你太红,希望离开三界茶场,去天台茶叶示范区隐蔽一个时期。”这样我把“茶叶技术员训练班”的政治课交给了曹世钦同志。我进城见到了接任中共嵊县县委书记的王正山同志。他决定把我调离三界茶场,通过陈午韵(陈静之)的长兄陈醉云的关系去嵊县中学(当时已迁崇仁马仁村)教书隐蔽。于是我在6月底7月初向茶场提出了辞呈。

  19398月,我进城见到了王正山(张珂表已于19381031日病逝)和“群力书店”经理薛仲山、袁楚英等同志,了解到书店被国民党查封,还有一些秘密文件未带出,情况严重。王正山同志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决定做书店隔壁裁缝店值夜徒工的工作,打通土壁抢救。结果计划顺利实现,使党组织的机密免受严重损失。

  不久,三界茶场投资“群力书店”股金的职工,推举蒋××来嵊中索还股金,并告诉我会计处还有我五六两个月的工资80元未取。我托蒋代为领取并偿还股金。

  193911月,我由中共宁绍特委调去绍兴主编《战旗》。我提出:全部稿件必须有处理主权,行政区专员公署不得过问和带一名副主编待遇与主编相等的两个条件,在绍兴方面答复同意后,准备赴绍。原来金华邵荃麟同志来信,商量皖南新四军派出的诗人辛劳(党员)临时安置一个合法工作。最后由县委书记王正山决定调陈午韵去绍兴,辛劳补我所遗嵊中教员之缺,校方也同意。于是我留一个月的工资在校,作辛劳生活之需,结果辛劳又有调遣上海的变动,未来嵊县教书。

  至此,我在嵊县已参加近两年的抗日救亡工作与革命活动,暂告结束。1939年冬初去绍兴,1940年春末又转金华到皖南新四军去了。

 

 

 

  开拓嵊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张珂表

  王季松

  九一八日寇铁蹄蹂躏了祖国整个东北土地,卖国的蒋介石政权推行“攘外必须先要内”的反动政策,更助长了日寇亡我的野心。祖国的垂危,唤起千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觉醒,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他们前赴后继,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在全国掀起为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

  故乡,嵊县农工银行的职员张珂表,他爱读进步书刊,受新思想的熏陶,热爱祖国,在国难当头之际,迸发出抗日救亡的满腔热情,他团结了嵊县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有学校的教员,银行、钱庄的职员,中学学生)组织了救国读书会————鹿山学社。通过这个组织,他大量传播进步书刊,座谈时事,不定期出版会刊,同时,借《嵊新民报》《剡声日报》的副刊写了大量抗日救国的文章,在嵊县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19365月,和我同一支部的共青团员周云春回嵊,阅读了他们的刊物,走访了珂表,交谈了抗日救亡运动,甚为合契。周回上海后,向支部汇报了这个情况,支部开始和珂表建立了联系。10月我回嵊,农工银行离我家不远,经常和珂表接触,共同交谈抗日救国读书会的活动,对共产党,对党的抗日主张的认识,他对我还反映了对党的迫切追求。通过交谈,我对他的印象是:他读过《共产党的宣言》等马列主义的著作,对党的性质和目的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大众哲学》,高尔基的《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他都看过。他长期订阅《生活周刊》《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国农村经济》等进步刊物。他有分析形势的能力,对党提出的抗日主张是积极拥护的。他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活动能力,社交广,和嵊县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人和蔼可亲,善于团结各种人。他写的文章观点明确,通俗易懂,很有说服力。在嵊县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中很有威信,他是团结的核心,他还参加上海薛暮桥主办的《中国农村研究会》委员,和上海《生活书店》王泰来有购买进步书报的联系。我向共青团组织汇报了他的情况后,了解到王泰来也是共青团员。团组织决定我们支部和他保持联系,不定期给他寄《救国时报》《向导》和党的宣传小册子等党的刊物。

  1937年年初,我由团转党。参加了上海丝织工人罢工后,不仅失业,还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党认为抗日高潮即将到来,要我回乡避难,同时通过张珂表团结进步力量,开展嵊县抗日救亡运动。

  回嵊后,嵊县的二股势力正在争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一股是以嵊县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励志社社长袁雄杰为首的反动势力,他们控制了嵊县抗敌后援会,组织了一个抗敌剧团。这个剧团以嵊县的大资本家汪正金的儿子汪勤效为团长,搜罗了嵊县的反动党政首脑,地主豪绅的爪牙,和国民党的职业党棍为基础,还吸收了一批失学失业的青年。他们到街头、监狱去做宣传,吹捧嵊县的反动党政头子,土豪劣绅为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另一股以张珂表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他们以鹿山学社为基础,团结了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是真的热心于抗日救亡运动的。他们利用张珂表被任用抗战后援会宣传股副股长的合法地位,紧密结合抗日形势的发展,出快报、捷报、不定期刊物,及时报道抗日的战况,讲形势、写评论,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们的活动,大大振奋了各界的爱国人士,每张快报、捷报围观的群众如蚁,挤得水泄不通,争相阅读,互相传呼,情绪激昂。但这些宣传,只是杯水车薪,远不能满足散落在广大农村的失学失业的抗日青年和广大农民爱国热情的需要。这是多么好的抗日形势,多么需要党来领导。我把嵊县的形势,连续写信向上海党的组织汇报,要求党派人来加强领导。

  那时,珂表和我有个共同的设想。如果有一支小型的抗日救亡流动宣传队,深入到农村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农村的抗日救国青年组织起来,和城里的进步力量汇合成一支洪流,这对推进城乡抗日救亡运动是多么的需要。于是我和他分头去活动,他以宣传股的合法身份,向抗日后援会提出组织一支小型流动宣传队,到农村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意见。排除了多方面的阻挠,争取到抗敌后援会的通过,并规定下乡流动宣传时,伙食由所在保甲供应,抗后会每月津贴拾元为流动队的化装费。珂表和我商量,流宣队员的条件:要政治思想进步,能吃苦耐劳有自我牺牲精神,又能善于在群众中会做宣传工作,才能担起流宣队的任务。尹仲芳(俞林)原是共青团员,被捕出狱后尚未恢复组织商量,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我们就分头去串联,很快就有志愿参加者三四十人。其中有在上海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失业工人,也有满腔救国热情的失学青年。王庄宵在杭州蚕桑学校读书时就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开除回乡的。从中选定了张欣淼、尹仲芳、沈天麟(钟林)、樊宏法、石磊、王季松、周云青、丁仕农,女的有王庄宵、沈彩虹、章文君等16人。他们都是政治上要求进步,不求报酬,志愿吃苦耐劳,到农村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同时向群众学习的。我向珂表汇报后,他非常满意,并寄予很大希望。一支小型的第一抗日流动宣传队就此诞生了。

 

 

 

  抗战初期的统战工作

  竹元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嵊县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抗日救亡宣传、争取国民党基层政权和武装、争取上层人士、掩护和营救党的干部等方面,广泛开展了统战工作,孤立、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使党的组织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

  一、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的统战工作

  在19379月中共嵊县临时县委成立会上,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联络员骆又余传达了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并决定由临时县委宣传委员张珂表利用其任抗战后援会政训组副组长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负责团结和联络进步力量的工作,由王寄松(书记)、尹仲芳(组织委员)组织抗日流动宣传队,一边宣传,一边开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381月,中共嵊县工委根据宁绍特委指示,指派县工委书记王正山、组织委员袁于田以及张焘等党员报考县政工队,他们进队后开展了广泛的统战工作。张珂表又团结斯浪清、钱叔亮等人发起成立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并建立了40多个乡村分会,会员遍及全县城乡各地,通过协进会广泛团结了各阶层人士。以共产党员张欣淼为队长的县第一流动宣传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一度与驻三界国民党部队合作,编为国民党第十六师第四十八旅政治宣传队,奔赴江西等抗日前线阵地宣传演出。县第二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县文化委员会、崇仁敦睦剧团、政工剧团等抗日宣传团体和群众组织,都有党员参加。他们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开展了党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好的成效。

  二、争取或打入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武装

  党组织一直重视对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统战工作。有的是通过合法选举打进去;有的是在内部秘密发展党员;对一些能争取、团结的对象,则尽量团结过来,为党组织作些掩护或做情报等工作。如丰乐乡党员竹柏青、竹明山等经过努力工作,掌握了该乡的乡保政权和乡自卫队的领导权,利用合法地位,对被管辖的乡保甲长做统战工作,把坏的保甲长撤换掉。东郭村11个甲,经过工作和斗争,实行民主选举,8个甲长由共产党员担任,3个甲长是农会积极分子,使保甲的权力控制在党的手里。在四维乡、挹青乡、联溪乡,根据斗争环境的需要,党组织与这些乡的乡长、有名望的人士建立联系,交朋友,搞好统战关系。党组织还派章泰余、王超、丁胜希、石瑞行等党员进入这些乡,或任事务员、书记,或当上了自卫队长、班长,为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94112月,党组织为了争取、改造土匪武装成为抗日力量,派党员陈力平打入嵊东著匪王山虎部做争取与改造工作,虽未能取得预想效果,但该部头目余大毛不久率四五十人枪和一挺机枪投奔我部。党还派俞菊生等党员打入下东区王孝明匪部任秘书,对该部做了许多争取团结抗日的教育工作,使王部茹齐法中队投奔我部。此外,在党的统战工作感召下,嵊东著匪王鼎三率部300余人枪投四明山起义归正,被命名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嵊新奉别动总队”等等,都是党的统战工作胜利的成果。

  194210月,刚刚组建起来的我党抗日武装“嵊东独立大队”受“奋勇支队”欺骗,“合作抗日”而被鲸吞后,是在党的统战人士、时任画图乡乡长张仲愚的支持下,以“画图乡联乡队第三分队”的名义重建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即岩头部队。不久这支部队拉到嵊东活动,由丁友灿领导,也叫“丁部”,后来又改称“嵊新抗日自卫中队”,最后上升为“嵊新奉抗日自卫大队”,抗战胜利后北撤。张仲愚对嵊新建军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嵊西,在特委书记杨思一指导下,嵊西党组织重点分析了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确定了统战工作的方针。认为这里的地方实力派总的说是属于抗日的中间势力,有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性。其中一部分是长期掌握政权的地主土豪,在抗日问题上动摇性较大,对他们应是斗争多于团结;另一部分是曾在国民党军政界干过事的军政人员,抗战爆发后,不得志而退职还乡,抗日态度比较积极,有的对共产党采取中立态度,也有的比较开明进步。根据这些分析,党组织以中央“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方针为指导,确定以争取地方实力派为工作重点,具体落实统战对象,研究工作方法。党组织以钱章超等党员与县第一联乡总队长周麟振搞好统战关系,在联乡总队内设立情报组,这个“情报组”的领导权,直接掌握在党组织手中,并有多名党员打入联乡总队担任一定职务,为以后秘密发展党的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嵊县不但政治情况错综复杂,军事斗争也十分复杂,除了敌伪军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国民党杂牌军和土匪武装。这些部队对我党武装的态度有好有坏或时好时坏。因此,党组织十分注意在复杂的环境中,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努力做好对友军的统战工作。例如,“三支队二大队”与诸北抗日自卫大队穿越嵊境,嵊西党组织接到上级指示,不仅做好本地实力派的工作,而且派党员以联络副官身份,携带公函赴驻防在蒋镇、三界、章家埠一带的国民党部队,搞好联络,使我部比较顺利地进出于会稽与四明地区之间。

   三、团结、争取中上层人士

  剡山小学校长裘翌芳是一位深孚众望的民主人士,党的重要统战对象。党组织根据剡山小学的重要影响和裘翌芳先生的声望,注意培养思想进步、教学能力强的青年教师如周肇基、竺曾撰、钱叔亮等加入共产党,并通过党员做裘的工作,使该校成为党活动的重要场所。19385月,校内还秘密建立了教师党支部。1939年暑期,县暑期学生服务团城区分团以剡山小学为活动中心,开成立大会,办民众夜校,排演抗战节目,举行时事座谈会,编写抗战壁报等等,这些活动都得到裘翌芳先生的支持。后来剡山小学有不少师生,包括他的儿子,陆续参加共产党,投身革命。

  城南方升乡西港村民主人士周辅耕,曾任县政工队副队长,在中上层人士及乡邻中有一定声望。1942年年底,杨思一通过其弟、共产党员周柏生与之建立联系,并商定其家为党的秘密联络点,杨思一、寿文魁等领导人常出入于他家。1943年,周辅耕还出资支持党在画图乡开弓岙开办小型纺织厂,作为会稽与四明通道上的党的秘密联络点,嵊西特派员寿文魁以商人面目作掩护上,开展党的工作。

  抗战初期,宁绍特委(后为绍属特委)和县委等领导机关长期秘密设在沃基村、坎流小学,而未被破坏,这与太平乡乡长、民主人士邢乐中的帮助有很大关系。邢子陶、杨思一、杨源时都与他保持良好关系,他还支持党组织发起成立太平乡青年服务队,开办青年暑期训练班,教育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邢还让其妻子出任党筹办的太平妇女合作社社长,合作社实际上是特委和县委的一个秘密联络机关。

  开元民主人士周樟潮、周泰福,都是党的重要统战对象。他们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思想逐渐进步,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期间,对党的地下工作有过许多帮助,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抗战初,嵊西县工委委员赵祝青(蒋明达)通过石砩乡乡长刘清照的统战工作,曾经建立过党领导下的石砩自卫队(后因多种原因而夭折)。

  总之,嵊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能够取得较大的成绩,县委机关和特委、县委的领导,各地党员的频繁活动,均能安然无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党广泛动员工农群众和进步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取得工商业者、开明士绅和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同情和支持,从而结成了全民团结抗战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开始后嵊县的建党

  邢子陶

  嵊县、新昌等县在上海绸厂做工的人很多,那时回乡绸厂工人党员王季松和骆又余联系,19379月,骆又余要王季松在嵊县组织临时县委。邢子陶代表省临工委于10月底到嵊县,认为那时王等组织关系还没有转来,骆又余本人也无证明文件,成立这个“临时县委”没有上级指示,情况不明,但王季松关系虽未转来,他们和张珂表组织流动宣传队等抗日组织,做了有益的工作,他们发展的个别党员经过审查,合乎条件的仍为党员(上海回乡工人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后转来)。

  嵊县是抗日救亡运动和建党工作在宁绍地区做得较好的县份之一,省工委、宁绍特委和后来的绍属特委机关长期设在该县。嵊县张珂表抗战前受进步思想的教育,曾和周飞去上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举办的暑期讲习班学习。抗战后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团结了许多革命青年、回乡工人、本县工人(店员)、农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二五”减租。张担任国民党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组织“乡村救亡协进会”“群力书店”,出版《群力》刊物,以王季松、张浪、周飞、钱松泉等为首组织第一、第二流动宣传队。以王正山、袁于田为首掌握几个政治工作队区队。嵊县主要骨干除上海回乡工人外,有丁友灿、周飞、周丹虹(伊兵)、陈布衣(裘祖恩)、竺曾撰、陈静之(陈午韵)、钱毓良、斯浪清、徐巴盾、朱一松等人。

  19381月成立县工委,书记王正山,组织部长袁于田,宣传部长张珂表。宁绍特委建立后,王正山、袁于田、周飞各担任过组织部部长;张珂表、张璞君(骆宾基)、竺曾撰各担任过宣传部部长:杜玲君(杜晓容)、陆婉如担任过妇女部部长。丁友灿为嵊东区委书记、后担任农民部长。陈布衣、杜玲君为长乐、开元区委书记(注:陈为水竹庵分区委、杜为西区区委书记)、钱松泉为石璜区委(注:山口分区委)书记,徐巴盾为嵊县下西区区委书记,竺曾撰为城区区委书记。张璞君在北区(三界)工作。193811月,邢子陶不兼县委书记,由王正山任县委书记。1940年杨源时任县委书记。建立县委时有党员100多人,1939年年底发展至300多人。在教员、职员、工人、贫雇农中都有党员。王季松、尹仲芳(俞林)、张浪、王庄霄、沈彩虹等被派去皖南新四军受训。张珂表积劳成疾,于19381031日不幸逝世。

 

 

 

  中共嵊东统战工作

  丁友灿

  抗战时期,县委领导机关曾设在我的家乡故江村。特委和县委的领导和各地同志频繁出入于嵊东地区,均能安全无恙,工作得以展开,其原因之一,就是地下党重视了统一战线工作。当年的嵊东,除竺鸣庚、魏志贤、陈振华等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外,其他士绅或地方实权人士,都与我党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统战关系。

  嵊东头号绅士茹赞庭(四维乡多仁村人),四维乡乡长叶芾堂,都和我们有统战关系。我们曾派党员章泰余去该乡任乡事务员,借以了解情况,进行工作。19405月,绍属特委宣传部长顾春林同志来嵊东巡视工作,曾被四维乡自卫队扣留。我们很快得知消息,党指定由我出面保释。茹赞庭看到我的书面保结,就释放了顾春林同志。乡长叶芾堂明明知道章泰余是共产党员,仍然让他担任乡公所事务员,使他能顺利地送情报,送粮食帮助我们。

  挹青乡乡长马焕文,也和我党建立联系,我们派党员丁胜希打入该乡自卫队当班长。丁同马焕文的女儿有了恋爱关系,马焕文自然不同意他们恋爱。可是,在我们的支持下,他们终于结了婚。后来,我党也顺利地控制了这个乡,在工作上掌握了主动权。

  白云乡的魏志贤,即“湖头老四”,是十分反动的。可是他乡的自卫大队长唐三元却同我们建立了统战关系。我曾和他秘密谈判,约法三章,以黄泽江为界,彼此互不侵犯。这样,就使我们部队在嵊东一带活动时解除了后顾之忧。后来,唐三元脱离魏志贤,参加革命队伍,担任了下东区民主政府的区长。

  丰乐乡(东郭)的党员竹明山、竹柏青等积极工作,掌握了乡保政权和乡自卫队领导权,还利用公开合法地位,对乡保长做统战工作。如对伪乡长竺顺法采取又拉又打的办法,通过他,把坏的保甲长撤换掉;又如东郭村有11甲,经过工作和斗争,实行民主选举,8个甲长由我们党员担任,3个甲长由农会积极分子担任,甲长都是我们的人,保里的事就抓得牢了。

  联溪乡乡长沈庭千,兼任乡自卫队队长,有实力,经他同意,党派石瑞行同志到这个乡担任事务员,利用合法身份,为我们送情报送粮食,做了不少工作。

  画图乡乡长张仲愚,是开明进步人士,我党重要统战对象。在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受到挫折,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他冒着杀头的危险,主动提出让我们部队隐蔽到他的联乡队里,挂上“第三分队”的番号,驻防在岩头村,就是“岩头部队”。他帮助我们的部队度过了困难阶段,并使我军获得重建和发展壮大。由于张仲愚同情和支持我党我军,曾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投入监狱。

  194112月,绍属特委为争取和改造土匪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决定派陈力平(陈山)同志打入嵊东王老三匪部进行工作。特委书记杨思一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责成限期完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由孙岳生同志陪同,上山会见王老三,介绍陈力平参加该部。嵊县沦陷后,我特地邀请大、小土匪头目20余人到家,设宴款待他们,他们都是王老三的徒子徒孙,而王老三就是土匪的老祖宗,人们都称他“三哥”。他对我很客气,称我“丁先生”。因此,土匪们也说我是“三哥”的老朋友。土匪一般讲义气,由于王老三和我有这么一点关系,嵊东大小土匪头子都认识我。我党同志如果碰上了土匪,只要讲一声“我是丁先生的朋友”,就可通行无阻。

  王孝明开始是实力较强的土匪头子,我党派俞菊生同志到王部任秘书。王与我私人关系较好,但他心想当大官发洋财,不听忠告,终于投靠日本,在绍兴东关充当“和平军”团长。1943年秋,我曾奉命去绍兴策反,要他起义来归,可王孝明下不了决心,说是要再等一等,后被日本鬼子集体枪杀在绍兴。

  伪军支队长张振邦,驻防在百官、小越。他有野心,想扩大自己的实力。经郑重同志介绍,曾同我谈判过几次。当时我部经济极为困难,我们考虑:若工作做好,既可得供给,还可收编张部。为此,我们表示和他合作。前提条件是积极抗日。张送来了关防、符号和许多钱。但由于各有宗旨,互存戒心,最后仍是分道扬镳。我们只用了他一笔钱。

  由于我党重视并做好统战工作,同情支持我们的朋友较多。嵊东土顽魏志贤等反动分子无法在当地纠集力量,就借助嵊西安喜老部向我驻地牛团湾袭击。安后经开元开明人士周太福教育,并且由伊兵同志对他做统战工作,他曾给我们不少帮助。

  综上所述,我根据党的指示,曾负责统战工作多年,同党的其他工作相配合,与嵊县国民党上层、地方士绅、土豪、伪军头目、土匪头子打交道,你来我往,目的是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反动势力;争取和改造伪乡保甲组织为抗日民主的基层政权,改造和策反土匪、伪军为抗日力量,团结和教育土顽武装靠拢我党我军,消弭或削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破坏性。这些工作,有成效显著的,有效果一般的,也有未能奏效的。

 

 

 

  中共嵊西统战工作

  叶伯善

  中国共产党在嵊县的统一战线工作,其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在那个时候要以公开合法的形式来掩护我们党的工作,就离不开统战工作。当时嵊西统战工作主要对象是在地方势力中,其中重点一个是周麟振,一个是刘清照,其他还有些。刘清照的统战工作是蒋明达同志直接做的,我能记得起的有两件事:一是石砩乡自卫队(以我地下党员为骨干)是通过他搞起来的,不通过刘清照是搞不起来的;第二件事是蒋明达同志在嵊西工作时曾住在他的家里,关系处理得很好。有一次,我从诸暨枫桥回来,走了120里路,就直接到石砩刘清照家找蒋明达。他知道我是找蒋的,就一定是蒋明达的朋友,招待得很客气,我在他家吃夜饭。所以,我知道刘清照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刘当时是了解蒋明达同志情况的,也不可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对周麟振的统战工作,我回忆起来大体上有这么几条渠道:

  第一条渠道是通过周柏生(周陶)、邢传炎两人去做。日寇侵占嵊县以后,“三支二大”(达谊部队)已经过嵊西去诸暨,周柏生、邢传炎组织青年服务队、青年暑期训练班等活动,也都是通过周麟振等人搞起来的。当然在这以前,他们对周麟振是做过不少工作,是与他有联系的。还有沃基邢乐中、高坎头邢志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大队长,村里人都称呼他大队长的),这些人也是统战对象。

  第二条渠道是钱章超。章超与麟振不是远亲而是同学关系。章超又是寺西园的保长,平时他俩就有接触。到伪13师反正,25旅两个团经过嵊西,开元联乡总队撤到寺西园、石井去。那时,周麟振最关心日本鬼子的动向,担心如果碰上日军,他的武装就保不牢。钱章超同志就在这时带了几名寺西园、高家的群众(里面可能也有党员),到日军必须经过的路口,连夜坚持岗哨,侦察日军动向,并随时派人回寺西园把情况报告麟振。这个工作一做,从麟振眼光看来,是章超帮了他的大忙,保证了他的安全。本来,麟振准备日军一来,寺西园保不住,联乡总队过白墅园撤到小崑方向去。

  此时,章超考虑搞情报组的条件已经成熟,就向周麟振建议成立情报组,麟振点头同意。章超就向我汇报,我们商量后提出三条,由章超出面告诉麟振,他都答应了。后来事实也如此:第一,由章超点名用人,麟振没有派人;第二,办公地点由章超决定流动,不在联乡总队里面;第三,经费由联乡总队开支。从此就在联乡总队里建立了由我党掌握的情报组。

  第三条渠道是通过地下党员小兰(张扬)、玲娥(周玲)等。这些人当时在周麟振眼光里是不懂事的小囡头。她们可以在乡公所里、麟振家里串进串出,一方面了解些情况随时向组织汇报;另一方面,她们在周麟振面前说几句抗日保家乡的话,这也会对他起点影响作用。

  统战对象还有坎流的邢菊町(传炎的父亲)、沃基的邢涌铭、开元的周樟潮、嵊中的刘章新、阳山中学的钱希乃等。对他们,杨源时同志在那里工作时,统战关系已经开始了,以后没有间断过。

  这些以麟振为代表的统战对象,他们有个基本的态度,这就是在嵊县沦陷后,他们要保卫自身财产和生命的安全,继续维护其统治的地位。因此,对日本鬼子是有矛盾的,但不敢坚决抵抗。对我们地方党和部队不敌视不作对,是采取眼开眼闭态度的。我记得起的有这样两件事实:

  1. 19446月初,墨城坞战斗后,我们金肖支队的————蔡支队长带三中队到嵊西来补充弹药。那时,柏生与我跟蔡支队一起来,因我们对嵊西较熟悉。第一天晚上,部队在诸嵊交界的猪头坞宿营。第二天一早,派出一个侦察员许纯带着蔡正谊署名的信给联乡总队长周麟振,内容大致是:“我们的部队有任务,路过你们的地区,特派许纯前往联系,请勿误会。”侦察员公开挂着快机,到了联乡总队驻地开元太祖庙。信送进去后,很快有人出来请他进去,倒茶递烟,中午吃饭有酒、肉。吃完饭,那人拿出一封回信说,请你呈报蔡支队长。侦察员回到瑠家田,蔡支队长也带着部队出来与侦察员碰面。支队长看了信,认为周麟振的态度不错。那次确实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万多发子弹是由叶端康等同志送来,在坎流马坛原路边柴窝窝里接过来的。那时部队不能在此多留,就将子弹扛到辽湾山厂后再分发。半夜后才到栗树坑宿营,住在周麟振的亲戚家,粉红色的二层小洋楼很漂亮。那次,我们不但经过马坛原时很顺利,就是在栗树坑一天也安全。我们在栗树坑宿营,其实周麟振那会不知道呢?吃了夜饭,就不过白峯岭,却从栗树坑进去翻山到孔村。这次一天一夜,我们拿子弹、又行军、又宿营,是活动在联乡总队的防区,但安全无事。这就说明周麟振起码是采取中立态度,放你们过去不作对,作对的话他也无好处。

  2. 对我们有些地下党员,周麟振不是不了解。刘希范听钱章超说过,有一次麟振问章超,“你是不是共产党?”章超笑笑说不是。麟振接着说,“你不是共产党的话,至少你是知道共产党的。”这说明周麟振虽然没有叫章超承认是共产党,但对章超的政治面目不是不了解的。

  从这些事看来,以周麟振为代表的一些地方势力,对我们党、我们部队起码是不敌视,不作对,是眼开眼闭的,是中立的。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个态度,也是由于我们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是两方面结合起来的结果。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个方针,而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可能他们也不会这样。周麟振他们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不得不考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待我们的问题。物质利益是基础,他们(指周麟振等)同我们打交道,物质利益不仅不受侵犯,而且还有保证。与国民党陈天桥部队打交道,跟着他们跑,自己的利益要受侵犯。“达谊”部队走了的当天晚上,杨思一同志在坎流小学召集我、周柏生等一些党员总结工作时,杨思一同志曾经说过:“对地方势力要晓以利害,争取其不追随顽固势力反共。”所以,地方势力基本态度是要保卫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加上我们对他们又采取了“团结、争取”的方针,这样一结合,统战工作就能逐渐发展。

 

 

 

  在嵊西抗日的应怀易

  党史室

  应怀易,又名沈炼、赵子逊,嵊县太平乡坎流村人。他八岁上坎流初级小学,14岁在太平锦水高小毕业后辍学务农。几年的农村劳动,使他体验到农民的疾苦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并与青年农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嵊西长(乐)开(元)太(平)成为中共宁绍特委,嵊县县委的重要活动地区,怀易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春,由延安陕北公学回嵊的邢传炎同志介绍入党。这年冬,宁波中学迁到坎流村,应怀易为了便于在青年中进行工作,遂于1940年春考入了宁中,一边勤奋学习,一边进行革命活动。

  1940年暑期,应怀易组织回乡青年学生办夜校,帮助农民学习文化、教唱抗日歌曲、募捐、宣传抗日救亡,并于同时发起组织“北斗”读书小组,有邢银初等7人参加,因此又名“七星”读书小组(在应怀易的帮助下,这个小组的多数成员参加了共产党)。他还参加了邢传炎组织的抗日青年宣传队,出墙报、演出话剧《游击队员之子》等节目。1941年夏,日寇流窜嵊县,应怀易参加了党组织的“民众服务队”(后改名为青年服务队),又乘国民党的省报、县报停办时机,办起了《联声》油印小报,周陶主编,应怀易搞印刷分发,小报以登载时事消息为主,杨思一、邵明等地、县领导同志撰写时评、短评,发至全县,很受各界欢迎。

  1942年夏,日寇侵占嵊城,应怀易根据中共嵊西县工委指示,积极投入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不久,他又带领太平乡青年服务队的部分队员参加了我地下党通过统战关系在开元大祠堂举办的有共产党员、进步青年50余人参加的青年暑期短训班,由联乡总队长周麟振挂名担任班主任,清波中学校长裘颂兰任教育长(当时迁在开元办学),邢传炎任队长,周陶任副队长兼指导员,应怀易任区队长,进行政治、军事、文艺宣传等教育,以及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实弹射击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在训练班中,应怀易严守纪律,刻苦钻研,努力工作,表现了坚毅果断和细致深入的作风。194210月,周陶外调后,应怀易接任开长太区委书记。

  19436月,应怀易通过钱叔亮、刘章新做周麟振等人的工作,以第一联乡总队名义又一次发动抗日青年成立学生队,应任队长,由联乡总队委派教官,在通源乡三王堂进行军事训练,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于8月被勒令解散。

  1944年春,党组织恢复委员制,寿文魁任嵊西县(工)委书记,应任宣传委员兼崇仁区工委书记。他在崇仁地区广泛开展社会调查,掌握敌、反、我的情况。发动“二五减租”,开展统战工作,整顿和发展了党的组织。19457月,我浙东主力部队在嵊西追歼顽固反共分子田岫山(88团)部时,应怀易在崇仁工作,与我指挥部取得直接的联系,组织党员和进步青年,全力以赴做好情报、联络工作,配合主力给田部以致命的打击。

 

 

 

  抗战时期的二戴小学

  浩 波

  九一八事变后,二戴小学组织反日救国会,捐献银洋100元慰劳前线将士,曾得马占山将军覆电致谢。与此同时,向学生、社会宣传抵制日货,抗日救国。

  1937年冬,欢送毕业生典礼大会,师生们心情格外激动,依依惜别,毕业生代表范祚之走上讲台,慷慨陈词,说道:“……日寇入侵,国土沦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眼前又将离开亲爱的母校、先生、同学们,分别在即,后会无期……”不禁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师生们无不为之悽怆动容,热泪盈眶,印象至深。学校买来一架收音机,装于大礼堂,随时收听广播战事消息,大家觉得很新奇。其时,平、津、京、杭相继失守,战火弥漫,嵊县也呈现战时气氛,有时敌机过境。县政府在城隍山(鹿胎山)顶雷公殿前、公园之奉化楼及南门至东门的城墙上(火警瞭望台)设置防空监视哨,以敲汽车轮胎之钢圈、撞击铁钟、铜钟作发音器,施放空袭警报,并通知城厢各中小学进行防空练习和防空知识教育。学校速即在大礼堂背后两侧墙弄空地用石块、木料、黄沙、砖瓦构筑防空室,以备空袭警报时就近躲避。

  末几,国军第16师及上海热血青年团宣传队先后来嵊,夜间在县党部礼堂后面演出抗日话剧————《东北之夜》《铁蹄之下》等,并作街头演讲和演活报剧,又在市心街、南站、襟带门外墙上画抗日漫画、贴壁报。高柏春先生指导高年级学生画“军民合作歼敌”大幅漫画,张贴于闹市,配合宣传。

  不久,传来台儿庄大捷喜讯,人们奔走相告,大快人心!县府发动嵊城各中小学举行夜间盛大提灯游行,热烈庆祝。入夜,城中锣鼓喧天,万众欢腾。

  1938123日,敌机一架突袭嵊城,在城隍庙上空投弹3枚,庙旁之习艺所、仓帝寺、弓街民房被炸,屋坍墙倒,死伤7人,惨不忍睹,城里人有的开始逃难乡下。次年,敌机1架轰炸南门外灰堆头,投弹2枚(其中一弹未爆炸),炸死前年自杭州避难来市心街开设大中钟表店的老板胡伟春。

  同年,为防敌机继续空袭,二戴小学奉令迁往距城五里的谢慕村大祠堂,更名为城东城西联合中心国民学校。1942714日嵊县沦陷,市山弄校舍悉遭日寇拆毁,用作军训和马场。

  1945815日日本投降,次晨,踞嵊日寇撤退,嵊城重光。翌年,二戴小学校友×××等登报发起呼吁筹备复校,终以经费无着,响应者寥寥未成。莘莘学子,迄今无复问津者。

  时隔半个多世纪,如今二戴小学教师健在者唯鲁顺鹏先生等数人,已年过耄耋,即当时年轻同学亦俱是古稀老人矣!老人们偶尔路过市山弄,见学校遗址荡然无存,其地已另建高楼住宅,母校不复存在,往事历历,诚不堪回首也。

  附“嵊县县立二戴中心小学平面图”

 

 

 

  回忆抗战中的嵊县中学

  赵伯通

  1935年,嵊县中学举行建校20周年纪念,全面检阅教育成果,硕果累累。创校初,披荆斩棘,白手起家,经过几任校长集资或捐资建成三幢教学楼及其他生活用房,成为一所较完备的初级中学,诚属不易。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学校响应政府号召,组织学生宣传抗日,实施“战时教育方案”,教育学生要树立起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念。要树立“国家兴亡,人人有责”的爱国之心,教唱抗日歌曲,为前线将士募捐。1936年冬将募捐所得款如数寄给绥远前线将士。这年12月,傅作义将军复函嵊县初中致谢。这段时间,校内紧抓教学,校外积极搞抗日宣传,对群众举办民众夜校、台门学校、妇女识字班,开展扫除文盲活动等,把面向群众的教学搞得有声有色。

  1938年上半年,日寇步步紧逼过来,侵占了杭、嘉、湖等地,浙东形势,突然紧张。为了师生安全和坚持抗战,学校决定迁去甘霖镇寺前村显净寺。半年后,形势稍有缓和,即将学校迁回城里。不久,日寇又加紧侵扰浙东,常来空袭。空袭警报不断,师生惊惶不安。白天难以安心上课,由教师带领学生去西门外,东门外剡溪边竹林里躲避,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敢回城上课。学校在这样惊惶环境中,坚持了一年。19398月,丁肯堂继任第十一任校长。这年秋,浙东形势又告急起来,丁校长再把学校迁去西乡马仁村,条件比显净寺更差了。山村没有体育活动场地,师生们用自己双手在村东建造了两个简单操场。其他设备,一无所有,但教与学的情绪是很高的,成绩也是不错的。正如天津大学教授吕灿仁校友回母校回忆说:“我于民国二十六年入学,二十九年毕业。毕业时校址在马仁村,校长为丁肯堂先生,教师中有刘章新、裘愉沅、商荫庄、邢学皋等。母校办学有方,师资皆硕彦,治学严谨。溯余对科学之兴趣和学业的根基,实肇于斯。每忆及此,感念不已。”

  这几年嵊中迁去马仁村,条件虽然艰苦,总算比较安全。但到1942714日嵊城沦陷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日军开始蹂躏嵊县各乡镇和农村,马仁村也不安全了。师生经常被日军拘捕去,加以逼害。如19447月教师周冠群、学生夏守身、汪学礼被日本宪兵捕去。9月学校将校本部迁去廿八都村,借张氏宗祠、瞻山庙为教室和寝室。11月日军又突然包围马仁村嵊中分部,破门而入,又捕去教职员袁永昌、沈贤修、郑康恩、丁猷祥4人。10月日军又炮轰廿八都村。在此危险环境中,师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不得已,19442月再次迁校,进入万山重叠的雅璜村(此处离城很远,已近诸暨嵊界了)。借用村里的裘氏宗祠,益真公祠为教室,民房为寝室。校长张寄台先生。吃的蔬菜都要从30里外的石璜翻山越岭肩挑回来。菜干是常菜,豆腐是高级营养品,全校三百多人,难得吃到一次猪肉。住的地方,缺少门窗。晚上在青油灯下(还不是煤油灯)围坐在民家破旧方桌旁夜读。北风吹来,寒气逼人。生活够艰苦,弦歌仍不辍。这一年为解决本校初中毕业生及外地回乡的初中毕业生无处升学的困难,学校在如此简陋环境中又草创了一个高中班。这个高中部发展起来,就是为现在县内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即嵊县中学打下久远的基础。

  八年抗战,五次迁校,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日寇越侵入,迁校办学越坚决。依靠一批忠诚于家乡教育事业的可敬教师们,他们不怕山高路远,不怕风霜雨雪,置自己的妻儿逃难于不顾,在枪林弹雨中带领子弟深入穷乡僻壤,冲破重重难关,务使学生在日寇铁蹄威胁下,有书可读。这批学生毕业后,有的升入高等学校深造,已成为专家、学者、教授、高级工程师、正副研究员,分布在海内外,如商爕尔、吕灿仁、童怡如、邢承镛(贲思)、金之高、尹在信、王继长、马昭宏、吴绍起、谢安卿、郭友中、滕中林、陈虞椿、秦积庚等校友,都是学有专长的人才。

  1945年抗日战争已到最后的艰苦岁月,寒冬已去,到了明媚的春天。学校就决定迁出山区的雅璜村,再迁回廿八都村。同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9月日军全部撤出嵊县。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饱受苦难的师生们,听到这个大好消息,热泪滚滚,狂喜万分。

  在举国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下半年,学校终于迁回城里。原校址经过八年兵变,破坏不堪,“二院”也不存在了。原校舍仅能供高中各班使用,乃借城隍庙为校本部。胜利回城,重过和平安宁的生活,师生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但由于战争的破坏,生活条件仍然很艰苦。教师们住在用竹篱构隔起来的城隍庙边廊内,冬夜北风呼呼钻入,寒冷彻骨,坐在昏暗又闪动的煤油灯光下,孜孜备课,蓬门荜户,安然自若,不以为苦。10月县内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学校又举行建校30周年纪念活动,演出话剧《返老还童》,师生喜悦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从此学校进入一个安定而亟待医治战争创伤重新发展的新阶段。省教育厅批准学校定名为“嵊县县立中学”。

 

 

 

  沦陷前后县政府的抗战工作

  钱徐良整理

  一、沦陷前的几项措施

  1.县政府内部的准备

  19414月绍兴沦陷后,嵊县地处抗战前线,敌机不时前来轰炸,间谍也很活跃,嵊县形势十分紧张。依照国民党中央颁发的应变计划规定:地方政府须退至僻壤地点继续办公。嵊县县政府派出秘书室成员,选定中南乡殿前村为嵊县县政府临时办公地点。县政府驻地选定后,就着手整理县政府档案,分为冷、热两类档案。冷档案指暂时不要用的文卷,热档案指时常要查的宗卷。分理完毕后,把冷档案先行装箱送殿前村保存,热档案及新办的文卷分还各科室,由县政府职员随身携带。

  人员方面,以科室为单位,每科室须留一两人随县长方志超共进退,县长在县城,他们须在县城。其余职员如果形势进一步趋紧张,就由主任秘书率领先赴殿前村办公。县自卫队以一中队保护县城中的县政府。县长撤退,须得到驻防部队长官的通知,才可撤离,否则作擅离职守论处。

  2.调整乡镇

  通令各乡镇,整顿自卫队武力,确保地方治安。有几个乡镇面积太大,指挥不便,重新划分。如雨钱乡分成普义和笵摩两乡,崇仁镇划分为崇仁镇、桂秀乡、马仁乡,顺安第一乡和顺安第二乡划分为谷来、王院、竹溪3乡,太平乡分为太平、石砩、安国3乡。

  调整后各乡镇的名称和乡镇政府驻地如下:城东镇(市心街以东)、城西镇(市心街以西)、升平乡(半塘村)、下南乡(小砩村)、中南乡(苍岩村)、里南乡(岭根村)、贵门乡(贵门村)、安国乡(东园村)、石砩乡(石砩村)、太平乡(沃基村)、王院乡(王院村)、长乐镇(尤家村)、开元乡(开元村)、辅仁乡(石璜村)、白鹤乡(陈家村)、溪南四联乡(珠溪滩村)、桃源乡(甘霖镇)、普义乡(白泥墩)、笵摩乡(招龙桥)、安富乡(富仁村)、剡源乡(瑠田村)、崇仁镇(崇仁镇)、马仁乡(马仁村)、桂秀乡(应桂岩)、谷来乡(谷来村)、竹溪乡(竹溪村)、图画乡(沙园村)、广利乡(木马庙)、灵芝乡(塘沃村)、四德乡(陈村)、蒋桥乡(杜家堡)、孙岙乡(孙岙村)、双溪乡(双江溪)、三界乡(三界村)、五联乡(泉岗村)、协和乡(下王村)、襟水乡(仁村)、挹青乡(新建村)、四维乡(大屋村)、仁德乡(谢慕村)、方升乡(马安桥)、丰乐乡(曹家洋)、白云乡(湖头村)、棠溪乡(棠头溪)、灵山乡(许宅村)、金庭乡(晋溪村)、孝嘉乡(华堂村)、忠节乡(小柏村)。

  3.应对88团和89

  山东省地方军队刘珍年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派系不同,意见不一。后来,刘珍年部被韩复榘缴械。刘部的八八团和八九团驻防在外,风闻刘珍年被缴械,88团团长田岫山和89团团长张俊升率两团逃跑,辗转流窜至嵊县。县长方志超明知8889两团非正规部队,但因地方武装单薄,仍把这两团看作国军看待。

  88团入县城前,县政府已组织人员,满街张贴欢迎标语。八八团进城时,方志超亲自出迎,并于晚间,备宴为该团全体军官接风。

  4.关于教育方面的措施

  ⑴通知城中各校搬迁地方

  嵊县中学移到马仁村;剡山小学移至雅致村;二戴小学移到谢慕村;允中小学移到白沙地;事斯小学移到半塘村;其他小学自行寻址。

  ⑵对全县各校发出通知

  撤退前,县政府对全县各校发出如下通知:各级学校于暑假后依期开学,不得借故停办;各校不得借故向汉奸维持会登记;各校教材不准采用日伪课本;各校须拒绝汉奸维持会的督学来校视导;敌人据点内的学校须移到妥当的地方开学;各校如和教育科失去联络,可向就地乡镇公所询问。

   二、县政府撤退情况

  1942年夏,在东阳的日军有向长乐前进的迹象,嵊县县政府职员除留部分驻守城内,其余职员由主任秘书率领,撤退到南山豪岭村办公。县自卫队除留一中队保护在城内的县政府外,其余均开赴豪岭村。

  没过几天,东阳日军向长乐方向前进,当时新昌城也被敌军占领。那天下午,驻防部队通知方志超,县政府必须迅速从城关撤离。那时,方志超仍想带领城内的职员撤到豪岭。教育科科长费德轩建议说:“这次日军来嵊,不是流窜,还是占领嵊县。新昌既有敌军,豪岭离新昌这么近,而且南山地方又小,没有回旋余地,还是到西白山去比较安全。西白山属会稽山脉,地方大,敌人不易包围。”

  方志超接受了费德轩的建议,随通知在豪岭的职员:县政府向西撤离,要他们暂住豪岭,以待后命。714日傍晚,方志超带领在城县政府职员及自卫队撤退至大洋村袁保长家住宿。同一天,日军分左中右三路,由长乐向县城前进,并占领嵊城。次日早晨,方志超带所属到藏岗村吃中饭,后到董龙岗暂住。过了两天。方志超和费德轩到大山村,巡视灵芝乡,夜宿游击队队长王春林家。第二天,方志超前往塘岙村,出席三界区乡长会议,报告县城沦陷的经过,并督促乡保整顿自卫队,保境安民。费德轩分赴灵芝、德政二乡,督促各校如期开学。过一日,返回,整顿内部。又过了几天,县政府大队人马出发,至应桂岩村吃中饭,后到岭头山住宿。次日,由岭头山经崇仁,过富仁到夫人庙。就在那里,驻防部队安排办公地点和职员宿舍,嵊县县政府暂时安置于此。

  三、嵊县县政府流动情况

  县政府安置在夫人庙后,立即通知豪岭县政府职员来夫人庙汇合,恢复工作。

  一日,联乡自卫总队队长赵雪珍、裘祝馨、周麟振在楼家开会,讨论联防事宜。方志超即通知会计主任陈善,要他通知裘祝馨于散会后,来夫子庙一谈,讨论县政府经费问题。陈即前往楼家,通知裘祝馨。裘祝馨答:“我今天头痛,不去。过几天再去。”方志超得知裘祝馨不肯去,十分难过。

  县政府在夫子庙期间,除推行一般县政外,还做了以下几件事:

  1.处理嵊县中学改换校名

  县政府于形势紧张时,曾通知嵊县中学移到马仁村开学。不料县城沦陷,维持会汉奸县政府成立后,伪县长周正通知嵊县中学校长丁镇,要嵊中移回城中开学。丁镇校长得到通知后,就和第三联乡总队长合谋,以摆脱日伪干扰为名,把嵊县县立中学,改为嵊县私立马仁中学,并立即改挂校牌,并派员去县政府声明原因,请准备案。方志超答复:“我无意见,希与费德轩科长洽商。”

  丁镇随相商于教育科长费德轩。费答:“嵊中因受敌人的威胁,而更改校名,是向敌人投降示弱的表示。我们为了保持国家的尊严、民族的气节,校名万万不能更改。希你回校后,把马仁校牌撤下,仍挂嵊县中学校牌。过两星期,我将前往你校察看。”

  过了两星期,费德轩随带学校经费3000元,前往视察。费到马仁村后,看到学校仍然挂着马仁校牌,并未恢复嵊县中学校牌,随问原因。丁镇答:“祝馨先生说,我们为保持民族气节,笔杆子有何用?”

  费德轩说:“我们为保持民族气节,学校可以不办,但校名万万改不得。我再限你十日之内恢复校名。到时我来视察。”

  过了一星期,县政府得到浙江省政府的电报,电文大意为:嵊县崇仁镇镇长裘祝馨有通敌嫌疑,仰该县府速即查明具报,以凭核办。裘祝馨得知消息后,即通知丁镇,立即换挂嵊县中学校牌,恢复原名,并备文送县备案。

  方志超接到丁镇送来的备案件,高兴得哈哈大笑,并立即召集乡镇长会议。方志超在会议上,拿出县政府大印放在桌上,对着乡镇长拍桌大骂,说:“你们不要小看县政府,以为软弱无力,这颗印可以扑杀你们的。”此后,县政府的威信有了一定的提高。

 

 

 

  2.逮捕汉奸校长

  离城十里的章村路村私立养成初级小学,因校产纠纷,一向由嵊县政府委派校长并直接管理校产。办学多年来,相安无事。1942年夏,投降派章××乘县政府西撤之机,私自组织校董会,自任校董会董事长兼校长,具文呈报伪县政府备案,并拒绝县政府委任的校长童之升进校开学。县政府接到童之升的报告后,即令县警察局派警员前去逮捕章××到案,用软硬兼施的方法当场撤销伪校董会及伪校长,并保证了童之升进校开学。

  3.驱逐白岩初小伪校长

  画图乡白岩村私立白岩初级小学,一直由县政府派校长直接管理。1943年秋,原校长不了解情况,认为伪县政府成立后,未经伪县政府同意,不敢到校开学上课。投降派李××看到该校无教师去开学,即到伪县政府取得委令,到校开学。县政府据报后,命令驻防在该乡的自卫队队长裘铁成驱逐汉奸校长李××,并保护老校长进校开学。

  19429月,甘霖被日军占领。甘霖与夫人庙相距只有十多里,县政府受到威胁,勉强过了一段时间,就由夫人庙转移到了瑠田村。在瑠田村期间,县政府除一般工作外,办了以下几件工作:

  1.裁员简政

  县政府裁员后,只剩32人。编制改为三科二室:第一科(民政),第二科(财政),第三科(教育),秘书室,会计室。

  2.私立剡源小学改为县办。

  自县政府移至瑠田后,村中大人小孩均增加了,原剡源小学不能容纳,就把剡源小学改为县办,并增加教员,扩充班级,委派应惠祥为校长。由应惠祥请刘章新、过章甫、周先政、李逸风为教员。并在该校举行全县小学校长会议,有200多名小学校长参加会议。

  3.整理档案

  县政府裁员并科工作结束后,一面派员通知豪岭菜籽湾档案管理员罗华成雇民伕运送档案到瑠田村,并通知各科室人员把随身携带过来的文卷一律送交秘书室,并指派费德轩寻找存放档案的地方。档案汇集后,由县长方志超亲自监督秘书室的人员整卷装箱,再发动瑠田村民伕,在管卷员的带领下,挑运到费德轩找好的王院乡安阳培陈养清家存放。由罗华成任长住保管员。

  4.县长出巡东乡

  19429月,方志超出巡东乡。去华堂参加乡、保长会议。方志超在会上讲了抗战形势,并要求各保多产粮食支援前线,组织自卫武装,维持地方治安。

  5.严惩盗卖学田的莠民

  三界乡郑家村私立太宰初级小学,有学田30多亩。1942年秋,那里游杂部队多,情形复杂。该村莠民郑××乘机伙同村内无业游民两三人,将坐落在上虞境内的几亩学田,出据盗卖,私分田款。该校校董会向县政府控告。县政府派警员逮捕郑××到案,关押一周,要他出具证书保证赎回学田而了案。

  1942年秋冬之交的一天夜里,城中日伪军会同甘霖的日伪军数百人,分三路扫荡县政府驻地瑠田村。县政府职员早有所闻,故均避于瑠田村村外,结果剡源小学校舍、县政府办公室全部被烧,损失不计其数。随后,县政府移至会稽山上的道场村办公,由主任秘书何文栋主持。县长方志超住在离道场村约有七八里路的紫竹村。

   一日,方志超去开元联乡总队,卫士赵清泉临时有事,方随带另外三名卫士出发。没多久,赵清泉办完事后,也即赶去。在瑠家田村外一个荒滩处,赵清泉遭三个伪军伏击而身亡。闻赵被杀,方志超很是悲伤,即电浙江省政府请求辞职。

  时近年底,县政府已钱库如洗,全体职员无法过年。秘书何文栋向方志超提议,由费德轩去崇仁镇向崇仁镇长裘祝馨借币3000元。借得钱后,大家才得以杀点鸡、羊,苦度春节。

  春节一过,方志超的辞职被批准,接任者为陈芝范。方志超得知辞职被准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

  陈芝范接到被任命为嵊县县长的通知时,他人还在省政府,就宣称到嵊县,必整顿自卫武装,剿灭游杂部队,确保地方治安。陈芝笵人还未到嵊,他来嵊接任县长的消息已经传到8889团团长的耳朵里。

  那时嵊县的各种武装的确很多。革命武装有何静领导的三五支队,陈布衣领导的四明山游击队,钱章超领导的会稽山游击队,丁友灿领导的部队等等。国民党的部队有县自卫队、各联乡总队、乡自卫队、唱凯部队(突击营)、相强伟部队、挺三挺四游击队。日伪军有日本占领军,投降派和平军的曹江部队、驹邦部队。游杂部队有田岫山的88团、张锦生的89团(后参加革命)、杜家堡杜梅生部队、嶀大山的王春林部队、后樟村的丁樟盛部队。东乡土匪娘舅部队。

  嵊县当时有这么多武装,县政府想以一己之力消灭它们,无异于螳臂挡车。因此,方志超任县长时,主要是防日伪军的扫荡,所以迁移次数还是比较少的。但到陈芝范任县长时,县政府既要防日伪军扫荡,又要避和平军来缴枪,还要防88团、89团的攻击,又得避开革命队伍缴游杂部队而起的战斗(如三五支队在开元缴88团的枪),因此弄得县政府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

   陈芝范于1943年在竹溪乡的雅璜村办理接任手续后,即把县政府移到王院乡的坂头村和水门坂村(两村现在坂头水库底),就着手整顿自卫队,除原有自卫队外,还增设了一个迫炮中队,并派财政科科长章启楣暂兼县干部训练所教育长。

  陈芝范任命章启楣为干部训练所教育长后,就立即要他到安富乡的钱村举办保长训练班,并派民政科副科长应方初和军事部门的干部协助办班。这期训练班时间为两周,参加保长200多人。县田粮处也在廿八都恢复办公,征收田赋。派鲁光第为县税处处长,恢复征收县税。

  1943年夏天,陈芝范出巡东乡,在上岗寺(在今浦口街道上江村)召开东乡乡长会议。乡长还未到齐,88团的一部突然到达。陈芝范躲入一间猪团屋,随行的费德轩走避不及,被捕去。88团军法处鲁姓处长询问了费德轩。费讲了一些好话,后被释放。陈芝笵带着的自卫队因躲避得快,他们所持的枪支未被缴去。

  88团因这次袭击县自卫队一无所获,就急行军至华堂村,孝嘉乡乡自卫队的百余支枪支全部被缴,乡长周奉标被带到离村10里的地方才被放回。

  88团离去后,陈芝范带着随行的7人到上林村旁四明山的一个山厂里息脚吃晚饭。不料饭还未吃完,县府的一个人赶来报告,说:“昨天县政府由坂头移到了下安村,但今天一早,89团的士兵即来袭击,全体职员疏散到了白柴爿一个山厂里。”

   陈芝范在附近乡自卫队的护送下,星夜赶回。原先准备在城边的马家村吃早饭,到马家时,天已大亮,不便在那里用餐,就赶到白泥墩吃了早饭。白泥墩形势也极复杂,早饭后,立即到杜山村附近的横山庵。在那里立即召赵雪珍、裘祝馨来庵商议县政,并派费德轩回县政府驻地,叫他带领县政府全体人员,星夜穿过嵊长公路,到里南乡的岭根村和大邱岩村办公。

  陈芝范与赵雪珍、裘祝馨谈完公事,随即到岭根,他认为岭根和大邱岩离公路还是太近,因此县政府立即向丁家店、鹿洞口转移。

  安顿下后,陈芝范因整顿武装受挫,垂头丧气,闷闷不乐。费德轩对陈建议,既然整顿自卫武力受到挫折,还不是转头去办教育。因那年的81日到下一年7月底,浙江省政府规定为浙江省教育年。陈芝范认可费德轩的建议,让费德轩着手去干。嵊县简师就是在如此的境况下创办起来的。

  不久,日伪军分三路对县政府驻地进行扫荡。县政府所有职员分别到附近的山厂里,教育科和会计室的职员躲避在蒋家湾的香火堂前的楼上。西路敌军行进在相家岭至芦溪村的路上时,带队的向导乘机向蒋家湾方向逃跑了。日伪军过溪跟踪追赶向导,追至蒋家湾,未能追上抓住向导,就到蒋家湾保长家要求他派一向导。到保长家,须过香火堂的楼下。敌军在楼下进进出出,楼上的县政府职员吓着战战兢兢。等到保长派出向导,日伪军才出村而去,职员们迅速逃到村后的山上,躲进密林中。日伪军扫荡了33夜。教育科和会计室职员自从蒋家湾村逃出后,先到桅山脑头,再逃到上坞山村。到敌军撤退后,才回到上庄村集合。

  日伪军扫荡时,丁家店的县政府初移到屏岫村,再转到和南东阳交界的上庄村。上庄村离长乐镇、新昌的镜岭镇和南东阳的一个比较大的镇均为60华里,交通极不便利。县政府在那里驻了1个月,就移到了安富乡的下安村办公。下安村离长乐和甘霖都不远,也易受到来自日伪军的威胁,因此,白天在下安村办公,晚上则住宿在附近的村子里,像教育科的职员就住在离下安村6里的金田村。

  1943年冬季的一天夜里,日伪军一百多人带着一只警犬来到马仁村扫荡嵊县中学。敌人一进嵊中,就把他们认为较有价值的图书、仪器全部搬走了,剩下的图书和仪器均被捣毁。英语教师沈贤修、会计郑××(宁波人)、1个学生裘××(裘翌芳的小儿子)等3人走避不及,也被捕去。

  第二天一早,嵊中即派校工通知教育科。科长费德轩得知消息,早饭也没吃就赶到马仁村。费德轩到校时,校内一个人也没有,满地都是散落的图书和被捣破的仪器、家具和杂物。教职工都已躲到老百姓家里去了。费德轩向全体教职工进行了慰问,并与丁镇校长相商后,宣布了3条措施:(1)设法营救被捕的四位师生;(2)管理好尚存的图书、仪器、校具和财物,以防偷窃;(3)提前放假(离寒假还有半个月)。处理完上述事项后,费德轩回县政府,写了一封警告信给汉奸县长周正,限期送回被捕去的师生。

  1944年农历正月初三,挺三挺四路过县城南边,被驻城日伪军发现,跟踪追击至下安村,两军在马槽岗岭和石山屏之间发生激战,县政府职员躲藏在两军火线之中,子弹从他们的头上嗖嗖飞过,职员吓得魂飞魄散。激战两个小时后,挺三挺四朝诸暨方向撤退,日伪军也没追赶,整队回城。

  因不时听到日伪军扫荡的消息,县政府搬迁到贵门乡的上里村。后来又觉得该村离公路太近,村庄又太小,就搬到了金银坞和梓溪村。那时,适逢陈芝范任县长1周年纪念日,绍兴县长郑重为送来18年陈的善酿酒八坛以示庆贺。当时日军已撤出长乐镇,因此嵊县东南西北乡的重要乡长均来县政府驻地梓溪村祝贺。上午,举行庆祝大会。下午,由某剧团表演《桂花亭》招待来宾。该剧内容有一官员赵志桂娶丫鬟为妾的情节。因周麟振也是娶丫头为妾的,因此,在戏台西边厢房中看戏的周麟振的自卫队,以为这戏在讥讽他们的周大队长,就喊叫不准做这戏。东厢房的县自卫队则喊着要做的,双方还因争吵架起了机枪。台上停锣息鼓,台下秩序大乱。后由周奉标、赵雪珍出面调解,才算息事宁人,戏得以继续做完。

  自该误会发生后,陈芝范觉得再住金银坞有些不妥,就把县政府移到北山的洋大坑村。洋大坑只有几户人家,根本无法安顿下县政府,在那里仅住了一宿,就搬迁到了王院村和石山屏。在这两个村子,县政府待了几个月。这段时间里,还进行了两次近距离的搬迁,一次移到了安阳培村过夜,还有一次逃到雪头村和小河村躲避。

  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逐渐好转,县政府搬迁到了丰田岭村办公。

  1944年秋冬之交,县政府移到淡竹村办公。一天上午,嵊县县党部书记长邢熙平来到淡竹村。费德轩问他:“你今天因何事而来?”

  邢熙平答:“县长已调动。嵊县新县长是贺凤起。我来的目的是来挽留陈县长的。”

  费德轩说:“省令已经发出,挽留有什么用?”

  过了几天,贺凤起带了几个新职员,在裘祝馨的护送下,由崇仁来到淡竹村。交接手续办妥后,县政府就从淡竹搬到了贵门乡的更楼去办公了。

   1945年春的一天,县政府接到省的电令,要嵊县县政府逮捕共产党员钱叔亮,并解省审办。那时,嵊县县政府的特务秘书郑××,专门负责处理涉及共产党的案件。他对费德轩说:“清波中学有一个叫钱叔亮的教员吗?”

  费德轩回答:“有的,有什么事啊?”

  郑××说:“我随便问问的。”

  费德轩耳闻过钱叔亮是共产党员,连忙叫督学应惠祥(应桂岩人)速去通知钱叔亮躲一躲,避避风头。

  第二天,郑××带了几个警察去清波中学(在石璜的新屋村)抓钱叔亮。钱已逃走,郑扑了空。郑××回县政府,对贺凤起汇报未抓到钱叔亮,并说:“我只对费德轩科长讲过此事。”

  贺凤起立即把费德轩叫去,拍桌大骂:“你通共!”

  费德轩回答:“现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共产党还好捕吗?”

  贺凤起说:“国共合作早已破裂。”

  费德轩答:“我只看到过国共合作的文件,没有看到过国共破裂的通知。”

  贺凤起说:“你不要强调理由。”他仍然在拍桌大骂。

  费德轩退出门来,跑到更楼旁的一块大岩石上,想跳岩自杀。后思忖:有些官长对犯错的下属当场骂几句,可能算是惩处吧,要不他何必骂人,当场关起何等简单。又想到费同贺还有师生之义,每次贺凤起出门,均会对费德轩吩咐他出门去,要费多加照顾县政府的事。

  想到这些,费德轩就回到更楼,叫来一职员请县党部书记长邢熙平来县政府,请他帮费去贺凤起那里说情。

  那天下午,贺凤起去了抗敌前线。那件事也就算结束,只是嵊县各界都在私下议论费德轩通共。

  1945年夏天,有盟军在宁波登陆夹击日伪军的消息传来。县政府就在此时从贵门村移到了白鹤的陈家村,再移到蔡山湾村。在那里静待形势的发展。

  县政府在贵门更楼时,汉奸县长周正看到日军的形势不妙,就从城关逃出,来到贵门更楼,向县政府报告敌人的情况。县党部书记长邢熙平听到汉奸县长周正到县政府的消息,立即派乡自卫队把周正押到沃基村,关在谷仓里,后送天台县法院处理。

  四、县政府返回县城的情形

  县政府自移到蔡山湾,静待抗战的胜利。8月的一天,贺凤起从前线送来手令,要县自己队大队长周肇同和科长费德轩赴城关与日军谈判交接事宜。周、费2人即从蔡山湾到雅言楼,想请周敬瑜做翻译,然而到雅言楼村,未找到周敬瑜。周、费二人就到崇仁,在崇仁去城关的老路上探索前进,到半塘村,在那儿休息。大约过了半小时,县长贺凤起派人来通知,说已派城区区长操家政进城接收,要周、费二人速赴小砩,与一部分县政府军政人员,整队返城。

  我们入城时,城中居民在南桥头燃鞭炮欢迎,后送我们到北门吴善钦的洋房内住宿。

  第二天,县政府全体军政人员由蔡山湾出发,经南桥入城。在北门住了两天。芷湘医院作了清理后,县政府正式在芷湘医院办公。

 

 

 

  记锦堂师范在嵊县

  钱 浩

  1940年暑期,我从嵊县中学初中毕业,随即考入锦堂师范。学校的全名是“浙江省立慈溪锦堂乡村师范”。这原是由旅日华侨吴锦堂先生出资在他的故乡慈溪东山头创办的一所农校,后一再演变,成为一所省立乡村师范,目的是培养乡村小学教师。原为简易师范,小学毕业生投考,学制4年。1940年搬到长乐石下阳,增办普通师范,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两年,相当于高级中学。当时,浙江省有两所省立乡村师范:一为萧山的湘湖师范,一即锦堂师范。

  这年暑期,宁、绍一带,岌岌可危,日寇随时可能窜犯。这一形势,倒作成了嵊县教育事业的短时期繁荣。省立宁波中学(有初中高中)迁太平,锦堂师范定校址于石下阳阳山书院。杭州私立清波中学(初中)已先期迁石璜,后又迁开元。以长乐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密集繁荣的战时教育基地,给嵊县的青少年提供了就近上学的机会。宁波、慈溪、余姚、上虞、奉化一带的青年也辗转来到嵊县西乡的这块宝地完成学业。从东阳来的学生更多。因为宁波中学校长赵仲苏、锦堂师范校长郭人全都是东阳人,石砩村耆儒郭汰公是他俩的老师。

  石下阳又称石阳,是个小村,户不满百,离长乐约5华里,紧旁长乐至东阳的公路。这条公路,当时是宁绍一带通往浙东后方的重要通道。有少量客运班车,也有货运的汽车。由于汽油奇缺,大多烧木炭作动力,称为“木炭车”。同时,出现了手拉两轮车队,装满货物结队而行,有人押车,好像是军事编制。公路在石阳村旁有一个一二十度的斜坡,上下行车都得有人推挽,因而上下坡之前,手车队常常停下小息。押车的人,手面阔绰,似很有钱,长乐镇车站附近,因而出现了好多家旅馆和饭店。有一家稍为像样的旅馆,名“长乐宫”。

  锦堂师范以阳山书院为校址。阳山书院在石阳村离公路较远的一侧,后面是丘陵山坡,右侧有一些田地,较远有一些小村,然后是南山。前面可以看到溪边的烟树,这条溪就是从南山流出来,从长乐和石阳之间流过,与公路交叉,公路上架一木结构大桥,以通汽车。

  阳山书院房舍颇多,有多层院落,教室和办公室及一些老师宿舍,分布在被分隔的院落里。正厅较大,可作集会之用,如纪念周等。柱上有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校长讲话时,曾以此勉励学生。书院有围墙,后面有一不小的操场。

  我们是锦堂师范在嵊县招收的普通师范第一届学生,称“师秋一”,此后,春秋两季都招生。当时,嵊县入师范的青年不少,因为师范免费供给伙食。免学费,只交一些杂费、书籍费等。家境清贫的上不起高中,就上师范,还有一些女同学,觉得毕业后做小学教师也不错。我嵊中毕业的同班同学,有好几位就上了锦堂师范。也有几位嵊中早几届毕业的前辈。

  阳山书院之外,学校还在石阳借了二座祠堂和一些民房,作为教室及学生和老师的宿舍,我们师秋一第一学期就在一个祠堂里上课住宿;第二学期搬入书院,在最后一进的院落里上课。教室前有一小院,院中有紫薇一棵,高及屋檐,似已植多年,开紫红色小花,十分美丽。楼上是女生宿舍。

  石阳村没有好的水源,居民可能吃的是塘水。书院门外有一小水涧,流量很小,但有一处较宽较深,汇成小潭,水颇清澈,成为师生食用的水源,每天早上,有校工不断地挑水。

  锦堂师范有附属小学一,在石阳村下的老祠堂里,供高班学生教课实习用。

  师范教学课程设置偏重于文科,但不学外文。数、理化分量很轻。二年级即分音乐、体育、美术等组,学生可自行选择,接受这一方面的专业训练,以便毕业后担任音、体、美术教师。记得有一位姓杜的老师教美术,他可能曾受教于国画大师潘天寿。有时他拿出一些当代和近代画家的作品给我们欣赏,讲用笔、用墨,讲气韵生动,使我们闯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知识领域。音乐教师袁一鸿,我嵊上碧溪人,教学生拉二胡,吹洞箫。他会用竹做洞箫,不少同学就学着吹。有时师生一起合奏“雨打芭蕉”“平湖秋月”等曲子。演奏的地点是书院入口处左旁的一所小屋里(音乐教室)。时间多在晚上,夜阑人静,箫声呜咽,琴声流泻,颇有“在陋巷不改其乐”的情趣。那时,生活中的色彩和声音,实在是太单调了。

  学生物质生活是相当苦的,吃的是糙米,据说就是军米,米里有沙子,有稗子,副食大抵是咸菜,青菜萝卜也不多,油很少。有时能吃上一顿黄芽菜烧豆腐,就如同吃肉。开学下久,伙食改为二稀一干,即中午吃饭,早晚食粥。而且供应量有限,吃饭的速度稍慢一些,饭桶就空了。后来,晚粥中掺上番薯,可以吃得稍饱一些,但胃要作酸。为伙食问题,曾向校方提出意见。校长说,抗战时期,国家困难,只能如此。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此伙食,营养是谈不上了,身体是普遍的弱。

  当局规定,高中学生要受军训。师范也一样,学校派有教官,军衔为少校。有些军事课程,内容记下得了,好像还在一座山脚下举行过一次实弹射击,一人打三发子弹,卧射,目标是一只煤油箱,内放石灰,打中了,石灰就扬起来。平日外出,要穿着绿色军装,打绑腿,挂圆形领章,一边为校名如“锦师”、“宁中”,另一边为编号,头一个是注音符号,以下是数字(三位数或四位数)是全省统一编的。学生一律推光头。一时石阳、太平、长乐一带学生军来来往往,成为新鲜事,反映出抗战前期一些朝气蓬勃的气象。

  锦堂师范的功课是比较轻松的,虽然有规定时间的早晚自习,但自学的余地比较大,看自己爱看的书,收益也比较大,可惜当时图书很少,报纸杂志也极少。一年级时,我们班的级任老师姓陈,是国立东南大学文史科的毕业生,东阳人,学养俱佳。他为人谦和,对我们很亲切。他常常低头沉思,双眉深锁,行路、散步时也是如此。

  陈老师在锦师仅一个学期。第二学期,即1941年春,又来了一位姓叶的语文老师,也是东阳人,也是东南大学文史科毕业的。他雅好词章,对我们讲苏(东坡)、辛(弃疾),讲柳永,一时“大江东去”“杨柳岸晓风残月”等词深深打动了我们年轻的心。他很推重女词人李清照,他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悽悽惨惨戚戚………”一连串叠字的运用是一大创造。又说史达祖悼亡词开头“裁春衫寻芳”一句5个字部是仄声,给人以悲凉之感,也是音韵上的独创。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位老师的关系,我们有的女同学会唱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好像是流传的古曲。“香冷金猊,被翻江浪,起来慵自梳头………”有一位简师的女同学唱得宛转动听,伴奏的只是一把二胡。

  陈老师和叶老师确实很有学问,引导我们在中国语言文学的学习上进入新的境界。

   锦堂师范的校长是郭人全,他为人很朴实,很负责任,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因学校经费困难,他曾组织同学去数里外的山脚下挑木柴。他亲自参与,这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教务主任是钱希乃,是锦师迁嵊后聘请的。郭校长在大会上向学生介绍教务主任时,尊希乃先生为教育界前辈,推崇备至。在希乃先生的倡导和组织下,高班学生于晚上去数里外的山村教农民识字,为社会服务。

  在锦师第一学期,是平安度过的。过了寒假,过了年,进入1941年上半年,风云突变,4月中,绍兴失陷。学校无法再上课,大约是419日,锦堂师范决定往东阳方面迁移。嵊县学生大多回家。上虞、余姚一带的同学跟随学校撤退。但撤退途中,吃、住都极困难,学校不得不解散,学生也就三三两两从间道回家了。

  我返家后,自以为山口村地处僻壤,县城尚无敌踪,日寇也未必到这里来。有些公路旁一些村庄的居民还扶老携幼,到山口、瑠家田一带逃难。但是,事出非常,大概是420几号吧,中午,我在溪边捉小鱼玩,上身穿草绿色制服,一位中年人路过,很认真地对我说:“日本兵已到富润,一路捉人,看到你这样的人(一看就是学生)或捉或杀,非常危险,你还不去把衣裳换掉,躲一躲……”我急忙回家对母亲和祖母说了这事。她们也很着急,但不知怎么办。村人邻居大都认为日本兵下会来山口的。我只好向邻居借了一件对襟的中式衣服,把制服换了,装成农村青年的样子,在村外溪边游转,打听消息。

  这天下午,陆陆续续从石璜那边过来一些人。一位在石璜商店里作学徒的青年回来了,说是“退兵”。有一位妇女抱着孩子,背着包袱过来,人们问她,她结结巴巴地说:“退、退、退兵退来猛!”神色慌张。村口聚集打听消息的人,还笑她。

  傍晚,村东面小山的最高点上,出现了几个人。祖母很谨慎,叫我到村后一个叫“西坑”的小村暂避。这西坑有十多户人家,有的孩子在山口村小学上过学。这些民居紧傍着西白山流下来的山涧,有山路上通葛仙翁庙,离山口村不过四五里,但因山峦夹峙,是很隐蔽的。我和一些青年朋友到达时,已暮色苍茫。入夜,不断有人逃到西坑,原来,村里人在村口放置了几桶开水,一些老人准备招呼“退兵”。但先头几个兵一进村就把水桶踢翻,骂着听不懂的话,一看情况不对,村人就利用夜色,从村巷小路往村后跑,有来不及跑的就躲起来。那天夜里日本鬼子就进了村,在山口做饭吃,把桌子、板凳在天井(嵊县称地道)当柴烧,来不及躲藏的一些妇女,遭到强奸。鬼子兵从石璜商店里抢掠了一些东西,山口则似乎没有什么可抢。连吃饭带休息,折腾了几小时,午夜从瑠家田翻越上王岭往诸暨而去。临走时拉走了十多人作挑夫。但这些人都在翻山越岭时,溜进了小山沟躲藏,先后逃回。这次窜犯,在山口总算没有杀人放火。这是日寇第一次入侵嵊县县境。路线大概是从北山至富润、石璜、山口、瑠田。当时,民家无组织,10里外情况就不明。县政府似乎还在县域。

  这次日寇窜犯,并无常驻打算。不久嵊县一带得暂时恢复平静。1941年下半年,锦堂师范于逃难后,仍按时于阳山书院开学。同学纷纷回校。平安地过了一个学期,还开了秋季运动会。据说,教育部督学程宽正(东阳人)来浙江视察,看到锦堂师范在日寇眼皮底下坚持教学,老师克尽职责,同学认真学习,校风端正,生活艰苦,大为感动,给予很高评价云。

  1942年春,锦堂师范仍在石阳开学。我们是普通师范第一届,上面无班,下则有春、秋各班。这一年是浙东人民直接遭难的一年。日寇于春季发动攻势,主力沿浙赣线攻击,嵊县、东阳似为其侧翼。战争临近之前,小小的石下阳在一个春天的下午突遭轰炸,有几架日机以石阳村旁公路为目标投弹,有的炸弹落在公路边上,有一弹居然落在附属小学祠堂里,幸而有一位老师临危不惧,在敌机临空时,把学生带出祠堂,避免了一场可能出现的血肉横飞的惨剧。

  敌机在石阳上空盘旋的时候,我和一位同学在校医室。校医和护士都不在。这是村中的一间民房,临街。我们没有想到会挨炸,当飞机呼啸俯冲炸弹轰然爆炸时,我们只好趴在桌子底下。轰炸一停(大约投了五六个炸弹),人们就往村外树林里跑。敌机飞走后,没有再来,石阳没有伤亡,后来说敌机是以公路上的手车队为目标的。和我一起趴在桌子底下是同班同学喻永青,他也是我嵊中的同班同学,系二戴小学校长喻元周先生哲嗣。

  日寇多路向浙东进犯,这年515日,学校内迁,校长带着一些一时不能回家的同学,从南山往东阳而去。我们则连夜回家。从此,锦堂师范结束了在嵊县简短的历史。

  锦堂师范经过艰难的跋涉和多方努力后,于下半年在壶镇复校。壶镇属缙云县,是个大镇,但不通公路,镇旁有一条河,名好溪,溪滩很宽,河上有一大石拱桥,锦堂师范的校址在壶镇附近的雅湖村,借用祠堂和民居住宿上课。那里的民居很大。锦堂师范就在这里坚持到1945年,迎接抗战胜利。

  嵊县籍的锦师同学大多于当年即去壶镇入学。没有交通工具,同学则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晚间借宿民居或居民开设的小旅店。从长乐至壶镇约二百三四十里,一般要步行3天或4天,但有健步的,两天半也可以走到。我们于1940年秋入学的学生,最后一个学年,是在壶镇完成的。

  锦堂师范在嵊县不足两年,两年中两次逃难,但却招收了不少嵊县籍的青年,对发展嵊县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锦师毕业的学生,就大多数来说,终身从事城乡教育工作,为教育下一代,默默地做出了奉献。

 

 

 

  宁中玠溪苦斗忆唱凯

  裘 实

 

  1943年春,我考入宁波中学高中部就读,学校时迁玠溪。抗日军兴,宁波陷敌。1937年宁中首迁鄞县胡家沃,随着抗日形势逆转,民国二十八年再迁嵊西太平,民卅一年夏,嵊城沦陷,三迁东阳玠溪(今属嵊县)。

  玠溪位于嵊南丛山之中,是一个仅有200户的山村。宁中设高中、初中,六年一贯制三部,以时局紧张,学生仅昔日三分之一,师生共300多人。玠溪小学、郑氏宗祠、下佛堂、新厅、六份祠及村里可以利用的公房,均充为教室和宿舍,还是十分拥挤。

  宁中属省立,一切经费全赖省教育厅发放,以时局动乱,省教育厅已远从浙闽交界之景宁,与学校完全失去联系,办学经费中断,学校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嵊县、新昌、东阳均已沦陷,日寇在甘霖、巍山等处增设据点,学校处于东、西、北三面敌人包围之中,敌人离玠溪最近50里,徒步急行军3小时可到达,我们随时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

  玠溪地处穷乡僻壤,村中无一爿小店,300多师生的副食品,不说鸡鸭鱼肉,连蔬菜豆腐也难以置办。学习必需的钢笔、圆规、三角板、墨水、纸张更成稀有之物,均由学生想方设法,自己带去。

  宁中师生,绝大部分家居沦陷区,他们胸怀强烈爱国之心,坚决不做顺民,逃离魔窟,翻山涉水,肩负行箧,流亡玠溪。师生团结一致,和衷共济,粉碎敌人妄图奴化我国青年之梦,坚守着祖国的文化阵地。宁中的办学玠溪,成为浙东敌后开展游击教育的一面旗帜。

  宁中校长赵仲苏,精明干练,对教育有极强的事业性和责任感,他礼聘一批因战时滞留浙东的学者名流,充为教师骨干。光嵊籍著名教师就有吕漠野、吕渔溪、俞易晋、张寄苔等,其他如英语教师王文川,数学教师郦肩时,多数人均有著述问世,课堂讲授,个个游刃有余,受到全校学生的敬佩。

  赵校长以从严治校闻名,使宁中形成严肃认真的教学风气,一天作息时间,安排十分紧凑。我们忘却了敌骑四出的危险,物质生活的艰苦,全力投入紧张的学习,课堂教学之余,晚上3节自习课,每人在各自一盏青油灯下,完成一天的作业。俗云:名师出高徒。宁中校誉,有口皆碑,抗战胜利前后,凡宁中毕业投考高等学府,鲜有名落孙山者。

  19433月底,日寇频繁流窜各地,烧杀掠夺,谣言蜂起,一日数惊。且盛传敌将在长乐设据点,为确保学生生命安全,经校务会议研究,再次酝酿迁校。

  四月初,特放春假3天,学校印发调查表,每人1份,携回家中,征求意见,绝大部分家长赞同迁校。

  春假以后,嵊敌在长乐设据点,玠溪离长乐三十里,敌人已迫近家门口,形势更加吃紧。学校采取应急措施,在贵门更楼设瞭望哨,中途派迁步哨,发现长乐敌人出动,瞭望哨立即跑步传至递步哨,递步哨跑步回校报告,一哨人员,均选高中健壮男生担任。同时,早晨起床后,马上打好铺盖,作随时疏散准备。

  在敌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仍照常上课,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恐惧感,忐忑不安。有一天传来消息,敌人朝玠溪方向移动,学校立即通知师生,按事先预定的地点疏散。我们七八个人由俞易晋先生带领,躲避在离校十里的叠石岩下山厂里,到傍晚才回校,幸好那天敌人未到玠溪。

  天佑人助,正当宁中师生山穷水尽之时,遇到了国军唱凯部队。

  唱凯部队属国军32集团军23师,师长周淘鹿,下辖七八个突击营,因官兵所佩符号书“唱凯”二字,群众惯叫唱凯部队。其中一营驻东阳县玉山镇,玠溪为其一个连。它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勇于战阵的军队,1943年春,在嵊新二县开展游击战,屡创日寇,取得辉煌战绩。

  突击营以嵊县、东阳交界之山区为根据地。在抗日救国的共同仇恨里,艰苦奋斗的局面下,大家亲密如友。他们十分同情和钦佩宁中师生的苦斗精神,总说在这样接近火线的地方,居然还有一所如此规模宏大的完全中学,简直难以想象。周师长指定专职联络官与学校联系,随时提供日寇动态,尽力保护学校安全。

  到玠溪半个多月,情况越来越糟,谣言愈传愈甚。长乐的日本鬼子,虽然不敢踏上贵门,但巍山敌军欲常外出掳掠,劫陈村,焚宅口(距玠溪十五里),由于唱凯及时提供消息,使我们从容化整为零,疏散躲避,未受损失。这时,突击营陈营长对宁中提出劝告,他认为宁中为了师生安全,趁机退到安全的后方去,把这一块前线的土地,让给他们,来构设陷阵,做敌人的坟墓。

  根据唱凯部队的忠告,参照多数家长的意见,赵校长毅然决定,本学期提早于53日结束,择新校址于盤安大皿。

  在结束学习的前几天,为感谢唱凯部队对宁中的患难之助,宁中师生各尽最大经济能力,捐资1万元,礼轻意重,搞了一次简单隆重的“万元劳军运动”。

   但唱凯部队对宁中的帮助,远非到此为止。早在散学前3天,唱凯部队联络官送来敌情通报,巍山之敌有包围玠溪之企图。校方以忙于结束工作,姑存侥幸之心,未曾通知疏散,险些铸成大错。

  唱凯部队情报正确,巍山日寇的确有计划进攻玠溪,血洗宁中。52日,由队长力田迈率领,流窜宅口,掳掠后放火焚烧民房,匆匆溃退。何故中途折返呢?事在数月以后,才悉真情。

  原来宁中有一位同学,假日回家,途经长乐,遭敌人俘虏,被拘禁于长乐及巍山敌营,20余天后才脱险回来,他亲口讲述在巍山敌巢之见闻说:“拘留在敌营里,我也知道学校要提早结束,迁往大皿的消息,巍山敌人侦知宁中行动的详细情报,那批当地的流氓,投敌充任伪军,就竭力怂恿力田迈出发‘扫荡’,收缴宁中自卫的长枪和赵仲苏几个人的短枪,掠夺财物,机不可失。52日他们出发进攻玠溪,在宅口午餐放了火,一过午就很快退却。事因力田迈突接急报,唱凯突击营已兵分二路,一部在通往玠溪路上设阵埋伏,另一部正朝巍山方向运动,力田迈恐老巢有失,急急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逃回巍山。”

  迁校大皿,困难重重。宁中有几百箱笨重的图书仪器,几百套课桌椅及双人木床,大多需2人扛抬,全部运走,毛估得几千人工。自东阳玠溪到盤安大皿,全程160里,沿途丛山峻岭,道路崎岖,还要跨越海拔600米的大盤山岭,徒手行程3天,肩负重荷,非四天难以到达。

  巍山、长乐之敌,随时可能来偷袭掠夺宝贵的图书仪器,必须及早搬走,越快越好。以学校人手之短少,能力之有限,兵荒马乱之际,一时那里去雇用众多民工,又如何支付这笔庞大的运费呢。

  赵校长面对这一连串的难题,全赖唱凯部队伸出友谊援助之手。陈营长以下全体官兵总动员,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宁中抢运。

  当时,以唱凯部队英勇抗击日寇,屡战屡胜,在老百姓中享有极高威望。由于唱凯部队出面动员,各乡公所积极宣传,广大群众纷纷“请缨”,自带干粮,不计报酬,到玠溪参加抢运,热情之高,见者无不动容。在散学一周内,首先将全部图书仪器肩负大皿,余下物资也陆续在不满一月内统统搬走。校方统计,参加抢运的军队和民工计2800人次。

  194391日,宁中按时在大皿开学。因战乱流亡的几百师生,重新济济欢聚一堂。

  19927月,浙江省立宁波中学组成“抗战内迁考察团”到嵊,至太平、石砩、坎流、玠溪等村实地采访,缅怀往事,辑录史实,在本文的结尾,对危难中唱凯部队援助宁中作了以下详述:

  “唱凯部队战必胜、攻必克,是敌人畏惧人民爱戴的好部队。”

  “唱凯部队保护教育,帮助宁中远迁大皿,是全国军队与学校合作的创举,是难得的模范!”

 

 

 

  父亲方志超在嵊抗战轶事

  方雅卿

  我的父亲方志超,1938年至1943年任嵊县县长,与嵊县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父系浙江诸暨长泰乡骆家山村人氏,生于1908年(清光绪十四年)。18岁考入杭州国学专科学校,又进浙江大学工学院图书馆任职。22岁起,先后在浙江大学、工学院、之江大学任国文、政治教师。著有《金氏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书及教程。28岁当教授。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因浙江大学内迁江西,我父未随校同行,回诸暨原籍,邑中士绅议组抗敌自卫军,公推其为主事。此时县长为湘人邓讱,是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之亲戚,若遇素识,县之大小事无不共谈,甚相得。刘建绪巡临诸暨时,邓在刘面前对我父推崇备至,适嵊县县长出缺,乃转介文谒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即任命为嵊县县长。

  抗战初期,我父在嵊县建立了战时政治工作队、抗日自卫委员会、各界抗敌后援会等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抗敌组织,并利用报刊、文艺等各种形式,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县主持举办越剧艺人培训活动,兼任嵊剧演员训练班班主任,并受聘去班上讲过话。后来训练班演员在教育科领导下,自编自演了“卧薪尝胆”,父亲看后连声称好,改变了越剧不适于宣传抗日的观点。同时县政府认为经过培训的学员是宣传抗日的,给学员发放盖有县长签名章的结业证书,持证者就准予在全县范围内演出。在嵊剧演员训练班的带动和影响下,许多剧团都演出了宣扬爱国主义的新编历史剧和抗日题材的现代剧,在抗日宣传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父到嵊县之第四年,日寇侵陷嵊县。他们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各地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氓也乘机骚扰、抢劫,民不聊生。宁绍两属各县府,多数逃居嵊之山乡。一时上级公文叫他转达,邻乡公事托他代办,即像一个联络处长,或副官处长,面面应付,席不暇暖。县府几次易址,冒着风险组织防空、疏散;派排破路塞河、造堡凿山,多次为军队构筑抗日防御工事,还要征兵征粮等等。战乱县长真是艰苦备尝,苦不堪言!这时邓讱在调绍兴县长任内被日寇打死,刘建绪在我父主嵊之第四年就调任福建省主席,当时我父以高年父母需顾侍,未同随闽。后省中有事,改与浙江省保安处宣铁吾联络。宣氏是父之诸暨小同乡,经他介绍,父亲于1943年辞去县长职务赴渝。母亲说,我和四姐及3个弟妹均出生于嵊县,四姐就因“剡溪”而得名为“剡卿”。那时我家孩子多,母亲除忙家务外,还执管县政府大印。日本佬来后,她常带着一家大小钻防空洞逃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医药条件差,孩子相继去世4个。据母亲说,县府迁至南山时,我患麻疹,亏得毫岭王郎中给予治疗,方安然无恙。最为揪心的是父亲的生命安危无法保障。父亲是全不管家事,一心奔忙公务,有时因在外受挫,一向温文尔雅的教授,也竟常发生摔碗打碟之事,还常怪母亲说:“你怎么年年在生孩子?”以后亦常引此为笑料。

 

 

 

  黄家裕呕心沥血办教育

  张春许

  黄家裕谷来镇二村人,他在日寇侵华四面包围之中呕心沥血,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办学的精神,为嵊县北山区、三界区、及绍属平水区各乡镇民众所敬佩。直到今日,不论男女老少都亲热叫他家裕先生。

  自从1931年起,他就在绍兴汤浦区马鞍乡当校长,1936年起,在本县北漳、华堂当校长兼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周奉标先生为主任)。请越剧著名演员竺水招、王明珠、王桂英、王宝宝等演戏七天七夜,将售票所得支援前线抗日。

  1941年农历正月,谷来乡中心小学(前身是北山书院)成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并推选黄家裕当校长。日寇相继侵占绍兴县城和嵊县县城之后,我县的蒋镇、孙岙、双江溪和绍属平水、王坛、王城等乡镇的高级小学全部停办,这些乡镇的高年级学生家长纷纷到谷来,要求黄家裕校长让他们的孩子继续求学,黄校长明知原有校舍容纳不了许多远道而来的住校生,更清楚地知道在这兵荒马乱战争年代,要担负起保护学生安全的重大责任。黄校长为了不使这批小青年失学,更不使平水区的学生流入绍城接受日伪奴化教育,毅然敞开大门,给他们都来上学,从此困难不断发生。

  当时山区农民全靠茶叶维持生活,县城沦陷,茶叶滞销,茶农生活极度困难,已到了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境地。学校经费全靠校产收租维持,当时租佃户自己难饱肚皮,哪能再交租谷。因此学校教师本来议定每人每月薪谷二百斤,结果勉强地每人每月发六谷(玉米)二斗糊口,我们全体教师为了教育不计个人报酬,坚决把学校办下去。

  那时山区农民能吃到六谷、番薯、马铃薯算是最好了,住校学生家境不同,不能合起来做饭,就利用厨房余屋砌小灶五十余个,由学生自己做饭,克服实际困难。

  我们北山地区是处在绍城、嵊城和诸暨县城沦陷山区偏安的困境中办学的。当谷来乡下东山村人黄阿宝,在绍兴县孙端镇勾集千余人,成立汪伪驹邦部队之后,我乡前往黄宝部队当汉奸发横财的人不断增加,黄家裕校长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为了挽救这种局面,就在孙中山总理纪念厅两边墙上悬挂自绘制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戚继光的巨幅画像,经常在纪念厅集合全体师生讲爱国抗敌故事,全体师生宣誓,并高呼“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汉奸是出卖祖宗!”“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等抗日救国口号。并宣誓:“如果日本魔爪伸进崇仁区我们坚决不办伪校,宁死不接受奴化教育!”同时组织晨呼队,每天黎明到街上和墙弄里高喊抗日救国口号,直到抗战胜利为止,我校全体师生没有一个参加汉奸组织的。

  黄家裕校长卖掉自己仅有的一爿茶山和一爿毛竹园,完成新建教室楼屋三间,由于远道来校求学的住校生增加,就下决心新建一幢教育楼,可是双手空空,只好利用课余时间起早摸黑到各村募捐,蒙热心教育人士捐助一些,又得到横路坑村马遵焕赞助,愿出教育楼的一半建筑费,集腋成裘,本可顺利进行,不料新屋上梁砌墙之时由于物价飞涨,马遵焕改变诺言,县里又不给补助,造屋收支账目虽然由基金保管委员董小章负责,但是泥水匠木匠是黄校长去请来,砖头瓦片是黄校长去赊来,木料也是黄校长会同木匠去买来,没奈何之中,只好将他自己仅有的茶山和竹园低价卖掉,折稻谷4300百余斤,偿清木匠黄承义、黄承钊、泥水匠吴祖荣的工资,和砖瓦厂吴光木的欠款。黄校长没有己田,连黄师母、太师母没有一句怨言,他们看到学生们坐在明亮宽敞的新教室里,自己虽吃尽苦辣,心里却甜蜜蜜的。

  茶叶停销,民不聊生,黄家裕为全区茶农三次向中国茶叶公司呼吁,请求火速收购茶叶。

  茶叶是我们山区农民的命根子,抗日战争开始后,茶价逐年下降,后又停止收购,大部分茶农断炊绝粮,加上日寇过境,游杂部队敲诈搜刮,乱世做人真是困难重重,本来是小康之家的还可把家具送到崇仁镇西镇庙市场出售,其他贫民只好饿着肚皮背几根毛竹杉树到崇仁、富仁去卖掉,买回一点米皮糠或六谷大麦维持全家生活,可怜从显潭、举坑、马村、吕岙等村庄通向崇仁、富仁的大路边经常有饿死的人,尸体边还丢下几根毛竹、松树、或一小袋米糠,一个主要劳力饿死在路上,嗷嗷待哺的全家老幼也就更惨了。还出现出卖儿女的惨剧,做父母的看着儿女饿死,还不是把儿女卖掉送掉放条生路。那时把孩子卖到江西省贵溪县、弋阳县的北山区孩子各村都有。因此入学儿童迅速减少,全校师生和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鹤声,委员马江一、马士谦、马锺谷、马菊荪、刘宏仁、张先岐、黄章伟、董小章诸先生耳闻目睹这种惨状,都焦急万分。黄校长和教师决心要培养好这批大旱年份的幼苗,使孩子们在极度艰苦中成为有用之材,发誓要把学校办下去。黄校长日夜苦思,打听到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是吴觉农先生。黄家裕就以平水绿茶中心产区的谷来乡中心小学校长名义上书中茶公司,请求火速派员收购茶叶。一次上书无音讯,二次上书又无回音,第三次黄校长以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兼谷来乡民代表会主席等身份,并发动全校师生签名上书呼吁求救。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中茶公司派陈佐卿先生(字雪舟、嵊县岭头山人)来我乡筹备收购茶叶。陈先生一到学校见面时第一句话就说:“黄校长你很年轻呀!你能为茶农求救,你很好,现在我真的来收购茶叶了。”黄校长立即安排他在谷来村顺安栈,并立即通知各村茶农把数年积下的陈茶先送来卖掉,全区茶农闻讯之后都高喊:“救命黄菩萨来了。”这样就少死了一批人,又增加一批学生。

  黄校长不顾自身安危拨逆产充作校产。抗日战争胜利后,凡是当过汪伪汉奸,其所买进或霸归的产业都称为逆产予以没收,谷来乡下东山村黄阿宝当过汪伪驹邦部队副司令(司令是新昌县人潘文驹、黄阿宝改名定邦)在五百岗真如寺五龙寺一带新买进良田40亩,黄校长就设法将这40亩良田充作校产,那时潜伏在上海的黄阿宝绑架面粉大王荣德生之后仍潜伏在上海市区。他曾派他的亲信于炳秀到谷来对黄校长进行威胁,说什么:“我黄阿宝用生命换来的田,家裕竟敢把它充为校产,最好把田马上还我,否则我身边还有几颗子弹呢。”不久,黄阿宝逃回下东山亲娘家里,被县自卫队抓住,县长吴万玉把他枪毙了。

  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给黄家裕嘉奖令一道及“嘉惠桑梓”的匾额大字一幅。

 

 

 

  甘霖镇军民歼灭日伪汉奸侧记

  沈文正

  抗日战争时期,甘霖镇是我县仅次于县城的重灾区,前受日机轰炸和日军多次流窜洗劫,烧毁房屋300余间,汽车6辆,军需仓库1座,遇难民众和军政人员50余人。19427月嵊县沦陷。同年9月在甘霖镇设立了日据点,强拆民房100余间,侵占普济寺、伍登庙、诚信丝厂、耶酥教堂等,镇上碉堡不少,十分恐怖。日军还经常扫荡施暴,烧、杀、抢无恶不作,激起甘霖民众英勇反抗。

  19425月的一天,甘霖联乡总队一部在上沙畈设伏,迎头痛击日军骑兵小队,当场击毙日军官一名,击伤多人。后日军后援部队赶到,我伏击部队经乌榆弯退入深山之中。1943年秋,我军民武装包围甘霖日军据点,火炮猛烈攻击,毁损了部分碉堡,打死一些日军。为阻止县城日援,抗争民众一小时内大破了10华里镇东公路,埋地雷炸日军,大大提高了军民的抗日勇气。

  汉奸小岛部队和翻译是助纣为虐的民族败类,在甘霖日据点内驻有10余人,其人员除一人是新昌籍,其余均为本地人。民众(甘一村为主的农民)对其十分痛恨,在日据点附近予以奋勇击杀。方式以伏击为主,以大刀、斧头砍劈,在不长的时间里,消灭小岛部队成员8名,潜逃2名,转化一名。

  三观堂内勒死恶翻译。1943年秋的一天傍晚,一名作恶多端的日翻译,被邀请到甘一村的三观堂,然后以招待吃晚饭、搓麻将为由,不让他回日据点,晚7时许,甘一村的自卫队员沈某、宋某和大砩口村的荣水,闪到日翻译身后,用铁丝套住其颈部紧勒,使其丧命,并从后厅背出至镇南荒郊埋掉灭迹。

  蛟镇茶店,设伏搏杀。1944年春的一天,我方得到消息,有两位汉奸小岛部队成员,第二天要坐籐轿去县城,我方立即与轿夫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并派甘一村生伟为主的农民自卫队员在蛟镇茶店设伏以待。次日上午8时许,两轿在茶店前停下,2名小岛部队成员出轿进入茶店坐下,生伟等人果断拔出柴刀、斧头,砍向汉奸,经过紧张搏斗,两名小岛成员很快命丧黄泉,等日军闻讯赶到时,伏击队员早已退到镇南山里了。

  设计除小岛部队头领叶氏。1944年夏的一天,小岛头领叶氏从博济老家回据点,途中受到民众的袭击,回据点后立即上碉堡用机枪向黄胜堂方向扫射了一小时之多以示威。几天后,小岛的短枪队抓住了3名支持抗日的上层人士,想把他们交给日军领赏,被抓人员家属知情后,与其谈判,答应在上海给叶买房,叶欣然同意,在去上海买房的途中,被我便衣队员用匕首刺死身亡。

  血溅泥合庙。1944年秋的一天,得到一消息,有两名武装小岛部队成员,已出县城西门,估计天黑能回到甘霖。甘霖、博济自卫队决定在镇东的泥合庙设伏,晚七时许,俩“小岛”成员,果然到达泥合庙旁,自卫队员迎上前去,拔出刀斧猛砍,俩人根本来不及拔枪,一名当场绝命,一名被自卫队员夺下短枪负伤窜逃。

  刀劈奇怪的朝鲜人。抗战初期的1938年,甘霖中心小学旁边,开出一爿香烟杂货小店,店主是一位高个子,中国话讲得很生硬,我从小好奇心很强,问了房主,才知店主是朝鲜人。19429月初,日军至甘霖,先驻扎在甘霖中心小学,这名朝鲜人主动和日军交谈,很快成为日军的翻译、向导和情报员,并积极参与日军的扫荡,祸害民众。他在一次刺探情报回据点的途中被我方民众用大钩刀劈死,埋于荒郊。

 

 

 

  护送轰炸东京的美国飞行员

  刘育剡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为打击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拟定了一个绝密的轰炸日本东京计划。为此,美国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甲板上,载着新调用的16架最先进的B-25远程轰炸机和80名机组人员,秘密地进入到邻日本国东面800海里外的太平洋上。1942418日,美国哈尔西将军宣布总部命令:16架飞机编成16个机组,执行轰炸东京的任务;因当时新型的B-25轰炸机,只能在舰上起飞,而不能在舰上降落,故在轰炸结束后,飞机只好全部转飞到中国衢州、南昌两个机场着落,然后这些飞机均编入著名的美国在中国的陈纳德飞虎队,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当时米勒(少尉投弹员)编制在特拉维斯·胡佛(中尉机械师)任组长的二号机组(共五人),其他3人分别是:副机械师兹次修少尉、领航员瓦德尔中尉、机械员勒德纳军士。在起飞前他们5人还站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在自己的B-25轰炸机前进行了庄严的合影留念。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在秘密地行驶到距日本650海里处时,却意外地和日本国船只相遇而暴露了目标。舰上的B-25轰炸机只好提前250海里起飞,飞临东京上空后仅用30秒时间,就将64枚重磅炸弹丢了下去,瞬间 90栋建筑物即被摧毁,彻底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吹嘘的“日本国本土不可靠近”的狂言,这是二战期间震惊世界的一次反法西斯壮举。

  16架返程的B-25轰炸机由于当时气候条件恶劣和飞行员对航线的陌生,有一架飞机竟飞错航线至海参崴着落,其他飞机也因提前起飞和偏离航线,造成机上燃油不足,无法在既定机场着落,机组人员只好相继在浙江和江西省上空被迫跳伞,飞机也随即坠毁。而胡佛的二号机组在飞经宁波鄞县上空时也发现汽油将耗净,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们果断地采用机身着陆的办法,勇敢地将飞机迫降在鄞县大松附近的一块水稻田里。在飞机紧急着陆的瞬间,因碰到小的障碍物,襟翼被挂飞,螺旋桨已扭曲,虽险象环生,但庆幸的是五位机组人员却无人受伤。按照美国空军规定:如果飞机不能在中国的机场着落,为防止飞机和军事密码落入日寇手中,须将飞机烧毁,因此在每架飞机上都配有一支大型燃烧筒。米勒他们迅速取出燃烧筒放在飞机的油箱上点燃,不知什么原因,刚燃烧的火却即刻熄灭了。他们又只好取出机上备用的应急斧头,欲把机翼上的油箱砍破后再点燃,谁知费了好大劲儿,机翼上只留下浅浅的斧痕。此时他们又忽然急中生智把发动机的油箱打开,尚残存的汽油在地面转眼间就流满了一大片,他们立即划了根火柴扔进油里,转身就跑,顷刻间熊熊的火焰立即吞没了B-25轰炸机。

  1942年的鄞县,属日本占领军和国民党势力的交错区,双方谁都没有对该区域的绝对控制权。紧急迫降的美国机组人员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人生地不熟,为防止意外,他们本能地迅速钻进稻田附近的茫茫群山中。当地看见有飞机迫降,迅速组织游击队搜寻。赶到事发地后,只见烧毁的飞机残骸,却未见机组人员踪影。在当地老百姓的指点下,游击队员终于在山林中找到了他们,带队指挥官认出他们是中国盟军————美国军人。在当地军民的护送下,他们夜渡象山港,在宁海县强蛟镇薛岙码头登陆,被转送到宁海马岙龙宫大庵的宁奉游击队指挥部。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游击队员们找到了由上海转道金华赴昆明,住在镇旅馆的西南联大学生刘同声,请他当翻译后,才知道机组人员的目标是去衢州机场。因那时许多公路和桥梁均被炸毁,车辆已无法通行,当时的营救人员只好组织民工,用轿子抬着机组人员迅速撤出敌占区。为保卫机组人员的安全,再配备了武装游击队员8人组成了护送队。为防止敌人的飞机沿公路跟踪轰炸,他们只好走山间古道。虽沿途当地国民党政府都非常积极地帮助他们,但他们翻山越岭地穿越了宁海、奉化、新昌的山间老路,艰难地到嵊县城关已是426日。当时嵊县尚未沦陷,县政府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时任县长方志超,一是组织部分群众夹道欢迎抗日英雄来到嵊县,二是在县政府(现越剧艺术中心处)召开了欢迎会,三是把他们安排在当时最好的鹿山旅社招待住宿。第二天,他们在县长方志超和有关人员的护送下出城关西门,继续沿着嵊县的乡间老路经甘霖镇、开元丝厂门口、到长乐镇。他们七人在离开嵊县城关镇,途经甘霖镇时还高兴地合影,留下了一张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然后他们再经过东阳、义乌、金华,在数天后终于到达衢州机场的汪村防空洞招待所。事后他们在那里又和其他机组的人员陆续汇合在一起,还在防空洞口留下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体照片。在那里休整几天后,又特派飞机将他们经武汉,再转送到重庆,最后顺利地返回了部队。

 

 

 

  被推举入城应变事实

  汪正金

  当时局势之危紧

  1. 县城沦陷:1942714日县城沦陷。

  2. 土匪猖獗:……王孝明、叶宏山匪首勾结敌日,公开抢劫。

  3. 敌人扫荡:敌人利用匪伪部队作爪牙收集情报,不时扫荡各乡我县政府潜在势力,沿途拉伕,奸淫掳掠,稍违其愿,即行烧杀。

  入城之前因:

  召集会议:嵊县党政及地方士绅于1942815日在嵊县西乡富润镇召开会议,筹商危局之应变。

  敌人陷城时,我曾避新昌西区暖谷山居住,此时嵊县敌人勾结土匪骚扰各乡,人心惶惶不安。在1942815日,方前县长志超、邢书记长熙平及地方士绅派人邀我至西乡富润镇开紧急会议。讨论结果,公推我与李铮入城作敌后应变工作。我当即坚辞不允。方前县长、邢书记长及公正士绅一致恳我顾全地方,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切勿推辞,我当即提出三点:

  1. 党政上峰应请备案,予以保障;

  2. 经费筹划各乡分担;

  3. 剿匪团队武力协助,随时派队。

  省政府、省党部及三区专署由我方前县长及邢书记长拍电负责保障。

  上述3点均经党政及地方士绅当场分别负责承认,由是我挺身冒险同李铮进城,以商会会长名义担任敌后应变工作,与我政府取得密切联系。

  开会出席人员:县长方志超、书记长邢熙平、第一联乡周麟振、第二联乡赵雪珍、第三联乡裘祝馨、前宁波防守司令郭持平、前镇海炮台台长楼青来、前第六师参谋长宋虹波、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城区区长操家政、前巡缉队总队长邢鞠町、士绅赵佩容、张士楷、张昌鉴、张文华、丁谷渠(已死),张佩璇、袁揆一。

  第二次会议

  194294日,本县第一、二、三联乡总队与各士绅会集甘霖诚信丝厂,邀汪、李两君报告十余日来进城应付敌伪情形,并商讨此后处理方针。到会人员签名于后,藉留鸿爪:邢鞠町、周麟振、赵雪珍、操家政、李铮、汪正金、邢熙平、裘祝馨、许承岳、张士楷、赵佩容、魏颂唐。决议五项任务:1. 密递情报。2. 保全国家物资。3. 营救公务人员。4. 弭匪患,靖地方。5. 拯救地方急难。

  应变工作事实

  (甲)对政府方面密递情报,通知敌方机密确有利于本国者:

  1. 存储嵊县廿八都县粮仓谷、东岗头军米被知探悉,拟往抢掠,正金事先得报,当即通报县政府,未遭抢劫。

  2. 敌人蠢动扫荡,事先均有情报通知我方政府。

  3. 代征我方政府粮赋,秘密运送出城,达1500石以上。

  (乙)保全国家物资:

  1. 敌人在菜子湾抢掳得浙江省茧丝管理委员会丝计100多担,正金当即设法骗出,毫无代价如数归还。政府此事曾报建设厅有案可查。

  2.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中茶公司遗留嵊县艇湖之铁钉、铅条,敌知搜索,正金派人疏散移藏,克免敌手。

  (丙)营救公务人员:

  1. 本县县政府公务员杨春才、贾雨田等,又县中学教师袁永昌、沈贤修等,先后被敌掳去,又三区专署情报主任何勋在澄潭被敌捕禁两月,均由正金营救脱险。

  2. 新昌澄潭绅商五名及自卫队多名被敌截获,又由正金为之缓颊保释。

  3. 绍兴县政府所送知识从军青年七名,路经嵊县被敌截获,除其中一名携有“国民兵团”符号及已供认,当场被杀害外,余皆由正金为之婉说释出。

  4. 营救三民主义青年团余姚分团书记王保翰。

  (丁)弭匪患,靖地方:

  1. 匪首王孝明等在南门外白日抢劫,开设乾和商店,正金闻悉,商派成立自卫队追剿后旋即敛迹。

  2. 该匪首王孝明已取得敌酋之派司,借假购买粮食为名,意图窜扰西南两乡一带,正金知情进说敌酋后,得收回获符之派司,打消其阴谋。

  3. 劣绅童亚崇(家住嵊县东乡下王村)利用敌势织组和平军,意图收缴三联乡枪枝,扩张野心,正金多方破坏,保全联乡枪枝。

  4. 伪军方镇平、王穆(家住嵊县东乡东山王村)等所组中顺部队,盘踞下南乡,苛捐勒索,正金设法阻止,并进说敌酋解散。

  5. 伪军驹邦部队由绍兴窜入嵊县西乡一带,大肆扰乱,人民怨声载道,经嵊县三联乡队围剿,驹邦派叶如芳哭诉敌酋,许将发兵相助,正金闻讯,往说乃罢其兵。并将伪军缴械,受俘163人。

  (戊)拯救地方急难:

  1. 小砩村击毙敌宪兵中村,敌大怒,要去烧杀全村,并扣押该乡乡长等事,经正金婉言解释免祸。

  2. 敌据甘霖丝厂时,被乡民击毙敌之翻译,敌方发兵扫荡烧杀,亦经正金挽救,不致糜烂。

  3. 我国军炸毁金鸡山桥梁,同时击毙敌,情况同上。

  4. 我国军时有经过中南乡地带,被敌侦知,归罪该处附近人民,必欲拘办,正金代为解释保证,免祸。

  5. 我国军在大王庙花桥附近地雷轰炸敌之铁甲车,敌亦归恨该处居民,非烧杀拘办乡长未能宁事,由正金代为解释免祸。

  6. 伪军中顺残部盘踞东乡普安寺,吼向白云、丰乐两乡,压逼缴付解散经费,迟则烧杀不论。因新昌管辖之黄泽镇延期缓付,将该镇镇公所及徐志鹏镇长之房屋均被烧毁。白云、丰乐两乡经正金设法得免涂炭。又丰乐乡自卫团枪6支被敌缴去,亦经交涉领回。

  7. 敌人带来便衣队“小岛工作班”,主任胡文汉等行为不检,凶恶异常,奸淫掳掠路劫,敌诈无所不为,正金商饬队士侦捕该队之作恶密探四名,讯实罪证确实,由保安队枪决,大快人心。经此以后,恶势消减。

  8. 分驻长乐镇敌之翻译妻弟,狐假虎威,被人暗杀,该翻译百般压迫,该镇全市商民罢市,正金得悉其情,代为报告,敌酋、联络官亲赴长乐,将该翻译对众严惩,为长乐除害。

  9. 方昇乡甽塍沿公路之电线被国军破坏,敌因之拘办乡长,由正金解脱保释。

  10. 晋溪乡击毙迷途敌人,在新昌西山之敌闻将出发烧屋,亦经正金向城敌代为解释,以电话阻止,得以保全该乡。

  11. 城东、城西镇呈区署转发各处情报均由正金供给,得能来前缜密戒备。

  12. 方昇乡经募胜利公债,事为敌方宪兵队侦悉,派武装工作班下乡逮捕保甲长及地方士绅,由正金曲为解释免祸。

  13. 方昇乡代募忠义救国军士兵,亦为敌方宪兵队侦悉,大队日军下乡四处跟查,奸淫掳掠,备极惨毒,经多方设法幸免。

  14. 敌人部下苦力班头脑杜樟斌,在小砩附近被挺三部队捕杀,敌人疑惑下南乡串同谋害,将派队下乡报复,正金转辗设法得免于祸。

  15. 昇平乡击毙敌小岛部队工作班张阿六等数人,破坏敌宪兵队掳人勒赎案,及接济挺三部队军糈,解缴县府赋谷与各项捐款等等爱国工作,被敌酋高桥砚川等侦悉后突然包围缴枪,由正金秘密通信得以免难。

  16. 甘霖镇桃源乡由我军唱凯部队袭击驻甘之敌,由甘霖队士生擒敌翻译徐某及敌便衣组长姚计明,予以缢毙。又该镇公所职员李西成、沈士锐、沈文熙3人被敌逮捕,严刑究讯,经正金转辗解释,其事始寝,3人亦得释出。

  17. 仁德乡黄塘桥自卫队被敌军及宪兵队得悉,2次缴枪及逮捕官兵,均由正金极力斡旋,设法释放。

  18. 新昌岭外乡派情报组副组长王源泉策动黄泥桥伪军褚震霆部,因办事不密,该乡长之母被嵊敌掳去,房屋洗劫一空,拘禁达20余日,经公奔告敌部,设法营救出险。

  19. 营救该乡前乡长俞载俊及班长王增海等3人出险。

  策反经过

  留城工作之保安队、警察未反正前,事先通训,奉发(范渭林)委令备查:

  1. 浙东绥靖指挥部兼指挥官竺鸣涛委令:兹委该员为先遣独立一大队长。

  2. 嵊县县长贺凤起1945123日秘字不列号训令编组为县警察二大队,附发委令一件,委范渭林为警察二大队队长,留城内应。

  3. 194411月间,浙东绥靖指挥部派尹咨议其襄、丁参谋济生来嵊指导,秘密设办事处于马仁村,并由伪方补助食米及经费,于是工作进展甚速。

  率队出城:

  1. 先时闻沙溪自卫队被敌缴械,而52日新昌伪保安队又同样遭敌之毒手,57日敌酋对于范部又有“9日上午集中训话”之通知,其存心已可灼见,因此遵奉城区操区长转来贺县长之密令:“情势紧急,时以硧保枪械冲转为原则,当于8日下午12时突围,率队而归”。计全体员兵320名,捷克式轻机枪二挺,自动步枪一挺,步枪156支,子弹每枪约30发,木壳手枪20支。

  2. 突围后,县政府事先派队在外策应,人枪均安全到达中南乡殿前村集中待命。9日上午,即蒙贺县长、操区长亲莅训话,慰勉有加,并发给犒赏费5万元。

  3. 备文向县报到携带军器来献者,于58日下午12时冲出重围,9日清晨抵达殿前村,即于翌日备呈分向县党部、县政府报到,并经县党部、县政府收发室在信封背面盖戳证明收到。

 

 

 

  怀念抗敌牺牲的戴瑞棠

  丁显明

  戴瑞棠(1893——1944),字振农,通源乡里大坑村人。爱打鸟兽,练就枪法。他个子修长,文质彬彬,性情温仁,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气度不凡,煞像是位有修养的学者,给人以和蔼可亲的印象。然则,他却箩大的字识不得几担。他是嵊西及绍兴、诸暨、东阳相邻诸县边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颇具声名的“草头大王”————著名强盗头子。他本是通源乡里大坑人,戴氏所居,与邻近高塘等村历来是强盗窝。他年轻时,被一有势的族人霸占去了他那美貌的妻子。他气愤不过,可又没法报复,因此移居新沃,一气之下投奔驻绍兴的浙军一师。一师不敌孙传芳部队溃散后,与同乡十来人携枪投靠相强伟为匪,后自立山头,上山做了强盗。他逐渐哨聚喽啰,结伙成帮,自为众匪之首。当时,地方团练为了保障乡绅富商的安宁,屡次对他这股土匪进行清剿,他们熟悉地理环境和优良的射击技术,一次次地突出重围,化险为夷。他们的主要窝点,在嵊西白山中的白柴爿一带,这里也是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区,当他投诚抗日后,戏称该处为“白柴爿大学”,叫戴瑞棠为“廿四大炮校长”。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相强伟投奔忠义救国军,劝其也及早投诚政府,并写信给县政府,要求招抚戴瑞棠抗日。经省政府同意,嵊县县政府招抚戴瑞棠等19人投诚,待命召唤。招抚后,县政府在石璜镇新沃村买了一幢民房给戴,从此定居新沃。

  机会终于到来了:1943年夏,曾任过团长因抗日左臂负伤致残的陈芝范被委任为嵊县县长。陈县长为了县属机关与自身的安全,亟须一位有能耐的嵊县通作为向导兼保镖,就去找相高佬商议,要他介绍一位如是的得力人选,这就非戴瑞棠莫属了。因戴既熟悉嵊县及邻县的一切官道,也熟识山间小径,而且又是有一定潜势力和良好射击技术,正符合陈县长的要求。相将此事与戴商谈后,戴当然同意。相将戴介绍给陈县长。戴要陈县长答应他的旧部投诚效命。陈县长肯定了戴瑞棠的这一要求。戴即去和旧属、今日的匪头目绰号“马獭皮”等联系。马等人当然愿意接受招安,以保身家。因此戴瑞棠率队下山,改编为嵊县县政府直属的行动组。全组二十几号人员(组员中只有个别的不是从山上下来的),入住了里南乡丁家店村的隆福巷(此时县政府亦从西乡迁来了丁家店),行施起了保卫嵊县县政府及作先头向导的职能。戴瑞棠是行动组组长,授中队长(连长)职衔。

  嵊县城沦陷后,日寇为了保护嵊县到东阳、义乌的汽车路畅通,相继在两头门(甘霖)、长乐设立据点,驻兵把守。我县政府为了安全,只好退居山区。为避免受日寇的突然袭击、扫荡,县府还得不时迁移驻地。当县政府驻在丁家店村时,各科室单位分散住在各家民房里。祠堂是村中最大的空房(原设初小,在县府搬来村后让出,去香火堂前上课),归县属黄中队住。这批人,清一色的陈县长家乡浦江人。他们的任务,好像是另一组————卫士组一样,只负责护卫县政府的责任,因为我们从未见过他们有过任何抗日行动。而以戴瑞棠为首的行动组,倒是对敌人有切切实实的打击行动和作为:

  其一,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就会派出小组到三四十里外的嵊长汽车路沿线一带去作侦察活动、伺机伏击敌人的过路车辆。

  其二,乘夜晚去敌人据点附近待机背敌。这一行动,称为“背娘舅”。所谓“背娘舅”,是用一条绳子,趁人之不备,在人背后突然出手,用绳子圈住人项脖,反背一背就走。这个动作,干净利落,无声无息,不被人觉。因为被背的人既不再会反抗,也发不出呼喊之声。这是暗袭的上一手。

  其三,到日伪军职人员时常出没的地点去守候袭击。

  其四,晚上向敌据点放冷枪,骚扰得他们不得安宁。

  其五,派员为唱凯部队做向导,配合他们对敌人进行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各项破坏活动(其时,唱凯部队在我村的上汉溪驻有一小队人员)。

  以上的行动,属有建树:

  (一)曾在长乐一民家背出一名作恶多端的日本鬼子(该寇经常出没于这一家)。

  (二)在近崇仁的湖下溪滩路廊击毙驻两头门的敌军翻译一名。

  (三)配合唱凯部队对敌搞破坏活动:1. 剪掉敌设的嵊——长、嵊——新电话线多次。光在大王庙到长乐之间,在一夜中锯倒线杆数十根,获铜、铅线七八十斤;2. 剪断两头门碉堡外围铁丝网,使敌人胆寒;3. 最具影响的是炸毁了长乐通东阳的石下阳钢筋水泥桥,使敌人交通瘫痪良久,此后汽车只好过溪滩上爬行。

  因此种种,引起了敌人对行动组,特别是对戴瑞棠的痛恨,他们决心要拔除这枚刺在心窝中的硬钉子。

  1943年,敌分南北两路来包围扫荡县政府。好在县政府已先得到情报,于天亮前全部转移它去,未受点滴损失。但北路来敌却从岭根村开始连烧岭根、大邱岩、汉溪三村的祠堂和民房,致使七八十间民房被毁,几十家百姓无家可归,惨景至今尚历历在目。县政府此一去,转移至西乡福坑口、下安一带。

  19444月,戴瑞棠患上了背疽,就回到新沃村家中治疗休养。不料这事被一民族败类得悉(据说这人是城边捣臼爿人),他侦得确实情况后,去报与日寇。敌人得此重要情报,即发敌伪军于8日拂晓前包围了新沃村,并在村外要道设伏。当敌人破门入屋这一突然袭击当头来临之际,戴瑞棠毫不慌张,抱病握住了他平日从不离身的“勃朗宁”手枪,闪出后门,进入墙弄。此时,前弄口的敌人发现有人出屋,就咿咿呀呀一边嗥叫、一边开枪射击。戴立发一弹击毙该敌,随即疾速向弄后奔出,跃入村后已干涸的水甽,沿甽向新堂村迅退。敌人一边猛追,一边猛射,一边暤叫。当他已绕过新堂村进入桑林奔向小山时,被设伏的敌人发现了。敌人用机枪向他一阵狂射,戴瑞棠壮烈牺牲。

 

 

 

  父亲张仲愚的抗日活动

  张胜台

  我父亲张仲愚是积极支持抗日的,这从他给子女所取的名字中也可看出。长子出生于1931年,时值九一八事变,他给儿子取名为“扬戈”就是寄寓“扬戈抗日”的意思。次子出生于1934年,取名“枕戈”,寓警惕日寇侵略、“枕戈待旦”之意。其三子和四子取名“金戈”和“再厉”,就是希望国共两党能再接再厉,在团结抗日方针下,组成一支如“金戈铁马”似的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1938年,我抗日战场取得一个大胜利————台儿庄大捷,他就给五子取名为“胜台”。总之,抗日战争的胜败是他最关心的一件大事。

  我父是个无党派的技术人员。他以国共两党对抗日的态度来决定自己是支持还是反对。在九一八事变中,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使他对国民党失望。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父亲深受鼓舞。后国民党战场屡次失败,而反共高潮迭起,父亲对国民党政府从抱有希望转向失望直至鄙视。对共产党真诚的抗日行动深表赞同。所以抗日战争是我父亲同共产党(地下党)交往最深,对共产党支持最多的时期。

  1939年秋,父亲在家担任画图乡乡长,经常利用夜间,与我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救亡流宣队”去画图乡各村(连强口、岩头、大地坪、鲍家庄等小村也去)召开民众大会,向群众宣传抗日形势和日寇在各地的暴行,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以郭沫若等编的《日寇暴行录》画刊为题材,在全乡刊出过《日寇在华烧、杀、抢、奸》的墙报多期;向群众演出宣传抗日的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共产党员黄公石、章文君等同志就是从这时开始同我父亲往来的。

  嵊县抗日后援会成立后,积极宣传抗日,我父也参加该会,并积极投入活动。不多日,画图乡也同样成立抗日后援会;还在仙岩的仙君殿成立了难民收容所,救济流落来嵊的难民,并发动全乡父老,每两户合做一双军鞋,慰劳抗日部队。

  1943年中共嵊县的武装力量在嵊东地区受浙保的清剿而被包围。根据地下党的要求,父亲派张香仁、翁泉老等同志送去步枪12支、子弹3000多发,支援突围。

  1943年初,父亲还亲自在石璜参加了反击伪军王宝部队的战斗。

 

 

 

  周麟振抗日二三事

  鲁绍来

  一、树起抗日旗帜

  1942年,日军攻占嵊县城关镇后,相继又出兵侵占甘霖、长乐两镇。设关卡、筑碉堡、封锁嵊长公路,在长乐镇石阳的桃花山主峰修建碉堡,以对付抗日武装。

  随着日寇的进驻,汉奸密探四处活动。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各乡镇纷纷成立。在日本鬼子的血腥统治下,地痞流氓,掮客奸商相互勾结,逼害民众,到处横行无忌,发国难财,强迫老百姓收受使用“军用手票”,以一块顶两块,强制调换“储备券”,如有不从者,轻则关押坐牢,重则杀头。汉奸伪军以检查良民证为名借机敲诈勒索。先后将江夏丝厂、桃源丝厂、长乐缫丝厂彻底拆除。崇仁锦源丝厂、开源丝厂也遭到严重破坏,将铁管铜件全部抢去。

  日军差遣密探对周麟振威逼利诱,并以高官厚禄相许,软硬兼施,要挟其出山,维持嵊西局面,为日本鬼子做事。周麟振不为所动,处于国难当头,挺胸而出,提出响亮的口号:“打倒日寇,保卫家乡。”很快得到四邻乡亲父老积极响应和支持,尤其那些热血青年,抗日志士纷纷投奔而来,要求拿起武器,与日寇斗争。开源、长乐、太平以及辅仁(石璜)、继锦(沙地)、白鹤、水竹及石砩等乡镇及时做出反应: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组织了八联乡抗日自卫总队,并一致推举周麟振为总队长,即嵊县第一联乡抗日自卫总队。其下四名要员:秘书钱叔亮、情报钱章超、副官周苗仁、武装安老二,两个是共产党员,两个是国民党员,堪称是国共合作的典范。

  二、办青年服务队

  抗战初期内迁到嵊西大明寺根、开源、长乐、太平地区的宁波中学、清波中学、锦堂师范等,由于战事加剧,学校停课,有的失学青年有家难归,又无业可就,周麟振及时地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青年服务队,自任队长。同年7月间,将60多人的学生队拉到西白山顶的三王堂村,办暑期训练班进行军事基本知识教育、实弹射击等项活动。此举大见成效,进一步推动了嵊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声势大振。青年们热血沸腾,决心与日寇战斗到底。笔者长兄鲁戈曾任该队副队长之职。

  三、筹办小兵工厂

  抗日自卫总队成立后,第一件碰到的麻烦事,是缺少必要的经费,尤其是武器弹药空缺很大,形成人多枪少的局面。此时县府各机关、部门都已迁移到深山冷岙以避开日军打击。自身吃饭都非常困难,有的一天只吃两餐,糙米饭豆腐咸菜汤,那有什么财政收入支持下面。在战火遍地的岁月里,只好各自为政,自找出路了。

  在这艰难困苦之际,周麟振硬着头皮筹建小型兵工厂。厂址选在西白山主峰附近的淡竹园。从继锦(沙地)长乐等地招募战乱中由南京兵工厂、上海制造局以及各地疏散出来失散在家的军工人员,把他们吸收进来,发挥一技之长。设备工具:一台破旧的脚踏车床、三只老虎钳,外加几把锉刀。又千方百计从外地搞来一些铜片钢材炸药等材料,加工生产。

  开始只有五六个人修理一些破烂损坏的枪子,如换扎子钩、接撞针、配标尺,补准星之类的小修理,逐渐发展到换底火、造步枪子弹、木柄手榴弹。不久,竟然在简单的手工操作下,制造出了仿捷克式轻机关枪,被命名为“七七”式轻机枪,以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队员与当地老百姓亲热地喊“小昆造”。随后装备了抗日自卫队,加强了战斗力。

  崇仁的裘祝馨也办起了第三联乡抗日自卫队的兵工厂。除枪械修理外,也制造了轻机枪。人们称为“崇仁造”,这些机枪自然无法与进口货及南京制造的机枪相比。但“小昆造”与“崇仁造”毕竟是在恶劣的环境下,用土办法,军工师傅用手工操作生产出来的。他们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精神可嘉可敬!

   四、痛打伪军“驹邦”部队

  19414月初,一夜之间绍兴沦陷。当时活动在绍兴孙瑞镇附近的土匪头子黄定邦(黄阿宝),与日寇一拍即合,疾速投入怀抱,成了伪军(驹邦部队)的头目。该伪军不久被日本鬼子派出侵占石璜镇。日本鬼子妄图将甘霖、长乐、石璜三镇连成一片,构成嵊西平原面的占领。

  石璜的老百姓对“黄宝部队”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周麟振毅然决定率领第一联乡总队,对敌发起一次战斗。19421215日,那是北风呼号,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拂晓前实施对驻石璜镇“驹邦部队”的围攻。作战布置:先打朱村祠堂里的伪军,扫清外围,然后歼灭镇上之敌。战斗打响后,伪军耀武扬威,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凭借有利地形、碉堡、工事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负隅顽抗。

  狭路相逢勇者胜,参战队员冒着敌人弹雨,匍匐前进,组织密集火力打击敌人,封锁通道,置伪军首尾不能相顾。朱村之敌惊恐万状,先被解决。残余的敌人没命地往镇中心逃窜。指挥系统被打乱,惊慌失措的伪军往镇东方向没命逃跑,不顾一切狼奔豕突,慌不择路,十几个伪军跌入结冰打冻的烂冬田,掉进水塘中,冻得哭爹喊娘,好不狼狈。

  从甘霖镇上赶来增援的日本鬼子,也被兄弟联乡总队,一顿猛烈的枪弹,堵在念慈桥附近,无法突破长乐江上的封锁线,眼睁睁见伪军被歼。黄宝部队残部抱头鼠窜。此役共毙俘敌伪20余人,缴获颇丰。

  五、支援第三联乡狠揍叛军

  原88团投降日寇,改编成伪军中央税警团第三特遣部队,田岫山任司令,跟日寇屠杀镇压中国人。19444月中旬,流窜嵊西崇仁地区一带,这里比较富庶。田岫山匪部妄图乘机大肆抢劫,敌意图即被裘祝馨识破,毫不犹豫,组织第三联乡抗日自卫总队,进行自卫反击,把敌人堵在达溪畚箕湾,展开激战,使敌人无法前进一步。安富大队富润中队首当其冲。倒爷岭上战斗更加激烈……

  周麟振得到战报,当机立断,命令一个自卫中队连夜兼程,赶赴支援,援助崇仁联乡总队,将汉奸伪田岫山部赶出那里。田匪阴谋没有得逞,使当地百姓免遭劫难,保了一方平安。笔者长兄曾在安富中队任职,参加了那次战斗,并受到上司通令嘉奖,拍照留念。

  六、主动出击打日寇

  东阳县巍山是个大集镇,与嵊西水竹乡相邻。巍山镇上驻有两小队日寇和一个中队伪军。那里的民众实在吃不下敌人的苦头,曾纷纷来人向周麟振求援,帮他们打日本鬼子。

  19453月下旬,周麟振决定主动出击巍山镇。经过侦察,在嵊县至东阳公路上的王宅村口三角站,日伪不但修筑碉堡,围上铁丝网,设置“捐局”,经过那里进出的所有物品,征重税,无物不税、无货不捐、点滴不漏,压榨百姓,敲骨吸髓。

  周麟振先踹掉日伪的捐局,将巍山的日寇引出据点来打。日本鬼子见王宅捐局被拔除,倾巢出犯前来报复,中途遭到第一联乡的伏击。日伪军没有得到一点便宜,垂头丧气地抬着几具尸体,缩回巍山。这次战斗,给垂死挣扎的日寇精神上狠狠一击。

 

 

 

  长乐抗日风云录

  周 文

  一、唱凯部队巧炸西房桥

  出长乐镇西门,行两里许,就到了西房桥,它横跨在长乐江上,是西通东阳、义乌,东连宁波、绍兴公路的主要桥梁之一。自从日寇占领长乐后,就对此桥防守得特别严密,两端都有岗哨,一端还筑有碉堡,架设了重机枪。桥的四周都布满了铁丝网,哨兵昼夜值班。一则为了防御抗日军民的袭击,一旦游击队来袭击,可与桃花山炮台、长乐日军互相呼应。二则为了控制交通要道,不准乡村人民随便来往。行人过桥,就得先叫哨兵一声“大先生”,再来个大叩头。桥那边是田坂,全是长乐农民耕种的田地,桥乃必经之路。一次,六保的蒋毛头去西坂看田水,因忘记叩头,立即遭受鬼子的毒打,还要毛头当狗在桥上爬来爬去,遭受极大的侮辱。人们害怕过桥就偷偷地涉水过去劳动,一旦被发现,就放军犬来咬,如四保钱剡东就被军犬咬得鲜血淋漓,还一口咬在头颈上,险些丧命。

  为了阻断日寇军车行驶,1943年七八月间,住在南山区玠溪和宅前的唱凯部队决定要炸掉它。为了炸桥,唱凯部队每天夜里派战士到三十六殇和青端两地侦察敌情。青端离桥仅100米,观察敌情了如指掌;三十六殇离桥三四百米,可以伏兵。

  一天,头夜下了一场雷雨,溪水涨了,这天又下着蒙蒙细雨,天似乎特别暗,加上水气弥漫,对面看不清人。此日一早住在小昆的长乐联防总队也调来了,埋伏在尤家村小山上,准备炸桥时打击日寇;唱凯部队的战士早已来到三十六殇埋伏着,把事先准备好的稻草,一次又一次地顺流漂下,以迷惑日寇;趁这时机,两个战士抱着炸药包、导火线,仰卧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竹牌上,盖着稻草,顺流而下,靠近桥,剪断铁丝网,进入桥下,然后爬上桥桩,装好炸药包,拉出导火线点燃,“轰隆”一声将西房桥炸坍了。

  二、唱凯部队伏击日军军车

  1943年春,唱凯部队住在上南山的黄沙潭、宅前一带,他们和农民关系甚好。白天穿上农民的衣服,有时帮农民上山劳动、下田干活,有时去安宅、上湖一带或长乐附近刺探情报。一到晚上,他们换上了黄军装出击去了。有一次,深入长乐上市头,烧掉了日寇哨所的房子,使日寇大吃一惊。有一天,在寒岭头山脚,用小钢炮,炮击下坎头日寇的营房,弄得鬼子提心吊胆。

  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唱凯部队接到了情报,其中一个分队一早就埋伏在原安国乡的上湖、麻家、安宅,通往东阳公路旁边的小山上的柴草荆棘丛中。约8时许,一辆日寇的军车从东阳方向疾驶过来,霎时间,两旁枪声大作,手榴弹齐掷,车胎打坏了,驾驶员打死了,日寇来不及还击全都丧命了,战士们胜利地缴获了车上的枪支、弹药。

  三、军民协力勇背“猪猡”

  唱凯部队的战士练有一身绝技,那就是背“猪猡”。他们在夜色昏暗时,悄悄摸到鬼子兵的身边,出其不意,突然用绳子套住鬼子的脖子,然后反身背起。鬼子想喊,喉头抽紧,气管卡住,喊不出声;想挣扎,脚已悬空,无法用力,不多久,舌头拖出,气绝身亡。最先在桃花山炮台,唱凯部队战士扮成农民背“猪猡”成功。这个好办法,大家学着干,游击队员在西房桥头摸哨兵成功。百姓传说得最多的,还算农民在下市头背“猪猡”。

  一天上午9时许,在市场最闹、上市的人最多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的农民,在众目睽睽之下,动作十分麻利地把下市头城门边的日寇哨兵抓小鸡似地背走了,直向村外田坂走去,背到村边大树林坟堆里,将鬼子勒死,放上一张唱凯部队的判决书走了。约莫过了半小时,一队鬼子兵来了,直奔坟堆,胡乱地向山上打了一阵,抬着死尸回去了,看来日寇也怕唱凯部队,后来也不再追查了。

  原来,下市头背哨兵的真是一村农民。因为他家房子被烧掉了,妻子被强奸了,他恨透了鬼子,便豁出性命干一场,煞一煞鬼子的威风。在长乐军民的狠狠打击下,眼见兵员一个个地减少,车路交通也无力维持了,19449月,一夜之间,日本鬼子撤回了县城。

   四、联乡总队计杀翻译小舅子

  日寇翻译官姓包,有个舅子叫小方,无恶不作,年纪很轻,罪恶却很大。一是敲诈勒索。经常把商店里的学徒擅自叫去关起来,先罗织罪名,继而进行威胁恐吓,然后叫该店的老板拿钱去保释出来。这样被“敲竹杠”的有近20人之多。再说任意取物。他一到那家商店里,看见中意的东西就要,从不付钱,店主送货稍慢了一点,就破口大骂,甚至动手就打。二是强奸妇女。他经常在大街上东窜西溜,一见到有漂亮的姑娘,就跟踪追逐,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强奸,被他糟蹋的妇女姑娘有数十人,全镇人民无不恨之入骨。镇上士绅和联乡总队认为不除此人,全镇遭殃。

  当时,长乐联乡总队住在离镇20里的小昆村,1944629日,派了武装干事和联乡总队队员钱高飞等4人潜入长乐镇商会所在地————可庐,又名云樵公祠。这里是长乐供士绅富商打牌、搓麻将、吃、喝、玩、乐的地方,包翻译的小舅子也是常客,常来这里取乐。高飞坐着伪装看报,另外3人伏在内室。然后,叫败落财主乌烟三老钱渭去邀请小方来可庐喝酒。钱渭和小方关系甚好,是酒肉朋友。上午8时许,钱渭带小方进入“可庐”,高飞立即站起对小方说:“啊!今天的‘东南日报’好消息特别多,喏!”说着立即借报纸的掩护,对准小方当胸一枪。小方立即倒地乱滚,室内数人即出,狠踩了几脚,小方丧命了。迅速将尸体转移到后菜园,由曹德金将尸体剖成几块,装在畚箕里盖上稻草灰,叫人挑去倒入千人塔(在村外坟棚里,是葬死婴的建筑物),消尸灭迹。可庐内的血迹,用水冲洗干净。由于可庐院大宅深,枪声传不到外面,日本鬼子还一无所知。

  第二天,包翻译到处寻找小方,向长乐维持会施加压力,说小方一定是被长乐人害死了,扬言要讨还血债。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长乐。先是鬼子四出抓人,凡是与小方有来往的人,都叫出去审问,逼供敲打威胁、恐吓,毫无结果。继而向维持会威胁,要找乌烟三老抵命,否则要火烧长乐,血染长乐。

  长乐维持会为了应付日寇的追查,在石鼓岭脚骗来一个骨瘦如柴的乞丐,叫他穿上乌烟三老的衣服,残酷地将他活活杀死,并砍去头和手脚,旁边放上乌烟三老的拐杖,说:“乌烟三老被游击队杀死了,小方也一定被游击队捉去杀掉了。”为了把假象作得真一些,在香樟树下摆起了乌烟三老的灵堂。其实,乌烟三老早已逃到小昆联乡总队那里去了。

  包翻译对此还不肯罢休,继续兴师问罪。商界关起店门,开始罢市,以示抗议,一个反对包翻译的活动迅速展开。

  长乐绅士钱曾锡,为了解决这一事端,专程赶到石璜镇新屋村,去找元瑞先生(是长乐元丰茶厂的老板,为躲避日寇暂住岳家,其岳父是著名教育家张味真先生),一同去县城找商会会长汪正金,要求调走包翻译。因为汪正金和钱元瑞是亲戚,又因长乐的事确实闹大了,不可收拾了,所以,一说就灵。次日,日寇驻嵊联络官高桥,驱车长乐维持会办公室(在三村子玉宫),立即把包翻译叫来,当着大家的面,给他打了3个耳光,并叽叽咕咕骂了一顿,并随车把包翻译带走了。

  五、关老爷爷怒杀汉奸萧山佬

  7月的一天,天下着毛毛细雨,嵊长公路边的关王庙爆出了一则新闻:“关老爷怒杀汉奸萧山佬。”围在关王庙前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果然一个汉奸被杀在大殿里,关王菩萨的大刀上确实留有血痕,在尸体上放着一张纸,用火烫着模糊不清两行字:“日本天数已尽,汉奸罪有应得。”好像用香烟火烫的。人们纷纷议论,日本佬作恶多端,天数已尽,连关老爷也显灵了!无不拍手称快。

  原来这个汉奸叫萧山佬,扮作卖布佬在搞特务活动的,经常在开元一带活动,一天闯入西白山脚,被游击队抓住了,经过审问,确实是个汉奸,刺探我军民情报多次,并在开元镇边的一个小村里横行不法,强奸妇女。所以,游击队将他抓来,杀在关王庙前,一则借菩萨神威吓一吓鬼子,警告一下汉奸,二则长一长百姓的志气,煞一煞日寇、汉奸的威风。因为怕惹出是非,当即将他埋葬了。所以,就成了鲜为人知的故事。

 

 

 

  国军唱凯部队打甘霖纪要

  赵小汀

  19427月,嵊县沦陷,日寇在甘霖、长乐设据点,控制嵊长公路。敌人气焰嚣张,十里刀风,不可一世。少数不肖之徒,投敌附逆,为虎作伥。

  嵊县广大农村,尚滞留众多中央杂牌军,他们御敌不足,扰民有余。各地乡镇公所,为保境安民,纷纷成立自卫队,嵊西一带,又扩编为三个联乡总队,量多质次,难与日寇交锋。

  当时背枪的,未见日本佬就远而避之,老百姓听到×字佬,拔脚就逃。人心惶惶,风声鹤唳,一日数惊,草木皆兵,恐日病成了时疫,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战面临最艰苦的岁月。

  国军唱凯部队属32集团军23师,师长周淘鹿,下辖七八个突击营,佩唱凯符号,其中一连驻玠溪(时属东阳县)。部队不仅训练有素,军纪严明,敢于虎口拔牙,在东(阳)长(乐)线炸桥梁,截军车,军威鹊起。然后扩大作战地区,逐渐延伸到甘霖、临城一带。

  唱凯部队以南山为根据地,派出便衣工作组,其中一个小组常驻中南乡公所(乌岩)。工作组的任务有三:一是联系各乡镇公所,共同抗日,深入据点,侦察敌情;二是策反伪军,那时上碧溪驻有伪军方镇平的中顺部队,唱凯曾派一名军官,打入中顺部队任职,从中进行策反工作;三是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

  每逢月黑风急之夜,便衣组三五人,悄悄从乌岩出发,随带锯子、老虎钳、绳索等工具,腰藏短枪,去新市至蛟镇公路上执行任务,把电线杆锯倒成数截,抛弃于砩甽,剪断电话线,绕成一捆。他们熟悉工兵技能,有过硬的基本功,个个动作迅捷,手脚麻利,不稍片刻,完成撤离现场,每人身背一捆电话线,天亮以前,早已返到乌岩。

  电话线的破坏,即使敌人马上修复,可今天修好,不到两三天,电线杆子少了三五根,电话线又丢了几百米。日寇十分恼火,派装甲车日夜巡逻,企图抓住破坏者。

  这一带公路边,有许多填堆庄棚,生长高大乔木,地形复杂。三五个人,到处均可潜伏,极难发现,敌人巡逻,只能装腔作势,结果一无所获。

  原甘霖镇长赵雪珍的联乡队退据毫石。日伪组织维持会成立了,由金福荣任维持会长,尚有几名办事人员,其中有王瑞堂者,绰号王斑老虎,孔武有力,胆略过人。他们原是赵的旧属,明为日军做事,暗中却受赵的控制。

  汉奸徐翻译,依附日寇,助纣为虐,作恶多端,深为群众痛恨。1943年春,草子花红油菜花黄的一个晚上,金福荣在维持会设宴,特请徐翻译入席,宾主频频举杯,誓为皇军效力,开怀畅饮。酒足饭饱之余,再作方城之战,八圈下来,送上夜宵,徐翻译吃毕,伺者递过热毛巾揩面。此时,预伏身后的王瑞堂迅即将柴绳套入徐的头颈,二手用劲一抽,未闻叫喊,将徐背起便走,此为当时流行锄奸之法,土话“背娘舅”。

  金、王听命于赵雪珍,事后,由赵安排二人出走,再由朱伯希接任维持会长。

  唱凯部队打甘霖,事先计划周密,先杀徐翻译,使敌人失去亮眼棒,是一出开锣戏。

  正当维持会内汽灯通明,雀战方酣之际,唱凯突击营,悄悄从毫石出发,兵分三路轻装疾进。第一路从乌岩水碓湾爬山,穿樵径,过大砩口到童家,迂回甘霖。第二路经乌岩横山坂、界牌头抢占独秀山。第三路从乌岩直上里湖尖峰山,设指挥所,派一个排出江窑湾至江夏村,在村前大冢棚内设伏。

  一星期前,唱凯部队军官多人,曾到江夏附近察看地形。尖峰山、独秀山为公路以南制高点,江夏村前大冢棚,有大枫树、坟堆,地势起伏,面对公路,宜于伏兵。村西南江窑湾,有一条隐蔽通道,进退便捷,择此布阵,执行围甘霖打援军之作战方针。

  拂晓,童家的唱凯部队以小钢炮直击甘霖丝厂日军据点,并以轻机枪步枪射击,密集的枪炮声震耳欲聋,虚张声势,围而不攻。日寇闻警,龟缩丝厂碉堡内,未敢还击,而急向嵊敌求援。

  嵊敌出城增援,派四名尖兵前导,行至金鸡山,发现江夏大冢棚内隐隐有异,立即鸣枪告警。唱凯部队按原定计划,放过尖兵,待大队日寇涌到时再突然袭击。但日军尖兵率先开火,其中两名日军回头报告,国军知目标暴露,迅予还击,即毙敌2名。此时日寇正到周家,相距不过3里,日军即以密集炮火朝大冢棚猛轰,并分兵二路,一路由公路疾进,一路朝大东园沿山迂回江夏村。

  公路上的敌兵在炮火掩护下,以田坎、砩甽为掩体,攻击唱凯,双方开展激烈战斗,相持约半小时。尖峰山唱凯指挥所发现大东园日寇已逐渐迫近冢棚,对我军进行夹击,且形势对我不利,立即命令撤出战斗,很快钻入松林,循江窑湾而退。

  与此同时,童家、独秀山等地唱凯士兵,也开始转移。日寇继续向尖峰山开炮,盲目打抢,未敢追击。如此折腾半天,在金鸡山村抓民夫,将两具日寇尸体抬往嵊城。

  唱凯部队炸桥梁,烧军车,破坏通讯,诱杀翻译,帮助民众耕田锄地,保护宁中师生安全迁校大皿,直至围点打援战甘霖,这一系列的抗日斗争,使敌人畏惧,受人民爱戴。

 

 

 

  安宅伏击战

  刘育剡金樟寅

  日寇相继侵占了东阳、嵊县二县后,在东阳、嵊县交界一带疯狂地实施了烧、杀、奸、抢的罪恶活动。嵊县绿溪乡的安宅村被烧3个台门,安喜老等二十几户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麻家村麻香根被烧房屋3间、杜村金法被烧房屋3间、上湖村安本千被烧房屋3间、水竹村刘安瑞被烧房屋3间。麻家村邢和焕、杜村的金法、深溪村的刘五全等5人被杀,其中2位老人被杀后还割下头颅被抛在露天粪缸里。还大规模地实施了强奸和抢劫暴行。被奸污的妇女不计其数,安宅村的郭娥老被日寇强奸后又被残忍地杀死。当时绿溪乡沿公路村庄的猪、牛、羊、鸡几乎被抢光。日本鬼子酒足饭饱后还无恶不作,将大小便拉在灶上的锅中及酒缸中。抢劫后还抓了一大批挑夫,造成了十几人永远失踪未归。

  日寇的暴行引发了当地乡村一些热血青年的复仇怒火,他们纷纷投奔到嵊县崇仁联乡总队任中队长的安全喜(绿溪人)的麾下,要求拿起枪杆子报仇雪恨。安全喜是个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之人,自己的房子被烧和家乡的血案使他几夜难眠。他决心要狠狠惩罚一下日本鬼子,以泄心头之恨,报民族之仇,但这场仗必须十分隐蔽巧妙,使日本鬼子不知道是谁干的,以防日寇疯狂报复,造成血洗当地父老乡亲的重大惨案再次发生。当时绿溪江岸边的公路是连接嵊(县)义(乌)两县的唯一通道,老百姓经常看到一位级别较高的日本军官,坐着一辆吉普车,在一卡车日军的保护下,往返于嵊义两县之间。经安全喜再三深思,一个两全其美的战斗方案已胸有成竹,他决心在此地段打一仗伏击战,给日寇迎头痛击。

  一是经安全喜精心策划,由金立传、邢培土、安高火、安根老、安元火五人组成了一个战斗突击队。突击队长由毕业于南京炮校,屡经抗日烽火生死考验,曾任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兵连连长,参加过血战台儿庄、长沙大会战的金立传担任。二是伏击地点就选在嵊东二县交界处,嵊县绿溪乡安宅村水碓湾公路边坡的悬崖上。此地十分有利打伏击,能守、能攻又利退,战斗如碰到失利,即能退入山湾,很快地消失在茫茫森林中。此时的嵊县正好有一些从抗日前方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他们已失去了联系,没有上司,也无部队番号,纯属自由组织,其中有一人叫严建明,是兰溪县人,是金立传从湖南战场带回的一个班长。安全喜经挑选后将他们组成小分队,由严建明带队负责,故意让他们参加伏击战以遮人耳目。

  决心已下,战斗方案已形成,金立传带着突击队和新组成的小分队,从崇仁出发,不走公路走小路,秘密绕道到绿溪乡深溪村下庵堂落脚。此地是安全喜姐姐家,在村边田坂中央,单家独户,比较清静安全。此时,万事俱备只等东风,他们静候着伏击战时机的到来。翌日,金立传徒步行走20公里,秘密到东阳县巍山镇警察署,找到在此当警察的绿溪乡殿口村人郭培清,他是安全喜的小娘舅,他告诉金立传:“大半年来鬼子活动规律已初步掌握,每隔两天的下午,鬼子一辆吉普车,一辆大卡车开到警察署来过夜,第二天上午七八点钟,从巍山镇出发开往嵊县,第三天从嵊县返回巍山吃中饭,这样周而复始基本如此。”金立传叫他下次日本鬼子到巍山宿夜时,立即将情报告诉当地的茶店老板金银财,他会派侄子金樟新将情报送到绿溪下庵堂。

  1943415日夜8点多钟终于接到了确切情报:预计在416日上午9时左右,有一日军军官乘座吉普车,由大卡车护送路经此地段,久等的天赐良机终于来了。此日深夜,金立传带领突击队员和散兵游勇小分队翻山越岭进入战斗场地,突击队员随带快机和手榴弹先在山湾中的雷岩山厂过夜,参战的散兵游勇小分队也随带步枪手榴弹潜伏到公路下的涵洞中,期盼着重要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久伏的战士,终于隐约地听到汽车的马达声,随即看到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正向他们开来,大车上还站着十多个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进入射击距离时,金立传大喊一声打后,突击队员和小分队的手榴弹同时投向吉普车,吉普车当即被炸翻,接着密集的子弹又一齐射向敌人。受伤的大卡车没有被彻底炸坏,突遭伏击的鬼子也搞不清我们来了多少人,慌乱中迅速调转车头,载着受伤残存的鬼子往东阳逃遁而去。此伏击战一共击毙了五名日本鬼子,被炸死的军官虽已血肉模糊,但经金立传和严建明从领章上辨认竟是一位大佐军官,大家兴奋极了!金立传等突击队员将事先准备好的白布盖在尸体身上,白布上面醒目地写着:“伏击者中国兵,唱凯部队也”,以蒙混日军视听。随即突击队员和小分队迅速撤离了现场,从此他们也销声匿迹了。这位日本大佐是绍兴地区抗战中被击毙的日军最高指挥官。

  这次伏击战后,日寇的暴行不得不有所收敛,只好在嵊义公路边的天马山、牛栏峧、张高尖、桃花山修筑了四个碉堡,龟缩在山上的碉堡中,随便不敢进村烧,杀,掳,掠,更怕遭到唱凯部队的伏击。

 

 

 

  东林遭遇战目击记

  王杏生等

  1944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上午,奉命调防天台的国民党34师自强部队突击营,从奉化晦溪出发,行至嵊县上东区东林村附近,与到东林村抢劫的三百多名日伪军遭遇。突击营就在这里打了一仗,使日本鬼子威风扫地。

  突击营发现敌人后,根据东林村三面环山,中间有一个不大开阔的平地的有利地形,分兵三路包抄敌军。第一路由村自卫队员王印章带路从岩沿头直冲东林村后的西岭;第二路由村民黄毛老带路直冲东林村后的东岭;第三路抢占东西岭的西加湾岭。

  战斗打得很激烈。日伪军设在神仙庙屋顶的轻机枪和刺笆桥头的重机枪,严重威胁着突击营。突击营首先用小钢炮一举将架在屋顶的火力点摧毁。为摧毁架在刺芭桥头的重机枪,突击营组织了冲锋,战士表现得非常勇敢,一批倒下,二批再上。藏在刺笆桥下的一位村民,见两次冲锋都未成功,眼见战士倒在敌寇的枪弹面前,义愤填膺。他看到日军重机枪的弹带,拖在桥下,急中生智,猛扑弹带,把子弹带死死拉住,顿使机枪卡壳。突击营四战士乘机冲上夺取了敌人的重机枪。战斗从上午七八点钟开始,一直打到月亮上山,击毙日军两名、伪军七名,其中,击毙在日碇庙的五名,神仙庙鸡笼顶的2名,东山塘的2名。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日伪军见战斗激烈,以为遇到强敌,怕吃大亏,在暮色掩护下,沿着溪沟(不敢上路)狼狈逃回新昌拔茅老巢。在这次战斗中,突击营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死伤约三十来人。

 

 

 

  旧衙琐忆

  栽 棠

  一、卫士赵清泉之死

  方志超县长卫士中,有个叫赵清泉的,苍岩人,长相英俊,粗识文字,机灵勤快,深得方的信任。方每出行,赵必随侍护卫。县城沦陷后,县政府撤至西南山乡,时驻瑠家田村。这一天方要到开元联乡总队有事,赵清泉有临发事件稍事稽留,方带另外3名卫士先出发。隔不了多久,赵也赶去。在瑠家田村外一带荒滩处,发现有3个人从另一条小路走来。来人身着便衣,却不像农民模样,左顾右盼,行动鬼祟,形迹可疑。赵即喝令站住查询,不料其中一人突然开枪击中赵的腿部,赵忍痛还击,终以寡不敌众当场牺牲。方县长一行时在去开元路上,虽听见枪声,因情况不明,未敢贸然折回。等到开元联乡队听到枪声,派出分队循声巡查,这一伙匪徒早已上山逃窜,无影无踪。后来只知道这伙匪徒系伪军中顺部队所派遣,至于凶手是谁及具体经过,一直是个疑案。直到1945年初,苍岩有个开土卷烟厂的俞香泰,到新昌烟山推销卷烟,从当地一个熟友处获悉,他们村有个叫潘相全的老兵痞,在中顺部队溃散流窜回老家,成立非法武装。他常自吹方县长卫士是他亲手开枪打死的。据说:他们3人奉日寇差遣,化装到瑠家田一带打听县政府和联乡兵力部署情况,作扫荡准备,不意和赵邂逅,欺赵孤身一人,潘就出其不意从长衫里开枪,赵被击中腿部倒地,仍忍痛还击,潘也受了轻伤,即命同伙宋兰仁杀赵缴枪。因宋也是苍岩人,在赵无力抵抗的情况下缴去枪支后,以同村关系不忍下手杀害。潘相全大怒,跛着腿赶去连开两枪将赵击毙。其后潘由宋等两人挟持着迅速上山逃窜,绕道回队。

  这个姓潘的回家后,纠集当地一批地痞流氓,自封队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仍拒不接受收编,终被剿灭枪杀,得到应有下场。

  赵牺牲后,方县长甚为悲痛,不久离任,仍将赵的遗孀和孤儿带回家扶养。

  二、陈芝范和他的卫士

  方志超文人从政,自然难以适应县治沦陷后的辗转搬迁、朝惊夕惕的流亡生活,到1943年夏,省里改派军官出身的陈芝范来接任县长。陈是浦江人,身材不高,长相平庸,唯独双眼炯炯有神,透出一股刚毅之气。由于他有在蒋介石身边当过几年警卫的特殊历史,不但掌握本县地方实权的各路诸侯,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连日伪方面,也未敢轻视。他平时不摆官架子,闲了常和我们一起聊空天。聊的大都是官场轶事、秘闻,多为我们闻所未闻,故大受欢迎。陈上任后,大力整顿地方武装,以提高自卫力量。为了加强对敌斗争,他力排异议,收编著匪戴瑞棠部,组成县府行动组,利用地形熟悉及擅长夜间活动等有利条件,采取伏击、突袭、暗杀、骚扰等手段给予敌人威慑和打击,逼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日寇曾以“活捉陈先生,消灭县政府”为口号,多次进行扫荡,陈芝范临事沉着,指挥若定,估计时机、条件可打则打、不打则退,每能化险为夷。陈对下属纪律约束,极为重视,如有严重违反纪律行为,即使是身边亲信,也绝不宽假。他上任时带来两名卫士,一姓黄,一姓王。都在40多岁,个个五大三粗,虎背熊腰,特别是王卫士,人长得像一尊铁塔,一股凶悍之相,脾气又躁,动不动拍桌打凳,骂骂咧咧,甚至拔枪威胁,令人望而生畏。另一位人称黄班长,粗中有细,蛮中带文,人也比较随和。在后王卫士接连发生拦劫钱财、奸淫幼女罪行,当地有人密告,联乡也有反馈,陈县长派人密查核实后,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地揭露了他的罪行,告诉他由于此地已难容他,只好把他介绍到另一地方做事。随即收缴了他的手枪,同时交给他一封介绍信和20枚银圆的路费,让他明日就走。次日天未亮,黄班长就催他早点上路。说朋友一场,准备陪送一程。一路上姓王的牢骚不止,余怒未息,说什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怨陈县长薄情。送出三四里地,天渐亮,黄班长突然叫住王卫士说:“还有县长手谕!”王正接过去看,黄大喝一声:“奉令就地正法!”王某猛然回头夺枪,老黄早已抽枪在手,立时连发两枪,王某倒地毙命。因单身无家眷,即在就地购棺埋葬了事。

  说起黄班长,此人枪法极好,曾亲见他在贵门当众练枪:相距二三十步,指定一杆竹为目标,他随手撩起一枪,竟能不偏不歪打穿节下那条只有两厘米宽的凹槽。在场的人莫不喝彩。还有一件事使我永难忘怀。当时我们住在王院,有个姓张的地主,因本村有个佃户欠租未交,竟被剥光上衣吊于梁下拷打,有人去告诉老黄,他一听暴跳如雷,手握“快慢枪”,大骂:“我宰了这个狗养的!”风风火火地赶来。张某远远看到,慌忙弄掉手中木棍,拔脚就逃,一个紧追不舍。旁观的人都捏了一把汗,只怕酿出命案来。幸得张某熟悉路径,在巷弄里七钻八钻,就找了个隐蔽位置躲起来,再也不敢露面。老黄只好悻悻而罢。后来我曾问他:“万一追上,你难道真会开枪?”“对,我当时真是气极了,他不该如此欺侮穷人。但你放心,我不会伤他的命,我会在他手脚上留给他一个终生的教训!”

   三、戴瑞棠抗日遇难

  早在1921年,盘踞福坑口白柴爿的匪首戴瑞棠已被列名为嵊县著匪之一,特别是在本县西南乡,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直到1943年,经县长陈芝范收编为县府行动组后,我们才有见面认识的机会。原来在我想象中,这位草莽英雄,应该是牛高马大的赳赳武夫,谁知大不然,眼前见过的却是一位身材瘦小、慈眉喜目、略显憔悴的乡巴佬,万难和他前半生喑呜叱咤、剽悍凌厉的响马生涯联系起来。他后来续配的妻子也在一起,别看她体态轻盈、斯文一体,却是个饶有胆识、能左右开弓的双枪手。队员中有个姓叶的小青年,他不是白柴爿下来的老人,是新近参加的,由于和我年龄相若,我们就交了朋友(这位小叶以后成为老戴的乘龙快婿)。他们出动多在晚间,白天常有机会和我们在一起晒太阳聊空天。老戴平时寡言少语,只有碰上他感兴趣的话题,才会一反常态,娓娓不倦。从闲聊中,才知道他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原来他的前妻有几分姿色,竟被当地一个土豪仗势霸占。他四处奔走申诉,谁都不敢帮他讲话,还险险乎遭到对方的暗算。他咽不了这口肮脏气,胸脯一拍,铤而走险,下苦工练就了双枪绝技。最后土豪因害怕戴瑞棠复仇,而自杀身亡。

  收编后的戴瑞棠,有一股蓬勃的抗日热情,在他亲自策划领导下,常利用地形在公路边设伏偷袭日军过往车辆,扰乱交通秩序,曾先后杀死杀伤日伪军多人;也暗杀罪恶昭彰的小岛部队成员,偷袭日伪岗亭,还潜入敌军驻地张贴、散布传单,闹得敌伪鸡犬不宁,大为恼火,把戴瑞棠视作肉中刺,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苦于无从下手。1944年间,戴因患病,体力不支,不能随队行动,在石璜镇新沃村亲戚家寄住疗养,被日伪侦悉,立即秘密派出一个班,由汉奸带路,深夜直扑新沃。等戴警觉,住屋已被包围,慌忙带病翻墙逃出。日寇分两路紧蹑尾追。要在平时,老戴既是神枪手,又是飞毛腿,必能在杀伤敌人后安全突围。无奈此时是在病中极度衰弱之际,纵有天大本领,无法发挥,但他仍以无比毅力,打死打伤日寇各一名作为代价,壮烈牺牲于日寇乱枪之下。他是真正为抗日而牺牲的烈士。

 

 

 

  我在家乡抗日的所见所闻

  坤 乾

  家乡嵊县,在浙江省不算个大县,在抗日史上也没有重大的战役。但是县民对抵抗日寇的侵略,其坚强勇敢的精神,比之重庆精神毫无逊色。兹将嵊县沦陷后的军民抗日行动,忠实地报告出来,也是有意义的。

  一、流亡县政府

  县城沦陷后,原来的县政府只好流亡在山区,县长方志超是文人出身,不适担任此职。浙江省政府另派黄埔军校毕业的陈芝范先生担任。陈氏浙江浦江人,曾任浙江省保安处少将团长。那时县政府3天小搬家,7天大搬家,北至王城谷来、黄院畈头,西至西白山、大崑、小崑,南至贵门、雅安、厚仁坂、汉溪、岭根、乌岩、石道地等等山区小村落,到处往返奔波、席不暇暖。

  县政府的官兵非但在精神上的压力大、物质上的待遇尤差;每一官兵的每月伙食费是100斤(老秤)谷子,每月薪饷,当兵的买不到1包香烟,官员也买不到5包烟。官员的眷属不能没饭吃,所以陈县长另外规定,官员每月加发食米,不分阶级,但分年龄,25岁以内的每月发六斗米,25岁以上不满28岁的月发8斗米,28岁以上的发1石米。但是当兵的则无此优待,可是没有一个发牢骚的。我家在乡下,又是新房子,陈县长就住我家两次,他知我受过中等教育,人很老实,字也写得尚清秀,所以陈县长叫我到县政府任职,因此放弃小学教员,也有6斗米。

  流亡县政府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撑持着,实有它存在的重大价值,第一,维系中华民国政府在沦陷区的正统政治组织。第二,编组各区乡自卫武力,以维护地方治安,尤全面地包围日寇的占领点,使其不敢欺压国人,并威胁其生存和发展。第三,推行中央政令,实施征兵制度,使国军兵源不致中断,维持对日长期抗战。实施征收田粮,及烟、酒、盐、棉花、桐油、白蜡等货物税,使省和县政府的开支有所来源。实施国民教育,每保设一保国民小学,每乡设一乡中心国民小学,为推行爱国教育,拒绝日本的奴化教育等等,功不可没。

  二、联乡自卫队

  关于乡镇的自卫编组和训练,起于抗战初期,各保选送1名任保队附,由县政府分批施以2个月军事训练,乡保组织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丁,施以初步军事训练。每乡镇选送受过中等教育并有军事训练基础者1人,任乡队附,由县政府施以4个月军事训练。负责督导组织乡自卫队和县自卫队,并负训练指挥之责,队长则由乡镇长兼任。

  联乡自卫队的组织,始于绍兴沦陷以后,日寇势力已迫近嵊县,民众自卫武力的组织已刻不容缓。本县有四个联乡总队,比较出名的是第一联乡总队,以长乐为中心,总队长周麟振;第二联乡总队以甘霖为中心,总队长赵雪珍;第三联乡总队以崇仁为中心,总队长裘祝馨。

  其余各联乡总队如何起家,我不得而知,但对第一联乡总队的起源,我很清楚。开始于194110月,以长乐、开元、太平、石砩、贵门、安国等八乡镇联合而成,每1乡镇选送自卫队员2名,粮饷枪支都由各乡镇自行负责,所以一开始是队员、枪支各16。另行推举周麟振担任指挥训练,后来扩张到十余乡镇。

  讲起周先生,他是个文武兼备的人,国学根底不错,围棋也下得很好,还颇有军事天才,抗战前曾任缉私营营长、警察局局长等职。以16人起家,不出3年,他的部众竟达千人之多。他兵源和枪械的来源,是收编战时流落的散兵游勇和旧时部属。财政的来源是向各乡镇征收积谷,每亩年缴20斤,以后增加到30余斤。所以积谷除一部分留作乡镇公所开支外,一部分交联乡总队作官兵粮饷及开支,一部分交县政府应用,另存一部分于乡镇公所,以备经过各乡之部队伙食等支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一联乡总队将国军弃置的兵工厂机器,搬到西白山去,自己开了兵工厂,在没有电力、没有汽油的动力情况下,竟用木柴作燃料,用来发动蒸汽机马达,非但自己造步枪,还有轻机枪,中国人的克难精神和坚忍毅力,也是日寇无法征服的原因之一。

  联乡总队虽对日军作战无赫赫之功,但对征剿散匪,收缉散兵游勇,维持地方治安,却有相当功劳,尤其间接威胁日寇及伪军,收到良好的效果。

 

 

 

  嵊县联乡总队教育连天台受训记

  裘怿林

  1944年春,在下负笈天台,去桃源春酒楼午餐,刚在楼上就座,随即上来两位军官,一矮一高,年约四十挂零,均身着马呢军服,黑皮鞋,神采奕奕。一打招呼,原来彼此认识。

  矮个子叫周达奎(畅金),石璜新塘人,1923年毕业于旧制嵊县中学,与曾任济南兵站总监的尹锡和、浙保2团团长陈柬夫为同班同学,充任竺鸣涛将军的少校侍从副官。因我家与竺府有世谊,我与竺府公子松山、东山自幼稔熟,他俩随父到天台求学,我去竺府叙旧,因周达奎身为侍从兼管竺府警卫室,以此相识。高个子叫徐同,我不明他的出身,1940年夏,他跟随嵊县县长方志超,来我家做客。他身材高挑,着草绿色真哔叽军装,挂中校领章,一股英武气概。他竟充任了崇仁第三联乡总队副总队长,代表三联乡总队专程来天台晋见竺鸣涛将军。

  嵊县地方士绅,为保护自己和老百姓生命财产,各乡成立自卫队,为了互相支援,又把自卫队集编联乡总队。在嵊西计有长开太周麟振的第一联乡总队,甘霖赵雪珍的第二联乡总队,崇仁裘祝馨的第三联乡总队。每一总队拥有三五百人枪,而以第三联乡队的人员武器最为壮大。联乡总队的干部,有不少是中央军校毕业,抗日时滞留家乡的干才。但一般士兵,均为本地农民,遇到真枪实弹,可谓不堪一击。因此三联乡的主政者,一直为此焦虑不安,思获良策。

  时逢嵊县灵鹅人竺鸣涛将军出任3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浙东前进指挥部指挥官,驻节天台。联乡三总队长为提高士兵作战能力,经过多次协商,决定在每个联乡总队中挑选年富力强的青年队员各50人,委托浙东前进指挥部加以正规士兵训练,为期半年,期满返归原队,充为骨干。这次派徐同来是向指挥部陈请核准的。

  徐同经周达奎引见上峰。竺指挥官对地方乡绅为确保桑梓安危培训士兵之举,倍加赞许,面谕两点:(1)嵊县联乡队选送士兵,由指挥部负责训练;(2)成立教育连任命周达奎为连长,负责具体训练事宜。

  在桃源春酒楼的便宴上,徐、周2人就成立教育连的人事安排、经费来源、士兵选拔、训练地点、如何开办等具体问题进行磋商。酒足饭饱,教育连的雏形就形成了。

  19445月间,周达奎到嵊县,亲自把150名联乡总队士兵带到天台玉湖街,成立浙东前进指挥部教育连,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玉湖街离天台县城十里,是一个仅有二三百户的小村庄,村口大路边,有一所很大的祠堂,前面有一片广阔的空地。祠堂足可容纳全连官兵住宿。空地稍加平整,成为大操场。择连部于此,是理想的练兵之所。

  教育连的干部配备:连长周达奎,副连长周安国(开元人原第一联乡中队长),政治指导员俞荷生(苍岩人中央军校第17期),军体教官史致芳(雅良人中央军校7分校17期),军需陈祖馨(毫岭人),甘霖排排长赵樟祥,长乐排排长×××,崇仁排排长张樟耀。

  士兵训练实行三操二讲堂,即一天3次操练,2次讲课。分学、术二科,学科指军事知识,术科指军事训练。学科由周达奎、俞荷生2人负责教学,周主讲军事理论,善于因材施教。全连士兵集中在大堂里,每人一方小矮凳,一块方木板上用纸做笔记,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士兵上大课。比如他讲述三国时代魏灭蜀汉之战,邓艾身先士卒,用毛毯裹体,从山上一滚而下,出其不意地直捣成都,迫使刘禅出降,一举夺取了灭蜀的胜利。他总结说,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战术上善于利用地形,以奇袭战胜敌人。士兵个个听得如痴如醉,无形中接受孙子兵法13篇地形篇的战术思想。并联系实战经验,进一步阐明地形与战事的密切关系,要求士兵作战时,应充分利用房屋、坟堆、田坎、砩圳、树木等作掩护,避免伤亡。这种寓教于乐、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的教课,深受士兵欢迎,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指导员俞荷生,1939年投奔75军干训班,结业后被保送四川铜梁中央军校深造。他系统地向士兵讲述日本侵华史,九一八事变、台儿庄大捷、八一三淞沪之战、八百孤军坚守四行库等等,吉星文、李宗仁、谢晋元等抗日英雄的形象,深入士兵脑海,从而消除恐日思想,明确了自己肩负的时代使命,大大提高了士兵训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他还兼教“射击示范”“野外勤务”等科目。

  术科以步兵操典为教材,每日由周达奎集中全连官兵,下达训练科目,作扼要说明,然后各排带开,分班操练,从立正稍息正步走开始到队列变换,班排教练循序渐进。

  军体教官史致芳,个子不高,身材匀称,十分结实。他自幼爱好运动,在军校期间,练就一身过硬的基本功。他在木马上一拍,腾空飞跃而过,姿势优美。在单杠上做回环,空中翻筋斗落地。在双杠上能做旋身倒立。这些新奇高难动作,联乡队员从未见过,人人叹为观止,引起学习的极大兴趣,史致芳手把手的教导。训练期满,军体科测验中,个个获及格或成绩优良。

  训练后期,多次举行野外实弹射击,全副武装一天150里的急行军训练,以此提高每个人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素质。

  连部还组织去仙居浙保工兵训练班参观,实地勘察工兵筑碉堡、建鹿寨、挖战壕、掘掩体、布铁丝网等军事操作,并学到了埋地雷、炸碉堡的本领。

  教育连严格训练卓有成效的风声,不胫而走,不少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参观取经,其中有忠义救国军安我华部。安系嵊县人,其所部号称一团,属军统领导,由于优先获得美援之机会,武器装备精良,士兵一律持自动卡宾枪,显赫一时。他们在玉湖街住宿两天,参观了一天训练的全过程,对教育连严格的军纪、紧张的训练、整洁的内务,赞誉不止。更使他们心服的是两次军事表演。

  一次是全连跳木马,双手一拍,飞身而过,少数人能在腾空后翻筋斗落地,安部中有不少人与教育连士兵同乡同村,看到他们的乡亲练就这般功夫,惊诧不已。

  另一次是实弹射击,每11名射手,共9人参加表演,每人3发子弹,距靶100米,以步枪卧射,其中6人在25环以上,3人弹无虚发,枪枪打中10环,在场官兵,齐声叫好,安部虽持先进武器,自愧无此过硬本领。

  同年10月,训练期满。浙东前进指挥部以1名团长组成视察组,参加结业典礼,观看了军事演习,举行了阅兵式。肯定训练成绩,达到国军正规部队水平。

  周达奎以训练有功,提升中校仓库主任。教育连返回嵊县,扩编为教育大队。第一连(甘霖)以俞荷生任中校队长,第二连(长乐)周安国任连长,第三连(崇仁)史致芳任连长。教育连的重返嵊县,使三联乡具有可战之兵,武装实力大增。

 

 

 

  嵊县知识青年志愿抗日从军记

  薛 昉

  19446月,长沙沦陷,八月衡阳失守,日本侵略军发起秋季攻势,严重威胁我抗战后方。独山失守,直指贵阳,陪都重庆亦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之中,中央政府已有在必要时迁都西昌的动议。10月,政府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动员青年学生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走出校门,奔赴前线。

  我嵊县民众有光荣传统,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都出现过无数英雄人物,抗战中也以英勇善战、将军辈出而蜚声军界,在此紧要关头,焉肯落后。嵊县在1942714日已沦陷,日军驻扎在县城、甘霖、长乐等地,经常外出游弋骚扰,对外交通濒于断绝,邮电阻滞,大部学生随校迁入磐安、缙云等地。重庆发出的号召,虽在《东南日报》上有刊载,但报纸不能在县城内公开发行。当时县政府在贵门乡临时办公,此消息只能通过各种人际关系口口相传,直到19452月中旬,青年们才得集中到贵门。他们都已亲眼看到了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残暴兽行,直接感受到亡国奴的耻辱,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冒着极大的危险,秘密地从四面八方走向同一目标。经过体格检查及办好各种手续后,于220日到距贵门五华里的雅安村报到。虽然处境十分险恶,而县政府仍借吕氏宗祠开了欢送大会,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邢熙平在会上讲了话。晚上进行会餐,并有余兴晚会。221日,青年们整装列队出发,书有“嵊县知识青年志愿从军队”的旗帜在队伍前面迎风招展,37个青年人人英姿焕发,个个精神抖擞,迈出了奔赴抗日战场的第一步。

  从雅安行至石道地村,时值中午,准备休息进餐时,有情报员从苍岩方向赶来报告消息:驻县城日军朝此进发,可能来拦截从军青年。因此,只好饿着肚子快速离开,翻过一座山岭直抵新昌县镜岭镇。次日,去天台县街头镇,与三门、天台、新昌、宁波等县从军青年汇合,在那里听到绍兴从军青年14人分乘2只小船,中途被日军截住枪杀的不幸消息。在街头逗留了4天,三、七两区专员公署举行了欢送大会,场面非常热烈。出发时,全镇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涌向街头夹道相送,标语、旗帜五彩缤纷,爆竹、鞭炮之声不绝于耳,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很多店铺柜台被踏塌或挤倒,人群中许多妇女哭泣出声,从军青年中咬紧嘴唇,眼眶发红者不乏其人,当时的情景俨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场面。

  从天台经磐安、缙云,一路步行,跋涉在崇山峻岭之中。抵丽水县碧湖镇,与萧山、诸暨等地的从军青年汇合,省政府对所有从军青年进行体格检查,并举行了大会,黄绍竑主席莅临讲话。民政厅长阮毅成在讲话中说:“看(知识)两字,口能言,持干戈、弓矢,站在小日本的头上。今天你们可以算得上真正的知识青年。”全体从军青年受到很大鼓舞,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碧湖乘汽车出发。汽车用木炭作燃料,速度很低,遇有山岭陡坡,人都要下车,并推车前行。经云和、龙泉,进入福建;经浦城、建阳、邵武、光泽,抵江西黎川。在那里又进行一次严格的体格检查和文化考试,41日入伍青年远征军208师,我嵊县从军者全部编入623团,驻钟贤镇,开始军旅生涯。

  当年嵊县志愿从军的知识青年,笔者尚能回忆的姓名如下:王献茂、王亚男、王绍烈、方崇林、任国政、邢承鸿、何法进、李石鸣、吕先德、吕先成、周樟水、俞卓超、俞锦父、俞基源、袁汝华、袁辉明、张涌、张尚茂、黄炎、黄汉良、裘国祥、詹国仁、楼宇洪、蔡民杰、钱昌通、钱厥汀、钱高登、罗卓旻、赵××(甘霖人)、吴××(三界区人)、王××(医师、马仁村人)。

  在其他地方从军,入伍623团的嵊县人有8人:丁佑增(绍兴中学从军)、邢思赞(太平沃基人,三门从军)、竺宗文(绍兴中学从军)、商侗(长乐人,江西国立19中学从军)、张鸣佑(石璜新沃人,天台中学从军)。事情过去已近半个世纪,昔日青年均成白头,其中多人已作古长眠,他们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置个人安危得失于度外,毅然决然加入抗敌的行列,虽杀敌壮志未酬,神州同唱凯歌。今简略记之,希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雪泥鸿爪,幸免湮没,以励后人。

 

 

 

  美国飞行员托勒特在我家的7个日夜

  王道良

  美国飞行员名叫托勒特,1924年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是中尉飞行员,为帮助中国人民抗日,1943年,托勒特参加了陈纳德将军率领的14航空队“飞虎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驰骋蓝天,参加过13次空战,战功显赫。

  1945121日清晨,托勒特从江西赣州驾机出发空袭上海日军龙华机场,胜利返航时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射中,燃起大火,机上其他六人遇难。托勒特负伤跳伞,但手、脚、脸被严重烧伤,在浦东为当地百姓和新四军淞沪支队所救,后送余姚梁弄浙东游击队司令部疗伤。经过我新四军军医精心治疗,用当时最好的饭菜调补后,伤势基本痊愈后,托勒特要求归队。322日,由新四军四明自卫总队李明参谋长率20多人护送,从余姚梁弄返美国陆军陆空辅助勤务战地总部临海办事处。23日,安全抵达嵊新奉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嵊新奉中心县委所在地北漳镇东林村。嵊新奉抗日根据地军民举行大会热烈欢迎。托勒特兴奋地上台演说,他说:“你们英勇地抵抗我们共同的敌人,所担负伟大的工作,都使我非常佩服。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以求更大的成功。我相信,美国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时期是非常迫近了。我希望你们和我们能够并肩毁灭我们的敌人,龌龊的苍蝇——日本。”欢迎会,安排托勒特住东林村爱国人士王大石家。根据安排,托勒特经过嵊新奉抗日根据地后,经新昌前往临海,因此,要把托勒特移交给国民党新昌县政府。

  因国共双方办交接手续需要时间,也有复杂的原因,移交办得不是很顺利。如329日,在我们护送托勒特到达指定地点时,竟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伏击,只好中止移交。时间已经过去10多天了,还没有完成移交,考虑安全起见,托勒特被转移到相距东林约5里的小柏村我家居住。

  小柏村是通余姚、奉化的交通要道,新四军三五支队多次来小柏村宣传抗日活动,全村有200多户人家,群众基础较好,地方比较隐蔽。村中有一条两米多宽的大路。我家的房子就在村中大路旁,一个单独的台门、两户人家、三间四居头,有结实的厚门板木门,当时是新房子。我家住东厢房,西边是邻居堂阿叔家。

  美国飞行员来前两天,先由两名护送队员前来察看房子和周围环境。43日傍晚,托勒特由一名翻译陪同及护送人员20多人到我家,各人自带棉被。翻译年龄约20多岁,带眼镜、身材较矮小,但人很灵活,和托勒特形影不离。托勒特也20多岁的样子,但身材十分魁梧,高约1.9米,黄头发、黄眉毛、高鼻梁,两眼炯炯有神,面带微笑,和蔼可亲。

  我母亲当时刚20岁,结婚才一个月。翻译看中我家的新房和新床,动员我父母让出给美国客人居住。我母亲开始不乐意,翻译分析说:“他是美国人,帮我们打日本鬼子受伤归队,只是暂住几天。”听了此话,母亲便和我父亲搬到楼上,睡在楼板上。新床长2.1米、宽1.4米,是漂亮的雕花大月光床,红漆闪亮,是当时村中最新式的眠床。托勒特看了非常高兴,连连向我母亲说“散克油、散克油”(英语Thank you,谢谢的意思),我妈也不懂,但是看托勒特高兴的样子,心里很欣慰。

  晚上,托勒特和翻译同头而睡,20多名护送人员睡在西厢房保护,他们每人带有短枪,吃饭在堂前四张桌上,纪律非常好,对托勒特无微不至地关怀,奉为上宾。

  在吃的方面,托勒特和护送人员是单独开灶。托勒特的食物在我家灶头做,护送人员则在西厢房灶头烧。托勒特不吃米饭,也不会使用筷子。每天早上,我母亲协助他们用鸡蛋和白糖在大碗里打成浆,然后当水和上等面粉慢慢揉成一团经发酵后,放在二尺二镬锅架上做成一两尺长的馒头段子,蒸熟后用薄刀切成薄片,用新买来的猪板油熬出油,把馒头片放在油锅上煎炸,做成油炸馒头。那味儿香气扑鼻,十分诱人。邻家小孩刚三岁,非常眼馋,托勒特十分喜爱孩子,就送几块给他尝尝,小孩吃得十分高兴。托勒特自己用刀叉戳着油炸馒头吃,餐餐如此,天天如此。

  晚饭后,托勒特在翻译的陪同下,在屋前大路上慢慢散步,村民们初见外国人,十分好奇,都远远望着他。托勒特则微笑着和老百姓招手致谢。

  时间很快过去7天,离别的时候到来了。护送队员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挑满了水,还再三询问有没有损坏或失少东西,如损坏或失少一定照价赔偿。然后,托勒特挥手再一次向我母亲说“散克油、散克油”。

  410日,我方与美国陆军陆空辅助勤务战地总部临海办事处办好了交接手续。同日,美国陆军陆空辅助勤务战地总部临海办事处主任柯克斯上尉还给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何克希写了感谢信,并附上纸币若干。信中说:“我借此机会谨向你和你的部属们道谢!……你们所加于这个飞行员的恩惠,我们是永远不能偿清。”第二天,托勒特写信给何克希告别。18日,我方护送托勒特至奉新公路边,将他移交给国民党方面。

  遗憾的是,这位美国优秀的飞行员在回国后不久,于一次试驾飞机时发生事故,不幸遇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了,浙东人民、嵊州人民、小柏人民仍十分怀念这位帮助过我国的抗日英雄。他那“散克油、散克油”的语音至今仍然在我母亲的耳边回响,而那位吃过他给的油炸馒头的邻家小孩如今也已变成白发老人,但那香甜的滋味依然留在心中……

  美国飞行员托勒特中尉从1945121日在浦东被救起,至418日离开嵊新奉抗日根据地,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嵊新奉抗日根据地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生活了近3个月。托勒特在浙东抗日根据,是中美人民共同反侵的见证,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人民友谊的佳话。

 

 

 

  棠头溪战斗

  周希灿 马炜

  棠头溪是嵊东比较富裕的大村子,与城关日军据点,相距只有10余里,是日军掠夺军粮和其他物资的一块“肥肉”,日伪乡保长不时搜刮财物,运往城里供其享用。嵊新奉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肖松林警告棠头溪乡乡长洪仲庆:如果再往城里运粮和其他物资,就以汉奸论,严惩不贷。洪慑于抗日自卫大队威力,不敢再往城里运送军粮和物资。

  日军被切断供给后,就于1945426日集结60余人,配备轻、重机枪,荷枪实弹,奔向棠头溪抢粮。当时嵊新奉自卫大队正驻在离棠头溪十里路的上林村,肖大队长接到报告,当机立断集合部队,作了简单的战斗动员。战士们听说要打日军,群情激愤,争挑重任。萧大队长命令:以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战斗力强的第1中队担任前卫。中队附周浩立即带领80多名战士、2挺轻机枪,抢占了棠头溪后门制高点,隐藏于山上的小松林中。肖大队长亲自率领另外2个中队左右配合,待命战斗。

  日军到了棠头溪后,挨门上户搜刮物资。棠头溪村子大、房子多,他们怕受袭击不敢进村子吃中饭,而到村左边的小山坡上去吃,恰好进入了包围圈之内。周浩适时发起攻击,举起驳壳枪连打3枪。战斗一打响,全体战士集中目标一齐开火,敌兵顿时慌乱一团,沿山坡抱头鼠窜。自卫大队即发起冲锋,战士奋勇追击,逼使日军往烂田沙滩逃命,七八人一群,连拖带拉背着伤亡人员往桃花渡方向窜去。自卫大队第二、三中队紧密配合乘胜追击。日军溃不成军,一直逃到稻桶庙前才匆匆架起机枪还击,但哪里阻挡得住自卫大队的勇猛攻势,最后仓皇逃回城里。这次战斗共打死日军5人,打伤多人,并缴获了一些枪弹。

  棠头溪之战虽然是一次小规模战斗,但对日军的打击是沉重的,对军民的鼓舞是很大的。老百姓说,日军在嵊县横行霸道,欺压人民,从来也没有像这次那样浑身是泥,拖尸败回县城的狼狈情景。1945516日《新浙东报》曾刊载过这样一则消息:“棠头溪战斗我军获胜……敌怕我军攻城,即实行戒严,次日拉夫近百名,去城内抢劫大户商店,拆去部分防御工事运至新昌、奉化,似有撤退模样。嵊县城里富户士绅纷纷搬家去新西、嵊西避居,伪币大跌。”

 

 

 

  一个侵略者的下场

  叶汉章 魏锦堂

  19457月的一天下午2点左右,从天台溃退绍兴方向的日本鬼子约100多人,路过棠头溪歇脚。

  这时,2名日寇,1个掮长枪,1个持木棍,行动鬼祟,潜入四明乡上江、大屋二村掳掠。下午4时许,二寇溜出大屋村外。掮枪的往大屋村东乌株树棚大路走去,持木棍的朝村南大路疾走。那时,村口栅门边站有叶苗松、叶立章、叶汉章等六七个青壮年村民。他们正在暗地议论:这个鬼子不带武器,又单独行动,我们趁机打死他。于是各随手携带锄头、铁铣,装做出村做农活,疏散站开。当手持木棍的日本鬼子,肩背掳掠之物,急急忙忙走近栅门时,叶苗松紧盯鬼子,待其靠近身边,突然用锄头向鬼子头部猛击,敌人立即扑地。慌忙间由于未击中要害,一会又苏醒过来,拉住叶苗松的腿企图挣扎。但一看旁边人多,不敢还击,跌跌撞撞爬起就逃。大家一齐追上,你一锄,我一铣,一下子就把鬼子打死,把尸体拖过小溪,埋在竹林大树脚下。当时又有“小婆婆”等4名妇女,主动用水泼地,清除血迹,铺上泥沙。

  为防日寇报复,当晚,全村男女(除少数老年看家外),都撤到附近山中躲避。果然,晚上8点左右,一大队日寇,擎着火把,直扑大屋村,哇啦哇啦,边走边喊,好像在找人。魏锦堂的母亲,刚出门探视,就被日寇发现,被押回棠头溪。路上,翻译审问锦堂妈说:“你看到一个‘大先生’吗?”锦堂妈从容回答道:“看到过,已被三五支队绑走了。”翻译又问:“三五支队在哪里?”锦堂妈又答:“听说北面一带山上都驻有三五支队。”这时,佩带指挥刀的一个日本鬼子,用长刀一挥:“开路!”鬼子丢下锦堂妈,向西走了。一场灾祸,终于化险为夷。至今棠头溪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忆犹新。

 

 

 

  县自卫总队进入嵊城前后

  陈佐达

  1945年七八月间,嵊县自卫总队为执行上级命令,监视日寇出城骚扰,在马弄堂沿江筑起深沟高垒的防御工事,10日为1期,由3个联乡总队依次轮流调防。这时我正担任第2总队的政治指导员,于第二期调入。城内敌寇虽已不满百人,犹能负隅顽抗,每昼夜必有一两次向对岸放枪,甚至要冲过江来,都被我军击退。曾毙敌2人,敌黑夜拖尸回城。我总队李毛老班长的帽顶被弹穿,头发一缕焦痕。敌寇枪榴弹击毁我驻总队部的民房避风墙,砖块擦过我背部,幸无损伤。我大队与日军隔河相持67夜,于815日的早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才奉命停战,撤回原驻地浦桥待命。城中日军全部步行离嵊去投降,部队命令我总队先进城搜索。总队开干部会讨论,决定过城隍山进城。不少人担心城隍山恐有地雷,谁都不敢领先,分队长赵樟祥提议:“指导员平日带领我们呼‘抗战必胜’口号,今日抗战果然胜利了,要指导员领先。”我就当仁不让。是日薄暮,队伍由总队长宋泽民和我先后训了话,浩浩荡荡过白沙地,上城隍山,遍山搜索后,经北门进城。门旁有一中年男子守候着,见我一脚踏进,就点燃爆竹,城内外欢呼和爆竹声响彻天际。部队到南站停下,分配3个中队任务,划段搜索至深夜,未见敌人和军用危险物品遗留,就向总队部书面报告。次日上午8时许,县长贺凤起带领全体部属进城,县政府暂设在芷湘医院。

 

 

 

  嵊中参加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张林富

  为了隆重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县政府限令县级机关及嵊县中学等在“双十节”前迁回县城。新校舍需要修缮,迁校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为了不过多耽误教学工作,嵊中九月初仍在廿八都按时开学上课。当时,我和文光都是初一上新生,为了节省开支,实行走读听课。从住家崇仁到廿八都,号称五里路程,实际上恐怕不止。我们两人合用一套饭屉,自带冷饭咸菜当中餐,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天天结伴同行,度过了一个月的走读生生涯。

  194510月初,学校宣布停课一周,进行迁校。但规定学生只放假3天,回家做些准备,要求3天后到新校址报到,接受庆祝胜利的排练。校方为了减轻自己在迁校中的搬运费用,发给每个学生30斤大米分担代运,我和文光都自己挑回家中。

  3天后,父亲挑着我的铺盖箱笼,还有几十斤米,翻山越岭30里,送我到县城报到。乡巴佬第一次进县城,看到了高大的城墙,宽阔的街道,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当时嵊县中学的校本部设在城隍庙,门口挂着校牌;校长室设在溪山第一楼;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自西往东一字形排列,位于大院南侧;礼堂主席台在城隍大殿南端,大院子则为召开纪念周和全校大会的露天会场。另外,在战前的嵊中旧址设立分部。报到后,即投入唱歌及队列等排练。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报上发表一首名曰《欢庆胜利》的新歌,音乐老师袁一洪先生教我们练唱。这首歌的歌词全文如下:“胜仗,胜仗,日寇跪下来投降。祝捷的锣鼓雷般响,满街爆竹烟火飞扬。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狂。向东望,看我们盟军浩浩荡荡,扫残敌,似猛虎驱羊,踏破那小小扶桑。河山再造,日月重光。胜利的大旗,拥护着蒋委员长。我们一同去祭告国父在紫金山旁。八年抗战,千万忠魂,这才不负我们血战一场,不负我们血战一场。”

  图画兼劳作老师张松鹤先生则教我们制作游行晚会上使用的火炬。每个人领到一段一米来长的早竹筒,一端开口。他教我们把开口一端小心地破开一节,把一支洋蜡烛(矿烛)用草纸裹紧正向塞入破开的竹节,外面再用铅丝箍紧。火炬即告制成。末了张先生再三告诫,要把制就的火炬好好保管,只许在游行时临时点火。

  以大鼓手马伦皓为首的军乐队,还要忙着排练洋鼓洋号。我却有暇各处转悠。当时,城隍山上布满明碉暗堡,一层一层的崭新铁丝网像蜘蛛网一般,日寇原打算垂死挣扎一番。城内保留着许多遭日机轰炸后留下的废墟。墙上的日伪标语刚被清除,而被换上庆祝抗战胜利的口号,还有一条是“中美英苏精诚团结永奠世界和平”。

  1010日,提前吃了晚饭,嵊中高中生着黑斜纹布制服,初中生则着灰色崇仁布制服,整队前往参加抗战胜利庆祝大会。会场设在市心街西侧的一片宅基空地上。这里原是轰炸废墟,瓦砾残渣刚被清理。主席台位于空地的西端,背靠楼墙,面朝东方。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嵊县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的长条幅,两角已挂起了煤气灯。不久,与会民众陆续到齐,主席台上相对入座,大会司仪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后,爆竹声、锣鼓声震耳欲聋持续达10分钟之久,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接着由县府首长及各界代表发表演说。代表嵊中发言的是训育主任袁心粲先生。他声音不够洪亮,台下却鸦雀无声。他把中国比作沉睡的狮子,受列强侵略已达百年,而今抗战胜利,意味睡狮成为醒狮,中国必将走向民主、富强!袁先生精彩的演说,博得了满堂掌声。演说结束后,司仪宣布开始火炬游行,一时间场上一片通明。各界民众的火炬多种多样:有用浸泡煤油的布团,有用成捆的松明,他们一时火焰冲天,光亮无比,却不久熄灭了。而嵊中的火炬,火光持久稳定,使用也很方便。我们高、初中共600来位同学,高举胜利火炬,唱着胜利之歌,呼着胜利口号,沿途欢声震天,度过了难忘的一夕。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城隍庙舞台还在“双十节”前后演出越剧3天,免费招待各界民众。主要演员有赵瑞花、钱妙花、魏银凤、郑梅凤、黄笑笑等,主要剧目有《叶香盗印》《秦香莲》《打鸾驾》等。名角的精湛表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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