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任光烈士足迹
任光的住所
任光上课的教室
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小红楼”
任光(中)、聂耳在练琴
绍兴籍人任光是国家首批公布的抗战英烈。他被叶挺称为“中国的音乐之星”，被聂耳称为“我的导师”，被《新华日报》称为“民族号手”。
他所创作的《渔光曲》、《大刀进行曲》、《王老五》、《打回老家去》、《别了，皖南》等音乐作品，是时代的不朽之作。
他曾与我们耳熟能详的聂耳、冼星海、田汉齐名，一同被称为革命音乐家。
少年进行曲
8月的午后，嵊州城关，骄阳似火，蝉鸣一阵接着一阵。东前街，一片低矮的平房，老台门夹杂其间，百货店、五金店、小饭店林立。
1900年11月的一天，在东前街一户普通人家，任光呱呱坠地。
父亲任智兰是镇上一个石匠师傅，经营着一家“任万盛石铺”，出售自己加工的石磨、石槽等。
如今，“任万盛石铺”早已不见踪影。城市拆建，过去的老商铺早在上个世纪就被拆除。
而另一侧的东前街90号，有一处三进台门，格局完整，任光和父母曾在这里租房居住。
“因为父母无力还债，店铺被抵债，一家人流离失所，只好租房到此。”嵊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吕淼钦如此讲述。
孩提时代的任光，聪明好学，到了五周岁，他被父亲送到附近的私塾读书。之后又被送入镇上的二戴小学读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任光正好小学毕业，考入当时的嵊县中学。此时的他，已精通二胡，善拉风琴，被同学们称为“小音乐家”。
在这所任光曾求学的学校，耸立着他的铜像和浮雕，还有一座以他命名的“迎光楼”。
1917年夏，任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嵊县中学高中部。之后，凭着他的学识和才能，考进上海震旦大学，一所由法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
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受爱国精神感召的任光，同许多热血青年一道，为探索中国的未来，投入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
当时，由于国内尚无音乐学院，而法国则是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任光决心发挥所长，立志学好音乐，用音乐作武器，唤醒民众，争取光明。
时年8月，任光拿着父亲抵押店铺所得的四百银元，坐轮船，赶赴法国。两个月后，他到达马赛，然后考入里昂音乐学院，专修音乐理论和钢琴。
1923年，完成学业后的任光和同届的法国同学葛莱泰结婚。之后，经教授推荐，他赶赴越南河内的一家琴行担任钢琴师兼经理。
抗敌行军曲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本可以过舒适浪漫生活的任光，心系祖国。1927年末，他辞去工作，告别了不愿来中国的法国妻子，毅然回到祖国。
1928年，回到上海的任光，已是国内一流的钢琴演奏家。应法侨经理之邀，他在法商的百代唱片公司做起音乐部主任，兼任公司华方经理，负责音乐节目的录制工作。
百代唱片公司是国际著名的唱片制造和经营公司。位于上海徐家汇公园内的“小红楼”，是当年百代唱片公司在中国最主要的办公地。
8月的傍晚时分，暑气已消去大半，来徐家汇公园闲逛的市民越来越多。
走近“小红楼”，发现门前贴着一张暂停营业的通知，才知道这座精美的三层荷兰式建筑，早已成了西餐厅。
在小屋后院，那儿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里是私人场所，不让进入。但也表示，“小红楼”之后会被政府收回，届时会对外开放。
所幸几经周折，餐厅的财务经理得知我们是来探访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音乐家，便同意我们进入参观、拍照。
“小红楼”古色古香，陈列着各式留声机。楼道左右对开，旋转而上。底楼曾作录音及招待之用，二楼是编辑室，三楼是公司经理的起居室。
任光是这里的高级雇员，享有很高的待遇，在徐家汇他有自己的小洋楼，还有专用的小汽车，月薪则达数百银元。
但他并没有沉湎于优越的生活之中，而是很快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音乐组织取得联系，并结识田汉等左翼文人，接受进步思想。
1931年，任光与聂耳、吕骥等人在上海参加由田汉发起的苏联之友音乐小组，共同探讨音乐，把自己的小洋楼作为小组的活动场所，并经常参与保护左翼文化人士。
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当时还是一名号手。在任光的介绍下，他到百代唱片公司从事收音、抄谱、作曲等工作，不久后便升为音乐部副主任，成了任光的得力助手。
而之后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在任光的坚持下，才征得百代唱片公司经理的同意，制作发行。聂耳一直深深感激任光的知遇之恩，称他为“我的导师”。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1934年6月，一部反映渔民沉重劳作和贫困生活的电影《渔光曲》上映，一时轰动整个上海滩。
该电影的配乐《渔光曲》，正是由任光作曲，这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地位。《渔光曲》还获得了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任光还曾以“前发”为笔名，创作了抗日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用歌曲鼓舞人民斗志。
音乐是没有文字的语言。任光创作的歌曲是大众化的，曲调优美而深沉，不仅是年轻人，就是上了年纪的人，也喜欢传唱。
从1933年到1937年，任光从不同侧面创作了反映中国人民苦难生活的12部电影的歌曲。
在百代唱片公司期间，任光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一大批革命歌曲灌制成唱片，使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在国内外得以广泛流传。
高粱红了
1938年10月，在上海生活富足的任光来到武汉，继续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
他创作《高粱红了》，用雄壮有力的曲调，反映抗日游击队的战斗生活。
之后，他又随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从事电影音乐教育工作。
1940年春，由于国民党政府推动反共政策，政治部第三厅被撤销。任光接受陶行知建议，转至重庆的育才学校音乐组任教。
育才学校位于合川区草街镇凤凰村古圣寺，距合川市区约30公里，濒临嘉陵江上游，风光秀丽。
这是一片隐匿在山林间的教育基地，在旧址边上，如今已经有了新的育才学校，学生们在操场上嬉闹着。而山路深处的育才学校旧址，还是一片肃穆。
来到育才学校旧址时，天空下着雨，天色很暗。古圣寺前，斑驳的大门紧闭着。
我们这才得知，这里周一闭馆，不对外开放。寺中的白发老婆婆杨心莲听说我们是学校教师的家乡人，破例打开门，迎我们进去。
古寺坐北向南，雕刻精美的老建筑被保护得十分完好。而院子里，有着三百年树龄的黄葛树，更是直冲云霄，见证着时代的交替。
杨心莲今年90岁，住在凤凰村，早年在育才学校上过课，如今她一直守着这座古寺。提起任光，婆婆的记忆有些模糊，但她肯定地告诉我们，老师们的课她都听过，肯定见过他。
1939年7月，陶行知到了重庆，在这里办起育才学校。而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他从战后的各保育院里挑选的，学校设有自然、社会、文学、绘画、音乐、戏剧、舞蹈等7组。
在音乐组教室里，曾有三台旧钢琴，但音都不准，十分破旧。任光利用自己的调音技能，一边调音，一边教身边的学生。
他还将自己在法国半工半读的艰苦情况告诉学生们，鼓励他们刻苦学习。课余时，还会谈经历，谈音乐，谈写作，和学生们交流。
任光还在学校组织教师合唱团，亲自教唱排练一些抗日歌曲，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丰富校园的文化生活。
别了，皖南
1940年7月，任光与时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在重庆邂逅。叶挺对眼前这位难得的音乐人才十分看重，热情邀请任光前去皖南。
随后，任光离开育才学校，随叶挺将军赶赴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战地文化服务处，成为军部的一名音乐指导。
任光来到部队后，和普通战士一样，剃了板头，穿着一身灰色军服。根据日常生活，他为铁军创作了《擦枪歌》，深受战士们的欢迎。
他还从镇上一所小学借来一架风琴，自弹自唱，教部队文艺骨干唱抗战歌曲。
叶挺十分赏识任光的才华和正气，特意把他的宿舍安排在军部会议室隔壁，和自己同住一个院子。工作之余，常和任光在院子里聊天，谈些文化音乐的工作。
如今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旧址里，任光的住室还被完整地保留着，墙上挂着任光的相片，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木桌上还放着茶杯、脸盆、毛巾，好像他刚离开不久一般。
时年10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命令新四军离开皖南北移。年底，新四军军部发出《告别皖南书》，任光随即创作《别了，皖南》。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唱着《别了，皖南》，告别云岭。任光和新婚妻子徐瑞芳也一道随部队，踏上向北转移的征途。
可谁知，等待他们的，是国民党部队的枪林弹雨。行军第三天，部队行进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埋伏在山岭上的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袭击，一时间机枪疯狂扫射，炮声隆隆。
1月13日拂晓，任光和一些非战斗人员退守到一个叫石井坑的小山村时，被国民党军队发现，遭到机枪扫射。此时早已疲惫不堪的任光，突然感觉身上一震，倒在了地上。
徐瑞芳赶到时发现丈夫的胸口已被鲜血染红，她一面呼喊，一面按住流血的伤口。
此时，在附近指挥作战的叶挺闻讯赶来，看到任光面色苍白，已经是奄奄一息。他猛喊身边的副官，叫医生来抢救。然而部队已冲散，有战士用布条替任光包扎，可还是无济于事。
年仅41岁的任光，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含恨悲壮牺牲。《别了，皖南》，成了他的遗作。
1941年2月，叶挺在上饶集中营坐牢期间写就《囚语》，其中特别提到了任光，“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
任光一生坚持创作，他的作品从《渔光曲》、《王老五》、《打回老家去》到《别了，皖南》，有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的，有反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也有反映民族解放斗争的，创作的歌曲达上百首，成为一代不朽传奇。
