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2年2月，嵊州市关爱抗战老兵志愿团成立，图森木业总经理裘黎阳带领队员们与时间赛跑，分为8个片区，深入各个乡村，对嵊籍健在的抗日老兵“进行地毯式访寻”。每找到一位，如获至宝，生活上照顾慰问，有病协助治疗，贫困者给予少量生活费，并记录他们自述的抗战经历，摄影留念，建立个人文档。一两年间，访得抗日老兵六七十人，制成图片，编写抗日事迹，在广场展示，深得好评，观众纷纷解囊助捐。志愿团又成立“我们爱老兵”网，与全国互联。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本书从中或从其他书刊简略摘录嵊籍健在的抗日老兵的事迹，以飨读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丁本南（又名丁振南） 1916年生，崇仁镇富四村人。
自述：1935年7月嵊县中学初中毕业，在富润镇当小学老师。1938年结婚生有一子,安顿好家人后，我主动约两位朋友一同参军抗日。部队走到湖南，因我文化较好，会默写《总理遗嘱》，于是被派到75军第6师师部副官处任准尉司书，主要职责为司令部总收发室任大关防，掌管师部大印并收发文件。1940年升为同中尉书记。军长叫周嵒（嵊县人），师长是张珙（嵊县人），直属长官是副官主任张樟模。参加过襄河打敌人据点，远安夜行军，双沟战役，随枣战役。随枣战役时，驻防在襄樊。部队行军时，我背着大印、饭碗、背包，晚上行军不能发出一点声音，白天不能生火做饭，一见烟头就有十几架敌机俯冲扫射，扔炸弹。我的连襟钱宙宇（渔舟）在军械处，被日本人迂回包围，等我们赶到时，看到他被日本人剥皮、砍头。1940年，我家来信，说父亲病危，部队允许我回家探亲，历经一个多月回到家中。
马才生 1922年生，崇仁镇马仁村人。
自述：1940年，我18岁，因家里抽到壮丁名额，我便替我哥报名参军，被分配到驻扎在嵊县黄泽的32师当兵，只记得师长姓王。后来我伙同几人跑到驻防在永康的88军21师62团第1营2连1排当兵，部队里大都是川军组成的，师长叫罗君彤，团长叫陈章文，营长叫张潄明（谐音），连长叫倪毕岩（谐音）。部队接到攻打温州的任务，我们坐船到温州，船都是临时征用的，到温溪附近下船。日军在温溪建有个很大的碉堡，我们从早上开始攻打，一直打到晌午时分，才把碉堡攻破，碉堡里跑出十几个日本鬼子，我们发起进攻，占领了敌人的阵地。但没多久，接到大批的日军增援的消息，便急忙撤退，步行至丽水。这次战斗我连的伤亡很大，可以说大部分的人被打死了。此后我们一直在丽水、永康一带活动。
马毛老 1922年生，崇仁镇滨桥村人。
自述：1940年，我19岁参军。约在农历十月时，部队三四十人集中在嵊县城隍庙内，我被分到浙江保安处第2团补充机枪连任二等兵，保安处司令是宣铁吾，团长叫许尚赣（上校军衔，诸暨许村人），连长叫林喜忠（也是诸暨人）。补充机枪连只配有两挺重机枪，一个连队分为第1枪队和第2枪队，我在第1枪队负责填充弹带。部队驻防在临安一带。我们有一个大队长（营长）叫张震，山东人，特别擅长打游击。我们一直在柴桥、宽板桥、桐庐、富阳一带打游击。两年后的一天，我们整个保安处的6个团埋伏在富阳龙门陈村上面的石板岭山头上，准备伏击日军，天上飞过日军的6架飞机，长官们在讨论是否要打飞机时，炸弹便从天而降。没多久增加到12架飞机轮番轰炸，弹片和石块乱飞，炸死了很多人。每架日寇飞机飞来都有间隙，我们就去抬尸体，乱埋乱葬。再后来增加到二14架飞机，轮番炸了6个小时左右，6个团的兵力只存下2个团的样子，阵地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我被炸得非常害怕，但因有战场纪律，谁跑枪毙谁！所以，大家都不敢跑。后来，有一个排长见我还在壕沟里，便命我赶快逃命，才得以幸存。
马行走 1925年生，谷来镇马村人。
自述：1941年，随同难民来到江西省弋阳县，之后步行了20多天，到达江西省樟树市，参加了江西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因有文化，被任为中士军衔的文书，主要做发电报及书写等工作。总监部有电台5部。每一天都要收发报。从1941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国军第九战区自己培养了20多名电台的接受、发报、译电员。我被提拔当了少尉、中尉、上尉军官。
马武传 1922年生，谷来镇举坑村铜坑湾人。
自述：我是家里的独子，自小喜爱看书，因受家境影响，初小毕业就在家里劳作。按理抽壮丁，独生子女可以免役，我21岁那年，因得罪了保长和甲长，硬逼迫我当兵，被分配到驻扎在长乐附近的忠义救国军1团2营，团长叫安我华，绰号安老小，营长蒋方浩，是江山人。我在营部当一名传令兵，曾记得安我华给我们来训过几回话，感觉他口才很好。当时的长乐镇上驻有日军，我们日夜警戒，监视日军的动向，没有对日军进行过大的反击，只是偶尔有打冷枪。过了两年多的样子，去安徽荣村中美合作所培训，一路上都是步行。培训期是两个月。我们是合作所培训的最后一批学员，培训完成后，我们换上了新式美军装备，我分到了一支卡宾枪。在培训即将结束的时候，忽然传来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部队开拔到上海北站，接收了一个看守所，关押着汉奸丁默村的老婆和她的一些佣人。丁默村是汪精卫伪政府特务头目，当时流传着“凡是中国人进了他那里没有不开口说实话的”的传言。
支生元 1925年生，崇仁镇支鑑路村人。
自述：我因家里贫困（读过1年书），16岁开始在甘霖给别人家干长工，后来甘霖给日本人占领，并在镇边筑起碉堡。我17岁那年东家被摊派到去修日本人碉堡的义务工，就叫我去顶替，在砂场筛砂石。在砂场才干了两天，我碰到一个人，说跟他一起到部队当兵去，不要替日本人干活，在路上得知他叫罗兴善，是当时任高等法院院长付国生（嵊县人）的侄子，在浙江省保安第2纵队司令部当书记官，纵队司令叫裘时杰（嵊县崇仁人）。我到了温州纵队司令部，被分配为书记官罗兴善的勤务兵。第2纵队下辖2个团（第4第5团），司令部设在温州，在当时的战斗年代，在纵队司令部比较安稳。一年半后，获悉日本人投降，举城欢庆。大约过了几个月，司令部裁消，我被遣送回了家，罗兴善投奔到上海高等法院做事去了。
王志才 1923年生，金庭镇华堂村人。
自述：自小读了6年书，18岁那年（1941年），日本鬼子已侵占半个中国，获知邻县奉化在招兵，就去报了名，加入浙江保安处直属第6大队7中队当兵，大队长竺洪挺是嵊县人，中队长王沅泉也是嵊县人，是我们邻村人。记得当兵两个月的样子，我在长洋一带的一个岺口站排哨，附近都是杉树林，下面是一条马路，那条路以前是宁波通向金华的必经之地，我发现一大队日军，立即向上报告。命令下来要我们打个伏击，等日军走到700米左右时，战斗就打响了，打了20分钟的样子，遭到日军有力的反击。并且日军从两侧要包抄上来，我们就立即撤退了。等第二天去看，日军的一匹大洋马被打死了，整个大队都很高兴。一年多后我当上了副班长，后来部队把我送到仙居高迁，进省保安处军事干部训练班学习8个月。毕业后，回到老部队，被提升为班长。不久在宁波东乡一个叫卖柴岙的地方，晌午时分，我们中队在行进中突然碰到日军一个班，立即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打了十多分钟，日军退却了，双方都没死伤。后来部队进驻镇海金峙，后奉调进入四明山青蜓岗，直到抗战胜利。
冯德铨 1920年生，下王镇南面18号。
自述：1943年端午前后，因抽壮丁参加国民党杭州淞沪游击队，支队长是俞继鹏，大队长是唐国强（四川人），中队长是宴子后（音）。在游击队一年左右，萧山临浦有一个日本人的碉堡，有六七个日本兵和一挺机枪。我们支队二三百人，持步枪冲上去火烧碉堡，里面的日本人就跑回大本营叫援军去了，等日本人的大部队来时，我们就撤退了。1944年，部队内讧，我与战友3人参加了萧山县自卫队，保护当时的县政府。我在自卫队第1中队（大队下面只有1个中队）第3分队。中队长叫赵成其（音，湖南人，中尉衔）。自卫队在诸坞、钱清一带与伪军周旋，在诸暨店口周边跟蔡廉的伪军打过一仗。因为时局混乱，我们移动的地方比较多，县政府驻地也经常转移。在游击队时是没有发军服的，只分到一枝中正式步枪，后来到了县自卫队后才穿上黄军服，那时候是一等兵的衔。
卢德隆 1924年生，嵊州市莲塘村人。
自述：1941年4月中，绍兴沦陷后，绍兴中学初中部搬到嵊州崇仁廿八都，我考入了该校初中部。约大半年后，由于时局混乱，我失了学，就与另两名同学一起去了福建省崇安县，刚好黄埔军校通过当地的教育部门招生，被黄埔3分校录取，分配在入伍生团一团学习，团长叫陈瑜。后来军事委员会派了一位钱卓俨上校来担任副团长，没多久，陈瑜团长由于种种原因带着部分学生去了长沙的2分校。在入伍生团学习一年多后，我考入了黄埔3分校第20期步科，主任叫柏天明，队长中一名中校叫王展堂。我们学习时常有日军的飞机来空袭，学校被迫搬到瑞金附近的于都县。学习了半年后，也就是1945年8月，我们被派往杭州去受降日军。带队的是一名少将大队长，成都方面也派出了特派员。接受日本人投降时，我们驻军在杭州市第一中学附近的街上，现在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任兴岳 1927年生，甘霖镇柳岸村人。
自述：我读过5年小学，18岁那年的11月份，我们同村的任樟喜从部队回家探亲。听说他在部队当副连长，我就和同村人任阿超、任金火一同，请求跟他去当兵。任樟喜带我们3个从老家出发，走到浙江诸暨，乘火车到徐州工兵独立团12连报到。团长叫顾国英（音），连长叫陈展，江苏人，副连长任樟喜。我被连长叫去当他的勤务兵。
当时日本人占领城里，我们驻扎在郊区，主要任务是修桥补路，后来连长保送我到军士队受训6个月，下放到连队当中士班长。部队转移到山东临沂一带时就听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大家都非常兴奋。没有两天，接到命令：“到临沂受降日军！”主要是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后上缴的武器和弹药。我们看到了投降了的日本人。这次，如此之近，近在咫尺！他们当时在中国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今天也成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手下败将！
刘方 1925年生，长乐镇水竹村人。
自述：1941年，我17岁，因家里贫困，父亲让我去顶替同村的抽壮丁名额，以补贴家用。到嵊县集中后，在师管区所在地（即现在的城隍庙）征召入伍。不久被分到第三战区江南挺进2纵队5团1营2连1排当步兵，驻防在江苏溧阳。当时纵队司令是顾必衡，团长是朱陆，连长是官秉国（四川人）。那时溧阳城被日军占领，我们防守在城外面，双方对峙达两年有余，其间没有大的正面冲突，只是双方偶有炮击。1943年我因开小差触犯军纪被鞭挞，屁股被打烂，行走困难，要柱棍而行，恰逢日军大举进攻，我被编在病号队里，在张学义班长带领下跟随难民转移，所在部队在那次进攻中全军覆灭。后逃到二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看到朱陆团长带着家小也幸存下来了。因当时都忙着逃命，所以也顾不得谁了，我紧跟张学义班长，在当地和老百姓一起生活。因为张学义班长是江西人，故商议到江西去。逃到安徽宁国县地界，被江苏保安团逮住，疑为奸细，吊起来严刑拷打，后查实为2纵队人员才被释放。我因年纪轻，被陈维新团长留下当他的传令兵。后来陈维新团长被调回江苏去了。不久获知抗战胜利。
吕中建 1924年生，长乐镇学前路人。
自述：1940年我投靠亲戚，在福建国军70军军部副官处当兵，军长是嵊县南山人陈孔达。时值抗战期间，负责给前线送粮、送弹、送棉被，2年后升少尉副官，被保送至黄埔第3分校（瑞金）学习一年半回部队，参加去台湾受降日军，后在台湾驻防基隆、台北、台中。
吕先德 1921年生，长乐贵门雅安村。
自述：1939年，我从嵊县中学初中毕业，从《东南日报》获知东阳县有黄埔军校招考学生的消息，去东阳报名录取后，在金华白龙桥出发，一个大队约500人，带队大队长黄铸馨（黄埔2期）。到西安7分校，编入16期步科，学习两年（当时七分校主任是胡宗南，副主任周嘉宾，办公室主任刘历戎）。1941年毕业，毕业典礼有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到场，记得蒋纬国少尉与众嘉宾同坐主席台。编入196师（师长刘超寰），任见习官，驻防河南灵宝肴山、陕西同官、重庆等地。后来，第5军军长邱清泉到重庆招干部，编到泸州学习，分入第5军200师（师长高吉人），599团（郭琦团长），第2营第6连1排任排长。邱清泉多次给我们干训班上课，他能叫得出我名字。后到怒江驻防，我们是坐卡车过的惠通桥，路边能看到美军顾问在烤火。我们团在松山的战斗，我排是晚上趁着雾色上了最前线。天没亮，有雾，我看到十几米前有敌人人影，来不及瞄准便用步枪平射了一枪，感觉人影倒下，也不知射中没有。我当时听到鬼子拉手榴弹环的声音，连忙卧倒壕沟，一声爆炸后，感觉已受伤，连长看我一身血污，即用床单包扎，允许我下撤，并说身后的李纯一营长已经牺牲。下撤200米左右，卫生官发一纸伤条，方撤到山下，入驻医院。我手掌骨有一块骨头粉碎，胸与脚部只是出血，受伤不重。疗伤一个月后，伤愈归队，担任600团第2营机枪2连连长，团长是麻兴全，营长是操农（黄埔九期），我记得下属有一名排长为天台下桥人，叫陈岳皋，青年军出身。我去过龙陵、畹町。记得在畹町搞过一次升旗仪式，何应钦到场讲话。我升为上尉，获乙级干诚奖章一枚。在昆明时，想回浙江，当时胆子很大，以治病名义找邱清泉，他正与西南联大外籍教授聊天。他在我申请单上签字。回到浙江，在同乡郑樵顺连长的帮助下，调入金华102旅，任机关枪连上尉连长。后到杭州12军官总队报到。
吕能华 1925年生，城关镇（今剡湖街道）相公殿北路东三弄。
自述：我的父亲任绍兴税务局的职员，勉强能供我读书。1940年，我就读于新昌中学初中二年级。部队来新昌招兵，我便虚报年龄18岁去报考，录取后在江西广丰受训6个月，部队番号是宪兵15团第4连某排，团长叫张慕陶。1944年我前往四川，加入203师608团1营3连任上等兵，连长的姓名忘了，好像是江苏人。师长叫钟彬，青年军的师长大多以原来的军级干部调充，在名义上似乎是降职任用，但在实际上这是一种荣耀。记得在青年军期间青年军总监罗卓英来作过两次重要的讲话。后来我被选送入军官队训练3个月（有的训练半年），回部队后军衔为中尉，在营部工作。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在四川省璧山县。
按：前些年中风后部分记忆丧失，部队各级长官的姓名好几次到了嘴边又讲不出来，老人与日本鬼子的战斗经历（1940年至1944年）也无法回忆，只记得在浙江有过多次战斗经历。老人认识嵊州抗战老兵钱凤锦（钱笑兰），他说钱老在宪兵15团第5连。
吕梅亭 1921年生，长乐镇蓬王留村人。
自述：1944年农历十一月，当时我担心要分到壮丁名额，和邻村的伙伴棠老到昆溪村参加了忠义救国军，团长是安我华（嵊县绿溪人，绰号安老小），我被分配到独立营担任营长的勤务兵，属上等兵，营长叫何德厚，义乌人。当时长乐镇驻扎有日军，我们驻扎在附近一个叫石阳的村子，监视日军的动向。年后，我们营奉命行军到兰溪、金华一带，没多久到淳安、临安，一路上都避开日军，后来到常州、苏州一带活动。抗战胜利的那天，我们驻扎在苏州一个倒闭的丝厂内。当时我们营不足200人，每个连六七十人左右。
吕银初 1926年生，里南乡人。
自述：我记得在17岁那年的下半年抽中了壮丁的名额，离家的那天农历十月十五，天下起了小雪，我穿着家里仅有的一双破鞋，被分配到驻扎长乐石阳村的忠义救国军当兵，报到后驻防在附近的上南庄村，具体的连队番号记不清了，只记得忠义救国军的团长是安我华，当时在背地里都叫他的绰号“安老小”，是我们嵊县安宅人。当时的长乐镇已被日军侵占，在外修有一个碉堡，镇里的日军驻在长乐簰埠头。雪越下越大，部队里有好多人都打着赤脚，没有鞋穿，也没有棉衣，只有一两件单衣，有很多人被冻伤了。驻扎了一个多月，接到命令，撤到诸暨，后转辗到安徽荣村，进入中美合作所训练，分发到1件棉衣，1双便鞋，还分到1支卡宾枪，10个弹匣，约有500粒子弹。官长配上了左轮手枪，每个排还配有一门用电击发的炮。训练了3个月后，便奉命向上海进发，约在农历三月份到达龙华飞机场附近。几个月后，传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当时到处都能听到或看到日本军官或自杀或投江的消息，我亲眼看到两个日军投江，江面上不时漂着日本军官的尸体。在农历八月初十（9月15）那天安团长紧急集合，对我们讲话，要到龙华飞机场对日军进行缴枪。当时的龙华飞机场驻扎着2000余名日军那天，我们集积了四个团的兵力，进入了飞机场，命令所有的日军在机场中央集合，立正稍息后，命令所有的日本人把手中的武器放在原地，我们便上去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堆到一边。那次缴了两千余支步枪、机枪，心里非常高兴。到农历八月十五日，部队开会，要整编减员，规定没有文化的，身材矮小的，一律回家。离开部队前，安团长来训话，说我们是抗日前线部队，我们是好样的。我自小没念过书，没有文化，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句话，退伍部队发了50万元储备银行券。到家后这钱在崇仁镇以下的地区不能用，就在崇仁镇买了一衣件服、一双鞋，就剩下1万多元，用不出了，就丢掉了。
竹荣富 1925年生，仙岩镇火锨湾村人。
自述：我读过小学6年，18岁那年父亲去世，家境非常困难。20岁那年，由表叔陪同，经新昌走到天台去投奔另一位表叔鲍大钢，当时在浙保三团当连长。团长叫陈建富（音），部队驻扎在天台与新昌交界的地方，我成为鲍大钢的通信兵，负责他的生活起居，3个月后我被分配到连队去了，分到一杆中正步枪，参加日常的军事训练，内容主要是跑步、出操、打靶，实弹打靶一年打一次，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的治安。有一次部队打靶比赛时，我打3枪连中3个9环，获得全连第一名，胸前挂上了大红花，那次我的排长也参加了打靶。过了一年多，经过连长鲍大钢的同意，我回家了。
过金联 1923年生，长乐镇梓溪村人。
自述：我自小念过小学6年，在17岁那年，抗日战争已经打响，村里要抽壮丁，经我表兄弟介绍，到湖北宜昌75军军部当兵，被分配到军部直属补充团通信排。刚报到没几天，就投入了随枣战役，看见了无数的死伤。3个月后我被调到军部医护处当一名看护兵，主要是护理伤兵，医护处处长吴锦棋是兰溪人，上校军衔。半年后，经萧山康赞生介绍，调到军部参谋处人事科任上士文书。人事科7人，科长李倍璜，东阳人，中校军衔。在人事科期间，我碰到同乡吕增校，是我邻村人，黄埔17期毕业，来人事科报到，被分到第6师，任排长，和我关系很好，但半年后获悉他牺牲在战场上，家里人还不知情，他老父亲写信托我打听，是我告诉了阵亡的消息。部队守三峡、巴东、新山一带，守了五年，终于等来了抗战胜利，我们军部所属人员参加接受驻湖北应城日军一个旅团的受降，在军长楼纪民的带领下，率领5000人缴了3000日军的枪，并收缴了许多马匹、汽车、步枪、大炮及弹药。
邢爱樟 1927年生，长乐镇石阳村人。
自述：当时我村驻扎着忠义救国军，特务连连长王培连是长乐人，他老婆是我们本村人，经她介绍，1943年临近过年的时分，我到特务连给王培连当勤务兵。忠义救国军的团长是安我华，绰号安老小。当时长乐镇已被日军侵占，日军驻扎在长乐镇簰埠头，他们在外围桃花山官山岗头修有一个碉堡。我们在他们的外围几个村里都驻有兵力，严密监视日军的动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桃花山和别的部队配合跟日军发生过一次战斗，当时消灭了几个日本鬼子。1944年，我们奉命开拔到安徽。先到义乌，过龙游到安徽荣村的中美合作所。王培连在合作所当教官，和美国人一起训练我们，我主要还是当他的勤务兵。训练两个月结束后，约在四五月份，我们经桐庐往萧山方向转移，在到萧山地界后的一天夜里，消息传来先头部队和小股日军遭遇了。我们特务连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团部，所以没有要我们上。战斗打响一个多小时后，团长命令主动撤退，后来部队驻扎在萧山钱塘江边南阳一带。在8月的一天下午，忽然传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部队便紧急集合起来，傍晚时分登上渡船等候涨潮过江。约在天亮时分过了钱塘江，一直往上海开拔，我们团部就在上海龙华路南洋中学驻扎，其他连队都派出去接受日军投降。长官当时讲：因为，国军的主力部队中央军尚在内地，不能及时调动到上海的受降地点。所以，拉我们忠义救国军这样的地方武装去承担这一历史任务。我们当然感觉很光荣，很多人兴奋得一夜未眠。当日本指挥官交出指挥刀，2000多名日本鬼子排队交出三八式步枪时，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我们发现，日本鬼子也在嘲笑我们。因为，我们衣冠不整、枪械各异，很多人没有帽子。我们一半人穿草鞋，不少人没有鞋子，还有穿皮鞋的。但是，我们都挺胸抬头，立正站好。日本鬼子交完枪械，排队离开时，还不断回头看热闹。就是这帮子投降的日本鬼子，没有几天，我们又不期而遇了。我们监视他们拆除主要交通要道上修建的防御工事。我们惊叹：这些日本兵纪律真是好！干活没有人偷懒，吃饭时整齐划一！
何仁千 1923年生，金庭镇晋溪一村人。
自述：20岁时，在金庭镇龙潭坑、高塘等地落草当强盗。1个月后受招安，加入浙江保安团第3大队第7中队，司令是俞济敏，大队长竺洪挺，中队长王原泉（音，岩头人），后升上等兵。部队从金庭观石鼓庙转移到宁海冠庄，在宁海、新昌、天台等地打游击，备配的步枪是七九式（汉阳造），没有发军装。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随部队驻宁波，此时才发军装。当时在宁波东厢海码头附近有一碉堡，里面进驻有六七个日本兵，我们大队大概有200多人，想用炸药包把碉堡炸掉，但日本人枪法太准，无法接近而放弃。
张云海 1925年生，黄泽镇麻车村人。
自述：1942年的5月初，在新昌中学念初中（秋二班），那一年遇到日军飞机来扔炸弹，学校决定就地疏散，我经人介绍到宁奉游击指挥部第一支队的支队部当了一名学生兵，当时游击指挥官是俞济民，第1支队长是于凤园（宁波人，上校军衔）。部队驻扎在新昌大市聚附近的大山区。约半年后支队成立特务工作组，因我是本地人，熟悉当地的情况，支队长便把我调入特务工作组，组长叫黄建彪（嵊县人），副组长王延岭（嵊县黄泽镇人），都是新昌中学初三届的学长，我们随时带着支队长签发的特务工作证，或出去搞情报，或外出回来，或遇到自己部队的步哨盘问时，都要把工作证给他们登记。当时经常身着各式便衣，出去打听情报消息。活动地点，一般在奉化、新昌、嵊县为主。在1943年的端午前夕，部队跟日军有一次小规模的冲突，没有伤亡，日军便把新昌小蒋镇烧了。日伪军经常在新昌县境内放火、杀人。在这期间，我告假回家娶亲，并加入国民党。一年多后，又经人介绍到定海警察局警察大队第1中队，中队长叫孟仁玉（新昌大明寺人），我在中队部当上士文书，主要整理警察局内部的公文。抗战胜利，警察局便收复定海县城，当时的警察局长叫过绍良（嵊县长乐人），因我文化基础好，办事能干，对我很赏识。
张铁夫 1927年生，甘霖镇下路西村南大路116号。
自述：我16岁时因没有饭吃，徒步到长乐的尤家村投忠义救国军安我华的部队，当时还叫暂编5团，我被安排在3营机炮连。我们连没有排长，大家都混住在一起。当年六七月份部队开到安徽广德黄岭，当时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叫王春晖，副指挥叫马志超。我们部队的番号改叫忠义救国军第1纵队第1团，团长仍是安我华，营长是义乌人叫王镜，连长叫周义忠，排长叫张明还是张军记不清了。在安徽短暂停留后，我们团往湖州打游击。当时因为我们游击打得太活跃，敌人调杭州、嘉兴、常州3地的日军来扫荡我们，我们被追了3天3夜，直退到武康莫干山才休，在冷水桥战役时七连打得只剩七个人。后回到安徽荣村，我参加了第3期中美合作训练班培训，为期两个月。当时我们主要是学习武器的使用，有卡宾枪、汤普森、火箭炮、火箭筒、破片手雷、左轮手枪和卡尔特手枪。到第八期时我已经是训练班班长了。1945年，我所在的部队转到绍兴嘉兴一带，部队归淞沪区指挥部，我到嵊县接新兵，我村有两个人参军。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我部奉命往上海开拔，在海宁海边时，我们驻扎休息吃饭，放了两个步兵哨。日本人开着汽艇登岸，抓了我们两个哨兵，班长发现马上鸣枪追击，双方混战，战斗激烈。战后我们的连长腰眼受伤，排长是松江人战死，同村的金土膝盖受伤。讽刺的是此帮日本兵是去上海投降的，第二天我们走左边，他们走右边，居然同一条路去上海。
张雪章 1928年生，开元雅张村人。
自述：1943年，我16岁，舅舅马仲良（今嵊州市长乐镇人）在第三战区挺进3纵队任第6大队少校大队长，我被安排在大队部当勤务兵，分配我一支枪，任上等兵。当时我部驻扎在桐庐窄溪镇，与对岸的日军隔江对峙，日军经常用迫击炮弹来轰炸，当时我感到很害怕，舅舅对我说：“对这种炮不用怕，要留意机关枪，勇敢一点。” 1944年，因我的大队下面一个中队长搞武装贩运黄豆被查，中队长被处以枪决，舅舅遭撤职，调到第三战区桐庐干训班任军士队上尉队长，我亦调到军士队当传令兵。当时干训班设在桐庐圆通寺内，分3个队，一个是军官队，学员全部是军官；一个是军士队，学员全部是班长，作战经验都很丰富的老兵；一个是学兵队，学员都是知识青年。军士队设有9个班，每班有16人组成，由上士作班长，配有1挺机枪。整个军士队配有9挺机枪，且学员都是作战经验的老兵，战斗力非常强。在军士队，舅舅经常让我参与训练，学习军事技能，打靶打得较多，射击成绩较好。1945年8月初，日军大举进攻，桐庐失守，再遭沦陷。干训班被撤至富春江的上游地带，日军沿着富春江追击进攻。一天傍晚，我们守在淳安下游，富春江边的一个半山腰，突然遭到日军的进攻，我舅舅指挥军士队沉着应战，并嘱咐我要留意轻机关枪的声音，对其他的枪炮声不要害怕，我也投入了反击战。日军以炮击来轰炸我们的阵地，一直到半夜，也没有让日军攻上我们的阵地，一直坚守到拂晓，打得日军自行败退。到天亮战场一清理，我们军士队有15个人牺牲了，我舅舅马仲良直呼“痛哉痛哉”。到了8月19日，桐庐光复，我们才知道日军已战败投降，抗战胜利了。在桐庐圆通寺内，我舅舅泪流满面哭祭阵亡的兄弟们。
张德庆 1921年生，崇仁镇人，现居重庆市南岸区。
自述：1941年春，我在浙江奉化县谢家山入伍，编入第9军暂编34师2团卫生队当看护兵。当了3年兵，打了3次仗。第一仗在奉化溪口镇，日寇偷袭我防守地区萧王庙。2团团部令我卫生队大部连夜赶到萧王庙待命。等卫生队赶到时战斗已打响，队长萧立立即命令就近展开抢救伤员，同时命担架排向战斗阵地出发。当时，我和裘兴童最小，忙着挑水、擦洗伤员。担架排不停地把伤员送到救护队所在的一处破屋里，全队都忙着给伤员消毒、上药、包扎。整个晚上，担架排排长孔繁春不停地来回转运伤员，还带回前线的情况：某连的连长牺牲了，某某排的排长也牺牲了。这一场阻击战，我团官兵奋勇杀敌，让来犯日军也伤亡不小。天亮后，鬼子兵见势不妙，就退回溪口了。第二天午间，我部也撤出阵地回到原驻地，打了一场胜利的阻击战。
第二仗是1942年，日军乘汽艇向上游集结，百官、上虞的日军向我1、2团防守阵地章家埠上沙岭偷袭，我军占据地形优势，击退日军。日军不甘心失败，又在三界镇打了一场阻击战，最终日军还是惨败而归。时隔不久，军部命令我34师开往浙西方向，在经永康的行军路上被汉奸发现，在山上隐蔽一天一夜才得以继续行军。到达龙游、瑞金，又经福建，江西吉安，湖南茶陵、临澧，最后到达常德，奉命开往湖北三斗坪待命。那是1942年冬，部队没有发棉衣，冻惨了士兵们。
1943年，宜昌日军渡过长江，我军与18军商定在现葛洲坝右侧山上展开了一场包围战。我团虽奋力作战，但日军武器装备优势明显，援军又迟迟不到，致使34师2团官兵伤亡过半，撤下100多人的伤残及后勤兵，当时最大的长官就是卫生队队长少校军医萧立。他见已无力突围，爬上高地，怒吼一声“不当亡国奴”，拔出手枪为国尽忠了。当天夜里，其他人员分散突围，也有伤亡。第二天下午，部队在巴东沙滩上集合时，已被完全打散，谁也不认识谁，只能从衣帽上知道是2团的战士。
李琴校 1919年生，里南乡岭根村人。
自述：1943年农历十一月，听到南山里（叶村，现里南乡所在地）操梦兰在招兵，连忙赶去报名。当时征集了百余人，在操梦兰连长的带领下，过石璜镇翻山经过诸暨，于1944年农历正月十五到达桐庐。训练3月后，分到第三战区挺3部队第2支队第一中队，挺三司令我们都叫他何司令，中队长是操梦兰（上尉），我是他的传令兵。我们驻防在桐庐的上村，每当连队要去买粮，都由我负责到窄溪去采办。有一天，我们接到命令，说深澳区场口渡口有日军集结，准备过江，我们连奉命赶赴场口上葛藤山，进入兄弟部队修筑好的壕沟，架上机枪，严密注视着渡口对面的日军动向。大约在下午2点时分，发现日军在对面渡口上船，准备强渡过江，一声令下，机枪声和排枪声大作，打得日军连忙后退。这样，我们打退了日军3次的渡江行动。到下午5点钟接到命令，我部撤退20余里地，在上村边集合，这次行动我们连队没有人受伤。过年后，操梦兰连长调回嵊县地方联乡队当城区中队队长，我亦跟他到了联乡队，还是当他的传令兵。当时的城区中队有100多号人，驻防在甘霖大砩口附近。日军在长乐、甘霖的据点各三四十人左右，修有碉堡，城里的日军有80余人，驻防在芷湘医院到孝子坊路。我们城区中队主要任务是对驻在甘霖和城里的日军进行经常性的骚扰，时不时对碉堡里的日军放冷枪，不和他们作正面作战，就是让他们龟守在据点里面不要出来，一直到8月15日日本人投降。嵊县的日军是农历七月十二日（8月19日）退却的，我们城区中队和县大队一起接受了嵊县的驻防。我们中队驻防在嵊县城北茶站。
沈增雄 1922年生，剡湖街道戴望村下剡坑42号。
自述：周碞的75军来嵊县在大会堂下面（以前的图书馆、将军庙处）招通信兵，我去参军，当时还是连长的史渊带队。我被编在军部通信营二连二排。75军下属第6师（师长张洪）、13师（以湖南、湖北人为主）、预4师（师长傅正模）。军部直属通信营、辎重营、特务营、工兵营等。我们通信营有四个连：第1连负责总机，第2连负责架线，第3、4连具体工作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此时带我们参军的史渊连长已经为营长，第3连基本上是新昌人。部队在湖北宜都训练。训练好后调到宜昌。随枣战役时我排负责保障预四师与军部的通信畅通。我们上战场的第一天前线的团已经后撤，我们排还不知道，没有撤退，等到天亮时敌人骑兵冲锋，我们发现不对，扔下所有装备空着肚子后撤。此时军长命令预四师派补充团掩护我们撤退。第二天排长叫我带他的东西与补充团的通信排先退到双口，因此地是撤退的必经之地，敌人派3架飞机为一队轮番轰炸一日，先扔炸弹，盘旋回来后用机枪扫射。我们训练的时候学习过防空知识，要往地势低的地方躲，我大难不死，但当时的第六师师部的辎重营营长被炸死了，是嵊州石板头人。第二天过河，水到脖子，我不会游泳，跑过去100多人。第三天被打散的部队大部分在对岸汇合隐蔽，我们统计一下只伤亡1人。现在想起是因为我们是嵊州子弟兵的关系。但在这几天牺牲的人太多了，河上都是浮着行李和尸体。21岁时部队驻扎在湖北宜昌一带，军部在马良坪。我们营在龙头坪。军部辎重营营长马公亮嵊县人，来通信营招3个人，结果李樟安（音）、张汉庭（音）和我被选中。在营部李当军械上士、张当军书上士、我做文书上士。没有过多少时间营长被调过，李和张跟营长走。营长找我谈话：“新来营长相熟，如果你们三个都跟我走，他的工作不好接收。”所以我留下帮助新来的营长。新营长金华人，叫胡樟茂。22岁我调到第2连当特务长，连长东阳人，姓胡。再升辎重营第三等佐军需（少尉级）。后来新调来营长是永康人，其在团部麻将输钱，交条子与我处理，我不给他办，从此两人关系闹僵。后我请假，我带着家眷去找马公亮，此时他已任26分监部分监（少将级），将我安排在他下面的粮秣科任二等佐额外附员。当时科长王才贤（音）（中校级）。再调粮堆所任二等所员，当时驻地在宜昌山药口附近，山斗坪下面。
陈佐达（陈赋春） 1924年生，崇仁镇岭头山村人。
自述：我幼时在私塾读、教各6年，到崇仁镇公所当过3年文书。194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4年春，第32集团军前进指挥部在天台成立，浙江省保安处长竺鸣涛兼集团军副总司令，他父亲竺绍康与我堂伯陈瓒同为辛亥革命先辈，我持堂伯介绍信步行到天台投军，派我为参谋处同准尉司书，办理文件收发和档案管理。两月后，报升为同少尉，下半年代理同上尉书记。次年年初，指挥部奉命撤销，指挥官命我回嵊县工作。这时县城已沦陷，县政府在南山贵门，县长贺凤起派我在自卫中队当政治指导员。后中队扩编为总队，我为第2大队同上尉政治指导员，部队逐渐向敌区迫近。这年7月间，上级为监视城内敌人出城骚扰，命在马弄堂沿江筑起深沟高垒的防御工事，由3个自卫大队轮流调防。这时城内敌寇虽已不满百人，尚能负隅顽抗，常向对岸放枪，甚至要冲过江来，都被我军击退。曾毙敌两名，日军黑夜拖尸回城。我日夜在战壕中巡回宣传，鼓励和慰问。我军与敌对峙了7昼夜后即8月15的早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军奉命停战，撤回浦桥待命。敌寇全部去绍兴投降，上级命令我大队先进城搜索，我当仁不让，带队过城隍山进北门入城。
陈金水 1918年生，三江街道三星村两湾自然村人。
自述：1939年我妈抽中了第十号签，我就被抓去当壮丁了。先到绍兴县的石门训练了3个月，再到江西赣州市石子塘训练了3个月，总共训练了6个月。我第一次打仗在安徽祁门县。 部队番号我记不全了，只记得在江山22补训处集训过，是79师的，我是重机枪连的，一个班十来人，每班配有1架重机枪，各人再配1支步枪，班长好像姓王。我们的重机枪有124个零件，重量为61斤4两，这个我记得的。最后一仗是在杭州萧山的三江口，打得很失败。记得是农历正月下雪天里，上面飞机炸着，下面打着仗，我们的重机枪打一阵就换一个地方，日本人的小高炮很厉害，百发百中，打得我们不停地换地方。日本人把三江口的船只都炸掉了，没有逃路，死人堆成山，很多是被日本人打中脑袋而死的。部队被打散了，我们只有各自逃命，逃回来的还有8个新昌人，其中有几个是新昌澄潭镇的。我们先到诸暨（枫桥），再到新昌。总共参军打日本鬼子的时间大概有一年多。
周仁昌 1926年生，里南乡丁家店村176号。
自述：我读到小学四年级，1943年的8月，当时嵊县的县政府刚搬迁到我们村，在同村人的介绍下进了县政府所属特务大队大队部当兵。特务大队共有50多人，分3个中队，部队里大部分是金华浦江人，大队长叫黄志云。我做后勤工作，主要是买菜等。当时县政府下面有个情报组，驻在特务大队，保卫县政府机关的安全。县长叫陈芝范（浦江人），左臂伤残，是位独臂县长，经常到天台出差，身边带有一班警卫队，队长也是浦江人。大队部有两位文书，都是上士军衔，一个专职负责军事工作，一个专职负责大队部的内务工作。在10月初的一天，接到情报，约有200多敌人要来袭击，县政府便主动撤到富润下安村，一直到来年正月满，又重返丁家店村，其间不间断地接到日军来骚扰的消息。重回老家时，我被分到第2中队当传令兵，分到一把驳壳枪，负责中队的后勤工作。当时中队长是个少尉（浦江人）。到农历九月初，天色已渐渐凉了，部队补充了十几个人，我被调到中队外围警戒线，因人员紧缺，每晚要轮到两哨，前半夜一哨，后半夜一哨，班长是个老兵，从前线下来的，河南人，叫潘队安，军事素质很过硬，带兵一丝不苟，工作非常认真，一有空闲便安排出操。这期间县政府因日军的骚扰又搬到宅前村（即现在南山水库库底）。当时敌人在新市驻有税务所，县政府便派出行动组去袭击，记得打死日军1人，击伤数人，我们都全身而退。大约在1944年12月份，因日军的骚扰，县政府搬到谷来的丰田岭，我每天的任务还是站岗放哨。
周和喜 1927年生，通源乡三王堂村人。
自述：1944年农历八月份，我18岁，因有抽壮丁名额，便主动投靠在当地忠义救国军整训室当指导员的刘树平，他是我们邻村人（高塘），在他的介绍下进入忠义救国军第1纵队第1团第3营9连，给刘奇指导员当传令兵，配备20响驳壳枪。团长叫安我华（上校军衔）。部队驻扎在嵊县长乐附近的石阳村，密切监视驻扎在长乐的日军动向。农历十二月十八，我部奉命来到安徽黄山荣村，进入中美合作所第八期进行整训两个月，训练学习完成后还颁发了毕业证书，配备了全套美式装备，便赶赴绍兴驻防在夏履桥，准备攻打柯桥的日军。一天，我们发起攻击，动用火箭弹把日军在柯桥的碉堡炸毁了，便趁胜发起追击，冲进日军的营房，便把营房烧毁了，还把日军赶出了柯桥，部队便驻在萧山和绍兴一带。有一次在萧山姑娘桥，我们部队准备去那里烧早饭，没想到有日军在那里过夜，团长安我华命令对日军完成了包围圈。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日军的火力非常凶猛，安团长便命令部队撤离到山上的有利地形，因根据惯例日军会有反扑，准备迎击敌人的进犯，却不料，被围日军逃窜了。1945年8月15日傍晚时分，部队驻扎在萧山头蓬镇，我们在退潮后的钱塘江捉鱼，忽然传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便被紧急集合起来，连夜过了钱塘江，奔赴海宁。中午时分，在海宁窑头村瞭望哨发现有一驳船的日军在活动，便报告了团长，安团长说日军已经投降了，可以不打了，却不料反被日军包围，瞭望哨兵也被他们掳去了，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我们的装备比较强，很快形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战斗进行到傍晚时分，日军退守到一个庙里，我们准备动用火箭炮时，却发现触发的电池没电了，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团长便命令撤离了战场。这场战斗，我们副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牺牲在战场上。
周新德 1922年生，今住城关镇东南路219号9幢1单元302室。
自述：自小我向往黄埔军校。1938年，我初中毕业，县城无高中，正在寻找出路。刚好看到《东南日报》黄埔招生，五省联招500名，即赴金华报考，到上饶报到。路过长沙时，目睹长沙文夕大火后的惨状。经长沙过洞庭湖共7天，每天都有敌机轰炸，幸无人伤亡。再从宜昌翻山至巴东，过万县到达重庆。听说因为铜梁黄埔学生在空袭中有丧生，于是从我们500人中拨出250人补充至铜梁校区，我也在内。原有学生已学习半年，我们努力补课。原定学业两年半，我只学习两年，当时在第2大队第7中队第1班，伙食艰苦，每餐6人共两个菜。军校特别在意单杠、木马等技术动作，分配时各长官也特别在意此成绩，我技术中上。毕业后我分至空军警卫旅（共5个团）2团13连，当见习排长，后任排长，负责保卫成都机场，看守日俘，保卫兵工厂等工作。在后方并非没有硝烟，多次参与机场防空作战，只要日机来犯，在射程内我们必然开枪，也有日机被击落，但搞不清楚是谁击落。记得我有一个兄弟排的排长，刚上任第一天，碰巧值班，在防空战中被击身亡。我后来升任中尉代连长。
周锡灿 1923年生，长乐镇大昆村191-2号。
自述：1942年年底，我20岁，报名参军，被分配到福建蒲城的陆军突击总队第3突击队3连。我因高小毕业能识字，连长让我做他的勤务兵。陆军突击总队司令是李默庵。在蒲城住了2年余，转到江山驻防。在江山驻防时间较长，其间没有发生战事。到抗战胜利前夕，我连奉命到兰溪受降日军。日军有两百多人左右，我们有两连的人马，整个接受过程很平稳，我们部队开到那里，他们就有秩序地缴枪，缴枪完成后，奉命返回。那时我是一名上士，之后部队在四明山驻了一段时间，北上江苏。
竺培城 1923年生，金庭镇灵鹅村人。
自述：我上过初中一年级， 1943年21岁时，因抽壮丁经托关系而分至位于宜昌四香溪的26集团军司令部（司令是周碞，嵊县人）经二科担任上士文书，负责文书抄写及统计工作。全科人员没有佩枪，科长是裘集成，我科十多人皆为嵊县人，都讲嵊县话，司令部内因为周碞司令讲一口嵊县话，官兵以嵊县和新昌人为多数，嵊县方言成了通用语言。我佩服有些湖南人军官，居然都能听懂嵊县话。我没上过前线，一直做文职工作。我们经二科直属周碞司令管辖，上面没有分管处长，所以我们与周司令很熟。周碞司令身材魁梧，有点像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生活朴素，日常打扮与普通士兵无异，着布鞋，治军严，我们都很敬佩这位嵊州老乡中将司令。在集团军司令部，我还认识卫生处少将处长，叫钱方琦，50多岁，是我们嵊县苦竹溪人。记得特务营营长叫胡宝珊。
郑仁校 1927年生，里南乡里义湾村8号。
自述：我17岁时遇到抽壮丁，到长乐的石阳投忠义救国军安我华的部队，营长是义乌人叫王镜，连长叫周义忠。部队在尤家村进行短暂训练，在1944年12月时经过东阳到安徽荣村，参加了第8期中美合作训练班培训，为期两个月。1945年我所在的部队经过诸暨转到绍兴嘉兴一带，部队归淞沪区指挥部。与伪军蔡廉部作过战，其中一役，伪军的一个团长连同30多名伪军被我们俘虏。在海宁袁花镇一带与日军交过火，当时的8连率先开火，但马上顶不住。我们上前增援，排长牺牲，我所在的7班只剩下4个人。我背部和腿受伤，后来住院养伤，后转到协和医院，伤愈后到苏州任交通警察。
郑振声 1922年生，浙江绍兴市后观进巷。
自述：我的老家在嵊州市三界镇长桥村，我小时候家境较好，高小毕业。1939年1月，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乡下教书，有人提议，“日本人来了，我们不要做亡国奴，当兵打日本人去吧。”都是热血青年，此话一出，我们几个年轻人当即慷慨激昂，投笔从戎。这时正好国民党75军军长周碞（嵊县人）以干训班的名义在嵊州招考，我们三界镇共有5个人去了。集中到湖北宜都县曹家山受训，时间约1年左右，一部分去报考黄埔军校，一部分直接去部队打仗。我选择了考黄埔军校八分校，在湖北均县武当山脚，毕业后于1941年年底又回到了75军第四预备师（多数是湖南人，而第六师多数是嵊州人），师长是湖南人傅正模（黄埔四期），在第12团3营重机关枪连任少尉排长。我排3挺重机枪，每挺6至7个人。这时宜昌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我参加了随后的防守南津关战役。日军侵占宜昌后，又占据宜昌外围南津关以南高地。为了阻挡日军妄图突破长江三峡，进犯重庆，第75军派出兵力防守南津关以北阵地，构筑防御工地，与敌人对峙。我所在团就在其中，在当时这可是血淋淋的战争。日军在阵地外围铁丝网上系上铜铃，并训练一批狼狗、猢狲在铁丝网内守卫。我们夜间一偷袭，碰着铁丝网就叮当作响，狼狗狂吠，几次偷袭均未成功。日军还利用猢狲身体小巧，超越障碍容易的特性，搞夜间偷袭，我们哨兵一不小心，头颈就被猢狲手里的绳索套住，日军在另一头牵引绳索，把哨兵拖走。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步兵第一连有位班长李震东（江苏人）想出个办法，做了几个馒头，用毒药（土名三桃粉）做馅，并带上几个手榴弹及铁线钳，乘黑夜摸至敌人阵地前，迅速把手中馒头抛进铁丝内，伏地卧倒，狼狗见有馒头跑来争食，没多久就倒地了。李震东起身试着用铁丝钳将铁丝网剪开一个缺口进入，顺着战壕找到日军掩蔽部，见鬼子在里面呼呼大睡，于是拉开手榴弹一扔，几名日军被炸死了。等日军反应过来，机枪乱扫时，李震东早顺着原路安然返回了。其后，我参与过数次战役，见到过无数战友的死亡，今天早上一起吃饭的人，晚上就不见了，这很平常。枪林弹雨中，我侥幸活了下来，我同村的两位好友就牺牲在宜昌战役。1944年，因为表现勇敢，我被保送至军委干部训练团，进修了3个月（重庆大坪）。毕业后，调任国民党知识青年远征军第202师606团第1营第3连当连长，后任营长。
金文湘 1916年7月17日生，甘霖镇东山村人。
自述：家境小康，兄弟三，我最小，粗识字，年轻时出去当兵。1940年参加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1942年调回昆明，驻军成都。1945年抗战胜利，奉派到上海江湾机场。
姜小花（女） 1925年生，嵊县甘霖镇黄胜堂村人。
自述：我读过5年小学，嫁给黄胜堂吕赞庭。1942年夏，县城、甘霖被日本鬼子占领了，这时大儿子刚出生，爷爷吕受璜是国军后方医院军官，回来带我们夫妻俩到湖南益阳后方医院救护抗日伤员。到上海，乘轮船，至南京时，董院长上船带我们一起走。经武汉，穿过洞庭湖，到了湖南省益阳县，乘车进入一个山谷，有一个很大村庄叫石壁湖，后方医院就分散安置在民房里。我们住在李家大宅，同屋的有管服装的陈主任和管药品的曹主任。工作的科室离家很近。爷爷是军需，离我们也很近。即日，领到了军装。赞庭是医校毕业的，他正式参军，衔级是医士。我和其他护士一样是文职，穿军衣，戴军帽，但没帽徽领章。医院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供给制，早晨要点名出操，走队列，很严肃，更不准自由行动。我和赞庭同在内外科，护士长是洪木兰，我的老师是陈文花护士，跟着她学伤口包扎等护理工作，包括给伤员送药喂食等。生活极其艰苦，开始几年只有生活费，后来发给工资。在自己家吃饭，部队一个月发给每人20斤米，一些青菜、萝卜，18斤柴，偶尔几两猪肉。因为打日本佬，日子就挺着过。后方医院有7辆汽车，任务是运送经各军野战医院战地救护后送来做手术的重伤员。我们到益阳后，记得打仗没有停过，伤员一批一批的，忙得不得了。伤员会把打仗的事讲给我们听，我只记得长沙战役、常德战役、湘西战役、雪峰山战役等名字。尤其是雪峰山战役，益阳就在战区里，说是打败日本鬼子的最后一次大决战，美国空军也参加了，打了一个多月，结果日本鬼子大败，战地上留下了几百几千的尸体，不久就投降了。医院里许多器材和药是美国的，如急救包、消毒盒、盘尼西林、奎宁等，质量都很好。赞庭伤口缝合技术有专长，愈后伤疤很小。日本鬼子投降后，对国家来说是抗日战争结束了，但对后方医院来说还远未结束，许多抗日伤兵还要住院治疗，我们还得继续留着干。1945年初冬，我二儿刚出生，抱着给伤员送去一碗汤包，也不知什么原因，他大发雷霆，拿拐杖猛击过来，把汤包打翻，正好倒在我老二身上，结果皮肤烫得很伤。记得有一个黄岩人，一个天台人，是我们的浙江同乡，成了亲密的朋友。有一位伤员还送给赞庭一把从战场上缴来的日军指挥官的指挥刀，很精致，外壳是鳄鱼皮，手柄上有指挥官的名字，还有一小段日文。最让我激动的是，一个嵊县女子越剧团曾到医院来慰问演出过，团长名叫裘宝宝，想不到我大姐的女儿周爱菊也来了。她先看见我，我听见有人喊“小姨娘”，一看是她，真高兴得话也说不出来。
骆高木 1917年生，王院乡丰田岭村人。
自述：我记得25岁（1942年）左右，抽到壮丁名额，在嵊县城关附近集中后，从甘霖过大王庙往金华，经江山、玉山、上饶市至鹰潭，一路上风餐露宿，走得非常疲惫。到鹰潭后接到命令可以休息一天，所以这休息的一天印象非常清楚。终于走到南昌，当时南昌已被日军占领。我被分配到13师，分在3连3班，分到一杆长枪，班长待我很好，他叫周光明，是湖南人，连长叫乌国民。当时南昌城外都围着我们的部队，我连守防在江边，沿江堤岸都修有战斗壕沟。每当发现有日军过河进攻，我们都予以反击。连长乌国民治军很严格，师长也经常来回巡视，并给我们训话。但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连长乌国民竟然不告而别开了小差，上面调了一位新连长报到，名字已不记得了。在南昌城外守了两年多，有一天，大概是在清明前后，我因眼睛痛的非常厉害，睁不开，看不见东西，被安排在城外的王家村，忽然传来部队已开拔了的消息，我被丢掉了。在王家村的几个伤兵都自谋生路，我也跌跌撞撞讨饭一路回了家。
袁岳焕 1923年生，石璜镇袁家村人。
自述：1942年端午时分，我被抽到壮丁，先到嵊县城隍庙（当时的师管区）报到。3天后，我被分配到驻扎在桐庐附近的第三战区江南挺进3纵队，具体几营几连已记不清，记得去报到时接我们的叫黄连长，连长住在距富阳40里左右一个叫中渡的村子。没多久我们换了一个张连长，是江西人。排长叫谭光荣，也是江西人，是黄埔15期毕业，跟我同岁，我们关系很好，经常跟我开玩笑。班长姓李，也是江西人。我分到一支中正式步枪，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当兵一年多后，有一次接到命令，部队拉到平湖去攻打日军的碉堡。碉堡在一条江的对岸，他们火力很猛，我们连部在较远的地方，结果一颗炮弹打来，在我附近的江边爆炸，我因第一次上战场，当时被吓得跳下江里了，被排长说我胆子小，后来也就适应了。打了3个小时，由于距离较远，我们连没有伤亡，战斗结束后返回驻地中渡，一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我部奉命到南京朝天宫培训，主要是怎样接受日军仓库的货物。培训一个月后，记得部队整编为监护团，我们乘火车到镇江，先是参加受降日军仪式，然后接受日军的仓库。后到苏州，我们接受的仓库大多是日杂用品仓库，被服、铁管很多。在苏州期间，我连的一位战友，是诸暨人，姓寿，因病在半路死掉了，我们给他举行了简单的葬礼，把他埋在苏州城外边。在苏州接受完成后，我们返回南京，在南京城外押解了一大批日军俘虏修路。等日军俘虏遣散后，我们部队开到上海市，在九江路、宝山路都驻扎过，那时候，谭排长升为副连长了，我升为二等兵，后来我奉命驻扎在四川北路的一家报社内，路口对着是黄浦江的一个大码头，在码头上值勤，一直到1946年回家。
袁毅 1920年生，三江街道中南田村人。
自述：20岁那年，我不愿被抽壮丁，步行前往江西省南昌市投奔岳父。岳父名叫魏公元，是我小学老师，在29军军需处工作，驻地是南昌市东乡县。岳父把我安顿在军需处学习，并给了我一张桌子和一只算盘。一天夜里，日本飞机轰炸我们的驻地，我一把拉着岳父往外跑并躲进树林里。1939年夏南昌会战，一日忽闻岳父在南昌莲塘镇附近壮烈牺牲。人在他乡，举目无亲，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正值军医处招收学员，在岳父好友的推荐下去报考，录取后由两名留学归来的军医带教。一名教官从日本留学归来，是兽医，带教时间较短；另一名是美国留学归来的，是外科医生。我日间跟着老师工作，晚间再继续读书。
29军的军长叫陈安宝（上将军衔），浙江黄岩人，被战士用“抖子轿”抬到前线去指挥战斗，后来陈军长壮烈牺牲了，他的灵柩运回家乡。
1941年我回到浙江，在金华某部担任司药，之后又任88军野战医院准尉医生。
我23岁那年在温州参加了莲花心战役。这次战役我方投入了一个师的兵力。我接到命令带领看护班长与几位看护兵到前方进行急救。鬼子进攻了，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们低着头分散着冲上来，他们的迫击炮确实很厉害，第一炮如果没打中，第二炮肯定打中我们的阵地了。看到战友一个个倒下，我恨极了鬼子。我们的战士很勇敢，他们向老百姓要来棉絮裹在胸前与敌人拼刺刀，伤亡很重，大都缺腿断胳膊的，我快速地对他们进行第一道包扎后，由担架兵送到后方医院。可后方医院不接收伤兵，一方面因为没有药品与场地，另一方面后方医院也不断地在撤退，伤兵们的情况是十分悲惨的……后来我在88军通信营医务处，地点是浙江丽水。1945年春，88军调湖南参加湘西会战。
钱义春 1916年生，长乐镇兰玉路人。
自述：本人20岁时在当地入联防队，后编入33师，辗转于上海、宁波、衢州、江西等地，因作战勇敢被保送至第三战区干训团总队一期步科，曾任上尉连长、警卫连连长、浙江会稽山区抗日指挥部特别行动大队少校副大队长。在保卫绍兴和温州海防与日军经历多次战斗，排长牺牲，我升排长。后连长牺牲，我升任连长。曾目睹日军在丽水水东村犯下的滔天罪行（口述至处，不禁号啕大哭）。我完整参加了八年抗战。老人藏有1938年国军发给他的文件包，里面有当时的军衔、军职、所属部队等证件。他对儿子说：“我曾经指挥过一场战斗，是和侵华日军一个小队的作战。当时，我们是一个营，我指挥他们分布在两个山头上伏击日军。由于我们事先得到情报，有充分的准备，全歼了移防的这一小队日本兵！”
钱凤锦 1925年生，竹溪乡竹溪村人。
自述：1940年，我当时16岁，在嵊县城关镇做学徒，得知县里在招兵，遂为抗日而主动放弃手艺报考，录取后被分配到江西广丰宪兵15团新兵训练一年，当时团长是湖北人张慕陶（黄埔六期）。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第三战区金华军风纪巡察团特务连任上等兵，后升下士，连长是王建文（四川人）。驻勤一年，因金华沦陷被迫退到福建南平一带。在撤退过程中，屡遭日军敌机的侵袭和追击，有小规模的战斗。在福建南平一带驻防时，因重庆宪兵学校来招生，报名后整个连队只有我被录取。宪兵学校设在重庆青木关，在那里进修一年，后因老乡介绍分到军事委员会警卫旅第一团任驾驶上士，旅长是楼秉国（浙江诸暨人），驻防在重庆蒋公馆南岸的中梁山，直到抗战胜利。警卫旅中大部分官兵都来自浙江的新昌县、嵊县、诸暨县和奉化县，当时我们有“警卫旅是新嵊诸宁子弟兵”之传说。记得有一次蒋介石亲自给我们训话，说我们是浙江子弟兵，抗战一定会胜利，训话共10分钟左右。返都南京后，在同村人钱漱石（时任蒋介石的侍卫官）的帮助下调到国民政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中将处当卫士，管理他的生活内勤等方面。抗战时我们嵊县竹溪乡有上百人的小伙子都参军抗日，同村中著名的有中将钱忠陶，组建了全国第一支机械化运输部队，后任西南军运总司令，所以当他回家乡招兵时，我们竹溪乡大部分小伙参加的是驾驶兵。
钱进明 1923年生，城关镇（今三江街道）三江南街。
自述： 1939年我考入绍兴稽山中学高中部，半年后在兄钱进法（黄埔三期）的安排下进入宁波电声技术学校学习，1940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3分校（江西瑞金）第17期工科。先在入伍生团三个月，7月起正式成为军校学生，被分入22纵队。总队长是潘镜（黄埔七期），区队长是严桐刚（音）。当时学习、伙食都十分差，但能穿上布鞋。1943年1月毕业，分入100军63师工兵连一排长，部队驻地在江西浏阳。由于当时工兵连的设备很差，我所在的连只担任警戒任务，相当于特务连。100军军长叫李天霞，师长叫徐志勗。后部队进入湖南省与日军作战。1944年，我任170团2营5连1排中尉排长。在湖南参加过常德战役。在常德保卫战中，曾在外围桃源的某高地坚守两天，部队多有伤亡。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在湖南芷江。
钱青（曾用名钱炳坤） 1917年生，嵊州市竹溪乡竹溪村人，现居杭州市下城区孩儿巷豆腐巷3号。
自述：我10岁丧父，父亲钱骏是北伐战争时期的烈士，追赠少将，我以民国政府革命功勋子弟享受国家公费养育。浙江陆军测量学毕业，入杭一中读高中，考入复旦大学。抗日军兴，投笔从戎，1937年秋入黄埔军校16期炮科。军校在武汉，区队长是萧厚德。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学校搬迁到贵州的都匀，并成立了16期炮兵总队，1940年毕业，被分配到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少尉军衔，军长周碞，主要担任保卫重庆的重任。我曾担任过周碞的炮兵参谋，主要是在指挥部配合做好炮火的协调工作。参加了枣宜会战，任75军六师中尉炮兵连长。日寇对我们浪潮式冲锋毫不退缩。我军调来克虏伯炮、战防炮，对着日寇盘踞的据点炮轰。等战事稍稍平静，我冒着战火硝烟摸上去一看情况，日寇机枪手、供弹手的尸体脚踝骨上，都有铁链子拴着！铁链子是钉在阵地上的，想跑都跑不了！一条铁链子、两个饭团子、一个水盆子、一堆弹壳子、数个子弹空箱子，打五天！如此作战、如此用兵，闻所未闻。我看见我军数不清的士兵牺牲在阵地上，伤心至极。
1940年9月，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1943年春，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
1944年夏，75军调到重庆綦江县，炮兵用上了美国援助的A1M1重型炮，冬又调回宜昌对日军作战，和敌人进行殊死较量。1945年3月，柳际明任75军军长，陈守锋、沈澄年任副军长，下辖第六师，林曦祥任师长；第16师，黄一华任师长。我的军衔是陆军中校。抗日战争胜利后，隶属第六绥靖区，进至湖北的应城、安陆、天门等地受降日军。
钱信义 1925年生，长乐镇黄山路43号。
自述：1942年，我16岁，家乡长乐镇马上要被日军占领，当时人心涣散，很多人出去逃难，我跟着驻扎在长乐附近的国军21军部队撤离，走到嵊县跟东阳交界的地方，正巧碰到忠义救国军一团从义乌过来，遂去报名当了兵，被分配到3营7连1排，团长是安我华（嵊县人），营长王进（义乌人），连长王培连（嵊县人），排长钦志云（湖南人）。当时我营的活动地带主要是嵊县跟东阳交界，记得攻打东阳巍山坪的日军碉堡，在夜里，我们摸黑进攻，把碉堡附近过的一些设施烧掉了。在部队中，我苦练射击，练得一手好枪法，没过半年就被选拔进团里的军士班学习，升为班长。1943年9月，我排奉命守卫德清县新市镇冷水桥，我们在桥面上布满了杂七杂八的杂物。天拂晓的时候，听到桥面上有人把杂物往下抛，排长带人前去察看，原来是50多个日本人想过桥，还要用刺刀捅排长，跟去的几个战士在桥面上跟日军展开了刺刀战，排长被日本人劈掉了半个下巴，战死在桥上。我一看桥面守不住，立即用机关枪向桥顶的日军扫射，战斗非常激烈，打了一天一夜。我们有两个连队也闻讯赶来增援，日军也有不少部队赶来增援。到后半夜，日军发起进攻，我们主动撤离了战场。那场战斗，我排只存下我一个人，我部死伤50余人，日本人被我们打死了20多人。我们转移到安吉孝丰，在大会上我受到忠义救国军司令马志超的接见，马司令来敬酒，我说我不会喝酒，马司令说你是一个战将，哪能不喝酒，喝下去。当时情景，音容犹在耳边回荡。那次战斗后，我被升为排长。后来部队拉到歙县雄村工艺中美合作所集训，分发到美式装备，随即到安徽金寨县一带跟日军战斗，我记忆中的安我华团长，打仗很勇敢，老是找日军打仗。在一次战斗中，我脚踝跟手臂受伤，安排在金县第三战区集团军野战医院疗伤。在疗伤期间获悉日军投降，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常州京沪路护路部队报到，升为中尉排长，期间回家探亲，住了一个多月。后到85军当连长，驻杭州萧山，1945年5月3日部队起义，投奔解放军。
钱闻淼 1927年生，长乐镇三村人。
自述：我自小家境贫困，念了4年小学就肄业了。1942年，长乐尚未沦陷，村里要抽壮丁，家里决定让我到驻扎在附近的忠义救国军去当兵。经人介绍后，我被分配到忠义救国军第1团3营8连4排8班，团长叫安我华，连长裘秋福，排长叫陈证（是大王庙蔡山湾人），班长叫周豪（是里东人）。当时，我分到一支老套响枪，我们连驻扎在长乐镇附近的一个叫杨家的村子里，后来转移到东阳与嵊县交界的地方。在东阳巍山日本人筑有一碉堡，据消息，碉堡里有十几个日军，我们连共组织了两次战斗。一次在白天，我连有几个人受伤，但没死亡；一次在半夜里，部队也没人伤亡。在我17岁那年，部队调到杭嘉湖一带，在乌镇，有一队伪军被我们围住缴了械。还有一次，伪军的新13师有四五百人反正出逃，被我部截住缴械，我也换了一枝新枪。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在建德县章湖村，那天夜里，我站班哨，大约在晚上十点多钟，发现了日本鬼子坐着木板船过河，立即鸣枪报警，我们一个营投入战斗，隔江对打，日军水陆并进进攻，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我方伤亡七八个人。后来，又有一次跟日军发生遭遇急速战，打死3个日军，我连亦有5人被打死，我的朋友开元人，就在我们旁边被日军打死了，连长命令我去叫人把他们找个地方埋葬。后部队接到命令去安徽荣村中美合作所训练，并换了装备。在绍兴跟日军发生一次激烈的战斗，部队被打散，就回了家，约半年后日本人投降。
钱峻云（钱国安） 1926年生，长乐镇廉让西路2号。
自述：我大约在17岁那年，从杭州清波中学读了两年后转到春皋中学读了半年，不久，日本人占领了嵊县。我在朋友的推荐下到忠义救国军浙东总队报名参军，司令是嵊县人相强伟，又名相高佬，司令部设在西白山的半山脚鹿苑寺，地形地势相当险要。我被分配在司令部当一名情报员，配发到一把左轮枪。当时情报处一共十来个人，每天要外出打听情报。那时我经常到石璜、崇仁、长乐去走走看看，因为年纪很轻，日本人看见也不检查我。有一次听到消息，日军要对鹿苑寺的驻军进行扫荡，相司令立即在居高临下的制高点设置了机枪。日军从甘霖和长乐出发，在展开进攻时，被我方的机枪和燃烧伞打死和烧死好几个。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的样子，因为敌人有增援力量，我部主动撤退到焦坑、雅璜一带。日本人随即把名震江南的千年古刹鹿苑寺化为灰烬。那场战斗，我部伤亡不大。在情报处待了一年多，恰逢第三战区挺进第三纵队进驻石璜，在朋友的介绍下遂到纵队司令部战地服务所任情报组第三组组长，纵队司令是贺雨方（译音），配发一支驳壳枪。战地服务所指挥官叫张厉军，是嵊县富润人，兼突击支队支队长，下辖有联络组、突击组、特务组，情报组。一天拂晓，在石璜朝长乐方向传来紧密的枪声，后一打听，是一名担任排哨任务的排长因肚痛不适，便跑到山坡顶上去解大便，发现了日本人偷偷摸摸在行进，他胆子很大，没有及时上报上级，去拿了一挺机枪就朝敌人开火，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逃之夭夭，当场打死一名日军队长，缴了枪和指挥刀。没多久，打退的日军对我们反攻，打了5个多小时，后主动撤退到竹溪地带，日军尾随追击了好长一段路。第二年，部队奉命到诸暨枫桥，后又转战在富春江桐庐、建德一带，我奉命担任部队前线食盐采购站站长，手下有七八个人，每人分发1支快慢机，想尽办法收购食盐，用小船运回部队，每天提心吊胆，居无定所，一直到抗战胜利。
钱积兴 1924年生，长乐镇一村人。
自述：1941年，家里分到壮丁名额，代替我哥去报名，在嵊县城隍庙的师管区培训半个月后，被分配到江苏沭阳的100军63师189团卫生队。记得军长叫刘广济。卫生队队长叫李家森，军衔是少校，他的老婆是绍兴人，我是他的勤务兵。后来施中诚、李天霞分别任军长。当时部队流动性很大，在湖南、江西、山东、贵州都打过仗。在湖南的一个地方，团长和副团长在检查阵地，被日军的炮弹炸死，当时我就在旁边，亲眼看见。阵地上的官兵一看团长被炸死，军心涣散，全部逃散。我23岁时，被提拔为担架排长。
钱积贵 1924年生，长乐镇三村（现住镇敬老院）。
自述：我16岁那年（1939年），政府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同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要做亡国奴了，去当兵吧，报效国家去吧！”当时家里的确生活很困难，我念了三年半小学就辍学了，就伙同两人一起去丽水缙云县浙江保安2团报了名，被分配在第1大队第1中队一分队2班，作为机枪预备员。我们保安团团长叫丁国兴，浙江诸暨人。省保安处处长宣铁吾（浙江诸暨人）。记得一场战斗结束后，5个团在丽水碧湖集中，他在大会上对保安五团的战斗力公开表扬。我们保安二团长期游动在武义、缙云、瑞安、丽江一带。我17岁时参加一次对日战斗，被弹片伤了脚踝头，还好只是轻伤。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勇敢，部队就派我到温州团部教导队培训一个月，回来后当了班长。我19岁那年（1942年），战争形势愈来愈激烈，我们团在宣平、武义、缙云、瑞安、丽水等地，经常对日军进行伏击，占据有利地形，对日军的交通运输线进行打击，部队伤亡很大，情形凄惨。也亲眼看见过鬼子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好几个村子被烧成白地。记得在宣平一带，我们埋伏在山坡上，对下面经过的日军发起攻击，战斗非常激烈，我们的副班长颈部中弹当场死亡。我被一颗子弹贯穿两只大腿，被送后方医院治疗，总算没有截肢，保住了大腿，但从此留下了抽搐的后遗症。那场战斗我中队一百多号人只剩下60人左右。抗战胜利前夕，部队驻在上虞跟嵊县交界的地方，我因和分队长闹矛盾，就脱离了保安团。
钱章祥（钱俊鹏） 1919年生，长乐镇山口村人。
自述：我19岁那年至金华报名入伍，步行一个多月到达贵阳，编入新38师114团3营9连当兵，师长是孙立人，114团长是李鸿，连长叫马玉林，我在部队的名字叫钱俊鹏。部队从贵阳乘飞机进入印度兰姆伽营地，接到命令要求把衣服脱掉，洗澡后换上美式制服，在那里刻苦训练。因是高小毕业，进入学兵队训练，6个月后享受上等兵待遇。后进入军士队第6期学习。6个月后升为班长，参加反攻缅甸战役，经历了无数次阵地战，我亲手消灭了几个日本鬼子，战斗非常激烈，伤亡很惨重。我比较幸运，没有受伤。后新一军成立，军长为郑洞国，新38师师长为孙立人。我进入军官队第九期学习6个月，学习期满升为少尉排长。当时我排为加强排，配有4个班，即3个步兵班加上1个小炮班。小炮班配有2门迫击炮，战斗力比较强，装备优良。反攻缅甸战役结束后从兰姆伽乘飞机到广西柳州。原本参加攻打广州的任务，在半途中获知日本投降的消息，部队任务改为接收广州。我们排的任务是接收火车站，负责火车站的安全与警戒。
钱逸华 1929年生，长乐镇人（现定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自述：我从一个小孩，因为目睹日寇的残暴，杀我同胞，毁我家园，而毅然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战救国的道路。1942年冬，我一位亲戚(地下党员)要撤回根据地去，于是，我毅然决然地跟着他，与另外两女一男青年一起，怀着国仇家恨，告别双亲，投奔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光明大道。
1942年前后，是抗日战争处于黎明前的黑暗阶段，浙东四明山根据地的斗争环境也十分恶劣。我参军到部队后被分配到后勤部所属的修械所工作。
因为战争需要，部队新成立了榴弹厂，我被调去制造手榴弹。随着形势发展，根据地扩大，要出版发行铅印的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我被调到印刷厂学习排字，学成后，担任排字员。后被分配到慈溪县委所属的常备队（自卫队），编入战斗班当兵，成了一名真正的武装战斗员。
1944年6月的一天，我们部队驻在山脚下一座村庄的祠堂内，天将黎明时分，突然，一阵枪声将大伙惊起。哨兵报警，敌情紧急，大家来不及打背包，拿起武器就往就近的山上转移。因为我生平从未经历过实战，所以不免心慌紧张，这时，班长关照我，要我紧跟他行动。敌人进村追来，我们秩序井然地边打边撤，当我们撤上山头，敌人也追到山脚下。我们利用有利地形，组织火力阻击。敌人分散着往上爬，我们在山上往下打。我们隐蔽在暗处，敌人暴露在明处，双方互射，对峙很久，敌人也没得到便宜。忽然，从敌人来的方向响起激烈枪声，原来是我军主力部队增援来了。这时，我们面前的枪声逐渐稀疏，只听到山下“哇哇”大喊大叫，是日本鬼子狂呼号叫着往回撤退。正在这时，我发现距我几十米远的树丛旁，有两三个鬼子正慌张地拖着枪往回跑，说时迟，那时快，我灵机一动，摸出一颗手榴弹，拧盖拉弦，用力朝鬼子兵投去。手榴弹也像理解我的心情，好似长了眼睛一般，顺着山坡朝鬼子滚去。“轰”的一声，只见其中一个鬼子猛地扑倒不再动弹，其余两个像野兔一样飞奔逃命而去。很快，战斗结束，我跟班长打扫战场时，来到手榴弹爆炸的附近，看见一个鬼子尸体，旁边还有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班长笑着对我说：“是你投的手榴弹送这个鬼子去见阎王爷了。”
随后，我所在的由叶飞同志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一纵队，分散进驻在山东境内的津浦线上，我们第3旅所属的第7、8、9团，围住了泰安城，准备消灭城中的伪军。中旬，3旅接到叶司令员的命令：按陈毅军长的部署，暂停攻打泰安，立即南下，先“吃掉”沿线站段小据点里的日伪军。
当时，我在8团政治处政工组任组员，八团奉命赶到大汶口车站以南的东太平站待命。不久，有好消息传来：我旅九团在洪沟店缴获了一批轻重机枪和步枪；7团也在朱家埠收缴了日军30多人的武装。我们8团的干部战士听在耳里，急在心上，看到兄弟部队“吃香喝辣”，馋得直流口水。
我们政工组的同志也在议论，抗战八年，我们用小米加步枪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今天，有幸收缴日军武器，真该改善一下自己的装备了。19日下午，我们政工组的一名同志跑回来报告喜讯：咱们团截住了一列日本鬼子的军车。鬼子的头头被带到团部来了，正受团首长的审问哩！政工组组长张浩同志听后，立马高兴地一挥手说：“走，看看去。”我们跟着组长奔向驻地旁的小村————丁家庙。
经打听，我才知道咱们团拦截日本军车的来龙去脉：我们八团进驻东太平站地区后，立即在铁道线上派设了一组军事警戒哨，由一名排长带一个步兵班驻守。大约下午两三点钟，发现从北面大汶口方向缓缓开来一列火车。战争时期，火车客运早已停止，这显然是敌情。带班的排长意识到大汶口还有鬼子未曾缴械，所以当即命令身边的战士迅速进入掩体，做好战斗准备。排长自己同时冲上铁道，面对列车不停地挥动红色指挥旗，威武地命令列车停下。
列车车头“呼哧……呼哧……”地喷着一股股白色蒸汽，车轮发出刺耳的刹车声，终于像一条斗败的毒蛇，停在排长前方几十米远的地方。接着，从列车上走下一个日本军官，来到排长面前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操着日本腔的中国话说：“我们的服从命令，到华丰去的，对不起，请让我们过去。”排长手捏指挥旗，指着列车，严厉地命令道：“你们统统地等在车上，不许下车，等我请示上级后，答复你们。”这名日本军官“嗨依！嗨依！”应声的同时，脑袋像鸡啄米似地使劲点了两下，然后老老实实地跑回车上去了。
我们的蔡群帆团长，接到排长的军情紧急电话后，当即下令全团做好战斗准备，并命令3营跑步到列车旁，抢占无名高地的有利地形。不到半小时，这列军车就被我们八团从四面包围得水泄不通。接着，团部派一名参谋去把列车上的指挥官和那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带到团部。
那时，我在院子里看不见、听不到屋内谈判的情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忽听有人说房子的北窗下可能听得到里面的说话声，我们几个人来到北窗下。起初只能听到一些模模糊糊的中国话和日本话，听不清具体内容。突然，听到里面“咣当”一声，像是有人猛拍桌子震掉茶缸盖子的声音。接着，清楚地听到一怒不可遏的吼声：“什么？你还敢说不缴枪？！”
大家一听这熟悉的声音，就猜到这是陈长生副团长发脾气了。他是一位红军老干部，打仗十分勇敢，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作战中，有一只眼睛受伤被摘去了眼球。接着，又听见他扯着大嗓门，斩钉截铁地说：“老实告诉你，今天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武器，要不然，就休想活着回日本去。”此后，屋内一片寂静。
很快，我们八团特务连奉命全副武装跑来，列队准备受降。这时，日本官兵一个个垂头丧气，像霜打的茄子，下车站成横队。日军大队长走过去叽里呱啦讲了几句话，然后，日本兵把身上的步枪、手枪、子弹、手榴弹，规规矩矩地摆放在地上。缴枪完毕，日军再整队站好，大队长喊了一声“立正”，跑步到蔡团长面前站定敬礼，然后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一面伸出双手，恭恭敬敬地递上全大队官兵的花名册和武器弹药清单。威武庄严的蔡团长从日军大队长手中接过这两本册子，在“受降长官签名”栏内，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受降仪式完毕，清点武器弹药。这次我们共收缴了300支步枪、8支短枪、500多枚手榴弹和三万多发子弹。我在清点枪支弹药时，不时回头看看这批像丧家犬一样的日本兵，不由得回想起昔日他们如野兽一般，在中国的领土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制造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啊！
商贵吾 1924年生，甘霖镇上沙地村人。
自述：1940年8月，我赴陕西汉中考入抗日空军幼年学校第一期，那是一所飞行员预备学校，学习飞机的构造和驾驶技术，英语课大多由四川大学的老师来授课，也有部分外国人讲课。1943年8月，我有些厌学，于是退学，凭着文化功底和英文水平，在重庆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训练班特技系（军统），在罗家湾歌乐山地区，学习通信和密码技术。1944年4月，到中美合作所六组工作，组长是林国仁，主要从事收发电报和对日密码破译工作。我见过戴笠，听过他的训话。他是每个星期给我们训话一次。戴笠每一次都是身穿军装，侃侃而谈。一次讲一个小时不在话下。戴笠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是经过几十年准备的！我们不训练，就不是严格的军队，一支没有素养的军队，怎么能战胜日本人呢？”他老让我们立正站着，自己也立正站着说。工作了一年后，我趁单位搞抗战士兵祭祀活动管理松懈的机会，偷跑了出来，又去成都报考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27期，在成都宽巷子14号。抗日战争胜利时在重庆，全民沸腾。当时，听过蒋介石讲话，还见过宋美龄。宋美龄气质高雅，无言自威、雍容华贵。他跟着蒋介石一起走，蒋介石和军人们说话的时候，宋美龄就微笑着向我们大家招招手。
黄培章（黄晋虞） 1923年生，谷来镇幸福弄25号（现住嵊州市夕阳红养老院）。
自述：1943年2月，我21岁，我哥黄绍唐（又名黄晋唐）是戴笠下面特务大队队长，随哥到丽水西南干训班学习。后入西南突击营爆破队，队长是金华人，其间接受任务去金华炸日本人的铁路。因部队生活艰苦，12月还是穿单裤单衣，我逃跑回家，逃至丽水城内，遇见训练时认识的区队长，见我穿着单薄，分我棉衣，将我安置在88军副官室。在武义、永康、金华交界地带到当地保长处收集日本人的动向情报达半年。某日又碰上原爆破队队员，嵊县人，我怕被认出是逃兵，于是准备逃回嵊州老家。当时手中有派司，逃到嵊州长乐时，需经日本人的炮台，我找保长带路。吃过中饭后，我手握凉伞，戴凉帽，身穿老百姓便装，在炮台附近见七八个日本人在巡逻，距我们五六十米，还好未被发现，总算逃到了谷来老家。1945年2月，我哥黄晋唐回家，又把我带到苏浙皖忠义救国军指挥部阮清源处，进特务大队。我带10人去安徽荣村训练班训练3个月，分配到美式枪，后随指挥部驻防萧山、党山、头逢一带。指挥部管2个团，1团团长安我华。8月15日，日本人投降时我在萧山，后经海宁去上海，驻皇家花园和龙华机场3个多月。
斯壮伟 1924年生，通源乡吴联村人。
自述：1943年，我21岁，到联乡队当兵，大队长是嵊县开源人姓周。在农历七月份的一天拂晓，我们联乡队集中700人左右，驻扎在富润镇旁边，遭到敌人伪军千余人的进攻，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后，突然有日军加入，我们联乡队很快便被伪军和鬼子包围了，部队很快被打垮了，便自行逃散，我因逃不及被日军俘虏了。当天日军纵火把富润烧掉了半条街。俘虏后我被押解到泉山一萤石矿干苦活。一年后，我乘着监工不注意便逃了出来，加入了象山当地的地方武装，那儿结识了几个要好的朋友，每逢和日军相遇，便相互帮助。也私下里四处打听，哪里当兵安全点。其间我们一起更换过几支部队，因为待的时间都不长，已记不住部队的番号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到了陆军司令部警卫团2连1排当了一名上等兵，警卫团团长姓顾，据说是顾祝同长官的亲戚。
谢廷祥 1918年生，浦口街道屠家埠村里洋路52号。
自述：1941年清明快至，我被抽壮丁，在嵊县城隍庙集中，估计有100多号人。第二天开始步行至浙江武义，分配到浙江保安团第4团第2营第2连第3排。住1个多月后部队前往奉化西部驻扎，后转往临海一带。住几个月，之后部队迁至天台，训练3个月，主要参加队列训练及打枪训练，配有中正步枪，列为一等兵。后来部队又到了金华，驻防金华乡下，城中已住日本鬼子，负责警戒日军动向。其间有一次接到命令，攻打诸暨，但不久前方传来前线部队被日军打散的消息，后转移新昌沙溪一带。当时保安司令叫俞济时，团长叫陈芝范，连长叫平林，平时都叫他为平连长，排长是湖南人叫李云锦。我在部队中结识嵊县崇仁老乡，1943年一起返乡，在家做簟匠。
裘苗根 1924年生，崇仁镇岩下村人。
自述：我很小时父亲去世，和哥哥两人全靠母亲讨饭把我们养大。日本人占领了县城，各乡都要抽壮丁，我娘第一个去抽签就被抽到了，就让我去当兵。去的那天是1943年10月份，我当时19岁。先到崇仁镇公所集合，大约有30多名壮丁，星夜出发到长乐石阳村报到。当时石阳驻有忠义救国军第一团，团长是安我华，我被分配到第2营4连2排，分到一套很破很旧的军装，一枝“老套筒”步枪，住在石岭村，5天后，连夜行军开拔，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行军时用绑带把每个士兵的一只手臂绑起来，防止晚上逃跑。一个月后到达昌化地带，部队才休整下来，每天出操训练，一直到第二年12月，部队接到命令，让我们到安徽歙县荣村中美合作所训练。在合作所训练期间，因为我个子小，分到一枝卡宾枪。两个月后，部队到上海一个日军的兵工厂附近进行监视。我能清楚听到机器的轰鸣声，能看到日本鬼子校枪的情形。一段时间后，奉命回浙江，在由富阳至萧山到达柯桥地带时，上午8时许，突然碰上了一股日军，日军马上对我们发起攻击，当时连长生重病，由副连长（山东人）指挥。我亲眼看到副连长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大腿，但仍然坚持指挥。战斗进行到10时多，日军见我们火力比较猛，退却了。我们连的3排被日军打得只剩下两个人。我在那次战斗中，小腿被稻田里不知道什么东西给划了个口子，感染非常严重，部队给我寄了点美国来的药，总算被控制住，但创口一直在烂，直到抗战胜利，我一直瘸着腿，后来在绍兴一家医院医烂腿，不料腿还没医好，部队把我丢下自行开拔去了，只得一路讨饭由绍兴走回老家，在崇仁镇上做长工。
蔡章木 1922年生，北漳镇小柏村68号。
自述：我自小父母双亡，由大伯大妈抚养长大。1941年春，我20岁去当兵，部队由宁波专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俞纪敏）直管。我是步兵，团长叫张其祥，大队长叫赵雪芝，连长叫赵玉山。部队驻扎在宁海的时候多。我们常常和侵华日军的部队对峙、互相威胁。平时以训练为主，长官对训练还是抓得比较严的。
潘相福 1919年生，甘霖镇黄郎地村人。
自述：我生于1919年8月，年轻的时候，是抓壮丁进的当地自卫队，后来去报考黄埔军校18期，学期3年，是在陕西西安王曲的7分校15中队10小队，步兵科，分校负责人是胡宗南。毕业后分配到34集团军90军61师183团下属的一个辎重中队，后调到第一步兵连，任少尉排长，后升为中尉排长。不久，原连长被调走，被提拔为代理连长。部队在潼关外围山区活动，也曾到河南附近参加对日战斗。当初，日本人进军河南，记得曾参加过3场战斗，是在河南狮藏山、官道口和燕子山（都为发音），属于遭遇战的小战斗，也消灭了一些日军，具体过程已经记不清楚了。记得有一次消灭了13人的日本小分队。日军投降后，胡宗南在河南洛阳接受日军投降，此时我在183团的军事队任教育副官，在洛阳外围东渡沟（发音）接受日军投降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